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iday, January 21, 2011

中国的“国家形象”

中国的“国家形象”是什么呢?是证据不足 就可以判你无期的“法官”;是上访维权三次入狱最终送命的村长钱云会;是记录着工作中吃喝玩乐的香艳日记;是甘肃几十套还没住进去就成危房的地震“救灾 房”;是想坐趟火车回家得腰缠棉被星夜排队的民工;是从血汗工厂坠下的那一条条曾经鲜活的年轻生命;是在地下劳作随时可能死的矿工;是灰头土脸地蜗居在光 鲜城市里的蚁族……Mitbbs.com
国家形象不是塑造出来的,而是全体国民的现实生活体验反馈到国际社会表现出来的。靠几部宣传片、几次盛会企图粉饰太平,糊弄国际社会,不但于事无补,恐怕还会适得其反。Mitbbs.com
那 么什么是真正的“国家形象”呢?是被困井下68天全部获救的智利矿工;是7.2级零死亡的新西兰地震;是获得96个国家和地区免签证的台湾护照;是年租金 近500年不变,不到1欧元的德国廉租房;是在首都只睡办公室沙发的美国议员;是让成田机场扩建一筹莫展的日本钉子户 ……Mitbbs.com
俄国作家索尔仁尼琴说:在我们国家,谎言已不仅属于道德问题,而是国家的支柱。是的,只有当谎言不再是一个国家的支柱时,中国才有可能和资格向外界展示中国的“国家形象”

中国模式不可持续

继前新华社记者杨继绳否定中国模式之后,《中国青年报》编辑童大焕认为,中国模式是在特定、畸形、不合理的社会历史条件下的特定发展特征,“可持续发展”都受到其内在缺陷的严峻挑战,更不可能成为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模式。由童大焕撰写的长文《孤本的中国模式》,全文近11,000字。文章通过分析中国模式的历史背景、基本特点和力量支撑以及中国模式的自我消散和瓦解,得出上述结论。
中国模式的四大历史背景
童 大焕表示,中国模式的发生有四大历史背景,每一个背景都不可复制:第一是新中国成立后的前30年,计划经济和阶级斗争为纲使国民经济陷入崩溃边缘。这种 “拨乱反正”带来的经济增速,想不高都很难。这在任何国家、任何社会、任何时代都一样,不见得是因为中国有什么独特的灵丹妙药。第二是人为阻止的城市化进 程,改革开放以后产生了快速的补课效应。第三是经济全球化给中国提供了广阔的国际市场。第四是习惯于计划经济时代低货币化生存的人们,刚开始进入市场经济 时能够接受低工资低福利。要求更高的工资回报、更高的土地和房屋价格、更高更公平的社会保障、更高的环境补偿和生命健康保护,都是中国模式发展到一定时期 的必然结果。这种必然,必将终结中国模式本身。
中国模式的基本特点和力量支撑
童大焕认为,中国模式的基本特点,就是政府成为 市场要素价格的主要制定者,为了国际和国内竞争的需要,将土地、资源、环境、利率、劳动力、社会保障、劳动保护等全方位的要素资源全面压低,形成“低要 素、低人权”的价格优势,换取一时的经济增长。它的基本力量支撑,就是政府,就是政府公司化,政府的一切目标,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政府成为投资主 体。到后期,必然形成政府和百姓、官与民之间不可调和的尖锐矛盾,乃至于不得不通过“维稳”保障“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顺利进行”。在政府公司化的背景 下,地方政府为了招商引资,不仅可以将土地价格变为负数,也可以压低当地的环境、劳动力、社会保障、劳动保护价格,形成“廉价环境、廉价劳动力优势”,形 成“以资为纲”的法律与政策环境,形成“政令出不了中南海,法律落不到大地上”的奇特发展格局。这样一种竞相牺牲环境、牺牲劳动力的发展模式,竭泽而渔, 势必形成自掘坟墓的最终效果:牺牲环境势必要由当代人和子孙后代长久埋单;牺牲劳动力势必牺牲内需市场,尤其是牺牲未来最宝贵的社会创新能力。
中国模式的自我消散和瓦解
童 大焕说,中国市场是被政府的力量强力渗透的市场,是一个诸侯割据的市场。市场主体发生扭曲、市场价格发生异化、市场机制已经部分或完全失灵,最后必然导致 某种程度上的“权力路径依赖”----权力造成的问题不可能通过市场手段来解决,而只能依赖更高一级的权力来解决。但是,市场的最终作用总是要发挥出来, 这只是一个迟早的问题。一旦产业链的高端(消费端)发生“崩盘”,谁也逃不出“一轰而上,一轰而散”、“其兴也勃焉、其亡也迅忽”的命运。
而最后为此收拾残局承担风险的,不是“市场主体”,而是全体国民和中央政府。
中 国模式的两大典型特征,一是各级政府自己挖坑自己填,大建楼堂馆所、大搞基础建设、大搞开发区和新城建设,而不管其实际是否需要。目的是小集团有利益而且 GDP非常好看。很多时候不是创造财富,而是转移财富。二是各地纷纷不惜降低土地、环境、劳动力、劳动保护、社会保障等要素资源招商引资,在这种“自我作 践型竞争”中,少数人享受发展成果,多数人承担改革成本,整体和长远的社会发展目标被忽略;地方官员的短期政绩凌驾于民众利益之上,经济发展以牺牲环境和 公民健康、福利为代价,以牺牲公平正义为代价,成为“悲惨式增长”的典型注脚。中国模式越发展到后期,越是掉入“悲惨式增长”的陷阱而不能自拔。
光 看物质产品生产、固定资产投资、金融资产积累,中国确实在高速发展,但其他方面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可能还没有缩小,生态环境、人力资本建设和创新能力培养等 方面更是严重透支。童大焕援引中国建设银行董事长郭树清表示,除制度安排,现代经济增长有六个决定性要素,其中,资本、劳动力和土地等因素对中国经济规模 扩展影响不大,但另外三个更具有决定性作用的要素:人力资本、知识积累和生态财富与发达国家的差距非常大。
结论:中国模式不可持续
童 大焕认为,中国模式是一种以经济增长为中心目标的、以一把手的威权体制为核心的、少数官员和权力资本阶层决策的经济增长模式。这种模式决策成本很低,决策 效率很高,一定时期内发展效率也很高。但是很快,它的执行成本和发展代价也越来越大,并最终背离经济发展的根本目的----为了人获得更大的自由和幸福、 为了人更好地发展;也会最终失去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根本依靠----自由而富有创造力的人,以及和谐美好的自然环境。不仅经济增长难以持续,而且连经济增长 的合法性、合理性都受到严峻挑战。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它的生命力是不会长久持续的。因此,对中国模式的拥护者也不必为此沾沾自喜,以为自己找到了人类发 展的光明大道;对中国模式的反对者也不必忧心忡忡,担心它真的会成为一种模式千秋万代并且向外推广。
至于中国模式的出路,童大焕说,民主说 到底也是一种利益选择,一种利益妥协,一种用最小代价换取全社会最大收益和福利的共赢机制。在非民主机制里,一些人和利益集团的利益最大化往往以损害多数 人的利益为前提和代价,这样的暴富往往来得特别快,去得也特别快。而在民主的机制里,任何人的利益都必须以不损害他人的利益为前提条件,这样就能最大限度 地保护每个人的自由、权利和利益,保护每个人的创造性和积极性,保证社会的长治久安平稳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