Bamboo Sculpture and Bamboo Sea

北京空气质量状况 - 良

2011-12-06T16:36:00.000-05:00

中国公共世界的四大坏死征兆：反思“中国模式”

2011-11-15T07:04:00.005-05:00

中国公共世界的四大坏死征兆：反思“中国模式”

文章来源: 凯迪于 2011-11-14 20:54:51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发展取得了惊人的成就，也面临空前的危机。我们的经济发展迅速，GDP连续几十年以百分之十左右的速度增长，目前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我们的国家每天都在发生巨大的变化，无论走到哪里，我们都可以看到到处是新大楼、新马路、新街道，物质繁荣，商品琳琅满目。老百姓的生活水平明显提高了。

但与此同时，我们也陷入了经济、政治、文化各方面的危机，我们的生态环境遭到了巨大破坏，大片耕地不见了，大量的河流和池塘消失了，空气中充斥着有毒气体，土地也被大面积污染。我们的政治生态也出现了严重问题，权贵资本主义，权钱交易，贪污腐败，践踏人权，群体性事件频发；我们的道德文化也陷入了空前危机，消费主义和享乐主义作为绝对强势的生活态度几乎控制了所有人的精神生活，政治参与热情锐减。几乎人人都对现实不满，都知道制度的缺陷，都在骂贪官污吏、权钱交易、社会不公、两极分化……但是没有人试图改善这个制度，而是一有机会就想方设法利用制度的缺憾、巴结政府官员，抓住制度的弊端为自己谋私利。

总之，我们的经济奇迹建立在巨大的危机之上，这种危机我把它归结为三个坏死：自然的坏死，道德的坏死，制度的坏死。这三者加在一起就是：我们生活的“世界”在坏死。“世界”包含自然，首先是地球，但又不只是自然和地球。或者说，它不是自然意义上的地球，它是自然与人工制品——包括文化和制度——联系在一起、融合在一起、交织在一起、彼此依存的人类生存环境，“世界”的三个基本维度分别是自然、文化和制度。珍爱这个世界是我们人类得以存活的基本条件，毁坏这个世界则意味着自杀。

我的“盛世”危言是：这个世界正在坏死，人类在杀死地球和自然的同时正在自杀。当今世界的四大坏死：

1、自然的坏死。我们的发展模式付出了高昂的环境代价。我们是地球的儿子，但是我们的大地母亲因为我们的贪得无厌、我们的疯狂榨取而不堪重负、伤痕累累、奄奄一息。我们都知道，地球资源十分有限，随着人口的一再增长和现代化的步步推进，资源紧张状况一直在进一步加剧，大地母亲已经不堪重负。但是我们，地球的不孝之子，却依然在疯狂开掘。长此以往，人类将很快由资源危机陷入资源枯竭，面临灭顶之灾。这绝非危言耸听，而是不断见诸媒体的事实，自然环境的破坏造成的后果我们每个人都有切身体会：空气污染，水污染，食品污染，极端天气频发，每年不是旱灾就是洪涝灾害。臭氧层的破坏造成了气球气温上升，北极冰川融化，海平面上升，有人预言世界上有十个城市要消失，包括威尼斯。为了赚取所谓的外汇，我们大量砍伐森林，制作成一次性的方便筷和集装箱；为了谋求所谓的政绩，在高楼林立的地方，耕地大片大片丧失；在家庭工业、乡镇企业飞速发展的地方，空气中充满了各种有毒气体。……

2、人权在坏死

我们的发展模式付出了高昂的人权代价。中国的发展模式由于没有一个法制的环境，不能保障工人和农民的人权，因此，为了谋求发展而践踏人权的事件时有发生。在和西方国家的竞争中，我们因为漠视或者蔑视员工的人权而大大地节约了劳动力成本，黑砖窑，童工，频繁的矿难。我们的工资是提高了，但是我们的身体垮掉了，我们是收入很多部分是来自我们的超时加班。

有这样一份富士康员工的工资单：“时间：2009年11月。底薪900元；正常工作21.75天，平均加班60.50小时，报酬469元；周六日加班75小时，报酬776元。工资总额2149.50元”。这名员工当月收入的60%靠超时加工挣得，总计136小时的加班，比劳动法规定的最高加班时间多出100个小时”。

这是一条以外向型为主导的劳动密集型的“世界工厂”的发展之路，由于跨国公司控制着产业链条的关键环节，打工者能赚取的就只是人力成本差，加上没有民主法制的保护，于是导致了用员工超时、超量、超强度的加班劳动，追求利润的发展模式，这样的“低人权”的发展，正是典型的“中国发展模式”。有些地方的黑工厂还严格规定了员工的上厕所次数和时间。这些年，包括2010年，总有些学者在那里高谈“中国模式”，用经济高速发展的辉煌数字来掩盖背后低人权的血腥。富士康大跳楼事件，正是一个警醒，一个当头棒喝。

3、我们的制度在坏死

作为人工制品的制度，也是我们居住的“世界”的一部分，我们不仅生活在地球上，也生活在制度中。制约人类行为的最重要因素就是制度，因此，地球的坏死、人权的坏死等等，实际上都缘于制度的坏死。制度坏死的标志一方面是我们的制度缺少对权力的制衡，造成了诸多制度性的腐败，制度性的社会不公，造成了权贵资本主义，权贵市场经济，是众所周知的制度缺憾及其导致的种种现象（比如贪官越抓越多，权钱交易越来越猖獗，不受限制的权力导致越来越严重的腐败，等等）。我们中国面临的很多问题，贪污腐败，权钱交易等，都不是市场经济或者资本主义的结果，而是权贵市场经济、权贵资本主义的结果。权贵资本主义的特点是：原社会主义计划体制及其意识形态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以及消费主义意识形态的深度结合，因此也可以称之为“后社会主义”“后极权”“后革命”。

制度坏死的另一方面是人们对正在坏死的制度所持的犬儒态度：不是改善、疗救它，而是争先恐后地利用它的漏洞、它的缺憾来中饱私囊，满足自己的贪欲，从而加速它的坏死。很多人都认为自己是不良制度的牺牲品，但是却很少意识到自己的投机和犬儒态度极大地维持和强化了坏制度的生命力。一个失去了合法性的政权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依靠大家的犬儒主义生活态度而活着的，这将使自己的子孙继续成为坏死的制度的牺牲品。崔永元微博写到：“我们恨贪官，又拼命报考公务员；我们骂垄断，又削减脑袋往高薪单位钻；我们讥讽不正之风，自己办事却忙找关系。总之，我们愤怒，不是因为觉得不公平，而是觉得自己处在不公平中的不利位置，我们不是想消灭这种不公平，而是想让自己处在不公平中的有利位置。”

4、我们的道德和文化正在坏死

我们的大众文化在歌颂赤裸裸的暴力，在热衷于教导人们如何玩弄阴谋和权术；我们的学术明星有些在鼓吹“阿Q精神”（要适应不合理的现实而不是力图改变它），有些在带领辛辛学子诵经下跪，公然否定“五四”启蒙精神。我们的人际关系空前恶化，信任危机空前严重。但是，文化与道德坏死的最显著标志还不只是这些，而是眼看着自己的生存世界一天天坏死，大多数人不是努力去疗救它、修复它，而是积极地、甚至迫不及待地参与到对它的毁坏之中，生怕晚了一步就再也没有机会了，这种犬儒主义、虚无主义和得过且过的态度，比世界的坏死更加可怕。

我们很多人不是不明是非而犯错，而是明知其错而有意为之。最近有消息称：现在社会上流行一种反反抄袭软件，是专门为了现在大学使用的反抄袭软件的。为了打击论文抄袭，现在各个高校正在全面实施一种叫做“机审”的论文质量检测，也就是用一个专门审查论文是否存心抄袭的反抄袭软件来检测学生论文。该软件的真正名字为“学位论文学术不端行为检测系统”，它通过数据库对比，来判定一篇论文是否有抄袭行为。令人哭笑不得的是，学校用反抄袭软件来检测学生论文是否抄袭，商家则退出了“反反抄袭软件”来进行对应。这个软件是专门原来对付“机审”的，其数据库比反抄袭软件更加全面，操作更加简易，短短十分钟，便能够检测出一篇论文中和数据库雷同的部分，用红字标出，并且给出修改建议。此外，商家还为付费者提供修改论文的注意事项和修改办法，比如把文字改为图表，改动语法、句式等。该服务价格便宜，学生只要花一两百元，就能通过该软件逃过论文检测系统顺利过关。据报道，仅淘宝网上提供“论文检测”服务的商家就有1600多家。真所谓“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我相信任何一个大学生、研究生都不可能没有基本的分辨是非对错的能力，他们不可能不知道抄袭是不应该的甚至是可耻的。但他们仍然选择了抄袭，选择了非和恶，而不是是和善。这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最大悲剧：不是因为不能分辨是非、对错、好坏而为非、犯错、作恶，而是在具备这种辨别能力的情况下仍然选择作恶和犯错，明知其错而犯之，明知其恶而作之，明知其非而为之。这种犬儒主义和投机活动的大面积泛滥，是对道德的巨大腐蚀。

我不相信性恶论。我相信根本的问题是我们这个社会存在鼓励抄袭的土壤，鼓励作恶的环境，一个劣币追逐良币的环境。在这样的环境中，一个人如果遵纪守法，用自己的行动去实施合乎道德的行为，会发现自己和环境、和周围的人群、和体制格格不入，发现自己总是吃亏，总是被嘲笑被冷落，甚至发现自己简直活不下去；相反，做坏事、做不道德的事，则风险很低，甚至根本没有风险。不仅学术论文的写作是这样，其他领域也无不如此。本人坐出租车的一个深切体会就是：谁违规谁走得快，谁不违规谁就得没完没了地等着，被一辆接一辆的车子从前面插进去。今天中国社会最可怕的不是人们缺乏分辨是非好坏的能力，而是人们的生活环境让他很难遵纪守法，很难不做错事（更不要说做好事了，这点想想《离开雷锋的日子》就知道）。

在这样一个社会，就出现了一个怪现象：比坏。大家不是比着看谁比谁更好，有没有比我更好的，而是比着看谁比谁更坏，有没有比我更坏的。网上很多匿名帖子为学生论文抄袭辩护，其中最重要的一个理由就是：难道只是学生在抄袭吗？教授论文不也有大量抄袭的？为什么只拿学生说事？为人师表的老师还抄袭呢，学生怎么能不抄袭？再说了，我们这个社会各行各业不都在造假吗？食品，医疗器材，哪样不造假？为什么只是苛求学术界？在整个社会缺失诚信的情况下，要求学生或学术界谨守诚信，“出淤泥而不染”显然不现实。论文反反抄袭就是例证。

在这种比坏心理的基础上，不仅不会产生悔过、罪疚心理，相反还会产生冤屈和倒霉心理：与我一样坏或比我更坏的人不是大量存在而且逍遥法外、春风得意吗？为什么我这么倒霉？为什么只惩罚我一个人？我冤不冤啊？本人曾经写过一篇博文，讲赖昌星、赖昌图等罪犯在法庭上总是显得理直气壮，比法官、检察官还神气。我猜想原因之一是他们根本不觉得自己有罪，即使有罪也不是最大的罪。相反他们觉得自己冤，自己倒霉。

如果大家都这样比坏比下去，我们的社会，我们的道德只会越来越坏。良知根本不可能在比坏的过程中生长出来，只能在比坏的过程中坏死。要改变抄袭的现象，当然必须首先树立起诚信观念，培育诚信文化。这句话谁都能说，但做起来难。因为诚信文化离开了维护诚信的制度就成为一句空话。最好的社会是大家都有诚信，自觉地不作假；差一点的社会是有人想作假，但有完善的制度制约着他，让他不敢作假。要树立诚信观念，首先要建立维护诚信的制度环境。

Hybrid Chinese Poem

2011-11-12T00:46:00.001-05:00

十年生死两茫茫，
不思量，
Forever young，
千里孤坟，
Everything's gone。

纵使相逢应不识，
尘满面，
Hair's long。

昨夜幽梦忽还乡，
小轩窗，
Sing sad song，
相顾无言，
Only tears down。

料得年年断肠处，
明月夜，
Must hold on。

美国只有两样东西比中国贵看完后很无语

2011-07-08T02:35:00.000-04:00

余晓平

最近中国一直在热传美国的物价低于中国，特别是生活必需品方面，甚至换算成同一种货币都低于中国。从整体情况来看，美国人各项消费的支出所占收入的比例要远远低于中国人。有人提出来疑问说，那美国人收入那么高，消费那么低，钱都到哪里去了呢?我过去曾经介绍过，除了供房这种投资行为以外(只有租房是消费行为)，大部分钱流向保险费，实际上这更是一个奢侈的消费项目，保险买得多，生活的保障就多，对于穷人来讲，只有政府给予的低保，而富人每年有巨额的保险支出。关键在于美国保险项目的性价比要远远高于中国，因此说，对于一个普通百姓来说，在美国生存要比在中国舒服得多。

如果考虑到支出占收入的比例，同时考虑到性价比，那么据我观察，美国只有两样东西要比中国贵，一个是知识产权，一个是人工。对比两个国家的物价其实意义不大，因为那是别人的国家，没有道理让中国人自由地去居住，就像你们家的床不能让我睡一样。但分析别人为什么价格便宜很重要，这样有利于把自己的价格降下来。我觉得是资源配置问题，市场自由化促使价格能够精确迅速地把资源配置到最优的地方，这样整个社会就大幅减少浪费。我们选出来两项在美国比中国贵的地方来分析，西方发达国家如何来配置资源。

首先是知识产权。美国的生产效率为何高?内需为何那么大?国家为何那么富有?完全和这个民族的创造力有关系。这个创造力不但体现在物质生产上面，同时在精神文化，娱乐消遣等所有的方面都能够淋漓尽致地体现出来，那么这个社会就高效产出，同时又有强大的内需消耗，加上资源配置最优化，这是所有西方国家走向发达的关键。如果到现在为止还有很多人竟然觉得美国的发达是靠掠夺而来，那么你受穷显然是必然的，因为你没抓住关键问题。

那么如何使自己的国家充满创造力?唯一的办法就是需要保护所有创造出来的东西，那就是保护知识产权。这是一个连国家制度都在山寨西方的中国所不能想象和理解的，在美国一张新计算机游戏光碟要卖到四五十美元，《阿凡达》的光盘甚至不能在电影上映期间发售，过去中国盗版市场几乎与美国正版同步，只卖到5元人民币，现在更简单了，从网上下载是一分钱都不用花。

五十美元减去五元人民币(制作成本)几乎等于这东西的知识产权，试想你如果是一个研发团队里面的成员，辛辛苦苦干了一年，盗版就等于把你的劳动偷走了，你还干这种创造性工作吗?人家《阿凡达》拍了十年时间呢。这就像你种了一年的地，秋收的时候一夜之间被小偷给偷走了一样，那你还种地吗?关键是没人种地，粮食从何而来?没有人发明创造，人类怎么前进?所以美国人恨死中国的盗版，骂中国人是小偷，中国人还振振有词地反骂美国是强盗。你偷我的东西我该不该抢回来?不是我帮美国人说话，我是以偷东西为耻。

下面要说到人工费了，这是唯一一项对短期游客不利的地方，因为大部分能带走的有知识产权的东西在中国都有盗版，你不买就没有什么不利的地方，而人工费用高却体现在停留美国的任何时候。那么人工费为什么会高，其中的意义在哪里?这项费用其实主要是针对美国居民的，人工费用高会不会对生活在美国的居民造成生活上的影响。

其实人工费用高是一个双向的标准，因为你在享受别人的人工时，同时你也可以是一个人工劳力的出卖者，劳动力是一个除残障人士以外每个人都能拥有的东西。这是一种奖励人们勤奋，促使社会资源最优分配的方法。我们下面举例说明人工费高的结果如何降低社会的浪费。

假如你在超市买一个简陋的吊灯，价格可能也就是五十美元左右，同样是你自己不会安装的情况下，在中国你只要花20块人民币找个人来安装，而在美国上门安装费至少在30美元。那就会逼着你自己动手安装。在美国的这些上门安装的都是持牌电工，他们主要是应对电路改造，如果上门安装电灯这种事假如不动电路，属于极其简单的劳动，价格低了你就会滥用。那么我们就可以看出来这件小事促进了两个问题，一个是简单劳动尽量用最节俭的办法来解决，那就是自己看一下说明书，自己动手安装。还有一个就是中国人也在逐步与国际接轨的——行业标准问题。

为什么美国DIY那么盛行，表面上看是像安灯一样，找个节俭的办法，其实不仅如此，而是因为行业标准非常统一。所有的接口，所有的配件都由于行业标准而能够轻易地拼凑起来，这才是节约社会资源的一个重要环节。大部分人的眼光只停留在接口标准上，其实远不仅如此，很多标准在建房的时候就开始考虑了。大部分人家里的天花板上都有预留埋线，不用的时候会用塑料片盖上，接口以外的部分都是标准接线。自己能够安装是因为本来就有线埋在那里，这就牵扯到建筑行业标准问题。

人工费贵非常有利于穷人，更加促进一个没有本事的人变得有本事。比如说扫院子剪草，这个工作简单吧，人工费相对算是最低的，穷人院子自己扫，就没有这项支出。而富人院子特别大，只能让别人来剪。如果你什么都不会，这种门槛低的劳动由于人工费基点高，所以比在家闲着好，那么你就会找时间去干这种工作。干这种事的时候发现如果要是学会修剪树枝，可能会挣得更多一点，如果再深入学习园艺技术，那工资可就快和刚毕业的大学生媲美了。我一个朋友家里的一个院子不大，但是修剪得像苏州园林那样，园丁每周来一次维护，猜猜他要为此支付多少钱?每月一千多美元，你就可想这园丁每月挣多少钱吧。

因此劳动力市场的价格从简单劳动的高起价，到复杂劳动的价格升级，把一个原本没有什么能耐的人诱引得走入劳动市场。特别美国是一个高福利国家，如果劳力价格太低会导致人们宁愿在家里领救济金。那么有人说那我干脆到美国去当园丁，或是帮人安电灯。这又与市场有关系，由于人工费贵，人们都宁愿自己干，所以市场就变小。。。。。。就这样，价格给市场一个精确及时的信号，以利于资源迅速配置，这里资源的概念包括了人的劳力资源。在这个劳动力能够卖出好价钱的地方要是还挣不到钱，那可真的就是个人的问题了。

昔日维稳副市长为被奸女儿举家上访成“不稳定因素”

2011-07-06T18:58:00.000-04:00

昔日维稳副市长为被奸女儿举家上访成“不稳定因素” 凤凰周刊

田万昌无论如何想不到，自己有一天会成为所谓的“不稳定因素”。
作为贵州省六盘水市前副市长、政协副主席，田主抓六盘水市公检法工作多年，维稳曾是其日常工作的重要内容。但是，由于两年前女儿田小龙被强奸一案迟迟得不到解决，田万昌最终不得不带妻女进京上访，成为六盘水维稳官员眼中的“不稳定因素”。
变故始自2009年1月8日。田万昌的女儿田小龙称，当天她在贵阳被人强奸，施暴人为贵州省政协常委、青利集团董事长周世立。在收集到足够充分的证据后，田小龙向当地警局报案，但立案后至今调查无果。
田万昌的妻子在地方国安系统工作多年。两年来，夫妇二人多次陪女儿进京上访。出于身份考虑，田万昌在上访时面戴口罩，尽量避免直接露面，只从“技术层面”指点女儿，并与女儿保持一定距离。
周世立掌舵的贵州青利集团成立于1999年，名下有煤矿、磷矿、物流等八家企业，拥有的矿石资源超过四亿吨。或许是由于对方的活动能力太强，田万昌的举家上访并没有取得预期结果。
2011年6月，田小龙接受《凤凰周刊》记者采访，她出具的录音文件显示，周曾多次向当地政要打牌行贿，涉及贵州多位在任或已落马高官。
当事人恐吓：如果报案就公开视频
田小龙与周世立的初次接触，可以追溯到2008年的圣诞夜，正在北京中戏预科班读书的田小龙与同学一起到工体的CK迪吧庆祝。晚上11时左右，田离开时第一次遇到周世立。周当时已有家室孩子，自称只有30多岁，是影视公司老板，并递上名片，以找女孩拍电影为名开始与田小龙交谈。事后回想，田认为这是预谋的开始。
周很快了解到，田父是贵州省六盘水市前副市长。田也第一次从周口中听到时任贵州政协主席黄瑶的名字，“周自称是黄瑶的干儿子。而黄瑶和我爸爸又是同班同学，所以我对他有了亲切感。”田小龙说。
那时候，黄瑶还是贵州省政协主席，但两年后，他即因收受财物954万元被判处死缓。周和田刚认识时，周还当着田小龙的面与六盘水市一位副市长通电话，而这位副市长也是田小龙从小就很熟悉的一位叔叔。由此，田很快建立起对周的信任。
随后，周多次要求田小龙能介绍认识其父母，欲借其帮助在六盘水市开矿，并允诺让田父在其六盘水分公司做名誉董事长。田小龙对此相当抵触，她被父母教导多年，不可与任何生意人接触，也不能帮人应允任何事。
周告诉田：“你只需告诉父母我特别照顾你，让我见你父母一面即可。”
2009年1月，田小龙回贵阳参加中戏贵州省联考，田母也从六盘水赶到贵阳陪考。1月6日晚，在见过周世立一面后，田母告诉田小龙：周绝不是自称的三十多岁，以后不能与其有任何联系，“一个电话也不能打。”田小龙从小被母亲“严密监控”，男女同学都不愿与田小龙交往，“搞得我从小到大没朋友。”遭到母亲的训斥后，仍显叛逆的田小龙反而觉得，周世立应该不是坏人。
田小龙随即将母亲的忠告转述给周世立。1月8日，结束考试的田小龙准备从贵阳返京，其母也于当天返回六盘水。据田小龙说，就在“那天上午，在贵阳铭都大酒店，周世立将我强奸”。
案发后，田小龙在房间里遭到周世立的打骂，周要求她到卫生间冲洗身体。田当时不知所措，她记得自己曾在《知音》杂志上看过：出这种事后绝对不能洗澡，以保留作案痕迹。田小龙多年看《知音》杂志，因为田母曾告诉她：《知音》杂志所写均为真事，多看看就不会在社会上吃亏。田小龙万万想不到，自己有一天会从《知音》杂志各种离奇故事中获取经验并保护自己。
被打骂多时后，田还是听从了周逼其冲洗身体的要求。但她小心保留了自己的衣物，并买下床单放入自己背包，“床单已被周洗过，不过痕迹没完全洗掉。”田小龙说，“周还恐吓说自己拍了视频，如果报案就将视频公开。”
恰在此时，田母打电话到酒店，问为何还没走，田说自己很快走。这时，被吓懵的田小龙已经从极度慌乱中逐渐恢复了理智，她告诫自己：一定要冷静，然后报仇。
“我买床单只是为了纪念，绝对不会告你。”为了让周放心，田不得不撒谎保平安。“不稳住他，什么事都可能发生。”田小龙对《凤凰周刊》记者说，“我不能把他逼急了。我在杂志上看到很多奸杀案都是把坏人逼急了，受害人才被杀掉。”
时隔五个月，报案后的田小龙将几近发霉的衣物和床单送交警方做DNA生物鉴定。在田家通过种种渠道的不断施压和敦促下，其鉴定结果在2009年年底终于出来：与周世立的DNA比对完全吻合。
本刊记者就此向周世立电话求证。周回答说，这些痕迹只说明我们有过性关系，但不说明我强奸了田。
周也承认，自己洗过酒店的床单。但对于其他案发细节，他不愿多谈。
省信访局坦言：最好的选择是私了
田小龙的父母很快知悉女儿受到了侮辱和性侵害，但是否报案，他们初期的分歧较大。田万昌坚持要告倒周世立；田母则认为此事很“丢人”，不愿张扬；田小龙则有自己的想法——先尽量多收集证据。
鉴于周世立的省政协常委身份及其广泛的人脉关系，为了避免打草惊蛇，田小龙有意绕过贵州妇联。她曾在云南居住多年，先打电话向云南省妇联求助。根据云南妇联的建议，田购买了录音笔，开始有意与周多次接触并录音。
田小龙录音显示，周与贵州地方多名高官关系颇深，他曾向多位在任高官打牌行贿，并当着田小龙的面对其中某官员破口大骂，斥其“狮子大张口”。在其中一段录音中，周世立称，自己和黄瑶、王某、李某等人打麻将都是在家里打，“输钱给李某，都是每次十几万。”
《凤凰周刊》记者电话向周世立求证其与黄瑶的关系时，周回应说，黄瑶已落马两年，该抓的人都被抓了，但自己却没事，“这足以证明我是清白的。”
由于连续五个月被威胁“要公开裸体视频”，田小龙忍无可忍。2009年6月13日，她觉得自己已拿到足够的证据，但此时的田母仍不愿意女儿将家丑公开。田小龙不得已找到在贵州省国安厅工作的一位阿姨，在她陪同下到贵阳中华北路派出所报案。
田小龙记得报案那天是周末，派出所只有一位值班警察。这位警察看完报案材料后，觉得“周世立太可恨”，甚至怀疑周是否真是政协常委。当天，田小龙控周世立强奸案被立案侦查。
但此后不久，这位值班警察就开始有意回避田家，案件侦查也进展缓慢。田小龙称：“他们对立案肯定后悔得不得了。”为防被恶意撤案，在六盘水市国安部门工作多年的田母称：“谁敢撤案，自己立刻穿警服去上访。”在田小龙父母的坚持下，案件在重重阻力下艰难进行。而田小龙的父母无疑面临巨大压力，贵州省和六盘水市多位官员都曾出面做工作，劝他们“不要影响贵州形象”。
报案后，田小龙身边的亲戚朋友开始受到威胁。她告诉记者，周曾冲到贵州省国安厅，找到陪田小龙报案的那位阿姨，劈头一顿臭骂，并质问：“你凭什么敢带她去报案？！”
多位与田见过面的初高中同学也被警告，甚至包括田多年没见过面的初中同学。一位帮田小龙发帖求助的同学称，他们“刚开始要求我统统删掉，并且说站在他们那边就给我多少多少钱。到后面就恐吓说，如果再发，就叫警察来抓”。田在北京中戏预科班的同学也证实，曾有一些人到学校砸教室门，“要找田小龙。”
此外，警方对此案的侦理并不积极。田曾将周世立威胁她的短信交给贵阳公安机关，但公安机关不愿接收，称“不知道怎么接”。在田后来多次赴京上访后，田被周威胁的这些短信以及她的同学受到威胁的证言，才作为涉案证据被公安机关接收。
2010年7月，已上访将近一年的田小龙精神极度疲惫，情绪激动的她多次声称要在北京自杀。“无奈之下”，六盘水市信访部门两位官员决定陪田与田母到贵州省委办公厅，希望能了解案件进展。
贵州省委一位负责信访的官员接待了他们。但他只收取了上访材料，并未接收周涉嫌行贿的录音。这位官员坦言，最好不要告周行贿之事，周能量很大，否则田可能会很危险，“最好的选择是跟周私了。”
田小龙称，这位官员在好心劝告时，并不知道受害者和她的母亲就站在面前。待知道这一细节后，他顿时瞠目结舌。
戴口罩上访，“不要影响贵州省形象”
看到案件侦查迟迟无果，田小龙在2009年夏天开始进京上访。为此，她错过了当年中戏预科班在北京的考试，学业陷于停滞。
这两年的上访经历，让田小龙开始真正接触社会，认识社会。她说：“之前我被父母保护得太好。以为只要一上访，问题立刻就会解决。”
第一次上访给田留下的印象深刻入骨。那天，她起床有点晚，9点多才来到国家信访局门口，看到前面人“乌泱泱”的一大片，顿时就傻眼了。一位好心的上访老大爷劝她：“姑娘，今天轮不上了，明天你得5点起床才行。”
第二天，田小龙7点多就赶到了国家信访局门口，排名第五。她以为接访人都是“像电视上演的那样”，会非常热情地接待自己，结果却是“冷冰冰的”。出生二十年来，这是田小龙生命中第一次遇到冷脸。
上访期间，田小龙还曾被贵州截访人带走，但接回贵州后并未被拘留或劳教。田小龙直接回家了。她猜测“这可能与我父母的身份有关系”。
与此同时，田的父母在贵州也没闲着，他们通过多方渠道反映情况。
田小龙的母亲在国安系统工作多年。贵州省国安厅相关负责人曾告诉田小龙，国安系统曾多次向省政府反映周世立问题，但省政府回复称“周不是共产党员，管不了。”
贵州省公安厅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工作人员透露，由于此前贵州还没出过官员子女上访的情况，贵州省委常委曾多次开会研究如何解决。而田小龙到国家信访局多次上访后，国家信访局也曾向贵州省信访局下了督办单。省信访局的答复是：只要涉及政协委员的案件均无法处理，可直接联系省政协。省政协则认为，此事应由省信访局处理。
皮球踢来踢去，案件解决无望。2010年1月，田万昌不得已走上前台，带着妻女一起进京上访。此前，六盘水市和贵州省官员曾一再劝阻，希望田万昌不要上访，“不要影响贵州省形象。”
出于身份考虑，上访期间，田万昌和妻子戴上口罩，在街上行走时也刻意与女儿保持距离。但他们多次上访，案情仍难见曙光。
知情人向本刊记者透露，此案已转至贵州省公安厅调查，谨慎考虑，所有相关证据将重新取验。田小龙对此不无担心：所做的DNA比对结果，是否会发生改变？
在京上访期间，田小龙经常接到周世立的谩骂短信和来历不明的QQ威胁留言。与此同时，也有好心人通过网络发帖指引她如何保护自己并合法上访。一位山东的上访警察曾告诉田，出门不要带手机，“这样不容易被定位。”
田想过的最坏的打算，是父母一起摘掉口罩、公开身份并打出横幅上访，“这样问题可能会快点解决。”
事实上，由于田小龙的上访，田母的工作已受到影响。“全国的维稳工作，我妈妈现在不能参加。”田小龙说。田小龙的小姨供职六盘水市交通局，对于本刊记者的采访要求，她三缄其口不愿多谈。
与此同时，周世立仍在纠缠田小龙。他给田发短信说，自己也要到北京上访。这让田小龙觉得太荒谬，“他能告什么？难道告我强奸他？”周也曾多次打电话，称自己没有田想的那么坏，并要求田为其生孩子，称“处女生的孩子最好。而且你一旦跟别人在一起，就会把我的财运带走”。
“如果是一个好人，你为什么要强奸我？！”田小龙质问。
“你就会说这句话。”周世立说。
如今，与田小龙一起读中戏预科班的同学多已入学，田却一直不敢回学校，她很害怕周会到学校把她抓走。她的父亲田万昌去年做了换肾手术，恢复状况并不理想。为照顾他的健康，田小龙与母亲隐瞒了事件的后续进展，谎称案件已经解决，周世立已被绳之以法，女儿也正在大学顺利读书。
躺在病床上的田万昌以为“这件事算是结束了”。他不知道，女儿仍在北京上访，租住在不用登记身份证的二手出租屋里，每天提心吊担过日子，为了躲避骚扰和威胁，连生病都不敢挂号住院。(应被采访人要求，文中田小龙系化名)

美利坚！人类的希望！ - 4th July 2011

2011-07-03T23:36:00.001-04:00

民主颂：献给美国独立纪念日

每年这一天，世界上每个善良而诚实的人都会感到喜悦和光荣；自从世界上诞生了这个新的国家之后，民主和科学才在自由的新世界里种下了根基。一百六十七年，每天每夜，从地球最黑暗的角落也可以望到自由神手里的火炬的光芒，──它使一切受难的人感到温暖，觉得这世界还有希望。

从年幼的时候起，我们就觉得美国是个特别可亲的国家。我们相信，这该不单因为她没有强占过中国的土地，她也没对中国发动过侵略性的战争；更基本地说，中国人对美国的好感，是发源于从美国国民性中发散出来的民主的风度，博大的心怀。

在中国，每个小学生都知道华盛顿的诚实，每个中学生都知道林肯的公正与怛恻，杰弗逊的博大与真诚。这些光辉的名字，在我们国土上已经是一切美德的象征。他们所代表的，也早已经不止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荣誉了。玛克吐温、惠特曼、爱玛生教育了我们这一代。是他们使年青的东方人知道了人的尊严，自由的宝贵；
也是他们，在我们没有民主传统的精神领域里，筑起了在今天使我们可以有效地抗拒了法西斯思想的长城。这一切以心传心的精神道德上的寄与，是不能用数字和价值来计算的。

中国人感谢著“美麦”，感谢著“庚款”，感谢抗战以来的一切一切的寄赠与援助；但是，在这一切之前，之上，美国在民主政治上对落后的中国做了一个示范的先驱，教育了中国人学习华盛顿、学习林肯，学习杰弗逊，使我们懂得了建立一个民主自由的中国需要大胆、公正、诚实。……我们相信，这才是使中美两大民族不论在战时，在战后，一定能够永远地亲密合作的最基本的成因。

我们离得很远。百十年来，我们之间接触著的也还不过是我们两大民族间的极少数极特殊的一部。但，我们坚信，太平洋是不会阻隔我们人民与人民间的交谊的。在患难中，我们的心向往著西方。而在不远的将来，当我们同心协力，消灭了法西斯蒂的暴力之后，为著要在战争上建立了一个现代化的中国，在科学的领域里更有待
于盟邦的援助。在过去，民主润泽了我们的心；在今后，科学将会增长我们的力。让民主与科学成为结合中美两大民族的纽带，光荣将永远属于公正、诚实的民族与人民。

~~~

有一个名字，全世界所有的僭主听到都会惊慌。有一个名字，一切热爱自由的人民听到都要赞扬。有一个名字，躲在阴暗中谋杀百姓的歹徒对她咬牙切齿。有一个名字，阳光下渴望和平的人们对她寄予厚望。是她一次又一次的把世界从恶魔手中拯救，是她一次又一次的给予恐惧中的人类希望。

是谁挡住了纳粹的铁蹄？是谁支援了远东的战场？是谁把集中营解放？是谁迫使日寇投降？是谁将那隔开同胞的高墙推倒？是谁击毙了伊阿独裁流氓？她高举着火炬，在黑暗中指引我们方向！她宣言的真理，时时回响在我们耳旁！虚伪者越是污蔑她虚伪，正直者越是坚定对她的信仰！她的伟大我们一刻不忘！你问我她长的什么模样？她是炙热通红的火焰，她是宽广蔚蓝的大海，她是纯洁耀眼的白光！你问我她的名？正告你！

美利坚！人类的希望！

大吃一惊原来万恶的旧社会这么好

2011-06-12T21:35:00.000-04:00

——民国时期的工人生活水平位居世界前列
作者﹕驭剑长空啸九州
民国时期的工人工资比今天高多了

南昌起义前后，老百姓究竟苦到什么程度？刚好我手边有几本书，其中两本是中共早期革命家的回忆录，一位是张金保，另一位是包惠僧，通过他们的所见所闻，可看出当时的生活状况并不是我们所想像的那样水深火热。

武汉的纺织女工一月30多块大洋

这两本回忆录对大革命时代的记述，主要是工人运动，那我们便沿着他们的记述往下看吧：张金保曾经担任过第六届中央委员、中央妇委书记。上世纪20年代中期，她从鄂城乡下来汉口第一纱厂做工，一个月后，“领到半个月的工资——7块大洋，另外半个月的工资被厂里当作押金扣下了。我拿着钱心里高兴极了，因为这意味着我每个月可以挣14块钱，可以勉强糊口养家。”第二年，张金保一人看管两台织布机，月薪30多块钱。“这样，我的生活好些了，开始有了点积蓄。”

或许是不能淡化“万恶的旧社会”，否则怎么要起来闹革命呢？所以张金保才这样说“14块钱，可以勉强糊口养家”。而在《银元时代生活史》中，作者陈存仁则毫无顾忌地说自己在上海当见习医生时，每月薪资虽只8元，但袋中常有铿锵的银元撞击声，使他气概为之一壮，外表飘飘然，“第一个月，吃过用过，口袋中还剩下 5块钱。”与此同时，新成立的上海市公安局，巡警月薪10至13元，巡长16至18元。有趣的是，这种连纺织女工都不如的工资水平，居然比北洋军阀时期的淞沪警察厅还要高1至2元钱。《银元时代生活史》一书也披露：上海卫生局的一名科长，月薪也不过30元。

你相信吗？一个纺纱女工的工资，竟然高过巡长和科长！而在当时，物价低廉：据《上海解放前后物价资料汇编》和《上海工人运动史》披露：1927年在上海，二号梗米1石14元，面粉1包 3.30元，切面1斤0.07元，猪肉1斤0.28元，棉花1斤0.48元，煤炭1担0.14元，煤油1斤0.06元，肥皂1块0.05元，香烟1盒 0.036元，茶叶1斤0.23元，活鸡1斤0.37元，鲜蛋1个0.027元，豆油1斤0.19元，食盐1斤0.043元，白糖1斤0.096元，细布 1尺0.107元。原文中的“石”，应为两百斤；1包面粉，应为44斤。

《银元时代生活史》也有类似记载：20年代的上海，大米1担3 到4 个银元，老刀牌烟1包3个铜板，剃头8个铜板，绍兴酒1斤1角钱，臭豆腐干1个铜板买两块。拿了1块钱稿酬，请6、7个同学去吃茶，茶资8个铜板，生煎馒头、蟹壳黄等各种小吃也才花去20多个铜板。《文化人的经济生活》一书则提到：1929年，每块银元兑换两三百个铜板，一两个铜板可以换一只鸡蛋。

其他城市，大抵如此。30年代的北平，1银元可买6斤好猪肉，40个猪肉饺子、两碗小米粥、外加一盘白糖，两毛二分钱。在重庆，1936年，大米1斤2分 5，100斤两块5角钱。甘肃农村，抗战前7年，百斤小麦5至3元。汉口方面，1930年，每百斤麻油和鸡蛋的价格约为20元，每斤棉花和猪肉约为3角钱，1斤鲤鱼不到5分钱，1斤煤油的零售价则长期保持在0.10～0.15元之间。

再看金价——汉口的价格是：1920年，每两38 元，1927年65元；上海可能便宜些：1920年，每两21元，1927年37元。至于地价和住房，除租界和商业区以外都不算昂贵。1928年，上海近郊的高行、陈行、江湾和杨行的每亩地售价分别为150-100、100-60、1000-70、100-300元。1933年，汉口第六区的最低地价为 84元1亩，第七区的最低地价为90元1亩。

房租价格：上海的石库门一层楼，有电灯、自来水，月租10块钱；住客栈，每一铺位3角5至6 角；纱厂宿舍，月租2到5元不等，两层楼可住10人，自来水由厂方提供，有的还供电，带家眷者，两家分租一层，费用不过1元多；最好的宿舍，为砖瓦结构，铺地板，长宽500立方尺，容积5000立方尺，有厨房、路灯和下水道，月租6至9元；此外，工人也可租地，结庐而住，半亩地年租金200元，21户人家分摊，平均下来每户每月8毛钱，当然，环境极差。

又如在北京：“四合院，房租每月仅20圆左右；一间20平米的单身宿舍，月租金4-5圆……鲁迅所购买的西三条胡同21号四合院有好几间房屋和一个小花园，售价国币1,000圆。”

从 20年代中期一直到30年代末，全国物价大体平稳，因粮食丰收，部分农产品还有所下降。工业品方面，由于欧、美、日展开商品竞争，棉布和石油等洋货还降价促销。如在汉口市场上，1934和1935年，100斤麻油分别只有17.90和14.50元，1斤猪肉分别只有0.29和0.198元，鸡蛋跌幅最大，几乎跌了一半，而100斤大米也从1926年的7.55元跌倒1933年的4.66元，100斤煤球的零售价，1936年也从过去的1块钱跌到8毛钱左右。如此同时，地价也随之回落。抗战前，江苏镇海县亩产400斤的农田，售价从1928年的140元跌到70元，亩产300斤的农田则从100元跌到40 元。

包惠僧是湖北黄冈人，参与领导过二七大罢工。他在回忆录中写到：北洋军阀“用一套福利设施的办法笼络员司、麻痹工人，在交通部内设有铁路员工福利委员会及职工教育委员会，在铁路上也组织了一个员工联谊会，福利机构遍布在各段各厂各站，大的车站，都设有扶轮学校，主办中小学教育，专收员工子弟，一律免费，每年年终发双薪，季节发奖金，这些小恩小惠从局长员司到工匠为限，小工却沾不到边。”

“初提升的工匠，每月工资不过二十多元，工龄长、技术好的每月可得四、五十元……至于小工和临时工，那就苦极了，从八、九元到十一、二元不等，工作的时间除正规的十小时而外，还要给员司和师傅服役。”

“工匠的生活和工作时间与一般政府机关的中下级职员差不多，比人力车工人、码头工人、纺织工人高得多。小工的工作情况与生活情况就比较苦，他们的工作时间长，收入少，工作还没有保障。”

具体的福利制度，除免费的扶轮学校外，包惠僧没有多谈，但另一本《中国近代史通鉴》则透露了一些：在劳动组合书记部领导之下，京汉铁路的工人也取得一些胜利，如“每年有15天官假休息，一年有两身工作服，60岁退休，工资照发”。

综合张金保和包惠僧的记述来看，大同小异，即20年代前期和中期，无论是铁路上还是纱厂，工资都不低；不同之处是，张金保没有谈到小工，包惠僧则多次提到。然而，即使按小工最低工资8块钱，也完全吃得饱饭。在上海当见习医生的陈存仁，同样的月薪，吃了用了，还剩下5块钱呢。包惠僧自己也在书中提到，只要3个银元，就可以在旅馆包吃包住1个月。

一个小工，年薪可以在汉口买1亩地！

再对比当时物价，你相信吗？一个“苦极了“的小工，年薪竟然可以在汉口买1亩地！至于那些“工作时间长”、“要给员司和师傅服役”的问题，自古皆有，这是小工、学徒入门后的传统陋习，如今仍未绝迹。

工人的温饱生活，不是个别现象。20年代初期，开滦煤矿工人罢工，要求增加工资，最后劳资双方达成协议，日工资由原来的0.90元增至1.26元，即月薪从 27元涨到37元以上。即使是未涨工资前，矿工的薪水也大大超过警察。铁路工人、煤矿工人、纺织工人，都是人数较多、近代化程度较高的产业工人，他们的收入状况，对于全国工人阶级而言应该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当然，张金宝是个例，尚不足以说明整个纺织行业。那么，我们再借鉴《青岛党史资料》第二辑的两个数据：1925年，中国女工平均日工资0.45元；1928年，青岛纱厂女工日工资最高0.73元，最低0.18元，平均0.455元。这两个数据完全吻合。而1929年，山东各省一等警察队巡长的工资是12元。另据1934年7月1日出版的《劳工月刊》载文指出：目前武汉一般工人的月工资平均 15元。大多数是女工的第一、裕华、震寰三大纱厂，工人1.5万，工资平均20元。

我们再看看其他劳动阶层的收入水平：1926年底，武汉国民政府在财政相当困难的情况下，筹措教育经费，将小学教师的月薪增至20个银元以上。1933年，湖北省立第一小学的月薪为39至56元；省立第一、二、三中学的月薪多在60-80元之间，可买1两黄金。1935年，汉口的金价最高90元，最低76元，上海最高96元，最低77元。

说完教师，再说店员。汉口过去有家悦昌新绸缎局，营业员工资最低10元，最高40元，一日三餐的伙食由店方提供，早上馒头、稀饭、油条，中午和晚上四菜一汤，八人一桌，节假日加菜。每年还有两个月例假（学徒除外），下江籍的回家，报销车费。穿衣有津贴，每年多发一个月的本人工资。年终如有盈余，则按16股分红，店东12股，经理1股，全体职工3股。

老武汉的叶开泰，待遇也不错：学徒三年期满后，月薪10个银元，第二年15个，第三年20 个，全体店员每月发“月费钱”，作为剃头、洗澡、洗衣的费用。每年带薪休假72天，如果没请假，则多发72天的薪水。端午、中秋有奖金，到年终再以各人薪水为基数进行分红，一般年景，1元薪水可分红4到5毛钱。药店还有基金会，分期存入4个月薪水，切药老师傅吴硕卿告老回乡时，取回本息500多元。

如果大家对这些资料心存疑虑，那么，就请看看毛泽东的名作《寻乌调查》：杂货店“学徒三年出师后，照规矩要帮老板做一年。他在这一年的开头，就把他在学徒时期穿的那些破旧衣服不要了，通通换过新的，因为他现在有了些钱用……如果回家去讨老婆呢，那老板除送他十多块的盘费外(他家在远乡的)，还要送他十元以上的礼物，像京果呀，海味呀等等，使他回家好做酒席。他不讨老婆而只是回家去看看父母呢，如果他是远乡人，就以“盘费”的名义送给他一些钱，盘费数目少也要拿十多元，多的到二十四、五元。如果是近边人，那末径直送他十几块到二十几块钱。帮做一年之后，正式有了薪俸，头一年四、五十元，第二年五十多元至六十元。……忠实可靠而又精明能干的先生，老板把生意完全交给他做……赚了钱分红利给先生，赚得多分三成，赚得少两成，再少也要分一成。”

当然，对于这种和谐的劳资关系，一向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毛泽东抨击道：“他们阶级关系原来是那样的模糊”。

寻乌，太偏远了，位于闽粤赣边境的深山里，我们还是以大城市作例证吧。到1933年，上海工人的月工资一般为20元，双职工家庭年收入为400元以上。技术工人、小学教师、医护人员等家庭的月收入超过50元，达到小康水平；中级职员、工程师、中学教员、医生、记者、作家、律师和一般演员的家庭，月收入一、二百元以上，则进入中产阶层。

再想想当今大陆之现状……

武汉“化学豆芽大师”是个文盲奇迹中的奇迹

2011-06-12T10:52:00.002-04:00

在全国严厉打击违法添加的高压势态下，武汉一些胆大的不法者仍在顶风上。日前，暗访员回头查看一家曾被曝光的豆芽作坊，违法添加毒害物依然十分严重。接《王浩峰聚焦》通报到现场查处的相关部门，被离奇的“化学豆芽作坊”震惊了：多瓶工业盐酸已用去了一大半，(老板说是用于化解ab粉的(ab粉除根增白剂))，并有大包装的工业漂白粉在开封使用中。

问老板上次使用无中文标识的白粉是什么粉。

老板回答，现在使用的白粉已有中文标识了，并将一大包使用过的白粉出示给大家看：竟然是对人体有毒害的连二亚硫酸钠(中文名：保险粉。不法者为何看好它?是因其价钱低漂白防腐效果明显)。现场目击者惊讶不已。

而此时，老板还理直气壮提高嗓门儿：“怎么的?这不仅可漂白，还可给豆芽杀毒”。是谁说的。老板回答：“师傅教的呀!看到别人都在这样用，我自己也跟着用”。令人目瞪口呆。

用过的“三无产品”增白剂/速长剂/除根剂/防腐剂等包装袋堆积如山，怪味刺鼻，豆芽作坊酷似一个“化学试验室”。

更让人惊叹的，在交锋过程中，老板对所有使用的白粉，几乎都说不上名字，原来这个“化学豆芽大师”竟是个不识字的文盲。

相关部门要查扣现场的药水豆芽及化学品，遭到老板的极力阻挠。老板说“亲眼看到别人都是这样泡种豆芽，为何只查我一家?”。

态度强硬的老板被移交给公安。老板被民警带走时，还自以为然，“喊冤叫屈”，好像自己是个名副其实的“化学豆芽大师”。

随后，现场约4000多斤药水豆芽被销毁。违法使用的化学物品查扣封存。

一个文盲，长期使用那么多对人体有威胁毒害的化学品泡种豆芽，“成长”为“化学豆芽大师”。从他的言行中，传递出他的“成材”，归功于师傅的“教导”。其实，他还要“感谢”给他环境/助他“发展”的关键人物-----深度昏迷难醒的监管部门的监管者们

央视报道利比亚局势一味偏袒卡扎菲惹众怒

2011-03-27T00:42:00.000-04:00

信源：法广中文网站
北京特约记者周西

3月17号，联合国通过决议，在利比亚开辟禁飞区，当时中国并未使用否决权，而是投了弃权票。但自19号起，法英美开始空袭利比亚军事目标，几天来给予卡扎菲重创之后，中国却突然改变态度，高调遣责联军的“军事行动”，要求停止攻击所谓的“平民”等等。对此，官方喉舌中央电视台也跟着前后自相矛盾，大量报道种种虚假不实的战况新闻，引发中国网民的愤怒与不满。
在“猫眼看人”论坛，有网民揭露，CCTV又开始在公开造谣！同一场景的照片央视一会说是反对派鸣枪，一会又说是支持者鸣枪，几乎满篇都是颠倒是非，指鹿为马，主要目的就是要系统、全面地混淆国内民众的视听。
据海外中文网站的综合报道，一方面，央视为了说明此次的联军轰炸造成平民伤亡，尤其是妇女和儿童伤亡，不惜采用移花接木的手段，把卡扎菲此前猛烈进攻班加西造成的平民伤亡画面，硬说成是联军空袭的“战果”。为了避免穿帮，画面没有配音，但这段画面，其实是半岛电视台记者此前从班加西的某医院发出的。为了煽情，其中小孩子的画面还反复出现了多次，这原本正好说明了卡扎菲的疯狂。
但可怜的国人，看了这段视频，还以为这都是联军造成的呢。
对此，有网友跟帖说，除了利比亚国家电视台，至今还没有一家新闻机构找到过任何一名被联军空袭炸死的平民。为此，半岛电视台记者跑遍了的黎波里的医院都没有能找到。而利比亚的网友也很聪明，他们看见国家电视台正在展示被联军炸死的平民时，便立即发推质疑说：“请告诉我们，为什么这些被炸死的人身上都是枪眼呢？”
不过，央视派驻利比亚的前方记者邱永峥敢说真话的表现，还是让不少网友眼前一亮。当北京主持人水均益与其连线询问，联军轰炸是不是造成了40几个平民的伤亡时，邱永峥答道，看到的都是些军用车被炸毁，还有几辆民用车，但情况比较复杂，政府军征用一些民用车并打扮成平民的样子。水均益又问，老百姓是不是支持政府军？邱答道，采访到的平民都支持多国武装干预。也有主持人连线其他从利比亚回国的人员，问联军都轰炸了什么地方？答称，卡扎菲的住地和军事基地。主持人又问，有没有伤到平民？答称，卡扎菲的住地周围全部是军营，只有很少的地方与民房挨着。如此实话实说，令北京央视演播室十分难堪，主持人只好匆忙把电话挂断。对此，有网民点评说，这个战地记者，央视主持人怎么启发，都不会按照官方的旨意说，看样子是不想要饭碗了。
与此同时，3月22号，中国外交部曾呼吁“要求各方停火”，似乎很关心利比亚平民的安危，但在此前卡扎菲从西部向东部反攻，一直打到起义军的大本营班加西时，却未曾听到中方要求“立即停火”的任何声音。卡扎菲此前也曾宣布停火，但据路透社援引目击者报道，3月22日，政府军的坦克再次对米苏拉塔发动攻击，造成不少平民的伤亡。此外，这座被反对派控制的城市，从一周前就被切断了生活必需品的供应，多少平民因此生存困难，可是却从未见到卡扎菲政府、或是中共表示过些许关心。
那么，究竟如何评价此次多国联军的军事行动呢？网易甘肃省平凉市网友 “西北浪人”的留言说：几个彪形大汉殴打一个手无寸铁的小孩，美英法也做得出！民主不是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没有高度的集中，哪有为民的民主！对此，网易山东省青岛市网友 “chenruizh669”则回应说：这个小孩欺负比自己更小的孩子，就需要彪形大汉来主持正义！而网民“深深的太平洋”也调侃称：CCTV的专家说，美国打伊拉克，利比亚都是为了石油？按照这个理论，越战美国是为了香蕉，韩战美国是为了泡菜，封锁古巴是为了雪茄，而出兵阿富汗是为了抢山羊，打俄罗斯为了伏特加，打德国是为了啤酒，打日本是为了饭团，要是有一天打中国，那一定是为了入党！

也有网友讲了一个小故事：一个老妇人在的黎波里的银行取钱，队列分男女两行，她排在男人的那一行，男人们说她应该排到另一行去。她问：为什么？男人说女性都应该排在那边，她大声回答说：“利比亚所有的男人现在都在班加西呢”！银行所有人都惊呆了，大家立刻沉默下来。

可真是一个全民忽悠的社会

2011-03-23T23:51:00.002-04:00

我在建设银行工作，昨天中午银行储蓄大厅里没有顾客，我正坐在存取柜台的窗口内发
呆，这时一个女顾客走进大厅，来到我的窗口，她递给我一张纸条说是要取钱。我接过
纸条一看，上面写着：兹派 xx 同志前往贵银行提取人民币十万元。下面落款是**中央
办公厅。

看着这极不规范的手写纸条，我立马肯定这是个骗局，只是觉得这个骗局也太“小儿科
”了。我正在犹豫是否要报警，突然发现这位女子的脸上神情恍惚，穿着也很凌乱。我
意识到她可能是一个精神病患者，所以，我打消了报警的念头，把她交给了大堂的保安
。

大堂保安听我介绍完情况，就对那位女子说：你这张条子要提款，得先去街对面的派出
所，找所长给你盖个章。那女子听了保安的话，想都没想就奔街对面的派出所去了。看
到这一幕，我是打心眼里佩服这位保安，心里想：就冲他这聪明劲，没准哪天我就会嫁
给他呢。

过了午饭时间，大厅里开始忙起来，这时那女子又兴冲冲的走了进来，我和那个保安看
了直感到诧异，要知道如今这派出所可是好进不好出啊。我们俩人赶紧问这位女子是怎
么回事，那女子高兴的说，值班的警察告诉她，如今为了方便群众，办公手续简化了，
你这条子不用派出所盖章就可以取钱。听了这女子的话，我不得不佩服这位警察大哥，
谁说现在的警察素质差？你看这位警察大哥手法多纯熟，一个官腔就把这麻烦又给我们
忽悠回来了，唉，不服不行。

这下我和那位大堂保安都没辄了，只好把这位女子交给了大堂的主管，大堂主管弄清楚
了事情的来龙去迈后就问这女子：你取钱干啥？那女子说：买好吃的，好穿的。听了她
的话大堂主管说：我们这是建设银行，在这取的钱只能用来盖房子，吃的东西是粮食做
的，所以，买好吃的钱得去隔壁的农行去取，买衣服的钱要到对面的工商银行去取。听
了大堂主管的话，这位女子又兴冲冲的走了。看着她离去的背影，我把我们大堂主管佩
服的是五体投地。

又过了好一会，我们都快把这事给忘了，那女子又回来了。看着她，我和大堂保安还有
主管全傻眼了，这真神了！我们问这女子怎么回事，她说农行的人告诉她，只有农民才
能在农行取钱，她是城市户口，不能取。后来她又去了工商银行，在那人家告诉她，这
里是公行，你是母的不能取。最后人家还说，就你这"贱"人，只能去建行取钱。所以，
她又回来了。

额的神啊！如今这社会，可真是一个全民忽悠的社会，人人都是忽悠高手。

让我们向日本伸出温暖的手

2011-03-23T23:01:00.000-04:00

中国青年报

作为日本《产经新闻》驻北京的记者，矢板明夫在翻阅当天的《环球时报》时，无意中发现了一篇来自中国学者的倡议书。

那是3月16日，日本发生里氏9.0级大地震的第5天。一封题为《让我们向日本伸出温暖的手----100名中国学者的倡议书》的公开信发表在这份报纸的国际论坛版上。倡议书中，100位签名学者以“普通公民的身份”，指出“虽然历史遗留问题不时造成国家间政治的摩擦，但克服民族心智成长过程中的宿命困难，需要相互砥砺良知和仁爱”，而“自然灾害使人类的道德产生超越，面对自然灾害的相互援助也能成为历史和解努力的一部分”。
矢板明夫记得，看到这封信时，心里“一下子觉得蛮感动”。尤其令他意外的是，名单中的100位倡议者中，有不少都是他的“老熟人”----他们都曾在钓鱼岛问题上对日本发表过“强硬言论”和“激烈批评”。
“人道主义超越了政治立场与意识形态。”矢板明夫说，“在网络上对日情绪比较复杂的情况下，谢谢这些愿意站出来引导舆论、传递常识的中国知识分子们。”
当天上午，他便拨通了《环球时报》主管评论的编委王文的电话。“谢谢你们。”他说。
在日本国内，《环球时报》一直被认为是“一份民族主义立场”的报纸。而在中国，矢板明夫所供职的《产经新闻》被视为“拥有鲜明的民族主义立场”的右翼报纸。
“但这一次，两份报纸体现了相同的价值判断。”王文告诉记者，次日《产经新闻》便刊文报道此事，向日本民众传递了这份来自中国的善意，“在天灾面前，人类应该携起手来，不为别的，就因为我们都是人。”
申请加入的学者，已经足够组织第二个甚至第三个“百人签名”了。
很少有人知道，这封引发海内外关注的倡议书曾险些胎死腹中。
地震发生次日，正是清华大学日本研究中心主办的“东亚地区合作发展的国际学术研讨会”开始的日子。由于地震，有两位日本学者未能到会。开会前，来自中国、美国、韩国等多个国家的参会者起立为逝者默哀。
会后，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李廷江教授找到同时参会的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王中忱，提出了联合媒体声援日本的想法，希望由王负责润色倡议书的文字表述。
1976年唐山大地震的时候，李廷江参与过救灾活动，在他宿地的陡河电站，就有4位援建的日本技术人员遇难。而王中忱则曾在日本留学3年，上学的地方就在此次灾情极为严重的岩手县。他的一个学生也正在横滨求学，地震发生后，校方主动为这个中国学生买好了回国的机票。
“天灾面前，超越国界的人道主义关怀应该是相互的。”王中忱觉得这是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
李廷江找到的第2位合作者就是王文。在过去数年中，这位《环球时报》国际评论及社论的主要参与者曾多次撰文“敲打”日本的对华外交政策。但这一次，王文给了李廷江一颗定心丸。在征得总编辑同意后，王文在电话里对李廷江说：“咱们分头组织，今晚上版，明天见报！”
14日下午，工作紧锣密鼓地展开。下午1点，李廷江的助手李佩给60多位学者群发了一条200多字的短信，结果有30多位学者在第一时间回复“愿意加入”。

14日晚上7点，倡议书初稿完成，晚上8点，征集到的参与学者接近70人，9点，报纸的小样儿已经上版校对。
而为了更好地表达“灾难面前无国界”的意识，倡议书的题目也由一开始的《中国的爱心，日本的坚持》改为《让我们向日本伸出温暖的手》。
然而，14日付印前最后两个小时的变动，却让李廷江和王文始料未及。李廷江告诉王文，学者们在一大段关于日本侵华历史的表述上出现了分歧，“有左有右”，有些学者希望多谈“中华民族以德报怨的姿态”，有些学者则认为“声援就是声援，应该少谈历史”。
当晚11点30分，报纸即将付印前的5分钟，李廷江致电王文，告诉他“无论如何稿子不能发了，分歧还在”。
李廷江并没有死心，他觉得“这件事值得再冲击一次”。第二天中午，他有意淡化了倡议书中的中日历史部分，并将再三修改后的文稿再次传给学者们过目。
这次的修改很快收到了正向的反馈。截至当晚8点，100名学者的联名倡议书终于上版等待付印，而更多的学者仍然不断通过电话、邮件等方式要求加入。
“如果我们在这个时候失语，某种程度上就是一种失责。”一位给李佩打电话要求加入的老教授说。
事实上，申请加入这一倡议团体的人数迄今为止仍在增加，王文告诉记者，已经足够再组织第二个甚至第三个“百人签名”了。
倡议信一经发出，便引发了日本社会的广泛关注，包括《读卖新闻》、《朝日新闻》以及NHK电视台在内的多家日本媒体都对此事进行了报道。日本驻华使馆的多名官员也分别致信名单中的学者，表示感谢。
灾难面前无利害，也无国界，只有最朴素的慈悲与人道
然而，并非所有的反馈都以积极的方式呈现。
一些网友认为，对日援助就是忘记国耻，并将这种情绪转嫁到提出倡议的百名学者身上。有人称他们为“亲日派”，更有甚者，将这些签名倡议的学者清单列在网上，称其为“汉奸百人团”。
对于这样的声音，中国政法大学的郭世佑教授表示，自己早就做好了“挨骂的准备”，并愿意通过媒体向社会发出这样一种声音：斗争哲学与仇恨教育之下的极端民族主义倾向不可取，灾难面前，人道主义应该是没有差异性的。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张颐武则认为，牢记历史的国家认同与灾难面前的人类关怀是平行关系而不是矛盾关系，“不是选了一个就一定要排斥另一个”。
李廷江注意到，就在倡议书发表当天，另一个富有意味的新闻画面出现在韩国的首尔。
这一天的下午，韩国慰安妇委员会在首尔钟路区日本驻韩大使馆前集结，举行第961次定期集会。
据悉，该委员会从1992年1月开始每周三都会在日本驻韩大使馆前聚集，举行敦促日本政府道歉和赔偿的集会。
然而，这一次的集会内容并非示威，而是哀悼。
在寒风中，委员会的代表----两位接近90岁的老奶奶，坐在轮椅上，戴着棉帽和围脖，腿上铺着毡布，默默地为日本进行了10分钟的哀悼。她们告诉在场的数十位记者：“罪行是可憎的，但不要憎恨人民。”
事实上，从1992年开始，“示威活动”已经坚持进行了19年，在这期间，另一次取消示威是在1995年，那一次正值日本阪神大地震发生。
“日本人请加油！”84岁的李玉善用力喊出了这样一句口号。而在她身边，同龄的齐源玉则一直在不停地说：“人间的力量没什么做不到的，我们对日本的加油能让日本挺过来就好了。”
对于发生在韩国的一切，李廷江在给中国青年报记者的邮件中评价道：“不忘历史，大爱无疆。这是韩国社会成熟的标志，也是我们中国应该学习的。中日之间有很多历史上和情感上的障碍需要克服，和解需要时间，更需要我们的努力。”
18日晚，曾有一个学者聚餐，多名参与倡议书签名的学者都参加了。在饭桌上，大家提起网络上“挨骂”的事情，神态轻松，还相互开起玩笑：“你是百人团吗？”
一位学者告诉记者：“灾难面前无利害，也无国界，只有最朴素的慈悲与人道，传递这样的常识本是我们分内的事情。”
而在人人网上，很多年轻的中国学生同样在用自己的努力传递这种共识。
一个叫熊浩的香港大学法学博士生在自己的日志中记录了这样的故事----
“有人说，同胞们，记请楚了，你今天捐出的每一毛钱，都为日本省下了造一枚子弹的费用，最后这一毛钱有可能回到你或者你亲人的身上。
“我回复他，托尔斯泰走在路边，看到一个衣衫褴褛的乞丐，托翁拿出钱，友人赶紧阻止，‘他们永远不会感恩，他们永远不会怜惜，他们永远不会回馈！’托翁挣脱友人的手，把钱递到乞丐手中，对这位友人说：‘我是捐给人道。’”
“一个在人道的考试中不能及格的社会将是没有温度的，这样的日子是不值得过的，即使它是发达的。”熊浩这样对记者说。
很多人在邮件中焦急地询问：“我能为日本做点什么？”

在倡议信发出后的第二天，环球网的主页上出现了一个号召社会援助日本灾区、参与倡议书的短讯息，留下的联系邮箱是谭福榕的。这位《环球时报》的评论编辑是个四川姑娘，她的父母和很多亲人都在3年前汶川特大地震中死里逃生，而她的好朋友则葬身在那场地震中。
“在灾难面前，人多渺小啊，这个时候你不团结还能怎样呢？”她说。
地震和海啸袭击日本的时候，谭福榕正在参加研讨会，会场可以收看NHK的电视画面。她至今仍清晰地记得，在播放海啸预警的时候，NHK不断用日语、汉语、英语、韩语和一些“听不懂的语言”循环预警，这让她觉得“很温暖”。
同样让她感动不已的是，短讯息发布后不到一天，她的邮箱便已挤满了50多封邮件。还有一位香港商人直接给《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发了一个短信，表示要捐100万元。
希望加入捐款队伍的还包括教授、企业家、律师、大学生、80后作家、高中生、外企职工、个体户等来自社会各个阶层的群体。
一封来自河南平顶山的邮件中写道：“虽然我不是学者，仅仅是一名打工者，但是我也衷心希望大家以各种方式去支援日本。”
还有一封邮件来自云南地震灾区，发信人并没有留下任何煽情的话语，只是朴实地表示“想为日本灾区尽一点微薄之力”。
郭世佑同样收到了一封邮件，发件者是一位比他年长20岁的日本学者。这位曾支持其夫人捐助过中国北方很多希望工程项目的历史学家，希望可以获得授权，将这封倡议书转发给日本国内的朋友，“好让他们看到中国民间释放出的巨大善意”。
地震发生至今，在中国颇受观众欢迎的时事评论员加藤嘉一共收到3万多封邮件，里面的大部分内容是“祝福与问候”。很多人在邮件中焦急地询问：“我能为日本做点什么？”一些年轻的高中生观众还告诉加藤，他们愿意向日本灾民捐出自己所有的压岁钱。
在汶川和北川，援助日本地震灾区募捐活动的现场，来自医院、学校、社区、村镇、企业和机关的各界人士在寒风中为日本捐款。他们清楚地记得，汶川地震后，第一支到达汶川的国际救援队就来自日本。一位曾接受过日本救援队援助的中学校长告诉记者：“他们曾对我们伸出过援手，我们理应怀有感恩之心。”
在北京和上海，一些高校师生积极展开对日本的募捐与祈福活动。其中，来自日本神户的神中康多是复旦大学的大三学生，地震后的第二天，这位日本留学生会的副会长便在学校的食堂门口组织起了对日的募捐。
这名日籍华裔用流利的中文为记者讲述了募捐一周来的种种温暖。
一个阿姨带着自己的小孩到现场捐款，孩子用稚嫩的声音祝福了这位大哥哥。
一个复旦大学的老校友驱车赶来捐了1万元，没有留下名字。
一些素不相识的中国大学生站在远处，用略显蹩脚的日语向他们大喊“日本加油”。
“我觉得自己更喜欢在中国上学了。”康多说。这个大男孩还笑称，自己在中国的时候就会抱怨交通不好，但如果在日本听到有人说中国交通不好的时候，自己就会很不高兴。
如今，他正准备联合北京和上海的多所高校，在同一天展开一场联合募捐。善款一半将捐给日本灾区，另一半则捐给云南灾区。

美军战死伊拉克，我们却获得油田：为什么？

2011-03-22T22:15:00.000-04:00

自由亚洲电台:

伊拉克石油部官员周四表示，伊拉克政府将与中国海洋石油有限公司牵头的一个财团签署最终协议，开发该国南部储量25亿桶的Missan油田。中国海洋石油是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旗下香港上市子公司。这位官员表示，该协议将在获得伊拉克内阁批准后得以签订。
据悉，去年6月在伊拉克首轮对外招标中，因价格产生歧义，中海油拒绝了伊拉克提出的经营条件。今年初，中海油和中化集团组成的财团接受了伊拉克石油部提出的酬金方案，双方重新启动谈判。中海油和中化国际最终竞得伊拉克Missan油田合同，并与伊拉克政府签署初步协议。
而在早前中石油联手英国BP石油公司开采伊拉克最大油田的协议于2009年11月3日落签，这是自从2003年伊拉克战争开打以来，伊拉克和中国石油公司签订的第二份石油开采协定，虽然条件不无苛刻，但还是有利可图的。在公平竞争下，中石油胜出……
中石油签订这个协定具有重要的意义，除了这单生意也是有利可图的之外，等于为中国的石油公司进军伊拉克吹响了号角，难怪，这两天西方的媒体酸溜溜的：我们西方在伊拉克流血流汗，中国人却第一个来这块流油的地方赚钱！
所以我们就不要用帝国主义遏制中国之心不死之类的来回击了，否则，真是太不地道了，毕竟美国军人死在伊拉克的人数已经达到4358人。在美军入侵伊拉克这些年里，中国的年轻人几乎从上到下无不指责美国人是为了石油而入侵伊拉克的。现在看来，除了找到萨达姆这个“大规模杀伤（民众）的武器”之外，美军确实是冲石油而来的，只不过，据专家分析，从自由民主的伊拉克石油中得到最大好处的，今后很可能是中国的石油公司。
按照中国一些专家的观点，美国人在伊拉克绝对是“持剑经商”了，但却最终输在一直在对他们攻打伊拉克冷嘲热讽的中国公司手下。这件事让我佩服中国公司中石油的竞争力，也让我佩服美国人为世界公平（贸易）与平等作出的贡献！
一位朋友告诉我，其实，目前最希望美军搞定伊拉克后再走的人是已经开始进入伊拉克的中国公司，一个按照民主、自由和公平的原则建立起来的伊拉克，对中国的公司最有利----中国不可能对伊拉克的局势有什么影响，更不可能派兵保护自己的商业利益，所以，一旦伊拉克不稳定了，受影响的很可能是对中东石油依赖越来越大的中国。而目前能够在伊拉克维护稳定的只有美军……
看起来，为了我们的国家利益，今后不能随波逐流，看到美国人要撤军，我们就高呼万岁。美国最好能够等伊拉克稳定了再撤退……
大家也知道美国人虽然霸道，可他推广的民主制度其实对我们有利。从中国和世界各国打交道的经验和教训来看，我们不难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中国和独裁国家打交道的时候，几乎都是靠送钱给人家，从而得到一点廉价的支持（例如北朝鲜），而更糟糕的是，建国后我们送钱最多的国家越南，后来恩将仇报地和我们打了一仗。
相比较北朝鲜，我们和民主、自由、保护私有制和人权的那些国家打交道要有利和顺利得多，例如南朝鲜。你想，如果这个世界上都是萨达姆的伊拉克，和一衣带水的北朝鲜，我们吃啥？

日本没乱，中国反而乱了

2011-03-17T21:49:00.002-04:00

在核辐射近距离直接威胁下的日本民众虽然忧心忡忡，虽然被深重的危机弄得心绪不灵，虽然久久看不到希望的曙光，但他们仍然保持冷静沉着，没有恐慌，没有自乱阵脚，没有被谣言煽动，没有出现人潮抢购那些无任何科学根据的抗辐射物资。在距离核电厂过千公里的中国各大城市包括香港、澳门，在远离辐射尘直接威胁的中国城市，民众包括香港一些市民却阵脚大乱，自行制造危机。从昨天大清早开始，大批民众就涌到超级市场、杂货店、街市扫货，把货架上的所有食盐买清光，后来的向隅者纷纷鼓譟投诉存货太少，要求超市补货。一时间，各大城市都出现长长的买盐人龙，大家都惴惴不安，人心惶惶，彷彿出了甚麽大危机。不明就裡的人甚至可能以为发生核事故的不是日本，而是中国，而是中国的核电厂！
那中国各地民众包括部份香港市民为甚么会突然抢购食盐呢？据说主要有几个原因。第一个是有传言说盐含有碘之类的物质，吃进身体可以抗辐射；第二是说盐的生产可能受辐射污染，需要早作储备；第三是其他人都在抢购，不想执输便跟其他人一起排队抢购。
在重大天灾人祸期间，在情况及前景不明朗的时候，人心虚怯是免不了的事，各种各样的假消息、假资料四处流散也不奇怪，特别是在网络、 facebook、手机年代，一条没有证据、根据的流言很容易在瞬间传遍不同地方，引发不理性的反应。只是，食盐可以抗辐射的说法不但没有任何科学根据，跟一般常识、常理也不相符。单单因为这样无稽的说法就引来多个大城市民众恐慌抢购，这充份反映中国民众包括部份香港市民连基本的科学常识也欠奉，连基本的防灾知识意识也缺乏，容易变成惊弓之鸟，被不法商人、居心叵测的人利用鱼肉！若果这样的素质不改善，真正有灾难临头时不管中国或香港都很容易自乱阵脚，令灾情进一步恶化。
当然，防灾知识、意识不足不仅仅是市民个人的问题，也跟社会条件、政府政策不足有关。以内地为例，资讯长期受政府严格控制，民众往往无法从正式渠道了解事件的真相，必须依赖非正式途径或小道消息补充。久而久之，民众便容易听信流言，出现非理性反应。
另一方面，防灾抗灾知识并不是与生俱来的，必须透过教育、训练、演习逐步培养。日本民众在地震、海啸中的冷静沉着表现就是月复月、年复年的教育、演习成果。他们清楚知道事故前该作甚么准备，事故中该如何对应，事故后该如何逃生。中国、香港民众却欠缺这方面的教育及训练，出现事故包括核威胁时自然手忙脚乱。
自八十年代末兴建大亚湾核电厂后，核电及核事故已成了近在眼前的事，已成了必须认真面对的事。可惜历年来电厂、港英政府及特区政府只是不断强调核电厂非常安全，不大愿意讨论风险问题，也没有大力宣传应对核事故的方法，更不要说组织紧急应变演习活动。在这样的情况下，市民对核安全知识的了解相当零碎有限，如何应对灾难更是茫无头绪。结果当有威胁临近时，市民便容易失去方寸，进退失据，甚至被无根据的流言骗倒。
我们认为，今次日本核辐射危机虽然未必直接影响香港，但由于内地特别是广东省大力发展核电，核安全问题将会是个长期问题，挥之不去。要避免昨天那种自乱阵脚、「自己吓自己」的情况，最根本的做法是培养抗灾知识及意识，包括加强核事故应对方法的宣传教育，让市民明白甚么该做甚么不该做，让市民有能力判断消息的可信性，从而提升市民、社会对谣言的免疫力。

南方报系炮轰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姜瑜

2011-03-17T21:48:00.000-04:00

北京王府井所谓“茉莉花革命”造成多名外国记者与警方冲突，针对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姜瑜扬言“不要拿法律当挡箭牌”“什么法律也保护不了他”，南方报系旗下《南方周末》指出 “法律应当是所有人的挡箭牌”，中国官员迷信强权蔑视法律，普法重点必须从百姓转向官员。社评“方舟评论”说，文化大革命中法治荡然无存，令整个国家陷入内乱，冤狱遍地，堂堂宪法甚至连共和国主席都保护不了。在今年两会中，个别官员公开宣称：“不要拿法律当挡箭牌”，跟中国人大委员长吴邦国关于法律体系基本建成的庄严宣告形成强烈对比，令人深感法治转型艰难。

2010年12月30日，浙江温州乐清市蒲岐镇寨桥村村民跪地为上访村长钱云会喊冤。

2011年3月3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姜瑜举行例行记者会上说，“不要拿法律当挡箭牌”。
“不要拿法律当挡箭牌”，也许是发言失误，但表现出来的官员潜意识令人担忧。这种说法给人的印象是中国法律只是一个口号。政府需要时，法律是百姓必须遵守的强制性规范；政府觉得碍手碍脚时，可以弃如敝履。
社评说，两位重量级的法律专家会近日反复强调法律神圣。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委员、清华大学法学院副院长周光权呼吁：“要真正让官员认同、尊重、信仰法律规范，而不是因为他执法或了解法律而去玩弄法律。”全国人大常委徐显明教授也呼吁：当通过法律达不到目的时，统治者便可抛弃法律，而改用其他手段，这是应该抛弃的人治观念。
法律不是道具，政治家既要用法律治国，政治家更要受法律的约束。对法律神圣的信仰，应该成为官员素养中的第一素养，官员本能中的第一本能。这有这样，才可能从根子上杜绝选择性执法，法律才不会在人治过程中起到助纣为虐的反作用。
社评说，法律必须神圣，还在于它公正而无所偏私地同等保护所有人，它是所有社会成员基本权利的挡箭牌，包括罪犯----罪犯的基本权利也受中国法律保护。只要是符合法律的行为，即便行为人别有用心，也不能找借口处置他。处置任何人都必须依照最严格的法律程序，而不可以无法无天，再怎样貌似正义的理由都不能用废止法律的办法，来进行法外施刑。
当下法律界有一种说法，叫法治倒退。是否真的倒退见仁见智，但今日中国某些官员法治意识倒退则是事实。除了扬言“不要拿法律当挡箭牌”“什么法律也保护不了他”，其他雷人之语平时也冲口而出：“你是替党说话，还是替老百姓说话”“没有强拆就没有新中国”“与政府作对就是恶”“拆迁自焚就是暴力抗法”。
这些雷人之语看似偶然，实则展现某些官员迷信强权而蔑视规则的潜意识。
社评最后说，中国法治现实严峻，当前首要和核心的任务，的确如如周光权委员所称，是以法治官，以法治权，让官员时时守住法律的界线。今后的普法重点，必须从百姓转向官员，对官员要以守法、用法当做重要的考核升迁指标。
中国警方3月2日约见十几名驻北京外国记者，强调外国记者在中国各地采访前需征得被采访人和单位同意。据称，这些外国记者2月27日都曾在试图采访第二波“茉莉花革命”通告引起的反应时遭到警察或便衣的粗暴对待。
3月3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姜瑜举行例行记者会被记者追问“违反了中国哪项法律的哪个条款”时表示，违反了去那个地方采访需申请的有关规定。“不要拿法律当挡箭牌。问题的实质是有人唯恐天下不乱，想在中国闹事。对于抱有这种动机的人，我想什么法律也保护不了他。”

日本员工帮助20名中国研修生避难后被海啸吞没

2011-03-16T07:01:00.002-04:00

日本员工帮助20名中国研修生避难后被海啸吞没
新华网日本宫城县女川町3月16日电大灾来时有大爱宫城县女川町百名中国研修生受助生还
新华社记者马杰　刘华

“要不是这些当地人的帮助，我们早就没了！”来自中国大连的研修生衣亚男和同伴们在宫城县女川町含着泪水感激道。
女川町约一万人口，一半左右至今下落不明，记者在这里看到，城镇一片废墟，海岸边堆放着几具被海浪冲上来的遗体。一辆日本国营列车被海啸拆成两截，拍打在离海岸轨道几十米以外的山边。在这样一座受灾惨烈的小镇，近百名中国研修生无一遇难，而很多人能够逃生，是因为身边有给予帮助的当地人。
灾难发生时，地动山摇，佐藤水产株式会社的20名中国研修生逃到宿舍附近一处地势较高的地方，不一会儿，公司专务佐藤充跑过来，喊着“海啸来了”，随后带着她们跑到更高处的神社避难。安顿好研修生后，佐藤充又冲回宿舍楼，试图找寻妻女。但宿舍楼很快被海啸淹没，佐藤充再也没有跑出来。
“我们看到他被逼得无路，在房顶上左跑右跑，最后还是被卷到水里。一开始还扑腾了两下，很快人就不见了，”衣亚男哽咽着说。研修生张军燕用相机拍摄下了整个过程，视频里，女孩们尖叫着、哭喊着“快跑啊”，却只能看着救命恩人佐藤充被海啸无情吞噬。张军燕说，佐藤充的妻女到现在也下落不明。
灾难发生当晚，大雪严寒，研修生们无处可去。佐藤充的哥哥、佐藤水产社长佐藤仁不顾自己家被冲走的悲伤，一晚上都在找山上的朋友借房子，暂时将研修生们安置进去。平时负责佐藤水产研修生管理的杜华说：“灾害发生第二天，佐藤仁见到我的第一句话就是：杜华，20个人一个都没少！ ”
冈青株式会社的社长和部长也没有忘记中国研修生，他们第一时间开车将5名研修生送到附近山上。“当晚，社长给我们找了一间山顶的温泉旅馆避难。那时，他们连自己的孩子都还没找到，”来自大连的曹晶说，等情况稳定后，她们又被转移到当地最大的避难所，和几十名中国同胞团聚。
在避难所，研修生们一日可以保证有两到三餐。随着受灾信息被外界更多人知道，赈灾车辆越来越多，补给也逐渐充足。“我实在不敢想象如果没有这些人的帮助我们会怎样，”曹晶说，在这场与时间赛跑的逃生中，这些当地人对每一个生命的同等尊重，将让得到救助的研修生感动一生。

华裔女子陪亲威上访被抓靠加拿大护照脱身

2011-03-10T23:26:00.002-05:00

多年前从中国广州移民大温哥华的一个赵姓女子，日前在中国人大政协两会期间，陪亲戚自山东到北京上访，结果一同被关进久敬庄「黑监狱」，很快即获加拿大驻华大使馆介入下获释。而她身在卑诗本拿比的安姓丈夫，除为妻子在华不幸遭遇感气愤外，更说自己也要立刻申请加国护照以保人身安全。该赵姓女子较早时使用加国护照进入中国。
据居住本拿比的安先生表示，由于他在山东青岛的一对70多岁亲戚，牵涉一宗被认为判决不公的民事诉讼，才由返华探亲的妻子陪同下，一起前往北京的中国国家信访局，递交投诉表格。但没想到北京时间周二上午11时，他们三人抵达目的地后，竟遭公安强行带走，随后更转送专关押访民的久敬庄分流中心。
现年38岁的安先生说：「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今年1月才接见过上访群众，为政府改革带来希望。没想到连外国公民陪访民上访也遭强行扣押，这实在让人难以接受。」
在接获妻子遭关押消息后，安先生焦急万分，立刻致电加拿大驻北京大使馆求助，幸好一个会说普通话的王姓职员答应帮忙，指使馆方面会联络北京公安局，同时发函中国外交部。他说，随后他就打电话给妻子，想直接告诉她驻华使馆的电话，一直打不通，令他非常担心。
安先生表示，经过3个多小时才接获妻子自北京打来电话报平安，说已获释，但一对70多岁的安姓亲戚夫妇续遭拘留。
他说：「记得周二晚间，前后3个小时，自己就像热锅上的蚂蚁，简直急的快疯了。」
他认为，因为妻子持加拿大护照返华，才得以获释：「我目前还是持枫叶卡，看来还得马上申请加拿大护照，否则真不敢随便回去中国。」
安先生指妻子告诉他，久敬庄分流中心里面关了数百访民，日常生活用品都被执法人员拿走，只发给饭票。戒备森严的久敬庄，有好几道铁门，进去的人根本插翼难飞。听说还有一些不幸的上访者，被殴打或送到精神病院。
他强调说，中国信访制度原希望解决大量的冤假错案，结果公职人员却粗暴关押访民，这让人非常痛心：「我希望加国政府经过这次，能敦促中国重视访民基本人权，也释放我那对无辜的亲戚。」
要认真考虑人身安全
当初先来加拿大留学、如今拿到枫叶卡的安先生认为，虽然他一旦入籍加国、持有加国护照时，他原有的中国户籍将要取消；但认真考虑到自己返乡时的人身安全，看来还是拿加拿大护照管用。
中国各级政府目前都成立信访办公室，但数以百万计上访者，却仍像封建时代遭冤屈的老百姓一样，前往各省省会和首都上访，投诉非法侵占土地、劳资纠纷以及被执法官员粗暴对待等各类不平事，要求高级官员介入彻查。据称，每年约1,000万人次到信访办公室上访。有些人甚至辞去工作，年复一年地上访，往往没有结果。
--星岛日报

曾经，我有一个最卑微的请求：

2011-03-03T00:58:00.000-05:00

http://cnjasmine.blogspot.com/

曾经，我有一个最卑微的请求：

我是一个农民，你能不能让我的孩子不用再做农民？我有一份责任田，能不能我想种什么就种什么？即使让我们按自己的意愿种植，能不能让我们能从地里刨口饭吃？即使你想征收我的责任田，能不能给我提供一个基本的法律依据？即使不能给出依据，能不能按照国家标准给我补偿？即使不能按国家标准补偿，能不能把补偿款全数给到我手里？即使不能全数给到我手里，能不能等田里的庄稼成熟收成后再填平我汗水浇熟的田地？即使，无论如何我都不同意，我能不能不用死在车轮底下？

我能够进城谋生，你能不能不叫我“农民工”？能不能让我的孩子不用上“农民工子弟小学”？即使要上“农民工子弟小学”，能不能不因为需要减少城市流动人口而要拆掉我孩子的学校？即使我的孩子能上城里的学校，能不能和城里的孩子給一样多的学费？即使我要给更多的学费，能不能让我的孩子在居住地参加高考？

我是一个小摊贩，那怕锅里只是几根煮熟的苞米，你的城管能不能不随意来取缔我的小摊子？即使要来取缔我的小摊子，能不能不要随意掀掉我的摊子、踢飞我的铝锅，没收我的板车？即使非要掀掉我的摊子，能不能不要把我按在地上痛打？我只图两餐温饱，给子女攒点学费。即使不给摆摊，一家人衣食无着我不得不带着孩子出来乞讨，能否不强行拉我们去验DNA？如果我的孩子让人拐走了，能不能不要让人把孩子拐到黑砖窑做奴隶？即使他被人拐走做了奴隶，能不能帮我把我的孩子找回来？

我是一个民办教师，你能不能不让官员的子女充斥学校而给我一个经过考试转正为公办教师的机会？当我面对村里的孩子叫我一声“老师”的时候，能不能让我不用再低头慌张躲避？我是一个复退转军人，能不能按照当初的承诺，给我一份工作，那怕是单位里保洁、保安、开车等最低收入的工作？我是一个国有银行的下岗职工，能不能不用低得可怜的数额买断我的工龄？我只是一个下岗工人，能不能让微薄的退休金增幅赶上通货膨胀的速度？

我是一个教徒，你能不能尊重我的信仰自由让我有一个公开颂主的机会？即使不能给我一个公开的机会，能不能让我能私下在家庭里聚会？即使不能让我在私下聚会，能不能不隨意闯家里把我抓去拘留劳教？即使要把我抓去拘留劳教或监狱，能不能不虐待我？即使虐待我，能不能让我活着走出看守所、劳教所或监狱？

我是一个大学生，你能不能不要收那么高的学费？父母二三十年的积蓄，才勉强供我一个人上学。即使不能降低学费，能不能不把我扔到郊外的大学城自生自灭？即使把我扔到大学城，能不能不要收那么高的住宿费用？即使要收那么高的住宿费用，能不能不要收那么高的电费水费？还有，即使要按比例抓人挂科，能不能不按学分收费重修？即使这一切都不能如我所愿，能不能让我在每星期天下午自由走出校门？如果我毕业走出校门，能不能不要让我马上失业？即使我马上失业，能不能让我能群租苟且偷生等待机会？即使我能找到一个工作，能不能让我们按年薪的合理比例购置我自己的房子而不是成为“房奴”？

我只是一介布衣，你能不能不随便在路上把我截停来查我的身份证？即使要查我的身份证，万一我忘带了，能不能不把我关到看守所？即使把我带到看守所，能不能不要叫我的家人带钱来赎人？即使不叫我家人赎人，能不能不要殴打我？即使要殴打我，能不能不把我打死？即使把我打死了，能不能不说我是“躲猫猫死”“睡觉死”等原因而意外身亡？

我有一所祖传下来的房子、一所我辛苦赚钱买回来的房子、一所我一砖一瓦砌起来的房子，即使你需要用我房子下面的土地，你能不能和我商量一下房子的价钱合理补偿后再拆我的房子？即使不能商量，能不能按照房子的市价购买我的房子？即使不能按市价购买我的房子，能不能不趁我不在的时候扒掉我的房子？即使不能不扒我的房子，能不能不要找人来打死打伤我后再拆房子？即使当我不得不点燃自己身上的汽油的时候，能不能不说我是暴力抗法？就如梁文道所说，“好，就算你不能保证老百姓的住所不被强拆，起码你也该留道气口，让他们去上访投诉吧。如果你连上访都不准，可不可以不要强奸那个跑来上访的女孩呢？如果你的人非强奸她不可，能不能至少让那个女孩去报个案呢？就算做做样子也行吧？万一这女子太过害怕，找人陪同壮胆，能不能不捉那个陪她的善心人，说他是‘聚众滋事’呢？如果你真得抓这个人，至少让他见见家人和律师好不好？”

我只想吃碗饱饭，你能不能让商家不要在我吃的东西里头加地沟油、加吊白块、加苏丹红、加甲醇、加毛发酱油？大人也就罢了，能不能让商家不在我孩子奶粉里加三聚氰胺，能不能不在我孩子的奶粉里面加皮革蛋白粉？即使孩子被毒害而疾病缠身，能不能给我的孩子必要的补偿？即使不能给补偿，能不能让我能通过法院寻求公正与赔偿？即使不让我去法院寻求公正，能不能不把我抓起来判刑？即使要把我抓起来判刑，能不能不要强迫我认罪撤诉？即使我被迫认罪撤诉，能不能不让我消失于人世？

我已经有了一个孩子，你能不能不强制抓我去上环节育？如果我有一个孩子而又怀孕的话，能不能不拉我去强制堕胎？如果我生完两个孩子，能不能不强行拉我去结扎？如果我逃避计划生育，能不能不拉我的家人去学习班？即使不拉我家人去学习班，能不能不拉我的牛、挑我的粮食、揭我家的瓦？即使这些事情你都做了，能不能给我的孩子一个户口？

我想说两句话，你能不能不强加我造谣诽谤煽动颠覆国家的罪名？即使要强加我罪行，能不能按法律程序通知我家里人？即使我被控制了，能不能不去吓唬我家里的老人小孩？即使不能通知我家里人，能不能让我请律师，让我的律师会见我？即使要强行开庭，能不能让我的家人参与旁听？即使不能让我家人旁听，能不能让我的律师传唤证人出示证据充分答辩？即使你强行判决了，能不能让我的家人定期会见我？即使我能如期出狱，能不能不把我放到一个更大的监狱里？

可是，没有如果。经过这么多年，我已经绝望地发现，连我最卑微的请求，完全都不可能得到一丝一毫的满足。

以前，我会说，请你帮帮我；但是，从今天开始，我会告诉你，我不需要你的帮忙了。

以前，我毫无尊严地乞求最低限度的生存；现在，我清楚我需要的是有尊严的生活。只有两个字：尊严。

我的尊严，不再需要你的施舍，我的尊严，就在我的脚下，在每个星期天下午两点的街头。

你给或不给，诉求都在这里，不屈不挠。

利比亚驻联合国代表声泪俱下止住了中国代表“不干涉内政”

2011-03-01T06:54:00.003-05:00

中国政府承认使用致命杀伤性武器镇压平民是反人类罪
2月26日，联合国安理会的15个理事国举行紧急会议，经过一整天的密集磋商之后，一致通过了制裁利比亚卡扎菲政府的第1970号决议。
制裁内容包括4个方面：1、对利比亚实行武器禁运，2、禁止卡扎菲和家人以及16名亲信出国旅行，3、冻结相关人员的海外资产，4、以涉嫌“反人类罪”将利比亚当局镇压平民的行动提交海牙国际刑事法庭进行处理。可以说，这一制裁案几乎动用了除开军事介入之外的所有制裁手段。
在会上辩论议案时，利比亚驻联合国代表发言，声泪俱下，恳求各国代表投票支持制裁，特别要求把卡扎菲政府送上国际刑事法庭。他的发言止住了中国代表所谓“不干涉内政”的论点，成为辩论的转折。
一个主权国家政府的代表，请求外国政府联合起来制裁惩处自己国家的政府，并且一见到各国同意制裁，立即流下感激的热泪。这在联合国历史上是没有先例的。
第1970号决议的伟大意义在于，正如美国驻联合国代表所说：“它史无前例地迅速和一致决定，将一个国家的人权问题提交到国际刑事法庭进行处理。”
不消说，这一点正是中国政府最害怕的一点。本来在这次会议上，其他国家早就表示同意了，唯有中国代表迟迟不表态，因为中南海就半天拿不定主意。众所周知，现在利比亚政府的所作所为，就是1989年中国政府的所作所为。这一点，卡扎菲自己就一再强调。卡扎菲两次电视讲话，都以中国政府在1989年出动军队坦克镇压天安门民主运动为例，为自己镇压利比亚平民的行为作辩护。
这就使中国政府陷入极大的困境：如果它不投赞成票，那等于把自己和卡扎菲捆在一起推上被告席，成为国际社会的众矢之的；如果投赞成票，那等于从理论上承认了1989年天安门屠杀是反人类罪，应该被追究责任。
中国政府是最后一个投票的。出于无奈，它不得不投下赞成票。在表决之后，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李保东作解释性发言，说：“考虑到利比亚当前极为特殊的情况和阿拉伯及非洲国家的关切和主张，中国代表团对安理会刚刚通过的第1970号决议投了赞成票。”
2 月28日的英国《泰晤士报》发表署名文章（注）指出，阿拉伯人的觉醒可能会深刻地影响中国的政策。中国政府在它所参与的最重要的国际机构－－联合国－－和大家一道，立下了一条明确的规矩，那就是，使用致命杀伤性武器镇压民众是犯罪行为，政府的领导人可能也应该被追究责任。
不错，中国政府投票同意联合国第1970号决议，并不等于它已经承认了六四屠杀的罪行，也不等于今后它就不再会使用致命杀伤性武器镇压平民。我注意到，国内官方媒体在提到第 1970号决议时，只说了3项制裁，即，武器禁运，旅行禁令和资产冻结，有意隐瞒了以涉嫌“反人类罪”将利比亚当局提交国际刑事法庭这一项。可见，中国政府还在欺骗中国人民。这表明它还无意改恶从善。但是那毕竟也说明了，中国政府自己也知道，在道义上，在法理上，它无法否认，它不得不承认，使用致命杀伤性武器镇压本国平民是反人类罪。
－－－－－－
（注）Libyan tremors will be felt as far away as China;The Arab awakening could profoundly affect policy in Beijing and London, and herald a new dawn for the EU. by Bill Emmott, Times (London); Pg. 23; Feb,28,2011.
___ 自由亚洲电台 ___

流沙河：中国人在全世界唯一最好的朋友是美国人

2011-02-20T00:46:00.000-05:00

本文摘自：人民网，作者：流沙河，原题：《流沙河：中国人在全世界唯一最好的朋友是美国人》
流沙河：各位朋友（热烈的掌声），我比在座各位朋友蠢长得多，我今年已经74岁了。我这个人谈不上什么“思想”；但是由于我的年龄比你们大，我曾经亲身经历的事比如抗日战争你们没有经历过，这就是我跟大家不同的地方。今天来，我只跟大家讲两件事情。

我的家乡在今天的青白江区城乡镇，在那时金堂县的县城里边，一条好深的巷子叫槐树街，出去有一个庙子叫“川祖庙”（音）。从我当小学生起，这个川祖庙就有一拨一拨的壮丁进来集训，两三个月后就开赴前线去了。这都是我这个小学生亲眼见到的。这些壮丁苦得很，他们穿得稀烂，我没有看见任何强迫，全部是招派，而且都是自愿的。

这些壮丁是怎样来的呢？当时的征兵政策，叫“三丁抽一，五丁抽二”――你有三弟兄必须要出一个去打仗，有五个要出两个。出了以后由国民政府（县政府）给“安家费”（用“黄谷”就是没有碾出来的米发放），所有壮丁的家属都领了的。这里面我所见到的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九是自己去的，“拉壮丁”的事有没有？有，我亲自看见过一次，而且这一次的情况是：有个保长，他完成了任务又乱打主意，想再拉一个木匠。那天木匠收了工从房子上下来，保长就把他拉了。

但是拉了以后第二天就放了，为什么呢？因为这样子做不合法。由于当时负担壮丁的人除了保长以外还有很多乡长，别人都是按照规定而他完成后又胡乱来，怎么行呢？所以后来就放了。这是我见到的唯一一次。我见过川祖庙里一批批来一批批走不下数千人，这些壮丁怎么可能都是强迫拉来的呢？拉来他不跑吗？很容易他就跑了，那个庙子几面都是空的。这些壮丁非常苦、非常惨，我们四川的三百万壮丁几乎都是农民。全部是这些最穷苦的老百姓。而且这中间我没有看见过逃兵。逃兵有没有？有。连正规的兵营都有逃兵，但怎么能拿这跟百分之九十九点九来比呢？

而且还跟你们不同，本人有幸接触过一大批这样的人。那是文革中我这个“右派”。这些就是我亲自看见过的抗日战争到前线打过仗的人。无论你们从“理论”出发、还是从你们的“主义”出发你们要采取什么做法，都难以抹杀四川三百万“壮丁”的善良勇敢，和他们在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中作出的贡献和牺牲――四川的壮丁牺牲在战场上有几十万。他们用的武器根本没法跟人比，但是他们去赴死了。这是我终身难以改变的印象。这就是我要讲给大家听的第一个故事。

第二个故事也是我亲身看见的。我要告诉大家：美国人是我们最好的朋友，中国人在全世界唯一最好的朋友是美国人。1900年八国联军进入北京，第二年的“庚子赔款”所有的八个列强，其中只有一个国家拿到这个钱没有动，就是美国。后来以各种方式退给我们了，其中一种方式叫“庚款留学生”，还有的拿来补贴我们的大学。我告诉你们，抗战时期山西有一个“铭贤学院”迁到我的家乡来。这个学校是和美国欧柏林学校挂了钩的，欧柏林大学有个“山西基金会”就是美国政府用庚子赔款设立的。“山西基金会”的钱就用来资助办铭贤学院，从30年代创办就是用的这个钱。

后来抗日战争了辗转数千里逃到我们家乡，我们家乡最大一个姓曾的地主，他主动把自己一个寨子腾空，全部免费借给这个学校。这个学院就这样一直办了下来。政权改制后它就变成了“山西农学院”和“山西工学院”，然后跟美国交恶后每年的这个钱就没有了。那头也没有作任何解释，我们这头说“我们革命国家，谁要你帝国主义的臭钱”，就这样从建国以后这个钱就断了数十年。

到了改革开放初期，欧柏林大学的“山西基金会”派了一个工作人员，一个27岁的小伙子到中国大陆来，找到中国政府。问他有什么事情，他说你们国家从前有个铭贤学院还在不在？哦，大家就告诉他说这个铭贤学院从建国后就迁回了山西，在它的基础上办了一个“山西工学院”和一个“山西农学院”。然后这个小伙子就去找，找到里面一些老的教师，果然证明这是事实。考察后他就走了，也没有说什么话。过了一段时间美国方面就正式派代表来，说是要接触你们原来铭贤学院、现今是“山西农学院”和“山西工学院”的人，要拨一大笔款给他们。你想我们这边的官员听说有“美圆”来，那个积极性之高啊（笑声），马上把工学院、农学院的党的领导，党委书记、院长每个单位派起代表团来。但是一接触没有发现一个真正是原来铭贤学院的人。人家“山西基金会”说你们来的都是官员，我们要见铭贤学院的人。怎么办，怎么办？最后才想起山西农学院有个右派分子是原来铭贤学院的，于是去把这个扫厕所的教授老头找来，说让你加入我们这个代表团，你走在前面。结果人家还认得到他，从此以后每年20万美圆就没有断过，10万给农学院，10万给工学院。这样大家才知道，原来尽管。夺取政权后这个钱就断了，但美国人一分钱都没有动，全部拿来存起连本带利增值了几十年，现在就能够每年拿出20万给这两个学校。这是我一个在铭贤学院读过书的朋友讲给我听的，我听了当时就哭起来了（掌声）。八国联军中没有一个国家这样做。

其中最恶劣的有两个，一个是日本，日本把我们赔的钱都拿去制造武器再来打我们；第二个就是俄国，极其无耻贪婪。而不久前我读一个清朝派到美国去的人写的笔记，当时的美国总统接见这名外交官时曾表示：有两个国家想要侵略你们，一个是日本，一个是俄国。贵国受列强欺负，我们美利坚合众国是同情你们的；我们希望你们要强大起来，一个强大的中国是符合美国的利益的。还有一个事情，就是八国联军走后，中国的赔款绝大部分不是给的银子，根本没有那么多现银。是通过什么方式给的呢？是从中国的海关收入里每年扣出。中国总署由八国推举的代表、一个叫赫德的美国人管理赔款帐目，赫德管理的帐目那是一清二楚。美国人在这方面的品行也为世所公认。

抗日战争爆发时我刚进小学，到我进初中的时候抗战已经进入最后阶段，也是最艰难的时期。我13岁那年曾经与其他同学一起去美军的军用机场，跟所有大人一样参加劳动。一样吃的是糙米饭，米汤是红颜色有气味的；一样是八个人一桌，只有一小碗不见油花的盐拌萝卜丝。就这样修了一个星期机场。我们这些娃儿是怎样想的呢？——再不出力国家就要亡了。因为从小我们的老师就跟我们讲：一定不能当亡国奴！当了亡国奴就要像朝鲜人那样，见到日本人来了就要立正鞠躬，日本人要骑马还要垫背让日本人踩着上马。这就是亡国奴！因此我们从小就知道要爱自己的国家。当时国民政府也好、老师也好，要我们爱国从来没有说过“爱国主义”这几个字。你要知道，“爱国”成了“主义”，就是一种“学说”，一种学说是不含任何情感的（掌声）。我们的老师说“要爱国”，余光中对我说“爱国是一种感情，不是一种主义”。我从小就是被这种感情所制约的。

——后来这个机场修起了，我当学生亲自看见这些美国飞行员从我家院子上空飞过，去轰炸东京，轰炸日本的钢铁城市八幡，有B-29、P-51（“野马式”战斗机）、还有一种叫“黑寡妇”的战斗机。往往是早上看见一架架B-29编队飞走，下午回来时都已经是打散的了。我亲自见过有些回来的轰炸机，四个螺旋桨有三个都不转了，就靠一个螺旋桨飞回来；还有的翅膀上被高射炮打穿的洞有桌子那么大，透过洞看得见蓝天。小时候看见这些飞行员只觉得他们很英勇，却不知道他们中还有很多人早已葬身太平洋鱼腹之中了。这些就是我们的朋友啊，死在这里啦！这些死让我无法释怀。

另外我还要讲讲美国人的善良。我们中国人，我们贫穷，我们没有自尊心，我们不争气——我们那么多中国人，去偷机场里面美军的军用品，美军从来没有来追查过。在我的家乡，每天黄昏后地下摆的摊子卖的全是军用品，贼货。偷来的美军皮靴、腰带、衣裳、罐头——连花生米罐头都偷，最后就是美军卫生用纸，一捆一捆的偷出来在那里卖。任何美军都没有来追查，换了其他国家是做不到的。美国人单纯天真，而且体谅穷人，晓得你们这个国家没有办法。搞到什么程度，连美国人的枪都要偷，流落出许多卡宾枪，美国空军战士用的那种短卡宾。是由于这些美国兵，他们自由散漫惯了，他们进食堂吃饭有个规定：不允许带武器进入。所有卡宾枪都在食堂外的墙边排成一排，结果吃了饭出来发现枪被偷了。偷了美国人还是就算了，说没关系他又去领。偷美国人皮靴的情况是，美国兵的营房晚上睡觉他们要空气流通不关门，第二天早上起来就哇啦哇啦闹鞋子没有了，于是再去领一双。

后来我在60年代文化大革命前所在的农场，靠近凤凰山飞机场。那里的农民对美军也很熟悉。当时有个姓黄的老大爷是“贫下中农协会”的主席，属于“无产阶级”，党很信任的那种人。他跟我摆起过去的事说：“美国人都是些瓜娃子！”我说：“咋个喃？”他说：“嗨呀，我们净整他们！”说是美国空军因为要有营养，就在天回镇那边买了许多鸡，委托他们去熬鸡汤。“我们只要炖的鸡汤一煮开，就把整鸡捞起来丢在潲水桶里，每天下午挑潲水走时美国人又不检查，结果挑了几十只鸡出来每天晚上在天回镇卖白斩鸡，嗬哟，吃的人还多得很！”（笑声、叹息声）“——美国人居然还不知道，不是瓜娃子吗？”

另外还有我亲自见到的一件事。在广汉机场那里有一个小娃儿——那个机场虽然是军用的，但小孩进去美国人根本不管，我就进去很近的看过飞机——有一个小娃儿突然就丢失了，于是那些农民就闹，说美国人把娃儿偷了。结果过了一个月那个美军休假回来把娃儿带了回来，给他换了一身新衣服，包包里还塞满了美圆，送他回家。这些我亲眼看见的事情，使我对美国人的单纯善良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不管在朝鲜战争开始后说美国人咋个咋个的坏。50年代初我们国家编了一套连环画，是中国那些最有名的画家集体创作的，叫《美帝百年侵华史》，拿来在全国宣传，连每个村庄都贴得有。那美国人简直是青面獠牙啊，美国人坏得不得了。后来在文化大革命前我在凤凰山机场挖地，因为那里过去是美军机场，有个“左派同志”就说：“不晓得他们在这里强奸了我们多少中国妇女！”我当时忍不住冒了一句“——还要调查了才晓得。”嗬，这下报告上去，说我是“坚持反动立场”（笑声）。所以这个是没有办法的：人的记忆无法抹杀。人们信仰的“主义”可以改变，记忆、事实却无法抹杀。

到了80年代我年纪很大了，也都可以出国了，这种记忆依然在起作用。我两次随中国作家代表团出访，一次作为团员、一次是团长。

作为团长那次是到菲律宾。去之前我就知道菲律宾马尼拉南郊有个美军墓园，在太平洋战争中美军牺牲的七万人，有二万五千零七百多人埋葬在这里。因为当年本人研究台湾诗，有四位台湾著名诗人都到过这个墓园并写过诗，其中写得最好的是罗门（大意）：“……太平洋的海底没有门，史密斯、威廉斯你们已经去不成了，就在太平洋的海底吧；哦，等待你们的烟花肯定要放过，等国丧节吧……”〔整理者注：原诗较长，相应部分为“……史密斯威廉斯烟花节光荣伸不出手来接你们回家……史密斯威廉斯当落日烧红满野芒果林于昏暮/神都将急急离去星也落尽/你们是那里也不去了/太平洋阴森的海底是没有门的”〕看了很难过。所以我就立下誓言：只要我到菲律宾就一定要去那里。结果到菲律宾后——我是团长，下面还有几位团员——那边一安排，参观的节目里没有这个，没有这个叫“麦金利堡”（FortMckinly）的二战美军墓园。一看我就很失望。我就琢磨要想个什么办法。

在那里一切都要服从大使馆，而到菲律宾的作家代表团我们已经是第三个了，以前两个都没有去美军墓园的安排。因为菲律宾政府的安排要跟中国大使馆商量，80年代中国大使馆绝对不会允许去参观。到后来第二天我们就要走了，每个人包包里都还揣得有几百个比索，那天下午我就说“今天下午放假，各位同志你们要采购什么的赶快去”。等大家走了，我就一个人找到当地一个写诗的华侨叫李云鹤（音），请他带我去。他说“可以，可以，但是你们中国作家从来没有哪个去的啊。”我说“台湾呢？”他说“台湾是每个作家非去那里不可！”我一下就明白了：人各有感情。我们这边是枪杆子造反打出来的江山，当然就把美国当成敌人；而台湾那边他们记得到，是他们曾经的战友。在我们这边的人里，我是第一个去的。

那个下午我真是感慨良多。我从来没有见过那么大的墓园，更让我惊奇的是下面的情况。

首先是所有的墓碑上一律只有四项内容：一、姓名；二、籍贯；三、部队番号；四、牺牲年、月、日。起先我很纳闷：这里埋葬的军人中既有将军，又有其下不同军衔的和普通士兵，怎么一点没有反映？后来一想才恍然大悟——别人认为将军也好、元帅也好、士兵也好，都是活着时候的一个身份；他死了在上帝面前就都是一个普通人了，就没有这些区别了。不像我们，死了很多年还叫毛“主席”（笑声、掌声）。这是鄙人受的第一个教育。

其次是不分军阶所有墓都修得一模一样，占的面积就那么一点——他们那个不能叫“坟”，中国式的坟是要鼓起来的，而它是平的，上面是一个十字架墓碑。别人的政府花的是什么钱？绝对是我们这些脑筋想象不出来的。80年代我的全部财产加起来还抵不上这个小小的十字架！为什么呢？那是从意大利西西里岛产的“雪花大理石”专门采下来，刻制好了再绕半个地球运到这里来——我连运费都出不起，而且每个都是一样的。这是我看见的：别人没有分任何等级。别人坟墓的排列次序是按ABCD的顺序区分的，你叫Adam你就排在前面，在A区；叫Zemota就在最后，查找起来很方便。别人不仅活着的时候要平等，死了都要平等（掌声）。

这样的事情是在中国我看不见的。还有在墓园前面刻了很多标语，都是黑色大理石填金，它的英文翻译出来就是：“主啊，在我们和强大敌人搏斗最艰难的时候，是祢鼓舞我们勇往直前”，——是“主”，你注意：不是“。党”、“共和党”（掌声）——“上帝啊，祢从太平洋海底把他们的灵魂带回去吧”，“主啊，原谅我们的软弱，多亏祢的支持我们才坚持到最后英勇牺牲”等等——里面没有一个字提到美国总统罗斯福，虽然罗斯福那么伟大；没有一个字提到“。党”、“共和党”。这是不是就是说他们迷信呢？不是的。因为在这里“主”是一个符号，意味着平等——“我们所有的人，死后在GOD面前大家都是一样的”。因此无论你对“主”，然后到了整个墓园的中心区，有一座灰色水泥方塔，三面都是光的，只有一面刻有浮雕，没有任何文字。

这浮雕也令当时的我十分惊诧。

因为按照我们的想法，它的内容应该是歌颂这些牺牲了的美国将士，如果要我来为我们的革命墓园设计的话，那就是一幅战士端枪冲锋、领袖在后面挥手之类的图景；但我一看却完全不是这样，很让我感到惊奇。

它刻的是一个半裸的小伙子双手持剑，这样握着，边上有一些树林——哦，我一下子明白了。这是圣乔治。所有欧洲人都知道的民间传说里斩恶龙、救爱人的圣乔治。这是用圣乔治这个形象代表全体牺牲的美国将士。而且圣乔治脸上没有一点胜利的喜悦，完全是面临大搏斗的紧张，两手紧握宝剑、双目凝视着远方正在扑来的恶龙。这形象一下打动了我。再一看，还有：圣乔治上面两边各有一个少女，穿着古希腊长裙——是自由女神（一个叫Freedom，一个叫Liberty），意思是说他这样英勇战斗是为了自由（掌声）。还没有完。在自由女神的更上面，还有一个妇女，半身像，我一看就懂了——她一手拿天平，一手持权杖，这个女子是Virgin，正义女神。哦，战斗是为了自由，自由又是为了什么呢？为了正义。她这个正义女神一手拿天平——要有平等，一手拿着权杖——要有民权、人权。正义女神上面还有没有？还有。还有就不是神啦，是一个普通美国妇女怀抱一个婴儿：那个美国妇女是“祖国”，那个婴儿就是“祖国的未来”。一个妇女护着婴儿就是整个立意，没有任何文字说明，但我却是深受教益：这就是别人社会、立国的基本价值取向，都在这里面了。

后来我又看见有个墓碑，上面既无姓名籍贯又无部队番号，只刻了一些英文分三行排列，翻译出来就是：“这里躺着一个武装的同志……OhGod——只有上帝才知道他是谁”——这是一个无名战士的墓。按照我们这边，任何革命墓园，都要审查历史。如果你连姓名都没有，就没有资格进革命陵园，因为万一你是叛徒呢？而别人就是没有姓名的也一样给他立了碑。再往下看，又看见一个墓使我心头非常快活。这个墓是一个华裔的，因为他姓名的写法是：N一个省略点；M一个省略点；后面K、I、N——他姓“金”。我在这个墓碑前照了一张相，为此感到些许欣慰。

我的菲律宾华侨朋友对我说：“有几个墓的墓碑不是十字架，我们搞不懂是什么东西，是不是你去给我们认一下？”于是我们就一起去找，找到了我一看，是一个六边形的墓碑，上面还是刻着姓名、籍贯、部队番号、牺牲年月日。我说：“他是犹太人。”凡是读过《旧约》“出埃及记”的都知道，摩西带着以色列人（犹太人）在沙漠里走了几十年都没能回到故乡，摩西死后由大卫王继续，每次迷了路天上都有颗星指引方向，这就是“大卫星”。

我说这表明别人尊重他的宗教信仰。然后他又说“还有个墓碑非常奇怪，不是大理石的。”在他的指引下我看见有个东西在夕阳的余辉里闪着金光，到了那块碑前上面刻的文字又一次使我震惊：“这里躺着我们十八个战友，由于他们身体的部位已难以互相区别，因此让他们在这里一起长眠”——这是那些身体被炸成碎块、难以区别这块是张三的、那块是李四的，只晓得是这十八个人。如果喊我来管，干脆刨18个坑，每个坑里弄一点进去不就了事了？结果别人不。就是说人死了都不要欺骗他，不能欺骗死者，要让他死后都能够真实（掌声）。这些都使我感动。离开时偌大一个墓园只有我和我的菲律宾朋友，在黄昏的夕照之下依依不舍。最后我去看它那个纪念窗、纪念图，比这个墙还高。其中有一张图，地图上画的是从中国内陆、从四川画了一个红色箭头，越过整个中国、越过黄海直插东京——这就是画的我修过的广汉机场，从那里500架B-29去轰炸日本东京的示意图！看到这张图我一下子泪洒衣襟，因为我修过它的跑道，这跟我有关！

所以在10年前，二战胜利50周年我就写了一篇文章，叫《二战我修飞机场》。这篇文章是台湾《中央日报》的约稿，后来占了一个整版。《中央日报》还加了个“编者按”，说是这篇文章让我们又回复到当时中国的艰难情景中，连小小13岁一个学童都要去修飞机场，可见国家、民族的危机之严重。文章发表后就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

有个名叫“林达”的美国女士，到成都后通过各种关系找我，最后由一个考古队的朋友带到我家里。她问我：“你是不是写过一篇文章《二战我修飞机场》？”

我说：“是的。”她说：“你这篇文章是不是发表在台湾《中央日报》某年某月？”我说：“是。”然后她出示一张照片，一言不发盯着我。我一看那是我最熟悉的SuperFortinAir〔SuperFlyingFortress？〕——“超级空中堡垒”B-29。我就告诉她“这是B-29，但是你们已经把它背上的炮塔拆掉了；它的腹部还有一个炮塔，像锅一样凸出来的也没有了。”

她说：“是的，是我们拆掉的。”我说：“还有最重要的它尾舵上有一根天线一直拉到头部，你们这架飞机没有了。”她说：“对，你说得完全正确！”于是她才告诉我，说“我来找你是因为，我的父亲曾经从广汉机场驾驶B-29去轰炸东京，他读了你的文章后要我采访你。”我连说那时我还是一个13岁的孩童，也只是修了一个星期的机场。她说你把当时关于美国飞行员的各种所见所闻都讲讲吧。我说好，我来讲讲。

于是我就把当时所见美国飞行员是什么样子给她描述了一下，还有他们指着几个在河边洗衣服的中国妇女说的一句话，虽然我学过一点英语，但他们的口语还是听不懂：Thereare“微敏”，Thereare“微敏”，这“微敏”是什么？结果原来是我读英语读成的那个“窝门”，W、O、M、E、N“窝门”，就是“女人”。然后我又告诉她有美国地勤人员被炸死。是怎么回事呢？被中国人炸死的。因为美军把炸弹堆放成金字塔样，有一面靠墙，没有任何防备什么人都可以进去。那些贼就要去偷炸弹——炸弹是没有用的，但炸弹里面有一样东西很有用，就是把撞针卸下来有一圈用最好的锡制作的保护圈，这些中国贼看中的正是它。

他们把撞针卸下撬走保护圈，然后再一切恢复原样，那炸弹一样可以炸。在这些中国人的观念里觉得没有什么关系。这就跟契诃夫小说里的农民是一样的，把铁轨的螺栓撬下来拿走了，法官问他“你知不知道这样做会造成火车出轨？”那个农民说“俺没有那么傻！俺晓得隔好远才取一根螺栓，怎么会出轨！”（笑声）结果有一次美军用吉普车运炸弹，有一颗炸弹爆炸就炸死四名美军。就是这样都没有说要把中国贼抓出来枪毙。后来都没有追查，美国人算了。这些事情她都一一记录下来。我又告诉她修机场是怎样铺石子，我们小孩怎样做、怎样补，美国军人又是怎样对我们竖大拇指“顶好，顶好”……所有这些她都记了下来。

林达回去一年后给我打来电话，说他们美国有一个“B-29协会”，美国全国还有400多个B-29飞行员在，他们要建立一个B-29纪念馆，美国政府给了他们一架飞机，相片上那架就是。这个纪念馆中心砌了一个台子安放这架B-29，周围砌墙用的每一块砖上都刻着一个名字，凡是跟B-29有关的人员——飞行员、地勤人员等等全都有份。她父亲说“那个13岁的年轻人为B-29修过跑道，我出钱！”她父亲出钱订了一块砖，上面用英文拼的是本人“流沙河”的名字（掌声）。

这件事使我深深感到美国人的认真。比较起来，有位志愿军战士对我说他们重新到朝鲜去，他战友的墓已经非常潦倒，有些早被朝鲜人挖了。这就是“亲兄弟”，“鲜血凝成的友谊”；而那个是“帝国主义”，别人还记得起太平洋这边一个13岁的娃娃，修过7天飞机场！

这就是我今天要说的两件事。一是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九的壮丁是自愿去的，是勇敢的；第二，美国人是我们的朋友。今天我要告诉在座各位的只有这两件事，其他的道理我讲不清。我讲得拖沓占了大家时间，对不起。（长时间热烈鼓掌）

再爆毒奶丑闻 “皮革奶”致癌夺命

2011-02-15T23:16:00.003-05:00

再爆毒奶丑闻 “皮革奶”致癌夺命
2011年02月15日19:48:00

毒奶」不止是三聚氰胺，中国农业部下发2011年度「生鲜」乳製品质量安全监测计划，其中除要检测三聚氰胺外，还要检测「皮革水解蛋白」和硷类物质。「皮革水解蛋白」是以废旧皮革製品甚至动物毛髮予以「水解」之后，製成粉状混入牛奶，提高蛋白质含量，由于带有重铬酸钾和重铬酸钠等有毒物质，长期食用可能会致癌。有专家指中国社会「趋利」之风严重，奸商损人利己，制度监管不力，导致社会信用崩溃。

内地奶粉製造商会到各地的奶站收购牛奶，「皮革奶」有可能最终变成「皮革奶粉」。有内地家长听闻农业部要严查「皮革奶」，表示会选购较著名品牌的奶粉，或是前来香港选购。

广州《21世纪经济报道》报道，农业部12日下达要求，对全部鲜牛奶样本都要检测是否含有三聚氰胺，再抽30%的样本检测皮革水解蛋白和硷类物质，此外还要检查铅和黄曲霉素，一旦发生不合格产品要立即上报并追溯源头。

报道引述农业部人士说，「这次监管计划更具体，要求更严格。」不法企业之前在牛奶中违规添加三聚氰胺，三聚氰胺成为严打对象后，他们又添加「皮革水解蛋白」，其中可能含有重铬酸钾和重铬酸钠等有毒物质，人体吸收后可致关节疏鬆、肿大，甚至造成儿童死亡。

中文大学生命科学院副教授陈竟明对本报说，重铬酸钾和重铬酸钠是令皮革软化的化工原料，其中的「六价铬」是致癌物质，欧盟禁用。「奶就是奶，不应有其他物质。」陈竟明说，奶中的乳酪蛋白有特别的氨基酸成分，能为人体提供足够营养，非法添加的物质不能代替。

内地最早于2005年揭发山东奸商在牛奶中添加「皮革水解蛋白」，引发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吴仪的重视，曾经大力整顿；但在2009年3月，浙江省金华市「晨园乳业」又被查出製造「皮革奶」，当场起出3包20公斤装的白色皮革水解蛋白粉末，以及1300箱受污染的牛奶产品，少数流入市面被回收，山东、山西、河北也发现同类产品。但暂时未有消费者因食用此类产品产生不良影响的报告。

中国广播网引述北京食品检验专家王晓峰表示，皮革水解蛋白的检测难度比三聚氰胺更大，因为它本来就是一种蛋白质。现时以农业部规定的检测方法，主要是检查牛奶中是否含有「羟脯氨酸」，这是动物胶原蛋白中的特有成分，在乳酪蛋白中则没有，所以一旦验出，则可认为含有皮革水解蛋白。

奸商往往在奶中搀水，但因为太稀、蛋白质不足而不能通过营养检测标准，故要加入冒充蛋白质的添加剂。《新民周刊》曾引述业内人士说，每吨水解蛋白价格为 1000元，按正规生产方法，1吨奶粉的成本算上鲜奶、人工、水电等等至少2万元，但是若搀入水解蛋白，每吨的成本不过4000至5000元，奸商正是在暴利诱惑下「投毒」。曾任广东省奶牛乳品行业协会会长的王丁棉则说，国外也有用新鲜的牛皮、猪皮提炼水解蛋白用作食品添加剂的，但绝对不是用化工污染过的皮革废料。他还说，「这种造假的技术都是专家提供的，没有专业人士的指引，农民养牛就算养100年也养不出三聚氰胺！」各地有人专门研製造假配方，然后卖给其他人，最后蔓延到全行业。

「这是一个互相投毒的社会。」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郭于华对本报表示，现时中国整个社会生态恶化，不同行业各有损人利己做法，「这主要是制度的问题，是由上到下的堕落，培养出一些非常精明的人，造假成性，没有诚信，老实人反而吃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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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有 10 条留言：

jet777 于 2011-02-15 23:03:17 的留言：

这是一个互相投毒的社会。

人人毒你，你毒人人。

jet777 于 2011-02-15 23:02:57 的留言：

这是一个互相投毒的社会。

人人毒你，你毒人人。

story9988 于 2011-02-15 22:52:40 的留言：

关键还是太穷了，如果不加水也能赚钱，我觉得商人也没这么黑心，能这么黑心的基本
上很难称为人了。

PatekPhilip 于 2011-02-15 22:42:18 的留言：

what the fuck! fuck CCP

wonderment 于 2011-02-15 22:42:05 的留言：

楼下说的对. 中国还有死刑, 该枪毙的, 不能手软. 一旦查实, 责任者就该公审,押赴
刑场, 立即枪决.

OverCloud 于 2011-02-15 22:00:23 的留言：

美国企业的诚信都是巨额罚款罚出来的。美国人路边停车乖乖投币，就是因为不投币
反而损失更大。中国应该把造假企业罚到破产。罚到别的企业认为作弊是赔本买卖。
商人的本性就是追逐利润，不会去做明明白白的赔本买卖的。

ucol 于 2011-02-15 21:53:08 的留言：

呃，真厉害，这东西都想得出来~

真的假的？

KevinsFather 于 2011-02-15 21:06:34 的留言：

这抓住后，应该按戕害人类罪处理

realbug 于 2011-02-15 20:56:12 的留言：

诚信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诚信都是罚出来的，等什么时候作弊成本高于守法成本时弄虚
作假才会停止，古今中外无不如此。

story9988 于 2011-02-15 20:32:07 的留言：

怎么办，怎么办啊？

中国的“国家形象”

2011-01-21T19:49:00.000-05:00

中国的“国家形象”是什么呢？是证据不足就可以判你无期的“法官”；是上访维权三次入狱最终送命的村长钱云会；是记录着工作中吃喝玩乐的香艳日记；是甘肃几十套还没住进去就成危房的地震“救灾房”；是想坐趟火车回家得腰缠棉被星夜排队的民工；是从血汗工厂坠下的那一条条曾经鲜活的年轻生命；是在地下劳作随时可能死的矿工；是灰头土脸地蜗居在光鲜城市里的蚁族……Mitbbs.com

国家形象不是塑造出来的，而是全体国民的现实生活体验反馈到国际社会表现出来的。靠几部宣传片、几次盛会企图粉饰太平，糊弄国际社会，不但于事无补，恐怕还会适得其反。Mitbbs.com

那么什么是真正的“国家形象”呢？是被困井下68天全部获救的智利矿工；是7.2级零死亡的新西兰地震；是获得96个国家和地区免签证的台湾护照；是年租金近500年不变,不到1欧元的德国廉租房；是在首都只睡办公室沙发的美国议员；是让成田机场扩建一筹莫展的日本钉子户 ……Mitbbs.com

俄国作家索尔仁尼琴说：在我们国家，谎言已不仅属于道德问题，而是国家的支柱。是的，只有当谎言不再是一个国家的支柱时，中国才有可能和资格向外界展示中国的“国家形象”

中国模式不可持续

2011-01-21T15:00:00.000-05:00

继前新华社记者杨继绳否定中国模式之后，《中国青年报》编辑童大焕认为，中国模式是在特定、畸形、不合理的社会历史条件下的特定发展特征，“可持续发展”都受到其内在缺陷的严峻挑战，更不可能成为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模式。由童大焕撰写的长文《孤本的中国模式》，全文近11,000字。文章通过分析中国模式的历史背景、基本特点和力量支撑以及中国模式的自我消散和瓦解，得出上述结论。
中国模式的四大历史背景
童大焕表示，中国模式的发生有四大历史背景，每一个背景都不可复制：第一是新中国成立后的前30年，计划经济和阶级斗争为纲使国民经济陷入崩溃边缘。这种 “拨乱反正”带来的经济增速，想不高都很难。这在任何国家、任何社会、任何时代都一样，不见得是因为中国有什么独特的灵丹妙药。第二是人为阻止的城市化进程，改革开放以后产生了快速的补课效应。第三是经济全球化给中国提供了广阔的国际市场。第四是习惯于计划经济时代低货币化生存的人们，刚开始进入市场经济时能够接受低工资低福利。要求更高的工资回报、更高的土地和房屋价格、更高更公平的社会保障、更高的环境补偿和生命健康保护，都是中国模式发展到一定时期的必然结果。这种必然，必将终结中国模式本身。
中国模式的基本特点和力量支撑
童大焕认为，中国模式的基本特点，就是政府成为市场要素价格的主要制定者，为了国际和国内竞争的需要，将土地、资源、环境、利率、劳动力、社会保障、劳动保护等全方位的要素资源全面压低，形成“低要素、低人权”的价格优势，换取一时的经济增长。它的基本力量支撑，就是政府，就是政府公司化，政府的一切目标，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政府成为投资主体。到后期，必然形成政府和百姓、官与民之间不可调和的尖锐矛盾，乃至于不得不通过“维稳”保障“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顺利进行”。在政府公司化的背景下，地方政府为了招商引资，不仅可以将土地价格变为负数，也可以压低当地的环境、劳动力、社会保障、劳动保护价格，形成“廉价环境、廉价劳动力优势”，形成“以资为纲”的法律与政策环境，形成“政令出不了中南海，法律落不到大地上”的奇特发展格局。这样一种竞相牺牲环境、牺牲劳动力的发展模式，竭泽而渔，势必形成自掘坟墓的最终效果：牺牲环境势必要由当代人和子孙后代长久埋单；牺牲劳动力势必牺牲内需市场，尤其是牺牲未来最宝贵的社会创新能力。
中国模式的自我消散和瓦解
童大焕说，中国市场是被政府的力量强力渗透的市场，是一个诸侯割据的市场。市场主体发生扭曲、市场价格发生异化、市场机制已经部分或完全失灵，最后必然导致某种程度上的“权力路径依赖”----权力造成的问题不可能通过市场手段来解决，而只能依赖更高一级的权力来解决。但是，市场的最终作用总是要发挥出来，这只是一个迟早的问题。一旦产业链的高端（消费端）发生“崩盘”，谁也逃不出“一轰而上，一轰而散”、“其兴也勃焉、其亡也迅忽”的命运。
而最后为此收拾残局承担风险的，不是“市场主体”，而是全体国民和中央政府。
中国模式的两大典型特征，一是各级政府自己挖坑自己填，大建楼堂馆所、大搞基础建设、大搞开发区和新城建设，而不管其实际是否需要。目的是小集团有利益而且 GDP非常好看。很多时候不是创造财富，而是转移财富。二是各地纷纷不惜降低土地、环境、劳动力、劳动保护、社会保障等要素资源招商引资，在这种“自我作践型竞争”中，少数人享受发展成果，多数人承担改革成本，整体和长远的社会发展目标被忽略；地方官员的短期政绩凌驾于民众利益之上，经济发展以牺牲环境和公民健康、福利为代价，以牺牲公平正义为代价，成为“悲惨式增长”的典型注脚。中国模式越发展到后期，越是掉入“悲惨式增长”的陷阱而不能自拔。
光看物质产品生产、固定资产投资、金融资产积累，中国确实在高速发展，但其他方面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可能还没有缩小，生态环境、人力资本建设和创新能力培养等方面更是严重透支。童大焕援引中国建设银行董事长郭树清表示，除制度安排，现代经济增长有六个决定性要素，其中，资本、劳动力和土地等因素对中国经济规模扩展影响不大，但另外三个更具有决定性作用的要素：人力资本、知识积累和生态财富与发达国家的差距非常大。
结论：中国模式不可持续
童大焕认为，中国模式是一种以经济增长为中心目标的、以一把手的威权体制为核心的、少数官员和权力资本阶层决策的经济增长模式。这种模式决策成本很低，决策效率很高，一定时期内发展效率也很高。但是很快，它的执行成本和发展代价也越来越大，并最终背离经济发展的根本目的----为了人获得更大的自由和幸福、为了人更好地发展；也会最终失去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根本依靠----自由而富有创造力的人，以及和谐美好的自然环境。不仅经济增长难以持续，而且连经济增长的合法性、合理性都受到严峻挑战。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它的生命力是不会长久持续的。因此，对中国模式的拥护者也不必为此沾沾自喜，以为自己找到了人类发展的光明大道；对中国模式的反对者也不必忧心忡忡，担心它真的会成为一种模式千秋万代并且向外推广。
至于中国模式的出路，童大焕说，民主说到底也是一种利益选择，一种利益妥协，一种用最小代价换取全社会最大收益和福利的共赢机制。在非民主机制里，一些人和利益集团的利益最大化往往以损害多数人的利益为前提和代价，这样的暴富往往来得特别快，去得也特别快。而在民主的机制里，任何人的利益都必须以不损害他人的利益为前提条件，这样就能最大限度地保护每个人的自由、权利和利益，保护每个人的创造性和积极性，保证社会的长治久安平稳发展。

谁敢用普通话把这首诗读出来

2011-01-17T23:20:00.000-05:00

谁敢用普通话把这首诗读出来，笑到肚子痛!

一位语文老师,为学生朗读了一首题为《卧春》的陆游的古诗,要求学生听写出来

|| 语文老师朗读如下 ||

／有位学生听写如下

／《卧春》／《我蠢》

／暗梅幽闻花,／俺没有文化

／卧枝伤恨底,／我智商很低,

／遥闻卧似水,／要问我是谁,

／易透达春绿。／一头大蠢驴。

／岸似绿,／俺是驴,

／岸似透绿,／俺是头驴,

／岸似透黛绿。／俺是头呆驴／

看完后，如果你笑了，（嘴角微微笑也算的，）就顶一个！

一名大学毕业生的反思：轰动中国万言帖最露骨大学生活

2011-01-06T23:04:00.000-05:00

五年多以前，我进入了全国重点名牌大学：武汉大学读书。我抱着最理想的热情，以为从此走上了一条报效祖国，报效父母的人生坦途，以为我的人生即将要大展宏图！
三年以前，抱着对“我的大学”最大的疑惑和不解，我辞去了分团委副书记的职务，开始认真地大量阅读和思考我的人生，我的大学，我的未来。试图找到对周围一切我无法理解问题的解决方案。这一次的决定，也意味着我放弃了原来一直抱有的，通过“从政”来为国家民族做贡献的“远大理想”。
一年半以前，我自以为已经看清了中国大学的本质，不愿意再继续自欺欺人地“学”下去，主动放弃了学校保研的名额，退出了用青春和热血换取一纸毫无真实内容和分量文凭的游戏，退出了中国虚伪可笑的“精英学历社会”。决心进入企业，踏踏实实地从事“实业”，站到中国经济第一线，为国家和社会以及自己作真实的努力和贡献。因为我不想用镀金的“文凭”和“文化”来糊弄我自己，也糊弄其他人。
今天，在毕业工作一年多后，在我的工作和能力已经得到老板和同事的肯定，马上就要派我出国任职的时候，我却辞职了。我不想违心地接受这个光荣，我决心到远在大山中的一所规模很小的，志在探索中国新教育模式的私立学堂，试图通过投身中国最缺乏，最需要的教育，来实现我人生最大的价值：为我热爱的中国，为中国的孩子和未来，也为我自己，做一点真正有意义的事情，而不是日复一日地在无望的等待中浪费掉自己的生命。
因为，中国真正缺的不是钱，我缺的也不是钱。中国缺文化，缺教育。我也一样！
周围的人都认为我疯了，鬼迷心窍阿了。放弃了中国人从小就灌输的，从小就追求的“最正宗”、“最正确”、“最理所当然”的道路的确令人不解。我也在认真地思考我这样做的理由。在这里，把自己对家人和朋友质疑的回答写出来。你们也可以自己评析：到底是我疯了，还是这个社会疯了？
一、精神缺乏、游戏成风、学生忙着贴金、老师忙着项目
----你认识这样的大学么？
当我从那古朴典雅的建筑旁走过，再深入到自己的学习环境和学校其他地方后，我发现这个地方与我之前在书中读到的宁静的大学校园不同，这里各色人等纷纷扰扰，大小汽车进进出出，随处可见各式各样的商业海报或者广告，草坪上遛狗的大妈悠然自得。那种在中小学可以听到的琅琅书声在大学里却寥寥无几，大学怎么竟然不如小学？这些大学生们都不读书么？我很困惑。
在正式开始上课之后，我更加见识了大学里很多人是怎么样上课的：早晨上课铃响了之后有很多人穿着拖鞋边吃早点慢悠悠地晃进教室，吃完早点后看看上面的老师，讲得没意思，于是爬着再补一觉。有的学生干脆一睡不起，大学里有句话是这样流传的：“一觉醒来一看表十点了，继续睡到十一点半，起来连早点、中饭一起吃了。”
晚上十一点后，应该是夜深人静、正值休息的时候，如果你此时走进大学里的男生寝室，你绝对可以看到他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打游戏、玩麻将或者是看武侠小说，好不热闹。鲜见一起读书、共同讨论人生智慧的场景，相反可以看到很多的大学生去网吧包夜，或者在寝室联机打游戏，他们的日常交流沟通内容就是游戏，以至于很多学生迫不得已，为了和同寝室的哥们“打成一片”而“学习”打游戏。游戏已经成为了大学里男生的主要“学习内容”，而且不少人发奋用功地学习了四年。
当我第一次在高我一级的学长寝室楼里看到凌乱的宿舍，散发着异味，一抬头就会看到一个蓬松的脑袋和迷离的眼神，我的灵魂被震撼了！我的心中真的不敢相信，这就是武汉大学的学生？空洞的眼神昭示着灵魂的无知和内心的空虚，在终日游戏的日子里打发自己的青春岁月！这是大学生么？这些人就是“为中华之崛起”而努力学习的新一代？我的内心里有一个强烈的声音告诉我：我绝对不要成为这个样子！
我的一个同学，从大一到大四，四年的时间，除了考试和教室见个面，其他时间全部在寝室打游戏或者看武侠，反正大学里也没有人管。后来因为挂科太多被学院劝退，家长过来求情延缓时间，但于事无补，游戏照打不误，直到大四时无法毕业。另外一个同学，也是因为打游戏挂科太多被劝退，母亲来到学院跪在学院领导面前说：“我自己在家里吃剩的菜叶在供他读书，求你们给他一次机会吧！”当时我听到学院领导讲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我的内心很受震撼。父母吃菜叶供孩子在城市里打游戏，混日子？还要求情“给机会”？给他继续游戏的机会吗？
都说可怜父母心，我想起我辛勤劳作的父母，我想起那千百万把孩子送进大学的天下父母，他们都以为自己的子女在大学里“努力学习”，辛苦地赚钱，无私地供养儿女“上学”，让他们解除“后顾之忧”，不用担心生活的问题。殊不知如今大学校园里，有多少人是在游戏人生。用我在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一位同学的话来说：“如果他的妈妈来在大学住一个星期，就一定会让他退学回去”。因为在中国“上大学”，可能是人生中一段最轻松愉快的时光了。大家可以游戏，看电视，逃课，武侠小说，这是很多大学男生的全部生活。
女生呢？看韩剧，不少女大学生的主要学习内容就是看韩剧等各种连续剧，感情剧，一部接着一部。你能想象这就是“我的大学”么？很不幸的，这一切都是真实的，而且就发生在武大这样的名牌重点大学里。这些人考上大学的时候都是家里的骄傲、很多同学眼羡的对象，可是为什么他们在风华正茂的青春时代里，行为如此令人费解？当时的自己不得而知。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学生都这样混日子，大学里还是有很多人依然比较用功地学习，但是他们也一样困惑：让他们努力学习的原因主要是“恐惧”和压力：怕找不到好工作，怕考不上研究生。
大家都听说就业很困难，武大每年找不到工作的毕业生都很多，因此不敢“放纵”自己。但是很少有学生努力学习是因为追求智慧，追求真理，为国为民而学。这些用功的学生虽然没有“游戏人生”，但是却生活在沉重的压抑心理状态下，思维往往呆滞，慢慢地走上一条被大学生们嘲笑的“越学越傻”的“傻博士”道路。实际上，每年大学里自杀的大学生，往往不是“不用功”的“坏学生”，而是这种心理严重压抑，用功学习的“好学生”。他们一样，从一进大学开始就碰到很多无法解决的困惑，同时被灌输着一些所谓“正确的发展方向”，他们只是愿意服从这些“权威结论”，以自我的压抑而不是以心灵的呼唤来“学习”，这难道就真的比“玩游戏”“看影碟”更好吗？大学的学习到底是要达到什么目的？大学生们为何都迷失了自己的理想。
照本宣科的老师一学期也见不到几次
首先是专业的学习让人迷惑：很多老师照本宣科，大学里面真正关注教学、关心学生，有上课水平的老师越来越少了，不知道老师都在忙些什么。
老师的本职工作应该是传业授道解惑，可是有的老师一个学期学生也见不了几次，派他的研究生来上课。后来我才明白原来他们都在忙着自己的项目和课题。大一的时候，我们通信工程专业有个博导带物理，学生的评价是这样：“还博导呢，都博成个啥了？讲得稀里糊涂，还经常不来上课。”。大学选用的教材令人费解，明明有很好的全国通用教材，比如高等数学的同济五版，却偏偏要选用自己学校编的教材，艰难晦涩，连选用的习题都是历年研究生考试的数一类，可能是编排教材的老师想提前让我们进行考研准备吧？
后来才知道学校选用这种“自编教材”的原因，是老师们因为要“评职称”。需要“科研成果”，就东拼西凑的乱编一些“教材”来“完成任务”，这种放到书店里根本没有人会要的垃圾教材，他们就利用自己教学的权利，发给大学生们上课用。据说老师们也很可怜，每年都要完成所谓的“科研成果”，要写论文，出书来完成任务，否则就可能降职。有些老师没办法就自己花钱在外面找刊物发表文章，这种可以不花钱出教材，让学生买单的事情也很容易理解了。
大学里的学生生涯，除了要求学生的专业学习之外，鲜有启迪心灵的声音，更重要的是缺乏指导大学生人生发展与定位的课程，能够让大学生明白自己为什么学，为什么活的课程。我自己学习的专业是电子信息科学类，和很多同学一样，我在必修的公选课如高等数学等认真学习，但是我在每天的专业学习之外内心十分彷徨，我不知道这个专业适合不适合自己，不知道这个专业意味着什么？
不知道这个专业的社会发展方向和主流是什么？也不明白这个专业培养的目的是什么样的人才要求？我不知道该怎样进行大学的学习，更不知道前面的路在那里。我该怎样去一步步实现自己的理想？我碰到过很多的大学生也是如此。他们对于自己所选择的专业了解甚少。其实我觉得老师也根本不了解这些专业到底要做什么，后来知道大学里的管理人员，看专业叫什么名字容易吸引学生，就改个名字。看什么专业热门好找工作，就赶快“上马”一个专业，拼凑一些“课程”出来糊弄人就完事了。
很多学生只是为了就业的方便而“选择专业”，但是当他们真正想去定位自己的时候，就反而陷入了“专业思维”而不能自拔。多数人只是为了一份工作而读一个热门的专业，却忘了去关注自己的兴趣、爱好，甚至综合能力的培养和理想的思考。
《大学重建》让我开始了解大学的起源、存在的意义，那就是大学应该是一个社会的良知和思想发动器，大学应该为这个社会培养具有正义、勇气和智慧的学子，在他们走上社会之后能够有能力去逐步改善这个社会中不好的东西，促进社会的发展，并不断致力于人类物质社会的改造，以及科学、艺术文学等精神文明的探索和提升。
我听到了一些激动内心的声音，也似乎抓住了一些东西，但是我的内心依然彷徨，方向不明确，理想似乎越发遥远，而不知如何下手。同时，为什么我们的大学会是这个样子？为什么这么多的学生缺乏精神思考而且没有老师指引？除了在一些讲座上偶尔能够听到一些激动内心的声音外，为什么大学里的老师讲完课就像是打工混日子，无趣无内容，讲完就走人？为什么大学老师从来不与学生探讨人生智慧？为什么我们这么多的大学生对此熟视无睹？这些问题我不得而知，而我自己也在从事学生干部工作的道路上，碰到了更多的困惑。
二、为什么要辞去团委副书记？
大一时我参加学生会新闻部，然后做部长，和一群志气相投的朋友激扬文字，度过一段难忘的日子。在大二下的时候，成功竞选为分团委副书记兼学生会主席团成员。然而在半年后，我就毅然辞去了这个光鲜的职务，你可能会很惊讶，我不是有“总理的梦想”么？为什么要辞去呢？这可是走上“官员之路”的正途呀？在我最开始做学生会一个小小的部委时候，我只是抱着开阔眼界、锻炼自己的想法。到了后来做部长，在我的本职工作之外，我开始思考我做的事情作用在那里？到底能够做那些有价值的事情去服务同学？
大学里的学生有很多的问题需要引导帮助，就像我自己内心就有很多的困惑需要解答，学生会做得这么多活动能够解决了么？没有。从我进学生会开始，我就抱着相机在各种各样的活动跑着，班团会、运动会、文艺比赛等等，在开始我很兴奋，因为生活很充实，活动的确还比较丰富多彩。但是慢慢的，我的内心开始不明白，我发现这些活动组织了、举办了、精彩了、笑过了，却没有更多的智慧启迪，似乎只是一个“政绩”的记录。那些游戏的大学生继续游戏，我内心对于理想的迷惘更没有在这些活动中得到解答。
于是我开始不明白，为什么要花很大力气很多精力组织这一些形式上的活动，而不去关注学生真正的问题、做学生和大学里真正应该做的工作？那个时候我还是学生会的新闻部部长，在面临换届的时候我想过退出，我的内心已经隐约地告诉我这个地方不适合自己。但内心那个朦胧的梦想让我思考：如果我的“地位”更高一些，“权力”更大一些，如果自己可以领导团委和学生会，是不是就可以去做一些真正有意义有价值的事情了？自己也可以通过这个机会锻炼自己，以明确自己的方向。有很多的学生干部就是这样一步步走上从政之路的。
于是我开始努力“提升自己”：凭借自己比较不错的实力和老师的信赖，我成功地竞选为学院的分团委副书记，这可能是学生中地位最高的“官”了。我的内心鼓足了干劲，我要做出一些真正对学生有帮助的事情。可是当真正到了这个位置时候，我才发现我是多么的天真：各种各样的活动，不是我们能够“安排”的，我们只是按照“上面老师”布置的既定程式和内容去走，想要改变其形式上的作用几乎不可能；学院的老师有自己的安排，校团委的领导有自己的想法，一切都要达到一个目的：活动要精彩，形式要多样!可是没有一个人去思考这样的活动带来的实际意义在那里。
我发现自己更加没有个人的“自主权”，必须要面对更多的无聊会议，要去组织很多无意义的活动，这些会议、这些活动大多数对于服务学生或者实现自己的理想都根本没有什么作用，更没有办法去解决我所碰到的诸如沉迷网络游戏、缺乏精神风貌的现状，我甚至还失去了思考和学习提高的时间和空间。
我的内心不明白：为什么我们不能针对性地去解决学生中切实存在的各种问题？为什么不在他们沉迷网络与游戏时加以规劝和引导，甚至采取一些强硬的措施？难道非得等到他们挂课后给予处分、开除学籍么？更有甚者，与其他学院的一些学生干部打交道后，我发现大学学生会里面的学生干部，有不少本人就是“游戏大学”的优等生，但是他们却因为和辅导员老师关系不错而成为学生干部，来帮助老师“管理学生”。这样的学生干部能够引领学生走向哪里？同时，这些人似乎非常自信自己是一个“精英团体”，个个都感觉良好。
学生干部中开始有很多的饭局来“拉进”彼此的关系，喝酒甚至吸烟，所谓的“烟搭桥，酒开路”这样的话，我第一次就是从学生会主席的口里听到的，我很困惑，这是在读大学的有志青年学子么？这就是要引领国家未来的“精英集团”嘛？我们国家就缺这样的“人才”吗？
当面对着这样的现状的时候，我的内心开始痛苦：我可以选择若无其事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做下去，反正都已经做到了这个地步，熬一两年就会有各种优秀的荣誉、保研的机会，通过这个平台可以一步步走上从政之路。但是，我也开始明白了，无论我将来的“地位”有多高，“权力”有多大，我都无法实现自己的理想，我是一个人在与一个庞大的，堕落的，只关心物质利益和为自己捞好处的集团体系作对。
我如果想当上“总理”或者其他能够有决策权的位置，就必须跟他们一样混下去，否则早早就会被这个体制踢开。但我真的希望这样么？如果我把宝贵的时间都花在了一些根本不能起到实际作用的事情上，来收获一些所谓的荣誉和好处，我内心的困惑将怎么办？我之后的道路该怎样继续？难道这就是我的理想？
在经历了深入的思考后，任职半年我就毅然申请辞去这一职务。当时学院的老师很惊讶我的举动，在明确我执意要辞后，非常好心地建议我可以挂名不做事，这样在大四时候就可以获得保研的机会。我不愿意占这个便宜，告诉老师，既然要走就走个彻底，不需要挂名，我的内心不喜欢这样的方式。
于是，我很高兴地脱离了很多无聊的“学生工作”，回到了没有会议，没有那么多我看不懂活动的自由日子。自己读书、听讲座、听武大的“周末艺苑”，让自己的内心自由自在地成长。我努力去重新定位自己的理想，因为我发现从政似乎不适合自己。剩下来的选择还有两个，一个就是大家都很热衷的，也是很传统的“实业救国”之路，我可以去帮助我们国家成为一个经济强国，也帮助自己成为一个“经济英雄”，做“李百万”　另外一条就是冷板凳的“学术之路”：考研，攻博，成为一个学者。
我很敬佩经济学家林毅夫先生，当年作为热血青年，做为一个台湾军官，由于反对蒋家王朝的政治腐败，他“叛逃”到大陆。他当然可以享受“义士”级的待遇，在我国的“党政军”系统里快速地升职。但是，他当时叛逃台湾，绝对不是为了谋取物质利益，而是为了心中的热血理想。我想他后来离开政治圈子，走上学者之路，是不是跟我一样，发现在中国“从政”不能解决“为人民服务”的理想，只好去研究学问，去当学者。否则如果他叛逃的目的，仅仅是想当一个学者的话，当时的台湾条件更好，所以一定有他的难言之隐。他现在已经成为了世界经济学界最好的学者之一，还被提名诺贝尔经济学奖。
到底那条路更有意义和价值呢？我努力去大量阅读，努力去思考，去发现各种线索和事实来帮助我决定，去解决我内心所有的困惑。
三、读懂“大学”，我发现“做学问”在大学也是一条走不通的死路。
我真的能够专专心心去做一个学者吗？像林毅夫那样？在不断地阅读和思考中，我对于大学的认识也越来越多，我也开始明白为什么这个曾经安静和充满追求智慧风气的象牙塔越来越千奇百怪。商业中逐利的浮躁气息充斥着整个校园，学术与商业的挂钩和教师职称评定的畸形化，使得大学校园里越来越多的老师不重视教学而忙于自己的项目，忙于发表论文。因为有了论文，有了项目，才会有职称和金钱，才会有房子、车子和各种名誉，这样的老师那里有时间去传业授道解惑呢？
但是现在的大学校园里，基本上都是这样的老师。因为“理想型”的老师注定要被现实“淘汰”。别的学校不了解，但是全国有名的易中天，在武大的时候却因为个性独特，不愿流俗而被排挤，出走厦门大学。后来是学生们敬仰的武大四大名嘴之一的哲学教授赵林也要离开武大，引起学生轰动。
后来据说校长看民意沸腾，才执意挽留赵林老师，勉强留了下来。但是根子上的问题并没有解决，因为我最近又听说专注学问的知名哲学教授邓晓芒要去华工。一个文科教授，却要离开以文科着名历史悠久的名牌大学，宁愿去一所工科大学任职，武大到底怎么了？珞珈山还是个做学问的地方吗？四大名嘴的尚重生教授也说：当年与他一起留校任教的早期很多有才华的老师，都离开武汉大学了。而且很多离开了大学，离开了学界。难道在中国，学者之路也同“从政”之路一样，是一条不可行的“梦幻之路”？中国之大，放得下一张安静的书桌吗？我很不安地探讨自己从事“学问之路”的可能性。越来越多地发现：所谓的“名牌大学”里，真正的学问根本没有地位。
老师不关心学问和学习。在这样的大学里，缺乏真正传道授业解惑的老师。因为老师在大学里其实是“弱势群体”，他们被一群根本不懂教育的教育官员们“管理”着，迫于生存压力，为了职称，为了提级，为了饭碗等等，不得不向畸形的评定机制屈服。能够独立思考和具有独立人格的老师，可能根本就不见容于这个教育官僚体制。
连知名的教授如赵林，邓晓芒都不得不屈服于“体制”，连四大名嘴尚重生都不断地抱怨无法发挥所长，我一个小小的后生，真的能在“学问”的路上实现理想吗？很多博士生导师会派自己的研究生替代自己给本科生上课，自己忙项目，当老板，追逐金钱和权力地位，这与“官场”和 “商场”又有什么不同呢？真正的不同，就是这里更虚伪，贴了一张“教育”的皮，所以更害人。
校长把老师当打工仔谁也不关心学生
大学的领导不关心学问。他们不关心教师，仅仅是把教师当做打工仔。他们也不关心学生，不理会学生的愿望和要求。很多管学生的“大学领导”在学生面前高高在上，一副“官员”的样子。他们也不关心自己的毕业生到底受不受社会的欢迎，不关心学科的设计是不是符合教育和社会的要求。他们只关心“如何保住位置”，“如何捞取好处”，如何“买卖文凭”，如何与社会上的官员们“交易”。
学校的老师告诉我：武汉大学授予了很多官员“特聘教授”的头衔拉拢他们，还送出大量的“博士学位”给各级官员，仅仅因为他们是有实权的“官员”，学校愿意“证明”他们“很有学问”，让他们捞一笔“学问资本”。这些都是公开的秘密。大家都知道前几个月武汉大学的两个校领导被抓，其中一个还是享有“国家荣誉”的获奖“杰出领导”，这暴露了大学一系列问题的冰山一角，据说出事以后，很多有实权的“大学领导”们都惶惶不安，生怕有一天查到自己头上来。我相信这不是武汉大学一家的事情，可能其他大学更腐败。
可是，我关心的是：这说明了什么？这样的大学，难道真的有“大学精神”吗？真的是一个我要做学问的地方吗？
1.我缺钱么？我们的社会缺钱么？我的人生需要去做一件没人需要的事情吗？
现在我们的国家里，大家都在努力创造着物质的财富，每一个城市里可以看到很多忙忙碌碌的人，每个人都在辛苦的追逐着。特别是我在深圳工作，这个节奏很快的城市就是金钱驱动的城市。每一次，我坐公交车的时候，我都会留意下那些等车的和街上走过的人们，很多人的脸上都写着焦虑和疲惫。
大家都在追求金钱以为会带来幸福，可是为什么都这么不快乐？望着车外的人们，我就问我自己：会不会有一天我也会变成跟他们一样？我问自己追求的幸福是什么？是更多的物质财富，不是，我想幸福于我而言，是一个健康的身体，一份开心有价值的工作并能保障物质生活，一个和睦的家庭。并能把这个幸福的圈子尽自己最大的能力去推广，那么我实业的梦想能够带给自己幸福和更多的人幸福么？
再看看我们的国家，改革开放三十年了，中国已经诞生了很多的企业，华为、联想、等等，人们已经创造积累了很多的物质财富，物质生活也越来越优越。而我们却越来越齐心协力地追求金钱，我们创造了很高的GDP，但同时我们面临着越来越多的社会问题：工业的发展带来了很多的环境污染，大都市白领的生理和心理健康每况日下，都市女性白领越来越多的人不能走进婚姻的殿堂，越来越多的高校毕业的大学生找不到工作，都市人在物质富足的表象里精神匮乏，借以酒吧、网络游戏、聚餐等打发时间，青少年儿童以及高校大学生自杀比率升高，流行文化越来越庸俗甚至恶俗化，以及我在大学所碰到的种种困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问题？怎样去解决？靠追求金钱可以么？
而这些问题却很实在地关乎我们每一个人的幸福，我们这个社会的整体幸福。但这一切，靠钱都不能解决，是要靠文化，靠智慧。如果金钱可以解决，那我们可以用钱买来生理和心理健康，可以买来家庭的幸福和谐，可以买来优秀的文化，我当然应该多赚钱。可惜这一切都买不来。
2．为什么说中国缺乏真正的教育？
靠文化，靠智慧，人才能够得到幸福，国家才会真正强大。为什么一定要去做教育？答案是只有教育才能从根本上改变一个国家的素质，而我们目前的中国缺乏真正的教育，为什么这么说？看看教育和社会的现状以及我们传统文化的断层现象我们就可以明白。
我们的小学、中学乃至大学教育都在教学生不断地考试，关注考分，然而，做了那么多的试卷，考了那么多的试，拿了学士、硕士、博士文凭就能解决人生和幸福的问题吗？看一看现在的大学生面貌，有多少人不过是在混一张文凭而已，还自欺欺人地以为：这张文凭会给自己带来一份不错的工作和钱途，可能么？那么多经过高考的学生，走进大学为什么就失去了青年人本来应该有的朝气和活力？为什么他们沉迷网络游戏、在无聊中打发着自己最宝贵的年华？为什么那么多的人找不到工作呆在家里成为“啃老一族？”还有工作之后很多成为“月光一族”？
我们最终都要走上社会，我们最终都要独立地去面对生活和生存，我们最终都要为人父母，我们最终都要赡养自己的父母，真正关乎我们人生幸福的问题，诸如怎样去强身健体，怎样去规划人生方向，怎样去处理婚姻问题，怎样去教育孩子，我们的教育有去关注或者启发我们去思考这些问题吗？难道我们的教育就是要在学校里培养一群考试的机器，然后出来成为一个工作的机器？老了成为一个等死的废物吗？
那么什么是真正的教育？德国二百年前的教育宣言曾经如此说道：教育的目的，不是培养人们适应传统的世界，不是着眼于实用性的知识和技能，而要去唤醒学生的力量，培养他们自我学习的主动性，抽象的归纳力和理解力，以便使他们在目前无法预料的种种未来局势中，自我做出有意义的选择。教育是以人为最高的目的，接受教育是人的最高价值的体现。
问一问亲爱的朋友们，在中国目前的小学、中学和大学校园里，有这样的教育么？没有，中国太缺乏真正的教育、缺乏真正的大学了！同时我们回过头来看看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是怎样做的，宋朝一代大儒张载曾如此说过：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从此以后，这句话成为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共识，而现在，我们的社会中有多少这样的学者？我们的大学里有多少这样的教授和博导？我们可以看到为各种利益集团说话的所谓“专家”，可以看到为了金钱奔波在官场和商场的教授和博导。
现在我们的社会很多人都在一味地追求金钱作为人生最高目标，从让我们痛恨的房地产商到现在的医院，从老师到卖奶粉的，很多人都忘了自己本职工作的职业道德，一味地拜金。缺乏文化和责任的富人们给我们的社会带来了越来越高的交易成本和越来越多的危害。我们可曾知道美国的清洁工人的工资可以达到年薪五六万，但是他们的房子只需要三十万左右的美金？而我们国内的老百姓却需要耗费两代甚至三代人的积蓄去买一套房子，就因为一些人昧着良心攫取高额利润，而让多少大学生一毕业就要面临这个严峻的人生大事，房子真的值那么多钱么？孟子曾经告诉过我们：上下交征利，国危矣。三鹿奶粉、各地不断的儿童血铅案例已经用血的事实不断地印证着这句话，而我们的社会还需要多少这样的例子来唤醒大家：如果仅为了钱而忘记了道德，昧了良知，我们的社会将走向何方？
在这么一个逐利的社会里，究竟还有多少中国人会静下心来学习和传承我们博大精神的传统文化？《老子》、《论语》、《大学》、《金刚经》、《资治通鉴》等等，这些经典的遗产我们继承了么？我们该怎样把这些东西交给我们的下一代，如果不能交给，如果不能完成五千年里中国文化的传承，我们何以有颜面自称为中国人？
曾经有句话是这样说的，一个国家破亡而文化存在的民族，一定可以恢复国家（比如以色列），但一个文化破亡了的民族，无一例外地彻底从历史舞台上消失了，比如古巴比伦等。而正是由于这些精髓的传统文化丢失，我们的社会才变得越来越千奇百怪。
学校缺乏真正的教育导致了社会上很多人盲目逐利、精神空虚、各种社会问题曾出不穷，传统文化精髓遗失，后面两者又反过来影响着学校的教育，如此的恶性循环回把我们带向哪里？我们的后代将会生存在一个什么样的社会里？
究竟是这个社会在疯狂地走向一个危险的境地，还是我是一个疯子在危言耸听？
3．为中华之崛起做教育
考虑到如此的地步，我对于自己做实业的想法又发生了深深的怀疑，我对于自己，对于这个社会的生存发展产生了深深地担忧。一百多年前，梁启超先生曾写下《少年中国说》，一百多年后的今天，我们仍然面临着同样的问题，而且更加严重。只有从教育上去入手，培养优秀和有良知的公民及社会领袖，我们才有希望去改变我们社会中丑恶的一面，才能传承我们的文化，我们的子孙后代才会健康、幸福地生存在这块土地上，才能自豪地说：我是一个中国人！
因此我决定走进大山，去一个小小的私立学校做一名普通老师，学习中国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习武修身，传播智慧。为我热爱的这个国家，为中国的孩子和未来，也为自己，去做一些真正有价值的事情！因为唯有文化方能立国，唯有真正的教育才能树人！唯有智慧方能让一个人拥有真正的幸福，让一个社会真正的和谐，让一个国家真正的强大！
注：没有想到文章受到这么多人的关注，在此说明下----由于体制内教育的失败，我不可能加入任何一所官办的应试学校来实现自己做真正教育的理想，而选择了在大山里的这所私立精英学堂（别误会，不是农村支教，那样我再努力也只是为体制培养几个低级打工仔），不提学堂名字的原因，是因为避免有人说我是商业炒作（毕竟是私立的），玷污了这个神圣的教育理想。
同时，这所学堂目前因为超前的教育理念，虽然规模不大，但影响力已波及全国，她必将成为中国未来先进教育的一个范例，因此我也不想借名生辉，借学堂出名。我更愿意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通过自己踏实的努力来让学堂因我而更荣耀而非相反。希望大家理解。
另外，我开始新的工作才两个月。在这里，我第一次尝到了“挫折”的感觉，相对于我一贯的“顺风顺水”，我在这里明显感到了自身能力的不足和思想的浅薄。相比一起工作的，跟我同年毕业的同事和朋友，我感到了实实在在的差异，我需要有更多的努力来提高和完善自己。但是，这反而让我更加高兴，更加认定了自己选择的正确：这是一个可以让我不断提高的地方，这是一个可以让我实现自己理想的地方，去实现自己的教育强国之梦----去不断提高自己和需要我帮助提高的人。
写这篇文章目的有两个：
1. 能够唤醒大学里沉睡的一部分人去思考自己的人生而非随波逐流、人云亦云，自助者天助之。
2. 引起更多的人对于教育的关注和反思，因为这关系着我们每一个人的幸福。我们不能因为老师、大学和社会对我们不负责任就放任自流，相反正因为学校和社会没有为我们负责，我们更要加倍地为自己负责，更要认真地思考和选择自己人生。如若能达到此两者，足矣，谢谢各位。

文化大革命武斗事件

2010-11-22T23:44:00.000-05:00

“文革”结束后成立的“中共中央文化大革命武斗事件调查组”，于1978年6月-1979年8月，经向当事人了解情况、经整理相关材料、复核有关资料后统计出：从1966年至1975年间，向当地革命委员会、政法部门、军管会（组）报案、备案，伤亡10人或以上的武斗事件有57227件，其中伤亡100人或以上的武斗事件有9790件，地方驻军奉命介入的事件有2355件；申报、报案亲属失踪的有227300多人。
以下是其中伤亡最严重、最惨烈的十大武斗事件：
一、 1967年青海西宁“二二六”事件
1967年2月26日，青海西宁武斗扩大到省委、省政府、军民用机场。省公安厅、西宁市公安局被占据，3所大学、12所中专、职校、35间军工企业职工参与造反，从2月26日到3月5日持续武斗，曾出动"T55"型坦克等重型武器，造成2177人伤亡，死亡822人。
二、 1967年7-8月黑龙江伊春武斗事件
1967年7-8月，黑龙江省伊春市林业局筹备革命委员会，因派性激发，对立的两大派都以“革命造反派”“毛泽东思想捍卫者”自居，经过15天协商，双方均拒不接受在席位上的妥协，又因争夺财权，矛盾激化，发生冲突，开始抢掠市财政、银行。地方驻军参与支左，导致武装对峙。8月2日-8月25日，武斗升级。37座政府建筑物被毁，两座军营遭炮弹攻击，230多名官兵伤亡。在武装冲突中，有3750多人伤亡，有记录的死亡名单为1944人，多数是林场职工和家属。
三、 1967年8月－11月湖南怀化武斗事件
1967年8月－11月，湖南省怀化市职工红卫兵造反派占领、接管了怀化劳改农场、劳改工厂。军队奉命进驻，遭到武力阻止。劳改农场、劳改工厂的囚犯们被武装起来编成敢死队，向军队发动进攻。军队奉命镇压**武装叛乱，造成37700多人伤亡，其中死亡13300多人，军队伤亡430人。
四、 1967年6月－68年3月四川宜宾大武斗
1967年6月－68年3月，四川宜宾地区两派群众组织，就“刘结挺、张西廷，是毛泽东司令部战士还是刘邓司令部黑干将”发生激烈斗争。中央文革1968 年1月表态：刘、张是毛主席司令部战士，长期受到刘邓在四川的代理人李井泉、廖志高之流的迫害。当地驻军随即跟着表态，对另一派群众组织实施无产阶级专政，展开了激烈的武斗。参与动用武器武斗的有17万多人，有两个团兵力介入，造成43800多人伤亡，死亡21100多人。军队在宜宾地区实施戒严长达 15个月。
五、 1967年10月－69年5月内蒙古内人党事件
1967年10月20日－69年5月底，内蒙古发生"内人党"特大惨案。中共党员、干部、知识分子、农牧民、知识青年（主要来自北京、河北、山东的66 届、67届、68届大专毕业生），有56200多人被杀害，多达377000多人被关押，受冤案打击迫害的人达355万多人，占当时内蒙古自治区总人口的四分之一。
六、 1968年5月－9月安徽蚌埠、淮南武斗
1968年5月－9月，安徽省蚌埠、淮南，85间企业单位的职工发动第二次造反，要揪出“李葆华在安徽的代理人”，包围了两地的革命委员会，占据了铁路、公路交通长达12天。中央文革派调查组，毛泽东派往东兴带队下去了解情况。中央文革把事件定性为**性质，说“搞反攻倒算要追查黑后台”，从合肥等地调动 5万武装民兵，配合驻军限时缴械自首。期限到后，展开进攻和逮捕。在长达35天围剿、追捕中，有7300多人伤亡，其中死亡3433人，军队、民兵伤亡 525人，827间建筑被损毁。
七、 1968年12月－69年2月陕西宝鸡武斗
1968年12月－69年2月，陕西省宝鸡地区八间兵工厂展开“清理阶级队伍”政治运动，7万名职工有45400多人（一多半）被列为阶级异己分子、历史**、现行**，其中有297人被当地军管会宣判死刑立即执行。第二天，全地区发生大动乱，驻军报称发生**暴乱，展开追击，于是追击和反追击战斗开始，出动了坦克、装甲车、四筒平射炮、喷火器等投入战斗，死伤48300多人，其中死亡13300多人，死者中包括军管组组长、政委、宝鸡市革命委员会军代表。宝鸡驻军营房两栋被炮火击毁。
八、 1968年4月－7月广西南宁“四二二”惨案
1968年4月－7月，广西南宁地区两派群众组织130多万人参与武斗和自卫反击，军区5间武器库的**被抢掠一空，包括支援越南抗美战争的武器在铁路线上就被抢掠。4个月时间，发生规模性武斗22起，有175000多人伤亡，其中死亡人数101000多人，报失踪33115人。周总理派去的调查组中，也有3人被枪杀。据说，广西南宁武斗是文革中死伤中严重的。
九、 1975年5月新疆生产兵团“兵变”大镇压
1975年5月，新疆生产兵团石河子、奎屯梁地区的生产建设兵团发生所谓“集体兵变”、造反，投向苏修社会帝国主义事件，于是出动军队、建设兵团进行整顿、整肃，引发武装对抗，展开激战，石河子地区有7330多人伤亡，其中2170人死亡。两地报失踪8137人。武装镇压中，出动了武装直升飞机。
十、1975年云南回民事件
1975年4月，云南省施甸“XXX共和国”事件，造成3700多人伤亡，其中回族村民有1220人死亡。施甸地区政府建筑物被炸毁。这是一宗人为造成的政治性冤案，当年中央拨下2000多万抚恤金才平息了这个事件。

宜宾和泸州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武斗

2010-11-22T23:42:00.001-05:00

下面是对那个荒唐而疯狂的年代在宜宾和泸州间发生的这次事件的详细记述（转自网络）
文革“武装支泸”日志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灾难，是一场浩劫，是一场梦魇，它史无前例，空前绝后。长达十年之久的大动乱，使亿万中国人经历了刻骨铭心的磨难……
　　四十多年前的四川泸州，一片红彤彤的大地上，突然天空乌云翻滚，四野硝烟迷漫，到处血雨腥风，八方杀声震天。无数个家庭家破人亡，多少生灵涂炭，成百上千的人伤残终身。泸州本是一座依山傍水美丽的城市，却随地可见残垣、断墙、工事、战壕、整个城市千疮百孔，几近废墟。
　　一九六七年，伊始，中国最大的城市——上海平地一声惊雷，飓风从东海之滨骤起，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刮起了震撼全国的“一月风暴”。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号召全国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随后全中国相继陷入动乱之中。
　　二月，几位忧国忧民的开国老帅忍无可忍，在怀仁堂里暴怒拍案，对林彪、“四人帮”一伙进行了大义凛然的斗争。
　　五月七日，中共中央下发了中发[1967]147号文件《中共中央关于处理四川问题的决定》（简称红十条），该文件的第三、第四条确立了原宜宾地委书记刘结挺、原宜宾市委书记张西挺、原宜宾地委副书记王茂聚、原宜宾地委组织部部长郭林川等分别为四川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和宜宾地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负责人。
　　 “红十条” 犹如斗牛见到了红布，很快使四川特别是宜宾地区以“红旗派”为首的造反组织极度亢奋，宜宾地区整个局势变得异常紧张，派性更加恶性发展，大有一触即发之势。
　　五月十三日，文革初期产生的宜宾地区相互对立的两大派主要组织——“毛泽东思想宜宾红色造反总指挥部”和 “革命造反红旗宜宾方面军”，在宜宾市区展开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杀戮。双方万余人瞪着血红的眼睛，完全丧失了理智，使用冷兵器和砖头瓦砾，加上用大马力推土机改装的土坦克，在古老的宜宾城内疯狂地厮杀了八天。双方和无辜的群众共死亡二百余人，伤二千多人。
　　五月二十日中午，一架从成都方向飞来的军用飞机隆隆盘旋在宜宾城市上空，雪花般飘落下红红绿绿的传单《中共中央关于处理四川问题的决定》，向各派群众广泛宣传（红十条）。“毛泽东思想宜宾红色造反总指挥部”见大势己去，主动撤离市区，退缩到城北郊的翠屏山上。最终这场武斗由“革命造反红旗宜宾方面军”占了绝对上风而告终。
　　七月五日，受全省和宜宾地区形势的影响，当时宜宾地区所辖泸州市的两大派组织—— “泸州红色革命造反联络站”（红联站）和“红旗泸州革命造反司令部”（泸州红旗），在泸州市开始发生武斗。双方抱着各自的信念和理想，英勇无畏奔赴战场，使用钢纤、木棒、石块、砖头展开面对面的战斗。
　　七月九日，晨，刚成立不久的宜宾地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迫不及待地给泸州“红联站”和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泸陆军7804部队发了两个指示电文：“红联站:你们应当立即停止对红旗派的进攻，并将你们所调参加武斗的贫下中农和工人，让他们马上回本单位。否则，后果由你们负责。” “宋团长、张政委：泸州情况十分紧急。在这紧要关头，7804部队应站在红旗派的一边，要坚决支持红旗派,制止武斗。否则，请考虑。”
　　也就是在这段时间，江青在对河南一派群众组织的代表团讲话，以所谓的“文攻武卫”的口号煽动全国武斗。至此，全国各造反组织有持无恐，肆无忌惮，各地的武斗急剧升级，整个中国几乎造成全面内战的局面。
　　七月二十一日，由宜宾地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组长王茂聚授意，武装支泸。在长江江面上，泸州“红联站”驶出大马力轮船将宜宾方面军的船队击沉一艘击伤两艘。
　　“泸州红旗”在宜宾方面的支泸援军支持下，与“红联站”展开十多天的激战，最终“红联站”还是取得了战略上的绝对优势。“泸州红旗”被压缩在不到四平方公里的市区中心半岛上，其核心组织集中撤离在市区西面忠山上的泸州医学专科学校内。
　　七月三十一日，泸州武斗双方在驻泸部队强有力的阻止下，基本上停止了大规模的武斗，形成了对峙的局面，只是偶尔有些小摩擦。
　　八月中旬，继第一次武装支泸以后，鉴于泸州两派相持不下的局面，四川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负责人刘结挺指示:“泸州红联站政治解决的途径己经堵塞，现在只有用武力解决的方法了。”旋即，宜宾地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以建立基干民兵为由，开始加紧在地专机关和宜宾地区所属十八个县市普遍建立专业武斗队。与此同时，宜宾的南溪南山机器厂、南溪长庆机器厂、江安川安化工厂、宜宾七九九厂、宜宾专区农机厂、宜宾纸厂、宜宾铸造厂等兵工厂和民品厂开始加班加点大量生产枪弹，并从成都132兵工厂调来大量专用碳钢用于生产子弹壳。一种自行研制弹夹横握的冲锋枪，被取名为“红旗”牌冲锋枪也在这期间问世，并且批量生产装备各武斗队。八月十七日，来川“传经送室”扇风点火的“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赴泸州调查团” 在去泸州调查返宜宾后，立即向泸州“红联站”发出了通谍，并用强硬的口吻限他们在二十四小时内必须交出武器、缴械投降，解散“红联站” ，撤除水陆交通障碍关卡等。
　　八月十八日，中共中央军委批准王茂聚兼任宜宾军分区第一政委。宜宾市在城区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欢庆游行话动，威武整齐的专业武斗队员荷枪实弹亮相在游行队伍中，他们借机向世人炫耀自己强大的武力。
　　八月十九日，宜宾地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召开各县、市电话会议，对组织民兵，发放枪支等问题再次作了祥细的布署。紧接着驻宜部队、宜宾各政法糸统、各县市武装部大量**或抢或送或发，分别武装各县市武斗队。
　　八月二十日，经宜宾地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和宜宾军分区批准宜宾地区三个基干民兵团宣告正式成立。一团，由宜宾地专机关干部组成;二团，宜宾市级机关干部和宜宾市周边厂矿、农村的工人和农民组成;三团，由宜宾地区所辖十八个县市组成。三个团对外统称“宜宾地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团”。这三个团的人员编制、武器装备基本上是按正规部队的标准来配置的。民兵战士均由各所谓的革命造反组织提名推荐，由宜宾地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批准。连级以上干部由宜宾地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主要负责人亲自审定任命。一团、二团除分别有三个正规营外，每个团配有直属炮连、通讯连、卫生连，团部均配备了军用电台，各连、营配备军用步话机。同时每个团配备了军队军事干部参加指挥。当时作为宜宾地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御林军”的地专机关的一团一营一连是这样配置的：全连指战员共115人，每个班12人，包括正副班长1人;三个班为一个排，设正副排长1人;全连三个排，连直属卫生班由宜宾卫校的学生组成。连部由正副连长、指导员、文书、司务长、通讯员等组成。全连有各种枪支103支，其中：轻机枪6挺，每挺配备子弹200发;由排连长使用的冲锋枪共10支，每支配备子弹50发。步枪每支配备30发子弹。
　　八月二十五日，各团开始陆续集中进行封闭式短期军事训练。这一时期宜宾市全城一派繁忙，各种备战活动在紧张有序的进行，各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学校、社会各个群体在宜宾地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的威逼下，忙得个不亦乐乎，连街道的居民老太太也发动起来了。物资部门四处调集作战用的各种物资，甚至不惜动用援越物资，宜宾汽车运输公司负责前线的车辆调度准备，国家大批粮食、布匹、药品、资金被动用。
　　城区内，到处可见威风八面荷枪实弹的民兵，满街都是光怪陆离连篇累牍的“泸州告急！”，“合江告急!”，“纳溪告急!”和声讨踏平“红联站”的大字报、大标语。各机关、厂矿、学校、街道纷纷发起了支援“泸州红旗”的捐粮、捐款、捐物的活动。此时的宜宾地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企图形成最广泛的阵容，采取理直气壮公开的方式，加紧对泸州“红联战”铁壁合围的军事部署和准备。
　　八月二十八日，“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赴泸调查团”再次向“红联站”发出公开信，指出：“‘红联站’不但在政治上失败了，而且在军事上己陷入各地革命造反派的重重包围之中，宜宾地区十八个县市都在严阵以待，准备随时痛歼‘红联站’”。
　　九月一月，宜宾地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召集有全地区十八个县市武装部长和“红旗”派主要组织的负责人及宜宾地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派驻各县市工作组组长参加的会议。宜宾地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组长、宜宾军分区第一政委王茂聚身着一身新军装，操着一腔浓厚的山东口音，在会上作了详细部署：“解决‘红联站’的问题，主要是政治解决，组织一批力量去向革命派宣传，去争取团结‘红联站’中受蒙蔽的群众，把贫下中农争取过来，把‘红联站’孤立起来，使它无法调动贫下中农。隆昌、合江、纳溪、江安都可向泸州方向靠拢。在外力量要调回来，加强武卫，作好武器物资的准备……”会上规定了这个会议的内容为绝密，不准传达，五天以后再统一开展大规模的宣传。
　　当天晚上，宜宾地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秘密的在宜宾地委二招待所召开基干民兵一团、二团连以上干部参加的军事部署会议，同时下达战前最后的动员令：宜宾的基干民兵一团、二团从现在起做好一切准备，武装支援“泸州红旗”。会上还决定了这次武装支泸的具体行军路线，总体是兵分三路进军泸州：一路，由基干民兵一团沿宜宾至隆昌公路直插泸州小市;二路，由基干民兵二团顺宜宾至泸州公路杀进泸州市区外围;三路，由纳溪县、叙永县、珙县的民兵直奔泸州市郊的兰田镇。其它县市和外地支泸大军重点是打好增援或作为预备队。整个支泸行动准备用一个月时间，战略上实行重兵压境，掌握主动权，集中优势兵力，将 “红联站”武装包围，而后采取强大的政治瓦解攻势各个击破，达到最终解决泸州问题的目的。会议最后宣布，在此次行动过程中，不管在什么情况下，只要“红联站”胆敢开枪抵抗，就给予还击，并坚决消灭之。
　　九月二日，宜宾地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向泸州“红联站”正式发出通知，要求“红联站”立即派人到宜宾谈判，“红联站”自然不能也不敢派人参加谈判。随即宜宾地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便四处放出话语：“‘红联站’抗拒宜宾地革筹领导，没有解决泸州问题的诚意”等。实际上宜宾地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这时的所作所为都是为了掩饰武装围剿泸州“红联站”，以求得社会公众舆论支持，使武装支泸更加公开化。也就是这一天，宜宾地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驻各民兵团的联络组成立，联络组的任务是随各民兵团开赴泸州，负责团、营、连的联络工作，联络组通过携带的军用电台每小时向宜宾地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首长报告一次前线情况，确保首长的意图随时准确地在各团、营、连贯彻执行。联络组实质是起着军事作战督察作用，它直接受宜宾地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主要负责人指挥。
　　九月三日，上午，二个民兵团近三千人的武装支泸大军，全副武装，聚集在宜宾市翠屏山脚下的灯光球场召开誓师大会，宜宾地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副组长郭林川在会上作了武装支泸战前动员报告，并正式宣布了各团、营、连指挥员的各单。会后，民兵团每个武斗人员领到了蚊帐、胶鞋、电筒、水壶、衣服等物品。
　　九月四日，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一团集中在宜宾专署灯光球场上车待命，二团在宜宾市工人文化宫球场上车后速迅出发渡过泯江汽车渡口，在泯江北岸的宜宾造纸厂内待命。午夜零点整，宜宾地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下达了出发命令，两个团分别出发，几十辆卡车满载着杀气腾腾的武斗人员，向泸州方向开进。
九月五日，上午，宜宾市区街头，到处都贴满了还散发着浓烈油墨味的《宜宾地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中国人民解放军宜宾军分区、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泸部队联合声明》“……为了解决泸州问题，我们在九月二日，三日曾先后几次用电活、电报通知泸州红联站、泸县泸联站、纳溪革联站等组织派代表到宜宾开会，均遭拒绝。这说明他们对解决泸州问题毫无诚意。九月三日下午十二时起，他们和外地一些保守组织相互勾结向红旗派发起了全面进攻。扬言要在一两天之内踏平泸州，消灭红旗派。为此，我宜宾地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中国人民解放军宜宾军分区、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泸部队，特发此联合声明，并向泸州红联站、泸县泸联站、纳溪革联站等组织提出如下要求：一、红联站、泸联站必须立即停止向红旗派的武装进攻，将全部武器和各种杀人凶器交给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泸部队和泸州市、泸县、纳溪县武装部。不许迫害被抓去的红旗派人员，并立即全部交回。二、受欺骗、受蒙蔽的工人贫下中农必须立即返回本地区本单位，抓革命、促生产。三、红联站、泸联站必须立即撤销水、陆交通关卡，恢复水、陆交通。四、红联站、泸联站必须立即停止抢夺中国人民解放军武器和抢劫国家人民财产以及破坏工农业生产的违法行为。五、红联站、泸联站中大多数群众是受蒙蔽的，也是资产阶级**路线的受害者，也是愿意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的，一律不咎即往。希望你们不要再继续上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个别坚持资产阶级**路线的坏头头的当。你们应当起来造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坏头头的反。受蒙蔽无罪，反戈一击有功。个别坏头头只有向人民低头认罪，缴械投降，立功赎罪，才能获得群众的谅解，从宽处理。以上五条希红职站泸联站立即执行，否则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由你们完全负责”。
　　同时上午，一团势如破竹，沿隆昌至泸州公路朝泸州小市杀将而来，富顺县支泸民兵顺沱江而下，占领泸县胡市镇，天洋乡，切断了沱江水路，很快便与一团会师配合作战。二团开到泸州市南郊的华阳乡，立即选好指挥所，建好掩体，随即与“红联站”展开了激烈战斗。与此同时，高县、珙县、叙永县、古蔺县、江安县等南线各路武装支泸大军，沿川滇公路北进，切断川滇公路，直捣纳溪县安富镇和泸州市的兰田镇。合江县支泸大军切断长江水路，在泸州至合江公路一带严阵以待阻击 “红联站”东撤。重庆“猛虎团”和南充地区、永川地区的支泸人马，从永川至泸州公路挺进，阻断“红联站” 到永川的退路。三十余个县市的各路人马，万余武装民兵把整个泸州围得水泄不通。
　　宜宾地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组长王茂聚、副组长郭林川和宜宾军分区的军事指挥员在部队警卫战士的保护下，携带着呼叫代号分别为“长江一号” 、“黄河一号”的军用电台，亲赴前线指挥。
　　此时，前沿各个战场已全面打响，泸州城里城外战云飞舞，火光冲天，枪声大作，炮声隆隆。三七高炮、迫击炮、四零火箭筒等重型武器都使用上了，双方坚守着各自的阵地，进行着一场惨烈而又悲壮的较量。
　　九月八日，双方交战己经是第四天，“红联站”仍顽强地抵挡着各路支泸大军的疯狂进攻，泸州市小市、兰田镇两个战场的战斗最为激烈，双方伤亡惨重。下午“红联站”死守的几个主要阵地开始溃败撤离，支泸大军乘势由撕开的口子迅速开始向纵深挺进。晚，泸州市区标志性建筑物——古老的钟鼓楼，被炮弹击中燃烧，火光映红了半边天。
　　九月九日，上午，宜宾地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副组长郭林川率武装支泸的精锐之师——二团的先头部队经泸州市南城的王嘴、忠山进入城区。同时，立即命二团的一部主力和南溪县、东风矿区的支泸大军共三个营的兵力火迅调集到兰田镇增援。
　　当日，成都军区首长电告宜宾地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指出武装打泸州的行动是错误的，要宜宾地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立即把武装支泸人员撤回去。宜宾地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竟对此置之不理。
　　以后的几天，武装支泸大军以摧枯拉朽之势，所向披靡，各个战场捷报频传：“占领兰田”、“攻克小市”、“直捣二道溪”、“在地革筹首长直接领导下第二次解放泸州”。
　　半个月的铁壁合围，武装剿杀，双方均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死亡二千多人，伤万余人。无数个家庭遗下孤儿寡母，数十万群众背境离乡，美丽的江城泸州变得满目疮痍，到处一片狼籍。这次大规模的武装支泸使 “泸州红联站”除一部份人撤退至合江县外，大部份被围困在离泸州市区几公里的高坝二五五兵工厂内。
　　九月十九日，宜宾地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组长王茂聚满面喜气，着一身崭新的军装，以中国人民解放军宜宾军分区第一政委的身份，在泸州市南城原川南军区大礼堂接见了一团、二团的全体武斗人员。他对武斗人员大讲武装支泸的巨大成绩和重要意义，以及“红联站”的九大罪状。最后王茂聚显得有些无奈何地说：“成都军区张国华同志讲二五五厂有几百吨炸药不能打，我们的任务己经完成，只剩下二五五厂，泸州红旗可以对付了，每个营留一个排的好武器交给泸州红旗派，其余撤回去，以后有必要时，随时可以再来。”接见结束后，宣布当天晚上各团撤出泸州市。
武斗队员们拖着疲惫不堪的身子，连夜行军，挥师凯旋。支泸大军给 “泸州红旗”留下近千支各种枪枝和子弹手榴弹，单是住在泸州医专的宜宾地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驻泸工作组就遗交了二十多箱约一万余发子弹。
　　武装支泸大军撒回后，宜宾地区各县市大搞“庆功评好”评比“五好战士”，总结成绩，慰问伤员，奖励有功之臣。各地掀起大规模开追悼会、送葬、控诉 “麻匪”的罪行，极力继续煽动群众对泸州“红联站”的仇恨情绪。同时，成立了由宜宾地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副组长郭林川为主任委员的宜宾地区“红旗革命烈士治丧委员会”，对凡是在武装支泸中被打死的“红旗派战士”均追认为“革命死难烈士”。制定了“关于处理善后工作暂行办法”的文件，对所谓“革命死难烈士”优抚工作作了明确规定：烈属是农村人口可以解决户口迁移入城和工作安排;烈属可顶替烈士工作;烈士生前的工资每月照发等。
　　连续半个月时间，宜宾地区各县市每天哀乐声声，爆竹阵阵，成千上万群众身戴白花，手执花圈、挽联为战死的武斗队员开追悼会、游行、送葬。宜宾市在翠屏山、泸州市在忠山选出最好的风水宝地，建造了高标准、高规格的“烈士陵园” ，绝大多数战死的武斗队员的遗体都埋进了新建的 “烈士陵园”。
　　十二月二十六日，在宜宾市召开了全省各专区、县市二百多个 “红十条”派组织参加的 “四川无产阶级革命派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捍卫红十条誓师大会”，王茂聚把自己打扮成 “红十条”的化身，在会上鼓吹宜宾是四川问题的突破口，并扬言宜宾地区捍卫“红十条”派已发展到几百万人，反对“红十条”派已被瓦解，剩余的一小撮巳空前孤立等。
　　时间巳进入到一九六八年，此时，整个中国仍是一派大动荡。
　　三月九日，全省五十八个县市“红十条”派再次在自贡市召开了为期六天的会议，会上大肆推广武装支泸经验，提出：“去年九月‘红十条’派武装支泸的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如果有必要，我们誓将再度武装支泸”。
　　 “泸州红旗派创造了文攻武卫的范例，值得我们学习”。并号召全川“红十条”派“必须在文攻武卫中联合起来，进行必要而适当的支援”。“尽最大的可能对那些在十分艰苦的条件下浴血奋战的战友，从政治上、道义上、物资上作出更大的支援”。
　　四月二十一日，由“红旗宜宾方面军”、宜宾市“三代会”、重庆“反到底赴宜联络站”联合召开了宜宾市八万军民誓师大会，大会主题：彻底粉碎反“红十条”的**逆流，发出了向泸州“红联站”最后一击的动员令。
　　当月，宜宾地区革命委员会在一片欢呼声中正式成立。紧接着，在 “必须建立革命武装，反对**武装”荒谬的方针指导下，宜宾地区各县市“红十条”派的武斗专业队进行了重新组建，成立了近二十个民兵团，共约六万余人，由新成立的宜宾地区文攻武卫指挥部直接指挥。这支宠大的武装，分别编制代号为，2字头民兵团：202-泸州民兵团，203-纳溪县民兵团，204-东风矿区民兵团，205-石油糸统民兵团;3字头民兵团：以隆昌县为3字头，代号由3011-3015;4字头民兵团：401-红旗宜宾柏树溪民兵团，402-八八工人战斗团民兵团;403-宜宾红旗交通部队民兵团，404-宜宾市城建部队民兵团，406-七九九厂民兵团，407-宜宾市手工业糸统民兵团，408-地专机关直属民兵营;5字头民兵团：由富顺县和晨光化工厂的民兵组成;6字头民兵团：为泸县的民兵组成;7字头民兵团：为合江县、长宁县、南溪县的民兵组成;8字头民兵团：为古蔺县、叙永县的民兵组成。其精锐和主力为402团、404团、408营，他们的武器装备巳和当时解放军的武器装备相当。
　　六月七日，全川“红十条”派再次在自贡市召开会议，号召全省“红十条”派走武装支泸的路，武力统一全川。“我们必须更高地举起文攻武卫的光辉旗帜，走突破口的路，走武装支泸的路，团结起来，联合起来，对翻案联军盘踞的南充地区、泸纳合地区、江津地区，我们都应该发扬革命的进攻精神。”妄图想用枪杆子在全川打出一个 “红十条”派的一统天下。
　　六月下旬，根据宜宾地区革命委员会驻泸州、纳溪县、合江县工作组收集反馈的情报分析，认为盘距在重庆、江津地区的 “保守势力”正在武装反击“红十条”派，从而直接威胁和形响着泸州，并且泸州“红联站”巳在行动，局部反攻己经展开，泸州十万火急！为了更好地实现武力稳定局势，彻底解决久拖不绝的泸州问题，使宜宾地区真正成为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红十条”派独立王国。宜宾地区革命委员会加紧了策划实施第三次武装支泸的战略计划。为了这次军事行动，宜宾地区革命委员会做了充分准备，成立了两个前敌指挥部：泸州兰田前敌指挥部，代号101;富顺县代寺前敌指挥部，代号 301，两个前敌指挥部分别指挥三个战区，即隆昌前线战区，泸州兰田前线战区，泸县况场前线战区。具体作战计划是：主动撤出隆昌县、泸县、富顺县部分地区，死守泸县的青龙乡、天洋坪乡据点，把“红联站”和其它“保守势力”组织的人放进来，暴露在内江、自贡地区之间，然后大造舆论：“保守势力”己在发起进攻，逼四川省革命委员会表态，从而达到诱敌深入，以便围歼之。另一方面，集中优势兵力，攻打南面泸纳合三地，端“红联站”的老窝，将其最后彻底消灭干净。
　　整个宜宾城里又开始疯狂备战，连宜宾专区第二人民医院也全部停止接收住院病人，作为后方总医院，宜宾卫校作为前线战死“烈士”停尸和保尸点。
　　七月四日，第三次武装支泸拉开序幕，由于泸州“红联站”难以抵卸强大的武装力量进攻和为了保存实力，很快闻风而撤，支泸大军毫不费力地收复了失去的地盘。但泸州“红联站”仍有几艘加装钢板作为装甲的轮船在城区边的长江上游弋，支泸大军调来机关炮将其击沉或击伤。
　　在成都军区、驻泸部队强有力干予和努力下，加上这期间中央连续两次发出布告：“七、三” 布告“七、二四”布告，再次重申坚决制止全国的武斗，第三次武装支泸就这样雷声大，雨点小而草草收场。此后的泸州武斗规模虽然缩小，但一直未有停止过，真到一九六九年底。
　　一九六九年十二月六日，在北京京西宾馆，宜宾地区革命委员会主任王茂聚参加中央解决四川问题的会议，与会人员揭发批判了王茂聚等人大搞派性，武装镇压干部群众的罪行，当晚他在观看了纪录着自己一糸列罪行的纪录片《突破口上红旗飘》后，自知罪孽深重，在京西宾馆房间内自缢身亡。

刘结挺和张西挺

刘结挺，1920年1月生，山东平邑人。原名刘瑞新，曾用名刘凯之。1933年春加入中国共产党。初中文化。1932年－1937年在山东省费县仲村完小、泰安育英中学学习。1935年5月任中共仲村支部支部委员。1937年与中共组织失去联系，报考国民党炮干班。1938年5月在陕北延安吴堡青训班学习。1938年6月－1939年12月受中共组织派遣到国民党孙殿英部队做统战工作，任连、营政训员(1938年重新入党)。
1940年1月任新四军第6支队教导队教导员。1940年3月任抗日军政大学第4分校1大队教导员。1941年1月任抗大第4分校第1工作团政委。1941年5月任抗大4分校干部股股长、党总支部书记、保卫科副科长、组织科科长。
1945年冬任华中军区第8军分区独立3团政治处主任、2支队政治处主任。1947年初任豫皖苏军区政治部组织部部员，28团副政委、政委，5分区北5县对敌斗争指挥部政委。
1948年冬任中共河南省开封县委书记。
1949年春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8军炮兵营政委、154团副政委。
1949年12月任中共川南区江安县委书记、宜宾县委书记、江安县委书记。1951年8月任中共川南区宜宾地委委员、地委组织部部长。1951年12月兼地委纪委书记。1953年4月任中共四川省宜宾地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部长(－1953年12月)、纪委书记(－1954年5月)。1955年6月任中共宜宾地委书记。12月兼军分区政委。
1960年7月任中共宜宾地委第2书记。1963年3月被撤职。1965年2月被开除党籍。
“文化大革命”中，1967年4月恢复党籍。5月任四川省革委会筹备小组副组长兼筹备小组办公室主任。1967年7月任成都军区副政委、党委常委（1967年9月起）。1968年5月－1971年8月任四川省革委会副主任。1969年12月任四川省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成员。1970年8月停职接受审查。1971年8月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后被开除党籍。因“文化大革命”中犯有罪行，1982年3月被判处有期徒刑20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 1993年5月保外就医。中共第9届中央委员。1993年11月8日在郑州去世。

张西挺，女，1926年10月生，河南淮滨人。原名简玉霞。1941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0年参加革命工作。初中文化。1940年1月在豫皖苏边区联合中学学习。1940年12月为豫皖苏边区剧团团员。1941年12月在抗日军政大学第4分校学习，任班长、文书、党支部书记。1943年5月任淮北区中共淮宝县委技术书记、组织干事。1944年10月在中共淮北区委参加整风学习。1945年8月任中共华中第8地委工作大队副书记、工委委员。11月任苏皖边区雪涡县丹城区党委委员。
1946年9月－12月任冀鲁豫区扶太西县区党委副书记。1946年11月在反“扫荡”中被俘，在郑州集中营被关押(后组织结论：被俘后有一系列叛变自首行为)。1947年7月出狱。9月任豫皖苏边区新蔡县政府秘书、新蔡县土改工作队工作组组长。
1948年5月在中共豫皖苏边区第4地委三查整党工作队工作，任豫皖苏边区中共阜阳县委秘书。1949年1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8军随校组织干事、随校14队指导员。
1950年5月任中共川南区宜宾县委宣传部部长、江安县委宣传部部长、组织部部长。1952年3月任中共川南区宜宾地委组织部干部科科长。1953年2月任中共四川省宜宾地委办公室主任。1954年5月任中共四川省宜宾市委第2副书记。1954年9月－1955年兼市委纪委书记。1956年1月任中共宜宾市委第2书记。8月任中共宜宾市委第1书记。1962年1月任中共宜宾市委书记处书记。1963年3月被撤销职务。1965年2月被开除党籍。
“文化大革命”中，1967年4月恢复党籍。1967年5月任四川省革委会筹备小组成员。1968年5月任四川省革委会副主任兼政工组组长。1969年 12月任四川省革委会副主任、省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成员。1970年8月停职接受审查。1971年8月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后被开除党籍。因“文化大革命”中犯有罪行，1982年3月被判处有期徒刑17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1993年5月保外就医。中共第9届中央候补委员。1993年7月24日在成都去世。

看看什么叫中国式幽默！

2010-11-20T01:32:00.001-05:00

1、富家女：见过名牌儿么? 我这包上写着LV！我：学过拼音，读 “驴”是吧？

2、客轮要沉了，领导抢了一件救生衣，秘书提醒说：局长，船上还有不少女人呢，领导怒道：都什么时候了，还想那事！！

3、煮饭时，一只螃蟹顶出锅盖，对你说:“我热！”，答曰: 想红就忍着！

4、中国法律的存在形式都是.txt格式，不是.exe格式。

5、据说大地震前有三个明显征兆：1.井水异常；2.牲畜反应异常；3. 专家出来辟谣。但是细心的人指出，第二条和第三条重复了。

6、昨晚踩了一条美女蛇，它反身咬了我一口，没过一会，蛇全身发抖，口吐白沫，转眼就挂了。我朝他吐口沫，鄙夷对它说：老子从小喝三聚氰胺牛奶、吃吊白块面粉、用地沟油炸的油条、苏丹红腌的红心鸭蛋、避孕药喂大的黄鳝、打激素的鸡和注水的肉，从小还打过假冒的疫苗，我早就百毒不侵，你敢咬我，真是找死！

7、索马里海盗：“三百万美元,一口价！”中方官员：“二百五十万！” 海盗:"你当我傻啊？我知道你们说二百五是骂人的！”中方官员：“三百万就三百万！但发票要写七百万！”海盗热泪盈眶伸拇指：“抢钱还是你们狠！！！”

8、哄领导开心就做做假，哄群众开心就做做秀，哄自己开心就做做梦。

9、历史老师说：秦朝统一六国的顺序可以记为“喊赵薇去演戏！” （韩赵魏楚燕齐）全场汗颜……

10、和同事的开车出去吃饭，到了吃的地方没有停车位，只好停在了路边。问之朋友会不会被贴罚单。他说没事，从箱里拿出来了一张罚单，自己贴在了车窗上。吃完饭回来果然平安无事……

11、白天看中国股市，晚上看中国足球，用不了半年，你就离进精神病院不远啦！

12、几十年过去了，人民群众早已经过了河了，而各级领导还在河边假装摸石头！

13、在超市里，看见一只五花大绑着的螃蟹从18.9元每斤的水箱里往28.9元每斤的水箱里爬，我泪流满面，你太TM有上进心了！

14、中国第一廉官：他是副厅级巡视员，跟国家领导人有亲戚关系，去西方考察访问只带3个随从，从不警车开道，也不用公款吃喝，有时甚至要自己找饭吃。3随从因太清苦常闹辞职。他在西方考察多年，见过多位外国元首，成绩很大，回国后也没要求升官，一生教书育人，死后没任何家产。他，就是唐僧。

15、她丈夫在河北当建筑工人，工程塌方，被砸死在下面。她要求赔偿，包工头不肯。她起诉到法院，败诉。她上诉，再次败诉。她只好上访，从山东一次次来到河北，当局抓她，关她，在精神病院喂她吃药。她逃了出来，上网求助，被屏蔽、被删帖。她不会翻墙，一天天坐在墙下，最后终于把墙哭倒了，她就是孟姜女

16、某市近来每到夜里，许多领导的办公室火光熊熊，有人打119报警，消防队无动于衷，拒不出警。民众投诉后得到的答复是：领导们在烧日记

17、昨天问一炒股朋友：最近股市暴跌了，睡眠怎样？他说：像婴儿般睡眠。我说：不愧是高手！这都能睡得着！他沉默半晌道：半夜经常醒来哭一会再睡。

18、记得儿子刚出生的那天，护士把儿子从产房抱出来。初为人父那叫一个激动啊，急忙接过儿子，嘴里还习惯性的说着：来，叔叔抱一下，乖……周围立刻一片沉寂。

19、你忍心蜗居在不到10平米的小屋里吗，你忍心看着自己的女友和你奋斗一辈子还供不起一套房吗，你忍心看着你父母缩衣节食把仅有的一点养老金帮你还房贷吗，这里才是实现你梦想的地方。加入我们，待遇从优，装备齐全，食宿全免，一条大裤衩，一双人字拖，一把AK47，800美元底薪+提成，全天移动式海景套房，多劳多得，只要大干一票，在大都市买楼不再是梦想。干两票，跻身上层社会，直接与奥巴马对话不再是距离。别再犹豫了，给你一片海域，换你一生奇迹! ——索马里海盗人力资源部

20、如来佛祖说：沙僧，你不能成佛，你在《西游记》里的台词太少，只有5句：1、大师兄，师傅被妖怪抓走了。2、二师兄，师傅被妖怪抓走了。3、大师兄，二师兄被妖怪抓走了。4、大师兄，师傅和二师兄被妖怪抓走了。5、师父放心吧，大师兄会来救我们的。

21、东方早报：上海公墓已经占用超过70%，数年后面临死亡人口将无地可葬的危机。网友回复：让领导先死！

22、同学和他朋友去上自习的路上，他朋友用非常羡慕的口吻对同学说：“听说你哥是中国足球的？”同学勃然大怒道：“你哥才是中国足球的！”

23、龙永图先生说，只要有需求，就不会有泡沫。这么说的话，只要有欲望，所有城市都可以开10000家天上人间？

24、朋友，你沮丧吗，你压抑吗，你缺乏自信吗？请立即购买一份《环球时报》，把“中国”替换为“我”，包管你五分钟内自信心爆棚，徒手敢撬原子弹，马步能阻七十码。

25、一个小男孩抽烟被老师撞见。老师问：你这么小为什么就学抽烟？小男孩很严肃地说：唉，祖国还没统一，心情很郁闷，抽支烟解解闷

中外的某些差别，并非用单纯的“国情不同”就可敷衍过去

2010-11-15T21:16:00.001-05:00

那些外国人告诉我们的事:7.0级地震零死亡(组图) 国际先驱导报

　　这一年迄今为止，国际上发生了许许多多的事儿，有些和中国有关，有些看上去和中国没有半点关系，但放眼看世界的中国人，却一再被触动和被再教育着：原来我们司空见惯的某些现象，并非都是无可救药的不治之症；原来中外的某些差别，并非用单纯的“国情不同”就可敷衍过去。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晓德发自北京从某种程度上说，中国人是最关注国际政治风云和海外大事的群体之一。而开阔的国际视野，在让越来越多的人们更加理性地了解真实的世界之余，也常常会因发生在他国的各类焦点新闻徒增感叹：如果这件事发生在中国……

　　“如果这件事发生在中国”的下文往往不是胸有成竹的骄傲和自豪，而更多可能都会伴随着一声叹息。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至今，中国的各行各业几乎都习惯了这样一个口号：与国际接轨。

　　于是我们看到，中国各大商业银行收费多如牛毛，理由是“接轨”；居民日常必须的能源价格每次上涨，原因也是“接轨”；城市的楼房偏要盖成“欧式风格”或者小区名字带上洋味儿，更是有着浓厚的“接轨”意味。只是，当涨价和收费甚至建筑物外观一并与国际接轨的时候，更多应该接轨的事情，却一直乏人问津，甚至被刻意忽略着。

　　2010年尚未过去，这一年迄今为止，国际上发生了许许多多的事儿，有些和中国有关，有些看上去和中国没有半点关系，但放眼看世界的中国人，却一再被触动和被再教育着：原来我们司空见惯的某些现象，并非都是无可救药的不治之症；原来中外的某些差别，并非用单纯的“国情不同”就可敷衍过去。

　　诚然，自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以来，西方就走到了中国的前面，因此我们在一些领域或观念上的落后本无可厚非，承认技不如人也并不丢人。但如果他人的经验教训或“先见之明”早已摆在眼前，而我们却依然掩耳盗铃不思进取，那就不止是不虚心那么简单了。

　　师夷长技，并非一定要为了“制夷”。从本质上说，更是为了完善和充实自己，也只有如此，才可能真正实现十二五计划提出的民富与国强。

　　所以，今天，让我们把目光投向海外。

　　1、7.0级地震可以做到零死亡

　　接连不断的地震，让我们目睹了全球各地一幕幕房倒屋塌、伤亡惨重的悲剧。从汶川到玉树，再到遥远的海地，天灾曾让人类一次次措手不及却又无可奈何。可是，当2010年9月4日凌晨，新西兰南岛最大的城市克赖斯特彻奇附近发生里氏7.0级地震之后，无人死亡的奇迹却令人惊讶不已：原来7.0级的强震也可以做到零死亡！

　　没错，我们过去连想想都觉得不可能发生的事，新西兰却做到了。在克赖斯特彻奇，地震影响最严重的只是那些中央商务区外围的老房子，而其他绝大多数的建筑都保持了完好无缺。

　　奇迹当然不会平白无故地发生。除了人口密度相对较低等客观因素外，当地严格执行的抗震建筑标准被普遍认为是强震零死亡的重要原因。新西兰建筑研究协会负责人告诉前去采访的记者，该国的新办公楼采用的都是隔离地基，即楼体是建在橡胶减震层或滚球轴承垫之上，这样“发生大地震的时候它们就能通过适当晃动抗震”。

　　据报道，新西兰是世界上房屋抗震设计最先进的国家之一。许多古老的建筑也都进行了抗震设施加固。而严格的《建筑法》，也成为挽救众多生命的保护神。该国1992年通过的法规有一条最重要的原则：发生强烈地震时，无法避免混凝土受到严重破坏，但是必须避免建筑物倒塌。建筑物出现问题，要追究建筑商、设计师、政府审查人员的责任。

　　与1月发生在海地的类似级别地震导致几十万人死亡的悲剧后果相比，新西兰严格的建筑标准和对标准不折不扣的执行，挽救了无数人的生命。而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地质学家约翰·马特研究后表示，自然灾害导致发展中国家死亡的几率要比富裕国家高出大约100倍。德国《明镜》周刊网站因此总结称：自然灾难主要祸害贫穷国家。

　　作为自然灾害频仍的最大发展中国家，我们是否应该从中有所省思？

　　2、小贩谋生权利不容侵犯

　　当城管与街头摊贩的“猫鼠游戏”在中国大中小城市频繁上演，暴力事件层出不穷之际，印度法院的一纸判决，为我们重新认识此类事件提供了另外一种思路。

　　在印度，街头小贩们有一个全国性维权组织——印度全国街头小贩联合会。《新京报》报道称，多年来，该联合会一直代表印度上千万小贩，通过各种途径向政府表达诉求，维护小贩的合法权益。但为了筹备10月举行的英联邦运动会，不少小摊贩在运动会前夕被驱赶出了新德里。联合会于是将新德里市政府告上了印度最高法院。

　　10月20日，印度最高法院做出了判决，判决书中写道：“街头叫卖是人们谋生的一项基本权利，政府需要贯彻一项成文法来规范街头小贩，而非剥夺。”判决还将街头摊贩的谋生权与行人的自由行路权看作一样需要保障的权利，“不能因为路边摊贩贫穷、无组织，就让他们应享有的这些基本权利处于混乱状态，也不能用不断变化的行政规划来决定他们的基本权利。”

　　如此清晰干脆的文字，明白无误地宣告了小贩们的胜利。印度最高法院的判决还要求，印度政府必须在规定时间内实施相关法律，保护路边摊贩，时间点就是2011年6月30日。

　　中印固然有着不同的国情，但印度对小贩权利的尊重态度，无疑值得我们学习。当我们还纠结于“市容市貌”和外来人口管理之间的难题如何平衡时，印度最高法院的判决不啻为我们提了个醒。街头小贩不是乞讨者，他们不靠别人的施舍谋生。相反，正是因为他们的存在，才解决了城市居民的很多基本需求，而他们本身，辛辛苦苦谋生的权利亦应当得到必须的尊重。

　　3、战略资源别忘了留点给子孙后代

　　钓鱼岛撞船事件后，中国出口的占世界90%的稀土贸易问题浮出水面。有日本媒体报道称，中方曾暂停了对日稀土出口。但并未得到任何证实。事实上，目前中国的稀土矿已经被开采一半以上，剩余的储量仅可开采二三十年。此前，无度的开采，令稀土资源所在地区满目疮痍，对无序开采立即踩刹车已是中国不得不为之的无奈之举。

　　但由于西方国家长期依靠中国的稀土出口，在国际政客和媒体的合力鼓噪下，稀土问题瞬间就被篡改成了一个政治性议题。美国欧盟和日本)甚至宣称要将中国限制稀土出口告上WTO。10月28日，中国发表声明，表示不会利用在稀土市场中的主导地位，与其他经济体讨价还价。

　　作为稀土的主要出口国，按说如何开采以及卖给谁卖多少都应该是中国主权范围内的事，容不得别人说三道四。但目前的现实却是，稀土出口变成了被一些国家牵着鼻子走的“强买行为”。此外，出口量庞大的中国，非但没有稀土价格话语权，反而因过去长期管理混乱，国内地方的出口商相互压价竞争导致稀而不贵，也成了中国稀土说不出的另一个尴尬。

　　FT中文网读者johnnyyu日前在美国参观了号称西半球最大的金矿却发现，这个金矿虽然开采了上百年，却还有近60%的储量。在金价节节攀升的当下，当地政府却停止办法开采证，目的就是保护环境。著名作家郑渊洁则列出了更多的数据：2009年中国稀土储量3600万吨，开采销售12万吨。美国储量1300万吨，开采0吨。俄罗斯储量1900万吨，开采0吨。

　　郑渊洁因此在微博上表示， “欧美日准备在G20峰会上向中国领导人发难，压中国继续廉价卖稀土。而他们自己的稀土资源雪藏。我们可以在G20峰会上理直气壮地说：今后再不卖给你们稀土了！卖稀土就是卖领土。”johnnyyu则认为，保护资源是任何一个国家主权范围内的事。“问题不在于外国的恫吓，关键是政府敢不敢和善不善于保护。”

　　4、肇事企业名头再大也不该免责

　　石油公司输油管道破损导致原油泄漏并流进大海，因此造成的海域污染损失以及清理油污的责任，到底该由谁来负？美国政府给出的答案很简单：肇事石油公司！

　　据新华社10月15日报道，美国政府表示，已向英国石油公司及其他机构开出了6260万美元的账单，用于支付墨西哥湾大型漏油事件相关的处理及重建费用。这是美国政府开出的第七张账单，之前的六张共计5.184亿美元，英国石油公司已经悉数支付。

　　今年4月20日，美国路易斯安那州海岸附近墨西哥湾“深水地平线”钻井平台发生爆炸并随后沉没，超过490万加仑原油外泄，美国南部5个州长达640多英里的海岸线遭污染，酿成美国历史上最严重的漏油事故。

　　事故发生后，英国石油公司就遭遇来自美国的巨大压力，迅速的堵漏和赔偿工作亦随即展开。8月9日，该公司表示，单就清理漏油的支出即已达到61亿美元。当时还接到超过14.5万份的索赔要求，其中超过10.3万份已经支付，赔偿金额达3.19亿美元。而路透社列出的预计账单数额更加巨大——事故责任方英国石油公司将为堵漏、清理等支付超过300亿元。

　　枯燥的数字，形象地表明了英国石油公司为墨西哥湾漏油事故付出的代价。除了金钱上的损失，英国石油公司时任总裁海沃德也被曝下课。

　　这起看上去距离中国异常遥远的事故，却因为7月16日大连中石油国际储运有限公司的输油管线爆炸，而变得有了特殊的意义。

　　据《每日经济新闻》报道，尽管事故已经过去三个多月，但目前对水产养殖户的赔偿“仍处在调查阶段”。与先前媒体在9月份称中石油一直对赔偿一事保持沉默有些变化的是，《每日经济新闻》报道称，中石油信访处接待了到北京反映情况的50多位大连渔民，其后中石油给出的回复是，“事故不论追究到什么责任，最终的赔偿都由中石油来承担。但是地方政府必须要拿出合情、合理、合法的赔偿依据。”

　　英国石油公司显然没有那么好的“运气”。早在墨西哥湾漏油事件发生后，美国司法部就和英国石油公司共同宣布，双方已谈妥共计200亿美元的墨西哥湾漏油赔偿基金的方案。英国石油公司已向该基金注入了首期30 亿美元资金，向在墨西哥湾漏油事件中的受害人和受害企业提供赔偿，将一直持续到2013年。

　　5、电信计费失误当依重法严惩

　　　　10月3日，美国最大的无线通信公司韦里孙公司宣布，将向1500万用户退还总额达9000万美元的款项。原因是，该公司错误地收取了上述美国本土手机用户的数据流量费和上网费用。这次退还创下了美国的电信公司返还用户退款的最高金额记录。

　　消息传来，再次引发了中国网民的联想。广州白云的一位网友表示，“中国移动、联通、电信笑而不语。”另一位来自广西南宁的网友则称，“美国电信公司真傻。”

　　美国电信业的巨无霸，为何会向用户低头？

　　有消息指，在过去三年时间内，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收到了数百起韦里孙客户的投诉，投诉内容主要是用户搁置不用的手机还会被收取流量费用，或者因为手机中内置自动打开浏览器的程序而被收取上网费。既然投诉数量只是几百起，韦里孙公司为何却表示将对1500万用户退款？该公司称目的是为了赢得客户的信任，并留住客户。而有分析认为，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这几百起用户已经跟该公司有了和解协议，如果其他那些用户要对他们提起集体赔偿诉讼的话，可能韦里孙最后要付出的代价就不是9000万美元，所以他们才会抢在大规模集体诉讼之前，赶紧赔款了事。

　　美国电信商的高额赔偿，很容易让人想起三个月前央视曝光的另一起类似事件。据7月4日的《每周质量报告》报道，海南移动公司的一手机用户在查询话费详单时偶然发现：仅2月份，他的手机只打了7个漫游电话，就被多扣了8分钟的通话费。

　　面对多出的8分钟，海南移动却称，公司计费系统有合格证书，符合国家规定标准。3天后，中国移动才承认，海南公司存在切割话单造成的计费误差问题并对系统进行了升级改造，公司在向客户展示话单内容方面存在不足，与客户的沟通也不到位，引起了部分客户的误解。

　　中国通信行业乱收费问题，在民间传说已久。“吃费”，是部分地区消费者对某品牌通信服务商乱收费的形象说法。但这种收费乱象，至今也未从根本上得到解决。美国严苛的法律，才使得韦里孙公司不得不主动赔付消费者。相比之下，在维护消费者权益方面，我们可以进步的空间还有很多。　　

盘点外国人告诉我们的事：7.0级地震零死亡（组图）

　　　6、乳业标准不能满足于最低

　　在牛奶标准问题上，美国正遭受来自欧盟的压力。

　　从12月1日起，欧盟将对占本地区市场10%的美国奶制品采用更严格的欧洲标准。有报道称，在布鲁塞尔一个关于动物健康的会议上，一位国际奶业专家则告诉参会代表，欧盟将为全球奶业建立一个标准，特别是牛奶质量和奶牛福利标准。该教授表示，“发达国家生产的大部分牛奶都会跟随欧盟制定的标准。像中国和印度这样的国家，应该也会遵守此标准。美国奶业期盼欧盟当局能够坚持更严格的牛奶进口标准。”

　　事实是否真的会如此，目前还不好下定论。但自中国乳品安全国家标准公布之日起，其中的指标就让一些行内人傻了眼。

　　与欧盟的高标准相比，从今年6月1日起正式实施的乳品安全国家标准（“新国标”）却被指称是令“中国原奶质量降到了全世界最低”。继两年前爆发三聚氰胺事件后，有关部门对1986年颁布的乳品标准进行的这次大修订，有关“生乳安全标准”的两项指标备受质疑——蛋白质含量与微生物限量：1986年“国标” 中，规定蛋白质最低值为2.95克/100克，“新国标”降为2.8克/100克，而国际标准为3.0克/100克；微生物限量由每毫升50万个增至 200万个，比美国、欧盟10万的标准高出20倍。

　　如此新国标，被业界惊呼为“一夜倒退25年”。但卫生部的说法是：这是尊重现在国内养殖现实，符合我国生乳生产实际。

　　讨论来讨论去，最后大概就苦了那些被接连不断的牛奶安全问题吓怕了的新生儿家长，有舆论因此发问：漠视生命的中国乳品新国标让谁还敢喝牛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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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控烟请从不再美化烟盒包装开始

　　如果香烟外包装上有触目惊心的骷髅或得了癌症的肺部照片，你还会再抽吗？

　　在海外一些国家和地区，香烟可怕的外包装图案，相信很多出过国的人都会印象深刻。如今在南半球的澳大利亚，香烟盒再次成了被“开刀”的对象。澳大利亚政府日前表示，从2012年7月1日起，全面禁止当地香烟包装使用品牌标识和其他市场营销图案。这意味着，不管你购买的是什么品牌的香烟，五颜六色的烟标都将淡出人们的视线，取而代之的将是同样丑陋的外观和醒目而恐怖的警告图片及文字。

　　强令所有香烟一律扒皮，澳大利亚政府此招的确够狠。此外，还将烟草税上调了25%，在各国禁烟措施中堪称史无前例。

　　事实上，通过形象的视觉效果达到控烟的目的，已经成为很多国家和地区的共识。而与国际社会纷纷通过“丑化”外包装达到视觉阻吓效果的措施相比，中国市场上的香烟却依然强调着“天高云淡”。

　　以中华牌卷烟为例，在加拿大出售时，包装采用整版的恐怖图示，警示作用强烈；而在中国销售时，却只有“吸烟有害健康”的字样，烟盒背面的警示语竟然还是英文的，这是对国人“轻描淡写、隔靴搔痒”。

　　稍微回想一下就不难发现，在国内，烟草业正在越来越强调和突出其品牌的“文化含金量”。表现形式就是，无论包装图案，还是“另辟蹊径”在电视上的广告，名山大川、文物古迹都会堂而皇之地成为它们的宣传代言。

　　境外的烟盒触目惊心地恐怖，中国的烟盒却往往成了收藏艺术品，两厢对比，控烟效果如何已不言而喻。

　　8、修筑大坝前要集思广益

　　在亚马孙热带雨林中心地带兴修水利，注定是一个反对者众的任务。巴西雄心勃勃的世界第三大坝——贝卢蒙蒂大坝，就经历了这样漫长的争执拉锯战。

　　自上世纪90年代开始筹建，到今年4月巴西政府正式推出工程竞标方案，一波波反对浪潮令这项浩大工程几度沉浮，期间更是搁置数年。据报道，该水坝建成后，其所在的欣古河两岸大约500平方公里的土地将被淹没，大面积的热带雨林将会被冲毁。此外，约100公里长的河岸两边的印第安原住民也将失去他们的安居之地。

　　反对阵营中不仅包括环保主义者和当地土著居民，电影《阿凡达》的导演詹姆斯·卡梅隆也参与进来。这位在电影中赞颂纳美人不惜一切代价保护家园的导演，在现实中竭力声援巴西的土著印第安人。卡梅隆担心如果该大坝工程进行，会引发60多个同类计划的实施。

　　但巴西政府认为大坝是“上帝的礼物”，将满足国内不断上涨的用电需求，并创造2万个就业岗位，因此关系“国计民生”。8月26日，巴西总统卢拉与投资方签订协议，水电站定于2015年前投入运行。

　　在解决眼前需求面前，建设大坝的影响还需要时间的见证。人类当然不能不发展，只是，巴西修大坝的漫长决策周期却提醒我们，兴修水利工程利国利民，但如何修、在何处修却要多集思广益。

　　9、让穷人也有机会享受现代文明

　　7月23日，印度研究人员公开展示了售价仅为35美元的笔记本电脑样机。至此，印度的廉价现代消费品家族又增加了新成员：全球最便宜笔记本电脑。

　　据报道，这款低成本的触摸屏电脑针对的主要用户为学生，内置了互联网浏览器、PDF阅读器和视频会议软件，硬件系统具有很强兼容性，能根据用户需求兼容其他配件。从2011年起，这款笔记本电脑将向高等教育机构广泛推广。同时，售价由可能降低至20美元，甚至10美元。

　　降低现代化产品的高门槛，让其为穷人服务，印度有关企业的这种研发和营销方向，虽然目的无外乎是通过开发穷人市场而获利，但客观上却使大多数人都可以分享现代化文明成果，进而提高了穷人的物质生活水平。

　　就像提到全球最便宜汽车，人们几乎就会想到印度那款售价仅为2000多美元的NANO一样，现在的印度，着眼穷人市场因地制宜的产品开发推广，已经成为一种潮流，廉价手机、廉价冰箱、廉价住房，甚至是医疗系统的服务，也都开始了“反向革新”之路。很多医疗机构开始把目光投向位于社会金字塔底层的穷人，能省则省，摒弃一切不必要的附加设施和花哨仪器，为穷人提供可以消费得起的也是必需的医疗服务。

　　中印同为发展中国家，中国的贫困地区也有成千上万的低收入者，但长期以来，他们的现代消费需求却一直因企业的“集体向上看”而处于被压抑和被忽视的地位。从印度企业的“反向创新”来看，我们是否也该有所顿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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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推广转基因农作物当慎之又慎

　　关于转基因的争论，早就成为一个全球性话题。赞扬者有之，反对者亦有之。而今年6月发生在德国的一起“误种”转基因玉米事件，却为反对者提供了又一个生动的案例。

　　比较早介入此事的，是一直质疑转基因产品安全性的绿色和平组织。该组织先披露说，他们在德国境内发现了未经批准的转基因玉米种植，一些地区农户种植了约3000公顷的NK转基因玉米。

　　英国广播公司随后报道称，遭禁的上述转基因玉米在德国数地播种，涉及范围包括巴伐利亚州、巴登—符腾堡州和下萨克森州等7个州。至于受影响的土地面积数量，种子供应商和德国下萨克森州女发言人确认是大约2000公顷。

　　德国人处理这起“误种”事件的态度相当果断：这些作物必须销毁，受影响农田必须在这批玉米开花前翻耕。而因此造成的代价是，当地农民可能要承受数以百万欧元计的损失。

　　当我们目前仍无法在转基因到底是天使还是魔鬼的问题上达成共识时，为了避免可能存在的未知隐患，德国在涉及转基因农作物时的严谨态度，无疑值得赞赏。中国农业部官员也曾经表示，从未批准转基因粮食种子在中国境内商业化种植。但另一个不容忽视的现象却是，中国各地不时曝出“转基因大米现身超市”“某粮企进口转基因玉米”等让一些公众忧虑的消息。面对转基因之争，我们需要科学的精神；面对转基因产品可能“悄悄进村”的暗度陈仓，我们更需要本着对生命负责的态度处理。

　　11、对官场腐败要零容忍

　　11月初，中国媒体纷纷报道了这样一条新闻：因用公款买两瓶酒被查出，新西兰房屋部长被迫辞职。

　　据说事发于今年2月5日，下届总理热门竞选人之一的新西兰房屋部长希特利，晚上约朋友到家里吃饭。下班后路过超市去买酒，发现钱包没有带，就用政府专用的信用卡买了两瓶酒，价值约1000新西兰元。但这张信用卡主要是用来公务招待的。审计人员最后发现两瓶酒的账单可能有问题，于是成立了由审计长为组长的调查组，对希特利购酒一事立案调查。当地媒体随后闻风而动，希特利不仅退回了酒钱，公开道歉，还不得不辞职。

　　这则报道很快在中国网络上发酵，两瓶酒撂倒堂堂部长，让很多网民对新西兰人刮目相看。

　　同样，一年前发生在美国的另一则反腐新闻，一年后也仍在中国网络上被反复提起。

　　2009年7月23日，美国新泽西州两名市长和一名副市长因为涉嫌受贿和洗钱，被美国联邦调查局逮捕。美联社报道称，其中涉案最高金额的为霍博肯市市长卡马拉诺，被控收受2.5万美元的贿赂。当时新泽西州州长约恩柯赞表示：“随着真相水落石出，我们正目睹的这桩腐败案的规模简直令人震惊，也是不能被容忍的。”

　　美国的这起腐败案，当时迅速成为了中国网民的热门话题。在习惯了贪污腐败涉案金额动辄千万甚至上亿的中国民众看来，美国市长的腐败行为实在有点小巫见大巫：“这点儿钱，在中国还不够房产局长一条烟钱。”

　　对新西兰人和美国人的“小题大做”，中国网民的感慨可谓尽在不言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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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城市化不是建了就拆

　　　　当中国的房地产业轰轰烈烈蓬勃发展的时候，很少人会关注到中国建筑的质量问题，直到后来“楼脆脆”、“楼歪歪”们的出现。这还不算，来自权威专家的说法更是让人大吃一惊。

　　中国城乡建设经济研究所所长陈淮在中国地产金融年会上就曾表示，未来15年到20年的周期内，中国城镇现有住房约有一半需要拆了重建。而在上半年第六届国际绿色建筑与建筑节能大会上，住建部副部长仇保兴更是直言不讳地透露，中国是世界上每年新建建筑量最大的国家，但这些建筑只能持续25年～30年。而英国建筑的平均寿命是132年，美国的建筑平均寿命为74年。

　　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出过国的人恐怕都会有这样的印象，那就是国外的楼房大多年代久远，虽不那么光鲜亮丽，但却拥有很强的历史感。而作家龙应台亦曾在书中表示，自己非常羡慕德国的朋友可以带着她去看自己出生成长的地方，而自己却“找不到过去”了。

　　中国的建筑为啥如此短命？一方面是建筑质量本身存在掺杂使假偷工减料的现象，前几天北京大兴的数栋保障房因此被拆除重建就是明证。另一方面，如11月1 日《人民日报》的分析，短命建筑频现，源于政府拆迁牟暴利使然。在比房地产业还要轰轰烈烈的城市化浪潮中，中国的很多地方政府都尝到了拆迁的甜头，于是，未满二十年的大酒店可能被爆破拆除就已经司空见惯。

　　而针对“中国的建筑平均寿命比国外低”的问题，住建部又有了新的解释，总经济师李秉仁9月20日称，中国处在工业化、城镇化的快速发展阶段，每年城镇化水平提高约1个百分点，每年有一千多万的农村人口进入城市，所以城市也处于快速发展阶段，规划的调整是正常的，不可避免地有一些建筑要被拆除掉。

　　城市化就是建了再拆？面对这个问题，你又会得出怎样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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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悼念遇难者，请大声读出他们的名字

　　和往年一样，当地时间2010年9月11日早上8点40分，纽约世贸遗址上的悼念仪式如期举行。

　　合唱团在世贸遗址高唱国歌，罹难者家属高举亲人的遗像，参加仪式的人们分别在被恐怖分子劫持的飞机撞向双子大楼以及两座大楼相继倒塌的四个时刻，向死难者默哀。

　　距离9·11事件已经过了整整9年，同样的仪式却一直周而复始，从未间断。而仪式的重要组成部分——2792个遇难者的名字被逐一念出，更是一如既往。在悲伤乐曲的伴奏下，两千多个名字已经在纽约上空响起了九次。

　　到底该是怎样的一种哀痛，让美国民众如此庄重地纪念那些逝去的生命，且年复一年从不更改？

　　9·11两周年纪念时，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副所长阮宗泽曾经到过现场。据他的观察，很多自发前往悼念的人手里都拿着非常厚的书，“他们把所有死难者的名单都编成了几本书，这个死难者叫什么名字，多少岁，他的家乡是哪里，甚至他有哪些爱好，他的亲朋好友怎么评价都收集得非常齐全，就在那儿不停地念，如果一个人念累了就交给旁边另外一个人继续这样念，气氛非常凝重。”

　　尊重个人的生命，是美国的政治文化传统。所以，不论是阿林顿国家公墓，还是越战纪念碑，都会尽量把每个死难者的名字编辑成书，一个一个地念。中国是一个天灾频仍的国家，每年非正常死去的生命成千上万，该怎样纪念他们，尤其是那些在重大灾难中故去的同胞，也早就成为舆论曾一次次热议的话题。

　　2010年应该是个里程碑吧。8月24日晚21时40分左右，黑龙江伊春发生空难。翌日清晨，央视《朝闻天下》节目在常规报道之外，用时两分多钟，逐个口播了遇难者名单。当主持人极其低沉的声音在电视上响起，对观众带来的巨大情感冲击无以复加。

　　央视的这种变化，不仅仅是新闻报道的突破，更是让个体生命得到应有尊重的本位回归。

　　14、矿难结果并非一定是悲剧

　　从8月5日圣何塞铜矿发生矿难开始，智利矿工的命运就令全世界牵肠挂肚。而对中国人来说，这份关注同时还伴随着更多的惊讶和羡慕。到了10月15日，被深埋地下700米、受困69天的33名矿工全部获救，创下世界矿难史上最长生还时间纪录，中国人的惊讶和羡慕也达到了极点。

　　因为我们突然发现，原来智利铜矿井下，螺旋型矿道每隔一段就会有一个避难所，约50平方米的空间内一直备有一定数量的水和食品。而在33名矿工尚且生死不明之时，智利卡尔德拉市长布鲁尼达·冈萨雷斯就承担起了被困矿工家属代言人的角色。

　　此外，智利各个部门的联合救援行动更是让人印象深刻。据香港凤凰卫视记者梁华在现场观察，智利政府在矿难发生后，立即承担起救援受困矿工的工作。武警、军队、消防人员以及政府各级部门联合行动，展开救援。与此同时，智利当局组织了分工明确、业务专业、各司其职的救援团队。在智利政府的安排下，媒体、家属和营救区域分开，相互之间互不干扰，便于营救。正是各方的通力合作，才有了受困矿工全部生还的奇迹。

　　而另一条被广泛报道的消息，更让中国人深受触动。10月16日，正在伦敦访问的智利总统皮涅拉表示，智利从圣何塞铜矿救援行动汲取了经验教训，愿对中国的矿难救援工作提供协助。虽然这位总统大人在矿工获救后的夸张行为被当地媒体批判“作秀过了头”，但在矿难几乎已经成了中国矿业顽症的今天，智利的一些经验或许的确值得借鉴。

　　15、幸福其实可以很简单

　　究竟什么是幸福？不同的人自然有不同的观点和看法。四年前，英国“新经济基金”组织根据自己设定的全球范围的“幸福指数”排名，将“全球最幸福的国家”称号授予了南太平洋上的小岛国——瓦努阿图。

　　今年8月，本报记者刘洁秋为报道第41届太平洋岛国论坛领导人会议，走进了瓦努阿图首都维拉港。这个全国人口仅二十几万的国度，用热情的歌曲和温暖的笑容，迎接了中国来客。热带海洋性气候赐予这个岛国丰富的果蔬等植物，使得满足衣食住行变得再简单不过。此外，全世界人都几乎挂在嘴边的“知足常乐”，早已是瓦努阿图人真实的生活状态。

　　教育医疗收费低，建造房子很简单，没有工业污染，环境清新，亲戚邻里关系和睦自然。总理纳塔佩曾这样告诉本报记者：瓦努阿图民众物质欲望低，顺应大自然而生，非常重视家庭和睦与邻里相助。一个人遇到困难，会得到许多人的鼎力相助。这种生活状态难道不是幸福吗？

　　10月8日，上海世博会迎来了瓦努阿图国家馆日。该国总统尤路·约翰逊·阿比尔致辞时首先就提到了瓦努阿图人民的快乐和幸福。

　　“瓦努阿图”在比斯拉马语中的意思，据说是“永远的土地”。但当2006年被评选为最幸福国家后，该国一新闻网站的马克·洛文的第一反应却是“请不要告诉太多人”。瓦努阿图不是一个消费主导的社会，人们没有太多物质要求，拥有很少东西就可以活得很快乐。他担心世界各地的人们得知这个消息后，到那里去旅游的人越来越多，从而不可避免地使瓦努阿图人的生活和观念受到冲击。

　　“新经济基金”组织四年前的那次排名，中国位列幸福榜第31位。如果今天再进行一次排名，中国的排名会进步还是倒退？而你——借用白岩松的那本书名——真的幸福了吗？

　　16、富二代不该只会飙车和炫富

　　这几年，中国的“二代”可谓出尽了风头。官二代开车撞人致死后高呼“我爸是李刚)”，富二代在城市道路上疯狂飙车炫富，此外还有“群殴”等丑闻都成为坊间议论的热门话题。而一些地方政府更是对富二代极尽百般呵护之能事，各种培训班层出不穷，其间又曝出培训班上富二代们“爱跑车派对就是不爱上课”的新闻。

　　今年上半年，《现代快报》梳理了欧美富豪家庭教育富二代、富三代的方式。同样处于炫富阶段的欧美富豪们，一直坚持以“穷养”为教育核心。而国外不少富豪的后代也不屑以家族为靠山，生活在父辈的光芒之下，因而走上一条属于自己的路。

　　股神巴菲特之子是最典型的例子。报道称，现年54岁的巴菲特长子霍华德，32岁那年卖了祖父给他的股票，买了一台推土机，开始务农。他按市价向父亲租用了一家农场，尝试协助农民生产更多的农作物。过去4年他更远赴非洲，致力于一场对抗贫穷与饥饿的战争。他最雄心勃勃的计划是，让非洲农民能够免费使用抗旱玉米生物科技。而美国的很多富二代在年少时都有兼差打工的经历，或者是做义工。这种穷养教育方式不但锻炼了自己，增加了社会经验，同时也让富二代们知道了财富积累的不易。

　　中国富二代的最新新闻，当属著名餐饮企业俏江南老总的公子即将赢取台湾明星大S事件。这起当事人反复强调的“单纯爱情”，在成为娱乐圈头条的同时，也成为富二代的又一个标签：娶个明星当老婆。

"拥护中国敏感词过滤的领导"

2010-10-25T20:31:00.001-04:00

在北京一所大学的博士招生简章中，在第二项“报考条件”的第一条中，出现了 “拥护中国敏感词过滤的领导”。显然，这个网站把“共产党”设置成了“敏感词过滤”，于是就出现了这样奇怪的句子，原文当然应该是“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假如你在一篇文章中写道，“明年中国经济将增长6.4%” ，你肯定就贴不上去，因为6.4是敏感词。今年三月五号人大会议上温家宝总理说，只有民主才不会人亡政息，在一些网站上竟然成了“只有敏感词才不会人亡政息。”这叫什么话？有网友调侃说，“预计2015年李克强总理作政府工作报告的时候，他会说：敏感词就是敏感词的敏感词，我们要敏感词敏感词，才不会敏感词敏感词；如果不敏感词敏感词敏感词，就要敏感词敏感词敏感词。”

扰攘了几个月，终于尘埃落定，Google 因敏感词被逼出中国内地，转战中国香港。怎么形容Google 这个大动作？壮士断腕？落荒而逃？败走麦城？不管怎么说，Google 终于被打败了，应该说，是被敏感词打败了。据说，中国网民反应平静，在新浪等门户网站上，网友一致声讨Google，义愤填膺，相当和谐。可是，在一个网站上，我却看到了这样一段文字，很有意思：

“今天——2010年3月23日，世界上最大的敏感词公司敏感词撤出了敏感词。这是敏感词的一天，是敏感词的敏感词，我作为一个敏感词的敏感词，为敏感词感到敏感词。我无法敏感词，今后的敏感词会变得如何敏感词。但就如敏感词所说，敏感词是有其敏感词敏感词的，它终究会因其敏感词的敏感词而敏感词。敏感词的敏感词们啊，请敏感词这一天，因为可能很快一切都将是敏感词。”

哈哈！Google 也变成了敏感词。看来，如今要在中国互联网混，就不能不了解敏感词，否则你很快就会变成一个目不识丁的傻瓜。

中国的互联网过滤技术和网址封锁技术堪称世界第一，敏感词大概是互联网上最具中国特色的创造发明了。“敏感词”的作用是什么？就是把本来稀松平常的东西弄得十分敏感，神经兮兮，像一种无聊的智力游戏一样，不断提醒人们，你小子说话要小心，不可造次！有些真话是不能随便说的，有些词是不能随便用的，有敏感词过滤在管着你们！

据说敏感词汇的列表正变得越来越长，并且随时更新，于时俱进。可是到底有哪些内容，没有多少人知道。有网民强烈要求互联网站公布敏感词表，以便大家写东西的时候可以参考，随时注意。可是，这个表是内部掌握的，只有网站管理人员才知道，网民只有在文章被“河蟹” 后才会发现。例如，“69”不是敏感词，“64”是； “民进党”不是敏感词，“民主党”是； “周”“朱”“温”不是敏感词，“毛”“邓”“江”“胡”是； “专制”不是敏感词，“民主”是，很难摸到规律，因为这些所谓的“敏感词”本来就毫无规律可言，毫无道理可言，完全是人为的东西，让人感到啼笑皆非。难怪有人讽刺说，目前的中国是五千年的文明，五岁的智力水平。人类已经进入信息时代，用敏感词这种愚拙、无知、可笑的办法能解决什么问题呢？徒然劳民伤财、制造语言混乱而已。

语言是一种信息交流工具，真没想到在我们祖国的互联网上，竟被糟蹋得如此不堪。照这样发展下去，没准儿不远的将来《现代汉语词典》就要成为禁书了，因为里面的词语慢慢都会变成敏感词。我并不反对网络的监管制度，事实上世界上很多国家都对互联网进行必要的监管。但是，恐怕没有哪个国家像中国那样设置如此怪异的敏感词过滤系统，以致连正常的交际都受到影响，这实在是太过分了。下面是网友提供的一些例子，你大概可以猜得出来敏感词是什么：

[敏感词]好，[敏感词]好，[敏感词]国家人民地位高……

没有[敏感词]就没有新中国，没有[敏感词]就没有新中国，
[敏感词]他辛劳为民族， [敏感词]他一心救中国，
他指给了人民解放的道路，他领导中国走向光明，
他坚持了抗战八年多，他改善了人民的生活，
他建设了敌后根据地，他实行了[敏感词]好处多。
没有[敏感词]就没有新中国，没有[敏感词]就没有新中国。

我爱北京敏感词，敏感词上太阳升。伟大领袖敏感词，指引我们向前进。

中国网民实在是太有“才”了，他们潜心研究，终于发明了一种称作“火星文”的文体，用符号代替、词汇交叉编排等方式，使得敏感词不会被敏感，只是看着有些费劲、有些怪诞，要不怎么叫“火星文”呢？举个例子来说吧：“对于最近在北 | 京闹得沸沸扬扬的郭de纲事件我想说两句。Guo德缸在前 / 门、西直Men说相声我不反对，可是在朝阳MEN表演这种段子我就觉得很不应该。CHAOYANGMEN是B京重要的地区，是北JING的骄傲，是BJ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让锅得钢这种人在潮阳闷说相声是对CHAO羊门的亵渎，对北精的亵渎！我们要齐心协力抵制G | D | G！” 你能猜出什么意思吗？再发展下去，将来我们祖国的互联网上将充斥这样不伦不类的“文字”，你说，是不是有点儿可悲？

更有人专门研究了特定时期常用敏感词以及这些敏感词形成原因和避免使用的方法，并把敏感词分类，分级，在网上公布，以供读者学习和后人对这个特殊时代的文字研究参考。比如，一级敏感词就包括民主、法制、自由等。敏感形成原因是不符合中国国情。避免使用方法是用 “明珠”取代“民主”，用“发指”取代“法制”，用“滋扰”取代“自由”。

其实，敏感词这玩艺儿并不是什么新发明，几千年来，历代帝王几乎都有各自不同敏感词，别人不能随便使用，必须避讳，否则有性命之虞。例如，《金瓶梅》写于明朝，清朝人张竹坡在评点时，便不得不对文本做了很多改动，比如，把 “胡僧”改成“梵僧”，把“虏患”改成“边患”，把“夷狄”改成“边境”，把“匈奴”改为“阴山”，把“金虏”改为“金国”，等等。因为入主中原的满清皇帝非常忌讳 “夷狄”、“胡虏”这些词语，触犯了敏感词不但自己性命难保，还可能株连三族。清朝诗人徐骏诗中有“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之句，就被指为以清风讽刺满清人野蛮、没有文化，于是被砍头。用敏感词加强统治本来就是中国传统政治的一部分。

时下的中国已经成为一个法治国家，“敏感词”的设置总得有一定的法律依据吧。但是，有关方面并未作出明确解释，到底依据的是那条法律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另外，根据《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规定，公民有学习和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权利。而那些所谓的“敏感词”，都是《现代汉语词典》中的常用词，公民依法是可以使用的。即使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维护互联网安全的决定》中，也找不到关于“敏感词”的相关规定。 “敏感词”的设置显然不太符合现有法律，建议全国人大尽快制定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敏感词法》，以便做到有法可依，违法必究，以建设一个非常“河蟹”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局域网。同时，建议中国语言工作者尽快编纂《现代汉语敏感词词典》。

美国不适合实行民主制度

2010-10-21T01:28:00.001-04:00

美国不适合实行民主制度

民主制度是全人类公认的好制度，但并不是世界上所有的国家在所有的发展阶段都适
合实行民主制度。美国不适合实行民主制度，至少在现阶段不适合实行民主制度，是由
美国的特殊国情决定的。

一、美国的历史决定美国不适合实行民主制度。
美国1776年才独立建国，和文明古国相比，几乎没有自己的历史传统和历史文化，
这就决定了民主意识、民主文化、民主制度都不可能从美国产生，更不可能在美国发扬
光大，事实也正是如此。在一个丝毫也没有民主历史的国家实行民主制度，犹如无根之
木，犹如无源之水，是不尊重历史、割裂历史的粗暴做法，凡是不尊重历史、割裂历史
的做法，是注定要失败的。

二、美国的文化决定美国不适合实行民主制度。
美国的文化是建立在极端个人主义的基础上的。美国人普遍地自私自利，以个人利
益为核心，大公无私、为解放全人类而奋斗等先进思想无法得到社会的认可，而实行民
主制度是以先进的文化为基础的，在美国这样极端自私自利代表着落后文化方向的国家
实行先进的民主制度，必然导致先进的社会制度与落后的文化理念之间剧烈的冲突，必
将导致社会的动荡。

三、美国庞大的人口决定美国不适合实行民主制度。
美国有近3亿人口，是英国、法国的5倍，是加拿大的10倍，是澳大利亚的15倍，而
美国的国土面积却只与澳大利亚差不多，比加拿大还要小，是一个人满为患的国家，而
美国至今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控制人口，反而鼓励生育。人口多，底子薄，更严重的是，
美国3亿之众竟然没有一个统一的思想。历史证明：人多必乱。在这样一个人口占世界
第三多的国家实行民主制度，必将导致莫衷一是、各自为政，必将导致政府令不行、禁
不止，连基本的社会稳定也无法维持。

四、美国人民群众素质低下决定美国不适合实行民主制度。
美国的早期居民大致有三类：1、土著印第安人。这部分人直到18世纪依然处在奴
隶社会，后来大部分被消灭，剩下的躲到了边远山区。2、早期欧洲移民。当时从欧洲
来的一部分是流放来的犯人，一部分则是在欧洲混不下去的人。3、被贩卖来黑人奴隶
。这些早期居民素质低下勿庸讳言，更严重的是，祖先素质低下必然遗传给其后裔。即
使是后来的移民，也都是在本国混不下去的人，素质低下也勿庸讳言。在这样一个人民
群众普遍素质低下的国家实行先进的民主制度，根本不符合社会制度要与生产力相适应
的原理，无疑是极其荒唐的，必将导致社会的倒退。

五、美国的国土构成、民族宗教矛盾、阶级矛盾决定了美国不适合实行民主制度。
打开地图，可以看到美国国土由三部分构成，阿拉斯加与北美中部的国土完全割裂
，夏威夷群岛部分更是孤悬海外。若美国实行民主制度，中央政府必将无力掌控全国，
海外国土甚至内部各州都可能闹独立，必然导致国家的分裂。
美国民族成分极其复杂，几乎人类所有民族在美国都有分布；美国宗教种类更是五
花八门，甚至被他国宣布为邪教的势力在美国也能存在。因民族宗教矛盾导致的战争从
人类有史以来一直延续至今，美国如果实行民主制度，各民族、各宗教都将自以为是，
必然导致错综复杂的民族宗教战争，更要命的是在美国买枪就像买香烟一样方便，那样
美国必将沦为尸横遍野的战场，美国必将毁于一旦。
美国阶级矛盾尖锐复杂。美国大地主、大资本家一直就对劳动人民进行着残酷的剥
削，实行民主制度，美国资产阶级必然凭借其剥削来的雄厚经济实力骗取政权，他们必
然不能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方向，必然不能代表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必然不能代表
美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广大劳动人民将永远只能惨遭剥削而不能站起来当家
作主，成为国家的主人。

综上所述，根据美国的特殊国情，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美国不适合实行民主制度。至少美国在现阶段不适合实行民主制度。
2、美国要追求民主制度，只能走渐进式道路，现阶段只能探索适合美国国情的社
会发展道路，加紧建设打好基础，争取早日实现民主制度。
3、美国现阶段如果急于求成立即实行民主制度，那么，美国、美国人民，还有民
主党共和党以及不管什么党，都必将亡党亡国！

兑现公民的言论出版自由！

2010-10-13T22:15:00.000-04:00

Open letter from Party elders calls for free speech
By David Bandurski | Posted on 2010-10-13

On October 11, 23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elders known for their pro-reform positions, including Mao Zedong’s former secretary Li Rui (李锐) and former People’s Daily editor-in-chief Hu Jiwei (胡绩伟), submitted an open letter to the Standing Committee of the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formally China’s highest state body, calling for an end to restrictions on expression in China.

The letter urges the Communist Party to abolish censorship and realize citizens’ right to freedom of speech and freedom of the press. Seizing on the opportunity afforded by the awarding of Chinese dissident Liu Xiaobo (刘晓波) with the Nobel Peace Prize last week, the letter refers explicitly to prior statements on reform and free speech made by both President Hu Jintao (胡锦涛) and Premier Wen Jiabao (温家宝). [CORRECTION: It is premature to conclude that this letter has any connection whatsoever to Liu Xiaobo's Nobel Prize. The letter is dated October 1, one week before the announcement from the Nobel Committee.]

Enforce Article 35 of China’s Constitution, Abolish Censorship and Realize Citizens’ Right to Freedom of Speech and Freedom of Press: A Letter to the Standing Committee of the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Written by Li Rui (李锐), Hu Jiwei (胡绩伟) and others
Dated: October 11, 2010

Dear members of the Standing Committee of the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Article 35 of China’s Constitution as adopted in 1982 clearly states that: “Citizen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enjoy freedom of speech, of the press, of assembly, of association, of procession and of demonstration.” For 28 years this article has stood unrealized, having been negated by detailed rules and regulations for “implementation.” This false democracy of formal avowal and concrete denial has become a scandalous mark on the history of world democracy.

On February 26, 2003, at a meeting of democratic consultation between the Standing Committee of the Political Bureau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and democratic parties [http://en.wikipedia.org/wiki/List_of_political_parties_in_the_People's_Republic_of_China], not long after President Hu Jintao (胡锦涛) assumed office, he stated clearly: “The removal of restrictions on the press, and the opening up of public opinion positions, is a mainstream view and demand held by society; it is natural, and should be resolved through the legislative process. If the Communist Party does not reform itself, if it does not transform, it will lose its vitality and move toward natural and inevitable extinction.”

On October 3, America’s Cable News Network (CNN) aired an interview with Chinese Premier Wen Jiabao (温家宝) by anchor Fareed Zakaria. Responding to the journalist’s questions, Wen Jiabao said: “Freedom of speech is indispensable for any nation; China’s Constitution endows the people with freedom of speech; The demands of the people for democracy cannot be resisted.”

In accord with China’s Constitution, and in the spirit of the remarks made by President Hu Jintao and Premier Wen Jiabao, we hereupon represent the following concerning the materialization of the constitutional rights to freedom of speech and of the press:

Concerning the Current State of Freedom of Speech and Press in Our Country

We have for 61 years “served as master” in the name of the citizen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But the freedom of speech and of the press we now enjoy is inferior even to that of Hong Kong before its return to Chinese sovereignty, to that entrusted to the residents of a colony.

Before the handover, Hong Kong was a British colony, governed by those appointed by the Queen’s government. But the freedom of speech and freedom of the press given to residents of Hong Kong by the British authorities there was not empty, appearing only on paper. It was enacted and realized.

When our country was founded in 1949, our people cried that they had been liberated, that they were not their own masters. Mao Zedong said that, “From this moment, the people of China have stood.” But even today, 61 years after the founding of our nation, after 30 years of opening and reform, we have not yet attained freedom of speech and freedom of the press to the degree enjoyed by the people of Hong Kong under colonial rule. Even now, many books discussion political and current affairs must be published in Hong Kong. This is not something that dates from the [territory's] return, but is merely an old tactic familiar under colonial rule. The “master” status of the people of China’s mainland is so inferior. For our nation to advertise itself as having “socialist democrac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s such an embarrassment.

Not only the average citizen, but even the most senior leader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have no freedom of speech or press. Recently, Li Rui met with the following circumstance. Not long ago, the Collected Works in in Memory of Zhou Xiaozhou were published, and in it was originally to be included an essay commemorating Zhou Xiaozhou that Li Rui had written for the People’s Daily in 1981. Zhou Xiaozhou’s wife phoned Li Rui to explain the situation: “Beijing has sent out a notice. Li Rui’s writings cannot be published.” What incredible folly it is that an old piece of writing from a Party newspaper cannot be included in a volume of collected works! Li Rui said: “What kind of country is this?! I want to cry it out: the press must be free! Such strangling of the people’s freedom of expression is entirely illegal!”

It’s not even just high-level leaders — even the Premier of our country does not have freedom of speech or of the press! On August 21, 2010, Premier Wen Jiabao gave a speech in Shenzhen called, “Only By Pushing Ahead With Reforms Can Our Nation Have Bright Prospects.” He said, “We must not only to push economic reforms, but must also to promote political reforms. Without the protection afforded by political reforms, the gains we have made from economic reforms will be lost, and our goal of modernization cannot be realized.” Xinhua News Agency’s official news release on August 21, “Building a Beautiful Future for the Special Economic Zone,” omitted the content in Wen Jiabao’s speech dealing with political reform.

On September 22, 2010, (U.S. local time) Premier Wen Jiabao held a dialogue in New York with American Chinese media and media from Hong Kong and Macao, and again he emphasized the importance of “political system reforms.” Wen said: “Concerning political reforms, I have said previously that if economic reforms are without the protection to be gained by political reforms, then we cannot be entirely successful, and even perhaps the gains of our progress so far will be lost.” Shortly after, Wen Jiabao addressed the 65th Sess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 General Assembly, giving a speech called, “Recognizing a True China,” in which he spoke again about political reform. Late on September 23 (Beijing time), these events were reported on China Central Television’s Xinwen Lianbo and in an official news release from Xinhua News Agency. They reported only Wen Jiabao’s remarks on the circumstances facing overseas Chinese, and on the importance of overseas Chinese media. His mentions of political reform were all removed.

For these matters, if we endeavor to find those responsible, we are utterly incapable of putting our finger on a specific person. This is an invisible black hands. For their own reasons, they violate our constitution, often ordering by telephone that the works of such and such a person cannot be published, or that such and such an event cannot be reported in the media. The officials who make the call do not leave their names, and the secrecy of the agents is protected, but you must heed their phone instructions. These invisible black hands are our Central Propaganda Department. Right now the Central Propaganda Department is placed above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and above the State Council. We would ask, what right does the Central Propaganda Department have to muzzle the speech of the Premier? What right does it have to rob the people of our nation of their right to know what the Premier has said?

Our core demand is that the system of censorship be dismantled in favor of a system of legal responsibility (追惩制).

The rights to freedom of speech and the press guaranteed in Article 35 of our Constitution are turned into mere adornments for the walls by means of concrete implementation rules such as the “Ordinance on Publishing Control” (出版管理条例). These implementation rules are, broadly speaking, a system of censorship and approvals. There are countless numbers of commandments and taboos restricting freedom of speech and freedom of the press. The creation of a press law and the abolishment of the censorship system has already become an urgent task before us.

We recommend that the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work immediately toward the creation of a Press Law, and that the “Ordinance on Publishing Control” and all of the local restrictions on news and publishing be annulled. Institutionally speaking, the realization of freedom of speech and freedom of the press as guaranteed in the Constitution means making media independent of the Party and government organs that presently control them, thereby transforming “Party mouthpieces” into “public instruments.” Therefore, the foundation of the creation of a Press Law must be the enacting of a system of [post facto] legal responsibility (追惩制) [determined according to fair laws]. We cannot again strengthen the censorship system in the name of “strengthening the leadership of the Party.” The so-called censorship system is the system by which prior to publication one must receive the approval of Party organs, allowing for publication only after approval and designating all unapproved published materials as illegal. The so-called system of legal responsibility means that published materials need not pass through approval by Party or government organs, but may be published as soon as the editor-in-chief deems fit. If there are unfavorable outcomes or disputes following publication, the government would be able to intervene and determine according to the law whether there are cases of wrongdoing. In countries around the world, the development of rule of law in news and publishing has followed this path, making a transition from systems of censorship to systems of legal responsibility. There is little doubt that systems of legal responsibility mark progress over systems of censorship, and this is greatly in the favor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humanities and natural sciences, and in promoting social harmony and historical progress. England did away with censorship in 1695. France abolished its censorship system in 1881, and the publication of newspapers and periodicals thereafter required only a simple declaration, which was signed by the representatives of the publication and mailed to the office of the procurator of the republic. Our present system of censorship leaves news and book publishing in our country 315 years behind England and 129 years behind France.

Our specific demands are as follows:

1. Abolish sponsoring institutions of [Chinese] media [NOTE: This is the controlling organization that exercises Party control over the media], allowing publishing institutions to independently operate; Truly implement a system in which directors and editors in chief are responsible for their publication units.

2. Respect journalists, and make them strong (尊重记者，树立记者). Journalists should be the “uncrowned kings.” The reporting of mass incidents and exposing of official corruption are noble missions on behalf of the people, and this work should be protected and supported. Immediately put a stop to the unconstitutional behavior of various local governments and police in arresting journalists. Look into the circumstances behind the case of [writer] Xie Chaoping (谢朝平). Liang Fengmin (梁凤民), the party secretary of Weinan city [involved in the Xie Chaoping case] must face party discipline as a warning to others.

3. Abolish restrictions on extra-territorial supervision by public opinion [watchdog journalism] by media, ensuring the right of journalists to carry out reporting freely throughout the country.

4. The internet is an important discussion platform for information in our society and the voice of citizens’ views. Aside from information that truly concerns our national secrets and speech that violates a citizen’s right to privacy, internet regulatory bodies must not arbitrarily delete online posts and online comments. Online spies must be abolished, the “Fifty-cent Party” must be abolished, and restrictions on “tunneling/[anti-censorship]” technologies must be abolished.

5. There are no more taboos concerning our Party’s history. Chinese citizens have a right to know the errors of the ruling party.

6. Southern Weekly and Yanhuang Chunqiu should be permitted to restructure as privately operated pilot programs [in independent media]. The privatization of newspapers and periodicals is the [natural] direction of political reforms. History teaches us: when rulers and deliberators are highly unified, when the government and the media are both surnamed “Party,” and when [the Party] sings for its own pleasure, it is difficult to connect with the will of the people and attain true leadership. From the time of the Great Leap Forward to the time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newspapers, magazines, television and radio in the mainland have never truly reflected the will of the people. Party and government leaders have been insensible to dissenting voices, so they have had difficulty in recognizing and correcting wholesale errors. For a ruling party and government to use the tax monies of the people to run media that sing their own praises, this is something not permitted in democratic nations.

7. Permit the free circulation within the mainland of books and periodicals from the already returned territories of Hong Kong and Macao. Our country has joined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and economically we have already integrated with the world — attempting to remain closed culturally goes against the course already plotted for opening and reform. Hong Kong and Macao offer advanced culture right at our nation’s door, and the books and periodicals of Hong Kong and Macao are welcomed and trusted by the people.

8. Transform the functions of various propaganda organs, so that they are transformed from [agencies] setting down so many “taboos” to [agencies] protecting the accuracy, timeliness and unimpeded flow [of information]; from [agencies] that assist corrupt officials in suppressing and controlling stories that reveal the truth to [agencies] that support the media in monitoring Party and government organs; from [agencies] that close publications, fire editors and arrest journalists to [agencies] that oppose power and protect media and journalists. Our propaganda organs have a horrid reputation within the Party and in society. They must work for good in order to regain their reputations. At the appropriate time, we can consider renaming these propaganda organs to suit global trends.

We pressingly represent ourselves, hoping for your utmost attention.

October 1, 2010

Sponsors (23 people):

Li Rui (李锐)– former standing vice minister of the Organization Department of the CCP Central Committee, member of the 12th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CP
Hu Jiwei (胡绩伟) — former director of People’s Daily, standing committee member to the 7th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director of the Federation of Chinese Communication Institutes.
Jiang Ping 江平– former head of the 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tenured professor, standing committee member to the 7th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deputy director of the Executive Law Committee of the NPC
Li Pu (李普) — former deputy director of Xinhua News Agency
Zhou Shaoming (周绍明) — former deputy director of the Political Department of the Guangzhou Military Area Command
Zhong Peizhang (锺沛璋) — Former head of the News Office of the Central Propaganda Department
Wang Yongcheng (王永成) — Professor at Shanghai Jiaotong University
Zhang Zhongpei (张忠培) — Research at the Imperial Palace Museum, chairman of the China Archaeological Society
Du Guang (杜光) — former professor at the Central Party School
Guo Daojun (郭道晖) — former editor-in-chief of China Legal Science
Xiao Mo 萧默 — former head of the Architecture Research Center of the Chinese National Academy of Arts
Zhuang Puming (庄浦明) — former deputy director of People’s Press
Hu Fuchen (胡甫臣) — former director and editor-in-chief at China Worker’s Publishing House
Zhang Ding (张定) — former director of the China Social Sciences Press at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Yu You (于友) — former editor-in-chief of China Daily
Ouyang Jin (欧阳劲) — former editor-in-chief of Hong Kong’s Pacific Magazine (太平洋杂志)
Yu Haocheng (于浩成) — former director of Masses Publishing House
Zhang Qing (张清) — former director of China Cinema Publishing House
Yu Yueting (俞月亭) — former director of Fujian Television, veteran journalist
Sha Yexin (沙叶新) — former head of the Shanghai People’s Art and Drama Academy, now an independent writer of the Hui ethnic minority
Sun Xupei (孙旭培) — former director of the News Research Institute at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Xin Ziling (辛子陵) — former director of the editorial desk at China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Tie Liu (铁流) — editor-in-chief of Wangshi Weihen (往事微痕) magazine (Scars of the Past).
Legal Counsel：
Song Yue (宋岳) — Chinese citizen, practicing lawyer in the State of New York, U.S.

———

执行宪法第35条，废除预审制，兑现公民的言论出版自由！
――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公开信
李锐胡绩伟等 10月11日,2010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1982年宪法第35条载明：“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这一条文28年不兑现，被党政机关制定的“执行”细则所否定。这种原则承认具体否定的假民主，成为世界民主史上的丑闻。
2003年2月26日，胡锦涛主席上任不久，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與民主黨派人士舉行的民主協商會上，明确地說：
新闻解禁、开放人民舆论阵地，是社会的主流意见和诉求，是正常的，要以立法形式解决。共产党自身不改革，不改造，就会失去生命力，走向自然消亡。
2010年10月3日美国有线电视台CNN播出了访谈节目主持人法瑞德?扎卡利亚对中国总理温家宝的专访。温家宝回答记者提问时说：
言论自由对任何国家都不可或缺；中国宪法赋予民众享有言论自由；人民对民主自由的诉求不可抗拒。
根据宪法和胡锦涛主席、温家宝总理讲话精神，我们仅就兑现言论出版自由之宪法权利方面陈情如下：
关于我国言论出版自由的现状
我堂堂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名义上“当家做主”61年，但我们享有的言论出版自由竟不如回归祖国前的香港，即不如殖民地居民。
回归前的香港是英国殖民地，女王政府任命总督管理这个地方，但港英当局给香港居民言论出版自由，不是空头的，纸面上的，是落实的，兑现的。
1949年建国，人民欢呼解放了，当家做主了，毛泽东宣布“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但直到今天，建国61年，搞了30年改革开放，我们还没有得到香港人殖民地时代就有的言论出版自由。现在有些参政议政的书籍，要拿到香港出版，这不是回归祖国的福荫，是沿袭殖民时代的旧法。大陆人民的“当家作主”地位实在太窝囊。国家宣称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实在太尴尬。
岂止普通公民，连共产党的高级干部都没有言论出版自由。最近李锐遇到一件事情：不久前《周小舟纪念文集》出版，原来收进了李锐1981年在《人民日报》发表的纪念周小舟的一篇文章，但出版的书中没有。周小舟夫人打电话向李锐解释：“北京通知，不能用李锐的文章。”连1981年发表在党报上的旧作也不让收进文集，真是荒唐至极！李锐说：“这算什么样的国家？！我大声疾呼：新闻必须自由！扼杀公民的言论自由是完全违法的！”
岂止高级干部，连国家总理都没有言论出版自由！2010年8月21日温家宝总理在深圳发表题为《只有坚持改革开放，国家才有光明前途》的讲话。谈到“不仅要推进经济体制改革，还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就会得而复失，现代化建设的目标就不可能实现。”新华社21日通稿《开创经济特区的美好明天》，把温家宝讲话中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删掉了。
2010年9月22日（美国当地时间）温家宝总理在纽约与美国华文媒体和港澳媒体负责人进行座谈，再次强调了“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性。温说：“关于政治体制改革，我曾经讲过，经济体制改革如果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保障，也不会彻底取得成功，甚至已经取得的成果还会得而复失。”温家宝随后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第65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表题为《认识一个真实的中国》的讲话，其中也谈及了政治体制改革。9月23日（北京时间）晚间，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以及新华社通稿报导这些活动时，只报导了温家宝谈及海外华人的处境、海外华文媒体的作用等内容，提及政治体制改革的讲话，都被过滤掉了。
这些事情，如果追究责任，绝对查不到具体人，这是一只看不见的黑手。他们自知理亏违宪，通常以电话通知某人的作品不能发表、某事不能见诸媒体。打电话的官员不留姓名，叮嘱执行者为其保密，但必须执行他的电话指示。这只看不见的黑手就是中宣部。现在是中宣部凌驾于党中央之上，凌驾于国务院之上。试问中宣部有什么权力封锁总理的声音？有什么权力剥夺全国人民对总理讲话的知情权？
我们的核心要求是取消审批制，改行追惩制
把宪法第35条言论出版自由变成可望而不可及的墙上画饼，是经过《出版管理条例》等具体执行细则来完成的。这些执行细则，槪而言之就是深文周纳的审批制。有数不清的清规戒律限制言论出版自由。制定新闻出版法，废除审批制，已成为当务之急。
建议全国人大立即着手制定新闻出版法，废除《出版管理条例》和地方当局管制新闻出版的那些条条框框。落实宪法第35条给予公民言论出版自由，从体制上看就是从党政机关直接控制到媒体相对独立，从“党的喉舌”转变为“社会公器”。因此，新闻出版法的立法基础必须是实行追惩制，而不能再以“加强党的领导”的名义强化审批制。所谓审批制，就是出版物在出版以前须经党政机关的审查，批准了你才能出版，不批准出了就是非法出版物。所谓追惩制，就是出版物不必向党政机关报批，总编辑通过了就开印，出版发行完全自由。出版后如有不良后果和纠纷，政府再介入，根据法律判断是非对错。世界各国新闻出版法制的发展，走的是由审批制向追惩制过渡的道路。无疑，追惩制比起审批制是一个历史性进步，对推动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发展，推动社会和谐历史进步起了伟大的作用。英国早在 1695年即废除了预防检查制。1881年法国废除了预防检查制，报纸、刊物出版前的手续仅仅需要一份简单的声明，由报刊领导人签署，邮寄共和国检察院即可。我国目前实行的书报审查制度，比英国落后315年，比法国落后129年。
我们的具体要求
一、取消媒体的主管单位，由主办单位独立负责；真正落实出版单位的社长、总编辑负责制。
二、尊重记者，树立记者 “无冕之王”的社会地位。记者报道群体性事件，揭发官员贪污腐败，是为民请命的神圣事业，应受到保护和支持。立即制止某些地方政府和公安机关随意抓捕记者的违宪行为。追究谢朝平案的幕后操纵者，渭南市委书记梁凤民必须下台，以申党纪，以儆效尤。
三、取消限制媒体跨省进行舆论监察的禁令，保障中国记者在全中国领土上采访报道的权利。
四、互联网是社会信息和公民意见的重要交流平台，除确实涉及国家机密的信息和侵犯公民隐私的言论之外，网络管理部门不能随意删除网帖和跟帖，取消网特，取消“五毛党”，取消对“翻墙”的技术限制。
五、党史无禁区，中国公民有权知道执政党的罪错。
六、允许《南方周末》和《炎黄春秋》改制为民营报刊作为探路试点。报刊民营化是政治改革的方向。历史的教训是：施政者与评议者高度一体化，政府和媒体都姓 “党”，自己搭台唱戏，自己鼓掌喝彩，是很难和民意沟通实现正确领导的。从大跃进到文化大革命，大陆所有的报刊杂志、广播电视，从来没有反映过真实的民意。党和国家领导人耳边听不到不同的声音，就既难发现、更难纠正正在发生的全局性的错误。执政党和政府拿纳税人的钱办媒体为自己歌功颂德，这在民主国家是不允许的。
七、允许已经回归中国的香港、澳门的书籍报刊在大陆公开发行。我国加入了WTO，在经济上已经融入世界，企图在文化上闭关锁国，是违背改革开放的既定方针的。港澳文化是送上国门的先进文化，观之于港澳报刊书籍备受群众欢迎而益信。
八、转变各级宣传部门职能，由制定多少个“不准”，转变为保障信息准确、及时、畅通；由帮助贪官污吏压制封锁批评揭露的稿件，转变为支持媒体对党政机关发挥监督作用；由封报刊、撤总编、抓记者，转变为对抗强权，保护媒体和记者。宣传部门在党内、在社会上名声很臭，要做几件好事恢复名誉。在适当的时机，可以考虑宣传部更名，以符合世界潮流。
迫切陈情，敬希亮察。
2010年10月1日

发起人（23人）：
李锐（前中央组织部常务副部长，中共十二届中央委员，十二、十三届中顾委委员。)
胡绩伟（前《人民日报》社长、总编辑，第六、七届全国人大常委，全国新闻学会联合会会长）
江平（原政法大学校长、终身教授，七届人大常委、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
李普（原新华社副社长）
周绍明（原广州军区政治部副主任）
锺沛璋（原中宣部新闻局局长）
王永成(上海交通大学教授，欧洲科学、艺术与人文研究院通讯院士)
张忠培（故宫博物院研究员，原院长，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
杜光（原中共中央党校教授）
郭道晖 (原《中国法学》杂志社总编辑)
萧默（原中国艺术研究院建筑艺术研究所所长）
庄浦明（原人民出版社副社长）
胡甫臣 (原中国工人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
张定（原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科学出版社社长）
于友（原《中国日报》社总编辑）
欧阳劲 (香港《太平洋杂志》总编辑)
于浩成 (原群众出版社社长)
张清（原中国电影出版社社长）
俞月亭 (原福建电视台台长、高级记者)
沙叶新 (前上海人民艺术剧院院长，现为回族独立作家)
孙旭培（原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所长）
辛子陵（原国防大学当代中国编辑室主任）
铁流（民刊《往事微痕》总编辑）
法律顾问：
宋岳（中国籍公民，美国纽约州执业律师）

零八宪章(简体中文版)

2010-10-09T12:25:00.002-04:00

零八宪章(简体中文版)

2008年12月10日公布

一、前言

今年是中国立宪百年，《世界人权宣言》公布60周年，“民主墙”诞生30周年，中国政府签署《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10周年。在经历了长期的人权灾难和艰难曲折的抗争历程之后，觉醒的中国公民日渐清楚地认识到，自由、平等、人权是人类共同的普世价值；民主、共和、宪政是现代政治的基本制度架构。抽离了这些普世价值和基本政制架构的“现代化”，是剥夺人的权利、腐蚀人性、摧毁人的尊严的灾难过程。21世纪的中国将走向何方，是继续这种威权统治下的“ 现代化”，还是认同普世价值、融入主流文明、建立民主政体？这是一个不容回避的抉择。

19世纪中期的历史巨变，暴露了中国传统专制制度的腐朽，揭开了中华大地上“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序幕。洋务运动追求器物层面的进良，甲午战败再次暴露了体制的过时；戊戌变法触及到制度层面的革新，终因顽固派的残酷镇压而归于失败；辛亥革命在表面上埋葬了延续2000多年的皇权制度，建立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囿于当时内忧外患的特定历史条件，共和政体只是昙花一现，专制主义旋即卷土重来。器物模仿和制度更新的失败，推动国人深入到对文化病根的反思，遂有以“科学与民主”为旗帜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因内战频仍和外敌入侵，中国政治民主化历程被迫中断。抗日战争胜利后的中国再次开启了宪政历程，然而国共内战的结果使中国陷入了现代极权主义的深渊。1949年建立的“新中国”，名义上是“人民共和国”，实质上是“党天下”。执政党垄断了所有政治、经济和社会资源，制造了反右、大跃进、文革、六四、打压民间宗教活动与维权运动等一系列人权灾难，致使数千万人失去生命，国民和国家都付出了极为惨重的代价。

二十世纪后期的“改革开放”，使中国摆脱了毛泽东时代的普遍贫困和绝对极权，民间财富和民众生活水平有了大幅度提高，个人的经济自由和社会权利得到部分恢复，公民社会开始生长，民间对人权和政治自由的呼声日益高涨。执政者也在进行走向市场化和私有化的经济改革的同时，开始了从拒绝人权到逐渐承认人权的转变。中国政府于1997年、1998年分别签署了两个重要的国际人权公约，全国人大于2004年通过修宪把“尊重和保障人权”写进宪法，今年又承诺制订和推行《国家人权行动计划》。但是，这些政治进步迄今为止大多停留在纸面上；有法律而无法治，有宪法而无宪政，仍然是有目共睹的政治现实。执政集团继续坚持维系威权统治，排拒政治变革，由此导致官场腐败，法治难立，人权不彰，道德沦丧，社会两极分化，经济畸形发展，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遭到双重破坏，公民的自由、财产和追求幸福的权利得不到制度化的保障，各种社会矛盾不断积累，不满情绪持续高涨，特别是官民对立激化和群体事件激增，正在显示着灾难性的失控趋势，现行体制的落伍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

二、我们的基本理念

当此决定中国未来命运的历史关头，有必要反思百年来的现代化历程，重申如下基本理念：

* 自由：自由是普世价值的核心之所在。言论、出版、信仰、集会、结社、迁徙、罢工和游行示威等权利都是自由的具体体现。自由不昌，则无现代文明可言。
* 人权：人权不是国家的赐予，而是每个人与生俱来就享有的权利。保障人权，既是政府的首要目标和公共权力合法性的基础，也是“以人为本”的内在要求。中国的历次政治灾难都与执政当局对人权的无视密切相关。人是国家的主体，国家服务于人民，政府为人民而存在。
* 平等：每一个个体的人，不论社会地位、职业、性别、经济状况、种族、肤色、宗教或政治信仰，其人格、尊严、自由都是平等的。必须落实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落实公民的社会、经济、文化、政治权利平等的原则。
* 共和：共和就是“大家共治，和平共生”，就是分权制衡与利益平衡，就是多种利益成分、不同社会集团、多元文化与信仰追求的群体，在平等参与、公平竞争、共同议政的基础上，以和平的方式处理公共事务。
* 民主：最基本的涵义是主权在民和民选政府。
民主具有如下基本特点：
（1）政权的合法性来自人民，政治权力来源于人民；
（2）政治统治经过人民选择，
（3）公民享有真正的选举权，各级政府的主要政务官员必须通过定期的竞选产生。
（4）尊重多数人的决定，同时保护少数人的基本人权。
一句话，民主使政府成为“民有，民治，民享”的现代公器。
* 宪政：宪政是通过法律规定和法治来保障宪法确定的公民基本自由和权利的原则，限制并划定政府权力和行为的边界，并提供相应的制度设施。

在中国，帝国皇权的时代早已一去不复返了；在世界范围内，威权体制也日近黄昏；公民应该成为真正的国家主人。祛除依赖“明君”、“清官”的臣民意识，张扬权利为本、参与为责的公民意识，实践自由，躬行民主，尊奉法治，才是中国的根本出路。

三、我们的基本主张

藉此，我们本着负责任与建设性的公民精神对国家政制、公民权利与社会发展诸方面提出如下具体主张：

1. 修改宪法：根据前述价值理念修改宪法，删除现行宪法中不符合主权在民原则的条文，使宪法真正成为人权的保证书和公共权力的许可状，成为任何个人、团体和党派不得违反的可以实施的最高法律，为中国民主化奠定法权基础。
2. 分权制衡：构建分权制衡的现代政府，保证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分立。确立法定行政和责任政府的原则，防止行政权力过分扩张；政府应对纳税人负责；在中央和地方之间建立分权与制衡制度，中央权力须由宪法明确界定授权，地方实行充分自治。
3. 立法民主：各级立法机构由直选产生，立法秉持公平正义原则，实行立法民主。
4. 司法独立：司法应超越党派、不受任何干预，实行司法独立，保障司法公正；设立宪法法院，建立违宪审查制度，维护宪法权威。尽早撤销严重危害国家法治的各级党的政法委员会，避免公器私用。
5. 公器公用：实现军队国家化，军人应效忠于宪法，效忠于国家，政党组织应从军队中退出，提高军队职业化水平。包括警察在内的所有公务员应保持政治中立。消除公务员录用的党派歧视，应不分党派平等录用。
6. 人权保障：切实保障人权，维护人的尊严。设立对最高民意机关负责的人权委员会，防止政府滥用公权侵犯人权，尤其要保障公民的人身自由，任何人不受非法逮捕、拘禁、传讯、审问、处罚，废除劳动教养制度。
7. 公职选举：全面推行民主选举制度，落实一人一票的平等选举权。各级行政首长的直接选举应制度化地逐步推行。定期自由竞争选举和公民参选法定公共职务是不可剥夺的基本人权。
8. 城乡平等：废除现行的城乡二元户籍制度，落实公民一律平等的宪法权利，保障公民的自由迁徙权。
9. 结社自由：保障公民的结社自由权，将现行的社团登记审批制改为备案制。开放党禁，以宪法和法律规范政党行为，取消一党垄断执政特权，确立政党活动自由和公平竞争的原则，实现政党政治正常化和法制化。
10. 集会自由：和平集会、游行、示威和表达自由，是宪法规定的公民基本自由，不应受到执政党和政府的非法干预与违宪限制。
11. 言论自由：落实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和学术自由，保障公民的知情权和监督权。制订《新闻法》和《出版法》，开放报禁，废除现行《刑法》中的“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条款，杜绝以言治罪。
12. 宗教自由：保障宗教自由与信仰自由，实行政教分离，宗教信仰活动不受政府干预。审查并撤销限制或剥夺公民宗教自由的行政法规、行政规章和地方性法规；禁止以行政立法管理宗教活动。废除宗教团体（包括宗教活动场所）必经登记始获合法地位的事先许可制度，代之以无须任何审查的备案制。
13. 公民教育：取消服务于一党统治、带有浓厚意识形态色彩的政治教育与政治考试，推广以普世价值和公民权利为本的公民教育，确立公民意识，倡导服务社会的公民美德。
14. 财产保护：确立和保护私有财产权利，实行自由、开放的市场经济制度，保障创业自由，消除行政垄断；设立对最高民意机关负责的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合法有序地展开产权改革，明晰产权归属和责任者；开展新土地运动，推进土地私有化，切实保障公民尤其是农民的土地所有权。
15. 财税改革：确立民主财政和保障纳税人的权利。建立权责明确的公共财政制度构架和运行机制，建立各级政府合理有效的财政分权体系；对赋税制度进行重大改革，以降低税率、简化税制、公平税负。非经社会公共选择过程，民意机关决议，行政部门不得随意加税、开征新税。通过产权改革，引进多元市场主体和竞争机制，降低金融准入门槛，为发展民间金融创造条件，使金融体系充分发挥活力。
16. 社会保障：建立覆盖全体国民的社会保障体制，使国民在教育、医疗、养老和就业等方面得到最基本的保障。
17. 环境保护：保护生态环境，提倡可持续发展，为子孙后代和全人类负责；明确落实国家和各级官员必须为此承担的相应责任；发挥民间组织在环境保护中的参与和监督作用。
18. 联邦共和：以平等、公正的态度参与维持地区和平与发展，塑造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形象。维护香港、澳门的自由制度。在自由民主的前提下，通过平等谈判与合作互动的方式寻求海峡两岸和解方案。以大智慧探索各民族共同繁荣的可能途径和制度设计，在民主宪政的架构下建立中华联邦共和国。
19. 转型正义：为历次政治运动中遭受政治迫害的人士及其家属，恢复名誉，给予国家赔偿；释放所有政治犯和良心犯，释放所有因信仰而获罪的人员；成立真相调查委员会，查清历史事件的真相，厘清责任，伸张正义；在此基础上寻求社会和解。

四、结语

中国作为世界大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和人权理事会的成员，理应为人类和平事业与人权进步做出自身的贡献。但令人遗憾的是，在当今世界的所有大国里，唯独中国还处在威权主义政治生态中，并由此造成连绵不断的人权灾难和社会危机，束缚了中华民族的自身发展，制约了人类文明的进步——这种局面必须改变！政治民主化变革不能再拖延下去。

为此，我们本着勇于践行的公民精神，公布《零八宪章》。我们希望所有具有同样危机感、责任感和使命感的中国公民，不分朝野，不论身份，求同存异，积极参与到公民运动中来，共同推动中国社会的伟大变革，以期早日建成一个自由、民主、宪政的国家，实现国人百余年来锲而不舍的追求与梦想。

这位国保出了大名：在刘晓波妻子家门前竖起中指

2010-10-09T01:08:00.002-04:00

（REUTERS/Petar Kujundzic）

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路透社的这张照片中的国保也跟着出了大名。国际媒体刊登的这幅照片上的说明是：中国国保在刘霞（刘晓波妻子）家门前做带侮辱性的手势

在中国，最难的竟然是呼吸：空气颗粒杀手全球第一

2010-10-09T00:51:00.003-04:00

上周，由加拿大科学家根据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的卫星数据绘制而成的全球污染颗粒PM2.5浓度地图发布，中国华北、华东为世界污染浓度最深区域，这表明，中国的空气污染已经到了异常严重的程度。

PM2.5 又称气溶胶PM2.5，气溶胶指的是大气中超细的悬浮颗粒，PM2.5则是直径小于或等于2.5微米的颗粒物，也称为可入肺颗粒物,是以往被忽视的致命 “杀手”。PM2.5标准，由美国在1997年提出，主要为监测在旧标准中被忽略的对人体有害的PM2.5颗粒物。PM2.5指数已经成为测控空气污染程度的重要指数。

PM2.5“杀手”：中国空气污染已到骇人程度

如图，PM2.5浓度指数达到80的，几乎都集中在我国华北、华东，空气污染程度骇人……

PM2.5“杀手”如何危害你我

致命“杀手”的产生

气溶胶PM2.5这些超细粒子，来源分为自然和人类活动产生两种。自然来源包括火山喷发的烟尘、被风吹起的土壤颗粒以及流星燃烧所产生的细小微粒和宇宙尘埃等。

而最主要的来源则是人为，煤炭、石油及其他矿物燃烧产生的工业废气，以及机动车产生的尾气排放，包括散播到空气中的灰尘、硫酸、硝酸、有机碳氢化合物等粒子，经过一系列光化学反应形成了二次污染物。

杀伤原理:越小的，越致命

这些空气中的超细悬浮粒子（包括PM2.5），最直接的副作用，就是造成灰霾天气，浓度越高，则灰霾天气愈多。

你如果经历过严重的灰霾天，走在街上，不久你就可以通过咳嗽、吐痰，将空气中一些“粗”灰尘颗粒吐出来（直径大于5微米的），但对局部粘膜产生刺激作用，可能引起慢性鼻炎、咽喉炎。

然而，这种“粗”的颗粒并不是对人体危害最大的，粒径小于2.5微米（即PM2.5）的“可入肺颗粒”，才对人体有致命危害。

致命“杀手”：危害极大，却极难防治

较小的PM2.5颗粒可以穿透人体呼吸道的防御毛发状结构，也就是鼻腔中的鼻纤毛，进入人体内部，引发人体整个范围的疾病。心脏病、动脉硬化：

PM2.5颗粒极容易造成心血管疾病，PM2.5浓度越高，灰霾天气越多，发病率就越高，也降低患者的抵抗力。据美国心脏协会估计，仅在美国，被PM2.5颗粒污染的空气就导致每年约60,000人死亡。

肺部硬化、肺癌杀手：

它们中有50%会沉积在肺中造成肺部硬化，对人体健康造成极大的威胁。在南京，直径在0.1到2.5微米的细颗粒浓度，在1立方厘米就超过3000个，最大的可接近1立方厘米30000个，是空气中颗粒物的“主流”。在这些可入肺的粒子中，包含着一些对人体有害的物质，如多环芳烃等化合物，就是一种致癌物质，是造就肺癌的头号杀手。

哮喘和慢性支气管炎：

粒径小于0.1微米的颗粒，称为“超细微粒”或“纳米颗粒物”。南京信息工程大学的专家们经研究发现，在南京，直径在0.01到0.1微米的超细微粒的浓度是显著增加了。这就意味着，南京空气中飘浮的大部分颗粒是可以留在肺部的，进入血液。这也是折磨哮喘和老慢支反复发作的重要原因。

而要对付这个致命杀手，却有致命症结：

杀手难辨：

Pope教授谈道：“哪些类型的粒子对人体最为有害，关于这个问题人们仍在争论不休，我们暂时还不明了，最具危害性的，到底是硫酸盐，硝酸盐，还是细微粉尘颗粒。”

新的混合粒子：

现有的最大症结是：PM2.5中各种颗粒混杂，而且经常还产生新的混合粒子，卫星仪器和地面监测仪器很难去辨别解析出其中的单个粒子。

在中国，这个“杀手”越来越厉害，似乎已不可根治

“杀手”越来越肆虐

尽管没有关于PM2.5的具体统计数据，但各种信息却充分表明，大陆地区无论东西南北，此杀手已经日益肆虐：

超细颗粒，南京十年里增加了五倍；

长三角地区大气气溶胶浓度逐年增加；

广州灰霾天气日益增多，已经极度不适合人类居住；

东南沿海的福建、浙江、江苏、汕尾、深圳、香港不能幸免，中西部地区的内陆城市如兰州、西安和其他一些大城市，受空气中超细污染颗粒困扰，灰霾天气逐年增多。

治理现状一：PM2.5空气污染监测一片空白

PM2.5的标准，是由美国在1997年提出的，主要是为了更有效地监测随着工业化日益发达而出现的、在旧标准中被忽略的对人体有害的细小颗粒物。目前在美国等地，已经建立起了关于细颗粒物的日常监测和公众通报制度。但在国内，对它的监测基本还是一片空白，其主要原因是我国至今仍未有法规要求相关部门必须公布相关监测数据。除了缺乏政府引导和扶持，相对复杂的监测要求，也让许多地区裹足不前。

“要让这个危害人体健康的‘隐形杀手’现形，乃至最终改善我国的大气状况，国家必须尽快建立起一个有效的细颗粒物监测标准和监测体制。

治理现状二：破坏型增长难以遏制，环境治理举步维艰

中国经济“繁荣”其实属于以生态环境恶化为代价的破坏型增长。但经过近几十年的掠夺式“发展”之后，中国的生态系统已经相当脆弱。然而，在当前县际竞争的经济格局下，这种地方政府以政绩为主要推动力的发展模式，却很难得到根本遏制，环境治理举步维艰，生态破坏依然持续，空气污染日益累积。

真正的的悲剧，是大家得无视致命“杀手”

大家“意志刚强”、无视“杀手”

网友戏谑：如果你位于PM2.5浓度红色区域的正中心，想要呼吸到新鲜空气就得背井离乡，穿越千山万水了。

这个中心正是北京，而且PM2.5浓度越是严重的地区，就是经济越发达地区，北上广深之类，可现实是，大家都得千辛万苦，赶着去那里吸一口PM2.5，图什么？就是所谓的发展！

这正是这个时代的隐喻，我们的发展，也许正是以牺牲环境和公民健康权为代价的。而且，这样的趋势看似不可逆转。

特别提醒：早晨别跑步

上午8点左右和傍晚不宜出门锻炼。

“现在我都劝人不要晨练，因为早上的空气最脏了！”李田主任告诉记者。对此南京信息工程大学的专家也做了研究，上午8点左右和傍晚前后，大气中悬浮的细颗粒物排第一和第二，下午浓度最低。因为后半夜到清晨，大气处于一个稳定的状态，一般近地面容易形成逆温层，就像是一个大的锅盖，把脏东西都“捂”在里面，不利于污染物的扩散。再加上早高峰时，汽车排出大量尾气，使得上午8点时的污染物浓度达到最高。而人越是运动，吸入肺部的毒物越多，无形中成了毒雾的吸尘器。

我们也只能再做一次呼吁，少晨练，灰霾天气避免户外运动，在“杀手”肆虐之下，自求延年益寿。

一口新鲜空气，是中国人越来越遥远的梦？……

江安县纪委刷新全国纪委“反贪”记录

2010-10-09T00:45:00.001-04:00

越俎代庖，江安县纪委刷新全国纪委“反贪”记录

一、江安县纪委深夜冲向街头，到底是为了哪般？
2010年8月24日晚，江安县纪委几个要员，从一高级场所餐饮出来后，即爬进几辆公务骄车，率领一帮人马，风弛电挚地往江安城中心绝尘而去。
他们不是去反腐，去抓贪官或询问某个官员，找某某涉案“公仆”谈话；更不是去某某舞厅或某某按摩院，或是某某桑拿房或某某洗脚房，抓那些白天在办公室里装腔作势假正经，夜晚却到处花天酒地嫖宿妓女或与情妇偷欢的堕落腐化的政府官员；
当然，如果正在色情场所里花天酒地、丑态百出，正与妓女、娼妇、婊子们调情或宽衣解带、丑态百出地玩“三陪”的是比他们级别高的官员，无疑，他们是惹不起，躲得起的——他们一定会彬彬有礼地退避三舍，装憨卖乖的。
那么敢问：他们此翻“兴师动众”地深夜“出击”，到底是为了哪般？！
二、纪委剑指网吧，匪夷所思的“牛刀子”宰鸡，开了全国纪委“执法”的先河
小车在城区横冲直闯，一路威风狂飙。,郝郝威风地穿进了有7家网吧的南街。
纪委要员们旋即钻出小车，手一挥，随从人员们迅速按部就班，毫不犹豫地冲进了座落在这里的7家网吧。
勿容置疑，他们是有备而来，有目的而来的。
所有网吧业主均被控制起来，被这些根本不明示身份的人象嫌犯一样带到一角落里。
网民们更是不知所措，有几个胆大的想跑，竟被这些人象抓小鸡一样地摁住。
据后来吓出一身汗的被查的5家网吧业主讲，当他们从最初的恐惧中明白过来时，才惊愕地得知，原来剑指他们的，竟是江安县委管贪官防贪腐的堂堂江安县纪委时，他们一下懵了！
而且，这些当初控制他们的人却自称是“公安人员”，可这些“公安人员”却至始至终都没有向他们出示过警察证件！
说到底，江安县纪委竟然放下他们本该追查贪官，防腐反贪的大任，踢开本是管理网吧的主体——江安县文化局，来牛头不对驴嘴地对几个小小的网吧业主大动干戈大耍威风，——可谓全国首例——开了全国纪委“执法”网吧之先河！
三、如此“执法先河”后面更深层次的问题
如此牛刀子宰鸡，如此风马牛不相及，如此令人匪夷所思的“执法”主体，到底是本末倒置，还是另有隐情，或者是，在本案背后有更不为人知晓的秘密！？
1、据本人所知，在我们县城共有12家网吧，而这12家网吧距学校均不到200米！与文化部规定的网吧必须离校200米的规定严重相悖！单就这一点，我们就完全可以拷问：这到底是相关管理部门在管理上的缺失，还是这后面有不同的利益使然。
2、当晚被纪委牛刀子宰的5家网吧，即，“毛毛”网吧、“波涛”网吧、“点点我吧”网吧、“建工”网吧等均被处以吊销文化经营许可证，“畅想”网吧则被罚款15000元。
3、令人匪夷所思的是：本城的“金苹果”网吧，“心之海洋”网吧，“贝贝”网吧，“超时空”网吧，“鹏程”网吧等7家网吧却安然无恙，被纪委大员们网开一面，躲过了这一劫。据说，这7家网吧生意一向较之被查的5家网吧差，但却有“背景”！
原来如此！
说穿了：这就是他们当晚不惜甘冒踢开江安县文化局，来为另外几家网吧“护犊”，越俎代庖的真实意图；更是他们颠覆执法主体，藐视行政机关绑架执法主体捍然刷新全国纪委“反贪”的破天荒创举！
明眼人一看便可知，灭掉了这几家生意“较好”的网吧，无疑其他几家与他们有干系的生意不“较好”的网吧的生意就会火爆起来。这不就是今晚他们有备而来的终极目的吗？
说到底，这就是江安县纪委大员们网开一面，选择性执法，不得不冒全国纪委执法网吧之先河的根源所在!
据说，那些当晚参与“取证”的人员，即那些一直不敢依法光明正大地向网吧业主们出示见得天的证件的人，取了对5家网吧业主们很多的“证”。
敢问：这样不明示身份，对各种证照齐全的网吧业主们实施如此经不起法律检验的选择性“取证”行为，其所取的“证据”合法有效吗？或者说，这样取的“证”对生意较之其他7家网吧好的5家网吧业主而言，有丝毫公平、公正可言吗？
而且，由这些根本不敢明示身份的人取的“证”，以纪委之威权，我们完全可合理推测，这些不敢明示身份的人，假如他们在当晚取不到对5家网吧业主不利的证据时，那么请问：大员们会不会利用威权，指令真正具备合法取证权力的其他人来个亡羊补牢，即不惜编造、捏造出很多对5家网吧业主不利的证据并署上名——这样的造假取证现象，根据在全国被媒体无数次爆光的司法系统发生的一桩桩令人惊愕不齿的丑闻中，人民完全有理由认为，一开始就存在有严重执法暇疵的本案，这些不敢向取证对象出示身份证件的人取的“证”，其公正性和合法性将大打折扣！
而且，根本就不能作为证据使用！
越俎代庖，江安县纪委岂能开这样违法执法的危险先河！

转自宜宾零距离

China’s Human Rights Report: Autos, Autocracy

2010-09-28T22:49:00.000-04:00

令人捧腹调侃中共白皮书
信源：华尔街日报 (http://blogs.wsj.com/chinarealtime/2010/09/27/chinas-human-rights-report-autos-autocracy/)

如果要美国的政治人物解释“人权”，你可能得到一长串的自由民主名词：言论自由，集会自由，人身保护令。如果问一个中共政治人物，你得到的答案是……汽车所有权？

上周末发表的一份白皮书中，中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声称，中共当局过去一年在保护人权方面取得重大进展。这份名为“2009年中国人权事业的进展” (Progress in China’s Human Rights in 2009)的白皮书提出大量的数据和论述，展现了中共对人权概念界定，成为令人捧腹的消遣。

拿汽车做为例子。尽管很少西方人认为汽车所有权是一项基本人权，白皮书把保护汽车所有权作为一种主要的广告。在第一节“人民的生存权和发展权”的第二段指出，到2009年底，全国轿车所有权已达3136万，比上年增长28.6%，还说私人轿车增长更大，达到33.8%。在“人权的司法保障”一节再度提到这一点，声称放宽了驾驶证的身体条件，为残疾人驾驶汽车提供方便。

对于西方读者，这份文件不太像人权报告，更像是一个用数字和分析来美化包装的“国家整体进步”结论。

在第四节“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中，文件声称2009“电视节目综合人口覆盖率97%”。不过对于几乎所有电视节目来自依属中共当局的电视台避而不提。

另外，在“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一节中，白皮书声称，“互联网得到广泛普及和运用”。指出有将近29％的中国人口上网，或3.84亿网民，却没有提到YouTube和Facebook这些颇受欢迎的互联网服务商被封锁，以及对网络新闻和论坛的审查。

西方的人权团体没有被这份白皮书打动。美联社报导，人权观察亚洲分部主任理查森（Sophie Richardson）称这份文件“从好处想是失去了一个机会，从坏处看是一个笨拙的粉饰。”理查森发现文件特别遗漏了对异议人士的迫害。

该白皮书开宗明义表示：“2009年是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经济发展最为困难的一年”。接着便是描述当局在经济方面的努力及成就：四万亿人民币（5860亿美元）刺激经济；粮食产量5.32亿吨；国内生产总值增长 9.1％。还有“2009年，国家安排就业资金420亿元，比上年增长66.7%；全国城镇新增就业1102万人，下岗失业人员实现再就业514万人；城镇登记失业率4.3%；应届高校毕业生就业率达到87.4%；以及还有外出农民工总量1亿4千5百万人，比上年增加492万人。”

一句话，人权的进步就是汽车、电视、电脑、工作机会以及粮食产量等数字的增加。

当然，在西方人眼中，这样的白皮书无异于一纸荒唐的黑色幽默。

~~~
* September 27, 2010, 3:12 PM HKT

China’s Human Rights Report: Autos, Autocracy

Ask American politicians to explain “human rights” and you’re likely to get the usual litany of time-worn liberal democratic abstractions: freedom of speech, freedom of assembly, habeas corpus.

Ask a Chinese politician and you get…car ownership?

In an extensive whitepaper released over the weekend, China’s State Council Information Office argues authorities in Beijing have made significant progress in protecting human rights over the past year. Entitled “Progress in China’s Human Rights in 2009 (full text), the paper features a cornucopia of statistics and arguments that throws into stark, and sometimes amusing, relief the different ways Chinese and Western governments define the concept.

Take, for example, the automobile. While few Americans would consider car-ownership a fundamental right, the whitepaper gives it prime billing as a measure of rights protection. In the second paragraph of the first section, “The People Rights to Subsistence and Development,” it notes that car ownership increased 28.6% year-on-year to 31.36 million by the end of 2009, adding that private car ownership had grown even more quickly at 33.8%. The paper returns to the subject in a section on judicial guarantees of rights by highlighting a change to China’s driver’s license law that loosened driving restrictions on people with hearing and physical disabilities.

To the Western reader, the paper comes off less like a human-rights report and more like a summary–packed with numbers and rose-tinted analysis–of the country’s progress in general.

In Section 4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Rights”), the paper happily notes that in 2009 television broadcasts reached more than 97% of the population. It neglects to mention, however, that virtually all of those broadcasts came from government-run TV stations.

Elsewhere, in a section on civil and political rights, the paper argues that “the Internet is given full scope in China.” While noting that nearly 29% of China’s population, or 384 million people, have access to the Internet, it fails to address blockage of popular online services like YouTube and Facebook or censorship of online news and discussion forums.

Human-rights advocates in the West are less than impressed. In an Associated Press report, Human Rights Watch Asia advocacy director Sophie Richardson calls the paper “at best a missed opportunity and at worst a clumsy whitewash.”

Among the omissions Richardson finds particularly galling is the persecution of dissidents like Liu Xiaobo, the author of a bold pro-democracy manifesto called Charter 08 who was imprisoned last year on charges of subversion.

But China’s leaders have always argued that material rights should take precedence over political rights, a position the whitepaper makes clear on the very first line: “The year 2009 was the most difficult one for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he new century.” From there, the paper goes on to document all the government has done in service of its subjects’ economic well-being: Four trillion yuan, or $586 billion, in stimulus; a record grain output of 532 million tons; 9.1% GDP growth. And then there’s this:

In 2009 China appropriated 42 billion yuan for the increase of job opportunities, a rise of 66.7 percent over the previous year. In 2009, 11.02 million new job opportunities were created and 5.14 million laid-off workers were reemployed in urban areas of China; the registered unemployment rate was 4.3 percent in urban areas; the employment rate of that year’s college graduates reached 87.4 percent; and the number of rural migrant workers totaled 145 million, an increase of 4.92 million over the previous year.

While Western leaders aren’t likely to accept car ownership, or even employment rates, as a measure of human-rights progress any time soon, numbers like this could take a little swagger out of the finger-wagging in Washington.

–Josh Chin

Globe PM2.5 Map (Fine Particle Pollution)

2010-09-27T23:38:00.004-04:00

http://www.nasa.gov/topics/earth/features/health-sapping.html

http://blogs.wsj.com/chinarealtime/2010/09/27/an-overhead-view-of-chinas-pollution/

New Map Offers a Global View of Health-Sapping Air Pollution
09.22.10

In many developing countries, the absence of surface-based air pollution sensors makes it difficult, and in some cases impossible, to get even a rough estimate of the abundance of a subcategory of airborne particles that epidemiologists suspect contributes to millions of premature deaths each year. The problematic particles, called fine particulate matter (PM2.5), are 2.5 micrometers or less in diameter, about a tenth the fraction of human hair. These small particles can get past the body’s normal defenses and penetrate deep into the lungs.

To fill in these gaps in surface-based PM2.5 measurements, experts look toward satellites to provide a global perspective. Yet, satellite instruments have generally struggled to achieve accurate measurements of the particles in near-surface air. The problem: Most satellite instruments can't distinguish particles close to the ground from those high in the atmosphere. In addition, clouds tend to obscure the view. And bright land surfaces, such as snow, desert sand, and those found in certain urban areas can mar measurements.

However, the view got a bit clearer this summer with the publication of the first long-term global map of PM2.5 in a recent issue of Environmental Health Perspectives. Canadian researchers Aaron van Donkelaar and Randall Martin at Dalhousie University, Halifax, Nova Scotia, Canada, created the map by blending total-column aerosol amount measurements from two NASA satellite instruments with information about the vertical distribution of aerosols from a computer model.

Global satellite-derived map of PM2.5 averaged over 2001-2006. Credit: Dalhousie University, Aaron van Donkela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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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lobal satellite-derived map of PM2.5 averaged over 2001-2006. Credit: Dalhousie University, Aaron van Donkelaar

Their map, which shows the average PM2.5 results between 2001 and 2006, offers the most comprehensive view of the health-sapping particles to date. Though the new blending technique has not necessarily produced more accurate pollution measurements over developed regions that have well-established surface-based monitoring networks, it has provided the first PM2.5 satellite estimates in a number of developing countries that have had no estimates of air pollution levels until now.

The map shows very high levels of PM2.5 in a broad swath stretching from the Saharan Desert in Northern Africa to Eastern Asia. When compared with maps of population density, it suggests more than 80 percent of the world's population breathe polluted air that exceeds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s recommended level of 10 micrograms per cubic meter. Levels of PM2.5 are comparatively low in the United States, though noticeable pockets are clearly visible over urban areas in the Midwest and East.

"We still have plenty of work to do to refine this map, but it's a real step forward," said Martin, one of the atmospheric scientists who created the map."We hope this data will be useful in areas that don't have access to robust ground-based measurements."

Piecing Together the Health Impacts of PM2.5

U.S. satellite-derived map of PM2.5 averaged over 2001-2006. Credit: Dalhousie University, Aaron van Donkelaar › View larger
U.S. satellite-derived map of PM2.5 averaged over 2001-2006. Credit: Dalhousie University, Aaron van Donkelaar

Screen capture from animation, based on data from the Goddard Chemistry Aerosol and Transport model, simulates the global movement of black carbon soot from August 1, 2009 to November 19, 2009. Black carbon is shown in white. › View video
Screen capture from animation, based on data from the Goddard Chemistry Aerosol and Transport model, simulates the global movement of black carbon soot from August 1, 2009 to November 19, 2009. Black carbon is shown in white. Credit: NASA/Goddard Space Flight Center/Scientific Visualization Stud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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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avy haze hugged the southern face of the Himalaya in mid-December 2009. › View larger
Haze hugged the southern face of the Himalaya in mid-December 2009. The Moderate Resolution Imaging Spectroradiometer (MODIS) on NASA’s Aqua satellite captured this true-color image on December 14. Credit: NASA/Goddard/MODIS
For more info on this image, visit the Earth Observatory. Take a deep breath. Even if the air looks clear, it's nearly certain you've inhaled millions of PM2.5 particles. Though often invisible to humans, such particles are present everywhere in Earth's atmosphere, and they come from both natural and human sources. Researchers are still working to quantify the precise percentage of natural versus human-generated PM2.5, but it's clear that both types contribute to the hotspots that show up in the new map.

Wind, for example, lifts large amounts of mineral dust aloft in the Arabian and Saharan deserts. In many heavily urbanized areas, such as eastern China and northern India, power plants and factories that burn coal lack filters and produce a steady stream of sulfate and soot particles. Motor vehicle exhaust also creates significant amounts of nitrates and other particles. Both agricultural burning and diesel engines yield dark sooty particles scientists call black carbon.

Human-generated particles often predominate in urban air -- what most people actually breathe -- and these particles trouble medical experts the most, explained Arden Pope, an epidemiologist at Brigham Young University, Provo, Utah and one of the world's leading experts on the health impacts of air pollution. That's because the smaller PM2.5 particles evade the body defenses—small hair-like structures in the respiratory tract called cilia and hairs in our noses—that do a reasonably good job of clearing or filtering out the larger particles.

Small particles can make their way deep into human lungs and some ultrafine particles can even enter the bloodstream. Once there, they can spark a whole range of diseases including asthma, cardiovascular disease, and bronchitis. The American Heart Association estimates that in the United States alone, PM2.5 air pollution spark some 60,000 deaths a year.

Though PM2.5 as a class of particle clearly poses health problems, researchers have had less success assigning blame to specific types of particles. "There are still big debates about which type of particle is the most toxic," said Pope. "We're not sure whether it's the sulfates, or the nitrates, or even fine dust that's the most problematic."

One of the big sticking points: PM2.5 particles frequently mix and create hybrid particles, making it difficult for both satellite and ground-based instruments to parse out the individual effects of the particles.

The Promise of Satellites and PM2.5

The new map, and research that builds upon it, will help guide researchers who attempt to address this and a number of other unresolved questions about PM2.5. The most basic: how much of a public health toll does air pollution take around the globe? "We can see clearly that a tremendous number of people are exposed to high levels of particulates," said Martin. "But, so far, nobody has looked at what that means in terms of mortality and disease. Most of the epidemiology has focused on developed countries in North America and Europe."

Now, with this map and dataset in hand, epidemiologists can start to look more closely at how long term exposure to particulate matter in rarely studied parts of the world – such as Asia's fast-growing cities or areas in North Africa with quantities of dust in the air – affect human health. The new information could even be useful in parts of the United States or Western Europe where surface monitors, still the gold standard for measuring air quality, are sparse.

In addition to using satellite data from NASA's Multi-angle Imaging SpectroRadiometer (MISR) that flies on NASA's Terra satellite and the Moderate Resolution Imaging Spectroradiometer (MODIS) instrument that flies on both NASA's Aqua and Terra satellites, the researchers used output from a chemical transport model called GEOS-Chem to create the new map.

However, the map does not represent the final word on the global distribution of PM2.5, the researchers who made it emphasize. Although the data blending technique van Donkelaar applied provides a clearer global view of fine particulates, the abundance of PM2.5 could still be off by 25 percent or more in some areas due to remaining uncertainties, explained Ralph Kahn, an expert in remote sensing from NASA's Goddard Space Flight Center in Greenbelt, Md. and one of the coauthors of the paper.

To improve understanding of airborne particles, NASA scientists have plans to participate in numerous upcoming field campaigns and satellite missions. NASA Goddard, for example, operates a global network of ground-based particle sensors called AERONET that site managers are currently working to enhance and expand. And, later next year, scientists from Goddard's Institute for Space Studies (GISS) in New York will begin to analyze the first data from Glory, a satellite that carries an innovative type of instrument—a polarimeter—that will measure particle properties in new ways and complement existing instruments capable of measuring aerosols from space.

"We still have some work to do in order to realize the full potential of satellite measurements of air pollution," said Raymond Hoff, the director of the Goddard Earth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enter at the University of Maryland-Baltimore County and the author of a comprehensive review article on the topic published recently in the Journal of the Air & Waste Management Association. "But this is an important step forward."

~~~

To get a sense of how China’s air quality compares with the rest of the world, there’s a new map of global air-particulate pollution from Canadian scientists using National Aeronautics and Space Administration satellite data. The verdict: It doesn’t look good.

Eastern China’s industrial area is just about the reddest part of the map, meaning it has the highest concentration of particulates. That doesn’t bode well for the hundreds of millions of people there. And if you’re in the middle of that red zone, you’d have to travel far afield for fresh air.

The researchers, Aaron van Donkelaar and Randall Martin at Dalhousie University in Halifax, Canada, used U.S. space-agency satellite data to measure particulate matter across the globe, figuring ground-based detection is nonexistent or spotty in many areas. The map was published in the journal Environmental Health Perspectives.

It’s important to note that the data used for this map are derived from 2001 to 2006. But as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noted in July, authorities affirmed that China’s air quality continues to get worse, not better.

According to the NASA post, health officials say fine particulates can get past the body’s hair-like cilia defenses, penetrate the lungs and blood, and lead to chronic diseases, such as asthma, cardiovascular disease and bronchitis.

– Alex Frangos

优雅起来，世博开启国民素质成人礼

2010-09-03T17:25:00.001-04:00

世博奇观，丢尽中国脸（南方周末本期世博专稿，原文已被删改）有此一说 2010-09-
02 23:04:21 (《HIGH过之后，优雅起来，世博开启国民素质成人礼》初稿)

这篇稿子历经七次修改，数次送审，最后出来的稿子已经与原文完全不同，所有批评世
博会的内容悉数删除。

世博固然是一场盛会，但它只是一个国家成长历程中的一个节点，我们记录这期间发
生的尴尬，并不心怀恶意。

所谓的“文明”从来指的不是老百姓是不是随地吐痰、大小便，而应是生活在其间的公
民如何自主地改造生活，如何生活得更加从容、克制、理性而有尊严。

探讨文明现象，不代表我们用柏杨式的文章对国人“横加”指责，我们更愿意由此展开
对一个城市乃至一个国家治理方法论的探讨。

直面尴尬，心怀美好，改变随时随刻可以开始。

作者：陈鸣、实习生刘高阳

上海世博会，又一个属于中国的时间。在展现城市文明的同时，这个横跨浦江两岸的
巨大园区本身就是一个存在184天的微型城市。游客将与现代场馆共同构成这次展示。

“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然而，行走在这个临时城市里的游客却正在让这个系统濒临
崩溃。

失控的“热情”

在经历了最初的好奇之后，很多外国场馆工作人员对中国的好感被冲刷殆尽。

两个月前，阿娜斯塔西亚（Anastasia Yevets）对上海世博会充满了期待，而
如今，她的心情却比上海连绵的梅雨更加糟糕。

这个来自白俄罗斯的姑娘和她的同事们正在目睹一场“灾难”的发生——他们的
场馆越来越像一个动物园。中国游客们在场馆里大声喧哗，接打电话，拿起相机对着
每一个金发碧眼的老外狂拍。“有时候，中国人一手猛拍着桌子，一边对你喊着嘿！嘿
！嘿！他们想喊我合影，却让我觉得自己像只被围观的猩猩。”最令阿娜斯塔西亚难
以置信的是，几天前，一位中国老太太甚至放任她的孙子在场馆的正中央拉了一坨大便。

处于震惊和崩溃边缘的并不仅仅是阿娜斯塔西亚。

在古巴馆，Shela Borges Glez见到了令她不解的一幕。一开始，她们在墙上划
出一小块区域供游客留言，但是，只用了两天不到的时候，汉字就像蝗虫一般疯狂地
覆盖了整个场馆的墙壁。中国游客的热情程度显然令这些加勒比海居民猝不及防，甚至
连Shela的办公室都不能幸免，在玻璃门上，中国人写满了“XX到此一游”和“XX我爱
你”之类的字样。在数次清理之后，Shela和她的同事放弃了努力，每次擦完不久，中
国人又将攻占他们的玻璃。他们只好贴出“禁止往墙上涂画”的告示，以这样的形式
为自己一开始的错误决定埋单。

世博园里发生的这一切，就上海的雨季一样，无休无止，令人心生厌倦。

埃及馆的Tahany刚刚从开罗飞到上海来接替她同事的工作，那位好心的前任馆
长提醒她“一定要看好我们的石头！”场馆里摆的雕像都是公元1000多年前的文物，其
中包括有“阿蒙霍特普四世的巨像”和“爱神柱”之类的珍品。

这些从开罗运送过来展品大部分没有加装防护罩，“因为在我们国家没有人会
去摸文物，因为那是一种犯罪行为”，但很快，埃及馆的大部分工作人员不得不放弃原
先安排的工作，他们每两个人守着一处雕像，并拉上围栏，阻止每一只靠近的手掌。一
个中方工作人员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埃及人迅速地学会的第一句汉语不是“你好”，
而是“不要摸”，每天念咒般地重复上百遍。

在捷克馆，游客们一度像苏联红军攻占柏林德国国会大厦一样纷纷爬上圣约翰
·波穆克的青铜像，直到铜像被护栏围了起来。在孟加拉馆盖章，一位黑人工作人员面
色冷竣，机器人一般地只重复说一句话：“排队，排队，排队，排队……”。

在经历了最初的好奇之后，很多外国场馆工作人员对中国的好感被冲刷殆尽。

“他们刚到上海的时候，看到那些宏伟奇特的展馆，都是‘Wow’的惊叹，觉得
中国人很了不起，而在见识了中国游客之后，所有人都开始讨厌中国人。”和那些面
对人山人海的中国不知所措的朋友们不同，阿娜斯塔西亚算是半个“中国通”，她有一
个中文名字叫做“梅芳”。然而在学习汉语三年以后，她突然发现不知该如何向自己
的朋友解释这样一个复杂的中国。

在梅芳的朋友里，很少有人像她一样游历过中国贫穷的乡村和小城镇，更不用
提理解眼前这些操着各类不同口音的人做出种种“失礼”举动的原因所在。“我经常告
诉朋友们，不是所有中国人都是这样。”

但即使是梅芳，也很快失去了耐心，她的眼睛在无数次突如其来的闪光灯照射
后开始干涩胀痛，有一天因为制止游客插队，一个中国男子用地图狠狠地拍打了梅芳的
手臂，这次袭击让她委屈得哭了起来。在中国小孩在场馆中央大便之后，白俄罗斯馆
终于用巨大的围栏把中央的圆形场地围了起来。

守不住的场馆

作弊与反作弊，破坏与反破坏，偷盗与反偷盗，成了一场每日上演的拉锯战。

当“梅芳们”在场馆里焦头烂额的时候，蔡雯俊和她的同伴们也在人潮中努力
站稳。她来自华东政法大学，是世博文化中心的一名志愿者。很多时候她被调配到北门
疏导人流，在这个出口，人群被分成两队，一队通往六楼参观，一队则直接出馆，两个
队伍中间用隔离带隔开。很多时候隔离带和志愿者的引导被视若无睹，只有在发现走
错了之后游人才返过来要求志愿者让他们原路进馆。“他们既想不受控制地乱走，又丝
毫不愿承担走错的后果。”

连不明国情的外国工作人员也很快明白，“过度热情”已经无法解释眼前发生的
一切。除了不讲礼貌和规则，更多千奇百怪的状况从第一天开始，从场馆的入口处，就
层出不穷——一位法国馆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最初的几天他们像目睹奇迹一样，看着
那些从绿色通道坐轮椅进入的游客一进馆就纷纷站立起来行走。

破坏规则的好处显然十分诱人——当别人还在排两三个小时甚至更长时间的队
时，绿色通道上的人员却可以在二十分钟内进馆，而且还能捎进一个“护理人员”。在
一些场馆门外至今可以看到为数甚众、真假莫辨的残疾人排起长队。

“有一次，一个有着强壮肱二头肌的中年男子坐在轮椅上，很疼似的紧紧握住
自己的手臂，却告诉我们他患的是小儿麻痹症。”一个在沙特馆门口协助维持秩序的志
愿者说。一些明显已经接近10岁的孩子被父母安排坐进了婴儿车，以此换取不排队的
特权。

在经历了最初阶段完全开放的姿态之后，很多场馆开始小心调整收缩他们的策
略。所有试图由绿色通道进馆的老人、孩子和残疾人都被要求出示相关的证件，一些明
显有作弊行为的游客被挡在通道之外。

但这只能挡住一部分人，精明的游客们依然能够掏出各类红绿缤纷的证件。有
的家庭为了让一家老少都能通过，在场馆门口精心商量着如何分配手头的老年人身份
证、残疾证和婴儿车。这看起来像是一盘跳棋游戏，任务就是一堆棋子搭上另一堆棋子
的顺风车，从而跳到场馆的那一边去。

即使作弊失败，对大多数人来说也没有什么损失，“通常被戳穿了之后游客们
还一边大骂工作人员，一边离开，脸上不但没有惭愧，反倒对我们有不通融办事的鄙夷
”，一位来自江西科技师范学院的工作人员愤怒地说。

进入场馆内部之后，游园狂欢才刚刚开始。在捷克馆，一个名为“捷克明珠”
的视觉装置吸引了游客围观，这个由5个巨大玻璃面组成立体屏幕璀璨明亮，令观众仿
佛触手可及。开馆之初就不断地有游客用脚磕打玻璃，他们只是想知道屏幕到底是不是
玻璃做的。于是一个专门的工作人员被派在此处专门制止人们的破坏行为。

在摩肩接踵的嘈杂环境里，偷盗与反偷盗，也成了一场每日上演的拉锯战。

在泰国馆的最后一个参观环节是放映一部3D的电影，场馆内的设施会随着电影
场景洒水和喷施香气，显然十分钟的尖叫体验令很多观众沉醉其中，于是，他们决定
趁混乱把3D眼镜捎回家去。

泰国馆的解说在每场电影结束时都会向游客们恳求：“这个眼镜在家里看电视
是不会有3D效果的，我们的眼镜已经越来越少，请您不要拿走。”但结果令人无奈，
泰国馆馆长Saranpat Anumatrajkj向南方周末记者抱怨，馆内的3D眼镜每天以5%－7%的
速度丢失，“每放一场电影大约会损失10个，而我们每天大概会放50多场电影。”

在中国铁路馆，3D影院的200多个座位如今只能坐100多人，原因是3D眼镜被偷
到只剩这么多了。

香港人似乎对3D眼镜遗失的可能性有更充分的预判，他们直接在眼镜上贴条形
码，在场馆出门处设立安检门，任何试图带眼镜离开的人都会引起机器的尖锐叫声。
尽管如此，人们并没有放弃努力，安检门因此每日鸣叫不已。

比眼镜更小的物品更适合被带走，在波黑馆，狭长走道上的液晶电视上的8GU盘
被游人尽数拔光，最后馆方不得不把数据盒藏起来，通过USB线再连接到电视上。

也有人尝试更有挑战性的目标，6月27日下午，波黑馆的两名中国游客从严密封
闭的玻璃壁橱里成功地偷出几件嵌有珠宝的首饰，没有人知道他们是怎么做到的。幸
运的是另一位游客在离馆前及时地举报了他们。

盖章族的围攻

“他们做的就是盖章盖章盖章盖章……”中国人自己打了起来。打斗密集地持续了一
两天后就没再发生，因为印章也被偷走了。

“世博会的主题曲应该是一片笃笃笃的敲章声。”突尼斯馆的Anis Basti调侃
道。世博护照，这个起源于1967年蒙特利尔世博会的玩意儿从来没像在中国这么火爆过
，这令他根本无法理解。

围绕世博会赚钱的黄牛们开始提供盖章服务，游客只要在门口等待，黄牛入馆
盖章，最后收取一笔数十元的手续费。

场馆有冷热门之分，而在盖章这一事情上，每个国家的场馆终于实现了“平等
”。在只有6个房间的乌拉圭馆，为应对盖章的人流，其中一半房间被改成了盖章专用
房。在泰国馆，铜、木、橡胶等各类材质的印章则被悉数敲坏。

中国游客的狂热在盖章上终于全面爆发。在丹麦馆，游客为争夺印章而与工作
人员发生冲突，这被拍成视频传到了网上。爱尔兰馆的印章被当场抢去，原因是工作人
员拒绝为同一个人盖数十本护照，于是游客决定自己动手，最后爱尔兰工作人员不得
不报警。

拒绝这些长时间排队的中国游客的盖章要求时常要冒一定风险。“死爱尔兰鬼
”、“死丹麦鬼”、“死法国佬”……各种口音的咒骂足以令人崩溃。

Shela所在的古巴馆干脆将盖章台移到场馆外面，并用铁链将章子链了起来。更
多场馆把印章收了起来，不再提供盖章服务。在白俄罗斯馆，工作人员同样挂出了纸
牌，上面直截了当地写着“没有章”。“他们做的就是盖章盖章盖章盖章，根本就不看
我们的馆”，一位挪威馆的工作人员在面对上海电视台的摄像机时忍不住痛哭。

泰国的Saranpat告诉记者，盖章的人群不时地与工作人员发生冲突，最后他们
干脆把印章放在桌子上让人们自己动手，导致的结果却是更加混乱，中国人自己竟然
也打了起来。打斗密集地持续了两三天后就没再发生，因为印章也被偷走了。

Saranpat很不理解，他们的场馆设计用很多技术手段设计了逼真的互动体验，
依然有很多中国人进来只是盖个章，然后就匆匆寻找出口。

对这一点中国人看得更清楚，一位经常出入世博园的上海本地记者说：“其实
世博会更像一个充满异域风情的游乐园，人们来这里玩耍，心态和旅游没有区别，那些
代表现代科技走向的技术既没人懂，更没人看。”

而“盖章”则不一样，这在中国从来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有时候甚至是一种文
化。有一次，白俄罗斯馆要送一个平板小推车进园区，最后盖了十多个章才获得批准。
每一次填写表格，都是疲于奔命地在楼上楼下四处寻找那些手握印章的人。

“这是一个很奇怪的社会系统，所有人在找人办事。在我们国家，一个章就足以
通过所有审批。”梅芳无奈地说。

失去尊严的地方

一群筋疲力尽的排队游客终于情绪失控，他们在场外齐声大喊“纳粹！纳粹！”，以
致于德国馆不得不向园方要来了更多的保安。

每一天发生的零星不快，并不足以阻止游人的到来，相反，在开园初期遇冷之
后，每天游客数量都在节节攀升。每天游览人数已经从最初的每天20几万人上升到现
在的45万人以上。

顾晓芳是江苏一家国企的员工，6月初她被单位组织前往上海参观世博。在人满
为患的沙特阿拉伯馆，她看到很多散客因为长达5个小时的排队时间而瘫坐在地，这个
过程中大人们没有机会上厕所，小孩子们开始随地大小便，有的人开始打牌玩游戏机，
更多人无所事事。这样的场景让她想起了恐怖的春运。

闷热潮湿的上海加剧了人们的烦躁。上个月德国媒体报道，一群筋疲力尽的排
队游客终于情绪失控，他们在场外齐声大喊“纳粹！纳粹！”，以致于德国馆不得不向
园方要来了更多的保安。

顾晓芳认为网络上把园区里出现的种种不文明现象都归结到游客身上并不公平
，在她看来，超长的排队使人们失去了尊严。“园区可以修得很大，蛇形栅栏可以设置
得很弯很长，人们的耐心和体力却是有限的。”

在志愿者蔡雯俊看来，很多时候园区和游客需要共同改进，比如世博文化中心
的6楼有几家餐厅，前来就餐的人可以由餐厅人员带领直接上楼，但是很多人并没有途
径可以订餐。蔡雯俊和她的同伴做过尝试，他们试了包括查号台在内的各种方法都没有
找到订餐电话。“我们都联系不上的话，游客更不可能了，最后他们肯定就要开始抱
怨。”

来自上海第二工业大学的刘永生是该校志愿者在中国馆的带队老师，她认为在
排队两三个小时后人会极端疲惫，场馆方在设置上可以更加人性化。她举例子，在中国
馆南广场排队的游客通常比较长，平时尽量安排到伞亭处，如果遇到天气炎热的情况
，就把队伍再往里放，一直排进手扶电梯，“让游客觉得毕竟是进馆了，这样就可以
很好地安抚他们的情绪。”

然而陆续增加的旅游人数，无疑还将对园区公共服务构成持续挑战。公共汽车站
大部分时间人头攒动，尤其是世博大道线上的乘客时常需要分流到过江线上，再从就
近站点步行到达场馆。

就在顾晓芳参观世博园前后几天，世博局发布的旅行社团队入园预约情况信息
显示，6月4、5两天的预约团队数共达到9152个,预约游客人数共达35.35 万人次。截止
5月底，世博局票务中心提供的数据，已售出的3771.2万张票中有接近三分之一是团体
票，而其中大量是单位采购的“福利票”。到上海看世博在很多地方更像是一项任务
。一位在重庆工作的女士因为害怕拥挤的原因拒绝参加世博，而被所在工作单位罚款
1500元。

中国成人礼

世博会不止是拍个照，盖个章，不理解世博真正的含义，无以理解现代化

在园区的许多角落，游客似乎正在让世博会走向尴尬。在靠近美国馆的吉野家
，欧洲广场附近的肯德基餐厅，在公交车站，不时可以看到冲突的人群。人们因为碰撞
、排队、踩脚而爆发了各类口角。

成年人们看起来兴奋而富有激情，同时像小孩一样易怒。他们中的很多人从周
边的江浙一带赶来上海，心情迫不及待，然而从每天早上排两小时队进园开始，这一天
的游览就注定是一个极费体力和耐心的工程。

阵雨不时地袭击人群，在那些拥挤的队伍里，撑伞的人们互相把雨水滴到周围
人的身上，然后开始了互相指责。6月27日早晨7点钟开始，南方周末记者体验了一次两
个半小时排队入园的经历。游客的争吵从未停止。两位来自香港的游客在队伍中为人劝
架，他们对园方表示不解：“明知道每天队伍都这么长，上海最近又每天下雨，为什
么不多盖一些遮雨棚？明知道每天好几万人等着入场，为什么不把开馆时间提前？”

精心建设对比走马观花，在世博园这个微型城市里，人与城市的不匹配成了目
前为止最大的尴尬。

在志愿者蔡雯俊看来，世博会让很多人聚焦在一个空间里，很多问题就会放大
凸现出来，这并不是世博会的问题，而是人的素质问题。在大部分行色匆匆的游客的理
解里，花160元人民币进园就是享受服务的。在应聘上海世博志愿者时，蔡雯俊曾经怀
揣着不错的预期，“我们对游客提供了帮助，他们应该会是感谢的态度，结果他们经
常喊我们服务员！”

在集中逛了几个热门场馆之后，顾晓芳和几位单位同事便放弃了继续参观，“
说实话，都是看个热闹，什么高新科技真的看不懂。”他们围坐到高架步行桥下一边
打牌一边抱怨这里一点都不比普通游乐园好玩。

“四十年前的日本大阪世博会参观者突破6000万人，日本一半的国民参加并见
证了那场盛会，其成功的举办被公认为是日本国家现代化到来的标志。而上海世博会
的价值正被低估，一个本来应该是全民科技的盛会正在成为一个的只是养眼的景点。”
一家上海媒体评论说。

6月26日傍晚，梅芳坐在白俄罗斯馆的角落里，这份工作已经让她精疲力尽。她
开始怀念在北京的生活，她回忆起北京奥运会时候的愉快经历，“所有事情流程顺畅，
每个工作人员会讲英语，没有观众会袭击你……”

有时候她也在沮丧中表达了理解：“我知道你们有过三十年的封闭，人们的价
值观被推翻并重建，就像苏联时候的我们一样。”这似乎正是她理解中国人行为的机缘
所在，面对她那圈已经厌烦中国的朋友，她说：“如果只到了上海和北京，那你就没
有真正到过中国，更多的地方不发达。这里有坏人也有好人，有时候他们只是因为还不
富裕。”

这一天傍晚，在雨水和排队双重考验下，游客们已经筋疲力尽，人群东倒西歪
地坐在路边的草地上。一场盛大的花车游行让他们重新兴奋起来。那是一场连绵细雨之
后的移动演出，远处是吹奏着西洋乐曲的铜管乐团。近处的一辆花车上京剧演员们京韵
婉转，围拢而来的游客们爆发出震耳欲聋的欢呼声，在雨后的阳光下，演员们水袖挥
舞，华装闪亮，那样的场景宛若盛唐。

四川江安发现宋明墓群为古代兵家必争之地

2009-09-09T23:43:00.000-04:00

9月8日，江安考古人员等来到鸡冠寨山顶，对古墓群进行实地考察。在古墓石壁上看到雕刻有许多代表福祷禧的动物图案，其造型与雕工是宋末明初风格，在洞中发现三块陶瓷，上面有明显的宋末明初的图案造型。9月6日，几个农民在鸡冠寨山顶采药，他们在半人高的荒草中发现了18个高约1.3米，宽约1米的古墓葬石洞。鸡冠寨坐落在四川江安县仁和乡佛耳村境内，海拨近千米。在山峰的脊梁上还保存有比较完好的、全部用条石彻成的古城墙，长约900多米，高约20至 160多公分，能清晰看到城门和箭垛。据记载，鸡冠寨是古代四川南部通往云南的驿道，地势险要，居高临下，是军事要塞，古代兵家必争之地。

江安县新建三个乡镇污水处理系统

2009-08-18T23:42:00.000-04:00

8月17日讯 8月15日，江安县在夕佳山镇、大井镇和铁清镇动工建设3个规范的生活污水处理系统，其余乡镇也要建22个生活污水净化沼气池，总容量近4000 m3。

为早日把江安县建成生态县，江安县把16个乡镇政府所在场镇的生活污水治理纳入城乡环境综合整治和生态县建设重点工作，县财政投入300万元对各乡镇政府实行治理工程奖补。目前，大部分乡镇治理工程施工设计图纸已经完成，正进入工程施工阶段。预计到十月底，基本完成全县场镇生活污水治理工程建设。

[from http://www.hwcc.com.cn/newsdisplay/newsdisplay.asp?Id=222308]

Landscape Photos from A Talent

2006-02-23T20:47:00.000-05:00

痛苦, 暂时不能带来更多的有关故乡江安的图片......
但网络无界, 今天秀大家一些魅力无常的图片, 是一个四川老乡摄影天才大漠孤烟的作品, 原稿发表在此 [已征得大漠孤烟的书面同意] ......
拍摄地点在米亚罗, 地处四川省理县，是中国最大的红叶风景区，海拔2700米。“米亚罗”是藏语，意即“好耍的坝子”，地处岷江支流杂谷脑河谷地带 ...... 米亚罗介绍

Best Automn Red Leaves , 《霜叶红于二月花》, 米亚罗*卡龙沟, 四川, 2004

Rainbow Color Forest, 《七彩林》米亚罗*卡龙沟, 四川, 2004

Colorful Layers, 《层林尽染》, 米亚罗*卡龙沟, 四川, 2004

A Rainbow Band, 《赤橙黄绿青蓝紫》, 米亚罗*卡龙沟, 四川, 2004

A Tale of Automn 《秋天里的童话》, 米亚罗*卡龙沟, 四川, 2004

A Lonely Beauty, 《独秀》, 米亚罗*卡龙沟, 四川, 2004

Reds and Yellows, 《拥红揽翠》, 米亚罗*卡龙沟, 四川, 2004

Red Leaves Over Mountains, 《已是满山红叶时》, 米亚罗*卡龙沟, 四川, 2004

Tibet Legency Castles

2005-02-24T19:09:00.000-05:00

A Riverside House , 《依水而居》, 米亚罗*卡龙沟, 四川, 2004

Tibet Legency Castles , 《神话般的城堡》, 米亚罗*卡龙沟, 四川, 2004

A Young Tibet Female Teacher, 《年轻的藏族女教师》, 米亚罗*卡龙沟, 四川, 2004

A Couple of Nice Trees, 《傲霜连理枝》, 米亚罗*卡龙沟, 四川, 2004

Restless Creek Current, 《一江秋水东逝去》, 米亚罗*卡龙沟, 四川, 2004

Creek and Red Leaves , 《溪畔红叶》, 米亚罗*卡龙沟, 四川, 2004

A Panoramic View, 《无限风光》, 米亚罗*卡龙沟, 四川, 2004

An Unique Highway Route, 《天堑》, 米亚罗*卡龙沟, 四川, 2004

YaKou Mount Summit, 《垭口山雪峰》, 米亚罗*卡龙沟, 四川, 2004

A Tibet Village Near Iceberg

2005-02-24T18:37:00.000-05:00

A Village around An Iceberg Foot, 《冰山脚下的村庄》, 米亚罗*卡龙沟, 四川, 2004

Miyano Plateau Views, 《高原深秋》, 米亚罗*卡龙沟, 四川, 2004

Full Moon Over Snow, 《晓月初雪》, 米亚罗*卡龙沟, 四川, 2004

Snow Covered Mount Partridge, 《鹧鸪山雪峰》, 米亚罗*卡龙沟, 四川, 2004

Historical Splendent House, 《辉煌的遗迹》, 米亚罗*卡龙沟, 四川, 2004

Old House on Mountain, 《深山藏古屋》, 米亚罗*卡龙沟, 四川 2004

A Spectacular Tree < 傲霜 >

red leaves, < 一树秋枝挽流水 >, 米亚罗*卡龙沟, 四川, 2004

Green Creek < 堆玉涌翠 >, 米亚罗*卡龙沟, 四川, 2004

Yellow Leaves Over Green Creek < 秋叶碧水 >, 米亚罗*卡龙沟, 四川, 2004

^ An Introduction To Jiang'An ^

2004-11-22T01:52:00.000-05:00

江安简报
江安县位于宜宾市东部，地跨北纬28°22′20″—28°56′45″，东经 104°57′40″－105°14′33″。县境南北最大纵距59公里，东西最大横距15. 5公里，东界泸州市汉阳区、纳溪区；南邻兴文县；西接南溪县、长宁县；北连自贡市富顺县。全县幅员面积911.73平方公里，其中耕地面积26076公顷，农民人均占有耕地0. 85亩。辖7乡、12镇、300个行政村、2046个村民小组、37个居民委员会。2001年末，全县总人口534416人，其中非农业人口63319人。
江安县历史悠久。东晋穆帝永和二年（346年）割江阳县地置汉安县，属江阳郡。隋开皇十八年（598年），改名为江安县。县治所于宋神宗熙宁十年（1077年）迁武宁寨，即今江安镇，现属宜宾市。
江安县属低山丘陵区，平坝占总面积的28.27％，丘陵占33.180，低山占27.5％。地势南高北低，海拔在236.3－1000.2米之间，全县最高峰天皇寺海拔为1000.2米。县内除长江外，有大小河溪145条，分别流入长江、沱江，河流总长507.69公里。气候属中亚热带四川盆南湿润气候区，季风气候明显，四季分明，常年平均气温为18.1℃，年平均降水量为1132毫米，年平均日照时数1199.3小时，全年无霜期347天。

Three-petalled Plum Flower

2004-11-21T01:37:00.000-05:00

三叶梅
三叶梅是江安城区美化绿化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江安城区各个大街小巷、公共场所、单位、学校、居民的阳台、屋项都种上了三叶梅，最好的是江安中学的教师宿舍顶楼。农业局老宿舍、党校的校园、十六米新街的街口到处都是。每当四、五月开花时，花团紧簇，鲜红似火，美丽动人，形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外地人来江安看到了都说这是“江安美化绿化的一大特色”。最近五一节期间, 重庆、贵阳的客人到江安看了, 很是高兴，决定移殖江安三叶梅，于是纷纷与江安花农达成协议，派人到重庆、贵阳去种殖三叶梅，为美化绿化更多的城市作贡献。
三叶梅又名九重角，原产海南岛，是海口市的市花。它的特点：藤蔓生，耕作粗放，耐脊耐旱，繁殖简单，只需在初春或晚秋用它的茎杆扦插于土壤内，一个月就能生根，长出枝叶，第二年就能开花。用它美化绿化，可种于亭院、阳台、屋顶、公园、路旁等。它的花期长，一般一月左右，一年能开两次，花色有珠红、大红、二红、血青、金黄等颜色，非常美丽，逗人喜爱。
江安大约在1990年时，柑桔林农家乐老板艾怀安的朋友耿邦芳从深圳带回的，现该树已长到碗口大，年年开花。因为它生长好，年年开花得多，而且又好看，繁殖又方便，十多年来，以该树为母本，十多户花农相继都在繁殖，大约已繁殖十万株，现已远销到宜宾、自贡、内江、泸州和附近的县市。江安的三叶梅已远近闻名。
(朱乾纲, 江安农业局, 2004年5月, Edited)

Show World An Amazing River Port

2004-11-19T15:10:00.000-05:00

献宝“魅力之港”
十一月十九日，四川历史文化名城江安县在宜宾城区三江交汇处的合江门广场隆重推出“文化江安，魅力之港”展示活动，引来成千上万市民观看。
江安县地处四川盆地南缘的长江边，具有悠久的历史文化和地域文化，被称为宜宾市的“魅力之港”。此次展示以中华工艺奇葩—江安竹工艺、中国戏剧摇篮—国立剧专、长江文化瑰宝—江安奇石、川南民居化石—夕佳山古典庄园为四大特色。尽管下着小雨，但市民观看兴致很高。特别是该县中国竹工艺大师何华一现场为群众表演竹工艺雕刻时，将不起眼的竹筒很快雕刻成一件件竹工艺品，引得观看群众啧啧称奇。
[文/图蒲刘吴记者田富友]

Protect Endangered, Let Go Sturgeon

2004-11-15T12:10:00.000-05:00

达氏鲟鱼放归长江
11月2日上午,江安县渔政执法人员将国家一级保护水生动物———两尾达氏鲟鱼放归长江。这是不到10天时间内,江安县第三次向长江放归珍稀水生动物。近年来,江安县加大了环境保护和打击非法捕捞活动的力度,群众也提高了加强珍稀鱼种保护的意识,多年不见的水生保护动物开始频频现身江安。
11月2日早晨8时许,群众举报:农贸市场一个名叫“海洋鱼档”的地方,发现了两尾鲟鱼。接报后,民警和江安县渔政执法大队立即赶到现场。经渔政专业人士辨认,确实是两尾达氏鲟鱼,一尾长65厘米,体重0.75公斤;另一尾长62厘米,体重0.7公斤。据鱼档老板说,他并不知道经营鲟鱼还要具备相关手续。为此,渔政执法人员向他宣传了《野生动物保护法》等与渔业有关的法律条款:销售人工饲养的珍贵水生动物,如鲟鱼等,需要办理《经营野生动物许可证》;人工饲养达氏鲟鱼要获得省级渔政部门批准,在县级渔政部门指定地点饲养。
(闵勇智:四川日报消息 2004.11.2)

江安拍卖国有土地
10月19日，江安县国土资源局拍卖一宗位于江安县税局东侧，宗地面积4472平方米的国有土地，经现场3位竞买人多轮激烈竞价，最终宜宾权高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以单位面积地价620元成交，成交总额277万元。
[http://www.sclr.gov.cn/news/detail.asp?img=news_title&ID=1523]

Jiang'An, My Hometown

2004-10-10T01:59:00.000-04:00

家乡江安

I was born in a lovely small town Jiang'An, Sichuan province, mainland China.
It's a very beautiful place...Yangtze River, Yue River, NanAi Mount, ZhuHai (Bamboo Sea Scenic Area), ...
After left my Jiang'An since seventeen years old, I went back several times in my college four years and while working in a city in central China.
Last visit to my hometown Jiang'An is in 1994, long time ago...
Missing my parents, my brother family, my friends, ...
Dreaming to be Jiang'An...

出生在中国大陆四川省美丽的小镇江安.
那是一个美丽的地方...长江,淯江,南崖山,竹海,...
自十七岁那年离家,曾经回去几次,在求学四年和在华中一城市工作期间.
最近一次回家乡江安是1994年,很久很久以前了...
思念我的双亲,我的兄弟家,我的朋友们,...
梦回江安...

Separated Baby Girls' Well

2004-10-09T16:29:00.000-04:00

连体女婴分离后喜庆周岁生日
四川省江安县2003年10月8日出生的一对连体女婴，今年4月3日成功进行分离手术后，10月7日喜庆周岁生日，江安县党政领导及泸州医学院30余名专家教授前往祝贺。　　
连体女婴“连子”、“连心”分离半年多来，身体发育良好。“连子”身高已达71cm，体重7.7公斤，头围44cm。“连心”身高68cm，体重7.7公斤，头围44.7cm。姐妹俩面色红润，活泼可爱。
10月6日，泸州医学院附属医院为她们进行了免费体检，她们的主要器官功能均正常。姐妹俩目前已能够行走，并能说爸爸妈妈等简单的词语。
[赖建华、丁成杰, 2004.10.8]

餐饮秀色醉淯江
淯江，河水平缓，俨若长湖。水波不兴，碧水如镜；风帆竞走，竹筏争流；渔舟三两，穿梭往来。加之两岸翠竹婆娑，簇拥夹扶，青山相对迤逦，回转倒映，形成漫江碧透 , 绿肥景秀的天然画廊。
有诗赞云：“水送竹迎入长廊，一川游兴画中央；迷恋忘返情不尽，餐饮秀色醉淯江”。
[引自: 万宁 bashu.net]

Snowing in Summer

2004-07-22T15:36:00.000-04:00

农历大暑飘起罕见"大雪"
7月22日是农历的大暑.当日早上8点18分许,江安县仁和乡百竹海中心校方圆一公里的范围内突然纷纷扬扬飘起了大雪,持续时间5分钟左右。
当日早上，仁和百竹海晴空万里，太阳已升起。8点18分许，仁和中心校的校长胡某、底蓬镇客人林泉、教师家属赖容等五六人正在宿舍楼门口的大坝上聊天，忽然看见天空纷纷扬扬飘起“雪花”来。赖容当时还惊奇地将“雪花”接在掌心，发现雪只有米粒般大小，呈块状，白色晶体，沾在手上并不立即融化。离学校一公里处的福利院内，在那里补课的一些初中学生也看到了同样的情景。
气象部门认为，当地7月下雪是不太可能发生的事，加之下雪时气温并未下降，不排除“雪花”是其他飘浮物。但究竟是什么飘浮物在飘飞，有关部门正在进一步分析研究中......
[半岛网华西都市报 Edi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