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真是一个全民忽悠的社会

我在建设银行工作，昨天中午银行储蓄大厅里没有顾客，我正坐在存取柜台的窗口内发
呆，这时一个女顾客走进大厅，来到我的窗口，她递给我一张纸条说是要取钱。我接过
纸条一看，上面写着：兹派 xx 同志前往贵银行提取人民币十万元。下面落款是**中央
办公厅。

看着这极不规范的手写纸条，我立马肯定这是个骗局，只是觉得这个骗局也太“小儿科
”了。我正在犹豫是否要报警，突然发现这位女子的脸上神情恍惚，穿着也很凌乱。我
意识到她可能是一个精神病患者，所以，我打消了报警的念头，把她交给了大堂的保安
。

大堂保安听我介绍完情况，就对那位女子说：你这张条子要提款，得先去街对面的派出
所，找所长给你盖个章。那女子听了保安的话，想都没想就奔街对面的派出所去了。看
到这一幕，我是打心眼里佩服这位保安，心里想：就冲他这聪明劲，没准哪天我就会嫁
给他呢。

过了午饭时间，大厅里开始忙起来，这时那女子又兴冲冲的走了进来，我和那个保安看
了直感到诧异，要知道如今这派出所可是好进不好出啊。我们俩人赶紧问这位女子是怎
么回事，那女子高兴的说，值班的警察告诉她，如今为了方便群众，办公手续简化了，
你这条子不用派出所盖章就可以取钱。听了这女子的话，我不得不佩服这位警察大哥，
谁说现在的警察素质差？你看这位警察大哥手法多纯熟，一个官腔就把这麻烦又给我们
忽悠回来了，唉，不服不行。

这下我和那位大堂保安都没辄了，只好把这位女子交给了大堂的主管，大堂主管弄清楚
了事情的来龙去迈后就问这女子：你取钱干啥？那女子说：买好吃的，好穿的。听了她
的话大堂主管说：我们这是建设银行，在这取的钱只能用来盖房子，吃的东西是粮食做
的，所以，买好吃的钱得去隔壁的农行去取，买衣服的钱要到对面的工商银行去取。听
了大堂主管的话，这位女子又兴冲冲的走了。看着她离去的背影，我把我们大堂主管佩
服的是五体投地。

又过了好一会，我们都快把这事给忘了，那女子又回来了。看着她，我和大堂保安还有
主管全傻眼了，这真神了！我们问这女子怎么回事，她说农行的人告诉她，只有农民才
能在农行取钱，她是城市户口，不能取。后来她又去了工商银行，在那人家告诉她，这
里是公行，你是母的不能取。最后人家还说，就你这"贱"人，只能去建行取钱。所以，
她又回来了。

额的神啊！如今这社会，可真是一个全民忽悠的社会，人人都是忽悠高手。

让我们向日本伸出温暖的手

 中国青年报

作为日本《产经新闻》驻北京的记者，矢板明夫在翻阅当天的《环球时报》时，无意中发现了一篇来自中国学者的倡议书。

那 是3月16日，日本发生里氏9.0级大地震的第5天。一封题为《让我们向日本伸出温暖的手----100名中国学者的倡议书》的公开信发表在这份报纸的国 际论坛版上。倡议书中，100位签名学者以“普通公民的身份”，指出“虽然历史遗留问题不时造成国家间政治的摩擦，但克服民族心智成长过程中的宿命困难， 需要相互砥砺良知和仁爱”，而“自然灾害使人类的道德产生超越，面对自然灾害的相互援助也能成为历史和解努力的一部分”。
矢板明夫记得，看到这封信时，心里“一下子觉得蛮感动”。尤其令他意外的是，名单中的100位倡议者中，有不少都是他的“老熟人”----他们都曾在钓鱼岛问题上对日本发表过“强硬言论”和“激烈批评”。
“人道主义超越了政治立场与意识形态。”矢板明夫说，“在网络上对日情绪比较复杂的情况下，谢谢这些愿意站出来引导舆论、传递常识的中国知识分子们。”
当天上午，他便拨通了《环球时报》主管评论的编委王文的电话。“谢谢你们。”他说。
在日本国内，《环球时报》一直被认为是“一份民族主义立场”的报纸。而在中国，矢板明夫所供职的《产经新闻》被视为“拥有鲜明的民族主义立场”的右翼报纸。
“但这一次，两份报纸体现了相同的价值判断。”王文告诉记者，次日《产经新闻》便刊文报道此事，向日本民众传递了这份来自中国的善意，“在天灾面前，人类应该携起手来，不为别的，就因为我们都是人。”
申请加入的学者，已经足够组织第二个甚至第三个“百人签名”了 。
很少有人知道，这封引发海内外关注的倡议书曾险些胎死腹中。
地震发生次日，正是清华大学日本研究中心主办的“东亚地区合作发展的国际学术研讨会”开始的日子。由于地震，有两位日本学者未能到会。开会前，来自中国、美国、韩国等多个国家的参会者起立为逝者默哀。
会后，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李廷江教授找到同时参会的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王中忱，提出了联合媒体声援日本的想法，希望由王负责润色倡议书的文字表述。
1976年唐山大地震的时候，李廷江参与过救灾活动，在他宿地的陡河电站，就有4位援建的日本技术人员遇难。而王中忱则曾在日本留学3年，上学的地方就在此次灾情极为严重的岩手县。他的一个学生也正在横滨求学，地震发生后，校方主动为这个中国学生买好了回国的机票。
“天灾面前，超越国界的人道主义关怀应该是相互的。”王中忱觉得这是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
李廷江找到的第2位合作者就是王文。在过去数年中，这位《环球时报》国际评论及社论的主要参与者曾多次撰文“敲打”日本的对华外交政策。但这一次，王文给了李廷江一颗定心丸。在征得总编辑同意后，王文在电话里对李廷江说：“咱们分头组织，今晚上版，明天见报！”
14日下午，工作紧锣密鼓地展开。下午1点，李廷江的助手李佩给60多位学者群发了一条200多字的短信，结果有30多位学者在第一时间回复“愿意加入”。

14日晚上7点，倡议书初稿完成，晚上8点，征集到的参与学者接近70人，9点，报纸的小样儿已经上版校对。
而为了更好地表达“灾难面前无国界”的意识，倡议书的题目也由一开始的《中国的爱心，日本的坚持》改为《让我们向日本伸出温暖的手》。
然而，14日付印前最后两个小时的变动，却让李廷江和王文始料未及。李廷江告诉王文，学者们在一大段关于日本侵华历史的表述上出现了分歧，“有左有右”，有些学者希望多谈“中华民族以德报怨的姿态”，有些学者则认为“声援就是声援，应该少谈历史”。
当晚11点30分，报纸即将付印前的5分钟，李廷江致电王文，告诉他“无论如何稿子不能发了，分歧还在”。
李廷江并没有死心，他觉得“这件事值得再冲击一次”。第二天中午，他有意淡化了倡议书中的中日历史部分，并将再三修改后的文稿再次传给学者们过目。
这次的修改很快收到了正向的反馈。截至当晚8点，100名学者的联名倡议书终于上版等待付印，而更多的学者仍然不断通过电话、邮件等方式要求加入。
“如果我们在这个时候失语，某种程度上就是一种失责。”一位给李佩打电话要求加入的老教授说。
事实上，申请加入这一倡议团体的人数迄今为止仍在增加，王文告诉记者，已经足够再组织第二个甚至第三个“百人签名”了。
倡议信一经发出，便引发了日本社会的广泛关注，包括《读卖新闻》、《朝日新闻》以及NHK电视台在内的多家日本媒体都对此事进行了报道。日本驻华使馆的多名官员也分别致信名单中的学者，表示感谢。
灾难面前无利害，也无国界，只有最朴素的慈悲与人道
然而，并非所有的反馈都以积极的方式呈现。
一些网友认为，对日援助就是忘记国耻，并将这种情绪转嫁到提出倡议的百名学者身上。有人称他们为“亲日派”，更有甚者，将这些签名倡议的学者清单列在网上，称其为“汉奸百人团”。
对于这样的声音，中国政法大学的郭世佑教授表示，自己早就做好了“挨骂的准备”，并愿意通过媒体向社会发出这样一种声音：斗争哲学与仇恨教育之下的极端民族主义倾向不可取，灾难面前，人道主义应该是没有差异性的。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张颐武则认为，牢记历史的国家认同与灾难面前的人类关怀是平行关系而不是矛盾关系，“不是选了一个就一定要排斥另一个”。
李廷江注意到，就在倡议书发表当天，另一个富有意味的新闻画面出现在韩国的首尔。
这一天的下午，韩国慰安妇委员会在首尔钟路区日本驻韩大使馆前集结，举行第961次定期集会。
据悉，该委员会从1992年1月开始每周三都会在日本驻韩大使馆前聚集，举行敦促日本政府道歉和赔偿的集会。
然而，这一次的集会内容并非示威，而是哀悼。
在寒风中，委员会的代表----两位接近90岁的老奶奶，坐在轮椅上，戴着棉帽和围脖，腿上铺着毡布，默默地为日本进行了10分钟的哀悼。她们告诉在场的数十位记者：“罪行是可憎的，但不要憎恨人民。”
事实上，从1992年开始，“示威活动”已经坚持进行了19年，在这期间，另一次取消示威是在1995年，那一次正值日本阪神大地震发生。
“日本人请加油！”84岁的李玉善用力喊出了这样一句口号。而在她身边，同龄的齐源玉则一直在不停地说：“人间的力量没什么做不到的，我们对日本的加油能让日本挺过来就好了。”
对于发生在韩国的一切，李廷江在给中国青年报记者的邮件中评价道：“不忘历史，大爱无疆。这是韩国社会成熟的标志，也是我们中国应该学习的。中日之间有很多历史上和情感上的障碍需要克服，和解需要时间，更需要我们的努力。”
18日晚，曾有一个学者聚餐，多名参与倡议书签名的学者都参加了。在饭桌上，大家提起网络上“挨骂”的事情，神态轻松，还相互开起玩笑：“你是百人团吗？”
一位学者告诉记者：“灾难面前无利害，也无国界，只有最朴素的慈悲与人道，传递这样的常识本是我们分内的事情。”
而在人人网上，很多年轻的中国学生同样在用自己的努力传递这种共识。
一个叫熊浩的香港大学法学博士生在自己的日志中记录了这样的故事----
“有人说，同胞们，记请楚了，你今天捐出的每一毛钱，都为日本省下了造一枚子弹的费用，最后这一毛钱有可能回到你或者你亲人的身上。
“我回复他，托尔斯泰走在路边，看到一个衣衫褴褛的乞丐，托翁拿出钱，友人赶紧阻止，‘他们永远不会感恩，他们永远不会怜惜，他们永远不会回馈！’托翁挣脱友人的手，把钱递到乞丐手中，对这位友人说：‘我是捐给人道。’”
“一个在人道的考试中不能及格的社会将是没有温度的，这样的日子是不值得过的，即使它是发达的。”熊浩这样对记者说。
很多人在邮件中焦急地询问：“我能为日本做点什么？”

在倡议信发出后的第二天，环球网的主页上出现了一个号召社会援助日本灾区、参与倡议书的短讯息，留下的联系邮箱是谭福榕的。这位《环球时报》的评论编辑是个四川姑娘，她的父母和很多亲人都在3年前汶川特大地震中死里逃生，而她的好朋友则葬身在那场地震中。
“在灾难面前，人多渺小啊，这个时候你不团结还能怎样呢？”她说。
地震和海啸袭击日本的时候，谭福榕正在参加研讨会，会场可以收看NHK的电视画面。她至今仍清晰地记得，在播放海啸预警的时候，NHK不断用日语、汉语、英语、韩语和一些“听不懂的语言”循环预警，这让她觉得“很温暖”。
同样让她感动不已的是，短讯息发布后不到一天，她的邮箱便已挤满了50多封邮件。还有一位香港商人直接给《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发了一个短信，表示要捐100万元。
希望加入捐款队伍的还包括教授、企业家、律师、大学生、80后作家、高中生、外企职工、个体户等来自社会各个阶层的群体。
一封来自河南平顶山的邮件中写道：“虽然我不是学者，仅仅是一名打工者，但是我也衷心希望大家以各种方式去支援日本。”
还有一封邮件来自云南地震灾区，发信人并没有留下任何煽情的话语，只是朴实地表示“想为日本灾区尽一点微薄之力”。
郭世佑同样收到了一封邮件，发件者是一位比他年长20岁的日本学者。这位曾支持其夫人捐助过中国北方很多希望工程项目的历史学家，希望可以获得授权，将这封倡议书转发给日本国内的朋友，“好让他们看到中国民间释放出的巨大善意”。
地震发生至今，在中国颇受观众欢迎的时事评论员加藤嘉一共收到3万多封邮件，里面的大部分内容是“祝福与问候”。很多人在邮件中焦急地询问：“我能为日本做点什么？”一些年轻的高中生观众还告诉加藤，他们愿意向日本灾民捐出自己所有的压岁钱。
在 汶川和北川，援助日本地震灾区募捐活动的现场，来自医院、学校、社区、村镇、企业和机关的各界人士在寒风中为日本捐款。他们清楚地记得，汶川地震后，第一 支到达汶川的国际救援队就来自日本。一位曾接受过日本救援队援助的中学校长告诉记者：“他们曾对我们伸出过援手，我们理应怀有感恩之心。”
在北京和上海，一些高校师生积极展开对日本的募捐与祈福活动。其中，来自日本神户的神中康多是复旦大学的大三学生，地震后的第二天，这位日本留学生会的副会长便在学校的食堂门口组织起了对日的募捐。
这名日籍华裔用流利的中文为记者讲述了募捐一周来的种种温暖。
一个阿姨带着自己的小孩到现场捐款，孩子用稚嫩的声音祝福了这位大哥哥。
一个复旦大学的老校友驱车赶来捐了1万元，没有留下名字。
一些素不相识的中国大学生站在远处，用略显蹩脚的日语向他们大喊“日本加油”。
“我觉得自己更喜欢在中国上学了。”康多说。这个大男孩还笑称，自己在中国的时候就会抱怨交通不好，但如果在日本听到有人说中国交通不好的时候，自己就会很不高兴。
如今，他正准备联合北京和上海的多所高校，在同一天展开一场联合募捐。善款一半将捐给日本灾区，另一半则捐给云南灾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