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我们向日本伸出温暖的手

 中国青年报

作为日本《产经新闻》驻北京的记者，矢板明夫在翻阅当天的《环球时报》时，无意中发现了一篇来自中国学者的倡议书。

那 是3月16日，日本发生里氏9.0级大地震的第5天。一封题为《让我们向日本伸出温暖的手----100名中国学者的倡议书》的公开信发表在这份报纸的国 际论坛版上。倡议书中，100位签名学者以“普通公民的身份”，指出“虽然历史遗留问题不时造成国家间政治的摩擦，但克服民族心智成长过程中的宿命困难， 需要相互砥砺良知和仁爱”，而“自然灾害使人类的道德产生超越，面对自然灾害的相互援助也能成为历史和解努力的一部分”。
矢板明夫记得，看到这封信时，心里“一下子觉得蛮感动”。尤其令他意外的是，名单中的100位倡议者中，有不少都是他的“老熟人”----他们都曾在钓鱼岛问题上对日本发表过“强硬言论”和“激烈批评”。
“人道主义超越了政治立场与意识形态。”矢板明夫说，“在网络上对日情绪比较复杂的情况下，谢谢这些愿意站出来引导舆论、传递常识的中国知识分子们。”
当天上午，他便拨通了《环球时报》主管评论的编委王文的电话。“谢谢你们。”他说。
在日本国内，《环球时报》一直被认为是“一份民族主义立场”的报纸。而在中国，矢板明夫所供职的《产经新闻》被视为“拥有鲜明的民族主义立场”的右翼报纸。
“但这一次，两份报纸体现了相同的价值判断。”王文告诉记者，次日《产经新闻》便刊文报道此事，向日本民众传递了这份来自中国的善意，“在天灾面前，人类应该携起手来，不为别的，就因为我们都是人。”
申请加入的学者，已经足够组织第二个甚至第三个“百人签名”了 。
很少有人知道，这封引发海内外关注的倡议书曾险些胎死腹中。
地震发生次日，正是清华大学日本研究中心主办的“东亚地区合作发展的国际学术研讨会”开始的日子。由于地震，有两位日本学者未能到会。开会前，来自中国、美国、韩国等多个国家的参会者起立为逝者默哀。
会后，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李廷江教授找到同时参会的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王中忱，提出了联合媒体声援日本的想法，希望由王负责润色倡议书的文字表述。
1976年唐山大地震的时候，李廷江参与过救灾活动，在他宿地的陡河电站，就有4位援建的日本技术人员遇难。而王中忱则曾在日本留学3年，上学的地方就在此次灾情极为严重的岩手县。他的一个学生也正在横滨求学，地震发生后，校方主动为这个中国学生买好了回国的机票。
“天灾面前，超越国界的人道主义关怀应该是相互的。”王中忱觉得这是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
李廷江找到的第2位合作者就是王文。在过去数年中，这位《环球时报》国际评论及社论的主要参与者曾多次撰文“敲打”日本的对华外交政策。但这一次，王文给了李廷江一颗定心丸。在征得总编辑同意后，王文在电话里对李廷江说：“咱们分头组织，今晚上版，明天见报！”
14日下午，工作紧锣密鼓地展开。下午1点，李廷江的助手李佩给60多位学者群发了一条200多字的短信，结果有30多位学者在第一时间回复“愿意加入”。

14日晚上7点，倡议书初稿完成，晚上8点，征集到的参与学者接近70人，9点，报纸的小样儿已经上版校对。
而为了更好地表达“灾难面前无国界”的意识，倡议书的题目也由一开始的《中国的爱心，日本的坚持》改为《让我们向日本伸出温暖的手》。
然而，14日付印前最后两个小时的变动，却让李廷江和王文始料未及。李廷江告诉王文，学者们在一大段关于日本侵华历史的表述上出现了分歧，“有左有右”，有些学者希望多谈“中华民族以德报怨的姿态”，有些学者则认为“声援就是声援，应该少谈历史”。
当晚11点30分，报纸即将付印前的5分钟，李廷江致电王文，告诉他“无论如何稿子不能发了，分歧还在”。
李廷江并没有死心，他觉得“这件事值得再冲击一次”。第二天中午，他有意淡化了倡议书中的中日历史部分，并将再三修改后的文稿再次传给学者们过目。
这次的修改很快收到了正向的反馈。截至当晚8点，100名学者的联名倡议书终于上版等待付印，而更多的学者仍然不断通过电话、邮件等方式要求加入。
“如果我们在这个时候失语，某种程度上就是一种失责。”一位给李佩打电话要求加入的老教授说。
事实上，申请加入这一倡议团体的人数迄今为止仍在增加，王文告诉记者，已经足够再组织第二个甚至第三个“百人签名”了。
倡议信一经发出，便引发了日本社会的广泛关注，包括《读卖新闻》、《朝日新闻》以及NHK电视台在内的多家日本媒体都对此事进行了报道。日本驻华使馆的多名官员也分别致信名单中的学者，表示感谢。
灾难面前无利害，也无国界，只有最朴素的慈悲与人道
然而，并非所有的反馈都以积极的方式呈现。
一些网友认为，对日援助就是忘记国耻，并将这种情绪转嫁到提出倡议的百名学者身上。有人称他们为“亲日派”，更有甚者，将这些签名倡议的学者清单列在网上，称其为“汉奸百人团”。
对于这样的声音，中国政法大学的郭世佑教授表示，自己早就做好了“挨骂的准备”，并愿意通过媒体向社会发出这样一种声音：斗争哲学与仇恨教育之下的极端民族主义倾向不可取，灾难面前，人道主义应该是没有差异性的。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张颐武则认为，牢记历史的国家认同与灾难面前的人类关怀是平行关系而不是矛盾关系，“不是选了一个就一定要排斥另一个”。
李廷江注意到，就在倡议书发表当天，另一个富有意味的新闻画面出现在韩国的首尔。
这一天的下午，韩国慰安妇委员会在首尔钟路区日本驻韩大使馆前集结，举行第961次定期集会。
据悉，该委员会从1992年1月开始每周三都会在日本驻韩大使馆前聚集，举行敦促日本政府道歉和赔偿的集会。
然而，这一次的集会内容并非示威，而是哀悼。
在寒风中，委员会的代表----两位接近90岁的老奶奶，坐在轮椅上，戴着棉帽和围脖，腿上铺着毡布，默默地为日本进行了10分钟的哀悼。她们告诉在场的数十位记者：“罪行是可憎的，但不要憎恨人民。”
事实上，从1992年开始，“示威活动”已经坚持进行了19年，在这期间，另一次取消示威是在1995年，那一次正值日本阪神大地震发生。
“日本人请加油！”84岁的李玉善用力喊出了这样一句口号。而在她身边，同龄的齐源玉则一直在不停地说：“人间的力量没什么做不到的，我们对日本的加油能让日本挺过来就好了。”
对于发生在韩国的一切，李廷江在给中国青年报记者的邮件中评价道：“不忘历史，大爱无疆。这是韩国社会成熟的标志，也是我们中国应该学习的。中日之间有很多历史上和情感上的障碍需要克服，和解需要时间，更需要我们的努力。”
18日晚，曾有一个学者聚餐，多名参与倡议书签名的学者都参加了。在饭桌上，大家提起网络上“挨骂”的事情，神态轻松，还相互开起玩笑：“你是百人团吗？”
一位学者告诉记者：“灾难面前无利害，也无国界，只有最朴素的慈悲与人道，传递这样的常识本是我们分内的事情。”
而在人人网上，很多年轻的中国学生同样在用自己的努力传递这种共识。
一个叫熊浩的香港大学法学博士生在自己的日志中记录了这样的故事----
“有人说，同胞们，记请楚了，你今天捐出的每一毛钱，都为日本省下了造一枚子弹的费用，最后这一毛钱有可能回到你或者你亲人的身上。
“我回复他，托尔斯泰走在路边，看到一个衣衫褴褛的乞丐，托翁拿出钱，友人赶紧阻止，‘他们永远不会感恩，他们永远不会怜惜，他们永远不会回馈！’托翁挣脱友人的手，把钱递到乞丐手中，对这位友人说：‘我是捐给人道。’”
“一个在人道的考试中不能及格的社会将是没有温度的，这样的日子是不值得过的，即使它是发达的。”熊浩这样对记者说。
很多人在邮件中焦急地询问：“我能为日本做点什么？”

在倡议信发出后的第二天，环球网的主页上出现了一个号召社会援助日本灾区、参与倡议书的短讯息，留下的联系邮箱是谭福榕的。这位《环球时报》的评论编辑是个四川姑娘，她的父母和很多亲人都在3年前汶川特大地震中死里逃生，而她的好朋友则葬身在那场地震中。
“在灾难面前，人多渺小啊，这个时候你不团结还能怎样呢？”她说。
地震和海啸袭击日本的时候，谭福榕正在参加研讨会，会场可以收看NHK的电视画面。她至今仍清晰地记得，在播放海啸预警的时候，NHK不断用日语、汉语、英语、韩语和一些“听不懂的语言”循环预警，这让她觉得“很温暖”。
同样让她感动不已的是，短讯息发布后不到一天，她的邮箱便已挤满了50多封邮件。还有一位香港商人直接给《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发了一个短信，表示要捐100万元。
希望加入捐款队伍的还包括教授、企业家、律师、大学生、80后作家、高中生、外企职工、个体户等来自社会各个阶层的群体。
一封来自河南平顶山的邮件中写道：“虽然我不是学者，仅仅是一名打工者，但是我也衷心希望大家以各种方式去支援日本。”
还有一封邮件来自云南地震灾区，发信人并没有留下任何煽情的话语，只是朴实地表示“想为日本灾区尽一点微薄之力”。
郭世佑同样收到了一封邮件，发件者是一位比他年长20岁的日本学者。这位曾支持其夫人捐助过中国北方很多希望工程项目的历史学家，希望可以获得授权，将这封倡议书转发给日本国内的朋友，“好让他们看到中国民间释放出的巨大善意”。
地震发生至今，在中国颇受观众欢迎的时事评论员加藤嘉一共收到3万多封邮件，里面的大部分内容是“祝福与问候”。很多人在邮件中焦急地询问：“我能为日本做点什么？”一些年轻的高中生观众还告诉加藤，他们愿意向日本灾民捐出自己所有的压岁钱。
在 汶川和北川，援助日本地震灾区募捐活动的现场，来自医院、学校、社区、村镇、企业和机关的各界人士在寒风中为日本捐款。他们清楚地记得，汶川地震后，第一 支到达汶川的国际救援队就来自日本。一位曾接受过日本救援队援助的中学校长告诉记者：“他们曾对我们伸出过援手，我们理应怀有感恩之心。”
在北京和上海，一些高校师生积极展开对日本的募捐与祈福活动。其中，来自日本神户的神中康多是复旦大学的大三学生，地震后的第二天，这位日本留学生会的副会长便在学校的食堂门口组织起了对日的募捐。
这名日籍华裔用流利的中文为记者讲述了募捐一周来的种种温暖。
一个阿姨带着自己的小孩到现场捐款，孩子用稚嫩的声音祝福了这位大哥哥。
一个复旦大学的老校友驱车赶来捐了1万元，没有留下名字。
一些素不相识的中国大学生站在远处，用略显蹩脚的日语向他们大喊“日本加油”。
“我觉得自己更喜欢在中国上学了。”康多说。这个大男孩还笑称，自己在中国的时候就会抱怨交通不好，但如果在日本听到有人说中国交通不好的时候，自己就会很不高兴。
如今，他正准备联合北京和上海的多所高校，在同一天展开一场联合募捐。善款一半将捐给日本灾区，另一半则捐给云南灾区。

美军战死伊拉克，我们却获得油田：为什么？

自由亚洲电台:
 
伊拉克石油部官员周四表示，伊拉克政府将与中国海洋石油有限公司牵头的一个财团签署最终协议，开发该国南部储量25亿桶的Missan油田。中国海洋石油是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旗下香港上市子公司。这位官员表示，该协议将在获得伊拉克内阁批准后得以签订。
据悉，去年6月在伊拉克首轮对外招标中，因价格产生歧义，中海油拒绝了伊拉克提出的经营条件。今年初，中海油和中化集团组成的财团接受了伊拉克石油部提出的酬金方案，双方重新启动谈判。中海油和中化国际最终竞得伊拉克Missan油田合同 ，并与伊拉克政府签署初步协议。
而在早前中石油联手英国BP石油公司开采伊拉克最大油田的协议于2009年11月3日落签，这是自从2003年伊拉克战争开打以来，伊拉克和中国石油公司签订的第二份石油开采协定，虽然条件不无苛刻，但还是有利可图的。在公平竞争下，中石油胜出……
中石油签订这个协定具有重要的意义，除了这单生意也是有利可图的之外，等于为中国的石油公司进军伊拉克吹响了号角，难怪，这两天西方的媒体酸溜溜的：我们西方在伊拉克流血流汗，中国人却第一个来这块流油的地方赚钱！
所 以我们就不要用帝国主义遏制中国之心不死之类的来回击了，否则，真是太不地道了，毕竟美国军人死在伊拉克的人数已经达到4358人。在美军入侵伊拉克这些 年里，中国的年轻人几乎从上到下无不指责美国人是为了石油而入侵伊拉克的。现在看来，除了找到萨达姆这个“大规模杀伤（民众）的武器”之外，美军确实是冲 石油而来的，只不过，据专家分析，从自由民主的伊拉克石油中得到最大好处的，今后很可能是中国的石油公司。
按照中国一些专家的观点，美国人在伊拉克绝对是“持剑经商”了，但却最终输在一直在对他们攻打伊拉克冷嘲热讽的中国公司手下。这件事让我佩服中国公司中石油的竞争力，也让我佩服美国人为世界公平（贸易）与平等作出的贡献！
一 位朋友告诉我，其实，目前最希望美军搞定伊拉克后再走的人是已经开始进入伊拉克的中国公司，一个按照民主、自由和公平的原则建立起来的伊拉克，对中国的公 司最有利----中国不可能对伊拉克的局势有什么影响，更不可能派兵保护自己的商业利益，所以，一旦伊拉克不稳定了，受影响的很可能是对中东石油依赖越来 越大的中国。而目前能够在伊拉克维护稳定的只有美军……
看起来，为了我们的国家利益，今后不能随波逐流，看到美国人要撤军，我们就高呼万岁。美国最好能够等伊拉克稳定了再撤退……
大 家也知道美国人虽然霸道，可他推广的民主制度其实对我们有利。从中国和世界各国打交道的经验和教训来看，我们不难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中国和独裁国家打交道 的时候，几乎都是靠送钱给人家，从而得到一点廉价的支持（例如北朝鲜），而更糟糕的是，建国后我们送钱最多的国家越南，后来恩将仇报地和我们打了一仗。
相比较北朝鲜，我们和民主、自由、保护私有制和人权的那些国家打交道要有利和顺利得多，例如南朝鲜。你想，如果这个世界上都是萨达姆的伊拉克，和一衣带水的北朝鲜，我们吃啥？

日本没乱，中国反而乱了

在核辐射近距离直接威胁下的日本民众虽然忧心忡忡，虽然被深重的危机弄得心绪不灵，虽然久久看不到希望的曙光，但他们仍然保持冷静沉着，没有恐慌，没有自乱阵脚，没有被谣言煽动，没有出现人潮抢购那些无任何科学根据的抗辐射物资。在 距离核电厂过千公里的中国各大城市包括香港、澳门，在远离辐射尘直接威胁的中国城市，民众包括香港一些市民却阵脚大乱，自行制造危机。从昨天大清早开始， 大批民众就涌到超级市场、杂货店、街市扫货，把货架上的所有食盐买清光，后来的向隅者纷纷鼓譟投诉存货太少，要求超市补货。一时间，各大城市都出现长长的 买盐人龙，大家都惴惴不安，人心惶惶，彷彿出了甚麽大危机。不明就裡的人甚至可能以为发生核事故的不是日本，而是中国，而是中国的核电厂！
那中国各地民众包括部份香港市民为甚么会突然抢购食盐呢？据说主要有几个原因。第一个是有传言说盐含有碘之类的物质，吃进身体可以抗辐射；第二是说盐的生产可能受辐射污染，需要早作储备；第三是其他人都在抢购，不想执输便跟其他人一起排队抢购。
在 重大天灾人祸期间，在情况及前景不明朗的时候，人心虚怯是免不了的事，各种各样的假消息、假资料四处流散也不奇怪，特别是在网络、 facebook、手机年代，一条没有证据、根据的流言很容易在瞬间传遍不同地方，引发不理性的反应。只是，食盐可以抗辐射的说法不但没有任何科学根据， 跟一般常识、常理也不相符。单单因为这样无稽的说法就引来多个大城市民众恐慌抢购，这充份反映中国民众包括部份香港市民连基本的科学常识也欠奉，连基本的 防灾知识意识也缺乏，容易变成惊弓之鸟，被不法商人、居心叵测的人利用鱼肉！若果这样的素质不改善，真正有灾难临头时不管中国或香港都很容易自乱阵脚，令 灾情进一步恶化。
当然，防灾知识、意识不足不仅仅是市民个人的问题，也跟社会条件、政府政策不足有关。以内地为例，资讯长期受政府严格控制，民众往往无法从正式渠道了解事件的真相，必须依赖非正式途径或小道消息补充。久而久之，民众便容易听信流言，出现非理性反应。
另 一方面，防灾抗灾知识并不是与生俱来的，必须透过教育、训练、演习逐步培养。日本民众在地震、海啸中的冷静沉着表现就是月复月、年复年的教育、演习成果。 他们清楚知道事故前该作甚么准备，事故中该如何对应，事故后该如何逃生。中国、香港民众却欠缺这方面的教育及训练，出现事故包括核威胁时自然手忙脚乱。
自 八十年代末兴建大亚湾核电厂后，核电及核事故已成了近在眼前的事，已成了必须认真面对的事。可惜历年来电厂、港英政府及特区政府只是不断强调核电厂非常安 全，不大愿意讨论风险问题，也没有大力宣传应对核事故的方法，更不要说组织紧急应变演习活动。在这样的情况下，市民对核安全知识的了解相当零碎有限，如何 应对灾难更是茫无头绪。结果当有威胁临近时，市民便容易失去方寸，进退失据，甚至被无根据的流言骗倒。
我们认为，今次日本核辐射危机虽然未 必直接影响香港，但由于内地特别是广东省大力发展核电，核安全问题将会是个长期问题，挥之不去。要避免昨天那种自乱阵脚、「自己吓自己」的情况，最根本的 做法是培养抗灾知识及意识，包括加强核事故应对方法的宣传教育，让市民明白甚么该做甚么不该做，让市民有能力判断消息的可信性，从而提升市民、社会对谣言 的免疫力。

南方报系炮轰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姜瑜

北京王府井所谓“茉莉花革命”造成多名外国记者与警方冲突，针对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姜瑜扬言“不要拿法律当挡箭牌”“什么法律也保护不了他”，南方报系旗下《南方周末》指出 “法律应当是所有人的挡箭牌”，中国官员迷信强权蔑视法律，普法重点必须从百姓转向官员。社评“方舟评论”说，文化大革命中法治荡然无存，令整个国家陷入内乱，冤狱遍地，堂堂宪法甚至连共和国主席都保护不了。在今年两会中，个别官员公开宣称：“不要拿法律当挡箭牌”，跟中国人大委员长吴邦国关于法律体系基本建成的庄严宣告形成强烈对比，令人深感法治转型艰难。
2010年12月30日，浙江温州乐清市蒲岐镇寨桥村村民跪地为上访村长钱云会喊冤。
2011年3月3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姜瑜举行例行记者会上说，“不要拿法律当挡箭牌”。
“不要拿法律当挡箭牌”，也许是发言失误，但表现出来的官员潜意识令人担忧。这种说法给人的印象是中国法律只是一个口号。政府需要时，法律是百姓必须遵守的强制性规范；政府觉得碍手碍脚时，可以弃如敝履。
社 评说，两位重量级的法律专家会近日反复强调法律神圣。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委员、清华大学法学院副院长周光权呼吁：“要真正让官员认同、尊重、信仰法律规 范，而不是因为他执法或了解法律而去玩弄法律。”全国人大常委徐显明教授也呼吁：当通过法律达不到目的时，统治者便可抛弃法律，而改用其他手段，这是应该 抛弃的人治观念。
法律不是道具，政治家既要用法律治国，政治家更要受法律的约束。对法律神圣的信仰，应该成为官员素养中的第一素养，官员本能中的第一本能。这有这样，才可能从根子上杜绝选择性执法，法律才不会在人治过程中起到助纣为虐的反作用。
社 评说，法律必须神圣，还在于它公正而无所偏私地同等保护所有人，它是所有社会成员基本权利的挡箭牌，包括罪犯----罪犯的基本权利也受中国法律保护。只 要是符合法律的行为，即便行为人别有用心，也不能找借口处置他。处置任何人都必须依照最严格的法律程序，而不可以无法无天，再怎样貌似正义的理由都不能用 废止法律的办法，来进行法外施刑。
当下法律界有一种说法，叫法治倒退。是否真的倒退见仁见智，但今日中国某些官员法治意识倒退则是事实。除 了扬言“不要拿法律当挡箭牌”“什么法律也保护不了他”，其他雷人之语平时也冲口而出：“你是替党说话，还是替老百姓说话”“没有强拆就没有新中国”“与 政府作对就是恶”“拆迁自焚就是暴力抗法”。
这些雷人之语看似偶然，实则展现某些官员迷信强权而蔑视规则的潜意识。
社评最后说，中国法治现实严峻，当前首要和核心的任务，的确如如周光权委员所称，是以法治官，以法治权，让官员时时守住法律的界线。今后的普法重点，必须从百姓转向官员，对官员要以守法、用法当做重要的考核升迁指标。
中国警方3月2日约见十几名驻北京外国记者，强调外国记者在中国各地采访前需征得被采访人和单位同意。据称，这些外国记者2月27日都曾在试图采访第二波“茉莉花革命”通告引起的反应时遭到警察或便衣的粗暴对待。
3月3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姜瑜举行例行记者会被记者追问“违反了中国哪项法律的哪个条款”时表示，违反了去那个地方采访需申请的有关规定。“不要拿法律当挡箭牌。问题的实质是有人唯恐天下不乱，想在中国闹事。对于抱有这种动机的人，我想什么法律也保护不了他。”

日本员工帮助20名中国研修生避难后被海啸吞没

日本员工帮助20名中国研修生避难后被海啸吞没 新华网日本宫城县女川町3月16日电 大灾来时有大爱 宫城县女川町百名中国研修生受助生还 新华社记者马杰　刘华 “要不是这些当地人的帮助，我们早就没了！”来自中国大连的研修生衣亚男和同伴们在宫城县女川町含着泪水感激道。 女川町约一万人口，一半左右至今下落不明，记者在这里看到，城镇一片废墟，海岸边堆放着几具被海浪冲上来的遗体。一辆日本国营列车被海啸拆成两截，拍打在离海岸轨道几十米以外的山边。在这样一座受灾惨烈的小镇，近百名中国研修生无一遇难，而很多人能够逃生，是因为身边有给予帮助的当地人。 灾难发生时，地动山摇，佐藤水产株式会社的20名中国研修生逃到宿舍附近一处地势较高的地方，不一会儿，公司专务佐藤充跑过来，喊着“海啸来了”，随后带着她们跑到更高处的神社避难。安顿好研修生后，佐藤充又冲回宿舍楼，试图找寻妻女。但宿舍楼很快被海啸淹没，佐藤充再也没有跑出来。 “我们看到他被逼得无路，在房顶上左跑右跑，最后还是被卷到水里。一开始还扑腾了两下，很快人就不见了，”衣亚男哽咽着说。研修生张军燕用相机拍摄下了整个过程，视频里，女孩们尖叫着、哭喊着“快跑啊”，却只能看着救命恩人佐藤充被海啸无情吞噬。张军燕说，佐藤充的妻女到现在也下落不明。 灾难发生当晚，大雪严寒，研修生们无处可去。佐藤充的哥哥、佐藤水产社长佐藤仁不顾自己家被冲走的悲伤，一晚上都在找山上的朋友借房子，暂时将研修生们安置进去。平时负责佐藤水产研修生管理的杜华说：“灾害发生第二天，佐藤仁见到我的第一句话就是： 杜华，20个人一个都没少！ ” 冈青株式会社的社长和部长也没有忘记中国研修生，他们第一时间开车将5名研修生送到附近山上。“当晚，社长给我们找了一间山顶的温泉旅馆避难。那时，他们连自己的孩子都还没找到，”来自大连的曹晶说，等情况稳定后，她们又被转移到当地最大的避难所，和几十名中国同胞团聚。 在避难所，研修生们一日可以保证有两到三餐。随着受灾信息被外界更多人知道，赈灾车辆越来越多，补给也逐渐充足。“我实在不敢想象如果没有这些人的帮助我们会怎样，”曹晶说，在这场与时间赛跑的逃生中，这些当地人对每一个生命的同等尊重，将让得到救助的研修生感动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