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结束后成立的“中共中央文化大革命武斗事件调查组”，于1978年6月-1979年8月，经向当事人了解情况、经整理相关材料、复核有关资料后统 计出：从1966年至1975年间，向当地革命委员会、政法部门、军管会（组）报案、备案，伤亡10人或以上的武斗事件有57227件，其中伤亡100人 或以上的武斗事件有9790件，地方驻军奉命介入的事件有2355件；申报、报案亲属失踪的有227300多人。
以下是其中伤亡最严重、最惨烈的十大武斗事件：
一、 1967年青海西宁“二二六”事件
1967年2月26日，青海西宁武斗扩大到省委、省政府、军民用机场。省公安厅、西宁市公安局被占据，3所大学、12所中专、职校、35间军工企业职工参 与造反，从2月26日到3月5日持续武斗，曾出动"T55"型坦克等重型武器，造成2177人伤亡，死亡822人。
二、 1967年7-8月黑龙江伊春武斗事件
1967年7-8月，黑龙江省伊春市林业局筹备革命委员会，因派性激发，对立的两大派都以“革命造反派”“毛泽东思想捍卫者”自居，经过15天协商，双方 均拒不接受在席位上的妥协，又因争夺财权，矛盾激化，发生冲突，开始抢掠市财政、银行。地方驻军参与支左，导致武装对峙。8月2日-8月25日，武斗升 级。37座政府建筑物被毁，两座军营遭炮弹攻击，230多名官兵伤亡。在武装冲突中，有3750多人伤亡，有记录的死亡名单为1944人，多数是林场职工 和家属。
三、 1967年8月－11月湖南怀化武斗事件
1967年8月－11月，湖南省怀化市职工红卫兵造反派占领、接管了怀化劳改农场、劳改工厂。军队奉命进驻，遭到武力阻止。劳改农场、劳改工厂的囚犯们被 武装起来编成敢死队，向军队发动进攻。军队奉命镇压**武装叛乱，造成37700多人伤亡，其中死亡13300多人，军队伤亡430人。
四、 1967年6月－68年3月四川宜宾大武斗
1967年6月－68年3月，四川宜宾地区两派群众组织，就“刘结挺、张西廷，是毛泽东司令部战士还是刘邓司令部黑干将”发生激烈斗争。中央文革1968 年1月表态：刘、张是毛主席司令部战士，长期受到刘邓在四川的代理人李井泉、廖志高之流的迫害。当地驻军随即跟着表态，对另一派群众组织实施无产阶级专 政，展开了激烈的武斗。参与动用武器武斗的有17万多人，有两个团兵力介入，造成43800多人伤亡，死亡21100多人。军队在宜宾地区实施戒严长达 15个月。
五、 1967年10月－69年5月内蒙古内人党事件
1967年10月20日－69年5月底，内蒙古发生"内人党"特大惨案。中共党员、干部、知识分子、农牧民、知识青年（主要来自北京、河北、山东的66 届、67届、68届大专毕业生），有56200多人被杀害，多达377000多人被关押，受冤案打击迫害的人达355万多人，占当时内蒙古自治区总人口的 四分之一。
六、 1968年5月－9月安徽蚌埠、淮南武斗
1968年5月－9月，安徽省蚌埠、淮南，85间企业单位的职工发动第二次造反，要揪出“李葆华在安徽的代理人”，包围了两地的革命委员会，占据了铁路、 公路交通长达12天。中央文革派调查组，毛泽东派往东兴带队下去了解情况。中央文革把事件定性为**性质，说“搞反攻倒算要追查黑后台”，从合肥等地调动 5万武装民兵，配合驻军限时缴械自首。期限到后，展开进攻和逮捕。在长达35天围剿、追捕中，有7300多人伤亡，其中死亡3433人，军队、民兵伤亡 525人，827间建筑被损毁。
七、 1968年12月－69年2月陕西宝鸡武斗
1968年12月－69年2月，陕西省宝鸡地区八间兵工厂展开“清理阶级队伍”政治运动，7万名职工有45400多人（一多半）被列为阶级异己分子、历 史**、现行**，其中有297人被当地军管会宣判死刑立即执行。第二天，全地区发生大动乱，驻军报称发生**暴乱，展开追击，于是追击和反追击战斗开 始，出动了坦克、装甲车、四筒平射炮、喷火器等投入战斗，死伤48300多人，其中死亡13300多人，死者中包括军管组组长、政委、宝鸡市革命委员会军 代表。宝鸡驻军营房两栋被炮火击毁。
八、 1968年4月－7月广西南宁“四二二”惨案
1968年4月－7月，广西南宁地区两派群众组织130多万人参与武斗和自卫反击，军区5间武器库的**被抢掠一空，包括支援越南抗美战争的武器在铁路线 上就被抢掠。4个月时间，发生规模性武斗22起，有175000多人伤亡，其中死亡人数101000多人，报失踪33115人。周总理派去的调查组中，也 有3人被枪杀。据说，广西南宁武斗是文革中死伤中严重的。
九、 1975年5月新疆生产兵团“兵变”大镇压
1975年5月，新疆生产兵团石河子、奎屯梁地区的生产建设兵团发生所谓“集体兵变”、造反，投向苏修社会帝国主义事件，于是出动军队、建设兵团进行整 顿、整肃，引发武装对抗，展开激战，石河子地区有7330多人伤亡，其中2170人死亡。两地报失踪8137人。武装镇压中，出动了武装直升飞机。
十、1975年云南回民事件
1975年4月，云南省施甸“XXX共和国”事件，造成3700多人伤亡，其中回族村民有1220人死亡。施甸地区政府建筑物被炸毁。这是一宗人为造成的政治性冤案，当年中央拨下2000多万抚恤金才平息了这个事件。
Monday, November 22, 2010
宜宾和泸州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武斗
下面是对那个荒唐而疯狂的年代在宜宾和泸州间发生的这次事件的详细记述（转自网络）
文革“武装支泸”日志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灾难，是一场浩劫，是一场梦魇，它史无前例，空前绝后。长达十年之久的大动乱，使亿万中国人经历了刻骨铭心的磨难……
四十多年前的四川泸州，一片红彤彤的大地上，突然天空乌云翻滚，四野硝烟迷漫，到处血雨腥风，八方杀声震天。无数个家庭家破人亡，多少生灵涂炭，成百上千 的人伤残终身。泸州本是一座依山傍水美丽的城市，却随地可见残垣、断墙、工事、战壕、整个城市千疮百孔，几近废墟。
一九六七年，伊始，中国最大的城市——上海平地一声惊雷，飓风从东海之滨骤起，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刮起了震撼全国的“一月风暴”。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号召全国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随后全中国相继陷入动乱之中。
二月，几位忧国忧民的开国老帅忍无可忍，在怀仁堂里暴怒拍案，对林彪、“四人帮”一伙进行了大义凛然的斗争。
五月七日，中共中央下发了中发[1967]147号文件《中共中央关于处理四川问题的决定》（简称红十条），该文件的第三、第四条确立了原宜宾地委书记刘 结挺、原宜宾市委书记张西挺、原宜宾地委副书记王茂聚、原宜宾地委组织部部长郭林川等分别为四川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和宜宾地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负责 人。
“红十条” 犹如斗牛见到了红布，很快使四川特别是宜宾地区以“红旗派”为首的造反组织极度亢奋，宜宾地区整个局势变得异常紧张，派性更加恶性发展，大有一触即发之势。
五月十三日，文革初期产生的宜宾地区相互对立的两大派主要组织——“毛泽东思想宜宾红色造反总指挥部”和 “革命造反红旗宜宾方面军”，在宜宾市区展开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杀戮。双方万余人瞪着血红的眼睛，完全丧失了理智，使用冷兵器和砖头瓦砾，加上用大马力推土 机改装的土坦克，在古老的宜宾城内疯狂地厮杀了八天。双方和无辜的群众共死亡二百余人，伤二千多人。
五月二十日中午，一架从成都方向飞来的军用飞机隆隆盘旋在宜宾城市上空，雪花般飘落下红红绿绿的传单《中共中央关于处理四川问题的决定》，向各派群众广泛 宣传（红十条）。“毛泽东思想宜宾红色造反总指挥部”见大势己去，主动撤离市区，退缩到城北郊的翠屏山上。最终这场武斗由“革命造反红旗宜宾方面军”占了 绝对上风而告终。
七月五日，受全省和宜宾地区形势的影响，当时宜宾地区所辖泸州市的两大派组织—— “泸州红色革命造反联络站”（红联站）和“红旗泸州革命造反司令部”（泸州红旗），在泸州市开始发生武斗。双方抱着各自的信念和理想，英勇无畏奔赴战场， 使用钢纤、木棒、石块、砖头展开面对面的战斗。
七月九日，晨，刚成立不久的宜宾地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迫不及待地给泸州“红联站”和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泸陆军7804部队发了两个指示电文：“红联站:你 们应当立即停止对红旗派的进攻，并将你们所调参加武斗的贫下中农和工人，让他们马上回本单位。否则，后果由你们负责。” “宋团长、张政委：泸州情况十分紧急。在这紧要关头，7804部队应站在红旗派的一边，要坚决支持红旗派,制止武斗。否则，请考虑。”
也就是在这段时间，江青在对河南一派群众组织的代表团讲话，以所谓的“文攻武卫”的口号煽动全国武斗。至此，全国各造反组织有持无恐，肆无忌惮，各地的武斗急剧升级，整个中国几乎造成全面内战的局面。
七月二十一日，由宜宾地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组长王茂聚授意，武装支泸。在长江江面上，泸州“红联站”驶出大马力轮船将宜宾方面军的船队击沉一艘击伤两艘。
“泸州红旗”在宜宾方面的支泸援军支持下，与“红联站”展开十多天的激战，最终“红联站”还是取得了战略上的绝对优势。“泸州红旗”被压缩在不到四平方公里的市区中心半岛上，其核心组织集中撤离在市区西面忠山上的泸州医学专科学校内。
七月三十一日，泸州武斗双方在驻泸部队强有力的阻止下，基本上停止了大规模的武斗，形成了对峙的局面，只是偶尔有些小摩擦。
八月中旬，继第一次武装支泸以后，鉴于泸州两派相持不下的局面，四川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负责人刘结挺指示:“泸州红联站政治解决的途径己经堵塞，现在只 有用武力解决的方法了。”旋即，宜宾地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以建立基干民兵为由，开始加紧在地专机关和宜宾地区所属十八个县市普遍建立专业武斗队。与此同 时，宜宾的南溪南山机器厂、南溪长庆机器厂、江安川安化工厂、宜宾七九九厂、宜宾专区农机厂、宜宾纸厂、宜宾铸造厂等兵工厂和民品厂开始加班加点大量生产 枪弹，并从成都132兵工厂调来大量专用碳钢用于生产子弹壳。一种自行研制弹夹横握的冲锋枪，被取名为“红旗”牌冲锋枪也在这期间问世，并且批量生产装备 各武斗队。八月十七日，来川“传经送室”扇风点火的“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赴泸州调查团” 在去泸州调查返宜宾后，立即向泸州“红联站”发出了通谍，并用强硬的口吻限他们在二十四小时内必须交出武器、缴械投降，解散“红联站” ，撤除水陆交通障碍关卡等。
八月十八日，中共中央军委批准王茂聚兼任宜宾军分区第一政委。宜宾市在城区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欢庆游行话动，威武整齐的专业武斗队员荷枪实弹亮相在游行队伍中，他们借机向世人炫耀自己强大的武力。
八月十九日，宜宾地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召开各县、市电话会议，对组织民兵，发放枪支等问题再次作了祥细的布署。紧接着驻宜部队、宜宾各政法糸统、各县市武装部大量**或抢或送或发，分别武装各县市武斗队。
八月二十日，经宜宾地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和宜宾军分区批准宜宾地区三个基干民兵团宣告正式成立。一团，由宜宾地专机关干部组成;二团，宜宾市级机关干部 和宜宾市周边厂矿、农村的工人和农民组成;三团，由宜宾地区所辖十八个县市组成。三个团对外统称“宜宾地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团”。这 三个团的人员编制、武器装备基本上是按正规部队的标准来配置的。民兵战士均由各所谓的革命造反组织提名推荐，由宜宾地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批准。连级以上 干部由宜宾地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主要负责人亲自审定任命。一团、二团除分别有三个正规营外，每个团配有直属炮连、通讯连、卫生连，团部均配备了军用电 台，各连、营配备军用步话机。同时每个团配备了军队军事干部参加指挥。当时作为宜宾地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御林军”的地专机关的一团一营一连是这样配置 的：全连指战员共115人，每个班12人，包括正副班长1人;三个班为一个排，设正副排长1人;全连三个排，连直属卫生班由宜宾卫校的学生组成。连部由正 副连长、指导员、文书、司务长、通讯员等组成。全连有各种枪支103支，其中：轻机枪6挺，每挺配备子弹200发;由排连长使用的冲锋枪共10支，每支配 备子弹50发。步枪每支配备30发子弹。
八月二十五日，各团开始陆续集中进行封闭式短期军事训练。这一时期宜宾市全城一派繁忙，各种备战活动在紧张有序的进行，各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学校、社 会各个群体在宜宾地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的威逼下，忙得个不亦乐乎，连街道的居民老太太也发动起来了。物资部门四处调集作战用的各种物资，甚至不惜动用援 越物资，宜宾汽车运输公司负责前线的车辆调度准备，国家大批粮食、布匹、药品、资金被动用。
城区内，到处可见威风八面荷枪实弹的民兵，满街都是光怪陆离连篇累牍的“泸州告急！”，“合江告急!”，“纳溪告急!”和声讨踏平“红联站”的大字报、大 标语。各机关、厂矿、学校、街道纷纷发起了支援“泸州红旗”的捐粮、捐款、捐物的活动。此时的宜宾地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企图形成最广泛的阵容，采取理直 气壮公开的方式，加紧对泸州“红联战”铁壁合围的军事部署和准备。
八月二十八日，“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赴泸调查团”再次向“红联站”发出公开信，指出：“‘红联站’不但在政治上失败了，而且在军事上己陷入各地革命造反派的重重包围之中，宜宾地区十八个县市都在严阵以待，准备随时痛歼‘红联站’”。
九月一月，宜宾地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召集有全地区十八个县市武装部长和“红旗”派主要组织的负责人及宜宾地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派驻各县市工作组组长参 加的会议。宜宾地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组长、宜宾军分区第一政委王茂聚身着一身新军装，操着一腔浓厚的山东口音，在会上作了详细部署：“解决‘红联站’的 问题，主要是政治解决，组织一批力量去向革命派宣传，去争取团结‘红联站’中受蒙蔽的群众，把贫下中农争取过来，把‘红联站’孤立起来，使它无法调动贫下 中农。隆昌、合江、纳溪、江安都可向泸州方向靠拢。在外力量要调回来，加强武卫，作好武器物资的准备……”会上规定了这个会议的内容为绝密，不准传达，五 天以后再统一开展大规模的宣传。
当天晚上，宜宾地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秘密的在宜宾地委二招待所召开基干民兵一团、二团连以上干部参加的军事部署会议，同时下达战前最后的动员令：宜宾的 基干民兵一团、二团从现在起做好一切准备，武装支援“泸州红旗”。会上还决定了这次武装支泸的具体行军路线，总体是兵分三路进军泸州：一路，由基干民兵一 团沿宜宾至隆昌公路直插泸州小市;二路，由基干民兵二团顺宜宾至泸州公路杀进泸州市区外围;三路，由纳溪县、叙永县、珙县的民兵直奔泸州市郊的兰田镇。其 它县市和外地支泸大军重点是打好增援或作为预备队。整个支泸行动准备用一个月时间，战略上实行重兵压境，掌握主动权，集中优势兵力，将 “红联站”武装包围，而后采取强大的政治瓦解攻势各个击破，达到最终解决泸州问题的目的。会议最后宣布，在此次行动过程中，不管在什么情况下，只要“红联 站”胆敢开枪抵抗，就给予还击，并坚决消灭之。
九月二日，宜宾地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向泸州“红联站”正式发出通知，要求“红联站”立即派人到宜宾谈判，“红联站”自然不能也不敢派人参加谈判。随即宜 宾地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便四处放出话语：“‘红联站’抗拒宜宾地革筹领导，没有解决泸州问题的诚意”等。实际上宜宾地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这时的所作所 为都是为了掩饰武装围剿泸州“红联站”，以求得社会公众舆论支持，使武装支泸更加公开化。也就是这一天，宜宾地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驻各民兵团的联络组成 立，联络组的任务是随各民兵团开赴泸州，负责团、营、连的联络工作，联络组通过携带的军用电台每小时向宜宾地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首长报告一次前线情况， 确保首长的意图随时准确地在各团、营、连贯彻执行。联络组实质是起着军事作战督察作用，它直接受宜宾地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主要负责人指挥。
九月三日，上午，二个民兵团近三千人的武装支泸大军，全副武装，聚集在宜宾市翠屏山脚下的灯光球场召开誓师大会，宜宾地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副组长郭林川 在会上作了武装支泸战前动员报告，并正式宣布了各团、营、连指挥员的各单。会后，民兵团每个武斗人员领到了蚊帐、胶鞋、电筒、水壶、衣服等物品。
九月四日，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一团集中在宜宾专署灯光球场上车待命，二团在宜宾市工人文化宫球场上车后速迅出发渡过泯江汽车渡口，在泯江北岸的宜宾造纸 厂内待命。午夜零点整，宜宾地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下达了出发命令，两个团分别出发，几十辆卡车满载着杀气腾腾的武斗人员，向泸州方向开进。
九月五日，上午，宜宾市区街头，到处都贴满了还散发着浓烈油墨味的《宜宾地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中国人民解放军宜宾军分区、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泸部队联合 声明》“……为了解决泸州问题，我们在九月二日，三日曾先后几次用电活、电报通知泸州红联站、泸县泸联站、纳溪革联站等组织派代表到宜宾开会，均遭拒绝。 这说明他们对解决泸州问题毫无诚意。九月三日下午十二时起，他们和外地一些保守组织相互勾结向红旗派发起了全面进攻。扬言要在一两天之内踏平泸州，消灭红 旗派。为此，我宜宾地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中国人民解放军宜宾军分区、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泸部队，特发此联合声明，并向泸州红联站、泸县泸联站、纳溪革联 站等组织提出如下要求：一、红联站、泸联站必须立即停止向红旗派的武装进攻，将全部武器和各种杀人凶器交给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泸部队和泸州市、泸县、纳溪县 武装部。不许迫害被抓去的红旗派人员，并立即全部交回。二、受欺骗、受蒙蔽的工人贫下中农必须立即返回本地区本单位，抓革命、促生产。三、红联站、泸联站 必须立即撤销水、陆交通关卡，恢复水、陆交通。四、红联站、泸联站必须立即停止抢夺中国人民解放军武器和抢劫国家人民财产以及破坏工农业生产的违法行为。 五、红联站、泸联站中大多数群众是受蒙蔽的，也是资产阶级**路线的受害者，也是愿意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的，一律不咎即往。希望你们不要再继续上党内 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个别坚持资产阶级**路线的坏头头的当。你们应当起来造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坏头头的反。受蒙蔽无罪，反戈一击有功。 个别坏头头只有向人民低头认罪，缴械投降，立功赎罪，才能获得群众的谅解，从宽处理。以上五条希红职站泸联站立即执行，否则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由你们完 全负责”。
同时上午，一团势如破竹，沿隆昌至泸州公路朝泸州小市杀将而来，富顺县支泸民兵顺沱江而下，占领泸县胡市镇，天洋乡，切断了沱江水路，很快便与一团会师配 合作战。二团开到泸州市南郊的华阳乡，立即选好指挥所，建好掩体，随即与“红联站”展开了激烈战斗。与此同时，高县、珙县、叙永县、古蔺县、江安县等南线 各路武装支泸大军，沿川滇公路北进，切断川滇公路，直捣纳溪县安富镇和泸州市的兰田镇。合江县支泸大军切断长江水路，在泸州至合江公路一带严阵以待阻击 “红联站”东撤。重庆“猛虎团”和南充地区、永川地区的支泸人马，从永川至泸州公路挺进，阻断“红联站” 到永川的退路。三十余个县市的各路人马，万余武装民兵把整个泸州围得水泄不通。
宜宾地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组长王茂聚、副组长郭林川和宜宾军分区的军事指挥员在部队警卫战士的保护下，携带着呼叫代号分别为“长江一号” 、“黄河一号”的军用电台，亲赴前线指挥。
此时，前沿各个战场已全面打响，泸州城里城外战云飞舞，火光冲天，枪声大作，炮声隆隆。三七高炮、迫击炮、四零火箭筒等重型武器都使用上了，双方坚守着各自的阵地，进行着一场惨烈而又悲壮的较量。
九月八日，双方交战己经是第四天，“红联站”仍顽强地抵挡着各路支泸大军的疯狂进攻，泸州市小市、兰田镇两个战场的战斗最为激烈，双方伤亡惨重。下午“红 联站”死守的几个主要阵地开始溃败撤离，支泸大军乘势由撕开的口子迅速开始向纵深挺进。晚，泸州市区标志性建筑物——古老的钟鼓楼，被炮弹击中燃烧，火光 映红了半边天。
九月九日，上午，宜宾地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副组长郭林川率武装支泸的精锐之师——二团的先头部队经泸州市南城的王嘴、忠山进入城区。同时，立即命二团的一部主力和南溪县、东风矿区的支泸大军共三个营的兵力火迅调集到兰田镇增援。
当日，成都军区首长电告宜宾地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指出武装打泸州的行动是错误的，要宜宾地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立即把武装支泸人员撤回去。宜宾地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竟对此置之不理。
以后的几天，武装支泸大军以摧枯拉朽之势，所向披靡，各个战场捷报频传：“占领兰田”、“攻克小市”、“直捣二道溪”、“在地革筹首长直接领导下第二次解放泸州”。
半个月的铁壁合围，武装剿杀，双方均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死亡二千多人，伤万余人。无数个家庭遗下孤儿寡母，数十万群众背境离乡，美丽的江城泸州变得满 目疮痍，到处一片狼籍。这次大规模的武装支泸使 “泸州红联站”除一部份人撤退至合江县外，大部份被围困在离泸州市区几公里的高坝二五五兵工厂内。
九月十九日，宜宾地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组长王茂聚满面喜气，着一身崭新的军装，以中国人民解放军宜宾军分区第一政委的身份，在泸州市南城原川南军区大礼 堂接见了一团、二团的全体武斗人员。他对武斗人员大讲武装支泸的巨大成绩和重要意义，以及“红联站”的九大罪状。最后王茂聚显得有些无奈何地说：“成都军 区张国华同志讲二五五厂有几百吨炸药不能打，我们的任务己经完成，只剩下二五五厂，泸州红旗可以对付了，每个营留一个排的好武器交给泸州红旗派，其余撤回 去，以后有必要时，随时可以再来。”接见结束后，宣布当天晚上各团撤出泸州市。
武斗队员们拖着疲惫不堪的身子，连夜行军，挥师凯旋。支泸大军给 “泸州红旗”留下近千支各种枪枝和子弹手榴弹，单是住在泸州医专的宜宾地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驻泸工作组就遗交了二十多箱约一万余发子弹。
武装支泸大军撒回后，宜宾地区各县市大搞“庆功评好”评比“五好战士”，总结成绩，慰问伤员，奖励有功之臣。各地掀起大规模开追悼会、送葬、控诉 “麻匪”的罪行，极力继续煽动群众对泸州“红联站”的仇恨情绪。同时，成立了由宜宾地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副组长郭林川为主任委员的宜宾地区“红旗革命烈 士治丧委员会”，对凡是在武装支泸中被打死的“红旗派战士”均追认为“革命死难烈士”。制定了“关于处理善后工作暂行办法”的文件，对所谓“革命死难烈 士”优抚工作作了明确规定：烈属是农村人口可以解决户口迁移入城和工作安排;烈属可顶替烈士工作;烈士生前的工资每月照发等。
连续半个月时间，宜宾地区各县市每天哀乐声声，爆竹阵阵，成千上万群众身戴白花，手执花圈、挽联为战死的武斗队员开追悼会、游行、送葬。宜宾市在翠屏山、 泸州市在忠山选出最好的风水宝地，建造了高标准、高规格的“烈士陵园” ，绝大多数战死的武斗队员的遗体都埋进了新建的 “烈士陵园”。
十二月二十六日，在宜宾市召开了全省各专区、县市二百多个 “红十条”派组织参加的 “四川无产阶级革命派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捍卫红十条誓师大会”，王茂聚把自己打扮成 “红十条”的化身，在会上鼓吹宜宾是四川问题的突破口，并扬言宜宾地区捍卫“红十条”派已发展到几百万人，反对“红十条”派已被瓦解，剩余的一小撮巳空前 孤立等。
时间巳进入到一九六八年，此时，整个中国仍是一派大动荡。
三月九日，全省五十八个县市“红十条”派再次在自贡市召开了为期六天的会议，会上大肆推广武装支泸经验，提出：“去年九月‘红十条’派武装支泸的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如果有必要，我们誓将再度武装支泸”。
“泸州红旗派创造了文攻武卫的范例，值得我们学习”。并号召全川“红十条”派“必须在文攻武卫中联合起来，进行必要而适当的支援”。“尽最大的可能对那些在十分艰苦的条件下浴血奋战的战友，从政治上、道义上、物资上作出更大的支援”。
四月二十一日，由“红旗宜宾方面军”、宜宾市“三代会”、重庆“反到底赴宜联络站”联合召开了宜宾市八万军民誓师大会，大会主题：彻底粉碎反“红十条”的**逆流，发出了向泸州“红联站”最后一击的动员令。
当月，宜宾地区革命委员会在一片欢呼声中正式成立。紧接着，在 “必须建立革命武装，反对**武装”荒谬的方针指导下，宜宾地区各县市“红十条”派的武斗专业队进行了重新组建，成立了近二十个民兵团，共约六万余人，由 新成立的宜宾地区文攻武卫指挥部直接指挥。这支宠大的武装，分别编制代号为，2字头民兵团：202-泸州民兵团，203-纳溪县民兵团，204-东风矿区 民兵团，205-石油糸统民兵团;3字头民兵团：以隆昌县为3字头，代号由3011-3015;4字头民兵团：401-红旗宜宾柏树溪民兵团，402-八 八工人战斗团民兵团;403-宜宾红旗交通部队民兵团，404-宜宾市城建部队民兵团，406-七九九厂民兵团，407-宜宾市手工业糸统民兵 团，408-地专机关直属民兵营;5字头民兵团：由富顺县和晨光化工厂的民兵组成;6字头民兵团：为泸县的民兵组成;7字头民兵团：为合江县、长宁县、南 溪县的民兵组成;8字头民兵团：为古蔺县、叙永县的民兵组成。其精锐和主力为402团、404团、408营，他们的武器装备巳和当时解放军的武器装备相 当。
六月七日，全川“红十条”派再次在自贡市召开会议，号召全省“红十条”派走武装支泸的路，武力统一全川。“我们必须更高地举起文攻武卫的光辉旗帜，走突破 口的路，走武装支泸的路，团结起来，联合起来，对翻案联军盘踞的南充地区、泸纳合地区、江津地区，我们都应该发扬革命的进攻精神。”妄图想用枪杆子在全川 打出一个 “红十条”派的一统天下。
六月下旬，根据宜宾地区革命委员会驻泸州、纳溪县、合江县工作组收集反馈的情报分析，认为盘距在重庆、江津地区的 “保守势力”正在武装反击“红十条”派，从而直接威胁和形响着泸州，并且泸州“红联站”巳在行动，局部反攻己经展开，泸州十万火急！为了更好地实现武力稳 定局势，彻底解决久拖不绝的泸州问题，使宜宾地区真正成为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红十条”派独立王国。宜宾地区革命委员会加紧了策划实施第三次武装支泸的 战略计划。为了这次军事行动，宜宾地区革命委员会做了充分准备，成立了两个前敌指挥部：泸州兰田前敌指挥部，代号101;富顺县代寺前敌指挥部，代号 301，两个前敌指挥部分别指挥三个战区，即隆昌前线战区，泸州兰田前线战区，泸县况场前线战区。具体作战计划是：主动撤出隆昌县、泸县、富顺县部分地 区，死守泸县的青龙乡、天洋坪乡据点，把“红联站”和其它“保守势力”组织的人放进来，暴露在内江、自贡地区之间，然后大造舆论：“保守势力”己在发起进 攻，逼四川省革命委员会表态，从而达到诱敌深入，以便围歼之。另一方面，集中优势兵力，攻打南面泸纳合三地，端“红联站”的老窝，将其最后彻底消灭干净。
整个宜宾城里又开始疯狂备战，连宜宾专区第二人民医院也全部停止接收住院病人，作为后方总医院，宜宾卫校作为前线战死“烈士”停尸和保尸点。
七月四日，第三次武装支泸拉开序幕，由于泸州“红联站”难以抵卸强大的武装力量进攻和为了保存实力，很快闻风而撤，支泸大军毫不费力地收复了失去的地盘。但泸州“红联站”仍有几艘加装钢板作为装甲的轮船在城区边的长江上游弋，支泸大军调来机关炮将其击沉或击伤。
在成都军区、驻泸部队强有力干予和努力下，加上这期间中央连续两次发出布告：“七、三” 布告“七、二四”布告，再次重申坚决制止全国的武斗，第三次武装支泸就这样雷声大，雨点小而草草收场。此后的泸州武斗规模虽然缩小，但一直未有停止过，真到一九六九年底。
一九六九年十二月六日，在北京京西宾馆，宜宾地区革命委员会主任王茂聚参加中央解决四川问题的会议，与会人员揭发批判了王茂聚等人大搞派性，武装镇压干部 群众的罪行，当晚他在观看了纪录着自己一糸列罪行的纪录片《突破口上红旗飘》后，自知罪孽深重，在京西宾馆房间内自缢身亡。
刘结挺 和 张西挺
刘结挺，1920年1月生，山东平邑人。原名刘瑞新，曾用名刘凯之。1933年春加入中国共产党。初中文化。1932年－1937年在山东省费县仲村完 小、泰安育英中学学习。1935年5月任中共仲村支部支部委员。1937年与中共组织失去联系，报考国民党炮干班。1938年5月在陕北延安吴堡青训班学 习。1938年6月－1939年12月受中共组织派遣到国民党孙殿英部队做统战工作，任连、营政训员(1938年重新入党)。
1940年1月任新四军第6支队教导队教导员。1940年3月任抗日军政大学第4分校1大队教导员。1941年1月任抗大第4分校第1工作团政委。1941年5月任抗大4分校干部股股长、党总支部书记、保卫科副科长、组织科科长。
1945年冬任华中军区第8军分区独立3团政治处主任、2支队政治处主任。1947年初任豫皖苏军区政治部组织部部员，28团副政委、政委，5分区北5县对敌斗争指挥部政委。
1948年冬任中共河南省开封县委书记。
1949年春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8军炮兵营政委、154团副政委。
1949年12月任中共川南区江安县委书记、宜宾县委书记、江安县委书记。1951年8月任中共川南区宜宾地委委员、地委组织部部长。1951年12月兼 地委纪委书记。1953年4月任中共四川省宜宾地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部长(－1953年12月)、纪委书记(－1954年5月)。1955年6月任中共宜宾 地委书记。12月兼军分区政委。
1960年7月任中共宜宾地委第2书记。1963年3月被撤职。1965年2月被开除党籍。
“文化大革命”中，1967年4月恢复党籍。5月任四川省革委会筹备小组副组长兼筹备小组办公室主任。1967年7月任成都军区副政委、党委常委 （1967年9月起）。1968年5月－1971年8月任四川省革委会副主任。1969年12月任四川省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成员。1970年8月停职接受 审查。1971年8月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后被开除党籍。因“文化大革命”中犯有罪行，1982年3月被判处有期徒刑20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 1993年5月保外就医。中共第9届中央委员。1993年11月8日在郑州去世。
张西挺，女，1926年10月生，河南淮滨人。原名简玉霞。1941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0年参加革命工作。初中文化。1940年1月在豫皖苏边 区联合中学学习。1940年12月为豫皖苏边区剧团团员。1941年12月在抗日军政大学第4分校学习，任班长、文书、党支部书记。1943年5月任淮北 区中共淮宝县委技术书记、组织干事。1944年10月在中共淮北区委参加整风学习。1945年8月任中共华中第8地委工作大队副书记、工委委员。11月任 苏皖边区雪涡县丹城区党委委员。
1946年9月－12月任冀鲁豫区扶太西县区党委副书记。1946年11月在反“扫荡”中被俘，在郑州集中营被关押(后组织结论：被俘后有一系列叛变自首行为)。1947年7月出狱。9月任豫皖苏边区新蔡县政府秘书、新蔡县土改工作队工作组组长。
1948年5月在中共豫皖苏边区第4地委三查整党工作队工作，任豫皖苏边区中共阜阳县委秘书。1949年1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8军随校组织干事、随校14队指导员。
1950年5月任中共川南区宜宾县委宣传部部长、江安县委宣传部部长、组织部部长。1952年3月任中共川南区宜宾地委组织部干部科科长。1953年2月 任中共四川省宜宾地委办公室主任。1954年5月任中共四川省宜宾市委第2副书记。1954年9月－1955年兼市委纪委书记。1956年1月任中共宜宾 市委第2书记。8月任中共宜宾市委第1书记。1962年1月任中共宜宾市委书记处书记。1963年3月被撤销职务。1965年2月被开除党籍。
“文化大革命”中，1967年4月恢复党籍。1967年5月任四川省革委会筹备小组成员。1968年5月任四川省革委会副主任兼政工组组长。1969年 12月任四川省革委会副主任、省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成员。1970年8月停职接受审查。1971年8月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后被开除党籍。因“文化大革 命”中犯有罪行，1982年3月被判处有期徒刑17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1993年5月保外就医。中共第9届中央候补委员。1993年7月24日在成都 去世。
文革“武装支泸”日志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灾难，是一场浩劫，是一场梦魇，它史无前例，空前绝后。长达十年之久的大动乱，使亿万中国人经历了刻骨铭心的磨难……
四十多年前的四川泸州，一片红彤彤的大地上，突然天空乌云翻滚，四野硝烟迷漫，到处血雨腥风，八方杀声震天。无数个家庭家破人亡，多少生灵涂炭，成百上千 的人伤残终身。泸州本是一座依山傍水美丽的城市，却随地可见残垣、断墙、工事、战壕、整个城市千疮百孔，几近废墟。
一九六七年，伊始，中国最大的城市——上海平地一声惊雷，飓风从东海之滨骤起，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刮起了震撼全国的“一月风暴”。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号召全国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随后全中国相继陷入动乱之中。
二月，几位忧国忧民的开国老帅忍无可忍，在怀仁堂里暴怒拍案，对林彪、“四人帮”一伙进行了大义凛然的斗争。
五月七日，中共中央下发了中发[1967]147号文件《中共中央关于处理四川问题的决定》（简称红十条），该文件的第三、第四条确立了原宜宾地委书记刘 结挺、原宜宾市委书记张西挺、原宜宾地委副书记王茂聚、原宜宾地委组织部部长郭林川等分别为四川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和宜宾地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负责 人。
“红十条” 犹如斗牛见到了红布，很快使四川特别是宜宾地区以“红旗派”为首的造反组织极度亢奋，宜宾地区整个局势变得异常紧张，派性更加恶性发展，大有一触即发之势。
五月十三日，文革初期产生的宜宾地区相互对立的两大派主要组织——“毛泽东思想宜宾红色造反总指挥部”和 “革命造反红旗宜宾方面军”，在宜宾市区展开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杀戮。双方万余人瞪着血红的眼睛，完全丧失了理智，使用冷兵器和砖头瓦砾，加上用大马力推土 机改装的土坦克，在古老的宜宾城内疯狂地厮杀了八天。双方和无辜的群众共死亡二百余人，伤二千多人。
五月二十日中午，一架从成都方向飞来的军用飞机隆隆盘旋在宜宾城市上空，雪花般飘落下红红绿绿的传单《中共中央关于处理四川问题的决定》，向各派群众广泛 宣传（红十条）。“毛泽东思想宜宾红色造反总指挥部”见大势己去，主动撤离市区，退缩到城北郊的翠屏山上。最终这场武斗由“革命造反红旗宜宾方面军”占了 绝对上风而告终。
七月五日，受全省和宜宾地区形势的影响，当时宜宾地区所辖泸州市的两大派组织—— “泸州红色革命造反联络站”（红联站）和“红旗泸州革命造反司令部”（泸州红旗），在泸州市开始发生武斗。双方抱着各自的信念和理想，英勇无畏奔赴战场， 使用钢纤、木棒、石块、砖头展开面对面的战斗。
七月九日，晨，刚成立不久的宜宾地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迫不及待地给泸州“红联站”和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泸陆军7804部队发了两个指示电文：“红联站:你 们应当立即停止对红旗派的进攻，并将你们所调参加武斗的贫下中农和工人，让他们马上回本单位。否则，后果由你们负责。” “宋团长、张政委：泸州情况十分紧急。在这紧要关头，7804部队应站在红旗派的一边，要坚决支持红旗派,制止武斗。否则，请考虑。”
也就是在这段时间，江青在对河南一派群众组织的代表团讲话，以所谓的“文攻武卫”的口号煽动全国武斗。至此，全国各造反组织有持无恐，肆无忌惮，各地的武斗急剧升级，整个中国几乎造成全面内战的局面。
七月二十一日，由宜宾地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组长王茂聚授意，武装支泸。在长江江面上，泸州“红联站”驶出大马力轮船将宜宾方面军的船队击沉一艘击伤两艘。
“泸州红旗”在宜宾方面的支泸援军支持下，与“红联站”展开十多天的激战，最终“红联站”还是取得了战略上的绝对优势。“泸州红旗”被压缩在不到四平方公里的市区中心半岛上，其核心组织集中撤离在市区西面忠山上的泸州医学专科学校内。
七月三十一日，泸州武斗双方在驻泸部队强有力的阻止下，基本上停止了大规模的武斗，形成了对峙的局面，只是偶尔有些小摩擦。
八月中旬，继第一次武装支泸以后，鉴于泸州两派相持不下的局面，四川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负责人刘结挺指示:“泸州红联站政治解决的途径己经堵塞，现在只 有用武力解决的方法了。”旋即，宜宾地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以建立基干民兵为由，开始加紧在地专机关和宜宾地区所属十八个县市普遍建立专业武斗队。与此同 时，宜宾的南溪南山机器厂、南溪长庆机器厂、江安川安化工厂、宜宾七九九厂、宜宾专区农机厂、宜宾纸厂、宜宾铸造厂等兵工厂和民品厂开始加班加点大量生产 枪弹，并从成都132兵工厂调来大量专用碳钢用于生产子弹壳。一种自行研制弹夹横握的冲锋枪，被取名为“红旗”牌冲锋枪也在这期间问世，并且批量生产装备 各武斗队。八月十七日，来川“传经送室”扇风点火的“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赴泸州调查团” 在去泸州调查返宜宾后，立即向泸州“红联站”发出了通谍，并用强硬的口吻限他们在二十四小时内必须交出武器、缴械投降，解散“红联站” ，撤除水陆交通障碍关卡等。
八月十八日，中共中央军委批准王茂聚兼任宜宾军分区第一政委。宜宾市在城区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欢庆游行话动，威武整齐的专业武斗队员荷枪实弹亮相在游行队伍中，他们借机向世人炫耀自己强大的武力。
八月十九日，宜宾地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召开各县、市电话会议，对组织民兵，发放枪支等问题再次作了祥细的布署。紧接着驻宜部队、宜宾各政法糸统、各县市武装部大量**或抢或送或发，分别武装各县市武斗队。
八月二十日，经宜宾地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和宜宾军分区批准宜宾地区三个基干民兵团宣告正式成立。一团，由宜宾地专机关干部组成;二团，宜宾市级机关干部 和宜宾市周边厂矿、农村的工人和农民组成;三团，由宜宾地区所辖十八个县市组成。三个团对外统称“宜宾地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团”。这 三个团的人员编制、武器装备基本上是按正规部队的标准来配置的。民兵战士均由各所谓的革命造反组织提名推荐，由宜宾地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批准。连级以上 干部由宜宾地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主要负责人亲自审定任命。一团、二团除分别有三个正规营外，每个团配有直属炮连、通讯连、卫生连，团部均配备了军用电 台，各连、营配备军用步话机。同时每个团配备了军队军事干部参加指挥。当时作为宜宾地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御林军”的地专机关的一团一营一连是这样配置 的：全连指战员共115人，每个班12人，包括正副班长1人;三个班为一个排，设正副排长1人;全连三个排，连直属卫生班由宜宾卫校的学生组成。连部由正 副连长、指导员、文书、司务长、通讯员等组成。全连有各种枪支103支，其中：轻机枪6挺，每挺配备子弹200发;由排连长使用的冲锋枪共10支，每支配 备子弹50发。步枪每支配备30发子弹。
八月二十五日，各团开始陆续集中进行封闭式短期军事训练。这一时期宜宾市全城一派繁忙，各种备战活动在紧张有序的进行，各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学校、社 会各个群体在宜宾地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的威逼下，忙得个不亦乐乎，连街道的居民老太太也发动起来了。物资部门四处调集作战用的各种物资，甚至不惜动用援 越物资，宜宾汽车运输公司负责前线的车辆调度准备，国家大批粮食、布匹、药品、资金被动用。
城区内，到处可见威风八面荷枪实弹的民兵，满街都是光怪陆离连篇累牍的“泸州告急！”，“合江告急!”，“纳溪告急!”和声讨踏平“红联站”的大字报、大 标语。各机关、厂矿、学校、街道纷纷发起了支援“泸州红旗”的捐粮、捐款、捐物的活动。此时的宜宾地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企图形成最广泛的阵容，采取理直 气壮公开的方式，加紧对泸州“红联战”铁壁合围的军事部署和准备。
八月二十八日，“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赴泸调查团”再次向“红联站”发出公开信，指出：“‘红联站’不但在政治上失败了，而且在军事上己陷入各地革命造反派的重重包围之中，宜宾地区十八个县市都在严阵以待，准备随时痛歼‘红联站’”。
九月一月，宜宾地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召集有全地区十八个县市武装部长和“红旗”派主要组织的负责人及宜宾地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派驻各县市工作组组长参 加的会议。宜宾地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组长、宜宾军分区第一政委王茂聚身着一身新军装，操着一腔浓厚的山东口音，在会上作了详细部署：“解决‘红联站’的 问题，主要是政治解决，组织一批力量去向革命派宣传，去争取团结‘红联站’中受蒙蔽的群众，把贫下中农争取过来，把‘红联站’孤立起来，使它无法调动贫下 中农。隆昌、合江、纳溪、江安都可向泸州方向靠拢。在外力量要调回来，加强武卫，作好武器物资的准备……”会上规定了这个会议的内容为绝密，不准传达，五 天以后再统一开展大规模的宣传。
当天晚上，宜宾地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秘密的在宜宾地委二招待所召开基干民兵一团、二团连以上干部参加的军事部署会议，同时下达战前最后的动员令：宜宾的 基干民兵一团、二团从现在起做好一切准备，武装支援“泸州红旗”。会上还决定了这次武装支泸的具体行军路线，总体是兵分三路进军泸州：一路，由基干民兵一 团沿宜宾至隆昌公路直插泸州小市;二路，由基干民兵二团顺宜宾至泸州公路杀进泸州市区外围;三路，由纳溪县、叙永县、珙县的民兵直奔泸州市郊的兰田镇。其 它县市和外地支泸大军重点是打好增援或作为预备队。整个支泸行动准备用一个月时间，战略上实行重兵压境，掌握主动权，集中优势兵力，将 “红联站”武装包围，而后采取强大的政治瓦解攻势各个击破，达到最终解决泸州问题的目的。会议最后宣布，在此次行动过程中，不管在什么情况下，只要“红联 站”胆敢开枪抵抗，就给予还击，并坚决消灭之。
九月二日，宜宾地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向泸州“红联站”正式发出通知，要求“红联站”立即派人到宜宾谈判，“红联站”自然不能也不敢派人参加谈判。随即宜 宾地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便四处放出话语：“‘红联站’抗拒宜宾地革筹领导，没有解决泸州问题的诚意”等。实际上宜宾地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这时的所作所 为都是为了掩饰武装围剿泸州“红联站”，以求得社会公众舆论支持，使武装支泸更加公开化。也就是这一天，宜宾地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驻各民兵团的联络组成 立，联络组的任务是随各民兵团开赴泸州，负责团、营、连的联络工作，联络组通过携带的军用电台每小时向宜宾地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首长报告一次前线情况， 确保首长的意图随时准确地在各团、营、连贯彻执行。联络组实质是起着军事作战督察作用，它直接受宜宾地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主要负责人指挥。
九月三日，上午，二个民兵团近三千人的武装支泸大军，全副武装，聚集在宜宾市翠屏山脚下的灯光球场召开誓师大会，宜宾地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副组长郭林川 在会上作了武装支泸战前动员报告，并正式宣布了各团、营、连指挥员的各单。会后，民兵团每个武斗人员领到了蚊帐、胶鞋、电筒、水壶、衣服等物品。
九月四日，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一团集中在宜宾专署灯光球场上车待命，二团在宜宾市工人文化宫球场上车后速迅出发渡过泯江汽车渡口，在泯江北岸的宜宾造纸 厂内待命。午夜零点整，宜宾地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下达了出发命令，两个团分别出发，几十辆卡车满载着杀气腾腾的武斗人员，向泸州方向开进。
九月五日，上午，宜宾市区街头，到处都贴满了还散发着浓烈油墨味的《宜宾地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中国人民解放军宜宾军分区、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泸部队联合 声明》“……为了解决泸州问题，我们在九月二日，三日曾先后几次用电活、电报通知泸州红联站、泸县泸联站、纳溪革联站等组织派代表到宜宾开会，均遭拒绝。 这说明他们对解决泸州问题毫无诚意。九月三日下午十二时起，他们和外地一些保守组织相互勾结向红旗派发起了全面进攻。扬言要在一两天之内踏平泸州，消灭红 旗派。为此，我宜宾地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中国人民解放军宜宾军分区、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泸部队，特发此联合声明，并向泸州红联站、泸县泸联站、纳溪革联 站等组织提出如下要求：一、红联站、泸联站必须立即停止向红旗派的武装进攻，将全部武器和各种杀人凶器交给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泸部队和泸州市、泸县、纳溪县 武装部。不许迫害被抓去的红旗派人员，并立即全部交回。二、受欺骗、受蒙蔽的工人贫下中农必须立即返回本地区本单位，抓革命、促生产。三、红联站、泸联站 必须立即撤销水、陆交通关卡，恢复水、陆交通。四、红联站、泸联站必须立即停止抢夺中国人民解放军武器和抢劫国家人民财产以及破坏工农业生产的违法行为。 五、红联站、泸联站中大多数群众是受蒙蔽的，也是资产阶级**路线的受害者，也是愿意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的，一律不咎即往。希望你们不要再继续上党内 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个别坚持资产阶级**路线的坏头头的当。你们应当起来造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坏头头的反。受蒙蔽无罪，反戈一击有功。 个别坏头头只有向人民低头认罪，缴械投降，立功赎罪，才能获得群众的谅解，从宽处理。以上五条希红职站泸联站立即执行，否则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由你们完 全负责”。
同时上午，一团势如破竹，沿隆昌至泸州公路朝泸州小市杀将而来，富顺县支泸民兵顺沱江而下，占领泸县胡市镇，天洋乡，切断了沱江水路，很快便与一团会师配 合作战。二团开到泸州市南郊的华阳乡，立即选好指挥所，建好掩体，随即与“红联站”展开了激烈战斗。与此同时，高县、珙县、叙永县、古蔺县、江安县等南线 各路武装支泸大军，沿川滇公路北进，切断川滇公路，直捣纳溪县安富镇和泸州市的兰田镇。合江县支泸大军切断长江水路，在泸州至合江公路一带严阵以待阻击 “红联站”东撤。重庆“猛虎团”和南充地区、永川地区的支泸人马，从永川至泸州公路挺进，阻断“红联站” 到永川的退路。三十余个县市的各路人马，万余武装民兵把整个泸州围得水泄不通。
宜宾地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组长王茂聚、副组长郭林川和宜宾军分区的军事指挥员在部队警卫战士的保护下，携带着呼叫代号分别为“长江一号” 、“黄河一号”的军用电台，亲赴前线指挥。
此时，前沿各个战场已全面打响，泸州城里城外战云飞舞，火光冲天，枪声大作，炮声隆隆。三七高炮、迫击炮、四零火箭筒等重型武器都使用上了，双方坚守着各自的阵地，进行着一场惨烈而又悲壮的较量。
九月八日，双方交战己经是第四天，“红联站”仍顽强地抵挡着各路支泸大军的疯狂进攻，泸州市小市、兰田镇两个战场的战斗最为激烈，双方伤亡惨重。下午“红 联站”死守的几个主要阵地开始溃败撤离，支泸大军乘势由撕开的口子迅速开始向纵深挺进。晚，泸州市区标志性建筑物——古老的钟鼓楼，被炮弹击中燃烧，火光 映红了半边天。
九月九日，上午，宜宾地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副组长郭林川率武装支泸的精锐之师——二团的先头部队经泸州市南城的王嘴、忠山进入城区。同时，立即命二团的一部主力和南溪县、东风矿区的支泸大军共三个营的兵力火迅调集到兰田镇增援。
当日，成都军区首长电告宜宾地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指出武装打泸州的行动是错误的，要宜宾地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立即把武装支泸人员撤回去。宜宾地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竟对此置之不理。
以后的几天，武装支泸大军以摧枯拉朽之势，所向披靡，各个战场捷报频传：“占领兰田”、“攻克小市”、“直捣二道溪”、“在地革筹首长直接领导下第二次解放泸州”。
半个月的铁壁合围，武装剿杀，双方均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死亡二千多人，伤万余人。无数个家庭遗下孤儿寡母，数十万群众背境离乡，美丽的江城泸州变得满 目疮痍，到处一片狼籍。这次大规模的武装支泸使 “泸州红联站”除一部份人撤退至合江县外，大部份被围困在离泸州市区几公里的高坝二五五兵工厂内。
九月十九日，宜宾地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组长王茂聚满面喜气，着一身崭新的军装，以中国人民解放军宜宾军分区第一政委的身份，在泸州市南城原川南军区大礼 堂接见了一团、二团的全体武斗人员。他对武斗人员大讲武装支泸的巨大成绩和重要意义，以及“红联站”的九大罪状。最后王茂聚显得有些无奈何地说：“成都军 区张国华同志讲二五五厂有几百吨炸药不能打，我们的任务己经完成，只剩下二五五厂，泸州红旗可以对付了，每个营留一个排的好武器交给泸州红旗派，其余撤回 去，以后有必要时，随时可以再来。”接见结束后，宣布当天晚上各团撤出泸州市。
武斗队员们拖着疲惫不堪的身子，连夜行军，挥师凯旋。支泸大军给 “泸州红旗”留下近千支各种枪枝和子弹手榴弹，单是住在泸州医专的宜宾地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驻泸工作组就遗交了二十多箱约一万余发子弹。
武装支泸大军撒回后，宜宾地区各县市大搞“庆功评好”评比“五好战士”，总结成绩，慰问伤员，奖励有功之臣。各地掀起大规模开追悼会、送葬、控诉 “麻匪”的罪行，极力继续煽动群众对泸州“红联站”的仇恨情绪。同时，成立了由宜宾地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副组长郭林川为主任委员的宜宾地区“红旗革命烈 士治丧委员会”，对凡是在武装支泸中被打死的“红旗派战士”均追认为“革命死难烈士”。制定了“关于处理善后工作暂行办法”的文件，对所谓“革命死难烈 士”优抚工作作了明确规定：烈属是农村人口可以解决户口迁移入城和工作安排;烈属可顶替烈士工作;烈士生前的工资每月照发等。
连续半个月时间，宜宾地区各县市每天哀乐声声，爆竹阵阵，成千上万群众身戴白花，手执花圈、挽联为战死的武斗队员开追悼会、游行、送葬。宜宾市在翠屏山、 泸州市在忠山选出最好的风水宝地，建造了高标准、高规格的“烈士陵园” ，绝大多数战死的武斗队员的遗体都埋进了新建的 “烈士陵园”。
十二月二十六日，在宜宾市召开了全省各专区、县市二百多个 “红十条”派组织参加的 “四川无产阶级革命派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捍卫红十条誓师大会”，王茂聚把自己打扮成 “红十条”的化身，在会上鼓吹宜宾是四川问题的突破口，并扬言宜宾地区捍卫“红十条”派已发展到几百万人，反对“红十条”派已被瓦解，剩余的一小撮巳空前 孤立等。
时间巳进入到一九六八年，此时，整个中国仍是一派大动荡。
三月九日，全省五十八个县市“红十条”派再次在自贡市召开了为期六天的会议，会上大肆推广武装支泸经验，提出：“去年九月‘红十条’派武装支泸的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如果有必要，我们誓将再度武装支泸”。
“泸州红旗派创造了文攻武卫的范例，值得我们学习”。并号召全川“红十条”派“必须在文攻武卫中联合起来，进行必要而适当的支援”。“尽最大的可能对那些在十分艰苦的条件下浴血奋战的战友，从政治上、道义上、物资上作出更大的支援”。
四月二十一日，由“红旗宜宾方面军”、宜宾市“三代会”、重庆“反到底赴宜联络站”联合召开了宜宾市八万军民誓师大会，大会主题：彻底粉碎反“红十条”的**逆流，发出了向泸州“红联站”最后一击的动员令。
当月，宜宾地区革命委员会在一片欢呼声中正式成立。紧接着，在 “必须建立革命武装，反对**武装”荒谬的方针指导下，宜宾地区各县市“红十条”派的武斗专业队进行了重新组建，成立了近二十个民兵团，共约六万余人，由 新成立的宜宾地区文攻武卫指挥部直接指挥。这支宠大的武装，分别编制代号为，2字头民兵团：202-泸州民兵团，203-纳溪县民兵团，204-东风矿区 民兵团，205-石油糸统民兵团;3字头民兵团：以隆昌县为3字头，代号由3011-3015;4字头民兵团：401-红旗宜宾柏树溪民兵团，402-八 八工人战斗团民兵团;403-宜宾红旗交通部队民兵团，404-宜宾市城建部队民兵团，406-七九九厂民兵团，407-宜宾市手工业糸统民兵 团，408-地专机关直属民兵营;5字头民兵团：由富顺县和晨光化工厂的民兵组成;6字头民兵团：为泸县的民兵组成;7字头民兵团：为合江县、长宁县、南 溪县的民兵组成;8字头民兵团：为古蔺县、叙永县的民兵组成。其精锐和主力为402团、404团、408营，他们的武器装备巳和当时解放军的武器装备相 当。
六月七日，全川“红十条”派再次在自贡市召开会议，号召全省“红十条”派走武装支泸的路，武力统一全川。“我们必须更高地举起文攻武卫的光辉旗帜，走突破 口的路，走武装支泸的路，团结起来，联合起来，对翻案联军盘踞的南充地区、泸纳合地区、江津地区，我们都应该发扬革命的进攻精神。”妄图想用枪杆子在全川 打出一个 “红十条”派的一统天下。
六月下旬，根据宜宾地区革命委员会驻泸州、纳溪县、合江县工作组收集反馈的情报分析，认为盘距在重庆、江津地区的 “保守势力”正在武装反击“红十条”派，从而直接威胁和形响着泸州，并且泸州“红联站”巳在行动，局部反攻己经展开，泸州十万火急！为了更好地实现武力稳 定局势，彻底解决久拖不绝的泸州问题，使宜宾地区真正成为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红十条”派独立王国。宜宾地区革命委员会加紧了策划实施第三次武装支泸的 战略计划。为了这次军事行动，宜宾地区革命委员会做了充分准备，成立了两个前敌指挥部：泸州兰田前敌指挥部，代号101;富顺县代寺前敌指挥部，代号 301，两个前敌指挥部分别指挥三个战区，即隆昌前线战区，泸州兰田前线战区，泸县况场前线战区。具体作战计划是：主动撤出隆昌县、泸县、富顺县部分地 区，死守泸县的青龙乡、天洋坪乡据点，把“红联站”和其它“保守势力”组织的人放进来，暴露在内江、自贡地区之间，然后大造舆论：“保守势力”己在发起进 攻，逼四川省革命委员会表态，从而达到诱敌深入，以便围歼之。另一方面，集中优势兵力，攻打南面泸纳合三地，端“红联站”的老窝，将其最后彻底消灭干净。
整个宜宾城里又开始疯狂备战，连宜宾专区第二人民医院也全部停止接收住院病人，作为后方总医院，宜宾卫校作为前线战死“烈士”停尸和保尸点。
七月四日，第三次武装支泸拉开序幕，由于泸州“红联站”难以抵卸强大的武装力量进攻和为了保存实力，很快闻风而撤，支泸大军毫不费力地收复了失去的地盘。但泸州“红联站”仍有几艘加装钢板作为装甲的轮船在城区边的长江上游弋，支泸大军调来机关炮将其击沉或击伤。
在成都军区、驻泸部队强有力干予和努力下，加上这期间中央连续两次发出布告：“七、三” 布告“七、二四”布告，再次重申坚决制止全国的武斗，第三次武装支泸就这样雷声大，雨点小而草草收场。此后的泸州武斗规模虽然缩小，但一直未有停止过，真到一九六九年底。
一九六九年十二月六日，在北京京西宾馆，宜宾地区革命委员会主任王茂聚参加中央解决四川问题的会议，与会人员揭发批判了王茂聚等人大搞派性，武装镇压干部 群众的罪行，当晚他在观看了纪录着自己一糸列罪行的纪录片《突破口上红旗飘》后，自知罪孽深重，在京西宾馆房间内自缢身亡。
刘结挺 和 张西挺
刘结挺，1920年1月生，山东平邑人。原名刘瑞新，曾用名刘凯之。1933年春加入中国共产党。初中文化。1932年－1937年在山东省费县仲村完 小、泰安育英中学学习。1935年5月任中共仲村支部支部委员。1937年与中共组织失去联系，报考国民党炮干班。1938年5月在陕北延安吴堡青训班学 习。1938年6月－1939年12月受中共组织派遣到国民党孙殿英部队做统战工作，任连、营政训员(1938年重新入党)。
1940年1月任新四军第6支队教导队教导员。1940年3月任抗日军政大学第4分校1大队教导员。1941年1月任抗大第4分校第1工作团政委。1941年5月任抗大4分校干部股股长、党总支部书记、保卫科副科长、组织科科长。
1945年冬任华中军区第8军分区独立3团政治处主任、2支队政治处主任。1947年初任豫皖苏军区政治部组织部部员，28团副政委、政委，5分区北5县对敌斗争指挥部政委。
1948年冬任中共河南省开封县委书记。
1949年春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8军炮兵营政委、154团副政委。
1949年12月任中共川南区江安县委书记、宜宾县委书记、江安县委书记。1951年8月任中共川南区宜宾地委委员、地委组织部部长。1951年12月兼 地委纪委书记。1953年4月任中共四川省宜宾地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部长(－1953年12月)、纪委书记(－1954年5月)。1955年6月任中共宜宾 地委书记。12月兼军分区政委。
1960年7月任中共宜宾地委第2书记。1963年3月被撤职。1965年2月被开除党籍。
“文化大革命”中，1967年4月恢复党籍。5月任四川省革委会筹备小组副组长兼筹备小组办公室主任。1967年7月任成都军区副政委、党委常委 （1967年9月起）。1968年5月－1971年8月任四川省革委会副主任。1969年12月任四川省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成员。1970年8月停职接受 审查。1971年8月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后被开除党籍。因“文化大革命”中犯有罪行，1982年3月被判处有期徒刑20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 1993年5月保外就医。中共第9届中央委员。1993年11月8日在郑州去世。
张西挺，女，1926年10月生，河南淮滨人。原名简玉霞。1941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0年参加革命工作。初中文化。1940年1月在豫皖苏边 区联合中学学习。1940年12月为豫皖苏边区剧团团员。1941年12月在抗日军政大学第4分校学习，任班长、文书、党支部书记。1943年5月任淮北 区中共淮宝县委技术书记、组织干事。1944年10月在中共淮北区委参加整风学习。1945年8月任中共华中第8地委工作大队副书记、工委委员。11月任 苏皖边区雪涡县丹城区党委委员。
1946年9月－12月任冀鲁豫区扶太西县区党委副书记。1946年11月在反“扫荡”中被俘，在郑州集中营被关押(后组织结论：被俘后有一系列叛变自首行为)。1947年7月出狱。9月任豫皖苏边区新蔡县政府秘书、新蔡县土改工作队工作组组长。
1948年5月在中共豫皖苏边区第4地委三查整党工作队工作，任豫皖苏边区中共阜阳县委秘书。1949年1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8军随校组织干事、随校14队指导员。
1950年5月任中共川南区宜宾县委宣传部部长、江安县委宣传部部长、组织部部长。1952年3月任中共川南区宜宾地委组织部干部科科长。1953年2月 任中共四川省宜宾地委办公室主任。1954年5月任中共四川省宜宾市委第2副书记。1954年9月－1955年兼市委纪委书记。1956年1月任中共宜宾 市委第2书记。8月任中共宜宾市委第1书记。1962年1月任中共宜宾市委书记处书记。1963年3月被撤销职务。1965年2月被开除党籍。
“文化大革命”中，1967年4月恢复党籍。1967年5月任四川省革委会筹备小组成员。1968年5月任四川省革委会副主任兼政工组组长。1969年 12月任四川省革委会副主任、省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成员。1970年8月停职接受审查。1971年8月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后被开除党籍。因“文化大革 命”中犯有罪行，1982年3月被判处有期徒刑17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1993年5月保外就医。中共第9届中央候补委员。1993年7月24日在成都 去世。
Saturday, November 20, 2010
看看什么叫中国式幽默！
1、富家女：见过名牌儿么? 我这包上写着LV！我：学过拼音，读 “驴”是吧？
2、客轮要沉了，领导抢了一件救生衣，秘书提醒说：局长，船上还有不少女人呢，领导怒道：都什么时候了，还想那事！！
3、煮饭时，一只螃蟹顶出锅盖，对你说:“我热！”，答曰: 想红就忍 着！
4、中国法律的存在形式都是.txt格式，不是.exe格式。
5、据说大地震前有三个明显征兆：1.井水异常；2.牲畜反应异常；3. 专家出来辟谣。但是细心的人指出，第二条和第三条重复了。
6、昨晚踩了一条美女蛇，它反身咬了我一口，没过一会，蛇全身发抖，口吐白沫，转眼就挂了。我朝他吐口沫，鄙夷对它说：老子从小喝三聚氰胺牛奶、吃吊白块面粉、用地沟油炸的油条、苏丹红腌的红心鸭蛋、避孕药喂大的黄鳝、打激素的鸡和注水的肉，从小还打过假冒的疫苗，我早就百毒不侵，你敢咬我，真是找死！
7、索马里海盗：“三百万美元,一口价！”中方官员：“二百五十 万！” 海盗:"你当我傻啊？我知道你们说二百五是骂人的！”中方官员：“三百万就三百万！但发票要写七百万！”海盗热泪盈眶伸拇指：“抢钱还是你们狠！！！”
8、哄领导开心就做做假，哄群众开心就做做秀，哄自己开心就做做梦。
9、历史老师说：秦朝统一六国的顺序可以记为“喊赵薇去演戏！” （韩赵魏楚燕齐）全场汗颜……
10、和同事的开车出去吃饭，到了吃的地方没有停车位，只好停在了路边。问之朋友会不会被贴罚单。他说没事，从箱里拿出来了一张罚单，自己贴在了车窗上。吃完饭回来果然平安无事……
11、白天看中国股市，晚上看中国足球，用不了半年，你就离进精神病院不远啦！
12、几十年过去了，人民群众早已经过了河了，而各级领导还在河边假装摸石头！
13、在超市里，看见一只五花大绑着的螃蟹从18.9元每斤的水箱里往28.9元每斤的水箱里爬，我泪流满面，你太TM有上进心了！
14、中国第一廉官：他是副厅级巡视员，跟国家领导人有亲戚关系， 去西方考察访问只带3个随从，从不警车开道，也不用公款吃喝，有时甚至要自己找饭吃。3随从因太清苦常闹辞职。他在西方考察多年，见过多位外国元首，成绩很大，回国后也没要求升官，一生教书育人，死后没任何家产。他，就是唐僧。
15、她丈夫在河北当建筑工人，工程塌方，被砸死在下面。她要求赔偿，包工头不肯。她起诉到法院，败诉。她上诉，再次败诉。她只好上访，从山东一次次来到河北，当局抓她，关她，在精神病院喂她吃药。她逃了出来，上网求助，被屏蔽、被删帖。她不会翻墙， 一天天坐在墙下，最后终于把墙哭倒了，她就是孟姜女
16、某市近来每到夜里，许多领导的办公室火光熊熊，有人打119报警，消防队无动于衷，拒不出警。民众投诉后得到的答复是：领导们在烧日记
17、昨天问一炒股朋友：最近股市暴跌了，睡眠怎样？他说：像婴儿般睡眠。我说：不愧是高手！这都能睡得着！他沉默半晌道：半夜经常醒来哭一会再睡。
18、记得儿子刚出生的那天，护士把儿子从产房抱出来。初为人父那叫一个激动啊，急忙接过儿子，嘴里还习惯性的说着：来，叔叔抱一下，乖……周围立刻一片沉寂。
19、你忍心蜗居在不到10平米的小屋里吗，你忍心看着自己的女友和你奋斗一辈子还供不起一套房吗，你忍心看着你父母缩衣节食把仅有的一点养老金帮你还房贷吗，这里才是实现你梦想的地方。加入我们，待遇从优，装备齐全，食宿全免，一条大裤衩，一双人字拖，一把AK47，800美元底薪+提成，全天移动式海景套房，多劳多得，只要大干一票，在大都市买楼不再是梦想。干两票，跻身上层社会，直接与奥巴马对话不再是距离。别再犹豫了，给你一片海域，换你一生奇迹! ——索马里海盗人力资源部
20、如来佛祖说：沙僧，你不能成佛，你在《西游记》里的台词太少，只有5句：1、大师兄，师傅被妖怪抓走了。2、二师兄，师傅被妖怪抓走了。3、大师兄，二师兄被妖怪抓走了。4、大师兄，师傅和二师兄被妖怪抓走了。5、师父放心吧，大师兄会来救我们的。
21、东方早报：上海公墓已经占用超过70%，数年后面临死亡人口将无地可葬的危机。网友回复：让领导先死！
22、同学和他朋友去上自习的路上，他朋友用非常羡慕的口吻对同学 说：“听说你哥是中国足球的？”同学勃然大怒道：“你哥才是中国足球的！”
23、龙永图先生说，只要有需求，就不会有泡沫。这么说的话，只要有欲望，所有城市都可以开10000家天上人间？
24、朋友，你沮丧吗，你压抑吗，你缺乏自信吗？请立即购买一份 《环球时报》，把“中国”替换为“我”，包管你五分钟内自信心 爆棚，徒手敢撬原子弹，马步能阻七十码。
25、一个小男孩抽烟被老师撞见。老师问：你这么小为什么就学抽烟？小男孩很严肃地说：唉，祖国还没统一，心情很郁闷，抽支烟解解闷
2、客轮要沉了，领导抢了一件救生衣，秘书提醒说：局长，船上还有不少女人呢，领导怒道：都什么时候了，还想那事！！
3、煮饭时，一只螃蟹顶出锅盖，对你说:“我热！”，答曰: 想红就忍 着！
4、中国法律的存在形式都是.txt格式，不是.exe格式。
5、据说大地震前有三个明显征兆：1.井水异常；2.牲畜反应异常；3. 专家出来辟谣。但是细心的人指出，第二条和第三条重复了。
6、昨晚踩了一条美女蛇，它反身咬了我一口，没过一会，蛇全身发抖，口吐白沫，转眼就挂了。我朝他吐口沫，鄙夷对它说：老子从小喝三聚氰胺牛奶、吃吊白块面粉、用地沟油炸的油条、苏丹红腌的红心鸭蛋、避孕药喂大的黄鳝、打激素的鸡和注水的肉，从小还打过假冒的疫苗，我早就百毒不侵，你敢咬我，真是找死！
7、索马里海盗：“三百万美元,一口价！”中方官员：“二百五十 万！” 海盗:"你当我傻啊？我知道你们说二百五是骂人的！”中方官员：“三百万就三百万！但发票要写七百万！”海盗热泪盈眶伸拇指：“抢钱还是你们狠！！！”
8、哄领导开心就做做假，哄群众开心就做做秀，哄自己开心就做做梦。
9、历史老师说：秦朝统一六国的顺序可以记为“喊赵薇去演戏！” （韩赵魏楚燕齐）全场汗颜……
10、和同事的开车出去吃饭，到了吃的地方没有停车位，只好停在了路边。问之朋友会不会被贴罚单。他说没事，从箱里拿出来了一张罚单，自己贴在了车窗上。吃完饭回来果然平安无事……
11、白天看中国股市，晚上看中国足球，用不了半年，你就离进精神病院不远啦！
12、几十年过去了，人民群众早已经过了河了，而各级领导还在河边假装摸石头！
13、在超市里，看见一只五花大绑着的螃蟹从18.9元每斤的水箱里往28.9元每斤的水箱里爬，我泪流满面，你太TM有上进心了！
14、中国第一廉官：他是副厅级巡视员，跟国家领导人有亲戚关系， 去西方考察访问只带3个随从，从不警车开道，也不用公款吃喝，有时甚至要自己找饭吃。3随从因太清苦常闹辞职。他在西方考察多年，见过多位外国元首，成绩很大，回国后也没要求升官，一生教书育人，死后没任何家产。他，就是唐僧。
15、她丈夫在河北当建筑工人，工程塌方，被砸死在下面。她要求赔偿，包工头不肯。她起诉到法院，败诉。她上诉，再次败诉。她只好上访，从山东一次次来到河北，当局抓她，关她，在精神病院喂她吃药。她逃了出来，上网求助，被屏蔽、被删帖。她不会翻墙， 一天天坐在墙下，最后终于把墙哭倒了，她就是孟姜女
16、某市近来每到夜里，许多领导的办公室火光熊熊，有人打119报警，消防队无动于衷，拒不出警。民众投诉后得到的答复是：领导们在烧日记
17、昨天问一炒股朋友：最近股市暴跌了，睡眠怎样？他说：像婴儿般睡眠。我说：不愧是高手！这都能睡得着！他沉默半晌道：半夜经常醒来哭一会再睡。
18、记得儿子刚出生的那天，护士把儿子从产房抱出来。初为人父那叫一个激动啊，急忙接过儿子，嘴里还习惯性的说着：来，叔叔抱一下，乖……周围立刻一片沉寂。
19、你忍心蜗居在不到10平米的小屋里吗，你忍心看着自己的女友和你奋斗一辈子还供不起一套房吗，你忍心看着你父母缩衣节食把仅有的一点养老金帮你还房贷吗，这里才是实现你梦想的地方。加入我们，待遇从优，装备齐全，食宿全免，一条大裤衩，一双人字拖，一把AK47，800美元底薪+提成，全天移动式海景套房，多劳多得，只要大干一票，在大都市买楼不再是梦想。干两票，跻身上层社会，直接与奥巴马对话不再是距离。别再犹豫了，给你一片海域，换你一生奇迹! ——索马里海盗人力资源部
20、如来佛祖说：沙僧，你不能成佛，你在《西游记》里的台词太少，只有5句：1、大师兄，师傅被妖怪抓走了。2、二师兄，师傅被妖怪抓走了。3、大师兄，二师兄被妖怪抓走了。4、大师兄，师傅和二师兄被妖怪抓走了。5、师父放心吧，大师兄会来救我们的。
21、东方早报：上海公墓已经占用超过70%，数年后面临死亡人口将无地可葬的危机。网友回复：让领导先死！
22、同学和他朋友去上自习的路上，他朋友用非常羡慕的口吻对同学 说：“听说你哥是中国足球的？”同学勃然大怒道：“你哥才是中国足球的！”
23、龙永图先生说，只要有需求，就不会有泡沫。这么说的话，只要有欲望，所有城市都可以开10000家天上人间？
24、朋友，你沮丧吗，你压抑吗，你缺乏自信吗？请立即购买一份 《环球时报》，把“中国”替换为“我”，包管你五分钟内自信心 爆棚，徒手敢撬原子弹，马步能阻七十码。
25、一个小男孩抽烟被老师撞见。老师问：你这么小为什么就学抽烟？小男孩很严肃地说：唉，祖国还没统一，心情很郁闷，抽支烟解解闷
Monday, November 15, 2010
中外的某些差别，并非用单纯的“国情不同”就可敷衍过去
那些外国人告诉我们的事:7.0级地震零死亡(组图) 国际先驱导报
这一年迄今为止，国际上发生了许许多多的事儿，有些和中国有关，有些看上去和中国没有半点关系，但放眼看世界的中国人，却一再被触动和被再教育着：原来我们司空见惯的某些现象，并非都是无可救药的不治之症；原来中外的某些差别，并非用单纯的“国情不同”就可敷衍过去。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晓德发自北京 从某种程度上说，中国人是最关注国际政治风云和海外大事的群体之一。而开阔的国际视野，在让越来越多的人们更加理性地了解真实的世界之余，也常常会因发生在他国的各类焦点新闻徒增感叹：如果这件事发生在中国……
“如果这件事发生在中国”的下文往往不是胸有成竹的骄傲和自豪，而更多可能都会伴随着一声叹息。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至今，中国的各行各业几乎都习惯了这样一个口号：与国际接轨。
于是我们看到，中国各大商业银行收费多如牛毛，理由是“接轨”；居民日常必须的能源价格每次上涨，原因也是“接轨”；城市的楼房偏要盖成“欧式风格”或者小区名字带上洋味儿，更是有着浓厚的“接轨”意味。只是，当涨价和收费甚至建筑物外观一并与国际接轨的时候，更多应该接轨的事情，却一直乏人问津，甚至被刻意忽略着。
2010年尚未过去，这一年迄今为止，国际上发生了许许多多的事儿，有些和中国有关，有些看上去和中国没有半点关系，但放眼看世界的中国人，却一再被触动和被再教育着：原来我们司空见惯的某些现象，并非都是无可救药的不治之症；原来中外的某些差别，并非用单纯的“国情不同”就可敷衍过去。
诚然，自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以来，西方就走到了中国的前面，因此我们在一些领域或观念上的落后本无可厚非，承认技不如人也并不丢人。但如果他人的经验教训或“先见之明”早已摆在眼前，而我们却依然掩耳盗铃不思进取，那就不止是不虚心那么简单了。
师夷长技，并非一定要为了“制夷”。从本质上说，更是为了完善和充实自己，也只有如此，才可能真正实现十二五计划提出的民富与国强。
所以，今天，让我们把目光投向海外。
1、7.0级地震可以做到零死亡
接连不断的地震，让我们目睹了全球各地一幕幕房倒屋塌、伤亡惨重的悲剧。从汶川到玉树，再到遥远的海地，天灾曾让人类一次次措手不及却又无可奈何。可是，当2010年9月4日凌晨，新西兰南岛最大的城市克赖斯特彻奇附近发生里氏7.0级地震之后，无人死亡的奇迹却令人惊讶不已：原来7.0级的强震也可以做到零死亡！
没错，我们过去连想想都觉得不可能发生的事，新西兰却做到了。在克赖斯特彻奇，地震影响最严重的只是那些中央商务区外围的老房子，而其他绝大多数的建筑都保持了完好无缺。
奇迹当然不会平白无故地发生。除了人口密度相对较低等客观因素外，当地严格执行的抗震建筑标准被普遍认为是强震零死亡的重要原因。新西兰建筑研究协会负责人告诉前去采访的记者，该国的新办公楼采用的都是隔离地基，即楼体是建在橡胶减震层或滚球轴承垫之上，这样“发生大地震的时候它们就能通过适当晃动抗震”。
据报道，新西兰是世界上房屋抗震设计最先进的国家之一。许多古老的建筑也都进行了抗震设施加固。而严格的《建筑法》，也成为挽救众多生命的保护神。该国1992年通过的法规有一条最重要的原则：发生强烈地震时，无法避免混凝土受到严重破坏，但是必须避免建筑物倒塌。建筑物出现问题，要追究建筑商、设计师、政府审查人员的责任。
与1月发生在海地的类似级别地震导致几十万人死亡的悲剧后果相比，新西兰严格的建筑标准和对标准不折不扣的执行，挽救了无数人的生命。而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地质学家约翰·马特研究后表示，自然灾害导致发展中国家死亡的几率要比富裕国家高出大约100倍。德国《明镜》周刊网站因此总结称：自然灾难主要祸害贫穷国家。
作为自然灾害频仍的最大发展中国家，我们是否应该从中有所省思？
2、小贩谋生权利不容侵犯
当城管与街头摊贩的“猫鼠游戏”在中国大中小城市频繁上演，暴力事件层出不穷之际，印度法院的一纸判决，为我们重新认识此类事件提供了另外一种思路。
在印度，街头小贩们有一个全国性维权组织——印度全国街头小贩联合会。《新京报》报道称，多年来，该联合会一直代表印度上千万小贩，通过各种途径向政府表达诉求，维护小贩的合法权益。但为了筹备10月举行的英联邦运动会，不少小摊贩在运动会前夕被驱赶出了新德里。联合会于是将新德里市政府告上了印度最高法院。
10月20日，印度最高法院做出了判决，判决书中写道：“街头叫卖是人们谋生的一项基本权利，政府需要贯彻一项成文法来规范街头小贩，而非剥夺。”判决还将街头摊贩的谋生权与行人的自由行路权看作一样需要保障的权利，“不能因为路边摊贩贫穷、无组织，就让他们应享有的这些基本权利处于混乱状态，也不能用不断变化的行政规划来决定他们的基本权利。”
如此清晰干脆的文字，明白无误地宣告了小贩们的胜利。印度最高法院的判决还要求，印度政府必须在规定时间内实施相关法律，保护路边摊贩，时间点就是2011年6月30日。
中印固然有着不同的国情，但印度对小贩权利的尊重态度，无疑值得我们学习。当我们还纠结于“市容市貌”和外来人口管理之间的难题如何平衡时，印度最高法院的判决不啻为我们提了个醒。街头小贩不是乞讨者，他们不靠别人的施舍谋生。相反，正是因为他们的存在，才解决了城市居民的很多基本需求，而他们本身，辛辛苦苦谋生的权利亦应当得到必须的尊重。
3、战略资源别忘了留点给子孙后代
钓鱼岛撞船事件后，中国出口的占世界90%的稀土贸易问题浮出水面。有日本媒体报道称，中方曾暂停了对日稀土出口。但并未得到任何证实。事实上，目前中国的稀土矿已经被开采一半以上，剩余的储量仅可开采二三十年。此前，无度的开采，令稀土资源所在地区满目疮痍，对无序开采立即踩刹车已是中国不得不为之的无奈之举。
但由于西方国家长期依靠中国的稀土出口，在国际政客和媒体的合力鼓噪下，稀土问题瞬间就被篡改成了一个政治性议题。美国欧盟和日本)甚至宣称要将中国限制稀土出口告上WTO。10月28日，中国发表声明，表示不会利用在稀土市场中的主导地位，与其他经济体讨价还价。
作为稀土的主要出口国，按说如何开采以及卖给谁卖多少都应该是中国主权范围内的事，容不得别人说三道四。但目前的现实却是，稀土出口变成了被一些国家牵着鼻子走的“强买行为”。此外，出口量庞大的中国，非但没有稀土价格话语权，反而因过去长期管理混乱，国内地方的出口商相互压价竞争导致稀而不贵，也成了中国稀土说不出的另一个尴尬。
FT中文网读者johnnyyu日前在美国参观了号称西半球最大的金矿却发现，这个金矿虽然开采了上百年，却还有近60%的储量。在金价节节攀升的当下，当地政府却停止办法开采证，目的就是保护环境。著名作家郑渊洁则列出了更多的数据：2009年中国稀土储量3600万吨，开采销售12万吨。美国储量1300万吨，开采0吨。俄罗斯储量1900万吨，开采0吨。
郑渊洁因此在微博上表示， “欧美日准备在G20峰会上向中国领导人发难，压中国继续廉价卖稀土。而他们自己的稀土资源雪藏。我们可以在G20峰会上理直气壮地说：今后再不卖给你们稀土了！卖稀土就是卖领土。”johnnyyu则认为，保护资源是任何一个国家主权范围内的事。“问题不在于外国的恫吓，关键是政府敢不敢和善不善于保护。”
4、肇事企业名头再大也不该免责
石油公司输油管道破损导致原油泄漏并流进大海，因此造成的海域污染损失以及清理油污的责任，到底该由谁来负？美国政府给出的答案很简单：肇事石油公司！
据新华社10月15日报道，美国政府表示，已向英国石油公司及其他机构开出了6260万美元的账单，用于支付墨西哥湾大型漏油事件相关的处理及重建费用。这是美国政府开出的第七张账单，之前的六张共计5.184亿美元，英国石油公司已经悉数支付。
今年4月20日，美国路易斯安那州海岸附近墨西哥湾“深水地平线”钻井平台发生爆炸并随后沉没，超过490万加仑原油外泄，美国南部5个州长达640多英里的海岸线遭污染，酿成美国历史上最严重的漏油事故。
事故发生后，英国石油公司就遭遇来自美国的巨大压力，迅速的堵漏和赔偿工作亦随即展开。8月9日，该公司表示，单就清理漏油的支出即已达到61亿美元。当时还接到超过14.5万份的索赔要求，其中超过10.3万份已经支付，赔偿金额达3.19亿美元。而路透社列出的预计账单数额更加巨大——事故责任方英国石油公司将为堵漏、清理等支付超过300亿元。
枯燥的数字，形象地表明了英国石油公司为墨西哥湾漏油事故付出的代价。除了金钱上的损失，英国石油公司时任总裁海沃德也被曝下课。
这起看上去距离中国异常遥远的事故，却因为7月16日大连中石油国际储运有限公司的输油管线爆炸，而变得有了特殊的意义。
据《每日经济新闻》报道，尽管事故已经过去三个多月，但目前对水产养殖户的赔偿“仍处在调查阶段”。与先前媒体在9月份称中石油一直对赔偿一事保持沉默有些变化的是，《每日经济新闻》报道称，中石油信访处接待了到北京反映情况的50多位大连渔民，其后中石油给出的回复是，“事故不论追究到什么责任，最终的赔偿都由中石油来承担。但是地方政府必须要拿出合情、合理、合法的赔偿依据。”
英国石油公司显然没有那么好的“运气”。早在墨西哥湾漏油事件发生后，美国司法部就和英国石油公司共同宣布，双方已谈妥共计200亿美元的墨西哥湾漏油赔偿基金的方案。英国石油公司已向该基金注入了首期30 亿美元资金，向在墨西哥湾漏油事件中的受害人和受害企业提供赔偿，将一直持续到2013年。
5、电信计费失误当依重法严惩
10月3日，美国最大的无线通信公司韦里孙公司宣布，将向1500万用户退还总额达9000万美元的款项。原因是，该公司错误地收取了上述美国本土手机用户的数据流量费和上网费用。这次退还创下了美国的电信公司返还用户退款的最高金额记录。
消息传来，再次引发了中国网民的联想。广州白云的一位网友表示，“中国移动、联通、电信笑而不语。”另一位来自广西南宁的网友则称，“美国电信公司真傻。”
美国电信业的巨无霸，为何会向用户低头？
有消息指，在过去三年时间内，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收到了数百起韦里孙客户的投诉，投诉内容主要是用户搁置不用的手机还会被收取流量费用，或者因为手机中内置自动打开浏览器的程序而被收取上网费。既然投诉数量只是几百起，韦里孙公司为何却表示将对1500万用户退款？该公司称目的是为了赢得客户的信任，并留住客户。而有分析认为，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这几百起用户已经跟该公司有了和解协议，如果其他那些用户要对他们提起集体赔偿诉讼的话，可能韦里孙最后要付出的代价就不是9000万美元，所以他们才会抢在大规模集体诉讼之前，赶紧赔款了事。
美国电信商的高额赔偿，很容易让人想起三个月前央视曝光的另一起类似事件。据7月4日的《每周质量报告》报道，海南移动公司的一手机用户在查询话费详单时偶然发现：仅2月份，他的手机只打了7个漫游电话，就被多扣了8分钟的通话费。
面对多出的8分钟，海南移动却称，公司计费系统有合格证书，符合国家规定标准。3天后，中国移动才承认，海南公司存在切割话单造成的计费误差问题并对系统进行了升级改造，公司在向客户展示话单内容方面存在不足，与客户的沟通也不到位，引起了部分客户的误解。
中国通信行业乱收费问题，在民间传说已久。“吃费”，是部分地区消费者对某品牌通信服务商乱收费的形象说法。但这种收费乱象，至今也未从根本上得到解决。美国严苛的法律，才使得韦里孙公司不得不主动赔付消费者。相比之下，在维护消费者权益方面，我们可以进步的空间还有很多。
盘点外国人告诉我们的事：7.0级地震零死亡（组图）
6、乳业标准不能满足于最低
在牛奶标准问题上，美国正遭受来自欧盟的压力。
从12月1日起，欧盟将对占本地区市场10%的美国奶制品采用更严格的欧洲标准。有报道称，在布鲁塞尔一个关于动物健康的会议上，一位国际奶业专家则告诉参会代表，欧盟将为全球奶业建立一个标准，特别是牛奶质量和奶牛福利标准。该教授表示，“发达国家生产的大部分牛奶都会跟随欧盟制定的标准。像中国和印度这样的国家，应该也会遵守此标准。美国奶业期盼欧盟当局能够坚持更严格的牛奶进口标准。”
事实是否真的会如此，目前还不好下定论。但自中国乳品安全国家标准公布之日起，其中的指标就让一些行内人傻了眼。
与欧盟的高标准相比，从今年6月1日起正式实施的乳品安全国家标准（“新国标”）却被指称是令“中国原奶质量降到了全世界最低”。继两年前爆发三聚氰胺事件后，有关部门对1986年颁布的乳品标准进行的这次大修订，有关“生乳安全标准”的两项指标备受质疑——蛋白质含量与微生物限量：1986年“国标” 中，规定蛋白质最低值为2.95克/100克，“新国标”降为2.8克/100克，而国际标准为3.0克/100克；微生物限量由每毫升50万个增至 200万个，比美国、欧盟10万的标准高出20倍。
如此新国标，被业界惊呼为“一夜倒退25年”。但卫生部的说法是：这是尊重现在国内养殖现实，符合我国生乳生产实际。
讨论来讨论去，最后大概就苦了那些被接连不断的牛奶安全问题吓怕了的新生儿家长，有舆论因此发问：漠视生命的中国乳品新国标让谁还敢喝牛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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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控烟请从不再美化烟盒包装开始
如果香烟外包装上有触目惊心的骷髅或得了癌症的肺部照片，你还会再抽吗？
在海外一些国家和地区，香烟可怕的外包装图案，相信很多出过国的人都会印象深刻。如今在南半球的澳大利亚，香烟盒再次成了被“开刀”的对象。澳大利亚政府日前表示，从2012年7月1日起，全面禁止当地香烟包装使用品牌标识和其他市场营销图案。这意味着，不管你购买的是什么品牌的香烟，五颜六色的烟标都将淡出人们的视线，取而代之的将是同样丑陋的外观和醒目而恐怖的警告图片及文字。
强令所有香烟一律扒皮，澳大利亚政府此招的确够狠。此外，还将烟草税上调了25%，在各国禁烟措施中堪称史无前例。
事实上，通过形象的视觉效果达到控烟的目的，已经成为很多国家和地区的共识。而与国际社会纷纷通过“丑化”外包装达到视觉阻吓效果的措施相比，中国市场上的香烟却依然强调着“天高云淡”。
以中华牌卷烟为例，在加拿大出售时，包装采用整版的恐怖图示，警示作用强烈；而在中国销售时，却只有“吸烟有害健康”的字样，烟盒背面的警示语竟然还是英文的，这是对国人“轻描淡写、隔靴搔痒”。
稍微回想一下就不难发现，在国内，烟草业正在越来越强调和突出其品牌的“文化含金量”。表现形式就是，无论包装图案，还是“另辟蹊径”在电视上的广告，名山大川、文物古迹都会堂而皇之地成为它们的宣传代言。
境外的烟盒触目惊心地恐怖，中国的烟盒却往往成了收藏艺术品，两厢对比，控烟效果如何已不言而喻。
8、修筑大坝前要集思广益
在亚马孙热带雨林中心地带兴修水利，注定是一个反对者众的任务。巴西雄心勃勃的世界第三大坝——贝卢蒙蒂大坝，就经历了这样漫长的争执拉锯战。
自上世纪90年代开始筹建，到今年4月巴西政府正式推出工程竞标方案，一波波反对浪潮令这项浩大工程几度沉浮，期间更是搁置数年。据报道，该水坝建成后，其所在的欣古河两岸大约500平方公里的土地将被淹没，大面积的热带雨林将会被冲毁。此外，约100公里长的河岸两边的印第安原住民也将失去他们的安居之地。
反对阵营中不仅包括环保主义者和当地土著居民，电影《阿凡达》的导演詹姆斯·卡梅隆也参与进来。这位在电影中赞颂纳美人不惜一切代价保护家园的导演，在现实中竭力声援巴西的土著印第安人。卡梅隆担心如果该大坝工程进行，会引发60多个同类计划的实施。
但巴西政府认为大坝是“上帝的礼物”，将满足国内不断上涨的用电需求，并创造2万个就业岗位，因此关系“国计民生”。8月26日，巴西总统卢拉与投资方签订协议，水电站定于2015年前投入运行。
在解决眼前需求面前，建设大坝的影响还需要时间的见证。人类当然不能不发展，只是，巴西修大坝的漫长决策周期却提醒我们，兴修水利工程利国利民，但如何修、在何处修却要多集思广益。
9、让穷人也有机会享受现代文明
7月23日，印度研究人员公开展示了售价仅为35美元的笔记本电脑样机。至此，印度的廉价现代消费品家族又增加了新成员：全球最便宜笔记本电脑。
据报道，这款低成本的触摸屏电脑针对的主要用户为学生，内置了互联网浏览器、PDF阅读器和视频会议软件，硬件系统具有很强兼容性，能根据用户需求兼容其他配件。从2011年起，这款笔记本电脑将向高等教育机构广泛推广。同时，售价由可能降低至20美元，甚至10美元。
降低现代化产品的高门槛，让其为穷人服务，印度有关企业的这种研发和营销方向，虽然目的无外乎是通过开发穷人市场而获利，但客观上却使大多数人都可以分享现代化文明成果，进而提高了穷人的物质生活水平。
就像提到全球最便宜汽车，人们几乎就会想到印度那款售价仅为2000多美元的NANO一样，现在的印度，着眼穷人市场因地制宜的产品开发推广，已经成为一种潮流，廉价手机、廉价冰箱、廉价住房，甚至是医疗系统的服务，也都开始了“反向革新”之路。很多医疗机构开始把目光投向位于社会金字塔底层的穷人，能省则省，摒弃一切不必要的附加设施和花哨仪器，为穷人提供可以消费得起的也是必需的医疗服务。
中印同为发展中国家，中国的贫困地区也有成千上万的低收入者，但长期以来，他们的现代消费需求却一直因企业的“集体向上看”而处于被压抑和被忽视的地位。从印度企业的“反向创新”来看，我们是否也该有所顿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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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推广转基因农作物当慎之又慎
关于转基因的争论，早就成为一个全球性话题。赞扬者有之，反对者亦有之。而今年6月发生在德国的一起“误种”转基因玉米事件，却为反对者提供了又一个生动的案例。
比较早介入此事的，是一直质疑转基因产品安全性的绿色和平组织。该组织先披露说，他们在德国境内发现了未经批准的转基因玉米种植，一些地区农户种植了约3000公顷的NK转基因玉米。
英国广播公司随后报道称，遭禁的上述转基因玉米在德国数地播种，涉及范围包括巴伐利亚州、巴登—符腾堡州和下萨克森州等7个州。至于受影响的土地面积数量，种子供应商和德国下萨克森州女发言人确认是大约2000公顷。
德国人处理这起“误种”事件的态度相当果断：这些作物必须销毁，受影响农田必须在这批玉米开花前翻耕。而因此造成的代价是，当地农民可能要承受数以百万欧元计的损失。
当我们目前仍无法在转基因到底是天使还是魔鬼的问题上达成共识时，为了避免可能存在的未知隐患，德国在涉及转基因农作物时的严谨态度，无疑值得赞赏。中国农业部官员也曾经表示，从未批准转基因粮食种子在中国境内商业化种植。但另一个不容忽视的现象却是，中国各地不时曝出“转基因大米现身超市”“某粮企进口转基因玉米”等让一些公众忧虑的消息。面对转基因之争，我们需要科学的精神；面对转基因产品可能“悄悄进村”的暗度陈仓，我们更需要本着对生命负责的态度处理。
11、对官场腐败要零容忍
11月初，中国媒体纷纷报道了这样一条新闻：因用公款买两瓶酒被查出，新西兰房屋部长被迫辞职。
据说事发于今年2月5日，下届总理热门竞选人之一的新西兰房屋部长希特利，晚上约朋友到家里吃饭。下班后路过超市去买酒，发现钱包没有带，就用政府专用的信用卡买了两瓶酒，价值约1000新西兰元。但这张信用卡主要是用来公务招待的。审计人员最后发现两瓶酒的账单可能有问题，于是成立了由审计长为组长的调查组，对希特利购酒一事立案调查。当地媒体随后闻风而动，希特利不仅退回了酒钱，公开道歉，还不得不辞职。
这则报道很快在中国网络上发酵，两瓶酒撂倒堂堂部长，让很多网民对新西兰人刮目相看。
同样，一年前发生在美国的另一则反腐新闻，一年后也仍在中国网络上被反复提起。
2009年7月23日，美国新泽西州两名市长和一名副市长因为涉嫌受贿和洗钱，被美国联邦调查局逮捕。美联社报道称，其中涉案最高金额的为霍博肯市市长卡马拉诺，被控收受2.5万美元的贿赂。当时新泽西州州长约恩柯赞表示：“随着真相水落石出，我们正目睹的这桩腐败案的规模简直令人震惊，也是不能被容忍的。”
美国的这起腐败案，当时迅速成为了中国网民的热门话题。在习惯了贪污腐败涉案金额动辄千万甚至上亿的中国民众看来，美国市长的腐败行为实在有点小巫见大巫：“这点儿钱，在中国还不够房产局长一条烟钱。”
对新西兰人和美国人的“小题大做”，中国网民的感慨可谓尽在不言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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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城市化不是建了就拆
当中国的房地产业轰轰烈烈蓬勃发展的时候，很少人会关注到中国建筑的质量问题，直到后来“楼脆脆”、“楼歪歪”们的出现。这还不算，来自权威专家的说法更是让人大吃一惊。
中国城乡建设经济研究所所长陈淮在中国地产金融年会上就曾表示，未来15年到20年的周期内，中国城镇现有住房约有一半需要拆了重建。而在上半年第六届国际绿色建筑与建筑节能大会上，住建部副部长仇保兴更是直言不讳地透露，中国是世界上每年新建建筑量最大的国家，但这些建筑只能持续25年～30年。而英国建筑的平均寿命是132年，美国的建筑平均寿命为74年。
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出过国的人恐怕都会有这样的印象，那就是国外的楼房大多年代久远，虽不那么光鲜亮丽，但却拥有很强的历史感。而作家龙应台亦曾在书中表示，自己非常羡慕德国的朋友可以带着她去看自己出生成长的地方，而自己却“找不到过去”了。
中国的建筑为啥如此短命？一方面是建筑质量本身存在掺杂使假偷工减料的现象，前几天北京大兴的数栋保障房因此被拆除重建就是明证。另一方面，如11月1 日《人民日报》的分析，短命建筑频现，源于政府拆迁牟暴利使然。在比房地产业还要轰轰烈烈的城市化浪潮中，中国的很多地方政府都尝到了拆迁的甜头，于是，未满二十年的大酒店可能被爆破拆除就已经司空见惯。
而针对“中国的建筑平均寿命比国外低”的问题，住建部又有了新的解释，总经济师李秉仁9月20日称，中国处在工业化、城镇化的快速发展阶段，每年城镇化水平提高约1个百分点，每年有一千多万的农村人口进入城市，所以城市也处于快速发展阶段，规划的调整是正常的，不可避免地有一些建筑要被拆除掉。
城市化就是建了再拆？面对这个问题，你又会得出怎样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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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悼念遇难者，请大声读出他们的名字
和往年一样，当地时间2010年9月11日早上8点40分，纽约世贸遗址上的悼念仪式如期举行。
合唱团在世贸遗址高唱国歌，罹难者家属高举亲人的遗像，参加仪式的人们分别在被恐怖分子劫持的飞机撞向双子大楼以及两座大楼相继倒塌的四个时刻，向死难者默哀。
距离9·11事件已经过了整整9年，同样的仪式却一直周而复始，从未间断。而仪式的重要组成部分——2792个遇难者的名字被逐一念出，更是一如既往。在悲伤乐曲的伴奏下，两千多个名字已经在纽约上空响起了九次。
到底该是怎样的一种哀痛，让美国民众如此庄重地纪念那些逝去的生命，且年复一年从不更改？
9·11两周年纪念时，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副所长阮宗泽曾经到过现场。据他的观察，很多自发前往悼念的人手里都拿着非常厚的书，“他们把所有死难者的名单都编成了几本书，这个死难者叫什么名字，多少岁，他的家乡是哪里，甚至他有哪些爱好，他的亲朋好友怎么评价都收集得非常齐全，就在那儿不停地念，如果一个人念累了就交给旁边另外一个人继续这样念，气氛非常凝重。”
尊重个人的生命，是美国的政治文化传统。所以，不论是阿林顿国家公墓，还是越战纪念碑，都会尽量把每个死难者的名字编辑成书，一个一个地念。中国是一个天灾频仍的国家，每年非正常死去的生命成千上万，该怎样纪念他们，尤其是那些在重大灾难中故去的同胞，也早就成为舆论曾一次次热议的话题。
2010年应该是个里程碑吧。8月24日晚21时40分左右，黑龙江伊春发生空难。翌日清晨，央视《朝闻天下》节目在常规报道之外，用时两分多钟，逐个口播了遇难者名单。当主持人极其低沉的声音在电视上响起，对观众带来的巨大情感冲击无以复加。
央视的这种变化，不仅仅是新闻报道的突破，更是让个体生命得到应有尊重的本位回归。
14、矿难结果并非一定是悲剧
从8月5日圣何塞铜矿发生矿难开始，智利矿工的命运就令全世界牵肠挂肚。而对中国人来说，这份关注同时还伴随着更多的惊讶和羡慕。到了10月15日，被深埋地下700米、受困69天的33名矿工全部获救，创下世界矿难史上最长生还时间纪录，中国人的惊讶和羡慕也达到了极点。
因为我们突然发现，原来智利铜矿井下，螺旋型矿道每隔一段就会有一个避难所，约50平方米的空间内一直备有一定数量的水和食品。而在33名矿工尚且生死不明之时，智利卡尔德拉市长布鲁尼达·冈萨雷斯就承担起了被困矿工家属代言人的角色。
此外，智利各个部门的联合救援行动更是让人印象深刻。据香港凤凰卫视记者梁华在现场观察，智利政府在矿难发生后，立即承担起救援受困矿工的工作。武警、军队、消防人员以及政府各级部门联合行动，展开救援。与此同时，智利当局组织了分工明确、业务专业、各司其职的救援团队。在智利政府的安排下，媒体、家属和营救区域分开，相互之间互不干扰，便于营救。正是各方的通力合作，才有了受困矿工全部生还的奇迹。
而另一条被广泛报道的消息，更让中国人深受触动。10月16日，正在伦敦访问的智利总统皮涅拉表示，智利从圣何塞铜矿救援行动汲取了经验教训，愿对中国的矿难救援工作提供协助。虽然这位总统大人在矿工获救后的夸张行为被当地媒体批判“作秀过了头”，但在矿难几乎已经成了中国矿业顽症的今天，智利的一些经验或许的确值得借鉴。
15、幸福其实可以很简单
究竟什么是幸福？不同的人自然有不同的观点和看法。四年前，英国“新经济基金”组织根据自己设定的全球范围的“幸福指数”排名，将“全球最幸福的国家”称号授予了南太平洋上的小岛国——瓦努阿图。
今年8月，本报记者刘洁秋为报道第41届太平洋岛国论坛领导人会议，走进了瓦努阿图首都维拉港。这个全国人口仅二十几万的国度，用热情的歌曲和温暖的笑容，迎接了中国来客。热带海洋性气候赐予这个岛国丰富的果蔬等植物，使得满足衣食住行变得再简单不过。此外，全世界人都几乎挂在嘴边的“知足常乐”，早已是瓦努阿图人真实的生活状态。
教育医疗收费低，建造房子很简单，没有工业污染，环境清新，亲戚邻里关系和睦自然。总理纳塔佩曾这样告诉本报记者：瓦努阿图民众物质欲望低，顺应大自然而生，非常重视家庭和睦与邻里相助。一个人遇到困难，会得到许多人的鼎力相助。这种生活状态难道不是幸福吗？
10月8日，上海世博会迎来了瓦努阿图国家馆日。该国总统尤路·约翰逊·阿比尔致辞时首先就提到了瓦努阿图人民的快乐和幸福。
“瓦努阿图”在比斯拉马语中的意思，据说是“永远的土地”。但当2006年被评选为最幸福国家后，该国一新闻网站的马克·洛文的第一反应却是“请不要告诉太多人”。瓦努阿图不是一个消费主导的社会，人们没有太多物质要求，拥有很少东西就可以活得很快乐。他担心世界各地的人们得知这个消息后，到那里去旅游的人越来越多，从而不可避免地使瓦努阿图人的生活和观念受到冲击。
“新经济基金”组织四年前的那次排名，中国位列幸福榜第31位。如果今天再进行一次排名，中国的排名会进步还是倒退？而你——借用白岩松的那本书名——真的幸福了吗？
16、富二代不该只会飙车和炫富
这几年，中国的“二代”可谓出尽了风头。官二代开车撞人致死后高呼“我爸是李刚)”，富二代在城市道路上疯狂飙车炫富，此外还有“群殴”等丑闻都成为坊间议论的热门话题。而一些地方政府更是对富二代极尽百般呵护之能事，各种培训班层出不穷，其间又曝出培训班上富二代们“爱跑车派对就是不爱上课”的新闻。
今年上半年，《现代快报》梳理了欧美富豪家庭教育富二代、富三代的方式。同样处于炫富阶段的欧美富豪们，一直坚持以“穷养”为教育核心。而国外不少富豪的后代也不屑以家族为靠山，生活在父辈的光芒之下，因而走上一条属于自己的路。
股神巴菲特之子是最典型的例子。报道称，现年54岁的巴菲特长子霍华德，32岁那年卖了祖父给他的股票，买了一台推土机，开始务农。他按市价向父亲租用了一家农场，尝试协助农民生产更多的农作物。过去4年他更远赴非洲，致力于一场对抗贫穷与饥饿的战争。他最雄心勃勃的计划是，让非洲农民能够免费使用抗旱玉米生物科技。而美国的很多富二代在年少时都有兼差打工的经历，或者是做义工。这种穷养教育方式不但锻炼了自己，增加了社会经验，同时也让富二代们知道了财富积累的不易。
中国富二代的最新新闻，当属著名餐饮企业俏江南老总的公子即将赢取台湾明星大S事件。这起当事人反复强调的“单纯爱情”，在成为娱乐圈头条的同时，也成为富二代的又一个标签：娶个明星当老婆。
这一年迄今为止，国际上发生了许许多多的事儿，有些和中国有关，有些看上去和中国没有半点关系，但放眼看世界的中国人，却一再被触动和被再教育着：原来我们司空见惯的某些现象，并非都是无可救药的不治之症；原来中外的某些差别，并非用单纯的“国情不同”就可敷衍过去。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晓德发自北京 从某种程度上说，中国人是最关注国际政治风云和海外大事的群体之一。而开阔的国际视野，在让越来越多的人们更加理性地了解真实的世界之余，也常常会因发生在他国的各类焦点新闻徒增感叹：如果这件事发生在中国……
“如果这件事发生在中国”的下文往往不是胸有成竹的骄傲和自豪，而更多可能都会伴随着一声叹息。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至今，中国的各行各业几乎都习惯了这样一个口号：与国际接轨。
于是我们看到，中国各大商业银行收费多如牛毛，理由是“接轨”；居民日常必须的能源价格每次上涨，原因也是“接轨”；城市的楼房偏要盖成“欧式风格”或者小区名字带上洋味儿，更是有着浓厚的“接轨”意味。只是，当涨价和收费甚至建筑物外观一并与国际接轨的时候，更多应该接轨的事情，却一直乏人问津，甚至被刻意忽略着。
2010年尚未过去，这一年迄今为止，国际上发生了许许多多的事儿，有些和中国有关，有些看上去和中国没有半点关系，但放眼看世界的中国人，却一再被触动和被再教育着：原来我们司空见惯的某些现象，并非都是无可救药的不治之症；原来中外的某些差别，并非用单纯的“国情不同”就可敷衍过去。
诚然，自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以来，西方就走到了中国的前面，因此我们在一些领域或观念上的落后本无可厚非，承认技不如人也并不丢人。但如果他人的经验教训或“先见之明”早已摆在眼前，而我们却依然掩耳盗铃不思进取，那就不止是不虚心那么简单了。
师夷长技，并非一定要为了“制夷”。从本质上说，更是为了完善和充实自己，也只有如此，才可能真正实现十二五计划提出的民富与国强。
所以，今天，让我们把目光投向海外。
1、7.0级地震可以做到零死亡
接连不断的地震，让我们目睹了全球各地一幕幕房倒屋塌、伤亡惨重的悲剧。从汶川到玉树，再到遥远的海地，天灾曾让人类一次次措手不及却又无可奈何。可是，当2010年9月4日凌晨，新西兰南岛最大的城市克赖斯特彻奇附近发生里氏7.0级地震之后，无人死亡的奇迹却令人惊讶不已：原来7.0级的强震也可以做到零死亡！
没错，我们过去连想想都觉得不可能发生的事，新西兰却做到了。在克赖斯特彻奇，地震影响最严重的只是那些中央商务区外围的老房子，而其他绝大多数的建筑都保持了完好无缺。
奇迹当然不会平白无故地发生。除了人口密度相对较低等客观因素外，当地严格执行的抗震建筑标准被普遍认为是强震零死亡的重要原因。新西兰建筑研究协会负责人告诉前去采访的记者，该国的新办公楼采用的都是隔离地基，即楼体是建在橡胶减震层或滚球轴承垫之上，这样“发生大地震的时候它们就能通过适当晃动抗震”。
据报道，新西兰是世界上房屋抗震设计最先进的国家之一。许多古老的建筑也都进行了抗震设施加固。而严格的《建筑法》，也成为挽救众多生命的保护神。该国1992年通过的法规有一条最重要的原则：发生强烈地震时，无法避免混凝土受到严重破坏，但是必须避免建筑物倒塌。建筑物出现问题，要追究建筑商、设计师、政府审查人员的责任。
与1月发生在海地的类似级别地震导致几十万人死亡的悲剧后果相比，新西兰严格的建筑标准和对标准不折不扣的执行，挽救了无数人的生命。而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地质学家约翰·马特研究后表示，自然灾害导致发展中国家死亡的几率要比富裕国家高出大约100倍。德国《明镜》周刊网站因此总结称：自然灾难主要祸害贫穷国家。
作为自然灾害频仍的最大发展中国家，我们是否应该从中有所省思？
2、小贩谋生权利不容侵犯
当城管与街头摊贩的“猫鼠游戏”在中国大中小城市频繁上演，暴力事件层出不穷之际，印度法院的一纸判决，为我们重新认识此类事件提供了另外一种思路。
在印度，街头小贩们有一个全国性维权组织——印度全国街头小贩联合会。《新京报》报道称，多年来，该联合会一直代表印度上千万小贩，通过各种途径向政府表达诉求，维护小贩的合法权益。但为了筹备10月举行的英联邦运动会，不少小摊贩在运动会前夕被驱赶出了新德里。联合会于是将新德里市政府告上了印度最高法院。
10月20日，印度最高法院做出了判决，判决书中写道：“街头叫卖是人们谋生的一项基本权利，政府需要贯彻一项成文法来规范街头小贩，而非剥夺。”判决还将街头摊贩的谋生权与行人的自由行路权看作一样需要保障的权利，“不能因为路边摊贩贫穷、无组织，就让他们应享有的这些基本权利处于混乱状态，也不能用不断变化的行政规划来决定他们的基本权利。”
如此清晰干脆的文字，明白无误地宣告了小贩们的胜利。印度最高法院的判决还要求，印度政府必须在规定时间内实施相关法律，保护路边摊贩，时间点就是2011年6月30日。
中印固然有着不同的国情，但印度对小贩权利的尊重态度，无疑值得我们学习。当我们还纠结于“市容市貌”和外来人口管理之间的难题如何平衡时，印度最高法院的判决不啻为我们提了个醒。街头小贩不是乞讨者，他们不靠别人的施舍谋生。相反，正是因为他们的存在，才解决了城市居民的很多基本需求，而他们本身，辛辛苦苦谋生的权利亦应当得到必须的尊重。
3、战略资源别忘了留点给子孙后代
钓鱼岛撞船事件后，中国出口的占世界90%的稀土贸易问题浮出水面。有日本媒体报道称，中方曾暂停了对日稀土出口。但并未得到任何证实。事实上，目前中国的稀土矿已经被开采一半以上，剩余的储量仅可开采二三十年。此前，无度的开采，令稀土资源所在地区满目疮痍，对无序开采立即踩刹车已是中国不得不为之的无奈之举。
但由于西方国家长期依靠中国的稀土出口，在国际政客和媒体的合力鼓噪下，稀土问题瞬间就被篡改成了一个政治性议题。美国欧盟和日本)甚至宣称要将中国限制稀土出口告上WTO。10月28日，中国发表声明，表示不会利用在稀土市场中的主导地位，与其他经济体讨价还价。
作为稀土的主要出口国，按说如何开采以及卖给谁卖多少都应该是中国主权范围内的事，容不得别人说三道四。但目前的现实却是，稀土出口变成了被一些国家牵着鼻子走的“强买行为”。此外，出口量庞大的中国，非但没有稀土价格话语权，反而因过去长期管理混乱，国内地方的出口商相互压价竞争导致稀而不贵，也成了中国稀土说不出的另一个尴尬。
FT中文网读者johnnyyu日前在美国参观了号称西半球最大的金矿却发现，这个金矿虽然开采了上百年，却还有近60%的储量。在金价节节攀升的当下，当地政府却停止办法开采证，目的就是保护环境。著名作家郑渊洁则列出了更多的数据：2009年中国稀土储量3600万吨，开采销售12万吨。美国储量1300万吨，开采0吨。俄罗斯储量1900万吨，开采0吨。
郑渊洁因此在微博上表示， “欧美日准备在G20峰会上向中国领导人发难，压中国继续廉价卖稀土。而他们自己的稀土资源雪藏。我们可以在G20峰会上理直气壮地说：今后再不卖给你们稀土了！卖稀土就是卖领土。”johnnyyu则认为，保护资源是任何一个国家主权范围内的事。“问题不在于外国的恫吓，关键是政府敢不敢和善不善于保护。”
4、肇事企业名头再大也不该免责
石油公司输油管道破损导致原油泄漏并流进大海，因此造成的海域污染损失以及清理油污的责任，到底该由谁来负？美国政府给出的答案很简单：肇事石油公司！
据新华社10月15日报道，美国政府表示，已向英国石油公司及其他机构开出了6260万美元的账单，用于支付墨西哥湾大型漏油事件相关的处理及重建费用。这是美国政府开出的第七张账单，之前的六张共计5.184亿美元，英国石油公司已经悉数支付。
今年4月20日，美国路易斯安那州海岸附近墨西哥湾“深水地平线”钻井平台发生爆炸并随后沉没，超过490万加仑原油外泄，美国南部5个州长达640多英里的海岸线遭污染，酿成美国历史上最严重的漏油事故。
事故发生后，英国石油公司就遭遇来自美国的巨大压力，迅速的堵漏和赔偿工作亦随即展开。8月9日，该公司表示，单就清理漏油的支出即已达到61亿美元。当时还接到超过14.5万份的索赔要求，其中超过10.3万份已经支付，赔偿金额达3.19亿美元。而路透社列出的预计账单数额更加巨大——事故责任方英国石油公司将为堵漏、清理等支付超过300亿元。
枯燥的数字，形象地表明了英国石油公司为墨西哥湾漏油事故付出的代价。除了金钱上的损失，英国石油公司时任总裁海沃德也被曝下课。
这起看上去距离中国异常遥远的事故，却因为7月16日大连中石油国际储运有限公司的输油管线爆炸，而变得有了特殊的意义。
据《每日经济新闻》报道，尽管事故已经过去三个多月，但目前对水产养殖户的赔偿“仍处在调查阶段”。与先前媒体在9月份称中石油一直对赔偿一事保持沉默有些变化的是，《每日经济新闻》报道称，中石油信访处接待了到北京反映情况的50多位大连渔民，其后中石油给出的回复是，“事故不论追究到什么责任，最终的赔偿都由中石油来承担。但是地方政府必须要拿出合情、合理、合法的赔偿依据。”
英国石油公司显然没有那么好的“运气”。早在墨西哥湾漏油事件发生后，美国司法部就和英国石油公司共同宣布，双方已谈妥共计200亿美元的墨西哥湾漏油赔偿基金的方案。英国石油公司已向该基金注入了首期30 亿美元资金，向在墨西哥湾漏油事件中的受害人和受害企业提供赔偿，将一直持续到2013年。
5、电信计费失误当依重法严惩
10月3日，美国最大的无线通信公司韦里孙公司宣布，将向1500万用户退还总额达9000万美元的款项。原因是，该公司错误地收取了上述美国本土手机用户的数据流量费和上网费用。这次退还创下了美国的电信公司返还用户退款的最高金额记录。
消息传来，再次引发了中国网民的联想。广州白云的一位网友表示，“中国移动、联通、电信笑而不语。”另一位来自广西南宁的网友则称，“美国电信公司真傻。”
美国电信业的巨无霸，为何会向用户低头？
有消息指，在过去三年时间内，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收到了数百起韦里孙客户的投诉，投诉内容主要是用户搁置不用的手机还会被收取流量费用，或者因为手机中内置自动打开浏览器的程序而被收取上网费。既然投诉数量只是几百起，韦里孙公司为何却表示将对1500万用户退款？该公司称目的是为了赢得客户的信任，并留住客户。而有分析认为，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这几百起用户已经跟该公司有了和解协议，如果其他那些用户要对他们提起集体赔偿诉讼的话，可能韦里孙最后要付出的代价就不是9000万美元，所以他们才会抢在大规模集体诉讼之前，赶紧赔款了事。
美国电信商的高额赔偿，很容易让人想起三个月前央视曝光的另一起类似事件。据7月4日的《每周质量报告》报道，海南移动公司的一手机用户在查询话费详单时偶然发现：仅2月份，他的手机只打了7个漫游电话，就被多扣了8分钟的通话费。
面对多出的8分钟，海南移动却称，公司计费系统有合格证书，符合国家规定标准。3天后，中国移动才承认，海南公司存在切割话单造成的计费误差问题并对系统进行了升级改造，公司在向客户展示话单内容方面存在不足，与客户的沟通也不到位，引起了部分客户的误解。
中国通信行业乱收费问题，在民间传说已久。“吃费”，是部分地区消费者对某品牌通信服务商乱收费的形象说法。但这种收费乱象，至今也未从根本上得到解决。美国严苛的法律，才使得韦里孙公司不得不主动赔付消费者。相比之下，在维护消费者权益方面，我们可以进步的空间还有很多。
盘点外国人告诉我们的事：7.0级地震零死亡（组图）
6、乳业标准不能满足于最低
在牛奶标准问题上，美国正遭受来自欧盟的压力。
从12月1日起，欧盟将对占本地区市场10%的美国奶制品采用更严格的欧洲标准。有报道称，在布鲁塞尔一个关于动物健康的会议上，一位国际奶业专家则告诉参会代表，欧盟将为全球奶业建立一个标准，特别是牛奶质量和奶牛福利标准。该教授表示，“发达国家生产的大部分牛奶都会跟随欧盟制定的标准。像中国和印度这样的国家，应该也会遵守此标准。美国奶业期盼欧盟当局能够坚持更严格的牛奶进口标准。”
事实是否真的会如此，目前还不好下定论。但自中国乳品安全国家标准公布之日起，其中的指标就让一些行内人傻了眼。
与欧盟的高标准相比，从今年6月1日起正式实施的乳品安全国家标准（“新国标”）却被指称是令“中国原奶质量降到了全世界最低”。继两年前爆发三聚氰胺事件后，有关部门对1986年颁布的乳品标准进行的这次大修订，有关“生乳安全标准”的两项指标备受质疑——蛋白质含量与微生物限量：1986年“国标” 中，规定蛋白质最低值为2.95克/100克，“新国标”降为2.8克/100克，而国际标准为3.0克/100克；微生物限量由每毫升50万个增至 200万个，比美国、欧盟10万的标准高出20倍。
如此新国标，被业界惊呼为“一夜倒退25年”。但卫生部的说法是：这是尊重现在国内养殖现实，符合我国生乳生产实际。
讨论来讨论去，最后大概就苦了那些被接连不断的牛奶安全问题吓怕了的新生儿家长，有舆论因此发问：漠视生命的中国乳品新国标让谁还敢喝牛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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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控烟请从不再美化烟盒包装开始
如果香烟外包装上有触目惊心的骷髅或得了癌症的肺部照片，你还会再抽吗？
在海外一些国家和地区，香烟可怕的外包装图案，相信很多出过国的人都会印象深刻。如今在南半球的澳大利亚，香烟盒再次成了被“开刀”的对象。澳大利亚政府日前表示，从2012年7月1日起，全面禁止当地香烟包装使用品牌标识和其他市场营销图案。这意味着，不管你购买的是什么品牌的香烟，五颜六色的烟标都将淡出人们的视线，取而代之的将是同样丑陋的外观和醒目而恐怖的警告图片及文字。
强令所有香烟一律扒皮，澳大利亚政府此招的确够狠。此外，还将烟草税上调了25%，在各国禁烟措施中堪称史无前例。
事实上，通过形象的视觉效果达到控烟的目的，已经成为很多国家和地区的共识。而与国际社会纷纷通过“丑化”外包装达到视觉阻吓效果的措施相比，中国市场上的香烟却依然强调着“天高云淡”。
以中华牌卷烟为例，在加拿大出售时，包装采用整版的恐怖图示，警示作用强烈；而在中国销售时，却只有“吸烟有害健康”的字样，烟盒背面的警示语竟然还是英文的，这是对国人“轻描淡写、隔靴搔痒”。
稍微回想一下就不难发现，在国内，烟草业正在越来越强调和突出其品牌的“文化含金量”。表现形式就是，无论包装图案，还是“另辟蹊径”在电视上的广告，名山大川、文物古迹都会堂而皇之地成为它们的宣传代言。
境外的烟盒触目惊心地恐怖，中国的烟盒却往往成了收藏艺术品，两厢对比，控烟效果如何已不言而喻。
8、修筑大坝前要集思广益
在亚马孙热带雨林中心地带兴修水利，注定是一个反对者众的任务。巴西雄心勃勃的世界第三大坝——贝卢蒙蒂大坝，就经历了这样漫长的争执拉锯战。
自上世纪90年代开始筹建，到今年4月巴西政府正式推出工程竞标方案，一波波反对浪潮令这项浩大工程几度沉浮，期间更是搁置数年。据报道，该水坝建成后，其所在的欣古河两岸大约500平方公里的土地将被淹没，大面积的热带雨林将会被冲毁。此外，约100公里长的河岸两边的印第安原住民也将失去他们的安居之地。
反对阵营中不仅包括环保主义者和当地土著居民，电影《阿凡达》的导演詹姆斯·卡梅隆也参与进来。这位在电影中赞颂纳美人不惜一切代价保护家园的导演，在现实中竭力声援巴西的土著印第安人。卡梅隆担心如果该大坝工程进行，会引发60多个同类计划的实施。
但巴西政府认为大坝是“上帝的礼物”，将满足国内不断上涨的用电需求，并创造2万个就业岗位，因此关系“国计民生”。8月26日，巴西总统卢拉与投资方签订协议，水电站定于2015年前投入运行。
在解决眼前需求面前，建设大坝的影响还需要时间的见证。人类当然不能不发展，只是，巴西修大坝的漫长决策周期却提醒我们，兴修水利工程利国利民，但如何修、在何处修却要多集思广益。
9、让穷人也有机会享受现代文明
7月23日，印度研究人员公开展示了售价仅为35美元的笔记本电脑样机。至此，印度的廉价现代消费品家族又增加了新成员：全球最便宜笔记本电脑。
据报道，这款低成本的触摸屏电脑针对的主要用户为学生，内置了互联网浏览器、PDF阅读器和视频会议软件，硬件系统具有很强兼容性，能根据用户需求兼容其他配件。从2011年起，这款笔记本电脑将向高等教育机构广泛推广。同时，售价由可能降低至20美元，甚至10美元。
降低现代化产品的高门槛，让其为穷人服务，印度有关企业的这种研发和营销方向，虽然目的无外乎是通过开发穷人市场而获利，但客观上却使大多数人都可以分享现代化文明成果，进而提高了穷人的物质生活水平。
就像提到全球最便宜汽车，人们几乎就会想到印度那款售价仅为2000多美元的NANO一样，现在的印度，着眼穷人市场因地制宜的产品开发推广，已经成为一种潮流，廉价手机、廉价冰箱、廉价住房，甚至是医疗系统的服务，也都开始了“反向革新”之路。很多医疗机构开始把目光投向位于社会金字塔底层的穷人，能省则省，摒弃一切不必要的附加设施和花哨仪器，为穷人提供可以消费得起的也是必需的医疗服务。
中印同为发展中国家，中国的贫困地区也有成千上万的低收入者，但长期以来，他们的现代消费需求却一直因企业的“集体向上看”而处于被压抑和被忽视的地位。从印度企业的“反向创新”来看，我们是否也该有所顿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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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推广转基因农作物当慎之又慎
关于转基因的争论，早就成为一个全球性话题。赞扬者有之，反对者亦有之。而今年6月发生在德国的一起“误种”转基因玉米事件，却为反对者提供了又一个生动的案例。
比较早介入此事的，是一直质疑转基因产品安全性的绿色和平组织。该组织先披露说，他们在德国境内发现了未经批准的转基因玉米种植，一些地区农户种植了约3000公顷的NK转基因玉米。
英国广播公司随后报道称，遭禁的上述转基因玉米在德国数地播种，涉及范围包括巴伐利亚州、巴登—符腾堡州和下萨克森州等7个州。至于受影响的土地面积数量，种子供应商和德国下萨克森州女发言人确认是大约2000公顷。
德国人处理这起“误种”事件的态度相当果断：这些作物必须销毁，受影响农田必须在这批玉米开花前翻耕。而因此造成的代价是，当地农民可能要承受数以百万欧元计的损失。
当我们目前仍无法在转基因到底是天使还是魔鬼的问题上达成共识时，为了避免可能存在的未知隐患，德国在涉及转基因农作物时的严谨态度，无疑值得赞赏。中国农业部官员也曾经表示，从未批准转基因粮食种子在中国境内商业化种植。但另一个不容忽视的现象却是，中国各地不时曝出“转基因大米现身超市”“某粮企进口转基因玉米”等让一些公众忧虑的消息。面对转基因之争，我们需要科学的精神；面对转基因产品可能“悄悄进村”的暗度陈仓，我们更需要本着对生命负责的态度处理。
11、对官场腐败要零容忍
11月初，中国媒体纷纷报道了这样一条新闻：因用公款买两瓶酒被查出，新西兰房屋部长被迫辞职。
据说事发于今年2月5日，下届总理热门竞选人之一的新西兰房屋部长希特利，晚上约朋友到家里吃饭。下班后路过超市去买酒，发现钱包没有带，就用政府专用的信用卡买了两瓶酒，价值约1000新西兰元。但这张信用卡主要是用来公务招待的。审计人员最后发现两瓶酒的账单可能有问题，于是成立了由审计长为组长的调查组，对希特利购酒一事立案调查。当地媒体随后闻风而动，希特利不仅退回了酒钱，公开道歉，还不得不辞职。
这则报道很快在中国网络上发酵，两瓶酒撂倒堂堂部长，让很多网民对新西兰人刮目相看。
同样，一年前发生在美国的另一则反腐新闻，一年后也仍在中国网络上被反复提起。
2009年7月23日，美国新泽西州两名市长和一名副市长因为涉嫌受贿和洗钱，被美国联邦调查局逮捕。美联社报道称，其中涉案最高金额的为霍博肯市市长卡马拉诺，被控收受2.5万美元的贿赂。当时新泽西州州长约恩柯赞表示：“随着真相水落石出，我们正目睹的这桩腐败案的规模简直令人震惊，也是不能被容忍的。”
美国的这起腐败案，当时迅速成为了中国网民的热门话题。在习惯了贪污腐败涉案金额动辄千万甚至上亿的中国民众看来，美国市长的腐败行为实在有点小巫见大巫：“这点儿钱，在中国还不够房产局长一条烟钱。”
对新西兰人和美国人的“小题大做”，中国网民的感慨可谓尽在不言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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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城市化不是建了就拆
当中国的房地产业轰轰烈烈蓬勃发展的时候，很少人会关注到中国建筑的质量问题，直到后来“楼脆脆”、“楼歪歪”们的出现。这还不算，来自权威专家的说法更是让人大吃一惊。
中国城乡建设经济研究所所长陈淮在中国地产金融年会上就曾表示，未来15年到20年的周期内，中国城镇现有住房约有一半需要拆了重建。而在上半年第六届国际绿色建筑与建筑节能大会上，住建部副部长仇保兴更是直言不讳地透露，中国是世界上每年新建建筑量最大的国家，但这些建筑只能持续25年～30年。而英国建筑的平均寿命是132年，美国的建筑平均寿命为74年。
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出过国的人恐怕都会有这样的印象，那就是国外的楼房大多年代久远，虽不那么光鲜亮丽，但却拥有很强的历史感。而作家龙应台亦曾在书中表示，自己非常羡慕德国的朋友可以带着她去看自己出生成长的地方，而自己却“找不到过去”了。
中国的建筑为啥如此短命？一方面是建筑质量本身存在掺杂使假偷工减料的现象，前几天北京大兴的数栋保障房因此被拆除重建就是明证。另一方面，如11月1 日《人民日报》的分析，短命建筑频现，源于政府拆迁牟暴利使然。在比房地产业还要轰轰烈烈的城市化浪潮中，中国的很多地方政府都尝到了拆迁的甜头，于是，未满二十年的大酒店可能被爆破拆除就已经司空见惯。
而针对“中国的建筑平均寿命比国外低”的问题，住建部又有了新的解释，总经济师李秉仁9月20日称，中国处在工业化、城镇化的快速发展阶段，每年城镇化水平提高约1个百分点，每年有一千多万的农村人口进入城市，所以城市也处于快速发展阶段，规划的调整是正常的，不可避免地有一些建筑要被拆除掉。
城市化就是建了再拆？面对这个问题，你又会得出怎样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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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悼念遇难者，请大声读出他们的名字
和往年一样，当地时间2010年9月11日早上8点40分，纽约世贸遗址上的悼念仪式如期举行。
合唱团在世贸遗址高唱国歌，罹难者家属高举亲人的遗像，参加仪式的人们分别在被恐怖分子劫持的飞机撞向双子大楼以及两座大楼相继倒塌的四个时刻，向死难者默哀。
距离9·11事件已经过了整整9年，同样的仪式却一直周而复始，从未间断。而仪式的重要组成部分——2792个遇难者的名字被逐一念出，更是一如既往。在悲伤乐曲的伴奏下，两千多个名字已经在纽约上空响起了九次。
到底该是怎样的一种哀痛，让美国民众如此庄重地纪念那些逝去的生命，且年复一年从不更改？
9·11两周年纪念时，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副所长阮宗泽曾经到过现场。据他的观察，很多自发前往悼念的人手里都拿着非常厚的书，“他们把所有死难者的名单都编成了几本书，这个死难者叫什么名字，多少岁，他的家乡是哪里，甚至他有哪些爱好，他的亲朋好友怎么评价都收集得非常齐全，就在那儿不停地念，如果一个人念累了就交给旁边另外一个人继续这样念，气氛非常凝重。”
尊重个人的生命，是美国的政治文化传统。所以，不论是阿林顿国家公墓，还是越战纪念碑，都会尽量把每个死难者的名字编辑成书，一个一个地念。中国是一个天灾频仍的国家，每年非正常死去的生命成千上万，该怎样纪念他们，尤其是那些在重大灾难中故去的同胞，也早就成为舆论曾一次次热议的话题。
2010年应该是个里程碑吧。8月24日晚21时40分左右，黑龙江伊春发生空难。翌日清晨，央视《朝闻天下》节目在常规报道之外，用时两分多钟，逐个口播了遇难者名单。当主持人极其低沉的声音在电视上响起，对观众带来的巨大情感冲击无以复加。
央视的这种变化，不仅仅是新闻报道的突破，更是让个体生命得到应有尊重的本位回归。
14、矿难结果并非一定是悲剧
从8月5日圣何塞铜矿发生矿难开始，智利矿工的命运就令全世界牵肠挂肚。而对中国人来说，这份关注同时还伴随着更多的惊讶和羡慕。到了10月15日，被深埋地下700米、受困69天的33名矿工全部获救，创下世界矿难史上最长生还时间纪录，中国人的惊讶和羡慕也达到了极点。
因为我们突然发现，原来智利铜矿井下，螺旋型矿道每隔一段就会有一个避难所，约50平方米的空间内一直备有一定数量的水和食品。而在33名矿工尚且生死不明之时，智利卡尔德拉市长布鲁尼达·冈萨雷斯就承担起了被困矿工家属代言人的角色。
此外，智利各个部门的联合救援行动更是让人印象深刻。据香港凤凰卫视记者梁华在现场观察，智利政府在矿难发生后，立即承担起救援受困矿工的工作。武警、军队、消防人员以及政府各级部门联合行动，展开救援。与此同时，智利当局组织了分工明确、业务专业、各司其职的救援团队。在智利政府的安排下，媒体、家属和营救区域分开，相互之间互不干扰，便于营救。正是各方的通力合作，才有了受困矿工全部生还的奇迹。
而另一条被广泛报道的消息，更让中国人深受触动。10月16日，正在伦敦访问的智利总统皮涅拉表示，智利从圣何塞铜矿救援行动汲取了经验教训，愿对中国的矿难救援工作提供协助。虽然这位总统大人在矿工获救后的夸张行为被当地媒体批判“作秀过了头”，但在矿难几乎已经成了中国矿业顽症的今天，智利的一些经验或许的确值得借鉴。
15、幸福其实可以很简单
究竟什么是幸福？不同的人自然有不同的观点和看法。四年前，英国“新经济基金”组织根据自己设定的全球范围的“幸福指数”排名，将“全球最幸福的国家”称号授予了南太平洋上的小岛国——瓦努阿图。
今年8月，本报记者刘洁秋为报道第41届太平洋岛国论坛领导人会议，走进了瓦努阿图首都维拉港。这个全国人口仅二十几万的国度，用热情的歌曲和温暖的笑容，迎接了中国来客。热带海洋性气候赐予这个岛国丰富的果蔬等植物，使得满足衣食住行变得再简单不过。此外，全世界人都几乎挂在嘴边的“知足常乐”，早已是瓦努阿图人真实的生活状态。
教育医疗收费低，建造房子很简单，没有工业污染，环境清新，亲戚邻里关系和睦自然。总理纳塔佩曾这样告诉本报记者：瓦努阿图民众物质欲望低，顺应大自然而生，非常重视家庭和睦与邻里相助。一个人遇到困难，会得到许多人的鼎力相助。这种生活状态难道不是幸福吗？
10月8日，上海世博会迎来了瓦努阿图国家馆日。该国总统尤路·约翰逊·阿比尔致辞时首先就提到了瓦努阿图人民的快乐和幸福。
“瓦努阿图”在比斯拉马语中的意思，据说是“永远的土地”。但当2006年被评选为最幸福国家后，该国一新闻网站的马克·洛文的第一反应却是“请不要告诉太多人”。瓦努阿图不是一个消费主导的社会，人们没有太多物质要求，拥有很少东西就可以活得很快乐。他担心世界各地的人们得知这个消息后，到那里去旅游的人越来越多，从而不可避免地使瓦努阿图人的生活和观念受到冲击。
“新经济基金”组织四年前的那次排名，中国位列幸福榜第31位。如果今天再进行一次排名，中国的排名会进步还是倒退？而你——借用白岩松的那本书名——真的幸福了吗？
16、富二代不该只会飙车和炫富
这几年，中国的“二代”可谓出尽了风头。官二代开车撞人致死后高呼“我爸是李刚)”，富二代在城市道路上疯狂飙车炫富，此外还有“群殴”等丑闻都成为坊间议论的热门话题。而一些地方政府更是对富二代极尽百般呵护之能事，各种培训班层出不穷，其间又曝出培训班上富二代们“爱跑车派对就是不爱上课”的新闻。
今年上半年，《现代快报》梳理了欧美富豪家庭教育富二代、富三代的方式。同样处于炫富阶段的欧美富豪们，一直坚持以“穷养”为教育核心。而国外不少富豪的后代也不屑以家族为靠山，生活在父辈的光芒之下，因而走上一条属于自己的路。
股神巴菲特之子是最典型的例子。报道称，现年54岁的巴菲特长子霍华德，32岁那年卖了祖父给他的股票，买了一台推土机，开始务农。他按市价向父亲租用了一家农场，尝试协助农民生产更多的农作物。过去4年他更远赴非洲，致力于一场对抗贫穷与饥饿的战争。他最雄心勃勃的计划是，让非洲农民能够免费使用抗旱玉米生物科技。而美国的很多富二代在年少时都有兼差打工的经历，或者是做义工。这种穷养教育方式不但锻炼了自己，增加了社会经验，同时也让富二代们知道了财富积累的不易。
中国富二代的最新新闻，当属著名餐饮企业俏江南老总的公子即将赢取台湾明星大S事件。这起当事人反复强调的“单纯爱情”，在成为娱乐圈头条的同时，也成为富二代的又一个标签：娶个明星当老婆。
Monday, October 25, 2010
"拥护中国敏感词过滤的领导"
在北京一所大学的博士招生简章中，在第二项“报考条件”的第一条中，出现了 “拥护中国敏感词过滤的领导”。显然，这个网站把“共产党”设置成了“敏感词过滤”，于是就出现了这样奇怪的句子，原文当然应该是“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假如你在一篇文章中写道，“明年中国经济将增长6.4%” ，你肯定就贴不上去，因为6.4是敏感词。今年三月五号人大会议上温家宝总理说，只有民主才不会人亡政息，在一些网站上竟然成了“只有敏感词才不会人亡政息。”这叫什么话？有网友调侃说，“预计2015年李克强总理作政府工作报告的时候，他会说：敏感词就是敏感词的敏感词，我们要敏感词敏感词，才不会敏感词敏感词；如果不敏感词敏感词敏感词，就要敏感词敏感词敏感词。”
扰攘了几个月，终于尘埃落定，Google 因敏感词被逼出中国内地，转战中国香港。怎么形容Google 这个大动作？壮士断腕？落荒而逃？败走麦城？不管怎么说，Google 终于被打败了，应该说，是被敏感词打败了。据说，中国网民反应平静，在新浪等门户网站上，网友一致声讨Google，义愤填膺，相当和谐。可是，在一个网站上，我却看到了这样一段文字，很有意思：
“今天——2010年3月23日，世界上最大的敏感词公司敏感词撤出了敏感词。这是敏感词的一天，是敏感词的敏感词，我作为一个敏感词的敏感词，为敏感词感到敏感词。我无法敏感词，今后的敏感词会变得如何敏感词。但就如敏感词所说，敏感词是有其敏感词敏感词的，它终究会因其敏感词的敏感词而敏感词。敏感词的敏感词们啊，请敏感词这一天，因为可能很快一切都将是敏感词。”
哈哈！Google 也变成了敏感词。看来，如今要在中国互联网混，就不能不了解敏感词，否则你很快就会变成一个目不识丁的傻瓜。
中国的互联网过滤技术和网址封锁技术堪称世界第一，敏感词大概是互联网上最具中国特色的创造发明了。“敏感词”的作用是什么？就是把本来稀松平常的东西弄得十分敏感，神经兮兮，像一种无聊的智力游戏一样，不断提醒人们，你小子说话要小心，不可造次！有些真话是不能随便说的，有些词是不能随便用的，有敏感词过滤在管着你们！
据说敏感词汇的列表正变得越来越长，并且随时更新，于时俱进。可是到底有哪些内容，没有多少人知道。有网民强烈要求互联网站公布敏感词表，以便大家写东西的时候可以参考，随时注意。可是，这个表是内部掌握的，只有网站管理人员才知道，网民只有在文章被“河蟹” 后才会发现。例如，“69”不是敏感词，“64”是； “民进党”不是敏感词，“民主党”是； “周”“朱”“温”不是敏感词，“毛”“邓”“江”“胡”是； “专制”不是敏感词，“民主”是，很难摸到规律，因为这些所谓的“敏感词”本来就毫无规律可言，毫无道理可言，完全是人为的东西，让人感到啼笑皆非。难怪有人讽刺说，目前的中国是五千年的文明，五岁的智力水平。人类已经进入信息时代，用敏感词这种愚拙、无知、可笑的办法能解决什么问题呢？徒然劳民伤财、制造语言混乱而已。
语言是一种信息交流工具，真没想到在我们祖国的互联网上，竟被糟蹋得如此不堪。照这样发展下去，没准儿不远的将来《现代汉语词典》就要成为禁书了，因为里面的词语慢慢都会变成敏感词。我并不反对网络的监管制度，事实上世界上很多国家都对互联网进行必要的监管。但是，恐怕没有哪个国家像中国那样设置如此怪异的敏感词过滤系统，以致连正常的交际都受到影响，这实在是太过分了。下面是网友提供的一些例子，你大概可以猜得出来敏感词是什么：
[敏感词]好，[敏感词]好，[敏感词]国家人民地位高……
没有[敏感词]就没有新中国， 没有[敏感词]就没有新中国，
[敏感词]他辛劳为民族， [敏感词]他一心救中国，
他指给了人民解放的道路， 他领导中国走向光明，
他坚持了抗战八年多， 他改善了人民的生活，
他建设了敌后根据地， 他实行了[敏感词]好处多。
没有[敏感词]就没有新中国， 没有[敏感词]就没有新中国。
我爱北京敏感词，敏感词上太阳升。伟大领袖敏感词，指引我们向前进。
中国网民实在是太有“才”了，他们潜心研究，终于发明了一种称作“火星文”的文体，用符号代替、词汇交叉编排等方式，使得敏感词不会被敏感，只是看着有些费劲、有些怪诞，要不怎么叫“火星文”呢？举个例子来说吧：“对于最近在北 | 京闹得沸沸扬扬的郭de纲事件我想说两句。Guo德缸在前 / 门、西直Men说相声我不反对，可是在朝阳MEN表演这种段子我就觉得很不应该。CHAOYANGMEN是B京重要的地区，是北JING的骄傲，是BJ不 可分割的一部分，让锅得钢这种人在潮阳闷说相声是对CHAO羊门的亵渎，对北精的亵渎！我们要齐心协力抵制G | D | G！” 你能猜出什么意思吗？再发展下去，将来我们祖国的互联网上将充斥这样不伦不类的“文字”，你说，是不是有点儿可悲？
更有人专门研究了特定时期常用敏感词以及这些敏感词形成原因和避免使用的方法，并把敏感词分类，分级，在网上公布，以供读者学习和后人对这个特殊时代的文字研究参考。比如，一级敏感词就包括民主、法制、自由等。敏感形成原因是不符合中国国情。避免使用方法是用 “明珠”取代“民主”，用“发指”取代“法制”，用“滋扰”取代“自由”。
其实，敏感词这玩艺儿并不是什么新发明，几千年来，历代帝王几乎都有各自不同敏感词，别人不能随便使用，必须避讳，否则有性命之虞。例如，《金瓶梅》写于明朝，清 朝人张竹坡在评点时，便不得不对文本做了很多改动，比如，把 “胡僧”改成“梵僧”，把“虏患”改成“边患”，把“夷狄”改成“边境”，把“匈奴”改为“阴山”，把“金虏”改为“金国”，等等。因为入主中原的满清皇帝非常忌讳 “夷狄”、“胡虏”这些词语，触犯了敏感词不但自己性命难保，还可能株连三族。 清朝诗人徐骏诗中有“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之句，就被指为以清风讽刺满清人野蛮、没有文化，于是被砍头。用敏感词加强统治本来就是中国传统政治的一部分。
时下的中国已经成为一个法治国家，“敏感词”的设置总得有一定的法律依据吧。但是，有关方面并未作出明确解释，到底依据的是那条法律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另外，根据《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规定，公民有学习和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权利。而那些所谓的“敏感词”，都是《现代汉语词典》中的常用词，公民依法是可以使用的。即使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维护互联网安全的决定》中，也找不到关于“敏感词”的相关规定。 “敏感词”的设置显然不太符合现有法律，建议全国人大尽快制定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敏感词法》，以便做到有法可依，违法必究，以建设一个非常“河蟹”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局域网。同时，建议中国语言工作者尽快编纂《现代汉语敏感词词典》。
扰攘了几个月，终于尘埃落定，Google 因敏感词被逼出中国内地，转战中国香港。怎么形容Google 这个大动作？壮士断腕？落荒而逃？败走麦城？不管怎么说，Google 终于被打败了，应该说，是被敏感词打败了。据说，中国网民反应平静，在新浪等门户网站上，网友一致声讨Google，义愤填膺，相当和谐。可是，在一个网站上，我却看到了这样一段文字，很有意思：
“今天——2010年3月23日，世界上最大的敏感词公司敏感词撤出了敏感词。这是敏感词的一天，是敏感词的敏感词，我作为一个敏感词的敏感词，为敏感词感到敏感词。我无法敏感词，今后的敏感词会变得如何敏感词。但就如敏感词所说，敏感词是有其敏感词敏感词的，它终究会因其敏感词的敏感词而敏感词。敏感词的敏感词们啊，请敏感词这一天，因为可能很快一切都将是敏感词。”
哈哈！Google 也变成了敏感词。看来，如今要在中国互联网混，就不能不了解敏感词，否则你很快就会变成一个目不识丁的傻瓜。
中国的互联网过滤技术和网址封锁技术堪称世界第一，敏感词大概是互联网上最具中国特色的创造发明了。“敏感词”的作用是什么？就是把本来稀松平常的东西弄得十分敏感，神经兮兮，像一种无聊的智力游戏一样，不断提醒人们，你小子说话要小心，不可造次！有些真话是不能随便说的，有些词是不能随便用的，有敏感词过滤在管着你们！
据说敏感词汇的列表正变得越来越长，并且随时更新，于时俱进。可是到底有哪些内容，没有多少人知道。有网民强烈要求互联网站公布敏感词表，以便大家写东西的时候可以参考，随时注意。可是，这个表是内部掌握的，只有网站管理人员才知道，网民只有在文章被“河蟹” 后才会发现。例如，“69”不是敏感词，“64”是； “民进党”不是敏感词，“民主党”是； “周”“朱”“温”不是敏感词，“毛”“邓”“江”“胡”是； “专制”不是敏感词，“民主”是，很难摸到规律，因为这些所谓的“敏感词”本来就毫无规律可言，毫无道理可言，完全是人为的东西，让人感到啼笑皆非。难怪有人讽刺说，目前的中国是五千年的文明，五岁的智力水平。人类已经进入信息时代，用敏感词这种愚拙、无知、可笑的办法能解决什么问题呢？徒然劳民伤财、制造语言混乱而已。
语言是一种信息交流工具，真没想到在我们祖国的互联网上，竟被糟蹋得如此不堪。照这样发展下去，没准儿不远的将来《现代汉语词典》就要成为禁书了，因为里面的词语慢慢都会变成敏感词。我并不反对网络的监管制度，事实上世界上很多国家都对互联网进行必要的监管。但是，恐怕没有哪个国家像中国那样设置如此怪异的敏感词过滤系统，以致连正常的交际都受到影响，这实在是太过分了。下面是网友提供的一些例子，你大概可以猜得出来敏感词是什么：
[敏感词]好，[敏感词]好，[敏感词]国家人民地位高……
没有[敏感词]就没有新中国， 没有[敏感词]就没有新中国，
[敏感词]他辛劳为民族， [敏感词]他一心救中国，
他指给了人民解放的道路， 他领导中国走向光明，
他坚持了抗战八年多， 他改善了人民的生活，
他建设了敌后根据地， 他实行了[敏感词]好处多。
没有[敏感词]就没有新中国， 没有[敏感词]就没有新中国。
我爱北京敏感词，敏感词上太阳升。伟大领袖敏感词，指引我们向前进。
中国网民实在是太有“才”了，他们潜心研究，终于发明了一种称作“火星文”的文体，用符号代替、词汇交叉编排等方式，使得敏感词不会被敏感，只是看着有些费劲、有些怪诞，要不怎么叫“火星文”呢？举个例子来说吧：“对于最近在北 | 京闹得沸沸扬扬的郭de纲事件我想说两句。Guo德缸在前 / 门、西直Men说相声我不反对，可是在朝阳MEN表演这种段子我就觉得很不应该。CHAOYANGMEN是B京重要的地区，是北JING的骄傲，是BJ不 可分割的一部分，让锅得钢这种人在潮阳闷说相声是对CHAO羊门的亵渎，对北精的亵渎！我们要齐心协力抵制G | D | G！” 你能猜出什么意思吗？再发展下去，将来我们祖国的互联网上将充斥这样不伦不类的“文字”，你说，是不是有点儿可悲？
更有人专门研究了特定时期常用敏感词以及这些敏感词形成原因和避免使用的方法，并把敏感词分类，分级，在网上公布，以供读者学习和后人对这个特殊时代的文字研究参考。比如，一级敏感词就包括民主、法制、自由等。敏感形成原因是不符合中国国情。避免使用方法是用 “明珠”取代“民主”，用“发指”取代“法制”，用“滋扰”取代“自由”。
其实，敏感词这玩艺儿并不是什么新发明，几千年来，历代帝王几乎都有各自不同敏感词，别人不能随便使用，必须避讳，否则有性命之虞。例如，《金瓶梅》写于明朝，清 朝人张竹坡在评点时，便不得不对文本做了很多改动，比如，把 “胡僧”改成“梵僧”，把“虏患”改成“边患”，把“夷狄”改成“边境”，把“匈奴”改为“阴山”，把“金虏”改为“金国”，等等。因为入主中原的满清皇帝非常忌讳 “夷狄”、“胡虏”这些词语，触犯了敏感词不但自己性命难保，还可能株连三族。 清朝诗人徐骏诗中有“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之句，就被指为以清风讽刺满清人野蛮、没有文化，于是被砍头。用敏感词加强统治本来就是中国传统政治的一部分。
时下的中国已经成为一个法治国家，“敏感词”的设置总得有一定的法律依据吧。但是，有关方面并未作出明确解释，到底依据的是那条法律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另外，根据《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规定，公民有学习和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权利。而那些所谓的“敏感词”，都是《现代汉语词典》中的常用词，公民依法是可以使用的。即使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维护互联网安全的决定》中，也找不到关于“敏感词”的相关规定。 “敏感词”的设置显然不太符合现有法律，建议全国人大尽快制定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敏感词法》，以便做到有法可依，违法必究，以建设一个非常“河蟹”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局域网。同时，建议中国语言工作者尽快编纂《现代汉语敏感词词典》。
Thursday, October 21, 2010
美国不适合实行民主制度
美国不适合实行民主制度
民主制度是全人类公认的好制度，但并不是世界上所有的国家在所有的发展阶段都适
合实行民主制度。美国不适合实行民主制度，至少在现阶段不适合实行民主制度，是由
美国的特殊国情决定的。
一、美国的历史决定美国不适合实行民主制度。
美国1776年才独立建国，和文明古国相比，几乎没有自己的历史传统和历史文化，
这就决定了民主意识、民主文化、民主制度都不可能从美国产生，更不可能在美国发扬
光大，事实也正是如此。在一个丝毫也没有民主历史的国家实行民主制度，犹如无根之
木，犹如无源之水，是不尊重历史、割裂历史的粗暴做法，凡是不尊重历史、割裂历史
的做法，是注定要失败的。
二、美国的文化决定美国不适合实行民主制度。
美国的文化是建立在极端个人主义的基础上的。美国人普遍地自私自利，以个人利
益为核心，大公无私、为解放全人类而奋斗等先进思想无法得到社会的认可，而实行民
主制度是以先进的文化为基础的，在美国这样极端自私自利代表着落后文化方向的国家
实行先进的民主制度，必然导致先进的社会制度与落后的文化理念之间剧烈的冲突，必
将导致社会的动荡。
三、美国庞大的人口决定美国不适合实行民主制度。
美国有近3亿人口，是英国、法国的5倍，是加拿大的10倍，是澳大利亚的15倍，而
美国的国土面积却只与澳大利亚差不多，比加拿大还要小，是一个人满为患的国家，而
美国至今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控制人口，反而鼓励生育。人口多，底子薄，更严重的是，
美国3亿之众竟然没有一个统一的思想。历史证明：人多必乱。在这样一个人口占世界
第三多的国家实行民主制度，必将导致莫衷一是、各自为政，必将导致政府令不行、禁
不止，连基本的社会稳定也无法维持。
四、美国人民群众素质低下决定美国不适合实行民主制度。
美国的早期居民大致有三类：1、土著印第安人。这部分人直到18世纪依然处在奴
隶社会，后来大部分被消灭，剩下的躲到了边远山区。2、早期欧洲移民。当时从欧洲
来的一部分是流放来的犯人，一部分则是在欧洲混不下去的人。3、被贩卖来黑人奴隶
。这些早期居民素质低下勿庸讳言，更严重的是，祖先素质低下必然遗传给其后裔。即
使是后来的移民，也都是在本国混不下去的人，素质低下也勿庸讳言。在这样一个人民
群众普遍素质低下的国家实行先进的民主制度，根本不符合社会制度要与生产力相适应
的原理，无疑是极其荒唐的，必将导致社会的倒退。
五、美国的国土构成、民族宗教矛盾、阶级矛盾决定了美国不适合实行民主制度。
打开地图，可以看到美国国土由三部分构成，阿拉斯加与北美中部的国土完全割裂
，夏威夷群岛部分更是孤悬海外。若美国实行民主制度，中央政府必将无力掌控全国，
海外国土甚至内部各州都可能闹独立，必然导致国家的分裂。
美国民族成分极其复杂，几乎人类所有民族在美国都有分布；美国宗教种类更是五
花八门，甚至被他国宣布为邪教的势力在美国也能存在。因民族宗教矛盾导致的战争从
人类有史以来一直延续至今，美国如果实行民主制度，各民族、各宗教都将自以为是，
必然导致错综复杂的民族宗教战争，更要命的是在美国买枪就像买香烟一样方便，那样
美国必将沦为尸横遍野的战场，美国必将毁于一旦。
美国阶级矛盾尖锐复杂。美国大地主、大资本家一直就对劳动人民进行着残酷的剥
削，实行民主制度，美国资产阶级必然凭借其剥削来的雄厚经济实力骗取政权，他们必
然不能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方向，必然不能代表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必然不能代表
美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广大劳动人民将永远只能惨遭剥削而不能站起来当家
作主，成为国家的主人。
综上所述，根据美国的特殊国情，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美国不适合实行民主制度。至少美国在现阶段不适合实行民主制度。
2、美国要追求民主制度，只能走渐进式道路，现阶段只能探索适合美国国情的社
会发展道路，加紧建设打好基础，争取早日实现民主制度。
3、美国现阶段如果急于求成立即实行民主制度，那么，美国、美国人民，还有民
主党共和党以及不管什么党，都必将亡党亡国！
民主制度是全人类公认的好制度，但并不是世界上所有的国家在所有的发展阶段都适
合实行民主制度。美国不适合实行民主制度，至少在现阶段不适合实行民主制度，是由
美国的特殊国情决定的。
一、美国的历史决定美国不适合实行民主制度。
美国1776年才独立建国，和文明古国相比，几乎没有自己的历史传统和历史文化，
这就决定了民主意识、民主文化、民主制度都不可能从美国产生，更不可能在美国发扬
光大，事实也正是如此。在一个丝毫也没有民主历史的国家实行民主制度，犹如无根之
木，犹如无源之水，是不尊重历史、割裂历史的粗暴做法，凡是不尊重历史、割裂历史
的做法，是注定要失败的。
二、美国的文化决定美国不适合实行民主制度。
美国的文化是建立在极端个人主义的基础上的。美国人普遍地自私自利，以个人利
益为核心，大公无私、为解放全人类而奋斗等先进思想无法得到社会的认可，而实行民
主制度是以先进的文化为基础的，在美国这样极端自私自利代表着落后文化方向的国家
实行先进的民主制度，必然导致先进的社会制度与落后的文化理念之间剧烈的冲突，必
将导致社会的动荡。
三、美国庞大的人口决定美国不适合实行民主制度。
美国有近3亿人口，是英国、法国的5倍，是加拿大的10倍，是澳大利亚的15倍，而
美国的国土面积却只与澳大利亚差不多，比加拿大还要小，是一个人满为患的国家，而
美国至今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控制人口，反而鼓励生育。人口多，底子薄，更严重的是，
美国3亿之众竟然没有一个统一的思想。历史证明：人多必乱。在这样一个人口占世界
第三多的国家实行民主制度，必将导致莫衷一是、各自为政，必将导致政府令不行、禁
不止，连基本的社会稳定也无法维持。
四、美国人民群众素质低下决定美国不适合实行民主制度。
美国的早期居民大致有三类：1、土著印第安人。这部分人直到18世纪依然处在奴
隶社会，后来大部分被消灭，剩下的躲到了边远山区。2、早期欧洲移民。当时从欧洲
来的一部分是流放来的犯人，一部分则是在欧洲混不下去的人。3、被贩卖来黑人奴隶
。这些早期居民素质低下勿庸讳言，更严重的是，祖先素质低下必然遗传给其后裔。即
使是后来的移民，也都是在本国混不下去的人，素质低下也勿庸讳言。在这样一个人民
群众普遍素质低下的国家实行先进的民主制度，根本不符合社会制度要与生产力相适应
的原理，无疑是极其荒唐的，必将导致社会的倒退。
五、美国的国土构成、民族宗教矛盾、阶级矛盾决定了美国不适合实行民主制度。
打开地图，可以看到美国国土由三部分构成，阿拉斯加与北美中部的国土完全割裂
，夏威夷群岛部分更是孤悬海外。若美国实行民主制度，中央政府必将无力掌控全国，
海外国土甚至内部各州都可能闹独立，必然导致国家的分裂。
美国民族成分极其复杂，几乎人类所有民族在美国都有分布；美国宗教种类更是五
花八门，甚至被他国宣布为邪教的势力在美国也能存在。因民族宗教矛盾导致的战争从
人类有史以来一直延续至今，美国如果实行民主制度，各民族、各宗教都将自以为是，
必然导致错综复杂的民族宗教战争，更要命的是在美国买枪就像买香烟一样方便，那样
美国必将沦为尸横遍野的战场，美国必将毁于一旦。
美国阶级矛盾尖锐复杂。美国大地主、大资本家一直就对劳动人民进行着残酷的剥
削，实行民主制度，美国资产阶级必然凭借其剥削来的雄厚经济实力骗取政权，他们必
然不能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方向，必然不能代表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必然不能代表
美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广大劳动人民将永远只能惨遭剥削而不能站起来当家
作主，成为国家的主人。
综上所述，根据美国的特殊国情，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美国不适合实行民主制度。至少美国在现阶段不适合实行民主制度。
2、美国要追求民主制度，只能走渐进式道路，现阶段只能探索适合美国国情的社
会发展道路，加紧建设打好基础，争取早日实现民主制度。
3、美国现阶段如果急于求成立即实行民主制度，那么，美国、美国人民，还有民
主党共和党以及不管什么党，都必将亡党亡国！
Wednesday, October 13, 2010
兑现公民的言论出版自由！
Open letter from Party elders calls for free speech
By David Bandurski | Posted on 2010-10-13
On October 11, 23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elders known for their pro-reform positions, including Mao Zedong’s former secretary Li Rui (李锐) and former People’s Daily editor-in-chief Hu Jiwei (胡绩伟), submitted an open letter to the Standing Committee of the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formally China’s highest state body, calling for an end to restrictions on expression in China.
The letter urges the Communist Party to abolish censorship and realize citizens’ right to freedom of speech and freedom of the press. Seizing on the opportunity afforded by the awarding of Chinese dissident Liu Xiaobo (刘晓波) with the Nobel Peace Prize last week, the letter refers explicitly to prior statements on reform and free speech made by both President Hu Jintao (胡锦涛) and Premier Wen Jiabao (温家宝). [CORRECTION: It is premature to conclude that this letter has any connection whatsoever to Liu Xiaobo's Nobel Prize. The letter is dated October 1, one week before the announcement from the Nobel Committee.]
Enforce Article 35 of China’s Constitution, Abolish Censorship and Realize Citizens’ Right to Freedom of Speech and Freedom of Press: A Letter to the Standing Committee of the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Written by Li Rui (李锐), Hu Jiwei (胡绩伟) and others
Dated: October 11, 2010
Dear members of the Standing Committee of the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Article 35 of China’s Constitution as adopted in 1982 clearly states that: “Citizen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enjoy freedom of speech, of the press, of assembly, of association, of procession and of demonstration.” For 28 years this article has stood unrealized, having been negated by detailed rules and regulations for “implementation.” This false democracy of formal avowal and concrete denial has become a scandalous mark on the history of world democracy.
On February 26, 2003, at a meeting of democratic consultation between the Standing Committee of the Political Bureau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and democratic parties [http://en.wikipedia.org/wiki/List_of_political_parties_in_the_People's_Republic_of_China], not long after President Hu Jintao (胡锦涛) assumed office, he stated clearly: “The removal of restrictions on the press, and the opening up of public opinion positions, is a mainstream view and demand held by society; it is natural, and should be resolved through the legislative process. If the Communist Party does not reform itself, if it does not transform, it will lose its vitality and move toward natural and inevitable extinction.”
On October 3, America’s Cable News Network (CNN) aired an interview with Chinese Premier Wen Jiabao (温家宝) by anchor Fareed Zakaria. Responding to the journalist’s questions, Wen Jiabao said: “Freedom of speech is indispensable for any nation; China’s Constitution endows the people with freedom of speech; The demands of the people for democracy cannot be resisted.”
In accord with China’s Constitution, and in the spirit of the remarks made by President Hu Jintao and Premier Wen Jiabao, we hereupon represent the following concerning the materialization of the constitutional rights to freedom of speech and of the press:
Concerning the Current State of Freedom of Speech and Press in Our Country
We have for 61 years “served as master” in the name of the citizen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But the freedom of speech and of the press we now enjoy is inferior even to that of Hong Kong before its return to Chinese sovereignty, to that entrusted to the residents of a colony.
Before the handover, Hong Kong was a British colony, governed by those appointed by the Queen’s government. But the freedom of speech and freedom of the press given to residents of Hong Kong by the British authorities there was not empty, appearing only on paper. It was enacted and realized.
When our country was founded in 1949, our people cried that they had been liberated, that they were not their own masters. Mao Zedong said that, “From this moment, the people of China have stood.” But even today, 61 years after the founding of our nation, after 30 years of opening and reform, we have not yet attained freedom of speech and freedom of the press to the degree enjoyed by the people of Hong Kong under colonial rule. Even now, many books discussion political and current affairs must be published in Hong Kong. This is not something that dates from the [territory's] return, but is merely an old tactic familiar under colonial rule. The “master” status of the people of China’s mainland is so inferior. For our nation to advertise itself as having “socialist democrac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s such an embarrassment.
Not only the average citizen, but even the most senior leader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have no freedom of speech or press. Recently, Li Rui met with the following circumstance. Not long ago, the Collected Works in in Memory of Zhou Xiaozhou were published, and in it was originally to be included an essay commemorating Zhou Xiaozhou that Li Rui had written for the People’s Daily in 1981. Zhou Xiaozhou’s wife phoned Li Rui to explain the situation: “Beijing has sent out a notice. Li Rui’s writings cannot be published.” What incredible folly it is that an old piece of writing from a Party newspaper cannot be included in a volume of collected works! Li Rui said: “What kind of country is this?! I want to cry it out: the press must be free! Such strangling of the people’s freedom of expression is entirely illegal!”
It’s not even just high-level leaders — even the Premier of our country does not have freedom of speech or of the press! On August 21, 2010, Premier Wen Jiabao gave a speech in Shenzhen called, “Only By Pushing Ahead With Reforms Can Our Nation Have Bright Prospects.” He said, “We must not only to push economic reforms, but must also to promote political reforms. Without the protection afforded by political reforms, the gains we have made from economic reforms will be lost, and our goal of modernization cannot be realized.” Xinhua News Agency’s official news release on August 21, “Building a Beautiful Future for the Special Economic Zone,” omitted the content in Wen Jiabao’s speech dealing with political reform.
On September 22, 2010, (U.S. local time) Premier Wen Jiabao held a dialogue in New York with American Chinese media and media from Hong Kong and Macao, and again he emphasized the importance of “political system reforms.” Wen said: “Concerning political reforms, I have said previously that if economic reforms are without the protection to be gained by political reforms, then we cannot be entirely successful, and even perhaps the gains of our progress so far will be lost.” Shortly after, Wen Jiabao addressed the 65th Sess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 General Assembly, giving a speech called, “Recognizing a True China,” in which he spoke again about political reform. Late on September 23 (Beijing time), these events were reported on China Central Television’s Xinwen Lianbo and in an official news release from Xinhua News Agency. They reported only Wen Jiabao’s remarks on the circumstances facing overseas Chinese, and on the importance of overseas Chinese media. His mentions of political reform were all removed.
For these matters, if we endeavor to find those responsible, we are utterly incapable of putting our finger on a specific person. This is an invisible black hands. For their own reasons, they violate our constitution, often ordering by telephone that the works of such and such a person cannot be published, or that such and such an event cannot be reported in the media. The officials who make the call do not leave their names, and the secrecy of the agents is protected, but you must heed their phone instructions. These invisible black hands are our Central Propaganda Department. Right now the Central Propaganda Department is placed above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and above the State Council. We would ask, what right does the Central Propaganda Department have to muzzle the speech of the Premier? What right does it have to rob the people of our nation of their right to know what the Premier has said?
Our core demand is that the system of censorship be dismantled in favor of a system of legal responsibility (追惩制).
The rights to freedom of speech and the press guaranteed in Article 35 of our Constitution are turned into mere adornments for the walls by means of concrete implementation rules such as the “Ordinance on Publishing Control” (出版管理条例). These implementation rules are, broadly speaking, a system of censorship and approvals. There are countless numbers of commandments and taboos restricting freedom of speech and freedom of the press. The creation of a press law and the abolishment of the censorship system has already become an urgent task before us.
We recommend that the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work immediately toward the creation of a Press Law, and that the “Ordinance on Publishing Control” and all of the local restrictions on news and publishing be annulled. Institutionally speaking, the realization of freedom of speech and freedom of the press as guaranteed in the Constitution means making media independent of the Party and government organs that presently control them, thereby transforming “Party mouthpieces” into “public instruments.” Therefore, the foundation of the creation of a Press Law must be the enacting of a system of [post facto] legal responsibility (追惩制) [determined according to fair laws]. We cannot again strengthen the censorship system in the name of “strengthening the leadership of the Party.” The so-called censorship system is the system by which prior to publication one must receive the approval of Party organs, allowing for publication only after approval and designating all unapproved published materials as illegal. The so-called system of legal responsibility means that published materials need not pass through approval by Party or government organs, but may be published as soon as the editor-in-chief deems fit. If there are unfavorable outcomes or disputes following publication, the government would be able to intervene and determine according to the law whether there are cases of wrongdoing. In countries around the world, the development of rule of law in news and publishing has followed this path, making a transition from systems of censorship to systems of legal responsibility. There is little doubt that systems of legal responsibility mark progress over systems of censorship, and this is greatly in the favor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humanities and natural sciences, and in promoting social harmony and historical progress. England did away with censorship in 1695. France abolished its censorship system in 1881, and the publication of newspapers and periodicals thereafter required only a simple declaration, which was signed by the representatives of the publication and mailed to the office of the procurator of the republic. Our present system of censorship leaves news and book publishing in our country 315 years behind England and 129 years behind France.
Our specific demands are as follows:
1. Abolish sponsoring institutions of [Chinese] media [NOTE: This is the controlling organization that exercises Party control over the media], allowing publishing institutions to independently operate; Truly implement a system in which directors and editors in chief are responsible for their publication units.
2. Respect journalists, and make them strong (尊重记者，树立记者). Journalists should be the “uncrowned kings.” The reporting of mass incidents and exposing of official corruption are noble missions on behalf of the people, and this work should be protected and supported. Immediately put a stop to the unconstitutional behavior of various local governments and police in arresting journalists. Look into the circumstances behind the case of [writer] Xie Chaoping (谢朝平). Liang Fengmin (梁凤民), the party secretary of Weinan city [involved in the Xie Chaoping case] must face party discipline as a warning to others.
3. Abolish restrictions on extra-territorial supervision by public opinion [watchdog journalism] by media, ensuring the right of journalists to carry out reporting freely throughout the country.
4. The internet is an important discussion platform for information in our society and the voice of citizens’ views. Aside from information that truly concerns our national secrets and speech that violates a citizen’s right to privacy, internet regulatory bodies must not arbitrarily delete online posts and online comments. Online spies must be abolished, the “Fifty-cent Party” must be abolished, and restrictions on “tunneling/[anti-censorship]” technologies must be abolished.
5. There are no more taboos concerning our Party’s history. Chinese citizens have a right to know the errors of the ruling party.
6. Southern Weekly and Yanhuang Chunqiu should be permitted to restructure as privately operated pilot programs [in independent media]. The privatization of newspapers and periodicals is the [natural] direction of political reforms. History teaches us: when rulers and deliberators are highly unified, when the government and the media are both surnamed “Party,” and when [the Party] sings for its own pleasure, it is difficult to connect with the will of the people and attain true leadership. From the time of the Great Leap Forward to the time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newspapers, magazines, television and radio in the mainland have never truly reflected the will of the people. Party and government leaders have been insensible to dissenting voices, so they have had difficulty in recognizing and correcting wholesale errors. For a ruling party and government to use the tax monies of the people to run media that sing their own praises, this is something not permitted in democratic nations.
7. Permit the free circulation within the mainland of books and periodicals from the already returned territories of Hong Kong and Macao. Our country has joined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and economically we have already integrated with the world — attempting to remain closed culturally goes against the course already plotted for opening and reform. Hong Kong and Macao offer advanced culture right at our nation’s door, and the books and periodicals of Hong Kong and Macao are welcomed and trusted by the people.
8. Transform the functions of various propaganda organs, so that they are transformed from [agencies] setting down so many “taboos” to [agencies] protecting the accuracy, timeliness and unimpeded flow [of information]; from [agencies] that assist corrupt officials in suppressing and controlling stories that reveal the truth to [agencies] that support the media in monitoring Party and government organs; from [agencies] that close publications, fire editors and arrest journalists to [agencies] that oppose power and protect media and journalists. Our propaganda organs have a horrid reputation within the Party and in society. They must work for good in order to regain their reputations. At the appropriate time, we can consider renaming these propaganda organs to suit global trends.
We pressingly represent ourselves, hoping for your utmost attention.
October 1, 2010
Sponsors (23 people):
Li Rui (李锐)– former standing vice minister of the Organization Department of the CCP Central Committee, member of the 12th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CP
Hu Jiwei (胡绩伟) — former director of People’s Daily, standing committee member to the 7th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director of the Federation of Chinese Communication Institutes.
Jiang Ping 江 平– former head of the 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tenured professor, standing committee member to the 7th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deputy director of the Executive Law Committee of the NPC
Li Pu (李普) — former deputy director of Xinhua News Agency
Zhou Shaoming (周绍明) — former deputy director of the Political Department of the Guangzhou Military Area Command
Zhong Peizhang (锺沛璋) — Former head of the News Office of the Central Propaganda Department
Wang Yongcheng (王永成) — Professor at Shanghai Jiaotong University
Zhang Zhongpei (张忠培) — Research at the Imperial Palace Museum, chairman of the China Archaeological Society
Du Guang (杜光) — former professor at the Central Party School
Guo Daojun (郭道晖) — former editor-in-chief of China Legal Science
Xiao Mo 萧 默 — former head of the Architecture Research Center of the Chinese National Academy of Arts
Zhuang Puming (庄浦明) — former deputy director of People’s Press
Hu Fuchen (胡甫臣) — former director and editor-in-chief at China Worker’s Publishing House
Zhang Ding (张定) — former director of the China Social Sciences Press at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Yu You (于友) — former editor-in-chief of China Daily
Ouyang Jin (欧阳劲) — former editor-in-chief of Hong Kong’s Pacific Magazine (太平洋杂志)
Yu Haocheng (于浩成) — former director of Masses Publishing House
Zhang Qing (张清) — former director of China Cinema Publishing House
Yu Yueting (俞月亭) — former director of Fujian Television, veteran journalist
Sha Yexin (沙叶新) — former head of the Shanghai People’s Art and Drama Academy, now an independent writer of the Hui ethnic minority
Sun Xupei (孙旭培) — former director of the News Research Institute at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Xin Ziling (辛子陵) — former director of the editorial desk at China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Tie Liu (铁流) — editor-in-chief of Wangshi Weihen (往事微痕) magazine (Scars of the Past).
Legal Counsel：
Song Yue (宋岳) — Chinese citizen, practicing lawyer in the State of New York, U.S.
———
执行宪法第35条，废除预审制，兑现公民的言论出版自由！
――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公开信
李锐 胡绩伟 等 10月11日,2010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1982年宪法第35条载明：“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这一条文28年不兑现，被党政机关制定的“执行”细则所否定。这种原则承认具体否定的假民主，成为世界民主史上的丑闻。
2003年2月26日，胡锦涛主席上任不久，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與民主黨派人士舉行的民主協商會上，明确地說：
新闻解禁、开放人民舆论阵地，是社会的主流意见和诉求，是正常的，要以立法形式解决。共产党自身不改革，不改造，就会失去生命力，走向自然消亡。
2010年10月3日美国有线电视台CNN播出了访谈节目主持人法瑞德?扎卡利亚对中国总理温家宝的专访。温家宝回答记者提问时说：
言论自由对任何国家都不可或缺；中国宪法赋予民众享有言论自由；人民对民主自由的诉求不可抗拒。
根据宪法和胡锦涛主席、温家宝总理讲话精神，我们仅就兑现言论出版自由之宪法权利方面陈情如下：
关于我国言论出版自由的现状
我堂堂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名义上“当家做主”61年，但我们享有的言论出版自由竟不如回归祖国前的香港，即不如殖民地居民。
回归前的香港是英国殖民地，女王政府任命总督管理这个地方，但港英当局给香港居民言论出版自由，不是空头的，纸面上的，是落实的，兑现的。
1949年建国，人民欢呼解放了，当家做主了，毛泽东宣布“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但直到今天，建国61年，搞了30年改革开放，我们还没有得到香港人殖民地时代就有的言论出版自由。现在有些参政议政的书籍，要拿到香港出版，这不是回归祖国的福荫，是沿袭殖民时代的旧法。大陆人民的“当家作主”地位实在太窝囊。国家宣称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实在太尴尬。
岂止普通公民，连共产党的高级干部都没有言论出版自由。最近李锐遇到一件事情：不久前《周小舟纪念文集》出版，原来收进了李锐1981年在《人民日报》发表的纪念周小舟的一篇文章，但出版的书中没有。周小舟夫人打电话向李锐解释：“北京通知，不能用李锐的文章。”连1981年发表在党报上的旧作也不让收进文集，真是荒唐至极！李锐说：“这算什么样的国家？！我大声疾呼：新闻必须自由！扼杀公民的言论自由是完全违法的！”
岂止高级干部，连国家总理都没有言论出版自由！2010年8月21日温家宝总理在深圳发表题为《只有坚持改革开放，国家才有光明前途》的讲话。谈到“不仅要推进经济体制改革，还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就会得而复失，现代化建设的目标就不可能实现。”新华社21日通稿《开创经济特区的美好明天》，把温家宝讲话中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删掉了。
2010年9月22日（美国当地时间）温家宝总理在纽约与美国华文媒体和港澳媒体负责人进行座谈，再次强调了“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性。温说：“关于政治体制改革，我曾经讲过，经济体制改革如果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保障，也不会彻底取得成功，甚至已经取得的成果还会得而复失。”温家宝随后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第65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表题为《认识一个真实的中国》的讲话，其中也谈及了政治体制改革。9月23日（北京时间）晚间，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以及新华社通稿报导这些活动时，只报导了温家宝谈及海外华人的处境、海外华文媒体的作用等内容，提及政治体制改革的讲话，都被过滤掉了。
这些事情，如果追究责任，绝对查不到具体人，这是一只看不见的黑手。他们自知理亏违宪，通常以电话通知某人的作品不能发表、某事不能见诸媒体。打电话的官员不留姓名，叮嘱执行者为其保密，但必须执行他的电话指示。这只看不见的黑手就是中宣部。现在是中宣部凌驾于党中央之上，凌驾于国务院之上。试问中宣部有什么权力封锁总理的声音？有什么权力剥夺全国人民对总理讲话的知情权？
我们的核心要求是取消审批制，改行追惩制
把宪法第35条言论出版自由变成可望而不可及的墙上画饼，是经过《出版管理条例》等具体执行细则来完成的。这些执行细则，槪而言之就是深文周纳的审批制。有数不清的清规戒律限制言论出版自由。制定新闻出版法，废除审批制，已成为当务之急。
建议全国人大立即着手制定新闻出版法，废除《出版管理条例》和地方当局管制新闻出版的那些条条框框。落实宪法第35条给予公民言论出版自由，从体制上看就是从党政机关直接控制到媒体相对独立，从“党的喉舌”转变为“社会公器”。因此，新闻出版法的立法基础必须是实行追惩制，而不能再以“加强党的领导”的名义强化审批制。所谓审批制，就是出版物在出版以前须经党政机关的审查，批准了你才能出版，不批准出了就是非法出版物。所谓追惩制，就是出版物不必向党政机关报批，总编辑通过了就开印，出版发行完全自由。出版后如有不良后果和纠纷，政府再介入，根据法律判断是非对错。世界各国新闻出版法制的发展，走的是由审批制向追惩制过渡的道路。无疑，追惩制比起审批制是一个历史性进步，对推动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发展，推动社会和谐历史进步起了伟大的作用。英国早在 1695年即废除了预防检查制。1881年法国废除了预防检查制，报纸、刊物出版前的手续仅仅需要一份简单的声明，由报刊领导人签署，邮寄共和国检察院即可。我国目前实行的书报审查制度，比英国落后315年，比法国落后129年。
我们的具体要求
一、取消媒体的主管单位，由主办单位独立负责；真正落实出版单位的社长、总编辑负责制。
二、尊重记者，树立记者 “无冕之王”的社会地位。记者报道群体性事件，揭发官员贪污腐败，是为民请命的神圣事业，应受到保护和支持。立即制止某些地方政府和公安机关随意抓捕记者的违宪行为。追究谢朝平案的幕后操纵者，渭南市委书记梁凤民必须下台，以申党纪，以儆效尤。
三、取消限制媒体跨省进行舆论监察的禁令，保障中国记者在全中国领土上采访报道的权利。
四、互联网是社会信息和公民意见的重要交流平台，除确实涉及国家机密的信息和侵犯公民隐私的言论之外，网络管理部门不能随意删除网帖和跟帖，取消网特，取消“五毛党”，取消对“翻墙”的技术限制。
五、党史无禁区，中国公民有权知道执政党的罪错。
六、允许《南方周末》和《炎黄春秋》改制为民营报刊作为探路试点。报刊民营化是政治改革的方向。历史的教训是：施政者与评议者高度一体化，政府和媒体都姓 “党”，自己搭台唱戏，自己鼓掌喝彩，是很难和民意沟通实现正确领导的。从大跃进到文化大革命，大陆所有的报刊杂志、广播电视，从来没有反映过真实的民意。党和国家领导人耳边听不到不同的声音，就既难发现、更难纠正正在发生的全局性的错误。执政党和政府拿纳税人的钱办媒体为自己歌功颂德，这在民主国家是不允许的。
七、允许已经回归中国的香港、澳门的书籍报刊在大陆公开发行。我国加入了WTO，在经济上已经融入世界，企图在文化上闭关锁国，是违背改革开放的既定方针的。港澳文化是送上国门的先进文化，观之于港澳报刊书籍备受群众欢迎而益信。
八、转变各级宣传部门职能，由制定多少个“不准”，转变为保障信息准确、及时、畅通；由帮助贪官污吏压制封锁批评揭露的稿件，转变为支持媒体对党政机关发挥监督作用；由封报刊、撤总编、抓记者，转变为对抗强权，保护媒体和记者。宣传部门在党内、在社会上名声很臭，要做几件好事恢复名誉。在适当的时机，可以考虑宣传部更名，以符合世界潮流。
迫切陈情，敬希亮察。
2010年10月1日
发起人（23人）：
李 锐（前中央组织部常务副部长，中共十二届中央委员，十二、十三届中顾委委员。)
胡绩伟（前《人民日报》社长、总编辑，第六、七届全国人大常委，全国新闻学会联合会会长）
江 平（原政法大学校长、终身教授，七届人大常委、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
李 普（原新华社副社长）
周绍明（原广州军区政治部副主任）
锺沛璋（原中宣部新闻局局长）
王永成(上海交通大学教授，欧洲科学、艺术与人文研究院通讯院士)
张忠培（故宫博物院研究员，原院长，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
杜 光（原中共中央党校教授）
郭道晖 (原《中国法学》杂志社总编辑)
萧 默（原中国艺术研究院建筑艺术研究所所长）
庄浦明（原人民出版社副社长）
胡甫臣 (原中国工人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
张 定（原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科学出版社社长）
于 友（原《中国日报》社总编辑）
欧阳劲 (香港《太平洋杂志》总编辑)
于浩成 (原群众出版社社长)
张 清（原中国电影出版社社长）
俞月亭 (原福建电视台台长、高级记者)
沙叶新 (前上海人民艺术剧院院长，现为回族独立作家)
孙旭培（原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所长）
辛子陵（原国防大学当代中国编辑室主任）
铁 流（民刊《往事微痕》总编辑）
法律顾问：
宋 岳（中国籍公民，美国纽约州执业律师）
By David Bandurski | Posted on 2010-10-13
On October 11, 23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elders known for their pro-reform positions, including Mao Zedong’s former secretary Li Rui (李锐) and former People’s Daily editor-in-chief Hu Jiwei (胡绩伟), submitted an open letter to the Standing Committee of the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formally China’s highest state body, calling for an end to restrictions on expression in China.
The letter urges the Communist Party to abolish censorship and realize citizens’ right to freedom of speech and freedom of the press. Seizing on the opportunity afforded by the awarding of Chinese dissident Liu Xiaobo (刘晓波) with the Nobel Peace Prize last week, the letter refers explicitly to prior statements on reform and free speech made by both President Hu Jintao (胡锦涛) and Premier Wen Jiabao (温家宝). [CORRECTION: It is premature to conclude that this letter has any connection whatsoever to Liu Xiaobo's Nobel Prize. The letter is dated October 1, one week before the announcement from the Nobel Committee.]
Enforce Article 35 of China’s Constitution, Abolish Censorship and Realize Citizens’ Right to Freedom of Speech and Freedom of Press: A Letter to the Standing Committee of the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Written by Li Rui (李锐), Hu Jiwei (胡绩伟) and others
Dated: October 11, 2010
Dear members of the Standing Committee of the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Article 35 of China’s Constitution as adopted in 1982 clearly states that: “Citizen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enjoy freedom of speech, of the press, of assembly, of association, of procession and of demonstration.” For 28 years this article has stood unrealized, having been negated by detailed rules and regulations for “implementation.” This false democracy of formal avowal and concrete denial has become a scandalous mark on the history of world democracy.
On February 26, 2003, at a meeting of democratic consultation between the Standing Committee of the Political Bureau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and democratic parties [http://en.wikipedia.org/wiki/List_of_political_parties_in_the_People's_Republic_of_China], not long after President Hu Jintao (胡锦涛) assumed office, he stated clearly: “The removal of restrictions on the press, and the opening up of public opinion positions, is a mainstream view and demand held by society; it is natural, and should be resolved through the legislative process. If the Communist Party does not reform itself, if it does not transform, it will lose its vitality and move toward natural and inevitable extinction.”
On October 3, America’s Cable News Network (CNN) aired an interview with Chinese Premier Wen Jiabao (温家宝) by anchor Fareed Zakaria. Responding to the journalist’s questions, Wen Jiabao said: “Freedom of speech is indispensable for any nation; China’s Constitution endows the people with freedom of speech; The demands of the people for democracy cannot be resisted.”
In accord with China’s Constitution, and in the spirit of the remarks made by President Hu Jintao and Premier Wen Jiabao, we hereupon represent the following concerning the materialization of the constitutional rights to freedom of speech and of the press:
Concerning the Current State of Freedom of Speech and Press in Our Country
We have for 61 years “served as master” in the name of the citizen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But the freedom of speech and of the press we now enjoy is inferior even to that of Hong Kong before its return to Chinese sovereignty, to that entrusted to the residents of a colony.
Before the handover, Hong Kong was a British colony, governed by those appointed by the Queen’s government. But the freedom of speech and freedom of the press given to residents of Hong Kong by the British authorities there was not empty, appearing only on paper. It was enacted and realized.
When our country was founded in 1949, our people cried that they had been liberated, that they were not their own masters. Mao Zedong said that, “From this moment, the people of China have stood.” But even today, 61 years after the founding of our nation, after 30 years of opening and reform, we have not yet attained freedom of speech and freedom of the press to the degree enjoyed by the people of Hong Kong under colonial rule. Even now, many books discussion political and current affairs must be published in Hong Kong. This is not something that dates from the [territory's] return, but is merely an old tactic familiar under colonial rule. The “master” status of the people of China’s mainland is so inferior. For our nation to advertise itself as having “socialist democrac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s such an embarrassment.
Not only the average citizen, but even the most senior leader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have no freedom of speech or press. Recently, Li Rui met with the following circumstance. Not long ago, the Collected Works in in Memory of Zhou Xiaozhou were published, and in it was originally to be included an essay commemorating Zhou Xiaozhou that Li Rui had written for the People’s Daily in 1981. Zhou Xiaozhou’s wife phoned Li Rui to explain the situation: “Beijing has sent out a notice. Li Rui’s writings cannot be published.” What incredible folly it is that an old piece of writing from a Party newspaper cannot be included in a volume of collected works! Li Rui said: “What kind of country is this?! I want to cry it out: the press must be free! Such strangling of the people’s freedom of expression is entirely illegal!”
It’s not even just high-level leaders — even the Premier of our country does not have freedom of speech or of the press! On August 21, 2010, Premier Wen Jiabao gave a speech in Shenzhen called, “Only By Pushing Ahead With Reforms Can Our Nation Have Bright Prospects.” He said, “We must not only to push economic reforms, but must also to promote political reforms. Without the protection afforded by political reforms, the gains we have made from economic reforms will be lost, and our goal of modernization cannot be realized.” Xinhua News Agency’s official news release on August 21, “Building a Beautiful Future for the Special Economic Zone,” omitted the content in Wen Jiabao’s speech dealing with political reform.
On September 22, 2010, (U.S. local time) Premier Wen Jiabao held a dialogue in New York with American Chinese media and media from Hong Kong and Macao, and again he emphasized the importance of “political system reforms.” Wen said: “Concerning political reforms, I have said previously that if economic reforms are without the protection to be gained by political reforms, then we cannot be entirely successful, and even perhaps the gains of our progress so far will be lost.” Shortly after, Wen Jiabao addressed the 65th Sess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 General Assembly, giving a speech called, “Recognizing a True China,” in which he spoke again about political reform. Late on September 23 (Beijing time), these events were reported on China Central Television’s Xinwen Lianbo and in an official news release from Xinhua News Agency. They reported only Wen Jiabao’s remarks on the circumstances facing overseas Chinese, and on the importance of overseas Chinese media. His mentions of political reform were all removed.
For these matters, if we endeavor to find those responsible, we are utterly incapable of putting our finger on a specific person. This is an invisible black hands. For their own reasons, they violate our constitution, often ordering by telephone that the works of such and such a person cannot be published, or that such and such an event cannot be reported in the media. The officials who make the call do not leave their names, and the secrecy of the agents is protected, but you must heed their phone instructions. These invisible black hands are our Central Propaganda Department. Right now the Central Propaganda Department is placed above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and above the State Council. We would ask, what right does the Central Propaganda Department have to muzzle the speech of the Premier? What right does it have to rob the people of our nation of their right to know what the Premier has said?
Our core demand is that the system of censorship be dismantled in favor of a system of legal responsibility (追惩制).
The rights to freedom of speech and the press guaranteed in Article 35 of our Constitution are turned into mere adornments for the walls by means of concrete implementation rules such as the “Ordinance on Publishing Control” (出版管理条例). These implementation rules are, broadly speaking, a system of censorship and approvals. There are countless numbers of commandments and taboos restricting freedom of speech and freedom of the press. The creation of a press law and the abolishment of the censorship system has already become an urgent task before us.
We recommend that the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work immediately toward the creation of a Press Law, and that the “Ordinance on Publishing Control” and all of the local restrictions on news and publishing be annulled. Institutionally speaking, the realization of freedom of speech and freedom of the press as guaranteed in the Constitution means making media independent of the Party and government organs that presently control them, thereby transforming “Party mouthpieces” into “public instruments.” Therefore, the foundation of the creation of a Press Law must be the enacting of a system of [post facto] legal responsibility (追惩制) [determined according to fair laws]. We cannot again strengthen the censorship system in the name of “strengthening the leadership of the Party.” The so-called censorship system is the system by which prior to publication one must receive the approval of Party organs, allowing for publication only after approval and designating all unapproved published materials as illegal. The so-called system of legal responsibility means that published materials need not pass through approval by Party or government organs, but may be published as soon as the editor-in-chief deems fit. If there are unfavorable outcomes or disputes following publication, the government would be able to intervene and determine according to the law whether there are cases of wrongdoing. In countries around the world, the development of rule of law in news and publishing has followed this path, making a transition from systems of censorship to systems of legal responsibility. There is little doubt that systems of legal responsibility mark progress over systems of censorship, and this is greatly in the favor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humanities and natural sciences, and in promoting social harmony and historical progress. England did away with censorship in 1695. France abolished its censorship system in 1881, and the publication of newspapers and periodicals thereafter required only a simple declaration, which was signed by the representatives of the publication and mailed to the office of the procurator of the republic. Our present system of censorship leaves news and book publishing in our country 315 years behind England and 129 years behind France.
Our specific demands are as follows:
1. Abolish sponsoring institutions of [Chinese] media [NOTE: This is the controlling organization that exercises Party control over the media], allowing publishing institutions to independently operate; Truly implement a system in which directors and editors in chief are responsible for their publication units.
2. Respect journalists, and make them strong (尊重记者，树立记者). Journalists should be the “uncrowned kings.” The reporting of mass incidents and exposing of official corruption are noble missions on behalf of the people, and this work should be protected and supported. Immediately put a stop to the unconstitutional behavior of various local governments and police in arresting journalists. Look into the circumstances behind the case of [writer] Xie Chaoping (谢朝平). Liang Fengmin (梁凤民), the party secretary of Weinan city [involved in the Xie Chaoping case] must face party discipline as a warning to others.
3. Abolish restrictions on extra-territorial supervision by public opinion [watchdog journalism] by media, ensuring the right of journalists to carry out reporting freely throughout the country.
4. The internet is an important discussion platform for information in our society and the voice of citizens’ views. Aside from information that truly concerns our national secrets and speech that violates a citizen’s right to privacy, internet regulatory bodies must not arbitrarily delete online posts and online comments. Online spies must be abolished, the “Fifty-cent Party” must be abolished, and restrictions on “tunneling/[anti-censorship]” technologies must be abolished.
5. There are no more taboos concerning our Party’s history. Chinese citizens have a right to know the errors of the ruling party.
6. Southern Weekly and Yanhuang Chunqiu should be permitted to restructure as privately operated pilot programs [in independent media]. The privatization of newspapers and periodicals is the [natural] direction of political reforms. History teaches us: when rulers and deliberators are highly unified, when the government and the media are both surnamed “Party,” and when [the Party] sings for its own pleasure, it is difficult to connect with the will of the people and attain true leadership. From the time of the Great Leap Forward to the time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newspapers, magazines, television and radio in the mainland have never truly reflected the will of the people. Party and government leaders have been insensible to dissenting voices, so they have had difficulty in recognizing and correcting wholesale errors. For a ruling party and government to use the tax monies of the people to run media that sing their own praises, this is something not permitted in democratic nations.
7. Permit the free circulation within the mainland of books and periodicals from the already returned territories of Hong Kong and Macao. Our country has joined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and economically we have already integrated with the world — attempting to remain closed culturally goes against the course already plotted for opening and reform. Hong Kong and Macao offer advanced culture right at our nation’s door, and the books and periodicals of Hong Kong and Macao are welcomed and trusted by the people.
8. Transform the functions of various propaganda organs, so that they are transformed from [agencies] setting down so many “taboos” to [agencies] protecting the accuracy, timeliness and unimpeded flow [of information]; from [agencies] that assist corrupt officials in suppressing and controlling stories that reveal the truth to [agencies] that support the media in monitoring Party and government organs; from [agencies] that close publications, fire editors and arrest journalists to [agencies] that oppose power and protect media and journalists. Our propaganda organs have a horrid reputation within the Party and in society. They must work for good in order to regain their reputations. At the appropriate time, we can consider renaming these propaganda organs to suit global trends.
We pressingly represent ourselves, hoping for your utmost attention.
October 1, 2010
Sponsors (23 people):
Li Rui (李锐)– former standing vice minister of the Organization Department of the CCP Central Committee, member of the 12th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CP
Hu Jiwei (胡绩伟) — former director of People’s Daily, standing committee member to the 7th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director of the Federation of Chinese Communication Institutes.
Jiang Ping 江 平– former head of the 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tenured professor, standing committee member to the 7th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deputy director of the Executive Law Committee of the NPC
Li Pu (李普) — former deputy director of Xinhua News Agency
Zhou Shaoming (周绍明) — former deputy director of the Political Department of the Guangzhou Military Area Command
Zhong Peizhang (锺沛璋) — Former head of the News Office of the Central Propaganda Department
Wang Yongcheng (王永成) — Professor at Shanghai Jiaotong University
Zhang Zhongpei (张忠培) — Research at the Imperial Palace Museum, chairman of the China Archaeological Society
Du Guang (杜光) — former professor at the Central Party School
Guo Daojun (郭道晖) — former editor-in-chief of China Legal Science
Xiao Mo 萧 默 — former head of the Architecture Research Center of the Chinese National Academy of Arts
Zhuang Puming (庄浦明) — former deputy director of People’s Press
Hu Fuchen (胡甫臣) — former director and editor-in-chief at China Worker’s Publishing House
Zhang Ding (张定) — former director of the China Social Sciences Press at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Yu You (于友) — former editor-in-chief of China Daily
Ouyang Jin (欧阳劲) — former editor-in-chief of Hong Kong’s Pacific Magazine (太平洋杂志)
Yu Haocheng (于浩成) — former director of Masses Publishing House
Zhang Qing (张清) — former director of China Cinema Publishing House
Yu Yueting (俞月亭) — former director of Fujian Television, veteran journalist
Sha Yexin (沙叶新) — former head of the Shanghai People’s Art and Drama Academy, now an independent writer of the Hui ethnic minority
Sun Xupei (孙旭培) — former director of the News Research Institute at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Xin Ziling (辛子陵) — former director of the editorial desk at China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Tie Liu (铁流) — editor-in-chief of Wangshi Weihen (往事微痕) magazine (Scars of the Past).
Legal Counsel：
Song Yue (宋岳) — Chinese citizen, practicing lawyer in the State of New York, U.S.
———
执行宪法第35条，废除预审制，兑现公民的言论出版自由！
――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公开信
李锐 胡绩伟 等 10月11日,2010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1982年宪法第35条载明：“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这一条文28年不兑现，被党政机关制定的“执行”细则所否定。这种原则承认具体否定的假民主，成为世界民主史上的丑闻。
2003年2月26日，胡锦涛主席上任不久，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與民主黨派人士舉行的民主協商會上，明确地說：
新闻解禁、开放人民舆论阵地，是社会的主流意见和诉求，是正常的，要以立法形式解决。共产党自身不改革，不改造，就会失去生命力，走向自然消亡。
2010年10月3日美国有线电视台CNN播出了访谈节目主持人法瑞德?扎卡利亚对中国总理温家宝的专访。温家宝回答记者提问时说：
言论自由对任何国家都不可或缺；中国宪法赋予民众享有言论自由；人民对民主自由的诉求不可抗拒。
根据宪法和胡锦涛主席、温家宝总理讲话精神，我们仅就兑现言论出版自由之宪法权利方面陈情如下：
关于我国言论出版自由的现状
我堂堂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名义上“当家做主”61年，但我们享有的言论出版自由竟不如回归祖国前的香港，即不如殖民地居民。
回归前的香港是英国殖民地，女王政府任命总督管理这个地方，但港英当局给香港居民言论出版自由，不是空头的，纸面上的，是落实的，兑现的。
1949年建国，人民欢呼解放了，当家做主了，毛泽东宣布“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但直到今天，建国61年，搞了30年改革开放，我们还没有得到香港人殖民地时代就有的言论出版自由。现在有些参政议政的书籍，要拿到香港出版，这不是回归祖国的福荫，是沿袭殖民时代的旧法。大陆人民的“当家作主”地位实在太窝囊。国家宣称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实在太尴尬。
岂止普通公民，连共产党的高级干部都没有言论出版自由。最近李锐遇到一件事情：不久前《周小舟纪念文集》出版，原来收进了李锐1981年在《人民日报》发表的纪念周小舟的一篇文章，但出版的书中没有。周小舟夫人打电话向李锐解释：“北京通知，不能用李锐的文章。”连1981年发表在党报上的旧作也不让收进文集，真是荒唐至极！李锐说：“这算什么样的国家？！我大声疾呼：新闻必须自由！扼杀公民的言论自由是完全违法的！”
岂止高级干部，连国家总理都没有言论出版自由！2010年8月21日温家宝总理在深圳发表题为《只有坚持改革开放，国家才有光明前途》的讲话。谈到“不仅要推进经济体制改革，还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就会得而复失，现代化建设的目标就不可能实现。”新华社21日通稿《开创经济特区的美好明天》，把温家宝讲话中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删掉了。
2010年9月22日（美国当地时间）温家宝总理在纽约与美国华文媒体和港澳媒体负责人进行座谈，再次强调了“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性。温说：“关于政治体制改革，我曾经讲过，经济体制改革如果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保障，也不会彻底取得成功，甚至已经取得的成果还会得而复失。”温家宝随后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第65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表题为《认识一个真实的中国》的讲话，其中也谈及了政治体制改革。9月23日（北京时间）晚间，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以及新华社通稿报导这些活动时，只报导了温家宝谈及海外华人的处境、海外华文媒体的作用等内容，提及政治体制改革的讲话，都被过滤掉了。
这些事情，如果追究责任，绝对查不到具体人，这是一只看不见的黑手。他们自知理亏违宪，通常以电话通知某人的作品不能发表、某事不能见诸媒体。打电话的官员不留姓名，叮嘱执行者为其保密，但必须执行他的电话指示。这只看不见的黑手就是中宣部。现在是中宣部凌驾于党中央之上，凌驾于国务院之上。试问中宣部有什么权力封锁总理的声音？有什么权力剥夺全国人民对总理讲话的知情权？
我们的核心要求是取消审批制，改行追惩制
把宪法第35条言论出版自由变成可望而不可及的墙上画饼，是经过《出版管理条例》等具体执行细则来完成的。这些执行细则，槪而言之就是深文周纳的审批制。有数不清的清规戒律限制言论出版自由。制定新闻出版法，废除审批制，已成为当务之急。
建议全国人大立即着手制定新闻出版法，废除《出版管理条例》和地方当局管制新闻出版的那些条条框框。落实宪法第35条给予公民言论出版自由，从体制上看就是从党政机关直接控制到媒体相对独立，从“党的喉舌”转变为“社会公器”。因此，新闻出版法的立法基础必须是实行追惩制，而不能再以“加强党的领导”的名义强化审批制。所谓审批制，就是出版物在出版以前须经党政机关的审查，批准了你才能出版，不批准出了就是非法出版物。所谓追惩制，就是出版物不必向党政机关报批，总编辑通过了就开印，出版发行完全自由。出版后如有不良后果和纠纷，政府再介入，根据法律判断是非对错。世界各国新闻出版法制的发展，走的是由审批制向追惩制过渡的道路。无疑，追惩制比起审批制是一个历史性进步，对推动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发展，推动社会和谐历史进步起了伟大的作用。英国早在 1695年即废除了预防检查制。1881年法国废除了预防检查制，报纸、刊物出版前的手续仅仅需要一份简单的声明，由报刊领导人签署，邮寄共和国检察院即可。我国目前实行的书报审查制度，比英国落后315年，比法国落后129年。
我们的具体要求
一、取消媒体的主管单位，由主办单位独立负责；真正落实出版单位的社长、总编辑负责制。
二、尊重记者，树立记者 “无冕之王”的社会地位。记者报道群体性事件，揭发官员贪污腐败，是为民请命的神圣事业，应受到保护和支持。立即制止某些地方政府和公安机关随意抓捕记者的违宪行为。追究谢朝平案的幕后操纵者，渭南市委书记梁凤民必须下台，以申党纪，以儆效尤。
三、取消限制媒体跨省进行舆论监察的禁令，保障中国记者在全中国领土上采访报道的权利。
四、互联网是社会信息和公民意见的重要交流平台，除确实涉及国家机密的信息和侵犯公民隐私的言论之外，网络管理部门不能随意删除网帖和跟帖，取消网特，取消“五毛党”，取消对“翻墙”的技术限制。
五、党史无禁区，中国公民有权知道执政党的罪错。
六、允许《南方周末》和《炎黄春秋》改制为民营报刊作为探路试点。报刊民营化是政治改革的方向。历史的教训是：施政者与评议者高度一体化，政府和媒体都姓 “党”，自己搭台唱戏，自己鼓掌喝彩，是很难和民意沟通实现正确领导的。从大跃进到文化大革命，大陆所有的报刊杂志、广播电视，从来没有反映过真实的民意。党和国家领导人耳边听不到不同的声音，就既难发现、更难纠正正在发生的全局性的错误。执政党和政府拿纳税人的钱办媒体为自己歌功颂德，这在民主国家是不允许的。
七、允许已经回归中国的香港、澳门的书籍报刊在大陆公开发行。我国加入了WTO，在经济上已经融入世界，企图在文化上闭关锁国，是违背改革开放的既定方针的。港澳文化是送上国门的先进文化，观之于港澳报刊书籍备受群众欢迎而益信。
八、转变各级宣传部门职能，由制定多少个“不准”，转变为保障信息准确、及时、畅通；由帮助贪官污吏压制封锁批评揭露的稿件，转变为支持媒体对党政机关发挥监督作用；由封报刊、撤总编、抓记者，转变为对抗强权，保护媒体和记者。宣传部门在党内、在社会上名声很臭，要做几件好事恢复名誉。在适当的时机，可以考虑宣传部更名，以符合世界潮流。
迫切陈情，敬希亮察。
2010年10月1日
发起人（23人）：
李 锐（前中央组织部常务副部长，中共十二届中央委员，十二、十三届中顾委委员。)
胡绩伟（前《人民日报》社长、总编辑，第六、七届全国人大常委，全国新闻学会联合会会长）
江 平（原政法大学校长、终身教授，七届人大常委、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
李 普（原新华社副社长）
周绍明（原广州军区政治部副主任）
锺沛璋（原中宣部新闻局局长）
王永成(上海交通大学教授，欧洲科学、艺术与人文研究院通讯院士)
张忠培（故宫博物院研究员，原院长，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
杜 光（原中共中央党校教授）
郭道晖 (原《中国法学》杂志社总编辑)
萧 默（原中国艺术研究院建筑艺术研究所所长）
庄浦明（原人民出版社副社长）
胡甫臣 (原中国工人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
张 定（原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科学出版社社长）
于 友（原《中国日报》社总编辑）
欧阳劲 (香港《太平洋杂志》总编辑)
于浩成 (原群众出版社社长)
张 清（原中国电影出版社社长）
俞月亭 (原福建电视台台长、高级记者)
沙叶新 (前上海人民艺术剧院院长，现为回族独立作家)
孙旭培（原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所长）
辛子陵（原国防大学当代中国编辑室主任）
铁 流（民刊《往事微痕》总编辑）
法律顾问：
宋 岳（中国籍公民，美国纽约州执业律师）
Saturday, October 09, 2010
零八宪章(简体中文版)
零八宪章(简体中文版)
2008年12月10日公布
一、前言
今年是中国立宪百年，《世界人权宣言》公布60周年，“民主墙”诞生30周年，中国政府签署《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10周年。在经历了长期的人权 灾难和艰难曲折的抗争历程之后，觉醒的中国公民日渐清楚地认识到，自由、平等、人权是人类共同的普世价值；民主、共和、宪政是现代政治的基本制度架构。抽 离了这些普世价值和基本政制架构的“现代化”，是剥夺人的权利、腐蚀人性、摧毁人的尊严的灾难过程。21世纪的中国将走向何方，是继续这种威权统治下的“ 现代化”，还是认同普世价值、融入主流文明、建立民主政体？这是一个不容回避的抉择。
19世纪中期的历史巨变，暴露了中国传统专制制度的腐朽，揭开了中华大地上“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序幕。洋务运动追求器物层面的进良，甲午战败再 次暴露了体制的过时；戊戌变法触及到制度层面的革新，终因顽固派的残酷镇压而归于失败；辛亥革命在表面上埋葬了延续2000多年的皇权制度，建立了亚洲第 一个共和国。囿于当时内忧外患的特定历史条件，共和政体只是昙花一现，专制主义旋即卷土重来。器物模仿和制度更新的失败，推动国人深入到对文化病根的反 思，遂有以“科学与民主”为旗帜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因内战频仍和外敌入侵，中国政治民主化历程被迫中断。抗日战争胜利后的中国再次开启了宪政历程，然 而国共内战的结果使中国陷入了现代极权主义的深渊。1949年建立的“新中国”，名义上是“人民共和国”，实质上是“党天下”。执政党垄断了所有政治、经 济和社会资源，制造了反右、大跃进、文革、六四、打压民间宗教活动与维权运动等一系列人权灾难，致使数千万人失去生命，国民和国家都付出了极为惨重的代 价。
二十世纪后期的“改革开放”，使中国摆脱了毛泽东时代的普遍贫困和绝对极权，民间财富和民众生活水平有了大幅度提高，个人的经济自由和社会权利得到 部分恢复，公民社会开始生长，民间对人权和政治自由的呼声日益高涨。执政者也在进行走向市场化和私有化的经济改革的同时，开始了从拒绝人权到逐渐承认人权 的转变。中国政府于1997年、1998年分别签署了两个重要的国际人权公约，全国人大于2004年通过修宪把“尊重和保障人权”写进宪法，今年又承诺制 订和推行《国家人权行动计划》。但是，这些政治进步迄今为止大多停留在纸面上；有法律而无法治，有宪法而无宪政，仍然是有目共睹的政治现实。执政集团继续 坚持维系威权统治，排拒政治变革，由此导致官场腐败，法治难立，人权不彰，道德沦丧，社会两极分化，经济畸形发展，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遭到双重破坏，公民 的自由、财产和追求幸福的权利得不到制度化的保障，各种社会矛盾不断积累，不满情绪持续高涨，特别是官民对立激化和群体事件激增，正在显示着灾难性的失控趋势，现行体制的落伍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
二、我们的基本理念
当此决定中国未来命运的历史关头，有必要反思百年来的现代化历程，重申如下基本理念：
* 自由：自由是普世价值的核心之所在。言论、出版、信仰、集会、结社、迁徙、罢工和游行示威等权利都是自由的具体体现。自由不昌，则无现代文明可言。
* 人权：人权不是国家的赐予，而是每个人与生俱来就享有的权利。保障人权，既是政府的首要目标和公共权力合法性的基础，也是“以人为本”的内在要求。中国的历次政治灾难都与执政当局对人权的无视密切相关。人是国家的主体，国家服务于人民，政府为人民而存在。
* 平等：每一个个体的人，不论社会地位、职业、性别、经济状况、种族、肤色、宗教或政治信仰，其人格、尊严、自由都是平等的。必须落实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落实公民的社会、经济、文化、政治权利平等的原则。
* 共和：共和就是“大家共治，和平共生”，就是分权制衡与利益平衡，就是多种利益成分、不同社会集团、多元文化与信仰追求的群体，在平等参与、公平竞争、共同议政的基础上，以和平的方式处理公共事务。
* 民主：最基本的涵义是主权在民和民选政府。
民主具有如下基本特点：
（1）政权的合法性来自人民，政治权力来源于人民；
（2）政治统治经过人民选择，
（3）公民享有真正的选举权，各级政府的主要政务官员必须通过定期的竞选产生。
（4）尊重多数人的决定，同时保护少数人的基本人权。
一句话，民主使政府成为“民有，民治，民享”的现代公器。
* 宪政：宪政是通过法律规定和法治来保障宪法确定的公民基本自由和权利的原则，限制并划定政府权力和行为的边界，并提供相应的制度设施。
在中国，帝国皇权的时代早已一去不复返了；在世界范围内，威权体制也日近黄昏；公民应该成为真正的国家主人。祛除依赖“明君”、“清官”的臣民意识，张扬权利为本、参与为责的公民意识，实践自由，躬行民主，尊奉法治，才是中国的根本出路。
三、我们的基本主张
藉此，我们本着负责任与建设性的公民精神对国家政制、公民权利与社会发展诸方面提出如下具体主张：
1. 修改宪法：根据前述价值理念修改宪法，删除现行宪法中不符合主权在民原则的条文，使宪法真正成为人权的保证书和公共权力的许可状，成为任何个人、团体和党派不得违反的可以实施的最高法律，为中国民主化奠定法权基础。
2. 分权制衡：构建分权制衡的现代政府，保证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分立。确立法定行政和责任政府的原则，防止行政权力过分扩张；政府应对纳税人负责；在中央和地方之间建立分权与制衡制度，中央权力须由宪法明确界定授权，地方实行充分自治。
3. 立法民主：各级立法机构由直选产生，立法秉持公平正义原则，实行立法民主。
4. 司法独立：司法应超越党派、不受任何干预，实行司法独立，保障司法公正；设立宪法法院，建立违宪审查制度，维护宪法权威。尽早撤销严重危害国家法治的各级党的政法委员会，避免公器私用。
5. 公器公用：实现军队国家化，军人应效忠于宪法，效忠于国家，政党组织应从军队中退出，提高军队职业化水平。包括警察在内的所有公务员应保持政治中立。消除公务员录用的党派歧视，应不分党派平等录用。
6. 人权保障：切实保障人权，维护人的尊严。设立对最高民意机关负责的人权委员会，防止政府滥用公权侵犯人权，尤其要保障公民的人身自由，任何人不受非法逮捕、拘禁、传讯、审问、处罚，废除劳动教养制度。
7. 公职选举：全面推行民主选举制度，落实一人一票的平等选举权。各级行政首长的直接选举应制度化地逐步推行。定期自由竞争选举和公民参选法定公共职务是不可剥夺的基本人权。
8. 城乡平等：废除现行的城乡二元户籍制度，落实公民一律平等的宪法权利，保障公民的自由迁徙权。
9. 结社自由：保障公民的结社自由权，将现行的社团登记审批制改为备案制。开放党禁，以宪法和法律规范政党行为，取消一党垄断执政特权，确立政党活动自由和公平竞争的原则，实现政党政治正常化和法制化。
10. 集会自由：和平集会、游行、示威和表达自由，是宪法规定的公民基本自由，不应受到执政党和政府的非法干预与违宪限制。
11. 言论自由：落实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和学术自由，保障公民的知情权和监督权。制订《新闻法》和《出版法》，开放报禁，废除现行《刑法》中的“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条款，杜绝以言治罪。
12. 宗教自由：保障宗教自由与信仰自由，实行政教分离，宗教信仰活动不受政府干预。审查并撤销限制或剥夺公民宗教自由的行政 法规、行政规章和地方性法规；禁止以行政立法管理宗教活动。废除宗教团体（包括宗教活动场所）必经登记始获合法地位的事先许可制度，代之以无须任何审查的 备案制。
13. 公民教育：取消服务于一党统治、带有浓厚意识形态色彩的政治教育与政治考试，推广以普世价值和公民权利为本的公民教育，确立公民意识，倡导服务社会的公民美德。
14. 财产保护：确立和保护私有财产权利，实行自由、开放的市场经济制度，保障创业自由，消除行政垄断；设立对最高民意机关负责的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合法有序地展开产权改革，明晰产权归属和责任者；开展新土地运动，推进土地私有化，切实保障公民尤其是农民的土地所有权。
15. 财税改革：确立民主财政和保障纳税人的权利。建立权责明确的公共财政制度构架和运行机制，建立各级政府合理有效的财政分 权体系；对赋税制度进行重大改革，以降低税率、简化税制、公平税负。非经社会公共选择过程，民意机关决议，行政部门不得随意加税、开征新税。通过产权改 革，引进多元市场主体和竞争机制，降低金融准入门槛，为发展民间金融创造条件，使金融体系充分发挥活力。
16. 社会保障：建立覆盖全体国民的社会保障体制，使国民在教育、医疗、养老和就业等方面得到最基本的保障。
17. 环境保护：保护生态环境，提倡可持续发展，为子孙后代和全人类负责；明确落实国家和各级官员必须为此承担的相应责任；发挥民间组织在环境保护中的参与和监督作用。
18. 联邦共和：以平等、公正的态度参与维持地区和平与发展，塑造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形象。维护香港、澳门的自由制度。在自由民主的前提下，通过平等谈判与合作互动的方式寻求海峡两岸和解方案。以大智慧探索各民族共同繁荣的可能途径和制度设计，在民主宪政的架构下建立中华联邦共和国。
19. 转型正义：为历次政治运动中遭受政治迫害的人士及其家属，恢复名誉，给予国家赔偿；释放所有政治犯和良心犯，释放所有因信仰而获罪的人员；成立真相调查委员会，查清历史事件的真相，厘清责任，伸张正义；在此基础上寻求社会和解。
四、结语
中国作为世界大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和人权理事会的成员，理应为人类和平事业与人权进步做出自身的贡献。但令人遗憾的是，在当今 世界的所有大国里，唯独中国还处在威权主义政治生态中，并由此造成连绵不断的人权灾难和社会危机，束缚了中华民族的自身发展，制约了人类文明的进步——这 种局面必须改变！政治民主化变革不能再拖延下去。
为此，我们本着勇于践行的公民精神，公布《零八宪章》。我们希望所有具有同样危机感、责任感和使命感的中国公民，不分朝野，不论身份，求同存异，积 极参与到公民运动中来，共同推动中国社会的伟大变革，以期早日建成一个自由、民主、宪政的国家，实现国人百余年来锲而不舍的追求与梦想。
2008年12月10日公布
一、前言
今年是中国立宪百年，《世界人权宣言》公布60周年，“民主墙”诞生30周年，中国政府签署《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10周年。在经历了长期的人权 灾难和艰难曲折的抗争历程之后，觉醒的中国公民日渐清楚地认识到，自由、平等、人权是人类共同的普世价值；民主、共和、宪政是现代政治的基本制度架构。抽 离了这些普世价值和基本政制架构的“现代化”，是剥夺人的权利、腐蚀人性、摧毁人的尊严的灾难过程。21世纪的中国将走向何方，是继续这种威权统治下的“ 现代化”，还是认同普世价值、融入主流文明、建立民主政体？这是一个不容回避的抉择。
19世纪中期的历史巨变，暴露了中国传统专制制度的腐朽，揭开了中华大地上“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序幕。洋务运动追求器物层面的进良，甲午战败再 次暴露了体制的过时；戊戌变法触及到制度层面的革新，终因顽固派的残酷镇压而归于失败；辛亥革命在表面上埋葬了延续2000多年的皇权制度，建立了亚洲第 一个共和国。囿于当时内忧外患的特定历史条件，共和政体只是昙花一现，专制主义旋即卷土重来。器物模仿和制度更新的失败，推动国人深入到对文化病根的反 思，遂有以“科学与民主”为旗帜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因内战频仍和外敌入侵，中国政治民主化历程被迫中断。抗日战争胜利后的中国再次开启了宪政历程，然 而国共内战的结果使中国陷入了现代极权主义的深渊。1949年建立的“新中国”，名义上是“人民共和国”，实质上是“党天下”。执政党垄断了所有政治、经 济和社会资源，制造了反右、大跃进、文革、六四、打压民间宗教活动与维权运动等一系列人权灾难，致使数千万人失去生命，国民和国家都付出了极为惨重的代 价。
二十世纪后期的“改革开放”，使中国摆脱了毛泽东时代的普遍贫困和绝对极权，民间财富和民众生活水平有了大幅度提高，个人的经济自由和社会权利得到 部分恢复，公民社会开始生长，民间对人权和政治自由的呼声日益高涨。执政者也在进行走向市场化和私有化的经济改革的同时，开始了从拒绝人权到逐渐承认人权 的转变。中国政府于1997年、1998年分别签署了两个重要的国际人权公约，全国人大于2004年通过修宪把“尊重和保障人权”写进宪法，今年又承诺制 订和推行《国家人权行动计划》。但是，这些政治进步迄今为止大多停留在纸面上；有法律而无法治，有宪法而无宪政，仍然是有目共睹的政治现实。执政集团继续 坚持维系威权统治，排拒政治变革，由此导致官场腐败，法治难立，人权不彰，道德沦丧，社会两极分化，经济畸形发展，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遭到双重破坏，公民 的自由、财产和追求幸福的权利得不到制度化的保障，各种社会矛盾不断积累，不满情绪持续高涨，特别是官民对立激化和群体事件激增，正在显示着灾难性的失控趋势，现行体制的落伍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
二、我们的基本理念
当此决定中国未来命运的历史关头，有必要反思百年来的现代化历程，重申如下基本理念：
* 自由：自由是普世价值的核心之所在。言论、出版、信仰、集会、结社、迁徙、罢工和游行示威等权利都是自由的具体体现。自由不昌，则无现代文明可言。
* 人权：人权不是国家的赐予，而是每个人与生俱来就享有的权利。保障人权，既是政府的首要目标和公共权力合法性的基础，也是“以人为本”的内在要求。中国的历次政治灾难都与执政当局对人权的无视密切相关。人是国家的主体，国家服务于人民，政府为人民而存在。
* 平等：每一个个体的人，不论社会地位、职业、性别、经济状况、种族、肤色、宗教或政治信仰，其人格、尊严、自由都是平等的。必须落实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落实公民的社会、经济、文化、政治权利平等的原则。
* 共和：共和就是“大家共治，和平共生”，就是分权制衡与利益平衡，就是多种利益成分、不同社会集团、多元文化与信仰追求的群体，在平等参与、公平竞争、共同议政的基础上，以和平的方式处理公共事务。
* 民主：最基本的涵义是主权在民和民选政府。
民主具有如下基本特点：
（1）政权的合法性来自人民，政治权力来源于人民；
（2）政治统治经过人民选择，
（3）公民享有真正的选举权，各级政府的主要政务官员必须通过定期的竞选产生。
（4）尊重多数人的决定，同时保护少数人的基本人权。
一句话，民主使政府成为“民有，民治，民享”的现代公器。
* 宪政：宪政是通过法律规定和法治来保障宪法确定的公民基本自由和权利的原则，限制并划定政府权力和行为的边界，并提供相应的制度设施。
在中国，帝国皇权的时代早已一去不复返了；在世界范围内，威权体制也日近黄昏；公民应该成为真正的国家主人。祛除依赖“明君”、“清官”的臣民意识，张扬权利为本、参与为责的公民意识，实践自由，躬行民主，尊奉法治，才是中国的根本出路。
三、我们的基本主张
藉此，我们本着负责任与建设性的公民精神对国家政制、公民权利与社会发展诸方面提出如下具体主张：
1. 修改宪法：根据前述价值理念修改宪法，删除现行宪法中不符合主权在民原则的条文，使宪法真正成为人权的保证书和公共权力的许可状，成为任何个人、团体和党派不得违反的可以实施的最高法律，为中国民主化奠定法权基础。
2. 分权制衡：构建分权制衡的现代政府，保证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分立。确立法定行政和责任政府的原则，防止行政权力过分扩张；政府应对纳税人负责；在中央和地方之间建立分权与制衡制度，中央权力须由宪法明确界定授权，地方实行充分自治。
3. 立法民主：各级立法机构由直选产生，立法秉持公平正义原则，实行立法民主。
4. 司法独立：司法应超越党派、不受任何干预，实行司法独立，保障司法公正；设立宪法法院，建立违宪审查制度，维护宪法权威。尽早撤销严重危害国家法治的各级党的政法委员会，避免公器私用。
5. 公器公用：实现军队国家化，军人应效忠于宪法，效忠于国家，政党组织应从军队中退出，提高军队职业化水平。包括警察在内的所有公务员应保持政治中立。消除公务员录用的党派歧视，应不分党派平等录用。
6. 人权保障：切实保障人权，维护人的尊严。设立对最高民意机关负责的人权委员会，防止政府滥用公权侵犯人权，尤其要保障公民的人身自由，任何人不受非法逮捕、拘禁、传讯、审问、处罚，废除劳动教养制度。
7. 公职选举：全面推行民主选举制度，落实一人一票的平等选举权。各级行政首长的直接选举应制度化地逐步推行。定期自由竞争选举和公民参选法定公共职务是不可剥夺的基本人权。
8. 城乡平等：废除现行的城乡二元户籍制度，落实公民一律平等的宪法权利，保障公民的自由迁徙权。
9. 结社自由：保障公民的结社自由权，将现行的社团登记审批制改为备案制。开放党禁，以宪法和法律规范政党行为，取消一党垄断执政特权，确立政党活动自由和公平竞争的原则，实现政党政治正常化和法制化。
10. 集会自由：和平集会、游行、示威和表达自由，是宪法规定的公民基本自由，不应受到执政党和政府的非法干预与违宪限制。
11. 言论自由：落实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和学术自由，保障公民的知情权和监督权。制订《新闻法》和《出版法》，开放报禁，废除现行《刑法》中的“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条款，杜绝以言治罪。
12. 宗教自由：保障宗教自由与信仰自由，实行政教分离，宗教信仰活动不受政府干预。审查并撤销限制或剥夺公民宗教自由的行政 法规、行政规章和地方性法规；禁止以行政立法管理宗教活动。废除宗教团体（包括宗教活动场所）必经登记始获合法地位的事先许可制度，代之以无须任何审查的 备案制。
13. 公民教育：取消服务于一党统治、带有浓厚意识形态色彩的政治教育与政治考试，推广以普世价值和公民权利为本的公民教育，确立公民意识，倡导服务社会的公民美德。
14. 财产保护：确立和保护私有财产权利，实行自由、开放的市场经济制度，保障创业自由，消除行政垄断；设立对最高民意机关负责的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合法有序地展开产权改革，明晰产权归属和责任者；开展新土地运动，推进土地私有化，切实保障公民尤其是农民的土地所有权。
15. 财税改革：确立民主财政和保障纳税人的权利。建立权责明确的公共财政制度构架和运行机制，建立各级政府合理有效的财政分 权体系；对赋税制度进行重大改革，以降低税率、简化税制、公平税负。非经社会公共选择过程，民意机关决议，行政部门不得随意加税、开征新税。通过产权改 革，引进多元市场主体和竞争机制，降低金融准入门槛，为发展民间金融创造条件，使金融体系充分发挥活力。
16. 社会保障：建立覆盖全体国民的社会保障体制，使国民在教育、医疗、养老和就业等方面得到最基本的保障。
17. 环境保护：保护生态环境，提倡可持续发展，为子孙后代和全人类负责；明确落实国家和各级官员必须为此承担的相应责任；发挥民间组织在环境保护中的参与和监督作用。
18. 联邦共和：以平等、公正的态度参与维持地区和平与发展，塑造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形象。维护香港、澳门的自由制度。在自由民主的前提下，通过平等谈判与合作互动的方式寻求海峡两岸和解方案。以大智慧探索各民族共同繁荣的可能途径和制度设计，在民主宪政的架构下建立中华联邦共和国。
19. 转型正义：为历次政治运动中遭受政治迫害的人士及其家属，恢复名誉，给予国家赔偿；释放所有政治犯和良心犯，释放所有因信仰而获罪的人员；成立真相调查委员会，查清历史事件的真相，厘清责任，伸张正义；在此基础上寻求社会和解。
四、结语
中国作为世界大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和人权理事会的成员，理应为人类和平事业与人权进步做出自身的贡献。但令人遗憾的是，在当今 世界的所有大国里，唯独中国还处在威权主义政治生态中，并由此造成连绵不断的人权灾难和社会危机，束缚了中华民族的自身发展，制约了人类文明的进步——这 种局面必须改变！政治民主化变革不能再拖延下去。
为此，我们本着勇于践行的公民精神，公布《零八宪章》。我们希望所有具有同样危机感、责任感和使命感的中国公民，不分朝野，不论身份，求同存异，积 极参与到公民运动中来，共同推动中国社会的伟大变革，以期早日建成一个自由、民主、宪政的国家，实现国人百余年来锲而不舍的追求与梦想。
这位国保出了大名：在刘晓波妻子家门前竖起中指
（REUTERS/Petar Kujundzic）
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路透社的这张照片中的国保也跟着出了大名。国际媒体刊登的这幅照片上的说明是：中国国保在刘霞（刘晓波妻子）家门前做带侮辱性的手势
在中国，最难的竟然是呼吸：空气颗粒杀手 全球第一
上周，由加拿大科学家根据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的卫星数据绘制而成的全球污染颗粒PM2.5浓度地图发布，中国华北、华东为世界污染浓度最深区域，这表明，中国的空气污染已经到了异常严重的程度。
PM2.5 又称气溶胶PM2.5，气溶胶指的是大气中超细的悬浮颗粒，PM2.5则是直径小于或等于2.5微米的颗粒物，也称为可入肺颗粒物,是以往被忽视的致命 “杀手”。PM2.5标准，由美国在1997年提出，主要为监测在旧标准中被忽略的对人体有害的PM2.5颗粒物。PM2.5指数已经成为测控空气污染程度的重要指数。
PM2.5“杀手”：中国空气污染已到骇人程度
如图，PM2.5浓度指数达到80的，几乎都集中在我国华北、华东，空气污染程度骇人……
PM2.5“杀手”如何危害你我
致命“杀手”的产生
气溶胶PM2.5这些超细粒子，来源分为自然和人类活动产生两种。自然来源包括火山喷发的烟尘、被风吹起的土壤颗粒以及流星燃烧所产生的细小微粒和宇宙尘埃等。
而最主要的来源则是人为，煤炭、石油及其他矿物燃烧产生的工业废气，以及机动车产生的尾气排放，包括散播到空气中的灰尘、硫酸、硝酸、有机碳氢化合物等粒子，经过一系列光化学反应形成了二次污染物。
杀伤原理:越小的，越致命
这些空气中的超细悬浮粒子（包括PM2.5），最直接的副作用，就是造成灰霾天气，浓度越高，则灰霾天气愈多。
你如果经历过严重的灰霾天，走在街上，不久你就可以通过咳嗽、吐痰，将空气中一些“粗”灰尘颗粒吐出来（直径大于5微米的），但对局部粘膜产生刺激作用，可能引起慢性鼻炎、咽喉炎。
然而，这种“粗”的颗粒并不是对人体危害最大的，粒径小于2.5微米（即PM2.5）的“可入肺颗粒”，才对人体有致命危害。
致命“杀手”：危害极大，却极难防治
较小的PM2.5颗粒可以穿透人体呼吸道的防御毛发状结构，也就是鼻腔中的鼻纤毛，进入人体内部，引发人体整个范围的疾病。心脏病、动脉硬化：
PM2.5颗粒极容易造成心血管疾病，PM2.5浓度越高，灰霾天气越多，发病率就越高，也降低患者的抵抗力。据美国心脏协会估计，仅在美国，被PM2.5颗粒污染的空气就导致每年约60,000人死亡。
肺部硬化、肺癌杀手：
它们中有50%会沉积在肺中造成肺部硬化，对人体健康造成极大的威胁。在南京，直径在0.1到2.5微米的细颗粒浓度，在1立方厘米就超过3000个，最大的可接近1立方厘米30000个，是空气中颗粒物的“主流”。在这些可入肺的粒子中，包含着一些对人体有害的物质，如多环芳烃等化合物，就是一种致癌物质，是造就肺癌的头号杀手。
哮喘和慢性支气管炎：
粒径小于0.1微米的颗粒，称为“超细微粒”或“纳米颗粒物”。南京信息工程大学的专家们经研究发现，在南京，直径在0.01到0.1微米的超细微粒的浓度是显著增加了。这就意味着，南京空气中飘浮的大部分颗粒是可以留在肺部的，进入血液。这也是折磨哮喘和老慢支反复发作的重要原因。
而要对付这个致命杀手，却有致命症结：
杀手难辨：
Pope教授谈道：“哪些类型的粒子对人体最为有害，关于这个问题人们仍在争论不休，我们暂时还不明了，最具危害性的，到底是硫酸盐，硝酸盐，还是细微粉尘颗粒。”
新的混合粒子：
现有的最大症结是：PM2.5中各种颗粒混杂，而且经常还产生新的混合粒子，卫星仪器和地面监测仪器很难去辨别解析出其中的单个粒子。
在中国，这个“杀手”越来越厉害，似乎已不可根治
“杀手”越来越肆虐
尽管没有关于PM2.5的具体统计数据，但各种信息却充分表明，大陆地区无论东西南北，此杀手已经日益肆虐：
超细颗粒，南京十年里增加了五倍；
长三角地区大气气溶胶浓度逐年增加；
广州灰霾天气日益增多，已经极度不适合人类居住；
东南沿海的福建、浙江、江苏、汕尾、深圳、香港不能幸免，中西部地区的内陆城市如兰州、西安和其他一些大城市，受空气中超细污染颗粒困扰，灰霾天气逐年增多。
治理现状一：PM2.5空气污染监测一片空白
PM2.5的标准，是由美国在1997年提出的，主要是为了更有效地监测随着工业化日益发达而出现的、在旧标准中被忽略的对人体有害的细小颗粒物。目前在美国等地，已经建立起了关于细颗粒物的日常监测和公众通报制度。但在国内，对它的监测基本还是一片空白，其主要原因是我国至今仍未有法规要求相关部门必须公布相关监测数据。除了缺乏政府引导和扶持，相对复杂的监测要求，也让许多地区裹足不前。
“要让这个危害人体健康的‘隐形杀手’现形，乃至最终改善我国的大气状况，国家必须尽快建立起一个有效的细颗粒物监测标准和监测体制。
治理现状二：破坏型增长难以遏制，环境治理举步维艰
中国经济“繁荣”其实属于以生态环境恶化为代价的破坏型增长。但经过近几十年的掠夺式“发展”之后，中国的生态系统已经相当脆弱。然而，在当前县际竞争的经济格局下，这种地方政府以政绩为主要推动力的发展模式，却很难得到根本遏制，环境治理举步维艰，生态破坏依然持续，空气污染日益累积。
真正的的悲剧，是大家得无视致命“杀手”
大家“意志刚强”、无视“杀手”
网友戏谑：如果你位于PM2.5浓度红色区域的正中心，想要呼吸到新鲜空气就得背井离乡，穿越千山万水了。
这个中心正是北京，而且PM2.5浓度越是严重的地区，就是经济越发达地区，北上广深之类，可现实是，大家都得千辛万苦，赶着去那里吸一口PM2.5，图什么？就是所谓的发展！
这正是这个时代的隐喻，我们的发展，也许正是以牺牲环境和公民健康权为代价的。而且，这样的趋势看似不可逆转。
特别提醒：早晨别跑步
上午8点左右和傍晚不宜出门锻炼。
“现在我都劝人不要晨练，因为早上的空气最脏了！”李田主任告诉记者。对此南京信息工程大学的专家也做了研究，上午8点左右和傍晚前后，大气中悬浮的细颗粒物排第一和第二，下午浓度最低。因为后半夜到清晨，大气处于一个稳定的状态，一般近地面容易形成逆温层，就像是一个大的锅盖，把脏东西都“捂”在里面，不利于污染物的扩散。再加上早高峰时，汽车排出大量尾气，使得上午8点时的污染物浓度达到最高。而人越是运动，吸入肺部的毒物越多，无形中成了毒雾的吸尘器。
我们也只能再做一次呼吁，少晨练，灰霾天气避免户外运动，在“杀手”肆虐之下，自求延年益寿。
一口新鲜空气，是中国人越来越遥远的梦？……
江安县纪委刷新全国纪委“反贪”记录
越俎代庖，江安县纪委刷新全国纪委“反贪”记录
一、江安县纪委深夜冲向街头，到底是为了哪般？
2010年8月24日晚，江安县纪委几个要员，从一高级场所餐饮出来后，即爬进几辆公务骄车，率领一帮人马，风弛电挚地往江安城中心绝尘而去。
他们不是去反腐，去抓贪官或询问某个官员，找某某涉案“公仆”谈话；更不是去某某舞厅或某某按摩院，或是某某桑拿房或某某洗脚房，抓那些白天在办公室里装腔作势假正经，夜晚却到处花天酒地嫖宿妓女或与情妇偷欢的堕落腐化的政府官员；
当然，如果正在色情场所里花天酒地、丑态百出，正与妓女、娼妇、婊子们调情或宽衣解带、丑态百出地玩“三陪”的是比他们级别高的官员，无疑，他们是惹不起，躲得起的——他们一定会彬彬有礼地退避三舍，装憨卖乖的。
那么敢问：他们此翻“兴师动众”地深夜“出击”，到底是为了哪般？！
二、纪委剑指网吧，匪夷所思的“牛刀子”宰鸡，开了全国纪委“执法”的先河
小车在城区横冲直闯，一路威风狂飙。,郝郝威风地穿进了有7家网吧的南街。
纪委要员们旋即钻出小车，手一挥，随从人员们迅速按部就班，毫不犹豫地冲进了座落在这里的7家网吧。
勿容置疑，他们是有备而来，有目的而来的。
所有网吧业主均被控制起来，被这些根本不明示身份的人象嫌犯一样带到一角落里。
网民们更是不知所措，有几个胆大的想跑，竟被这些人象抓小鸡一样地摁住。
据后来吓出一身汗的被查的5家网吧业主讲，当他们从最初的恐惧中明白过来时，才惊愕地得知，原来剑指他们的，竟是江安县委管贪官防贪腐的堂堂江安县纪委时，他们一下懵了！
而且，这些当初控制他们的人却自称是“公安人员”，可这些“公安人员”却至始至终都没有向他们出示过警察证件！
说到底，江安县纪委竟然放下他们本该追查贪官，防腐反贪的大任，踢开本是管理网吧的主体——江安县文化局，来牛头不对驴嘴地对几个小小的网吧业主大动干戈大耍威风，——可谓全国首例——开了全国纪委“执法”网吧之先河！
三、如此“执法先河”后面更深层次的问题
如此牛刀子宰鸡，如此风马牛不相及，如此令人匪夷所思的“执法”主体，到底是本末倒置，还是另有隐情，或者是，在本案背后有更不为人知晓的秘密！？
1、据本人所知，在我们县城共有12家网吧，而这12家网吧距学校均不到200米！与文化部规定的网吧必须离校200米的规定严重相悖！单就这一点，我们就完全可以拷问：这到底是相关管理部门在管理上的缺失，还是这后面有不同的利益使然。
2、当晚被纪委牛刀子宰的5家网吧，即，“毛毛”网吧、“波涛”网吧 、“点点我吧”网吧 、“建工”网吧等均被处以吊销文化经营许可证 ，“畅想”网吧则被 罚款15000元。
3、令人匪夷所思的是：本城的“金苹果”网吧，“心之海洋”网吧，“贝贝”网吧，“超时空”网吧，“鹏程”网吧等7家网吧却安然无恙，被纪委大员们网开一面，躲过了这一劫。据说，这7家网吧生意一向较之被查的5家网吧差，但却有“背景”！
原来如此！
说穿了：这就是他们当晚不惜甘冒踢开江安县文化局，来为另外几家网吧“护犊”，越俎代庖的真实意图；更是他们颠覆执法主体，藐视行政机关绑架执法主体捍然刷新全国纪委“反贪”的破天荒创举！
明眼人一看便可知，灭掉了这几家生意“较好”的网吧，无疑其他几家与他们有干系的生意不“较好”的网吧的生意就会火爆起来。这不就是今晚他们有备而来的终极目的吗？
说到底，这就是江安县纪委大员们网开一面，选择性执法，不得不冒全国纪委执法网吧之先河的根源所在!
据说，那些当晚参与“取证”的人员，即那些一直不敢依法光明正大地向网吧业主们出示见得天的证件的人，取了对5家网吧业主们很多的“证”。
敢问：这样不明示身份，对各种证照齐全的网吧业主们实施如此经不起法律检验的选择性“取证”行为，其所取的“证据”合法有效吗？或者说，这样取的“证”对生意较之其他7家网吧好的5家网吧业主而言，有丝毫公平、公正可言吗？
而且，由这些根本不敢明示身份的人取的“证”，以纪委之威权，我们完全可合理推测，这些不敢明示身份的人，假如他们在当晚取不到对5家网吧业主不利的证据时，那么请问：大员们会不会利用威权，指令真正具备合法取证权力的其他人来个亡羊补牢，即不惜编造、捏造出很多对5家网吧业主不利的证据并署上名——这样的造假取证现象，根据在全国被媒体无数次爆光的司法系统发生的一桩桩令人惊愕不齿的丑闻中，人民完全有理由认为，一开始就存在有严重执法暇疵的本案，这些不敢向取证对象出示身份证件的人取的“证”，其公正性和合法性将大打折扣！
而且，根本就不能作为证据使用！
越俎代庖，江安县纪委岂能开这样违法执法的危险先河！
转自宜宾零距离
一、江安县纪委深夜冲向街头，到底是为了哪般？
2010年8月24日晚，江安县纪委几个要员，从一高级场所餐饮出来后，即爬进几辆公务骄车，率领一帮人马，风弛电挚地往江安城中心绝尘而去。
他们不是去反腐，去抓贪官或询问某个官员，找某某涉案“公仆”谈话；更不是去某某舞厅或某某按摩院，或是某某桑拿房或某某洗脚房，抓那些白天在办公室里装腔作势假正经，夜晚却到处花天酒地嫖宿妓女或与情妇偷欢的堕落腐化的政府官员；
当然，如果正在色情场所里花天酒地、丑态百出，正与妓女、娼妇、婊子们调情或宽衣解带、丑态百出地玩“三陪”的是比他们级别高的官员，无疑，他们是惹不起，躲得起的——他们一定会彬彬有礼地退避三舍，装憨卖乖的。
那么敢问：他们此翻“兴师动众”地深夜“出击”，到底是为了哪般？！
二、纪委剑指网吧，匪夷所思的“牛刀子”宰鸡，开了全国纪委“执法”的先河
小车在城区横冲直闯，一路威风狂飙。,郝郝威风地穿进了有7家网吧的南街。
纪委要员们旋即钻出小车，手一挥，随从人员们迅速按部就班，毫不犹豫地冲进了座落在这里的7家网吧。
勿容置疑，他们是有备而来，有目的而来的。
所有网吧业主均被控制起来，被这些根本不明示身份的人象嫌犯一样带到一角落里。
网民们更是不知所措，有几个胆大的想跑，竟被这些人象抓小鸡一样地摁住。
据后来吓出一身汗的被查的5家网吧业主讲，当他们从最初的恐惧中明白过来时，才惊愕地得知，原来剑指他们的，竟是江安县委管贪官防贪腐的堂堂江安县纪委时，他们一下懵了！
而且，这些当初控制他们的人却自称是“公安人员”，可这些“公安人员”却至始至终都没有向他们出示过警察证件！
说到底，江安县纪委竟然放下他们本该追查贪官，防腐反贪的大任，踢开本是管理网吧的主体——江安县文化局，来牛头不对驴嘴地对几个小小的网吧业主大动干戈大耍威风，——可谓全国首例——开了全国纪委“执法”网吧之先河！
三、如此“执法先河”后面更深层次的问题
如此牛刀子宰鸡，如此风马牛不相及，如此令人匪夷所思的“执法”主体，到底是本末倒置，还是另有隐情，或者是，在本案背后有更不为人知晓的秘密！？
1、据本人所知，在我们县城共有12家网吧，而这12家网吧距学校均不到200米！与文化部规定的网吧必须离校200米的规定严重相悖！单就这一点，我们就完全可以拷问：这到底是相关管理部门在管理上的缺失，还是这后面有不同的利益使然。
2、当晚被纪委牛刀子宰的5家网吧，即，“毛毛”网吧、“波涛”网吧 、“点点我吧”网吧 、“建工”网吧等均被处以吊销文化经营许可证 ，“畅想”网吧则被 罚款15000元。
3、令人匪夷所思的是：本城的“金苹果”网吧，“心之海洋”网吧，“贝贝”网吧，“超时空”网吧，“鹏程”网吧等7家网吧却安然无恙，被纪委大员们网开一面，躲过了这一劫。据说，这7家网吧生意一向较之被查的5家网吧差，但却有“背景”！
原来如此！
说穿了：这就是他们当晚不惜甘冒踢开江安县文化局，来为另外几家网吧“护犊”，越俎代庖的真实意图；更是他们颠覆执法主体，藐视行政机关绑架执法主体捍然刷新全国纪委“反贪”的破天荒创举！
明眼人一看便可知，灭掉了这几家生意“较好”的网吧，无疑其他几家与他们有干系的生意不“较好”的网吧的生意就会火爆起来。这不就是今晚他们有备而来的终极目的吗？
说到底，这就是江安县纪委大员们网开一面，选择性执法，不得不冒全国纪委执法网吧之先河的根源所在!
据说，那些当晚参与“取证”的人员，即那些一直不敢依法光明正大地向网吧业主们出示见得天的证件的人，取了对5家网吧业主们很多的“证”。
敢问：这样不明示身份，对各种证照齐全的网吧业主们实施如此经不起法律检验的选择性“取证”行为，其所取的“证据”合法有效吗？或者说，这样取的“证”对生意较之其他7家网吧好的5家网吧业主而言，有丝毫公平、公正可言吗？
而且，由这些根本不敢明示身份的人取的“证”，以纪委之威权，我们完全可合理推测，这些不敢明示身份的人，假如他们在当晚取不到对5家网吧业主不利的证据时，那么请问：大员们会不会利用威权，指令真正具备合法取证权力的其他人来个亡羊补牢，即不惜编造、捏造出很多对5家网吧业主不利的证据并署上名——这样的造假取证现象，根据在全国被媒体无数次爆光的司法系统发生的一桩桩令人惊愕不齿的丑闻中，人民完全有理由认为，一开始就存在有严重执法暇疵的本案，这些不敢向取证对象出示身份证件的人取的“证”，其公正性和合法性将大打折扣！
而且，根本就不能作为证据使用！
越俎代庖，江安县纪委岂能开这样违法执法的危险先河！
转自宜宾零距离
Tuesday, September 28, 2010
China’s Human Rights Report: Autos, Autocracy
令人捧腹 调侃中共白皮书
信源：华尔街日报 (http://blogs.wsj.com/chinarealtime/2010/09/27/chinas-human-rights-report-autos-autocracy/)
如果要美国的政治人物解释“人权”，你可能得到一长串的自由民主名词：言论自由，集会自由，人身保护令。 如果问一个中共政治人物，你得到的答案是……汽车所有权？
上周末发表的一份白皮书中，中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声称，中共当局过去一年在保护人权方面取得重大进展。这份名为“2009年中国人权事业的进展” (Progress in China’s Human Rights in 2009)的白皮书提出大量的数据和论述，展现了中共对人权概念界定，成为令人捧腹的消遣。
拿汽车做为例子。尽管很少西方人认为汽车所有权是一项基本人权，白皮书把保护汽车所有权作为一种主要的广告。在第一节“人民的生存权和发展权”的 第二段指出，到2009年底，全国轿车所有权已达3136万，比上年增长28.6%，还说私人轿车增长更大，达到33.8%。在“人权的司法保障”一节再度提到这一点，声称放宽了驾驶证的身体条件，为残疾人驾驶汽车提供方便。
对于西方读者，这份文件不太像人权报告，更像是一个用数字和分析来美化包装的“国家整体进步”结论。
在第四节“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中，文件声称2009“电视节目综合人口覆盖率97%”。不过对于几乎所有电视节目来自依属中共当局的电视台避而不提。
另外，在“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一节中，白皮书声称，“互联网得到广泛普及和运用”。指出有将近29％的中国人口上网，或3.84亿网民，却没有提到YouTube和Facebook这些颇受欢迎的互联网服务商被封锁，以及对网络新闻和论坛的审查。
西方的人权团体没有被这份白皮书打动。美联社报导，人权观察亚洲分部主任理查森（Sophie Richardson）称这份文件“从好处想是失去了一个机会，从坏处看是一个笨拙的粉饰。”理查森发现文件特别遗漏了对异议人士的迫害。
该白皮书开宗明义表示：“2009年是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经济发展最为困难的一年”。接着便是描述当局在经济方面的努力及成就：四万亿人民币（5860亿 美元）刺激经济；粮食产量5.32亿吨；国内生产总值增长 9.1％。还有“2009年，国家安排就业资金420亿元，比上年增长66.7%；全国城镇新增就业1102万人，下岗失业人员实现再就业514万人；城镇登记失业率4.3%；应届高校毕业生就业率达到87.4%；以及还有外出农民工总量1亿4千5百万人，比上年增加492万人。”
一句话，人权的进步就是汽车、电视、电脑、工作机会以及粮食产量等数字的增加。
当然，在西方人眼中，这样的白皮书无异于一纸荒唐的黑色幽默。
~~~
* September 27, 2010, 3:12 PM HKT
China’s Human Rights Report: Autos, Autocracy
Ask American politicians to explain “human rights” and you’re likely to get the usual litany of time-worn liberal democratic abstractions: freedom of speech, freedom of assembly, habeas corpus.
Ask a Chinese politician and you get…car ownership?
In an extensive whitepaper released over the weekend, China’s State Council Information Office argues authorities in Beijing have made significant progress in protecting human rights over the past year. Entitled “Progress in China’s Human Rights in 2009 (full text), the paper features a cornucopia of statistics and arguments that throws into stark, and sometimes amusing, relief the different ways Chinese and Western governments define the concept.
Take, for example, the automobile. While few Americans would consider car-ownership a fundamental right, the whitepaper gives it prime billing as a measure of rights protection. In the second paragraph of the first section, “The People Rights to Subsistence and Development,” it notes that car ownership increased 28.6% year-on-year to 31.36 million by the end of 2009, adding that private car ownership had grown even more quickly at 33.8%. The paper returns to the subject in a section on judicial guarantees of rights by highlighting a change to China’s driver’s license law that loosened driving restrictions on people with hearing and physical disabilities.
To the Western reader, the paper comes off less like a human-rights report and more like a summary–packed with numbers and rose-tinted analysis–of the country’s progress in general.
In Section 4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Rights”), the paper happily notes that in 2009 television broadcasts reached more than 97% of the population. It neglects to mention, however, that virtually all of those broadcasts came from government-run TV stations.
Elsewhere, in a section on civil and political rights, the paper argues that “the Internet is given full scope in China.” While noting that nearly 29% of China’s population, or 384 million people, have access to the Internet, it fails to address blockage of popular online services like YouTube and Facebook or censorship of online news and discussion forums.
Human-rights advocates in the West are less than impressed. In an Associated Press report, Human Rights Watch Asia advocacy director Sophie Richardson calls the paper “at best a missed opportunity and at worst a clumsy whitewash.”
Among the omissions Richardson finds particularly galling is the persecution of dissidents like Liu Xiaobo, the author of a bold pro-democracy manifesto called Charter 08 who was imprisoned last year on charges of subversion.
But China’s leaders have always argued that material rights should take precedence over political rights, a position the whitepaper makes clear on the very first line: “The year 2009 was the most difficult one for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he new century.” From there, the paper goes on to document all the government has done in service of its subjects’ economic well-being: Four trillion yuan, or $586 billion, in stimulus; a record grain output of 532 million tons; 9.1% GDP growth. And then there’s this:
In 2009 China appropriated 42 billion yuan for the increase of job opportunities, a rise of 66.7 percent over the previous year. In 2009, 11.02 million new job opportunities were created and 5.14 million laid-off workers were reemployed in urban areas of China; the registered unemployment rate was 4.3 percent in urban areas; the employment rate of that year’s college graduates reached 87.4 percent; and the number of rural migrant workers totaled 145 million, an increase of 4.92 million over the previous year.
While Western leaders aren’t likely to accept car ownership, or even employment rates, as a measure of human-rights progress any time soon, numbers like this could take a little swagger out of the finger-wagging in Washington.
–Josh Chin
信源：华尔街日报 (http://blogs.wsj.com/chinarealtime/2010/09/27/chinas-human-rights-report-autos-autocracy/)
如果要美国的政治人物解释“人权”，你可能得到一长串的自由民主名词：言论自由，集会自由，人身保护令。 如果问一个中共政治人物，你得到的答案是……汽车所有权？
上周末发表的一份白皮书中，中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声称，中共当局过去一年在保护人权方面取得重大进展。这份名为“2009年中国人权事业的进展” (Progress in China’s Human Rights in 2009)的白皮书提出大量的数据和论述，展现了中共对人权概念界定，成为令人捧腹的消遣。
拿汽车做为例子。尽管很少西方人认为汽车所有权是一项基本人权，白皮书把保护汽车所有权作为一种主要的广告。在第一节“人民的生存权和发展权”的 第二段指出，到2009年底，全国轿车所有权已达3136万，比上年增长28.6%，还说私人轿车增长更大，达到33.8%。在“人权的司法保障”一节再度提到这一点，声称放宽了驾驶证的身体条件，为残疾人驾驶汽车提供方便。
对于西方读者，这份文件不太像人权报告，更像是一个用数字和分析来美化包装的“国家整体进步”结论。
在第四节“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中，文件声称2009“电视节目综合人口覆盖率97%”。不过对于几乎所有电视节目来自依属中共当局的电视台避而不提。
另外，在“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一节中，白皮书声称，“互联网得到广泛普及和运用”。指出有将近29％的中国人口上网，或3.84亿网民，却没有提到YouTube和Facebook这些颇受欢迎的互联网服务商被封锁，以及对网络新闻和论坛的审查。
西方的人权团体没有被这份白皮书打动。美联社报导，人权观察亚洲分部主任理查森（Sophie Richardson）称这份文件“从好处想是失去了一个机会，从坏处看是一个笨拙的粉饰。”理查森发现文件特别遗漏了对异议人士的迫害。
该白皮书开宗明义表示：“2009年是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经济发展最为困难的一年”。接着便是描述当局在经济方面的努力及成就：四万亿人民币（5860亿 美元）刺激经济；粮食产量5.32亿吨；国内生产总值增长 9.1％。还有“2009年，国家安排就业资金420亿元，比上年增长66.7%；全国城镇新增就业1102万人，下岗失业人员实现再就业514万人；城镇登记失业率4.3%；应届高校毕业生就业率达到87.4%；以及还有外出农民工总量1亿4千5百万人，比上年增加492万人。”
一句话，人权的进步就是汽车、电视、电脑、工作机会以及粮食产量等数字的增加。
当然，在西方人眼中，这样的白皮书无异于一纸荒唐的黑色幽默。
~~~
* September 27, 2010, 3:12 PM HKT
China’s Human Rights Report: Autos, Autocracy
Ask American politicians to explain “human rights” and you’re likely to get the usual litany of time-worn liberal democratic abstractions: freedom of speech, freedom of assembly, habeas corpus.
Ask a Chinese politician and you get…car ownership?
In an extensive whitepaper released over the weekend, China’s State Council Information Office argues authorities in Beijing have made significant progress in protecting human rights over the past year. Entitled “Progress in China’s Human Rights in 2009 (full text), the paper features a cornucopia of statistics and arguments that throws into stark, and sometimes amusing, relief the different ways Chinese and Western governments define the concept.
Take, for example, the automobile. While few Americans would consider car-ownership a fundamental right, the whitepaper gives it prime billing as a measure of rights protection. In the second paragraph of the first section, “The People Rights to Subsistence and Development,” it notes that car ownership increased 28.6% year-on-year to 31.36 million by the end of 2009, adding that private car ownership had grown even more quickly at 33.8%. The paper returns to the subject in a section on judicial guarantees of rights by highlighting a change to China’s driver’s license law that loosened driving restrictions on people with hearing and physical disabilities.
To the Western reader, the paper comes off less like a human-rights report and more like a summary–packed with numbers and rose-tinted analysis–of the country’s progress in general.
In Section 4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Rights”), the paper happily notes that in 2009 television broadcasts reached more than 97% of the population. It neglects to mention, however, that virtually all of those broadcasts came from government-run TV stations.
Elsewhere, in a section on civil and political rights, the paper argues that “the Internet is given full scope in China.” While noting that nearly 29% of China’s population, or 384 million people, have access to the Internet, it fails to address blockage of popular online services like YouTube and Facebook or censorship of online news and discussion forums.
Human-rights advocates in the West are less than impressed. In an Associated Press report, Human Rights Watch Asia advocacy director Sophie Richardson calls the paper “at best a missed opportunity and at worst a clumsy whitewash.”
Among the omissions Richardson finds particularly galling is the persecution of dissidents like Liu Xiaobo, the author of a bold pro-democracy manifesto called Charter 08 who was imprisoned last year on charges of subversion.
But China’s leaders have always argued that material rights should take precedence over political rights, a position the whitepaper makes clear on the very first line: “The year 2009 was the most difficult one for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he new century.” From there, the paper goes on to document all the government has done in service of its subjects’ economic well-being: Four trillion yuan, or $586 billion, in stimulus; a record grain output of 532 million tons; 9.1% GDP growth. And then there’s this:
In 2009 China appropriated 42 billion yuan for the increase of job opportunities, a rise of 66.7 percent over the previous year. In 2009, 11.02 million new job opportunities were created and 5.14 million laid-off workers were reemployed in urban areas of China; the registered unemployment rate was 4.3 percent in urban areas; the employment rate of that year’s college graduates reached 87.4 percent; and the number of rural migrant workers totaled 145 million, an increase of 4.92 million over the previous year.
While Western leaders aren’t likely to accept car ownership, or even employment rates, as a measure of human-rights progress any time soon, numbers like this could take a little swagger out of the finger-wagging in Washington.
–Josh Chin
Monday, September 27, 2010
Globe PM2.5 Map (Fine Particle Pollution)
http://www.nasa.gov/topics/earth/features/health-sapping.html
http://blogs.wsj.com/chinarealtime/2010/09/27/an-overhead-view-of-chinas-pollution/
New Map Offers a Global View of Health-Sapping Air Pollution
09.22.10
In many developing countries, the absence of surface-based air pollution sensors makes it difficult, and in some cases impossible, to get even a rough estimate of the abundance of a subcategory of airborne particles that epidemiologists suspect contributes to millions of premature deaths each year. The problematic particles, called fine particulate matter (PM2.5), are 2.5 micrometers or less in diameter, about a tenth the fraction of human hair. These small particles can get past the body’s normal defenses and penetrate deep into the lungs.
To fill in these gaps in surface-based PM2.5 measurements, experts look toward satellites to provide a global perspective. Yet, satellite instruments have generally struggled to achieve accurate measurements of the particles in near-surface air. The problem: Most satellite instruments can't distinguish particles close to the ground from those high in the atmosphere. In addition, clouds tend to obscure the view. And bright land surfaces, such as snow, desert sand, and those found in certain urban areas can mar measurements.
However, the view got a bit clearer this summer with the publication of the first long-term global map of PM2.5 in a recent issue of Environmental Health Perspectives. Canadian researchers Aaron van Donkelaar and Randall Martin at Dalhousie University, Halifax, Nova Scotia, Canada, created the map by blending total-column aerosol amount measurements from two NASA satellite instruments with information about the vertical distribution of aerosols from a computer model.
Global satellite-derived map of PM2.5 averaged over 2001-2006. Credit: Dalhousie University, Aaron van Donkela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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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lobal satellite-derived map of PM2.5 averaged over 2001-2006. Credit: Dalhousie University, Aaron van Donkelaar
Their map, which shows the average PM2.5 results between 2001 and 2006, offers the most comprehensive view of the health-sapping particles to date. Though the new blending technique has not necessarily produced more accurate pollution measurements over developed regions that have well-established surface-based monitoring networks, it has provided the first PM2.5 satellite estimates in a number of developing countries that have had no estimates of air pollution levels until now.
The map shows very high levels of PM2.5 in a broad swath stretching from the Saharan Desert in Northern Africa to Eastern Asia. When compared with maps of population density, it suggests more than 80 percent of the world's population breathe polluted air that exceeds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s recommended level of 10 micrograms per cubic meter. Levels of PM2.5 are comparatively low in the United States, though noticeable pockets are clearly visible over urban areas in the Midwest and East.
"We still have plenty of work to do to refine this map, but it's a real step forward," said Martin, one of the atmospheric scientists who created the map."We hope this data will be useful in areas that don't have access to robust ground-based measurements."
Piecing Together the Health Impacts of PM2.5
U.S. satellite-derived map of PM2.5 averaged over 2001-2006. Credit: Dalhousie University, Aaron van Donkelaar › View larger
U.S. satellite-derived map of PM2.5 averaged over 2001-2006. Credit: Dalhousie University, Aaron van Donkelaar
Screen capture from animation, based on data from the Goddard Chemistry Aerosol and Transport model, simulates the global movement of black carbon soot from August 1, 2009 to November 19, 2009. Black carbon is shown in white. › View video
Screen capture from animation, based on data from the Goddard Chemistry Aerosol and Transport model, simulates the global movement of black carbon soot from August 1, 2009 to November 19, 2009. Black carbon is shown in white. Credit: NASA/Goddard Space Flight Center/Scientific Visualization Stud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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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avy haze hugged the southern face of the Himalaya in mid-December 2009. › View larger
Haze hugged the southern face of the Himalaya in mid-December 2009. The Moderate Resolution Imaging Spectroradiometer (MODIS) on NASA’s Aqua satellite captured this true-color image on December 14. Credit: NASA/Goddard/MODIS
For more info on this image, visit the Earth Observatory. Take a deep breath. Even if the air looks clear, it's nearly certain you've inhaled millions of PM2.5 particles. Though often invisible to humans, such particles are present everywhere in Earth's atmosphere, and they come from both natural and human sources. Researchers are still working to quantify the precise percentage of natural versus human-generated PM2.5, but it's clear that both types contribute to the hotspots that show up in the new map.
Wind, for example, lifts large amounts of mineral dust aloft in the Arabian and Saharan deserts. In many heavily urbanized areas, such as eastern China and northern India, power plants and factories that burn coal lack filters and produce a steady stream of sulfate and soot particles. Motor vehicle exhaust also creates significant amounts of nitrates and other particles. Both agricultural burning and diesel engines yield dark sooty particles scientists call black carbon.
Human-generated particles often predominate in urban air -- what most people actually breathe -- and these particles trouble medical experts the most, explained Arden Pope, an epidemiologist at Brigham Young University, Provo, Utah and one of the world's leading experts on the health impacts of air pollution. That's because the smaller PM2.5 particles evade the body defenses—small hair-like structures in the respiratory tract called cilia and hairs in our noses—that do a reasonably good job of clearing or filtering out the larger particles.
Small particles can make their way deep into human lungs and some ultrafine particles can even enter the bloodstream. Once there, they can spark a whole range of diseases including asthma, cardiovascular disease, and bronchitis. The American Heart Association estimates that in the United States alone, PM2.5 air pollution spark some 60,000 deaths a year.
Though PM2.5 as a class of particle clearly poses health problems, researchers have had less success assigning blame to specific types of particles. "There are still big debates about which type of particle is the most toxic," said Pope. "We're not sure whether it's the sulfates, or the nitrates, or even fine dust that's the most problematic."
One of the big sticking points: PM2.5 particles frequently mix and create hybrid particles, making it difficult for both satellite and ground-based instruments to parse out the individual effects of the particles.
The Promise of Satellites and PM2.5
The new map, and research that builds upon it, will help guide researchers who attempt to address this and a number of other unresolved questions about PM2.5. The most basic: how much of a public health toll does air pollution take around the globe? "We can see clearly that a tremendous number of people are exposed to high levels of particulates," said Martin. "But, so far, nobody has looked at what that means in terms of mortality and disease. Most of the epidemiology has focused on developed countries in North America and Europe."
Now, with this map and dataset in hand, epidemiologists can start to look more closely at how long term exposure to particulate matter in rarely studied parts of the world – such as Asia's fast-growing cities or areas in North Africa with quantities of dust in the air – affect human health. The new information could even be useful in parts of the United States or Western Europe where surface monitors, still the gold standard for measuring air quality, are sparse.
In addition to using satellite data from NASA's Multi-angle Imaging SpectroRadiometer (MISR) that flies on NASA's Terra satellite and the Moderate Resolution Imaging Spectroradiometer (MODIS) instrument that flies on both NASA's Aqua and Terra satellites, the researchers used output from a chemical transport model called GEOS-Chem to create the new map.
However, the map does not represent the final word on the global distribution of PM2.5, the researchers who made it emphasize. Although the data blending technique van Donkelaar applied provides a clearer global view of fine particulates, the abundance of PM2.5 could still be off by 25 percent or more in some areas due to remaining uncertainties, explained Ralph Kahn, an expert in remote sensing from NASA's Goddard Space Flight Center in Greenbelt, Md. and one of the coauthors of the paper.
To improve understanding of airborne particles, NASA scientists have plans to participate in numerous upcoming field campaigns and satellite missions. NASA Goddard, for example, operates a global network of ground-based particle sensors called AERONET that site managers are currently working to enhance and expand. And, later next year, scientists from Goddard's Institute for Space Studies (GISS) in New York will begin to analyze the first data from Glory, a satellite that carries an innovative type of instrument—a polarimeter—that will measure particle properties in new ways and complement existing instruments capable of measuring aerosols from space.
"We still have some work to do in order to realize the full potential of satellite measurements of air pollution," said Raymond Hoff, the director of the Goddard Earth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enter at the University of Maryland-Baltimore County and the author of a comprehensive review article on the topic published recently in the Journal of the Air & Waste Management Association. "But this is an important step forward."
~~~
To get a sense of how China’s air quality compares with the rest of the world, there’s a new map of global air-particulate pollution from Canadian scientists using National Aeronautics and Space Administration satellite data. The verdict: It doesn’t look good.
Eastern China’s industrial area is just about the reddest part of the map, meaning it has the highest concentration of particulates. That doesn’t bode well for the hundreds of millions of people there. And if you’re in the middle of that red zone, you’d have to travel far afield for fresh air.
The researchers, Aaron van Donkelaar and Randall Martin at Dalhousie University in Halifax, Canada, used U.S. space-agency satellite data to measure particulate matter across the globe, figuring ground-based detection is nonexistent or spotty in many areas. The map was published in the journal Environmental Health Perspectives.
It’s important to note that the data used for this map are derived from 2001 to 2006. But as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noted in July, authorities affirmed that China’s air quality continues to get worse, not better.
According to the NASA post, health officials say fine particulates can get past the body’s hair-like cilia defenses, penetrate the lungs and blood, and lead to chronic diseases, such as asthma, cardiovascular disease and bronchitis.
– Alex Frangos
http://blogs.wsj.com/chinarealtime/2010/09/27/an-overhead-view-of-chinas-pollution/
New Map Offers a Global View of Health-Sapping Air Pollution
09.22.10
In many developing countries, the absence of surface-based air pollution sensors makes it difficult, and in some cases impossible, to get even a rough estimate of the abundance of a subcategory of airborne particles that epidemiologists suspect contributes to millions of premature deaths each year. The problematic particles, called fine particulate matter (PM2.5), are 2.5 micrometers or less in diameter, about a tenth the fraction of human hair. These small particles can get past the body’s normal defenses and penetrate deep into the lungs.
To fill in these gaps in surface-based PM2.5 measurements, experts look toward satellites to provide a global perspective. Yet, satellite instruments have generally struggled to achieve accurate measurements of the particles in near-surface air. The problem: Most satellite instruments can't distinguish particles close to the ground from those high in the atmosphere. In addition, clouds tend to obscure the view. And bright land surfaces, such as snow, desert sand, and those found in certain urban areas can mar measurements.
However, the view got a bit clearer this summer with the publication of the first long-term global map of PM2.5 in a recent issue of Environmental Health Perspectives. Canadian researchers Aaron van Donkelaar and Randall Martin at Dalhousie University, Halifax, Nova Scotia, Canada, created the map by blending total-column aerosol amount measurements from two NASA satellite instruments with information about the vertical distribution of aerosols from a computer model.
Global satellite-derived map of PM2.5 averaged over 2001-2006. Credit: Dalhousie University, Aaron van Donkela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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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lobal satellite-derived map of PM2.5 averaged over 2001-2006. Credit: Dalhousie University, Aaron van Donkelaar
Their map, which shows the average PM2.5 results between 2001 and 2006, offers the most comprehensive view of the health-sapping particles to date. Though the new blending technique has not necessarily produced more accurate pollution measurements over developed regions that have well-established surface-based monitoring networks, it has provided the first PM2.5 satellite estimates in a number of developing countries that have had no estimates of air pollution levels until now.
The map shows very high levels of PM2.5 in a broad swath stretching from the Saharan Desert in Northern Africa to Eastern Asia. When compared with maps of population density, it suggests more than 80 percent of the world's population breathe polluted air that exceeds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s recommended level of 10 micrograms per cubic meter. Levels of PM2.5 are comparatively low in the United States, though noticeable pockets are clearly visible over urban areas in the Midwest and East.
"We still have plenty of work to do to refine this map, but it's a real step forward," said Martin, one of the atmospheric scientists who created the map."We hope this data will be useful in areas that don't have access to robust ground-based measurements."
Piecing Together the Health Impacts of PM2.5
U.S. satellite-derived map of PM2.5 averaged over 2001-2006. Credit: Dalhousie University, Aaron van Donkelaar › View larger
U.S. satellite-derived map of PM2.5 averaged over 2001-2006. Credit: Dalhousie University, Aaron van Donkelaar
Screen capture from animation, based on data from the Goddard Chemistry Aerosol and Transport model, simulates the global movement of black carbon soot from August 1, 2009 to November 19, 2009. Black carbon is shown in white. › View video
Screen capture from animation, based on data from the Goddard Chemistry Aerosol and Transport model, simulates the global movement of black carbon soot from August 1, 2009 to November 19, 2009. Black carbon is shown in white. Credit: NASA/Goddard Space Flight Center/Scientific Visualization Stud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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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avy haze hugged the southern face of the Himalaya in mid-December 2009. › View larger
Haze hugged the southern face of the Himalaya in mid-December 2009. The Moderate Resolution Imaging Spectroradiometer (MODIS) on NASA’s Aqua satellite captured this true-color image on December 14. Credit: NASA/Goddard/MODIS
For more info on this image, visit the Earth Observatory. Take a deep breath. Even if the air looks clear, it's nearly certain you've inhaled millions of PM2.5 particles. Though often invisible to humans, such particles are present everywhere in Earth's atmosphere, and they come from both natural and human sources. Researchers are still working to quantify the precise percentage of natural versus human-generated PM2.5, but it's clear that both types contribute to the hotspots that show up in the new map.
Wind, for example, lifts large amounts of mineral dust aloft in the Arabian and Saharan deserts. In many heavily urbanized areas, such as eastern China and northern India, power plants and factories that burn coal lack filters and produce a steady stream of sulfate and soot particles. Motor vehicle exhaust also creates significant amounts of nitrates and other particles. Both agricultural burning and diesel engines yield dark sooty particles scientists call black carbon.
Human-generated particles often predominate in urban air -- what most people actually breathe -- and these particles trouble medical experts the most, explained Arden Pope, an epidemiologist at Brigham Young University, Provo, Utah and one of the world's leading experts on the health impacts of air pollution. That's because the smaller PM2.5 particles evade the body defenses—small hair-like structures in the respiratory tract called cilia and hairs in our noses—that do a reasonably good job of clearing or filtering out the larger particles.
Small particles can make their way deep into human lungs and some ultrafine particles can even enter the bloodstream. Once there, they can spark a whole range of diseases including asthma, cardiovascular disease, and bronchitis. The American Heart Association estimates that in the United States alone, PM2.5 air pollution spark some 60,000 deaths a year.
Though PM2.5 as a class of particle clearly poses health problems, researchers have had less success assigning blame to specific types of particles. "There are still big debates about which type of particle is the most toxic," said Pope. "We're not sure whether it's the sulfates, or the nitrates, or even fine dust that's the most problematic."
One of the big sticking points: PM2.5 particles frequently mix and create hybrid particles, making it difficult for both satellite and ground-based instruments to parse out the individual effects of the particles.
The Promise of Satellites and PM2.5
The new map, and research that builds upon it, will help guide researchers who attempt to address this and a number of other unresolved questions about PM2.5. The most basic: how much of a public health toll does air pollution take around the globe? "We can see clearly that a tremendous number of people are exposed to high levels of particulates," said Martin. "But, so far, nobody has looked at what that means in terms of mortality and disease. Most of the epidemiology has focused on developed countries in North America and Europe."
Now, with this map and dataset in hand, epidemiologists can start to look more closely at how long term exposure to particulate matter in rarely studied parts of the world – such as Asia's fast-growing cities or areas in North Africa with quantities of dust in the air – affect human health. The new information could even be useful in parts of the United States or Western Europe where surface monitors, still the gold standard for measuring air quality, are sparse.
In addition to using satellite data from NASA's Multi-angle Imaging SpectroRadiometer (MISR) that flies on NASA's Terra satellite and the Moderate Resolution Imaging Spectroradiometer (MODIS) instrument that flies on both NASA's Aqua and Terra satellites, the researchers used output from a chemical transport model called GEOS-Chem to create the new map.
However, the map does not represent the final word on the global distribution of PM2.5, the researchers who made it emphasize. Although the data blending technique van Donkelaar applied provides a clearer global view of fine particulates, the abundance of PM2.5 could still be off by 25 percent or more in some areas due to remaining uncertainties, explained Ralph Kahn, an expert in remote sensing from NASA's Goddard Space Flight Center in Greenbelt, Md. and one of the coauthors of the paper.
To improve understanding of airborne particles, NASA scientists have plans to participate in numerous upcoming field campaigns and satellite missions. NASA Goddard, for example, operates a global network of ground-based particle sensors called AERONET that site managers are currently working to enhance and expand. And, later next year, scientists from Goddard's Institute for Space Studies (GISS) in New York will begin to analyze the first data from Glory, a satellite that carries an innovative type of instrument—a polarimeter—that will measure particle properties in new ways and complement existing instruments capable of measuring aerosols from space.
"We still have some work to do in order to realize the full potential of satellite measurements of air pollution," said Raymond Hoff, the director of the Goddard Earth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enter at the University of Maryland-Baltimore County and the author of a comprehensive review article on the topic published recently in the Journal of the Air & Waste Management Association. "But this is an important step forward."
~~~
To get a sense of how China’s air quality compares with the rest of the world, there’s a new map of global air-particulate pollution from Canadian scientists using National Aeronautics and Space Administration satellite data. The verdict: It doesn’t look good.
Eastern China’s industrial area is just about the reddest part of the map, meaning it has the highest concentration of particulates. That doesn’t bode well for the hundreds of millions of people there. And if you’re in the middle of that red zone, you’d have to travel far afield for fresh air.
The researchers, Aaron van Donkelaar and Randall Martin at Dalhousie University in Halifax, Canada, used U.S. space-agency satellite data to measure particulate matter across the globe, figuring ground-based detection is nonexistent or spotty in many areas. The map was published in the journal Environmental Health Perspectives.
It’s important to note that the data used for this map are derived from 2001 to 2006. But as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noted in July, authorities affirmed that China’s air quality continues to get worse, not better.
According to the NASA post, health officials say fine particulates can get past the body’s hair-like cilia defenses, penetrate the lungs and blood, and lead to chronic diseases, such as asthma, cardiovascular disease and bronchitis.
– Alex Frangos
Friday, September 03, 2010
优雅起 来，世博开启国民素质成人礼
世博奇观，丢尽中国脸（南方周末本期世博专稿，原文已被删改）有此一说 2010-09-
02 23:04:21 (《HIGH过之后，优雅起 来，世博开启国民素质成人礼》初稿)
这篇稿子历经七次修改，数次送审，最后出来的稿子已经与原文完全不同，所有批评世
博会的内容悉数删除。
世博固然是一场盛会，但它只是一个国家成长历程中的一 个节点，我们记录这期间发
生的尴尬，并不心怀恶意。
所谓的“文明”从来指的不是老百姓是不是随地吐痰、大小便，而应是生活在其间的公
民如 何自主地改造生活，如何生活得更加从容、克制、理性而有尊严。
探讨文明现象，不代表我们用柏杨式的文章对国人“横加”指责，我们更愿意由此展开
对一 个城市乃至一个国家治理方法论的探讨。
直面尴尬，心怀美好，改变随时随刻可以开始。
作者：陈鸣、实习生 刘高阳
上海世博会，又一个属于中国的时间。在展现城市文明的同时，这 个横跨浦江两岸的
巨大园区本身就是一个存在184天的微型城市。游客将与现代场馆共同构成这次展示。
“城市让生活更美 好”，然而，行走在这个临时城市里的游客却正在让这个系统濒临
崩溃。
失控的“热情”
在经历了最初的好奇之后，很多外国场馆工作人员对中国的好感被冲刷殆尽。
两个月前，阿娜斯塔西亚（Anastasia Yevets）对上海世博会充满了期待，而
如今，她的心情却比上海连绵的梅雨更加糟糕。
这个来自白俄罗斯的姑娘和她的同事们正在目睹一场“灾难”的发生——他们的
场馆越来越像一个动物园。中国游客们在场馆里大声喧哗，接打电话，拿起相机对 着
每一个金发碧眼的老外狂拍。“有时候，中国人一手猛拍着桌子，一边对你喊着嘿！嘿
！嘿！他们想喊我合影，却让我觉得自己像只被围观的猩猩。”最令阿娜斯 塔西亚难
以置信的是，几天前，一位中国老太太甚至放任她的孙子在场馆的正中央拉了一坨大便。
处于震惊和崩溃边缘的并不仅仅是阿娜斯塔西亚。
在古巴馆，Shela Borges Glez见到了令她不解的一幕。一开始，她们在墙上划
出一小块区域供游客留言，但是，只用了两天不到的时候，汉字 就像蝗虫一般疯狂地
覆盖了整个场馆的墙壁。中国游客的热情程度显然令这些加勒比海居民猝不及防，甚至
连Shela的办公室都不能幸免，在玻璃门上，中国人 写满了“XX到此一游”和“XX我爱
你”之类的字样。在数次清理之后，Shela和她的同事放弃了努力，每次擦完不久，中
国人又将攻占他们的玻璃。他们只 好贴出“禁止往墙上涂画”的告示，以这样的形式
为自己一开始的错误决定埋单。
世博园里发生的这一切，就上海的雨季一样，无休无止，令人心生厌倦。
埃及馆的Tahany刚刚从开罗飞到上海来接替她同事 的工作，那位好心的前任馆
长提醒她“一定要看好我们的石头！”场馆里摆的雕像都是公元1000多年前的文物，其
中包括有“阿蒙霍特普四世的巨像”和“爱神柱”之类的珍品。
这些从开罗运送过来展品大部分没有加装防护罩，“因为在我们国家没有人会
去摸文物，因为那是一种犯罪行为”，但很快，埃及馆的大部分工作人员不得不放弃原
先安排的工作，他们每两个人守着一处雕像，并拉上围栏，阻止每一只靠近的手掌。一
个中方工作人员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埃及人迅速地学会的第一句汉语不是“你 好”，
而是“不要摸”，每天念咒般地重复上百遍。
在捷克馆，游客们一度像苏联红军攻占柏林德国国会大厦一样纷纷爬上圣约翰
·波穆克的青铜像，直到铜像被护栏围了起来。在孟加拉馆盖章，一位黑人工作人员面
色冷竣，机器人一般地只重复说一句话：“排队，排队，排队，排队……”。
在经历了最初的好奇之后，很多外国场馆工作人员对中国的好感被冲刷殆尽。
“他们刚到上海的时候，看到那些宏伟奇特的展馆，都是‘Wow’的惊叹，觉得
中国人很了不起，而在见识了中国游客之后，所有人都开始讨厌中国人。”和那 些面
对人山人海的中国不知所措的朋友们不同，阿娜斯塔西亚算是半个“中国通”，她有一
个中文名字叫做“梅芳”。然而在学习汉语三年以后，她突然发现不知该 如何向自己
的朋友解释这样一个复杂的中国。
在梅芳的朋友里，很少有人像她一样游历过中国贫穷的乡村和小城镇，更不用
提理解眼前这些操着各类不同口音的人做出种种“失礼”举动的原因所在。“我经常告
诉朋友们，不是所有中国人都是这样。”
但即使是梅芳，也很快失去了耐心，她的眼睛在无数次突如其来的闪光灯照射
后开始干涩胀痛，有一天因为制止游客插队，一个中国男子用地图狠狠地拍打了梅芳的
手臂，这次袭击让她委屈得哭了起来。在中国小孩在场馆中央大便之后，白俄罗斯馆
终于用巨大的围栏把中央的圆形场地围了起来。
守不住的场馆
作弊与反作弊，破坏与反破坏，偷盗与反偷盗，成了一场每日上演的拉锯战。
当“梅芳们”在场馆里焦头烂额的时候，蔡雯俊和她的同伴们也在人潮中努力
站稳。她来自华东政法大学，是世博文化中心的一名志愿者。很多时候她被调配到北门
疏导人流，在这个出口，人群被分成两队，一队通往六楼参观，一队则直接出馆，两个
队伍中间用隔离带隔开。很多时候隔离带和志愿者的引导被视若无睹，只有在 发现走
错了之后游人才返过来要求志愿者让他们原路进馆。“他们既想不受控制地乱走，又丝
毫不愿承担走错的后果。”
连不明国情的外国工作人员也很快明白，“过度热情”已经无法解释眼前发生的
一切。除了不讲礼貌和规则，更多千奇百怪的状况从第一天开始，从场馆的入口处，就
层出不穷——一位法国馆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最初的几天他们像目睹奇迹一样，看着
那些从绿色通道坐轮椅进入的游客一进馆就纷纷站立起来行走。
破坏规则的好处显然十分诱人——当别人还在排两三个小时甚至更长时间的队
时，绿色通道上的人员却可以在二十分钟内进馆，而且还能捎进一个“护理人员”。在
一些场馆门外至今可以看到为数甚众、真假莫辨的残疾人排起长队。
“有一次，一个有着强壮肱二头肌的中年男子坐在轮椅上，很疼似的紧紧握住
自己的手臂，却告诉我们他患的是小儿麻痹症。”一个在沙特馆门口协助维持秩序的志
愿者说。一些明显已经接近10岁的孩子被父母安排坐进了婴儿车，以此换取不排队的
特权。
在经历了最初阶段完全开放的姿态之后，很多场馆开始小心调整收缩他们的策
略。所有试图由绿色通道进馆的老人、孩子和残疾人都被要求出示相关的证件，一些明
显有作弊行为的游客被挡在通道之外。
但这只能挡住一部分人，精明的游客们依然能够掏出各类红绿缤纷的证件。有
的家庭为了让一家老少都能通过，在场馆门口精心商量着如何分配手头的老年人身份
证、残疾证和婴儿车。这看起来像是一盘跳棋游戏，任务就是一堆棋子搭上另一堆棋子
的顺风车，从而跳到场馆的那一边去。
即使作弊失败，对大多数人来说也没有什么损失，“通常被戳穿了之后游客们
还一边大骂工作人员，一边离开，脸上不但没有惭愧，反倒对我们有不通融办事的鄙夷
”，一位来自江西科技师范学院的工作人员愤怒地说。
进入场馆内部之后，游园狂欢才刚刚开始。在捷克馆，一个名为“捷克明珠”
的视觉装置吸引了游客围观，这个由5个巨大玻璃面组成立体屏幕璀璨明亮，令观众仿
佛触手可及。开馆之初就不断地有游客用脚磕打玻璃，他们只是想知道屏幕到底是不是
玻璃做的。于是一个专门的工作人员被派在此处专门制止人们的破坏行为。
在摩肩接踵的嘈杂环境里，偷盗与反偷盗，也成了一场每日上演的拉锯战。
在泰国馆的最后一个参观环节是放映一部3D的电影，场馆内的设施会随着电影
场景洒水和喷施香气，显然十分钟的尖叫体验令很多观众沉醉其中，于是，他们决定
趁混乱把3D眼镜捎回家去。
泰国馆的解说在每场电影结束时都会向游客们恳求：“这个眼镜在家里看电视
是不会有3D效果的，我们的眼镜已经越来越少，请您不要拿走。”但结果令人无奈，
泰国馆馆长Saranpat Anumatrajkj向南方周末记者抱怨，馆内的3D眼镜每天以5%－7%的
速度丢失，“每放一场电影大约会损失10个， 而我们每天大概会放50多场电影。”
在中国铁路馆，3D影院的200多个座位如今只能坐100多人，原因是3D眼镜被偷
到只剩这么多了。
香港人似乎对3D眼镜遗失的可能性有更充分的预判，他们直接在眼镜上贴条形
码，在场馆出门处设立安检门，任何试图带眼镜离开的人都会引起机器的尖锐叫声。
尽管如此，人们并没有放弃努力，安检门因此每日鸣叫不已。
比眼镜更小的物品更适合被带走，在波黑馆，狭长走道上的液晶电视上的8GU盘
被游人尽数拔光，最后馆方不得不把数据盒藏起来，通过USB线再连接到电视 上。
也有人尝试更有挑战性的目标，6月27日下午，波黑馆的两名中国游客从严密封
闭的玻璃壁橱里成功地偷出几件嵌有珠宝的首饰，没有人知道他们是怎么做到的。 幸
运的是另一位游客在离馆前及时地举报了他们。
盖章族的围攻
“他 们做的就是盖章盖章盖章盖章……”中国人自己打了起来。打斗密集地持续了一
两天后就没再发生，因为印章也被偷走了。
“世博会的主题曲应该是一片笃笃笃的敲章声。”突尼斯馆的Anis Basti调侃
道。世博护照，这个起源于1967年蒙特利尔世博会的玩意儿从来没像在中国这么火爆过
，这令他根本无法理解。
围绕世博会赚钱的黄牛们开始提供盖章服务，游客只要在门口等待，黄牛入馆
盖章，最后收取一笔数十元的手续费。
场馆有冷热门之分，而在盖章这一事情上，每个国家的场馆终于实现了“平等
”。在只有6个房间的乌拉圭馆，为应对盖章的人流，其中一半房间被改成了盖章专用
房。在泰国馆，铜、木、橡胶等各类材质的印章则被悉数敲坏。
中国游客的狂热在盖章上终于全面爆发。在丹麦馆，游客为争夺印章而与工作
人员发生冲突，这被拍成视频传到了网上。爱尔兰馆的印章被当场抢去，原因是工作人
员拒绝为同一个人盖数十本护照，于是游客决定自己动手，最后爱尔兰工作人员不得
不报警。
拒绝这些长时间排队的中国游客的盖章要求时常要冒一定风险。“死爱尔兰鬼
”、“死丹麦鬼”、“死法国佬”……各种口音的咒骂足以令人崩溃。
Shela所在的古巴馆干脆将盖章台移到场馆外面，并用铁链将章子链了起来。更
多场馆把印章收了起来，不再提供盖章服务。在白俄罗斯馆，工作人员同样挂出 了纸
牌，上面直截了当地写着“没有章”。“他们做的就是盖章盖章盖章盖章，根本就不看
我们的馆”，一位挪威馆的工作人员在面对上海电视台的摄像机时忍不住痛哭。
泰国的Saranpat告诉记者，盖章的人群不时地与工作人员发生冲突，最后他们
干脆把印章放在桌子上让人们自己动手，导致的结果却是更加混乱，中国人自 己竟然
也打了起来。打斗密集地持续了两三天后就没再发生，因为印章也被偷走了。
Saranpat很不理解，他们的场馆设计用很多技术手段设计了逼真的互动体验，
依然有很多中国人进来只是盖个章，然后就匆匆寻找出口。
对这一点中国人看得更清楚，一位经常出入世博园的上海本地记者说：“其实
世博会更像一个充满异域风情的游乐园，人们来这里玩耍，心态和旅游没有区别，那些
代表现代科技走向的技术既没人懂，更没人看。”
而“盖章”则不一样，这在中国从来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有时候甚至是一种文
化。有一次，白俄罗斯馆要送一个平板小推车进园区，最后盖了十多个章才获得批准。
每一次填写表格，都是疲于奔命地在楼上楼下四处寻找那些手握印章的人。
“这是一个很奇怪的社会系统，所有人在找人办事。在我们国家，一个章就足以
通过所有审批。”梅芳无奈地说。
失去尊严的地方
一群筋疲力尽的排队游客终于情绪失控，他们在场外齐声大喊“纳粹！纳粹！”，以
致于德国馆不得不 向园方要来了更多的保安。
每一天发生的零星不快，并不足以阻止游人的到来，相反，在开园初期遇冷之
后，每天游客数量都在节节攀升。每天游览人数已经从最初的每天20几万人上升到现
在的45万人以上。
顾晓芳是江苏一家国企的员工，6月初她被单位组织前往上海参观世博。在人满
为患的沙特阿拉伯馆，她看到很多散客因为长达5个小时的排队时间而瘫坐在地，这 个
过程中大人们没有机会上厕所，小孩子们开始随地大小便，有的人开始打牌玩游戏机，
更多人无所事事。这样的场景让她想起了恐怖的春运。
闷热潮湿的上海加剧了人们的烦躁。上个月德国媒体报道，一群筋疲力尽的排
队游客终于情绪失控，他们在场外齐声大喊“纳粹！纳粹！”，以致于德国馆不得不向
园方要来了更多的保安。
顾晓芳认为网络上把园区里出现的种种不文明现象都归结到游客身上并不公平
，在她看来，超长的排队使人们失去了尊严。“园区可以修得很大，蛇形栅栏可以设置
得很弯很长，人们的耐心和体力却是有限的。”
在志愿者蔡雯俊看来，很多时候园区和游客需要共同改进，比如世博文化中心
的6楼有几家餐厅，前来就餐的人可以由餐厅人员带领直接上楼，但是很多人并没有途
径可以订餐。蔡雯俊和她的同伴做过尝试，他们试了包括查号台在内的各种方法都没有
找到订餐电话。“我们都联系不上的话，游客更不可能了，最后他们肯定就要 开始抱
怨。”
来自上海第二工业大学的刘永生是该校志愿者在中国馆的带队老师，她认为在
排队两三个小时后人会极端疲惫，场馆方在设置上可以更加人性化。她举例子，在中国
馆南广场排队的游客通常比较长，平时尽量安排到伞亭处，如果遇到天气炎热的情况
，就把队伍再往里放，一直排进手扶电梯，“让游客觉得毕竟是进馆了，这样就 可以
很好地安抚他们的情绪。”
然而陆续增加的旅游人数，无疑还将对园区公共服务构成持续挑战。公共汽车站
大部分时间人头攒 动，尤其是世博大道线上的乘客时常需要分流到过江线上，再从就
近站点步行到达场馆。
就在顾晓芳参观世博园前后几天，世博局发布的旅行社团队入园预约情况信息
显示，6月4、5两天的预约团队数共达到9152个,预约游客人数共达35.35 万人次。截止
5月底，世博局票务中心提供的数据，已售出的3771.2万张票中有接近三分之一是团体
票，而其中大量是单位采购的“福利票”。到上海看世博 在很多地方更像是一项任务
。一位在重庆工作的女士因为害怕拥挤的原因拒绝参加世博，而被所在工作单位罚款
1500元。
中国成人礼
世博会不止是拍个照，盖个章，不理解世博真正的含义，无以理解现代化
在园区的许多角落，游客似乎正在让世博会走向尴尬。在靠近美国馆的吉野家
，欧洲广场附近的肯德基餐厅，在公交车站，不时可以看到冲突的人群。人们因为碰撞
、排队、踩脚而爆发了各类口角。
成年人们看起来兴奋而富有激情，同时像小孩一样易怒。他们中的很多人从周
边的江浙一带赶来上海，心情迫不及待，然而从每天早上排两小时队进园开始，这一天
的游览就注定是一个极费体力和耐心的工程。
阵雨不时地袭击人群，在那些拥挤的队伍里，撑伞的人们互相把雨水滴到周围
人的身上，然后开始了互相指责。6月27日早晨7点钟开始，南方周末记者体验了一次两
个半小时排队入园的经历。游客的争吵从未停止。两位来自香港的游客在队伍中为人劝
架，他们对园方表示不解：“明知道每天队伍都这么长，上海最近又每天 下雨，为什
么不多盖一些遮雨棚？明知道每天好几万人等着入场，为什么不把开馆时间提前？”
精心建设对比走马观花，在世博园这个微型城市里，人与城市的不匹配成了目
前为止最大的尴尬。
在志愿者蔡雯俊看来，世博会让很多人聚焦在一个空间里，很多问题就会放大
凸现出来，这并不是世博会的问题，而是人的素质问题。在大部分行色匆匆的游客的理
解里，花160元人民币进园就是享受服务的。在应聘上海世博志愿者时，蔡雯俊曾经怀
揣着不错的预期，“我们对游客提供了帮助，他们应该会是感谢的态度，结 果他们经
常喊我们服务员！”
在集中逛了几个热门场馆之后，顾晓芳和几位单位同事便放弃了继续参观，“
说实话，都是看个热 闹，什么高新科技真的看不懂。”他们围坐到高架步行桥下一边
打牌一边抱怨这里一点都不比普通游乐园好玩。
“四十年前的日本大阪世博会参观者突破6000万人，日本一半的国民参加并见
证了那场盛会，其成功的举办被公认为是日本国家现代化到来的标志。而上海世博 会
的价值正被低估，一个本来应该是全民科技的盛会正在成为一个的只是养眼的景点。”
一家上海媒体评论说。
6月26日傍晚，梅芳坐在白俄罗斯馆的角落里，这份工作已经让她精疲力尽。她
开始怀念在北京的生活，她回忆起北京奥运会时候的愉快经历，“所有事情流程顺畅，
每个工作人员会讲英语，没有观众会袭击你……”
有时候她也在沮丧中表达了理解：“我知道你们有过三十年的封闭，人们的价
值观被推翻并重建，就像苏联时候的我们一样。”这似乎正是她理解中国人行为的机缘
所在，面对她那圈已经厌烦中国的朋友，她说：“如果只到了上海和北京，那你就没
有真正到过中国，更多的地方不发达。这里有坏人也有好人，有时候他们只是因为还不
富裕。”
这一天傍晚，在雨水和排队双重考验下，游客们已经筋疲力尽，人群东倒西歪
地坐在路边的草地上。一场盛大的花车游行让他们重新兴奋起来。那是一场连绵细雨之
后的移动演出，远处是吹奏着西洋乐曲的铜管乐团。近处的一辆花车上京剧演员们京韵
婉转，围拢而来的游客们爆发出震耳欲聋的欢呼声，在雨后的阳光下，演员们 水袖挥
舞，华装闪亮，那样的场景宛若盛唐。
02 23:04:21 (《HIGH过之后，优雅起 来，世博开启国民素质成人礼》初稿)
这篇稿子历经七次修改，数次送审，最后出来的稿子已经与原文完全不同，所有批评世
博会的内容悉数删除。
世博固然是一场盛会，但它只是一个国家成长历程中的一 个节点，我们记录这期间发
生的尴尬，并不心怀恶意。
所谓的“文明”从来指的不是老百姓是不是随地吐痰、大小便，而应是生活在其间的公
民如 何自主地改造生活，如何生活得更加从容、克制、理性而有尊严。
探讨文明现象，不代表我们用柏杨式的文章对国人“横加”指责，我们更愿意由此展开
对一 个城市乃至一个国家治理方法论的探讨。
直面尴尬，心怀美好，改变随时随刻可以开始。
作者：陈鸣、实习生 刘高阳
上海世博会，又一个属于中国的时间。在展现城市文明的同时，这 个横跨浦江两岸的
巨大园区本身就是一个存在184天的微型城市。游客将与现代场馆共同构成这次展示。
“城市让生活更美 好”，然而，行走在这个临时城市里的游客却正在让这个系统濒临
崩溃。
失控的“热情”
在经历了最初的好奇之后，很多外国场馆工作人员对中国的好感被冲刷殆尽。
两个月前，阿娜斯塔西亚（Anastasia Yevets）对上海世博会充满了期待，而
如今，她的心情却比上海连绵的梅雨更加糟糕。
这个来自白俄罗斯的姑娘和她的同事们正在目睹一场“灾难”的发生——他们的
场馆越来越像一个动物园。中国游客们在场馆里大声喧哗，接打电话，拿起相机对 着
每一个金发碧眼的老外狂拍。“有时候，中国人一手猛拍着桌子，一边对你喊着嘿！嘿
！嘿！他们想喊我合影，却让我觉得自己像只被围观的猩猩。”最令阿娜斯 塔西亚难
以置信的是，几天前，一位中国老太太甚至放任她的孙子在场馆的正中央拉了一坨大便。
处于震惊和崩溃边缘的并不仅仅是阿娜斯塔西亚。
在古巴馆，Shela Borges Glez见到了令她不解的一幕。一开始，她们在墙上划
出一小块区域供游客留言，但是，只用了两天不到的时候，汉字 就像蝗虫一般疯狂地
覆盖了整个场馆的墙壁。中国游客的热情程度显然令这些加勒比海居民猝不及防，甚至
连Shela的办公室都不能幸免，在玻璃门上，中国人 写满了“XX到此一游”和“XX我爱
你”之类的字样。在数次清理之后，Shela和她的同事放弃了努力，每次擦完不久，中
国人又将攻占他们的玻璃。他们只 好贴出“禁止往墙上涂画”的告示，以这样的形式
为自己一开始的错误决定埋单。
世博园里发生的这一切，就上海的雨季一样，无休无止，令人心生厌倦。
埃及馆的Tahany刚刚从开罗飞到上海来接替她同事 的工作，那位好心的前任馆
长提醒她“一定要看好我们的石头！”场馆里摆的雕像都是公元1000多年前的文物，其
中包括有“阿蒙霍特普四世的巨像”和“爱神柱”之类的珍品。
这些从开罗运送过来展品大部分没有加装防护罩，“因为在我们国家没有人会
去摸文物，因为那是一种犯罪行为”，但很快，埃及馆的大部分工作人员不得不放弃原
先安排的工作，他们每两个人守着一处雕像，并拉上围栏，阻止每一只靠近的手掌。一
个中方工作人员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埃及人迅速地学会的第一句汉语不是“你 好”，
而是“不要摸”，每天念咒般地重复上百遍。
在捷克馆，游客们一度像苏联红军攻占柏林德国国会大厦一样纷纷爬上圣约翰
·波穆克的青铜像，直到铜像被护栏围了起来。在孟加拉馆盖章，一位黑人工作人员面
色冷竣，机器人一般地只重复说一句话：“排队，排队，排队，排队……”。
在经历了最初的好奇之后，很多外国场馆工作人员对中国的好感被冲刷殆尽。
“他们刚到上海的时候，看到那些宏伟奇特的展馆，都是‘Wow’的惊叹，觉得
中国人很了不起，而在见识了中国游客之后，所有人都开始讨厌中国人。”和那 些面
对人山人海的中国不知所措的朋友们不同，阿娜斯塔西亚算是半个“中国通”，她有一
个中文名字叫做“梅芳”。然而在学习汉语三年以后，她突然发现不知该 如何向自己
的朋友解释这样一个复杂的中国。
在梅芳的朋友里，很少有人像她一样游历过中国贫穷的乡村和小城镇，更不用
提理解眼前这些操着各类不同口音的人做出种种“失礼”举动的原因所在。“我经常告
诉朋友们，不是所有中国人都是这样。”
但即使是梅芳，也很快失去了耐心，她的眼睛在无数次突如其来的闪光灯照射
后开始干涩胀痛，有一天因为制止游客插队，一个中国男子用地图狠狠地拍打了梅芳的
手臂，这次袭击让她委屈得哭了起来。在中国小孩在场馆中央大便之后，白俄罗斯馆
终于用巨大的围栏把中央的圆形场地围了起来。
守不住的场馆
作弊与反作弊，破坏与反破坏，偷盗与反偷盗，成了一场每日上演的拉锯战。
当“梅芳们”在场馆里焦头烂额的时候，蔡雯俊和她的同伴们也在人潮中努力
站稳。她来自华东政法大学，是世博文化中心的一名志愿者。很多时候她被调配到北门
疏导人流，在这个出口，人群被分成两队，一队通往六楼参观，一队则直接出馆，两个
队伍中间用隔离带隔开。很多时候隔离带和志愿者的引导被视若无睹，只有在 发现走
错了之后游人才返过来要求志愿者让他们原路进馆。“他们既想不受控制地乱走，又丝
毫不愿承担走错的后果。”
连不明国情的外国工作人员也很快明白，“过度热情”已经无法解释眼前发生的
一切。除了不讲礼貌和规则，更多千奇百怪的状况从第一天开始，从场馆的入口处，就
层出不穷——一位法国馆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最初的几天他们像目睹奇迹一样，看着
那些从绿色通道坐轮椅进入的游客一进馆就纷纷站立起来行走。
破坏规则的好处显然十分诱人——当别人还在排两三个小时甚至更长时间的队
时，绿色通道上的人员却可以在二十分钟内进馆，而且还能捎进一个“护理人员”。在
一些场馆门外至今可以看到为数甚众、真假莫辨的残疾人排起长队。
“有一次，一个有着强壮肱二头肌的中年男子坐在轮椅上，很疼似的紧紧握住
自己的手臂，却告诉我们他患的是小儿麻痹症。”一个在沙特馆门口协助维持秩序的志
愿者说。一些明显已经接近10岁的孩子被父母安排坐进了婴儿车，以此换取不排队的
特权。
在经历了最初阶段完全开放的姿态之后，很多场馆开始小心调整收缩他们的策
略。所有试图由绿色通道进馆的老人、孩子和残疾人都被要求出示相关的证件，一些明
显有作弊行为的游客被挡在通道之外。
但这只能挡住一部分人，精明的游客们依然能够掏出各类红绿缤纷的证件。有
的家庭为了让一家老少都能通过，在场馆门口精心商量着如何分配手头的老年人身份
证、残疾证和婴儿车。这看起来像是一盘跳棋游戏，任务就是一堆棋子搭上另一堆棋子
的顺风车，从而跳到场馆的那一边去。
即使作弊失败，对大多数人来说也没有什么损失，“通常被戳穿了之后游客们
还一边大骂工作人员，一边离开，脸上不但没有惭愧，反倒对我们有不通融办事的鄙夷
”，一位来自江西科技师范学院的工作人员愤怒地说。
进入场馆内部之后，游园狂欢才刚刚开始。在捷克馆，一个名为“捷克明珠”
的视觉装置吸引了游客围观，这个由5个巨大玻璃面组成立体屏幕璀璨明亮，令观众仿
佛触手可及。开馆之初就不断地有游客用脚磕打玻璃，他们只是想知道屏幕到底是不是
玻璃做的。于是一个专门的工作人员被派在此处专门制止人们的破坏行为。
在摩肩接踵的嘈杂环境里，偷盗与反偷盗，也成了一场每日上演的拉锯战。
在泰国馆的最后一个参观环节是放映一部3D的电影，场馆内的设施会随着电影
场景洒水和喷施香气，显然十分钟的尖叫体验令很多观众沉醉其中，于是，他们决定
趁混乱把3D眼镜捎回家去。
泰国馆的解说在每场电影结束时都会向游客们恳求：“这个眼镜在家里看电视
是不会有3D效果的，我们的眼镜已经越来越少，请您不要拿走。”但结果令人无奈，
泰国馆馆长Saranpat Anumatrajkj向南方周末记者抱怨，馆内的3D眼镜每天以5%－7%的
速度丢失，“每放一场电影大约会损失10个， 而我们每天大概会放50多场电影。”
在中国铁路馆，3D影院的200多个座位如今只能坐100多人，原因是3D眼镜被偷
到只剩这么多了。
香港人似乎对3D眼镜遗失的可能性有更充分的预判，他们直接在眼镜上贴条形
码，在场馆出门处设立安检门，任何试图带眼镜离开的人都会引起机器的尖锐叫声。
尽管如此，人们并没有放弃努力，安检门因此每日鸣叫不已。
比眼镜更小的物品更适合被带走，在波黑馆，狭长走道上的液晶电视上的8GU盘
被游人尽数拔光，最后馆方不得不把数据盒藏起来，通过USB线再连接到电视 上。
也有人尝试更有挑战性的目标，6月27日下午，波黑馆的两名中国游客从严密封
闭的玻璃壁橱里成功地偷出几件嵌有珠宝的首饰，没有人知道他们是怎么做到的。 幸
运的是另一位游客在离馆前及时地举报了他们。
盖章族的围攻
“他 们做的就是盖章盖章盖章盖章……”中国人自己打了起来。打斗密集地持续了一
两天后就没再发生，因为印章也被偷走了。
“世博会的主题曲应该是一片笃笃笃的敲章声。”突尼斯馆的Anis Basti调侃
道。世博护照，这个起源于1967年蒙特利尔世博会的玩意儿从来没像在中国这么火爆过
，这令他根本无法理解。
围绕世博会赚钱的黄牛们开始提供盖章服务，游客只要在门口等待，黄牛入馆
盖章，最后收取一笔数十元的手续费。
场馆有冷热门之分，而在盖章这一事情上，每个国家的场馆终于实现了“平等
”。在只有6个房间的乌拉圭馆，为应对盖章的人流，其中一半房间被改成了盖章专用
房。在泰国馆，铜、木、橡胶等各类材质的印章则被悉数敲坏。
中国游客的狂热在盖章上终于全面爆发。在丹麦馆，游客为争夺印章而与工作
人员发生冲突，这被拍成视频传到了网上。爱尔兰馆的印章被当场抢去，原因是工作人
员拒绝为同一个人盖数十本护照，于是游客决定自己动手，最后爱尔兰工作人员不得
不报警。
拒绝这些长时间排队的中国游客的盖章要求时常要冒一定风险。“死爱尔兰鬼
”、“死丹麦鬼”、“死法国佬”……各种口音的咒骂足以令人崩溃。
Shela所在的古巴馆干脆将盖章台移到场馆外面，并用铁链将章子链了起来。更
多场馆把印章收了起来，不再提供盖章服务。在白俄罗斯馆，工作人员同样挂出 了纸
牌，上面直截了当地写着“没有章”。“他们做的就是盖章盖章盖章盖章，根本就不看
我们的馆”，一位挪威馆的工作人员在面对上海电视台的摄像机时忍不住痛哭。
泰国的Saranpat告诉记者，盖章的人群不时地与工作人员发生冲突，最后他们
干脆把印章放在桌子上让人们自己动手，导致的结果却是更加混乱，中国人自 己竟然
也打了起来。打斗密集地持续了两三天后就没再发生，因为印章也被偷走了。
Saranpat很不理解，他们的场馆设计用很多技术手段设计了逼真的互动体验，
依然有很多中国人进来只是盖个章，然后就匆匆寻找出口。
对这一点中国人看得更清楚，一位经常出入世博园的上海本地记者说：“其实
世博会更像一个充满异域风情的游乐园，人们来这里玩耍，心态和旅游没有区别，那些
代表现代科技走向的技术既没人懂，更没人看。”
而“盖章”则不一样，这在中国从来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有时候甚至是一种文
化。有一次，白俄罗斯馆要送一个平板小推车进园区，最后盖了十多个章才获得批准。
每一次填写表格，都是疲于奔命地在楼上楼下四处寻找那些手握印章的人。
“这是一个很奇怪的社会系统，所有人在找人办事。在我们国家，一个章就足以
通过所有审批。”梅芳无奈地说。
失去尊严的地方
一群筋疲力尽的排队游客终于情绪失控，他们在场外齐声大喊“纳粹！纳粹！”，以
致于德国馆不得不 向园方要来了更多的保安。
每一天发生的零星不快，并不足以阻止游人的到来，相反，在开园初期遇冷之
后，每天游客数量都在节节攀升。每天游览人数已经从最初的每天20几万人上升到现
在的45万人以上。
顾晓芳是江苏一家国企的员工，6月初她被单位组织前往上海参观世博。在人满
为患的沙特阿拉伯馆，她看到很多散客因为长达5个小时的排队时间而瘫坐在地，这 个
过程中大人们没有机会上厕所，小孩子们开始随地大小便，有的人开始打牌玩游戏机，
更多人无所事事。这样的场景让她想起了恐怖的春运。
闷热潮湿的上海加剧了人们的烦躁。上个月德国媒体报道，一群筋疲力尽的排
队游客终于情绪失控，他们在场外齐声大喊“纳粹！纳粹！”，以致于德国馆不得不向
园方要来了更多的保安。
顾晓芳认为网络上把园区里出现的种种不文明现象都归结到游客身上并不公平
，在她看来，超长的排队使人们失去了尊严。“园区可以修得很大，蛇形栅栏可以设置
得很弯很长，人们的耐心和体力却是有限的。”
在志愿者蔡雯俊看来，很多时候园区和游客需要共同改进，比如世博文化中心
的6楼有几家餐厅，前来就餐的人可以由餐厅人员带领直接上楼，但是很多人并没有途
径可以订餐。蔡雯俊和她的同伴做过尝试，他们试了包括查号台在内的各种方法都没有
找到订餐电话。“我们都联系不上的话，游客更不可能了，最后他们肯定就要 开始抱
怨。”
来自上海第二工业大学的刘永生是该校志愿者在中国馆的带队老师，她认为在
排队两三个小时后人会极端疲惫，场馆方在设置上可以更加人性化。她举例子，在中国
馆南广场排队的游客通常比较长，平时尽量安排到伞亭处，如果遇到天气炎热的情况
，就把队伍再往里放，一直排进手扶电梯，“让游客觉得毕竟是进馆了，这样就 可以
很好地安抚他们的情绪。”
然而陆续增加的旅游人数，无疑还将对园区公共服务构成持续挑战。公共汽车站
大部分时间人头攒 动，尤其是世博大道线上的乘客时常需要分流到过江线上，再从就
近站点步行到达场馆。
就在顾晓芳参观世博园前后几天，世博局发布的旅行社团队入园预约情况信息
显示，6月4、5两天的预约团队数共达到9152个,预约游客人数共达35.35 万人次。截止
5月底，世博局票务中心提供的数据，已售出的3771.2万张票中有接近三分之一是团体
票，而其中大量是单位采购的“福利票”。到上海看世博 在很多地方更像是一项任务
。一位在重庆工作的女士因为害怕拥挤的原因拒绝参加世博，而被所在工作单位罚款
1500元。
中国成人礼
世博会不止是拍个照，盖个章，不理解世博真正的含义，无以理解现代化
在园区的许多角落，游客似乎正在让世博会走向尴尬。在靠近美国馆的吉野家
，欧洲广场附近的肯德基餐厅，在公交车站，不时可以看到冲突的人群。人们因为碰撞
、排队、踩脚而爆发了各类口角。
成年人们看起来兴奋而富有激情，同时像小孩一样易怒。他们中的很多人从周
边的江浙一带赶来上海，心情迫不及待，然而从每天早上排两小时队进园开始，这一天
的游览就注定是一个极费体力和耐心的工程。
阵雨不时地袭击人群，在那些拥挤的队伍里，撑伞的人们互相把雨水滴到周围
人的身上，然后开始了互相指责。6月27日早晨7点钟开始，南方周末记者体验了一次两
个半小时排队入园的经历。游客的争吵从未停止。两位来自香港的游客在队伍中为人劝
架，他们对园方表示不解：“明知道每天队伍都这么长，上海最近又每天 下雨，为什
么不多盖一些遮雨棚？明知道每天好几万人等着入场，为什么不把开馆时间提前？”
精心建设对比走马观花，在世博园这个微型城市里，人与城市的不匹配成了目
前为止最大的尴尬。
在志愿者蔡雯俊看来，世博会让很多人聚焦在一个空间里，很多问题就会放大
凸现出来，这并不是世博会的问题，而是人的素质问题。在大部分行色匆匆的游客的理
解里，花160元人民币进园就是享受服务的。在应聘上海世博志愿者时，蔡雯俊曾经怀
揣着不错的预期，“我们对游客提供了帮助，他们应该会是感谢的态度，结 果他们经
常喊我们服务员！”
在集中逛了几个热门场馆之后，顾晓芳和几位单位同事便放弃了继续参观，“
说实话，都是看个热 闹，什么高新科技真的看不懂。”他们围坐到高架步行桥下一边
打牌一边抱怨这里一点都不比普通游乐园好玩。
“四十年前的日本大阪世博会参观者突破6000万人，日本一半的国民参加并见
证了那场盛会，其成功的举办被公认为是日本国家现代化到来的标志。而上海世博 会
的价值正被低估，一个本来应该是全民科技的盛会正在成为一个的只是养眼的景点。”
一家上海媒体评论说。
6月26日傍晚，梅芳坐在白俄罗斯馆的角落里，这份工作已经让她精疲力尽。她
开始怀念在北京的生活，她回忆起北京奥运会时候的愉快经历，“所有事情流程顺畅，
每个工作人员会讲英语，没有观众会袭击你……”
有时候她也在沮丧中表达了理解：“我知道你们有过三十年的封闭，人们的价
值观被推翻并重建，就像苏联时候的我们一样。”这似乎正是她理解中国人行为的机缘
所在，面对她那圈已经厌烦中国的朋友，她说：“如果只到了上海和北京，那你就没
有真正到过中国，更多的地方不发达。这里有坏人也有好人，有时候他们只是因为还不
富裕。”
这一天傍晚，在雨水和排队双重考验下，游客们已经筋疲力尽，人群东倒西歪
地坐在路边的草地上。一场盛大的花车游行让他们重新兴奋起来。那是一场连绵细雨之
后的移动演出，远处是吹奏着西洋乐曲的铜管乐团。近处的一辆花车上京剧演员们京韵
婉转，围拢而来的游客们爆发出震耳欲聋的欢呼声，在雨后的阳光下，演员们 水袖挥
舞，华装闪亮，那样的场景宛若盛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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