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员工帮助20名中国研修生避难后被海啸吞没

日本员工帮助20名中国研修生避难后被海啸吞没 新华网日本宫城县女川町3月16日电 大灾来时有大爱 宫城县女川町百名中国研修生受助生还 新华社记者马杰　刘华 “要不是这些当地人的帮助，我们早就没了！”来自中国大连的研修生衣亚男和同伴们在宫城县女川町含着泪水感激道。 女川町约一万人口，一半左右至今下落不明，记者在这里看到，城镇一片废墟，海岸边堆放着几具被海浪冲上来的遗体。一辆日本国营列车被海啸拆成两截，拍打在离海岸轨道几十米以外的山边。在这样一座受灾惨烈的小镇，近百名中国研修生无一遇难，而很多人能够逃生，是因为身边有给予帮助的当地人。 灾难发生时，地动山摇，佐藤水产株式会社的20名中国研修生逃到宿舍附近一处地势较高的地方，不一会儿，公司专务佐藤充跑过来，喊着“海啸来了”，随后带着她们跑到更高处的神社避难。安顿好研修生后，佐藤充又冲回宿舍楼，试图找寻妻女。但宿舍楼很快被海啸淹没，佐藤充再也没有跑出来。 “我们看到他被逼得无路，在房顶上左跑右跑，最后还是被卷到水里。一开始还扑腾了两下，很快人就不见了，”衣亚男哽咽着说。研修生张军燕用相机拍摄下了整个过程，视频里，女孩们尖叫着、哭喊着“快跑啊”，却只能看着救命恩人佐藤充被海啸无情吞噬。张军燕说，佐藤充的妻女到现在也下落不明。 灾难发生当晚，大雪严寒，研修生们无处可去。佐藤充的哥哥、佐藤水产社长佐藤仁不顾自己家被冲走的悲伤，一晚上都在找山上的朋友借房子，暂时将研修生们安置进去。平时负责佐藤水产研修生管理的杜华说：“灾害发生第二天，佐藤仁见到我的第一句话就是： 杜华，20个人一个都没少！ ” 冈青株式会社的社长和部长也没有忘记中国研修生，他们第一时间开车将5名研修生送到附近山上。“当晚，社长给我们找了一间山顶的温泉旅馆避难。那时，他们连自己的孩子都还没找到，”来自大连的曹晶说，等情况稳定后，她们又被转移到当地最大的避难所，和几十名中国同胞团聚。 在避难所，研修生们一日可以保证有两到三餐。随着受灾信息被外界更多人知道，赈灾车辆越来越多，补给也逐渐充足。“我实在不敢想象如果没有这些人的帮助我们会怎样，”曹晶说，在这场与时间赛跑的逃生中，这些当地人对每一个生命的同等尊重，将让得到救助的研修生感动一生。

华裔女子陪亲威上访被抓 靠加拿大护照脱身

多年前从中国广州移民大温哥华的一个赵姓女子，日前在中国人大政协两会期间，陪亲戚自山东到北京上访，结果一同被关进久敬庄「黑监狱」，很快即获加拿大驻 华大使馆介入下获释。而她身在卑诗本拿比的安姓丈夫，除为妻子在华不幸遭遇感气愤外，更说自己也要立刻申请加国护照以保人身安全。该赵姓女子较早时使用加 国护照进入中国。
据居住本拿比的安先生表示，由于他在山东青岛的一对70多岁亲戚，牵涉一宗被认为判决不公的民事诉讼，才由返华探亲的妻子 陪同下，一起前往北京的中国国家信访局，递交投诉表格。但没想到北京时间周二上午11时，他们三人抵达目的地后，竟遭公安强行带走，随后更转送专关押访民 的久敬庄分流中心。
现年38岁的安先生说：「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今年1月才接见过上访群众，为政府改革带来希望。没想到连外国公民陪访民上访也遭强行扣押，这实在让人难以接受。」
在接获妻子遭关押消息后，安先生焦急万分，立刻致电加拿大驻北京大使馆求助，幸好一个会说普通话的王姓职员答应帮忙，指使馆方面会联络北京公安局，同时发函中国外交部。他说，随后他就打电话给妻子，想直接告诉她驻华使馆的电话，一直打不通，令他非常担心。
安先生表示，经过3个多小时才接获妻子自北京打来电话报平安，说已获释，但一对70多岁的安姓亲戚夫妇续遭拘留。
他说：「记得周二晚间，前后3个小时，自己就像热锅上的蚂蚁，简直急的快疯了。」
他认为，因为妻子持加拿大护照返华，才得以获释：「我目前还是持枫叶卡，看来还得马上申请加拿大护照，否则真不敢随便回去中国。」
安先生指妻子告诉他，久敬庄分流中心里面关了数百访民，日常生活用品都被执法人员拿走，只发给饭票。戒备森严的久敬庄，有好几道铁门，进去的人根本插翼难飞。听说还有一些不幸的上访者，被殴打或送到精神病院。
他强调说，中国信访制度原希望解决大量的冤假错案，结果公职人员却粗暴关押访民，这让人非常痛心：「我希望加国政府经过这次，能敦促中国重视访民基本人权，也释放我那对无辜的亲戚。」
要认真考虑人身安全
当初先来加拿大留学、如今拿到枫叶卡的安先生认为，虽然他一旦入籍加国、持有加国护照时，他原有的中国户籍将要取消；但认真考虑到自己返乡时的人身安全，看来还是拿加拿大护照管用。
中 国各级政府目前都成立信访办公室，但数以百万计上访者，却仍像封建时代遭冤屈的老百姓一样，前往各省省会和首都上访，投诉非法侵占土地、劳资纠纷以及被执 法官员粗暴对待等各类不平事，要求高级官员介入彻查。据称，每年约1,000万人次到信访办公室上访。有些人甚至辞去工作，年复一年地上访，往往没有结 果。
--星岛日报

曾经，我有一个最卑微的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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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我有一个最卑微的请求：

我是一个农民，你能不能让我的孩子不用再做农民？我有一份责任田，能不能我想种什么就种什么？即使让我们按自己的意愿种植，能不能让我们能从地里刨口饭 吃？即使你想征收我的责任田，能不能给我提供一个基本的法律依据？即使不能给出依据，能不能按照国家标准给我补偿？即使不能按国家标准补偿，能不能把补偿 款全数给到我手里？即使不能全数给到我手里，能不能等田里的庄稼成熟收成后再填平我汗水浇熟的田地？即使，无论如何我都不同意，我能不能不用死在车轮底 下？

我能够进城谋生，你能不能不叫我“农民工”？能不能让我的孩子不用上“农民工子弟小学”？即使要上“农民工子弟小学”，能不能不因为需要减少城市流动人口 而要拆掉我孩子的学校？即使我的孩子能上城里的学校，能不能和城里的孩子給一样多的学费？即使我要给更多的学费，能不能让我的孩子在居住地参加高考？

我是一个小摊贩，那怕锅里只是几根煮熟的苞米，你的城管能不能不随意来取缔我的小摊子？即使要来取缔我的小摊子，能不能不要随意掀掉我的摊子、踢飞我的铝 锅，没收我的板车？即使非要掀掉我的摊子，能不能不要把我按在地上痛打？我只图两餐温饱，给子女攒点学费。即使不给摆摊，一家人衣食无着我不得不带着孩子 出来乞讨，能否不强行拉我们去验DNA？如果我的孩子让人拐走了，能不能不要让人把孩子拐到黑砖窑做奴隶？即使他被人拐走做了奴隶，能不能帮我把我的孩子 找回来？

我是一个民办教师，你能不能不让官员的子女充斥学校而给我一个经过考试转正为公办教师的机会？当我面对村里的孩子叫我一声“老师”的时候，能不能让我不用 再低头慌张躲避？我是一个复退转军人，能不能按照当初的承诺，给我一份工作，那怕是单位里保洁、保安、开车等最低收入的工作？我是一个国有银行的下岗职 工，能不能不用低得可怜的数额买断我的工龄？我只是一个下岗工人，能不能让微薄的退休金增幅赶上通货膨胀的速度？

我是一个教徒，你能不能尊重我的信仰自由让我有一个公开颂主的机会？即使不能给我一个公开的机会，能不能让我能私下在家庭里聚会？即使不能让我在私下聚 会，能不能不隨意闯家里把我抓去拘留劳教？即使要把我抓去拘留劳教或监狱，能不能不虐待我？即使虐待我，能不能让我活着走出看守所、劳教所或监狱？

我是一个大学生，你能不能不要收那么高的学费？父母二三十年的积蓄，才勉强供我一个人上学。即使不能降低学费，能不能不把我扔到郊外的大学城自生自灭？即 使把我扔到大学城，能不能不要收那么高的住宿费用？即使要收那么高的住宿费用，能不能不要收那么高的电费水费？还有，即使要按比例抓人挂科，能不能不按学 分收费重修？即使这一切都不能如我所愿，能不能让我在每星期天下午自由走出校门？如果我毕业走出校门，能不能不要让我马上失业？即使我马上失业，能不能让 我能群租苟且偷生等待机会？即使我能找到一个工作，能不能让我们按年薪的合理比例购置我自己的房子而不是成为“房奴”？

我只是一介布衣，你能不能不随便在路上把我截停来查我的身份证？即使要查我的身份证，万一我忘带 了，能不能不把我关到看守所？即使把我带到看守所，能不能不要叫我的家人带钱来赎人？即使不叫我家人赎人，能不能不要殴打我？即使要殴打我，能不能不把我 打死？即使把我打死了，能不能不说我是“躲猫猫死”“睡觉死”等原因而意外身亡？

我有一所祖传下来的房子、一所我辛苦赚钱买回来的房子、一所我一砖一瓦砌起来的房子， 即使你需要用我房子下面的土地，你能不能和我商量一下房子的价钱合理补偿后再拆我的房子？即使不能商量，能不能按照房子的市价购买我的房子？即使不能按市 价购买我的房子，能不能不趁我不在的时候扒掉我的房子？即使不能不扒我的房子，能不能不要找人来打死打伤我后再拆房子？即使当我不得不点燃自己身上的汽油 的时候，能不能不说我是暴力抗法？就如梁文道所说，“好，就算你不能保证老百姓的住所不被强拆，起码你也该留道气口，让他们去上访投诉吧。如果你连上访都 不准，可不可以不要强奸那个跑来上访的女孩呢？如果你的人非强奸她不可，能不能至少让那个女孩去报个案呢？就算做做样子也行吧？万一这女子太过害怕，找人 陪同壮胆，能不能不捉那个陪她的善心人，说他是‘聚众滋事’呢？如果你真得抓这个人，至少让他见见家人和律师好不好？”

我只想吃碗饱饭，你能不能让商家不要在我吃的东西里头加地沟油、加吊白块、加苏丹红、加甲醇、加毛发酱油？大人也就罢了，能不能让商家不在我孩子奶粉里加 三聚氰胺，能不能不在我孩子的奶粉里面加皮革蛋白粉？即使孩子被毒害而疾病缠身，能不能给我的孩子必要的补偿？即使不能给补偿，能不能让我能通过法院寻求 公正与赔偿？即使不让我去法院寻求公正，能不能不把我抓起来判刑？即使要把我抓起来判刑，能不能不要强迫我认罪撤诉？即使我被迫认罪撤诉，能不能不让我消 失于人世？

我已经有了一个孩子，你能不能不强制抓我去上环节育？如果我有一个孩子而又怀孕的话，能不能不拉我去强制堕胎？如果我生完两个孩子，能不能不强行拉我去结 扎？如果我逃避计划生育，能不能不拉我的家人去学习班？即使不拉我家人去学习班，能不能不拉我的牛、挑我的粮食、揭我家的瓦？即使这些事情你都做了，能不 能给我的孩子一个户口？

我想说两句话，你能不能不强加我造谣诽谤煽动颠覆国家的罪名？即使要强加我罪行，能不能按法律程序通知我家里人？即使我被控制了，能不能不去吓唬我家里的 老人小孩？即使不能通知我家里人，能不能让我请律师，让我的律师会见我？即使要强行开庭，能不能让我的家人参与旁听？即使不能让我家人旁听，能不能让我的 律师传唤证人出示证据充分答辩？即使你强行判决了，能不能让我的家人定期会见我？即使我能如期出狱，能不能不把我放到一个更大的监狱里？

可是，没有如果。经过这么多年，我已经绝望地发现，连我最卑微的请求，完全都不可能得到一丝一毫的满足。

以前，我会说，请你帮帮我；但是，从今天开始，我会告诉你，我不需要你的帮忙了。

以前，我毫无尊严地乞求最低限度的生存；现在，我清楚我需要的是有尊严的生活。只有两个字：尊严。

我的尊严，不再需要你的施舍，我的尊严，就在我的脚下，在每个星期天下午两点的街头。

你给或不给，诉求都在这里，不屈不挠。

利比亚驻联合国代表声泪俱下止住了中国代表“不干涉内政”

中国政府承认使用致命杀伤性武器镇压平民是反人类罪
2月26日，联合国安理会的15个理事国举行紧急会议，经过一整天的密集磋商之后，一致通过了制裁利比亚卡扎菲政府的第1970号决议。
制 裁内容包括4个方面：1、对利比亚实行武器禁运，2、禁止卡扎菲和家人以及16名亲信出国旅行，3、冻结相关人员的海外资产，4、以涉嫌“反人类罪”将利 比亚当局镇压平民的行动提交海牙国际刑事法庭进行处理。可以说，这一制裁案几乎动用了除开军事介入之外的所有制裁手段。
在会上辩论议案时，利比亚驻联合国代表发言，声泪俱下，恳求各国代表投票支持制裁，特别要求把卡扎菲政府送上国际刑事法庭。他的发言止住了中国代表所谓“不干涉内政”的论点，成为辩论的转折。
一个主权国家政府的代表，请求外国政府联合起来制裁惩处自己国家的政府，并且一见到各国同意制裁，立即流下感激的热泪。这在联合国历史上是没有先例的。
第1970号决议的伟大意义在于，正如美国驻联合国代表所说：“它史无前例地迅速和一致决定，将一个国家的人权问题提交到国际刑事法庭进行处理。”
不 消说，这一点正是中国政府最害怕的一点。本来在这次会议上，其他国家早就表示同意了，唯有中国代表迟迟不表态，因为中南海就半天拿不定主意。众所周知，现 在利比亚政府的所作所为，就是1989年中国政府的所作所为。这一点，卡扎菲自己就一再强调。卡扎菲两次电视讲话，都以中国政府在1989年出动军队坦克 镇压天安门民主运动为例，为自己镇压利比亚平民的行为作辩护。
这就使中国政府陷入极大的困境：如果它不投赞成票，那等于把自己和卡扎菲捆在一起推上被告席，成为国际社会的众矢之的；如果投赞成票，那等于从理论上承认了1989年天安门屠杀是反人类罪，应该被追究责任。
中国政府是最后一个投票的。出于无奈，它不得不投下赞成票。在表决之后，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李保东作解释性发言，说：“考虑到利比亚当前极为特殊的情况和阿拉伯及非洲国家的关切和主张，中国代表团对安理会刚刚通过的第1970号决议投了赞成票。”
2 月28日的英国《泰晤士报》发表署名文章（注）指出，阿拉伯人的觉醒可能会深刻地影响中国的政策。中国政府在它所参与的最重要的国际机构－－联合国－－和 大家一道，立下了一条明确的规矩，那就是，使用致命杀伤性武器镇压民众是犯罪行为，政府的领导人可能也应该被追究责任。
不错，中国政府投票 同意联合国第1970号决议，并不等于它已经承认了六四屠杀的罪行，也不等于今后它就不再会使用致命杀伤性武器镇压平民。我注意到，国内官方媒体在提到第 1970号决议时，只说了3项制裁，即，武器禁运，旅行禁令和资产冻结，有意隐瞒了以涉嫌“反人类罪”将利比亚当局提交国际刑事法庭这一项。可见，中国政 府还在欺骗中国人民。这表明它还无意改恶从善。但是那毕竟也说明了，中国政府自己也知道，在道义上，在法理上，它无法否认，它不得不承认，使用致命杀伤性 武器镇压本国平民是反人类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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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Libyan tremors will be felt as far away as China;The Arab awakening could profoundly affect policy in Beijing and London, and herald a new dawn for the EU. by Bill Emmott, Times (London); Pg. 23; Feb,28,2011.
___   自由亚洲电台   ___

流沙河：中国人在全世界唯一最好的朋友是美国人

本文摘自：人民网，作者：流沙河，原题：《流沙河：中国人在全世界唯一最好的朋友是美国人》
流沙河：各位朋友（热烈的掌声），我比在座各位朋友蠢长得多，我今年已经74岁了。我这个人谈不上什么“思想”；但是由于我的年龄比你们大，我曾经亲身经历的事比如抗日战争你们没有经历过，这就是我跟大家不同的地方。今天来，我只跟大家讲两件事情。

我的家乡在今天的青白江区城乡镇，在那时金堂县的县城里边，一条好深的巷子叫槐树街，出去有一个庙子叫“川祖庙”（音）。从我当小学生起，这个川祖庙就有一拨一拨的壮丁进来集训，两三个月后就开赴前线去了。这都是我这个小学生亲眼见到的。这些壮丁苦得很，他们穿得稀烂，我没有看见任何强迫，全部是招派，而且都是自愿的。

这些壮丁是怎样来的呢？当时的征兵政策，叫“三丁抽一，五丁抽二”――你有三弟兄必须要出一个去打仗，有五个要出两个。出了以后由国民政府（县政府）给“安家费”（用“黄谷”就是没有碾出来的米发放），所有壮丁的家属都领了的。这里面我所见到的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九是自己去的，“拉壮丁”的事有没有？有，我亲自看见过一次，而且这一次的情况是：有个保长，他完成了任务又乱打主意，想再拉一个木匠。那天木匠收了工从房子上下来，保长就把他拉了。

但是拉了以后第二天就放了，为什么呢？因为这样子做不合法。由于当时负担壮丁的人除了保长以外还有很多乡长，别人都是按照规定而他完成后又胡乱来，怎么行呢？所以后来就放了。这是我见到的唯一一次。我见过川祖庙里一批批来一批批走不下数千人，这些壮丁怎么可能都是强迫拉来的呢？拉来他不跑吗？很容易他就跑了，那个庙子几面都是空的。这些壮丁非常苦、非常惨，我们四川的三百万壮丁几乎都是农民。全部是这些最穷苦的老百姓。而且这中间我没有看见过逃兵。逃兵有没有？有。连正规的兵营都有逃兵，但怎么能拿这跟百分之九十九点九来比呢？

而且还跟你们不同，本人有幸接触过一大批这样的人。那是文革中我这个“右派”。这些就是我亲自看见过的抗日战争到前线打过仗的人。无论你们从“理论”出发、还是从你们的“主义”出发你们要采取什么做法，都难以抹杀四川三百万“壮丁”的善良勇敢，和他们在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中作出的贡献和牺牲――四川的壮丁牺牲在战场上有几十万。他们用的武器根本没法跟人比，但是他们去赴死了。这是我终身难以改变的印象。这就是我要讲给大家听的第一个故事。

第二个故事也是我亲身看见的。我要告诉大家：美国人是我们最好的朋友，中国人在全世界唯一最好的朋友是美国人。1900年八国联军进入北京，第二年的“庚子赔款”所有的八个列强，其中只有一个国家拿到这个钱没有动，就是美国。后来以各种方式退给我们了，其中一种方式叫“庚款留学生”，还有的拿来补贴我们的大学。我告诉你们，抗战时期山西有一个“铭贤学院”迁到我的家乡来。这个学校是和美国欧柏林学校挂了钩的，欧柏林大学有个“山西基金会”就是美国政府用庚子赔款设立的。“山西基金会”的钱就用来资助办铭贤学院，从30年代创办就是用的这个钱。

后来抗日战争了辗转数千里逃到我们家乡，我们家乡最大一个姓曾的地主，他主动把自己一个寨子腾空，全部免费借给这个学校。这个学院就这样一直办了下来。政权改制后它就变成了“山西农学院”和“山西工学院”，然后跟美国交恶后每年的这个钱就没有了。那头也没有作任何解释，我们这头说“我们革命国家，谁要你帝国主义的臭钱”，就这样从建国以后这个钱就断了数十年。

到了改革开放初期，欧柏林大学的“山西基金会”派了一个工作人员，一个27岁的小伙子到中国大陆来，找到中国政府。问他有什么事情，他说你们国家从前有个铭贤学院还在不在？哦，大家就告诉他说这个铭贤学院从建国后就迁回了山西，在它的基础上办了一个“山西工学院”和一个“山西农学院”。然后这个小伙子就去找，找到里面一些老的教师，果然证明这是事实。考察后他就走了，也没有说什么话。过了一段时间美国方面就正式派代表来，说是要接触你们原来铭贤学院、现今是“山西农学院”和“山西工学院”的人，要拨一大笔款给他们。你想我们这边的官员听说有“美圆”来，那个积极性之高啊（笑声），马上把工学院、农学院的党的领导，党委书记、院长每个单位派起代表团来。但是一接触没有发现一个真正是原来铭贤学院的人。人家“山西基金会”说你们来的都是官员，我们要见铭贤学院的人。怎么办，怎么办？最后才想起山西农学院有个右派分子是原来铭贤学院的，于是去把这个扫厕所的教授老头找来，说让你加入我们这个代表团，你走在前面。结果人家还认得到他，从此以后每年20万美圆就没有断过，10万给农学院，10万给工学院。这样大家才知道，原来尽管。夺取政权后这个钱就断了，但美国人一分钱都没有动，全部拿来存起连本带利增值了几十年，现在就能够每年拿出20万给这两个学校。这是我一个在铭贤学院读过书的朋友讲给我听的，我听了当时就哭起来了（掌声）。八国联军中没有一个国家这样做。

其中最恶劣的有两个，一个是日本，日本把我们赔的钱都拿去制造武器再来打我们；第二个就是俄国，极其无耻贪婪。而不久前我读一个清朝派到美国去的人写的笔记，当时的美国总统接见这名外交官时曾表示：有两个国家想要侵略你们，一个是日本，一个是俄国。贵国受列强欺负，我们美利坚合众国是同情你们的；我们希望你们要强大起来，一个强大的中国是符合美国的利益的。还有一个事情，就是八国联军走后，中国的赔款绝大部分不是给的银子，根本没有那么多现银。是通过什么方式给的呢？是从中国的海关收入里每年扣出。中国总署由八国推举的代表、一个叫赫德的美国人管理赔款帐目，赫德管理的帐目那是一清二楚。美国人在这方面的品行也为世所公认。

抗日战争爆发时我刚进小学，到我进初中的时候抗战已经进入最后阶段，也是最艰难的时期。我13岁那年曾经与其他同学一起去美军的军用机场，跟所有大人一样参加劳动。一样吃的是糙米饭，米汤是红颜色有气味的；一样是八个人一桌，只有一小碗不见油花的盐拌萝卜丝。就这样修了一个星期机场。我们这些娃儿是怎样想的呢？——再不出力国家就要亡了。因为从小我们的老师就跟我们讲：一定不能当亡国奴！当了亡国奴就要像朝鲜人那样，见到日本人来了就要立正鞠躬，日本人要骑马还要垫背让日本人踩着上马。这就是亡国奴！因此我们从小就知道要爱自己的国家。当时国民政府也好、老师也好，要我们爱国从来没有说过“爱国主义”这几个字。你要知道，“爱国”成了“主义”，就是一种“学说”，一种学说是不含任何情感的（掌声）。我们的老师说“要爱国”，余光中对我说“爱国是一种感情，不是一种主义”。我从小就是被这种感情所制约的。

——后来这个机场修起了，我当学生亲自看见这些美国飞行员从我家院子上空飞过，去轰炸东京，轰炸日本的钢铁城市八幡，有B-29、P-51（“野马式”战斗机）、还有一种叫“黑寡妇”的战斗机。往往是早上看见一架架B-29编队飞走，下午回来时都已经是打散的了。我亲自见过有些回来的轰炸机，四个螺旋桨有三个都不转了，就靠一个螺旋桨飞回来；还有的翅膀上被高射炮打穿的洞有桌子那么大，透过洞看得见蓝天。小时候看见这些飞行员只觉得他们很英勇，却不知道他们中还有很多人早已葬身太平洋鱼腹之中了。这些就是我们的朋友啊，死在这里啦！这些死让我无法释怀。

另外我还要讲讲美国人的善良。我们中国人，我们贫穷，我们没有自尊心，我们不争气——我们那么多中国人，去偷机场里面美军的军用品，美军从来没有来追查过。在我的家乡，每天黄昏后地下摆的摊子卖的全是军用品，贼货。偷来的美军皮靴、腰带、衣裳、罐头——连花生米罐头都偷，最后就是美军卫生用纸，一捆一捆的偷出来在那里卖。任何美军都没有来追查，换了其他国家是做不到的。美国人单纯天真，而且体谅穷人，晓得你们这个国家没有办法。搞到什么程度，连美国人的枪都要偷，流落出许多卡宾枪，美国空军战士用的那种短卡宾。是由于这些美国兵，他们自由散漫惯了，他们进食堂吃饭有个规定：不允许带武器进入。所有卡宾枪都在食堂外的墙边排成一排，结果吃了饭出来发现枪被偷了。偷了美国人还是就算了，说没关系他又去领。偷美国人皮靴的情况是，美国兵的营房晚上睡觉他们要空气流通不关门，第二天早上起来就哇啦哇啦闹鞋子没有了，于是再去领一双。

后来我在60年代文化大革命前所在的农场，靠近凤凰山飞机场。那里的农民对美军也很熟悉。当时有个姓黄的老大爷是“贫下中农协会”的主席，属于“无产阶级”，党很信任的那种人。他跟我摆起过去的事说：“美国人都是些瓜娃子！”我说：“咋个喃？”他说：“嗨呀，我们净整他们！”说是美国空军因为要有营养，就在天回镇那边买了许多鸡，委托他们去熬鸡汤。“我们只要炖的鸡汤一煮开，就把整鸡捞起来丢在潲水桶里，每天下午挑潲水走时美国人又不检查，结果挑了几十只鸡出来每天晚上在天回镇卖白斩鸡，嗬哟，吃的人还多得很！”（笑声、叹息声）“——美国人居然还不知道，不是瓜娃子吗？”

另外还有我亲自见到的一件事。在广汉机场那里有一个小娃儿——那个机场虽然是军用的，但小孩进去美国人根本不管，我就进去很近的看过飞机——有一个小娃儿突然就丢失了，于是那些农民就闹，说美国人把娃儿偷了。结果过了一个月那个美军休假回来把娃儿带了回来，给他换了一身新衣服，包包里还塞满了美圆，送他回家。这些我亲眼看见的事情，使我对美国人的单纯善良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不管在朝鲜战争开始后说美国人咋个咋个的坏。50年代初我们国家编了一套连环画，是中国那些最有名的画家集体创作的，叫《美帝百年侵华史》，拿来在全国宣传，连每个村庄都贴得有。那美国人简直是青面獠牙啊，美国人坏得不得了。后来在文化大革命前我在凤凰山机场挖地，因为那里过去是美军机场，有个“左派同志”就说：“不晓得他们在这里强奸了我们多少中国妇女！”我当时忍不住冒了一句“——还要调查了才晓得。”嗬，这下报告上去，说我是“坚持反动立场”（笑声）。所以这个是没有办法的：人的记忆无法抹杀。人们信仰的“主义”可以改变，记忆、事实却无法抹杀。

到了80年代我年纪很大了，也都可以出国了，这种记忆依然在起作用。我两次随中国作家代表团出访，一次作为团员、一次是团长。

作为团长那次是到菲律宾。去之前我就知道菲律宾马尼拉南郊有个美军墓园，在太平洋战争中美军牺牲的七万人，有二万五千零七百多人埋葬在这里。因为当年本人研究台湾诗，有四位台湾著名诗人都到过这个墓园并写过诗，其中写得最好的是罗门（大意）：“……太平洋的海底没有门，史密斯、威廉斯你们已经去不成了，就在太平洋的海底吧；哦，等待你们的烟花肯定要放过，等国丧节吧……”〔整理者注：原诗较长，相应部分为“……史密斯威廉斯烟花节光荣伸不出手来接你们回家……史密斯威廉斯当落日烧红满野芒果林于昏暮/神都将急急离去星也落尽/你们是那里也不去了/太平洋阴森的海底是没有门的”〕看了很难过。所以我就立下誓言：只要我到菲律宾就一定要去那里。结果到菲律宾后——我是团长，下面还有几位团员——那边一安排，参观的节目里没有这个，没有这个叫“麦金利堡”（FortMckinly）的二战美军墓园。一看我就很失望。我就琢磨要想个什么办法。

在那里一切都要服从大使馆，而到菲律宾的作家代表团我们已经是第三个了，以前两个都没有去美军墓园的安排。因为菲律宾政府的安排要跟中国大使馆商量，80年代中国大使馆绝对不会允许去参观。到后来第二天我们就要走了，每个人包包里都还揣得有几百个比索，那天下午我就说“今天下午放假，各位同志你们要采购什么的赶快去”。等大家走了，我就一个人找到当地一个写诗的华侨叫李云鹤（音），请他带我去。他说“可以，可以，但是你们中国作家从来没有哪个去的啊。”我说“台湾呢？”他说“台湾是每个作家非去那里不可！”我一下就明白了：人各有感情。我们这边是枪杆子造反打出来的江山，当然就把美国当成敌人；而台湾那边他们记得到，是他们曾经的战友。在我们这边的人里，我是第一个去的。

那个下午我真是感慨良多。我从来没有见过那么大的墓园，更让我惊奇的是下面的情况。

首先是所有的墓碑上一律只有四项内容：一、姓名；二、籍贯；三、部队番号；四、牺牲年、月、日。起先我很纳闷：这里埋葬的军人中既有将军，又有其下不同军衔的和普通士兵，怎么一点没有反映？后来一想才恍然大悟——别人认为将军也好、元帅也好、士兵也好，都是活着时候的一个身份；他死了在上帝面前就都是一个普通人了，就没有这些区别了。不像我们，死了很多年还叫毛“主席”（笑声、掌声）。这是鄙人受的第一个教育。

其次是不分军阶所有墓都修得一模一样，占的面积就那么一点——他们那个不能叫“坟”，中国式的坟是要鼓起来的，而它是平的，上面是一个十字架墓碑。别人的政府花的是什么钱？绝对是我们这些脑筋想象不出来的。80年代我的全部财产加起来还抵不上这个小小的十字架！为什么呢？那是从意大利西西里岛产的“雪花大理石”专门采下来，刻制好了再绕半个地球运到这里来——我连运费都出不起，而且每个都是一样的。这是我看见的：别人没有分任何等级。别人坟墓的排列次序是按ABCD的顺序区分的，你叫Adam你就排在前面，在A区；叫Zemota就在最后，查找起来很方便。别人不仅活着的时候要平等，死了都要平等（掌声）。

这样的事情是在中国我看不见的。还有在墓园前面刻了很多标语，都是黑色大理石填金，它的英文翻译出来就是：“主啊，在我们和强大敌人搏斗最艰难的时候，是祢鼓舞我们勇往直前”，——是“主”，你注意：不是“。党”、“共和党”（掌声）——“上帝啊，祢从太平洋海底把他们的灵魂带回去吧”，“主啊，原谅我们的软弱，多亏祢的支持我们才坚持到最后英勇牺牲”等等——里面没有一个字提到美国总统罗斯福，虽然罗斯福那么伟大；没有一个字提到“。党”、“共和党”。这是不是就是说他们迷信呢？不是的。因为在这里“主”是一个符号，意味着平等——“我们所有的人，死后在GOD面前大家都是一样的”。因此无论你对“主”，然后到了整个墓园的中心区，有一座灰色水泥方塔，三面都是光的，只有一面刻有浮雕，没有任何文字。

这浮雕也令当时的我十分惊诧。

因为按照我们的想法，它的内容应该是歌颂这些牺牲了的美国将士，如果要我来为我们的革命墓园设计的话，那就是一幅战士端枪冲锋、领袖在后面挥手之类的图景；但我一看却完全不是这样，很让我感到惊奇。

它刻的是一个半裸的小伙子双手持剑，这样握着，边上有一些树林——哦，我一下子明白了。这是圣乔治。所有欧洲人都知道的民间传说里斩恶龙、救爱人的圣乔治。这是用圣乔治这个形象代表全体牺牲的美国将士。而且圣乔治脸上没有一点胜利的喜悦，完全是面临大搏斗的紧张，两手紧握宝剑、双目凝视着远方正在扑来的恶龙。这形象一下打动了我。再一看，还有：圣乔治上面两边各有一个少女，穿着古希腊长裙——是自由女神（一个叫Freedom，一个叫Liberty），意思是说他这样英勇战斗是为了自由（掌声）。还没有完。在自由女神的更上面，还有一个妇女，半身像，我一看就懂了——她一手拿天平，一手持权杖，这个女子是Virgin，正义女神。哦，战斗是为了自由，自由又是为了什么呢？为了正义。她这个正义女神一手拿天平——要有平等，一手拿着权杖——要有民权、人权。正义女神上面还有没有？还有。还有就不是神啦，是一个普通美国妇女怀抱一个婴儿：那个美国妇女是“祖国”，那个婴儿就是“祖国的未来”。一个妇女护着婴儿就是整个立意，没有任何文字说明，但我却是深受教益：这就是别人社会、立国的基本价值取向，都在这里面了。

后来我又看见有个墓碑，上面既无姓名籍贯又无部队番号，只刻了一些英文分三行排列，翻译出来就是：“这里躺着一个武装的同志……OhGod——只有上帝才知道他是谁”——这是一个无名战士的墓。按照我们这边，任何革命墓园，都要审查历史。如果你连姓名都没有，就没有资格进革命陵园，因为万一你是叛徒呢？而别人就是没有姓名的也一样给他立了碑。再往下看，又看见一个墓使我心头非常快活。这个墓是一个华裔的，因为他姓名的写法是：N一个省略点；M一个省略点；后面K、I、N——他姓“金”。我在这个墓碑前照了一张相，为此感到些许欣慰。

我的菲律宾华侨朋友对我说：“有几个墓的墓碑不是十字架，我们搞不懂是什么东西，是不是你去给我们认一下？”于是我们就一起去找，找到了我一看，是一个六边形的墓碑，上面还是刻着姓名、籍贯、部队番号、牺牲年月日。我说：“他是犹太人。”凡是读过《旧约》“出埃及记”的都知道，摩西带着以色列人（犹太人）在沙漠里走了几十年都没能回到故乡，摩西死后由大卫王继续，每次迷了路天上都有颗星指引方向，这就是“大卫星”。

我说这表明别人尊重他的宗教信仰。然后他又说“还有个墓碑非常奇怪，不是大理石的。”在他的指引下我看见有个东西在夕阳的余辉里闪着金光，到了那块碑前上面刻的文字又一次使我震惊：“这里躺着我们十八个战友，由于他们身体的部位已难以互相区别，因此让他们在这里一起长眠”——这是那些身体被炸成碎块、难以区别这块是张三的、那块是李四的，只晓得是这十八个人。如果喊我来管，干脆刨18个坑，每个坑里弄一点进去不就了事了？结果别人不。就是说人死了都不要欺骗他，不能欺骗死者，要让他死后都能够真实（掌声）。这些都使我感动。离开时偌大一个墓园只有我和我的菲律宾朋友，在黄昏的夕照之下依依不舍。最后我去看它那个纪念窗、纪念图，比这个墙还高。其中有一张图，地图上画的是从中国内陆、从四川画了一个红色箭头，越过整个中国、越过黄海直插东京——这就是画的我修过的广汉机场，从那里500架B-29去轰炸日本东京的示意图！看到这张图我一下子泪洒衣襟，因为我修过它的跑道，这跟我有关！

所以在10年前，二战胜利50周年我就写了一篇文章，叫《二战我修飞机场》。这篇文章是台湾《中央日报》的约稿，后来占了一个整版。《中央日报》还加了个“编者按”，说是这篇文章让我们又回复到当时中国的艰难情景中，连小小13岁一个学童都要去修飞机场，可见国家、民族的危机之严重。文章发表后就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

有个名叫“林达”的美国女士，到成都后通过各种关系找我，最后由一个考古队的朋友带到我家里。她问我：“你是不是写过一篇文章《二战我修飞机场》？”

我说：“是的。”她说：“你这篇文章是不是发表在台湾《中央日报》某年某月？”我说：“是。”然后她出示一张照片，一言不发盯着我。我一看那是我最熟悉的SuperFortinAir〔SuperFlyingFortress？〕——“超级空中堡垒”B-29。我就告诉她“这是B-29，但是你们已经把它背上的炮塔拆掉了；它的腹部还有一个炮塔，像锅一样凸出来的也没有了。”

她说：“是的，是我们拆掉的。”我说：“还有最重要的它尾舵上有一根天线一直拉到头部，你们这架飞机没有了。”她说：“对，你说得完全正确！”于是她才告诉我，说“我来找你是因为，我的父亲曾经从广汉机场驾驶B-29去轰炸东京，他读了你的文章后要我采访你。”我连说那时我还是一个13岁的孩童，也只是修了一个星期的机场。她说你把当时关于美国飞行员的各种所见所闻都讲讲吧。我说好，我来讲讲。

于是我就把当时所见美国飞行员是什么样子给她描述了一下，还有他们指着几个在河边洗衣服的中国妇女说的一句话，虽然我学过一点英语，但他们的口语还是听不懂：Thereare“微敏”，Thereare“微敏”，这“微敏”是什么？结果原来是我读英语读成的那个“窝门”，W、O、M、E、N“窝门”，就是“女人”。然后我又告诉她有美国地勤人员被炸死。是怎么回事呢？被中国人炸死的。因为美军把炸弹堆放成金字塔样，有一面靠墙，没有任何防备什么人都可以进去。那些贼就要去偷炸弹——炸弹是没有用的，但炸弹里面有一样东西很有用，就是把撞针卸下来有一圈用最好的锡制作的保护圈，这些中国贼看中的正是它。

他们把撞针卸下撬走保护圈，然后再一切恢复原样，那炸弹一样可以炸。在这些中国人的观念里觉得没有什么关系。这就跟契诃夫小说里的农民是一样的，把铁轨的螺栓撬下来拿走了，法官问他“你知不知道这样做会造成火车出轨？”那个农民说“俺没有那么傻！俺晓得隔好远才取一根螺栓，怎么会出轨！”（笑声）结果有一次美军用吉普车运炸弹，有一颗炸弹爆炸就炸死四名美军。就是这样都没有说要把中国贼抓出来枪毙。后来都没有追查，美国人算了。这些事情她都一一记录下来。我又告诉她修机场是怎样铺石子，我们小孩怎样做、怎样补，美国军人又是怎样对我们竖大拇指“顶好，顶好”……所有这些她都记了下来。

林达回去一年后给我打来电话，说他们美国有一个“B-29协会”，美国全国还有400多个B-29飞行员在，他们要建立一个B-29纪念馆，美国政府给了他们一架飞机，相片上那架就是。这个纪念馆中心砌了一个台子安放这架B-29，周围砌墙用的每一块砖上都刻着一个名字，凡是跟B-29有关的人员——飞行员、地勤人员等等全都有份。她父亲说“那个13岁的年轻人为B-29修过跑道，我出钱！”她父亲出钱订了一块砖，上面用英文拼的是本人“流沙河”的名字（掌声）。

这件事使我深深感到美国人的认真。比较起来，有位志愿军战士对我说他们重新到朝鲜去，他战友的墓已经非常潦倒，有些早被朝鲜人挖了。这就是“亲兄弟”，“鲜血凝成的友谊”；而那个是“帝国主义”，别人还记得起太平洋这边一个13岁的娃娃，修过7天飞机场！

这就是我今天要说的两件事。一是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九的壮丁是自愿去的，是勇敢的；第二，美国人是我们的朋友。今天我要告诉在座各位的只有这两件事，其他的道理我讲不清。我讲得拖沓占了大家时间，对不起。（长时间热烈鼓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