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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公共世界的四大坏死征兆：反思“中国模式”

中国公共世界的四大坏死征兆：反思“中国模式”

文章来源: 凯迪 于 2011-11-14 20:54:51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发展取得了惊人的成就，也面临空前的危机。我们的经济发展迅速，GDP连续几十年以百分之十左右的速度增长，目前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我们的国家每天都在发生巨大的变化，无论走到哪里，我们都可以看到到处是新大楼、新马路、新街道，物质繁荣，商品琳琅满目。老百姓的生活水平明显提高了。


但与此同时，我们也陷入了经济、政治、文化各方面的危机，我们的生态环境遭到了巨大破坏，大片耕地不见了，大量的河流和池塘消失了，空气中充斥着有毒气体，土地也被大面积污染。我们的政治生态也出现了严重问题，权贵资本主义，权钱交易，贪污腐败，践踏人权，群体性事件频发；我们的道德文化也陷入了空前危机，消费主义和享乐主义作为绝对强势的生活态度几乎控制了所有人的精神生活，政治参与热情锐减。几乎人人都对现实不满，都知道制度的缺陷，都在骂贪官污吏、权钱交易、社会不公、两极分化……但是没有人试图改善这个制度，而是一有机会就想方设法利用制度的缺憾、巴结政府官员，抓住制度的弊端为自己谋私利。


总之，我们的经济奇迹建立在巨大的危机之上，这种危机我把它归结为三个坏死：自然的坏死，道德的坏死，制度的坏死。这三者加在一起就是：我们生活的“世界”在坏死。“世界”包含自然，首先是地球，但又不只是自然和地球。或者说，它不是自然意义上的地球，它是自然与人工制品——包括文化和制度——联系在一起、融合在一起、交织在一起、彼此依存的人类生存环境，“世界”的三个基本维度分别是自然、文化和制度。珍爱这个世界是我们人类得以存活的基本条件，毁坏这个世界则意味着自杀。


我的“盛世”危言是：这个世界正在坏死，人类在杀死地球和自然的同时正在自杀。当今世界的四大坏死：


1、自然的坏死。我们的发展模式付出了高昂的环境代价。我们是地球的儿子，但是我们的大地母亲因为我们的贪得无厌、我们的疯狂榨取而不堪重负、伤痕累累、奄奄一息。我们都知道，地球资源十分有限，随着人口的一再增长和现代化的步步推进，资源紧张状况一直在进一步加剧，大地母亲已经不堪重负。但是我们，地球的不孝之子，却依然在疯狂开掘。长此以往，人类将很快由资源危机陷入资源枯竭，面临灭顶之灾。这绝非危言耸听，而是不断见诸媒体的事实，自然环境的破坏造成的后果我们每个人都有切身体会：空气污染，水污染，食品污染，极端天气频发，每年不是旱灾就是洪涝灾害。臭氧层的破坏造成了气球气温上升，北极冰川融化，海平面上升，有人预言世界上有十个城市要消失，包括威尼斯。为了赚取所谓的外汇，我们大量砍伐森林，制作成一次性的方便筷和集装箱；为了谋求所谓的政绩，在高楼林立的地方，耕地大片大片丧失；在家庭工业、乡镇企业飞速发展的地方，空气中充满了各种有毒气体。……


2、人权在坏死


我们的发展模式付出了高昂的人权代价。中国的发展模式由于没有一个法制的环境，不能保障工人和农民的人权，因此，为了谋求发展而践踏人权的事件时有发生。在和西方国家的竞争中，我们因为漠视或者蔑视员工的人权而大大地节约了劳动力成本，黑砖窑，童工，频繁的矿难。我们的工资是提高了，但是我们的身体垮掉了，我们是收入很多部分是来自我们的超时加班。


有这样一份富士康员工的工资单：“时间：2009年11月。底薪900元；正常工作21.75天，平均加班60.50小时，报酬469元；周六日加班75小时，报酬776元。工资总额2149.50元”。这名员工当月收入的60%靠超时加工挣得，总计136小时的加班，比劳动法规定的最高加班时间多出100个小时”。


这是一条以外向型为主导的劳动密集型的“世界工厂”的发展之路，由于跨国公司控制着产业链条的关键环节，打工者能赚取的就只是人力成本差，加上没有民主法制的保护，于是导致了用员工超时、超量、超强度的加班劳动，追求利润的发展模式，这样的“低人权”的发展，正是典型的“中国发展模式”。有些地方的黑工厂还严格规定了员工的上厕所次数和时间。这些年，包括2010年，总有些学者在那里高谈“中国模式”，用经济高速发展的辉煌数字来掩盖背后低人权的血腥。富士康大跳楼事件，正是一个警醒，一个当头棒喝。




3、我们的制度在坏死


作为人工制品的制度，也是我们居住的“世界”的一部分，我们不仅生活在地球上，也生活在制度中。制约人类行为的最重要因素就是制度，因此，地球的坏死、人权的坏死等等，实际上都缘于制度的坏死。制度坏死的标志一方面是我们的制度缺少对权力的制衡，造成了诸多制度性的腐败，制度性的社会不公，造成了权贵资本主义，权贵市场经济，是众所周知的制度缺憾及其导致的种种现象（比如贪官越抓越多，权钱交易越来越猖獗，不受限制的权力导致越来越严重的腐败，等等）。我们中国面临的很多问题，贪污腐败，权钱交易等，都不是市场经济或者资本主义的结果，而是权贵市场经济、权贵资本主义的结果。权贵资本主义的特点是：原社会主义计划体制及其意识形态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以及消费主义意识形态的深度结合，因此也可以称之为“后社会主义”“后极权”“后革命”。


制度坏死的另一方面是人们对正在坏死的制度所持的犬儒态度：不是改善、疗救它，而是争先恐后地利用它的漏洞、它的缺憾来中饱私囊，满足自己的贪欲，从而加速它的坏死。很多人都认为自己是不良制度的牺牲品，但是却很少意识到自己的投机和犬儒态度极大地维持和强化了坏制度的生命力。一个失去了合法性的政权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依靠大家的犬儒主义生活态度而活着的，这将使自己的子孙继续成为坏死的制度的牺牲品。崔永元微博写到：“我们恨贪官，又拼命报考公务员；我们骂垄断，又削减脑袋往高薪单位钻；我们讥讽不正之风，自己办事却忙找关系。总之，我们愤怒，不是因为觉得不公平，而是觉得自己处在不公平中的不利位置，我们不是想消灭这种不公平，而是想让自己处在不公平中的有利位置。”


4、我们的道德和文化正在坏死


我们的大众文化在歌颂赤裸裸的暴力，在热衷于教导人们如何玩弄阴谋和权术；我们的学术明星有些在鼓吹“阿Q精神”（要适应不合理的现实而不是力图改变它），有些在带领辛辛学子诵经下跪，公然否定“五四”启蒙精神。我们的人际关系空前恶化，信任危机空前严重。但是，文化与道德坏死的最显著标志还不只是这些，而是眼看着自己的生存世界一天天坏死，大多数人不是努力去疗救它、修复它，而是积极地、甚至迫不及待地参与到对它的毁坏之中，生怕晚了一步就再也没有机会了，这种犬儒主义、虚无主义和得过且过的态度，比世界的坏死更加可怕。


我们很多人不是不明是非而犯错，而是明知其错而有意为之。最近有消息称：现在社会上流行一种反反抄袭软件，是专门为了现在大学使用的反抄袭软件的。为了打击论文抄袭，现在各个高校正在全面实施一种叫做“机审”的论文质量检测，也就是用一个专门审查论文是否存心抄袭的反抄袭软件来检测学生论文。该软件的真正名字为“学位论文学术不端行为检测系统”，它通过数据库对比，来判定一篇论文是否有抄袭行为。令人哭笑不得的是，学校用反抄袭软件来检测学生论文是否抄袭，商家则退出了“反反抄袭软件”来进行对应。这个软件是专门原来对付“机审”的，其数据库比反抄袭软件更加全面，操作更加简易，短短十分钟，便能够检测出一篇论文中和数据库雷同的部分，用红字标出，并且给出修改建议。此外，商家还为付费者提供修改论文的注意事项和修改办法，比如把文字改为图表，改动语法、句式等。该服务价格便宜，学生只要花一两百元，就能通过该软件逃过论文检测系统顺利过关。据报道，仅淘宝网上提供“论文检测”服务的商家就有1600多家。真所谓“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我相信任何一个大学生、研究生都不可能没有基本的分辨是非对错的能力，他们不可能不知道抄袭是不应该的甚至是可耻的。但他们仍然选择了抄袭，选择了非和恶，而不是是和善。这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最大悲剧：不是因为不能分辨是非、对错、好坏而为非、犯错、作恶，而是在具备这种辨别能力的情况下仍然选择作恶和犯错，明知其错而犯之，明知其恶而作之，明知其非而为之。这种犬儒主义和投机活动的大面积泛滥，是对道德的巨大腐蚀。


我不相信性恶论。我相信根本的问题是我们这个社会存在鼓励抄袭的土壤，鼓励作恶的环境，一个劣币追逐良币的环境。在这样的环境中，一个人如果遵纪守法，用自己的行动去实施合乎道德的行为，会发现自己和环境、和周围的人群、和体制格格不入，发现自己总是吃亏，总是被嘲笑被冷落，甚至发现自己简直活不下去；相反，做坏事、做不道德的事，则风险很低，甚至根本没有风险。不仅学术论文的写作是这样，其他领域也无不如此。本人坐出租车的一个深切体会就是：谁违规谁走得快，谁不违规谁就得没完没了地等着，被一辆接一辆的车子从前面插进去。今天中国社会最可怕的不是人们缺乏分辨是非好坏的能力，而是人们的生活环境让他很难遵纪守法，很难不做错事（更不要说做好事了，这点想想《离开雷锋的日子》就知道）。


在这样一个社会，就出现了一个怪现象：比坏。大家不是比着看谁比谁更好，有没有比我更好的，而是比着看谁比谁更坏，有没有比我更坏的。网上很多匿名帖子为学生论文抄袭辩护，其中最重要的一个理由就是：难道只是学生在抄袭吗？教授论文不也有大量抄袭的？为什么只拿学生说事？为人师表的老师还抄袭呢，学生怎么能不抄袭？再说了，我们这个社会各行各业不都在造假吗？食品，医疗器材，哪样不造假？为什么只是苛求学术界？在整个社会缺失诚信的情况下，要求学生或学术界谨守诚信，“出淤泥而不染”显然不现实。论文反反抄袭就是例证。


在这种比坏心理的基础上，不仅不会产生悔过、罪疚心理，相反还会产生冤屈和倒霉心理：与我一样坏或比我更坏的人不是大量存在而且逍遥法外、春风得意吗？为什么我这么倒霉？为什么只惩罚我一个人？我冤不冤啊？本人曾经写过一篇博文，讲赖昌星、赖昌图等罪犯在法庭上总是显得理直气壮，比法官、检察官还神气。我猜想原因之一是他们根本不觉得自己有罪，即使有罪也不是最大的罪。相反他们觉得自己冤，自己倒霉。


如果大家都这样比坏比下去，我们的社会，我们的道德只会越来越坏。良知根本不可能在比坏的过程中生长出来，只能在比坏的过程中坏死。要改变抄袭的现象，当然必须首先树立起诚信观念，培育诚信文化。这句话谁都能说，但做起来难。因为诚信文化离开了维护诚信的制度就成为一句空话。最好的社会是大家都有诚信，自觉地不作假；差一点的社会是有人想作假，但有完善的制度制约着他，让他不敢作假。要树立诚信观念，首先要建立维护诚信的制度环境。

Hybrid Chinese Poem

十年生死两茫茫，
不思量，
Forever young，
千里孤坟，
Everything's gone。


纵使相逢应不识，
尘满面，
Hair's long。 


昨夜幽梦忽还乡，
小轩窗，
Sing sad song，
相顾无言，
Only tears down。


料得年年断肠处，
明月夜，
Must hold on。

美国只有两样东西比中国贵 看完后很无语

余晓平

最近中国一直在热传美国的物价低于中国，特别是生活必需品方面，甚至换算成同一种货币都低于中国。从整体情况来看，美国人各项消费的支出所占收入的比例要远远低于中国人。有人提出来疑问说，那美国人收入那么高，消费那么低，钱都到哪里去了呢?我过去曾经介绍过，除了供房这种投资行为以外(只有租房是消费行为)，大部分钱流向保险费，实际上这更是一个奢侈的消费项目，保险买得多，生活的保障就多，对于穷人来讲，只有政府给予的低保，而富人每年有巨额的保险支出。关键在于美国保险项目的性价比要远远高于中国，因此说，对于一个普通百姓来说，在美国生存要比在中国舒服得多。

如果考虑到支出占收入的比例，同时考虑到性价比，那么据我观察，美国只有两样东西要比中国贵，一个是知识产权，一个是人工。对比两个国家的物价其实意义不大，因为那是别人的国家，没有道理让中国人自由地去居住，就像你们家的床不能让我睡一样。但分析别人为什么价格便宜很重要，这样有利于把自己的价格降下来。我觉得是资源配置问题，市场自由化促使价格能够精确迅速地把资源配置到最优的地方，这样整个社会就大幅减少浪费。我们选出来两项在美国比中国贵的地方来分析，西方发达国家如何来配置资源。

首先是知识产权。美国的生产效率为何高?内需为何那么大?国家为何那么富有?完全和这个民族的创造力有关系。这个创造力不但体现在物质生产上面，同时在精神文化，娱乐消遣等所有的方面都能够淋漓尽致地体现出来，那么这个社会就高效产出，同时又有强大的内需消耗，加上资源配置最优化，这是所有西方国家走向发达的关键。如果到现在为止还有很多人竟然觉得美国的发达是靠掠夺而来，那么你受穷显然是必然的，因为你没抓住关键问题。

那么如何使自己的国家充满创造力?唯一的办法就是需要保护所有创造出来的东西，那就是保护知识产权。这是一个连国家制度都在山寨西方的中国所不能想象和理解的，在美国一张新计算机游戏光碟要卖到四五十美元，《阿凡达》的光盘甚至不能在电影上映期间发售，过去中国盗版市场几乎与美国正版同步，只卖到5元人民币，现在更简单了，从网上下载是一分钱都不用花。

五十美元减去五元人民币(制作成本)几乎等于这东西的知识产权，试想你如果是一个研发团队里面的成员，辛辛苦苦干了一年，盗版就等于把你的劳动偷走了，你还干这种创造性工作吗?人家《阿凡达》拍了十年时间呢。这就像你种了一年的地，秋收的时候一夜之间被小偷给偷走了一样，那你还种地吗?关键是没人种地，粮食从何而来?没有人发明创造，人类怎么前进?所以美国人恨死中国的盗版，骂中国人是小偷，中国人还振振有词地反骂美国是强盗。你偷我的东西我该不该抢回来?不是我帮美国人说话，我是以偷东西为耻。

下面要说到人工费了，这是唯一一项对短期游客不利的地方，因为大部分能带走的有知识产权的东西在中国都有盗版，你不买就没有什么不利的地方，而人工费用高却体现在停留美国的任何时候。那么人工费为什么会高，其中的意义在哪里?这项费用其实主要是针对美国居民的，人工费用高会不会对生活在美国的居民造成生活上的影响。

其实人工费用高是一个双向的标准，因为你在享受别人的人工时，同时你也可以是一个人工劳力的出卖者，劳动力是一个除残障人士以外每个人都能拥有的东西。这是一种奖励人们勤奋，促使社会资源最优分配的方法。我们下面举例说明人工费高的结果如何降低社会的浪费。

假如你在超市买一个简陋的吊灯，价格可能也就是五十美元左右，同样是你自己不会安装的情况下，在中国你只要花20块人民币找个人来安装，而在美国上门安装费至少在30美元。那就会逼着你自己动手安装。在美国的这些上门安装的都是持牌电工，他们主要是应对电路改造，如果上门安装电灯这种事假如不动电路，属于极其简单的劳动，价格低了你就会滥用。那么我们就可以看出来这件小事促进了两个问题，一个是简单劳动尽量用最节俭的办法来解决，那就是自己看一下说明书，自己动手安装。还有一个就是中国人也在逐步与国际接轨的——行业标准问题。

为什么美国DIY那么盛行，表面上看是像安灯一样，找个节俭的办法，其实不仅如此，而是因为行业标准非常统一。所有的接口，所有的配件都由于行业标准而能够轻易地拼凑起来，这才是节约社会资源的一个重要环节。大部分人的眼光只停留在接口标准上，其实远不仅如此，很多标准在建房的时候就开始考虑了。大部分人家里的天花板上都有预留埋线，不用的时候会用塑料片盖上，接口以外的部分都是标准接线。自己能够安装是因为本来就有线埋在那里，这就牵扯到建筑行业标准问题。

人工费贵非常有利于穷人，更加促进一个没有本事的人变得有本事。比如说扫院子剪草，这个工作简单吧，人工费相对算是最低的，穷人院子自己扫，就没有这项支出。而富人院子特别大，只能让别人来剪。如果你什么都不会，这种门槛低的劳动由于人工费基点高，所以比在家闲着好，那么你就会找时间去干这种工作。干这种事的时候发现如果要是学会修剪树枝，可能会挣得更多一点，如果再深入学习园艺技术，那工资可就快和刚毕业的大学生媲美了。我一个朋友家里的一个院子不大，但是修剪得像苏州园林那样，园丁每周来一次维护，猜猜他要为此支付多少钱?每月一千多美元，你就可想这园丁每月挣多少钱吧。

因此劳动力市场的价格从简单劳动的高起价，到复杂劳动的价格升级，把一个原本没有什么能耐的人诱引得走入劳动市场。特别美国是一个高福利国家，如果劳力价格太低会导致人们宁愿在家里领救济金。那么有人说那我干脆到美国去当园丁，或是帮人安电灯。这又与市场有关系，由于人工费贵，人们都宁愿自己干，所以市场就变小。。。。。。就这样，价格给市场一个精确及时的信号，以利于资源迅速配置，这里资源的概念包括了人的劳力资源。在这个劳动力能够卖出好价钱的地方要是还挣不到钱，那可真的就是个人的问题了。

昔日维稳副市长为被奸女儿举家上访成“不稳定因素”

昔日维稳副市长为被奸女儿举家上访成“不稳定因素” 凤凰周刊 田万昌无论如何想不到，自己有一天会成为所谓的“不稳定因素”。 作为贵州省六盘水市前副市长、政协副主席，田主抓六盘水市公检法工作多年，维稳曾是其日常工作的重要内容。但是，由于两年前女儿田小龙被强奸一案迟迟得不到解决，田万昌最终不得不带妻女进京上访，成为六盘水维稳官员眼中的“不稳定因素”。 变故始自2009年1月8日。田万昌的女儿田小龙称，当天她在贵阳被人强奸，施暴人为贵州省政协常委、青利集团董事长周世立。在收集到足够充分的证据后，田小龙向当地警局报案，但立案后至今调查无果。 田万昌的妻子在地方国安系统工作多年。两年来，夫妇二人多次陪女儿进京上访。出于身份考虑，田万昌在上访时面戴口罩，尽量避免直接露面，只从“技术层面”指点女儿，并与女儿保持一定距离。 周世立掌舵的贵州青利集团成立于1999年，名下有煤矿、磷矿、物流等八家企业，拥有的矿石资源超过四亿吨。或许是由于对方的活动能力太强，田万昌的举家上访并没有取得预期结果。 2011年6月，田小龙接受《凤凰周刊》记者采访，她出具的录音文件显示，周曾多次向当地政要打牌行贿，涉及贵州多位在任或已落马高官。 当事人恐吓：如果报案就公开视频 田小龙与周世立的初次接触，可以追溯到2008年的圣诞夜，正在北京中戏预科班读书的田小龙与同学一起到工体的CK迪吧庆祝。晚上11时左右，田离开时第一次遇到周世立。周当时已有家室孩子，自称只有30多岁，是影视公司老板，并递上名片，以找女孩拍电影为名开始与田小龙交谈。事后回想，田认为这是预谋的开始。 周很快了解到，田父是贵州省六盘水市前副市长。田也第一次从周口中听到时任贵州政协主席黄瑶的名字，“周自称是黄瑶的干儿子。而黄瑶和我爸爸又是同班同学，所以我对他有了亲切感。”田小龙说。 那时候，黄瑶还是贵州省政协主席，但两年后，他即因收受财物954万元被判处死缓。周和田刚认识时，周还当着田小龙的面与六盘水市一位副市长通电话，而这位副市长也是田小龙从小就很熟悉的一位叔叔。由此，田很快建立起对周的信任。 随后，周多次要求田小龙能介绍认识其父母，欲借其帮助在六盘水市开矿，并允诺让田父在其六盘水分公司做名誉董事长。田小龙对此相当抵触，她被父母教导多年，不可与任何生意人接触，也不能帮人应允任何事。 周告诉田：“你只需告诉父母我特别照顾你，让我见你父母一面即可。” 2009年1月，田小龙回贵阳参加中戏贵州省联考，田母也从六盘水赶到贵阳陪考。1月6日晚，在见过周世立一面后，田母告诉田小龙：周绝不是自称的三十多岁，以后不能与其有任何联系，“一个电话也不能打。”田小龙从小被母亲“严密监控”，男女同学都不愿与田小龙交往，“搞得我从小到大没朋友。”遭到母亲的训斥后，仍显叛逆的田小龙反而觉得，周世立应该不是坏人。 田小龙随即将母亲的忠告转述给周世立。1月8日，结束考试的田小龙准备从贵阳返京，其母也于当天返回六盘水。据田小龙说，就在“那天上午，在贵阳铭都大酒店，周世立将我强奸”。 案发后，田小龙在房间里遭到周世立的打骂，周要求她到卫生间冲洗身体。田当时不知所措，她记得自己曾在《知音》杂志上看过：出这种事后绝对不能洗澡，以保留作案痕迹。田小龙多年看《知音》杂志，因为田母曾告诉她：《知音》杂志所写均为真事，多看看就不会在社会上吃亏。田小龙万万想不到，自己有一天会从《知音》杂志各种离奇故事中获取经验并保护自己。 被打骂多时后，田还是听从了周逼其冲洗身体的要求。但她小心保留了自己的衣物，并买下床单放入自己背包，“床单已被周洗过，不过痕迹没完全洗掉。”田小龙说，“周还恐吓说自己拍了视频，如果报案就将视频公开。” 恰在此时，田母打电话到酒店，问为何还没走，田说自己很快走。这时，被吓懵的田小龙已经从极度慌乱中逐渐恢复了理智，她告诫自己：一定要冷静，然后报仇。 “我买床单只是为了纪念，绝对不会告你。”为了让周放心，田不得不撒谎保平安。“不稳住他，什么事都可能发生。”田小龙对《凤凰周刊》记者说，“我不能把他逼急了。我在杂志上看到很多奸杀案都是把坏人逼急了，受害人才被杀掉。” 时隔五个月，报案后的田小龙将几近发霉的衣物和床单送交警方做DNA生物鉴定。在田家通过种种渠道的不断施压和敦促下，其鉴定结果在2009年年底终于出来：与周世立的DNA比对完全吻合。 本刊记者就此向周世立电话求证。周回答说，这些痕迹只说明我们有过性关系，但不说明我强奸了田。 周也承认，自己洗过酒店的床单。但对于其他案发细节，他不愿多谈。 省信访局坦言：最好的选择是私了 田小龙的父母很快知悉女儿受到了侮辱和性侵害，但是否报案，他们初期的分歧较大。田万昌坚持要告倒周世立；田母则认为此事很“丢人”，不愿张扬；田小龙则有自己的想法——先尽量多收集证据。 鉴于周世立的省政协常委身份及其广泛的人脉关系，为了避免打草惊蛇，田小龙有意绕过贵州妇联。她曾在云南居住多年，先打电话向云南省妇联求助。根据云南妇联的建议，田购买了录音笔，开始有意与周多次接触并录音。 田小龙录音显示，周与贵州地方多名高官关系颇深，他曾向多位在任高官打牌行贿，并当着田小龙的面对其中某官员破口大骂，斥其“狮子大张口”。在其中一段录音中，周世立称，自己和黄瑶、王某、李某等人打麻将都是在家里打，“输钱给李某，都是每次十几万。” 《凤凰周刊》记者电话向周世立求证其与黄瑶的关系时，周回应说，黄瑶已落马两年，该抓的人都被抓了，但自己却没事，“这足以证明我是清白的。” 由于连续五个月被威胁“要公开裸体视频”，田小龙忍无可忍。2009年6月13日，她觉得自己已拿到足够的证据，但此时的田母仍不愿意女儿将家丑公开。田小龙不得已找到在贵州省国安厅工作的一位阿姨，在她陪同下到贵阳中华北路派出所报案。 田小龙记得报案那天是周末，派出所只有一位值班警察。这位警察看完报案材料后，觉得“周世立太可恨”，甚至怀疑周是否真是政协常委。当天，田小龙控周世立强奸案被立案侦查。 但此后不久，这位值班警察就开始有意回避田家，案件侦查也进展缓慢。田小龙称：“他们对立案肯定后悔得不得了。”为防被恶意撤案，在六盘水市国安部门工作多年的田母称：“谁敢撤案，自己立刻穿警服去上访。”在田小龙父母的坚持下，案件在重重阻力下艰难进行。而田小龙的父母无疑面临巨大压力，贵州省和六盘水市多位官员都曾出面做工作，劝他们“不要影响贵州形象”。 报案后，田小龙身边的亲戚朋友开始受到威胁。她告诉记者，周曾冲到贵州省国安厅，找到陪田小龙报案的那位阿姨，劈头一顿臭骂，并质问：“你凭什么敢带她去报案？！” 多位与田见过面的初高中同学也被警告，甚至包括田多年没见过面的初中同学。一位帮田小龙发帖求助的同学称，他们“刚开始要求我统统删掉，并且说站在他们那边就给我多少多少钱。到后面就恐吓说，如果再发，就叫警察来抓”。田在北京中戏预科班的同学也证实，曾有一些人到学校砸教室门，“要找田小龙。” 此外，警方对此案的侦理并不积极。田曾将周世立威胁她的短信交给贵阳公安机关，但公安机关不愿接收，称“不知道怎么接”。在田后来多次赴京上访后，田被周威胁的这些短信以及她的同学受到威胁的证言，才作为涉案证据被公安机关接收。 2010年7月，已上访将近一年的田小龙精神极度疲惫，情绪激动的她多次声称要在北京自杀。“无奈之下”，六盘水市信访部门两位官员决定陪田与田母到贵州省委办公厅，希望能了解案件进展。 贵州省委一位负责信访的官员接待了他们。但他只收取了上访材料，并未接收周涉嫌行贿的录音。这位官员坦言，最好不要告周行贿之事，周能量很大，否则田可能会很危险，“最好的选择是跟周私了。” 田小龙称，这位官员在好心劝告时，并不知道受害者和她的母亲就站在面前。待知道这一细节后，他顿时瞠目结舌。 戴口罩上访，“不要影响贵州省形象” 看到案件侦查迟迟无果，田小龙在2009年夏天开始进京上访。为此，她错过了当年中戏预科班在北京的考试，学业陷于停滞。 这两年的上访经历，让田小龙开始真正接触社会，认识社会。她说：“之前我被父母保护得太好。以为只要一上访，问题立刻就会解决。” 第一次上访给田留下的印象深刻入骨。那天，她起床有点晚，9点多才来到国家信访局门口，看到前面人“乌泱泱”的一大片，顿时就傻眼了。一位好心的上访老大爷劝她：“姑娘，今天轮不上了，明天你得5点起床才行。” 第二天，田小龙7点多就赶到了国家信访局门口，排名第五。她以为接访人都是“像电视上演的那样”，会非常热情地接待自己，结果却是“冷冰冰的”。出生二十年来，这是田小龙生命中第一次遇到冷脸。 上访期间，田小龙还曾被贵州截访人带走，但接回贵州后并未被拘留或劳教。田小龙直接回家了。她猜测“这可能与我父母的身份有关系”。 与此同时，田的父母在贵州也没闲着，他们通过多方渠道反映情况。 田小龙的母亲在国安系统工作多年。贵州省国安厅相关负责人曾告诉田小龙，国安系统曾多次向省政府反映周世立问题，但省政府回复称“周不是共产党员，管不了。” 贵州省公安厅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工作人员透露，由于此前贵州还没出过官员子女上访的情况，贵州省委常委曾多次开会研究如何解决。而田小龙到国家信访局多次上访后，国家信访局也曾向贵州省信访局下了督办单。省信访局的答复是：只要涉及政协委员的案件均无法处理，可直接联系省政协。省政协则认为，此事应由省信访局处理。 皮球踢来踢去，案件解决无望。2010年1月，田万昌不得已走上前台，带着妻女一起进京上访。此前，六盘水市和贵州省官员曾一再劝阻，希望田万昌不要上访，“不要影响贵州省形象。” 出于身份考虑，上访期间，田万昌和妻子戴上口罩，在街上行走时也刻意与女儿保持距离。但他们多次上访，案情仍难见曙光。 知情人向本刊记者透露，此案已转至贵州省公安厅调查，谨慎考虑，所有相关证据将重新取验。田小龙对此不无担心：所做的DNA比对结果，是否会发生改变？ 在京上访期间，田小龙经常接到周世立的谩骂短信和来历不明的QQ威胁留言。与此同时，也有好心人通过网络发帖指引她如何保护自己并合法上访。一位山东的上访警察曾告诉田，出门不要带手机，“这样不容易被定位。” 田想过的最坏的打算，是父母一起摘掉口罩、公开身份并打出横幅上访，“这样问题可能会快点解决。” 事实上，由于田小龙的上访，田母的工作已受到影响。“全国的维稳工作，我妈妈现在不能参加。”田小龙说。田小龙的小姨供职六盘水市交通局，对于本刊记者的采访要求，她三缄其口不愿多谈。 与此同时，周世立仍在纠缠田小龙。他给田发短信说，自己也要到北京上访。这让田小龙觉得太荒谬，“他能告什么？难道告我强奸他？”周也曾多次打电话，称自己没有田想的那么坏，并要求田为其生孩子，称“处女生的孩子最好。而且你一旦跟别人在一起，就会把我的财运带走”。 “如果是一个好人，你为什么要强奸我？！”田小龙质问。 “你就会说这句话。”周世立说。 如今，与田小龙一起读中戏预科班的同学多已入学，田却一直不敢回学校，她很害怕周会到学校把她抓走。她的父亲田万昌去年做了换肾手术，恢复状况并不理想。为照顾他的健康，田小龙与母亲隐瞒了事件的后续进展，谎称案件已经解决，周世立已被绳之以法，女儿也正在大学顺利读书。 躺在病床上的田万昌以为“这件事算是结束了”。他不知道，女儿仍在北京上访，租住在不用登记身份证的二手出租屋里，每天提心吊担过日子，为了躲避骚扰和威胁，连生病都不敢挂号住院。(应被采访人要求，文中田小龙系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