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uesday, December 06, 2011
Tuesday, November 15, 2011
中国公共世界的四大坏死征兆：反思“中国模式”
中国公共世界的四大坏死征兆：反思“中国模式”
文章来源: 凯迪 于 2011-11-14 20:54:51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发展取得了惊人的成就，也面临空前的危机。我们的经济发展迅速，GDP连续几十年以百分之十左右的速度增长，目前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我们的国家每天都在发生巨大的变化，无论走到哪里，我们都可以看到到处是新大楼、新马路、新街道，物质繁荣，商品琳琅满目。老百姓的生活水平明显提高了。
但与此同时，我们也陷入了经济、政治、文化各方面的危机，我们的生态环境遭到了巨大破坏，大片耕地不见了，大量的河流和池塘消失了，空气中充斥着有毒气体，土地也被大面积污染。我们的政治生态也出现了严重问题，权贵资本主义，权钱交易，贪污腐败，践踏人权，群体性事件频发；我们的道德文化也陷入了空前危机，消费主义和享乐主义作为绝对强势的生活态度几乎控制了所有人的精神生活，政治参与热情锐减。几乎人人都对现实不满，都知道制度的缺陷，都在骂贪官污吏、权钱交易、社会不公、两极分化……但是没有人试图改善这个制度，而是一有机会就想方设法利用制度的缺憾、巴结政府官员，抓住制度的弊端为自己谋私利。
总之，我们的经济奇迹建立在巨大的危机之上，这种危机我把它归结为三个坏死：自然的坏死，道德的坏死，制度的坏死。这三者加在一起就是：我们生活的“世界”在坏死。“世界”包含自然，首先是地球，但又不只是自然和地球。或者说，它不是自然意义上的地球，它是自然与人工制品——包括文化和制度——联系在一起、融合在一起、交织在一起、彼此依存的人类生存环境，“世界”的三个基本维度分别是自然、文化和制度。珍爱这个世界是我们人类得以存活的基本条件，毁坏这个世界则意味着自杀。
我的“盛世”危言是：这个世界正在坏死，人类在杀死地球和自然的同时正在自杀。当今世界的四大坏死：
1、自然的坏死。我们的发展模式付出了高昂的环境代价。我们是地球的儿子，但是我们的大地母亲因为我们的贪得无厌、我们的疯狂榨取而不堪重负、伤痕累累、奄奄一息。我们都知道，地球资源十分有限，随着人口的一再增长和现代化的步步推进，资源紧张状况一直在进一步加剧，大地母亲已经不堪重负。但是我们，地球的不孝之子，却依然在疯狂开掘。长此以往，人类将很快由资源危机陷入资源枯竭，面临灭顶之灾。这绝非危言耸听，而是不断见诸媒体的事实，自然环境的破坏造成的后果我们每个人都有切身体会：空气污染，水污染，食品污染，极端天气频发，每年不是旱灾就是洪涝灾害。臭氧层的破坏造成了气球气温上升，北极冰川融化，海平面上升，有人预言世界上有十个城市要消失，包括威尼斯。为了赚取所谓的外汇，我们大量砍伐森林，制作成一次性的方便筷和集装箱；为了谋求所谓的政绩，在高楼林立的地方，耕地大片大片丧失；在家庭工业、乡镇企业飞速发展的地方，空气中充满了各种有毒气体。……
2、人权在坏死
我们的发展模式付出了高昂的人权代价。中国的发展模式由于没有一个法制的环境，不能保障工人和农民的人权，因此，为了谋求发展而践踏人权的事件时有发生。在和西方国家的竞争中，我们因为漠视或者蔑视员工的人权而大大地节约了劳动力成本，黑砖窑，童工，频繁的矿难。我们的工资是提高了，但是我们的身体垮掉了，我们是收入很多部分是来自我们的超时加班。
有这样一份富士康员工的工资单：“时间：2009年11月。底薪900元；正常工作21.75天，平均加班60.50小时，报酬469元；周六日加班75小时，报酬776元。工资总额2149.50元”。这名员工当月收入的60%靠超时加工挣得，总计136小时的加班，比劳动法规定的最高加班时间多出100个小时”。
这是一条以外向型为主导的劳动密集型的“世界工厂”的发展之路，由于跨国公司控制着产业链条的关键环节，打工者能赚取的就只是人力成本差，加上没有民主法制的保护，于是导致了用员工超时、超量、超强度的加班劳动，追求利润的发展模式，这样的“低人权”的发展，正是典型的“中国发展模式”。有些地方的黑工厂还严格规定了员工的上厕所次数和时间。这些年，包括2010年，总有些学者在那里高谈“中国模式”，用经济高速发展的辉煌数字来掩盖背后低人权的血腥。富士康大跳楼事件，正是一个警醒，一个当头棒喝。
3、我们的制度在坏死
作为人工制品的制度，也是我们居住的“世界”的一部分，我们不仅生活在地球上，也生活在制度中。制约人类行为的最重要因素就是制度，因此，地球的坏死、人权的坏死等等，实际上都缘于制度的坏死。制度坏死的标志一方面是我们的制度缺少对权力的制衡，造成了诸多制度性的腐败，制度性的社会不公，造成了权贵资本主义，权贵市场经济，是众所周知的制度缺憾及其导致的种种现象（比如贪官越抓越多，权钱交易越来越猖獗，不受限制的权力导致越来越严重的腐败，等等）。我们中国面临的很多问题，贪污腐败，权钱交易等，都不是市场经济或者资本主义的结果，而是权贵市场经济、权贵资本主义的结果。权贵资本主义的特点是：原社会主义计划体制及其意识形态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以及消费主义意识形态的深度结合，因此也可以称之为“后社会主义”“后极权”“后革命”。
制度坏死的另一方面是人们对正在坏死的制度所持的犬儒态度：不是改善、疗救它，而是争先恐后地利用它的漏洞、它的缺憾来中饱私囊，满足自己的贪欲，从而加速它的坏死。很多人都认为自己是不良制度的牺牲品，但是却很少意识到自己的投机和犬儒态度极大地维持和强化了坏制度的生命力。一个失去了合法性的政权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依靠大家的犬儒主义生活态度而活着的，这将使自己的子孙继续成为坏死的制度的牺牲品。崔永元微博写到：“我们恨贪官，又拼命报考公务员；我们骂垄断，又削减脑袋往高薪单位钻；我们讥讽不正之风，自己办事却忙找关系。总之，我们愤怒，不是因为觉得不公平，而是觉得自己处在不公平中的不利位置，我们不是想消灭这种不公平，而是想让自己处在不公平中的有利位置。”
4、我们的道德和文化正在坏死
我们的大众文化在歌颂赤裸裸的暴力，在热衷于教导人们如何玩弄阴谋和权术；我们的学术明星有些在鼓吹“阿Q精神”（要适应不合理的现实而不是力图改变它），有些在带领辛辛学子诵经下跪，公然否定“五四”启蒙精神。我们的人际关系空前恶化，信任危机空前严重。但是，文化与道德坏死的最显著标志还不只是这些，而是眼看着自己的生存世界一天天坏死，大多数人不是努力去疗救它、修复它，而是积极地、甚至迫不及待地参与到对它的毁坏之中，生怕晚了一步就再也没有机会了，这种犬儒主义、虚无主义和得过且过的态度，比世界的坏死更加可怕。
我们很多人不是不明是非而犯错，而是明知其错而有意为之。最近有消息称：现在社会上流行一种反反抄袭软件，是专门为了现在大学使用的反抄袭软件的。为了打击论文抄袭，现在各个高校正在全面实施一种叫做“机审”的论文质量检测，也就是用一个专门审查论文是否存心抄袭的反抄袭软件来检测学生论文。该软件的真正名字为“学位论文学术不端行为检测系统”，它通过数据库对比，来判定一篇论文是否有抄袭行为。令人哭笑不得的是，学校用反抄袭软件来检测学生论文是否抄袭，商家则退出了“反反抄袭软件”来进行对应。这个软件是专门原来对付“机审”的，其数据库比反抄袭软件更加全面，操作更加简易，短短十分钟，便能够检测出一篇论文中和数据库雷同的部分，用红字标出，并且给出修改建议。此外，商家还为付费者提供修改论文的注意事项和修改办法，比如把文字改为图表，改动语法、句式等。该服务价格便宜，学生只要花一两百元，就能通过该软件逃过论文检测系统顺利过关。据报道，仅淘宝网上提供“论文检测”服务的商家就有1600多家。真所谓“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我相信任何一个大学生、研究生都不可能没有基本的分辨是非对错的能力，他们不可能不知道抄袭是不应该的甚至是可耻的。但他们仍然选择了抄袭，选择了非和恶，而不是是和善。这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最大悲剧：不是因为不能分辨是非、对错、好坏而为非、犯错、作恶，而是在具备这种辨别能力的情况下仍然选择作恶和犯错，明知其错而犯之，明知其恶而作之，明知其非而为之。这种犬儒主义和投机活动的大面积泛滥，是对道德的巨大腐蚀。
我不相信性恶论。我相信根本的问题是我们这个社会存在鼓励抄袭的土壤，鼓励作恶的环境，一个劣币追逐良币的环境。在这样的环境中，一个人如果遵纪守法，用自己的行动去实施合乎道德的行为，会发现自己和环境、和周围的人群、和体制格格不入，发现自己总是吃亏，总是被嘲笑被冷落，甚至发现自己简直活不下去；相反，做坏事、做不道德的事，则风险很低，甚至根本没有风险。不仅学术论文的写作是这样，其他领域也无不如此。本人坐出租车的一个深切体会就是：谁违规谁走得快，谁不违规谁就得没完没了地等着，被一辆接一辆的车子从前面插进去。今天中国社会最可怕的不是人们缺乏分辨是非好坏的能力，而是人们的生活环境让他很难遵纪守法，很难不做错事（更不要说做好事了，这点想想《离开雷锋的日子》就知道）。
在这样一个社会，就出现了一个怪现象：比坏。大家不是比着看谁比谁更好，有没有比我更好的，而是比着看谁比谁更坏，有没有比我更坏的。网上很多匿名帖子为学生论文抄袭辩护，其中最重要的一个理由就是：难道只是学生在抄袭吗？教授论文不也有大量抄袭的？为什么只拿学生说事？为人师表的老师还抄袭呢，学生怎么能不抄袭？再说了，我们这个社会各行各业不都在造假吗？食品，医疗器材，哪样不造假？为什么只是苛求学术界？在整个社会缺失诚信的情况下，要求学生或学术界谨守诚信，“出淤泥而不染”显然不现实。论文反反抄袭就是例证。
在这种比坏心理的基础上，不仅不会产生悔过、罪疚心理，相反还会产生冤屈和倒霉心理：与我一样坏或比我更坏的人不是大量存在而且逍遥法外、春风得意吗？为什么我这么倒霉？为什么只惩罚我一个人？我冤不冤啊？本人曾经写过一篇博文，讲赖昌星、赖昌图等罪犯在法庭上总是显得理直气壮，比法官、检察官还神气。我猜想原因之一是他们根本不觉得自己有罪，即使有罪也不是最大的罪。相反他们觉得自己冤，自己倒霉。
如果大家都这样比坏比下去，我们的社会，我们的道德只会越来越坏。良知根本不可能在比坏的过程中生长出来，只能在比坏的过程中坏死。要改变抄袭的现象，当然必须首先树立起诚信观念，培育诚信文化。这句话谁都能说，但做起来难。因为诚信文化离开了维护诚信的制度就成为一句空话。最好的社会是大家都有诚信，自觉地不作假；差一点的社会是有人想作假，但有完善的制度制约着他，让他不敢作假。要树立诚信观念，首先要建立维护诚信的制度环境。
文章来源: 凯迪 于 2011-11-14 20:54:51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发展取得了惊人的成就，也面临空前的危机。我们的经济发展迅速，GDP连续几十年以百分之十左右的速度增长，目前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我们的国家每天都在发生巨大的变化，无论走到哪里，我们都可以看到到处是新大楼、新马路、新街道，物质繁荣，商品琳琅满目。老百姓的生活水平明显提高了。
但与此同时，我们也陷入了经济、政治、文化各方面的危机，我们的生态环境遭到了巨大破坏，大片耕地不见了，大量的河流和池塘消失了，空气中充斥着有毒气体，土地也被大面积污染。我们的政治生态也出现了严重问题，权贵资本主义，权钱交易，贪污腐败，践踏人权，群体性事件频发；我们的道德文化也陷入了空前危机，消费主义和享乐主义作为绝对强势的生活态度几乎控制了所有人的精神生活，政治参与热情锐减。几乎人人都对现实不满，都知道制度的缺陷，都在骂贪官污吏、权钱交易、社会不公、两极分化……但是没有人试图改善这个制度，而是一有机会就想方设法利用制度的缺憾、巴结政府官员，抓住制度的弊端为自己谋私利。
总之，我们的经济奇迹建立在巨大的危机之上，这种危机我把它归结为三个坏死：自然的坏死，道德的坏死，制度的坏死。这三者加在一起就是：我们生活的“世界”在坏死。“世界”包含自然，首先是地球，但又不只是自然和地球。或者说，它不是自然意义上的地球，它是自然与人工制品——包括文化和制度——联系在一起、融合在一起、交织在一起、彼此依存的人类生存环境，“世界”的三个基本维度分别是自然、文化和制度。珍爱这个世界是我们人类得以存活的基本条件，毁坏这个世界则意味着自杀。
我的“盛世”危言是：这个世界正在坏死，人类在杀死地球和自然的同时正在自杀。当今世界的四大坏死：
1、自然的坏死。我们的发展模式付出了高昂的环境代价。我们是地球的儿子，但是我们的大地母亲因为我们的贪得无厌、我们的疯狂榨取而不堪重负、伤痕累累、奄奄一息。我们都知道，地球资源十分有限，随着人口的一再增长和现代化的步步推进，资源紧张状况一直在进一步加剧，大地母亲已经不堪重负。但是我们，地球的不孝之子，却依然在疯狂开掘。长此以往，人类将很快由资源危机陷入资源枯竭，面临灭顶之灾。这绝非危言耸听，而是不断见诸媒体的事实，自然环境的破坏造成的后果我们每个人都有切身体会：空气污染，水污染，食品污染，极端天气频发，每年不是旱灾就是洪涝灾害。臭氧层的破坏造成了气球气温上升，北极冰川融化，海平面上升，有人预言世界上有十个城市要消失，包括威尼斯。为了赚取所谓的外汇，我们大量砍伐森林，制作成一次性的方便筷和集装箱；为了谋求所谓的政绩，在高楼林立的地方，耕地大片大片丧失；在家庭工业、乡镇企业飞速发展的地方，空气中充满了各种有毒气体。……
2、人权在坏死
我们的发展模式付出了高昂的人权代价。中国的发展模式由于没有一个法制的环境，不能保障工人和农民的人权，因此，为了谋求发展而践踏人权的事件时有发生。在和西方国家的竞争中，我们因为漠视或者蔑视员工的人权而大大地节约了劳动力成本，黑砖窑，童工，频繁的矿难。我们的工资是提高了，但是我们的身体垮掉了，我们是收入很多部分是来自我们的超时加班。
有这样一份富士康员工的工资单：“时间：2009年11月。底薪900元；正常工作21.75天，平均加班60.50小时，报酬469元；周六日加班75小时，报酬776元。工资总额2149.50元”。这名员工当月收入的60%靠超时加工挣得，总计136小时的加班，比劳动法规定的最高加班时间多出100个小时”。
这是一条以外向型为主导的劳动密集型的“世界工厂”的发展之路，由于跨国公司控制着产业链条的关键环节，打工者能赚取的就只是人力成本差，加上没有民主法制的保护，于是导致了用员工超时、超量、超强度的加班劳动，追求利润的发展模式，这样的“低人权”的发展，正是典型的“中国发展模式”。有些地方的黑工厂还严格规定了员工的上厕所次数和时间。这些年，包括2010年，总有些学者在那里高谈“中国模式”，用经济高速发展的辉煌数字来掩盖背后低人权的血腥。富士康大跳楼事件，正是一个警醒，一个当头棒喝。
3、我们的制度在坏死
作为人工制品的制度，也是我们居住的“世界”的一部分，我们不仅生活在地球上，也生活在制度中。制约人类行为的最重要因素就是制度，因此，地球的坏死、人权的坏死等等，实际上都缘于制度的坏死。制度坏死的标志一方面是我们的制度缺少对权力的制衡，造成了诸多制度性的腐败，制度性的社会不公，造成了权贵资本主义，权贵市场经济，是众所周知的制度缺憾及其导致的种种现象（比如贪官越抓越多，权钱交易越来越猖獗，不受限制的权力导致越来越严重的腐败，等等）。我们中国面临的很多问题，贪污腐败，权钱交易等，都不是市场经济或者资本主义的结果，而是权贵市场经济、权贵资本主义的结果。权贵资本主义的特点是：原社会主义计划体制及其意识形态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以及消费主义意识形态的深度结合，因此也可以称之为“后社会主义”“后极权”“后革命”。
制度坏死的另一方面是人们对正在坏死的制度所持的犬儒态度：不是改善、疗救它，而是争先恐后地利用它的漏洞、它的缺憾来中饱私囊，满足自己的贪欲，从而加速它的坏死。很多人都认为自己是不良制度的牺牲品，但是却很少意识到自己的投机和犬儒态度极大地维持和强化了坏制度的生命力。一个失去了合法性的政权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依靠大家的犬儒主义生活态度而活着的，这将使自己的子孙继续成为坏死的制度的牺牲品。崔永元微博写到：“我们恨贪官，又拼命报考公务员；我们骂垄断，又削减脑袋往高薪单位钻；我们讥讽不正之风，自己办事却忙找关系。总之，我们愤怒，不是因为觉得不公平，而是觉得自己处在不公平中的不利位置，我们不是想消灭这种不公平，而是想让自己处在不公平中的有利位置。”
4、我们的道德和文化正在坏死
我们的大众文化在歌颂赤裸裸的暴力，在热衷于教导人们如何玩弄阴谋和权术；我们的学术明星有些在鼓吹“阿Q精神”（要适应不合理的现实而不是力图改变它），有些在带领辛辛学子诵经下跪，公然否定“五四”启蒙精神。我们的人际关系空前恶化，信任危机空前严重。但是，文化与道德坏死的最显著标志还不只是这些，而是眼看着自己的生存世界一天天坏死，大多数人不是努力去疗救它、修复它，而是积极地、甚至迫不及待地参与到对它的毁坏之中，生怕晚了一步就再也没有机会了，这种犬儒主义、虚无主义和得过且过的态度，比世界的坏死更加可怕。
我们很多人不是不明是非而犯错，而是明知其错而有意为之。最近有消息称：现在社会上流行一种反反抄袭软件，是专门为了现在大学使用的反抄袭软件的。为了打击论文抄袭，现在各个高校正在全面实施一种叫做“机审”的论文质量检测，也就是用一个专门审查论文是否存心抄袭的反抄袭软件来检测学生论文。该软件的真正名字为“学位论文学术不端行为检测系统”，它通过数据库对比，来判定一篇论文是否有抄袭行为。令人哭笑不得的是，学校用反抄袭软件来检测学生论文是否抄袭，商家则退出了“反反抄袭软件”来进行对应。这个软件是专门原来对付“机审”的，其数据库比反抄袭软件更加全面，操作更加简易，短短十分钟，便能够检测出一篇论文中和数据库雷同的部分，用红字标出，并且给出修改建议。此外，商家还为付费者提供修改论文的注意事项和修改办法，比如把文字改为图表，改动语法、句式等。该服务价格便宜，学生只要花一两百元，就能通过该软件逃过论文检测系统顺利过关。据报道，仅淘宝网上提供“论文检测”服务的商家就有1600多家。真所谓“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我相信任何一个大学生、研究生都不可能没有基本的分辨是非对错的能力，他们不可能不知道抄袭是不应该的甚至是可耻的。但他们仍然选择了抄袭，选择了非和恶，而不是是和善。这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最大悲剧：不是因为不能分辨是非、对错、好坏而为非、犯错、作恶，而是在具备这种辨别能力的情况下仍然选择作恶和犯错，明知其错而犯之，明知其恶而作之，明知其非而为之。这种犬儒主义和投机活动的大面积泛滥，是对道德的巨大腐蚀。
我不相信性恶论。我相信根本的问题是我们这个社会存在鼓励抄袭的土壤，鼓励作恶的环境，一个劣币追逐良币的环境。在这样的环境中，一个人如果遵纪守法，用自己的行动去实施合乎道德的行为，会发现自己和环境、和周围的人群、和体制格格不入，发现自己总是吃亏，总是被嘲笑被冷落，甚至发现自己简直活不下去；相反，做坏事、做不道德的事，则风险很低，甚至根本没有风险。不仅学术论文的写作是这样，其他领域也无不如此。本人坐出租车的一个深切体会就是：谁违规谁走得快，谁不违规谁就得没完没了地等着，被一辆接一辆的车子从前面插进去。今天中国社会最可怕的不是人们缺乏分辨是非好坏的能力，而是人们的生活环境让他很难遵纪守法，很难不做错事（更不要说做好事了，这点想想《离开雷锋的日子》就知道）。
在这样一个社会，就出现了一个怪现象：比坏。大家不是比着看谁比谁更好，有没有比我更好的，而是比着看谁比谁更坏，有没有比我更坏的。网上很多匿名帖子为学生论文抄袭辩护，其中最重要的一个理由就是：难道只是学生在抄袭吗？教授论文不也有大量抄袭的？为什么只拿学生说事？为人师表的老师还抄袭呢，学生怎么能不抄袭？再说了，我们这个社会各行各业不都在造假吗？食品，医疗器材，哪样不造假？为什么只是苛求学术界？在整个社会缺失诚信的情况下，要求学生或学术界谨守诚信，“出淤泥而不染”显然不现实。论文反反抄袭就是例证。
在这种比坏心理的基础上，不仅不会产生悔过、罪疚心理，相反还会产生冤屈和倒霉心理：与我一样坏或比我更坏的人不是大量存在而且逍遥法外、春风得意吗？为什么我这么倒霉？为什么只惩罚我一个人？我冤不冤啊？本人曾经写过一篇博文，讲赖昌星、赖昌图等罪犯在法庭上总是显得理直气壮，比法官、检察官还神气。我猜想原因之一是他们根本不觉得自己有罪，即使有罪也不是最大的罪。相反他们觉得自己冤，自己倒霉。
如果大家都这样比坏比下去，我们的社会，我们的道德只会越来越坏。良知根本不可能在比坏的过程中生长出来，只能在比坏的过程中坏死。要改变抄袭的现象，当然必须首先树立起诚信观念，培育诚信文化。这句话谁都能说，但做起来难。因为诚信文化离开了维护诚信的制度就成为一句空话。最好的社会是大家都有诚信，自觉地不作假；差一点的社会是有人想作假，但有完善的制度制约着他，让他不敢作假。要树立诚信观念，首先要建立维护诚信的制度环境。
Saturday, November 12, 2011
Hybrid Chinese Poem
十年生死两茫茫，
不思量，
Forever young，
千里孤坟，
Everything's gone。
纵使相逢应不识，
尘满面，
Hair's long。
昨夜幽梦忽还乡，
小轩窗，
Sing sad song，
相顾无言，
Only tears down。
料得年年断肠处，
明月夜，
Must hold on。
不思量，
Forever young，
千里孤坟，
Everything's gone。
纵使相逢应不识，
尘满面，
Hair's long。
昨夜幽梦忽还乡，
小轩窗，
Sing sad song，
相顾无言，
Only tears down。
料得年年断肠处，
明月夜，
Must hold on。
Friday, July 08, 2011
美国只有两样东西比中国贵 看完后很无语
余晓平
最近中国一直在热传美国的物价低于中国，特别是生活必需品方面，甚至换算成同一种货币都低于中国。从整体情况来看，美国人各项消费的支出所占收入的比例要远远低于中国人。有人提出来疑问说，那美国人收入那么高，消费那么低，钱都到哪里去了呢?我过去曾经介绍过，除了供房这种投资行为以外(只有租房是消费行为)，大部分钱流向保险费，实际上这更是一个奢侈的消费项目，保险买得多，生活的保障就多，对于穷人来讲，只有政府给予的低保，而富人每年有巨额的保险支出。关键在于美国保险项目的性价比要远远高于中国，因此说，对于一个普通百姓来说，在美国生存要比在中国舒服得多。
如果考虑到支出占收入的比例，同时考虑到性价比，那么据我观察，美国只有两样东西要比中国贵，一个是知识产权，一个是人工。对比两个国家的物价其实意义不大，因为那是别人的国家，没有道理让中国人自由地去居住，就像你们家的床不能让我睡一样。但分析别人为什么价格便宜很重要，这样有利于把自己的价格降下来。我觉得是资源配置问题，市场自由化促使价格能够精确迅速地把资源配置到最优的地方，这样整个社会就大幅减少浪费。我们选出来两项在美国比中国贵的地方来分析，西方发达国家如何来配置资源。
首先是知识产权。美国的生产效率为何高?内需为何那么大?国家为何那么富有?完全和这个民族的创造力有关系。这个创造力不但体现在物质生产上面，同时在精神文化，娱乐消遣等所有的方面都能够淋漓尽致地体现出来，那么这个社会就高效产出，同时又有强大的内需消耗，加上资源配置最优化，这是所有西方国家走向发达的关键。如果到现在为止还有很多人竟然觉得美国的发达是靠掠夺而来，那么你受穷显然是必然的，因为你没抓住关键问题。
那么如何使自己的国家充满创造力?唯一的办法就是需要保护所有创造出来的东西，那就是保护知识产权。这是一个连国家制度都在山寨西方的中国所不能想象和理解的，在美国一张新计算机游戏光碟要卖到四五十美元，《阿凡达》的光盘甚至不能在电影上映期间发售，过去中国盗版市场几乎与美国正版同步，只卖到5元人民币，现在更简单了，从网上下载是一分钱都不用花。
五十美元减去五元人民币(制作成本)几乎等于这东西的知识产权，试想你如果是一个研发团队里面的成员，辛辛苦苦干了一年，盗版就等于把你的劳动偷走了，你还干这种创造性工作吗?人家《阿凡达》拍了十年时间呢。这就像你种了一年的地，秋收的时候一夜之间被小偷给偷走了一样，那你还种地吗?关键是没人种地，粮食从何而来?没有人发明创造，人类怎么前进?所以美国人恨死中国的盗版，骂中国人是小偷，中国人还振振有词地反骂美国是强盗。你偷我的东西我该不该抢回来?不是我帮美国人说话，我是以偷东西为耻。
下面要说到人工费了，这是唯一一项对短期游客不利的地方，因为大部分能带走的有知识产权的东西在中国都有盗版，你不买就没有什么不利的地方，而人工费用高却体现在停留美国的任何时候。那么人工费为什么会高，其中的意义在哪里?这项费用其实主要是针对美国居民的，人工费用高会不会对生活在美国的居民造成生活上的影响。
其实人工费用高是一个双向的标准，因为你在享受别人的人工时，同时你也可以是一个人工劳力的出卖者，劳动力是一个除残障人士以外每个人都能拥有的东西。这是一种奖励人们勤奋，促使社会资源最优分配的方法。我们下面举例说明人工费高的结果如何降低社会的浪费。
假如你在超市买一个简陋的吊灯，价格可能也就是五十美元左右，同样是你自己不会安装的情况下，在中国你只要花20块人民币找个人来安装，而在美国上门安装费至少在30美元。那就会逼着你自己动手安装。在美国的这些上门安装的都是持牌电工，他们主要是应对电路改造，如果上门安装电灯这种事假如不动电路，属于极其简单的劳动，价格低了你就会滥用。那么我们就可以看出来这件小事促进了两个问题，一个是简单劳动尽量用最节俭的办法来解决，那就是自己看一下说明书，自己动手安装。还有一个就是中国人也在逐步与国际接轨的——行业标准问题。
为什么美国DIY那么盛行，表面上看是像安灯一样，找个节俭的办法，其实不仅如此，而是因为行业标准非常统一。所有的接口，所有的配件都由于行业标准而能够轻易地拼凑起来，这才是节约社会资源的一个重要环节。大部分人的眼光只停留在接口标准上，其实远不仅如此，很多标准在建房的时候就开始考虑了。大部分人家里的天花板上都有预留埋线，不用的时候会用塑料片盖上，接口以外的部分都是标准接线。自己能够安装是因为本来就有线埋在那里，这就牵扯到建筑行业标准问题。
人工费贵非常有利于穷人，更加促进一个没有本事的人变得有本事。比如说扫院子剪草，这个工作简单吧，人工费相对算是最低的，穷人院子自己扫，就没有这项支出。而富人院子特别大，只能让别人来剪。如果你什么都不会，这种门槛低的劳动由于人工费基点高，所以比在家闲着好，那么你就会找时间去干这种工作。干这种事的时候发现如果要是学会修剪树枝，可能会挣得更多一点，如果再深入学习园艺技术，那工资可就快和刚毕业的大学生媲美了。我一个朋友家里的一个院子不大，但是修剪得像苏州园林那样，园丁每周来一次维护，猜猜他要为此支付多少钱?每月一千多美元，你就可想这园丁每月挣多少钱吧。
因此劳动力市场的价格从简单劳动的高起价，到复杂劳动的价格升级，把一个原本没有什么能耐的人诱引得走入劳动市场。特别美国是一个高福利国家，如果劳力价格太低会导致人们宁愿在家里领救济金。那么有人说那我干脆到美国去当园丁，或是帮人安电灯。这又与市场有关系，由于人工费贵，人们都宁愿自己干，所以市场就变小。。。。。。就这样，价格给市场一个精确及时的信号，以利于资源迅速配置，这里资源的概念包括了人的劳力资源。在这个劳动力能够卖出好价钱的地方要是还挣不到钱，那可真的就是个人的问题了。
Wednesday, July 06, 2011
昔日维稳副市长为被奸女儿举家上访成“不稳定因素”
| 昔日维稳副市长为被奸女儿举家上访成“不稳定因素” 凤凰周刊 田万昌无论如何想不到，自己有一天会成为所谓的“不稳定因素”。 作为贵州省六盘水市前副市长、政协副主席，田主抓六盘水市公检法工作多年，维稳曾是其日常工作的重要内容。但是，由于两年前女儿田小龙被强奸一案迟迟得不到解决，田万昌最终不得不带妻女进京上访，成为六盘水维稳官员眼中的“不稳定因素”。 变故始自2009年1月8日。田万昌的女儿田小龙称，当天她在贵阳被人强奸，施暴人为贵州省政协常委、青利集团董事长周世立。在收集到足够充分的证据后，田小龙向当地警局报案，但立案后至今调查无果。 田万昌的妻子在地方国安系统工作多年。两年来，夫妇二人多次陪女儿进京上访。出于身份考虑，田万昌在上访时面戴口罩，尽量避免直接露面，只从“技术层面”指点女儿，并与女儿保持一定距离。 周世立掌舵的贵州青利集团成立于1999年，名下有煤矿、磷矿、物流等八家企业，拥有的矿石资源超过四亿吨。或许是由于对方的活动能力太强，田万昌的举家上访并没有取得预期结果。 2011年6月，田小龙接受《凤凰周刊》记者采访，她出具的录音文件显示，周曾多次向当地政要打牌行贿，涉及贵州多位在任或已落马高官。 当事人恐吓：如果报案就公开视频 田小龙与周世立的初次接触，可以追溯到2008年的圣诞夜，正在北京中戏预科班读书的田小龙与同学一起到工体的CK迪吧庆祝。晚上11时左右，田离开时第一次遇到周世立。周当时已有家室孩子，自称只有30多岁，是影视公司老板，并递上名片，以找女孩拍电影为名开始与田小龙交谈。事后回想，田认为这是预谋的开始。 周很快了解到，田父是贵州省六盘水市前副市长。田也第一次从周口中听到时任贵州政协主席黄瑶的名字，“周自称是黄瑶的干儿子。而黄瑶和我爸爸又是同班同学，所以我对他有了亲切感。”田小龙说。 那时候，黄瑶还是贵州省政协主席，但两年后，他即因收受财物954万元被判处死缓。周和田刚认识时，周还当着田小龙的面与六盘水市一位副市长通电话，而这位副市长也是田小龙从小就很熟悉的一位叔叔。由此，田很快建立起对周的信任。 随后，周多次要求田小龙能介绍认识其父母，欲借其帮助在六盘水市开矿，并允诺让田父在其六盘水分公司做名誉董事长。田小龙对此相当抵触，她被父母教导多年，不可与任何生意人接触，也不能帮人应允任何事。 周告诉田：“你只需告诉父母我特别照顾你，让我见你父母一面即可。” 2009年1月，田小龙回贵阳参加中戏贵州省联考，田母也从六盘水赶到贵阳陪考。1月6日晚，在见过周世立一面后，田母告诉田小龙：周绝不是自称的三十多岁，以后不能与其有任何联系，“一个电话也不能打。”田小龙从小被母亲“严密监控”，男女同学都不愿与田小龙交往，“搞得我从小到大没朋友。”遭到母亲的训斥后，仍显叛逆的田小龙反而觉得，周世立应该不是坏人。 田小龙随即将母亲的忠告转述给周世立。1月8日，结束考试的田小龙准备从贵阳返京，其母也于当天返回六盘水。据田小龙说，就在“那天上午，在贵阳铭都大酒店，周世立将我强奸”。 案发后，田小龙在房间里遭到周世立的打骂，周要求她到卫生间冲洗身体。田当时不知所措，她记得自己曾在《知音》杂志上看过：出这种事后绝对不能洗澡，以保留作案痕迹。田小龙多年看《知音》杂志，因为田母曾告诉她：《知音》杂志所写均为真事，多看看就不会在社会上吃亏。田小龙万万想不到，自己有一天会从《知音》杂志各种离奇故事中获取经验并保护自己。 被打骂多时后，田还是听从了周逼其冲洗身体的要求。但她小心保留了自己的衣物，并买下床单放入自己背包，“床单已被周洗过，不过痕迹没完全洗掉。”田小龙说，“周还恐吓说自己拍了视频，如果报案就将视频公开。” 恰在此时，田母打电话到酒店，问为何还没走，田说自己很快走。这时，被吓懵的田小龙已经从极度慌乱中逐渐恢复了理智，她告诫自己：一定要冷静，然后报仇。 “我买床单只是为了纪念，绝对不会告你。”为了让周放心，田不得不撒谎保平安。“不稳住他，什么事都可能发生。”田小龙对《凤凰周刊》记者说，“我不能把他逼急了。我在杂志上看到很多奸杀案都是把坏人逼急了，受害人才被杀掉。” 时隔五个月，报案后的田小龙将几近发霉的衣物和床单送交警方做DNA生物鉴定。在田家通过种种渠道的不断施压和敦促下，其鉴定结果在2009年年底终于出来：与周世立的DNA比对完全吻合。 本刊记者就此向周世立电话求证。周回答说，这些痕迹只说明我们有过性关系，但不说明我强奸了田。 周也承认，自己洗过酒店的床单。但对于其他案发细节，他不愿多谈。 省信访局坦言：最好的选择是私了 田小龙的父母很快知悉女儿受到了侮辱和性侵害，但是否报案，他们初期的分歧较大。田万昌坚持要告倒周世立；田母则认为此事很“丢人”，不愿张扬；田小龙则有自己的想法——先尽量多收集证据。 鉴于周世立的省政协常委身份及其广泛的人脉关系，为了避免打草惊蛇，田小龙有意绕过贵州妇联。她曾在云南居住多年，先打电话向云南省妇联求助。根据云南妇联的建议，田购买了录音笔，开始有意与周多次接触并录音。 田小龙录音显示，周与贵州地方多名高官关系颇深，他曾向多位在任高官打牌行贿，并当着田小龙的面对其中某官员破口大骂，斥其“狮子大张口”。在其中一段录音中，周世立称，自己和黄瑶、王某、李某等人打麻将都是在家里打，“输钱给李某，都是每次十几万。” 《凤凰周刊》记者电话向周世立求证其与黄瑶的关系时，周回应说，黄瑶已落马两年，该抓的人都被抓了，但自己却没事，“这足以证明我是清白的。” 由于连续五个月被威胁“要公开裸体视频”，田小龙忍无可忍。2009年6月13日，她觉得自己已拿到足够的证据，但此时的田母仍不愿意女儿将家丑公开。田小龙不得已找到在贵州省国安厅工作的一位阿姨，在她陪同下到贵阳中华北路派出所报案。 田小龙记得报案那天是周末，派出所只有一位值班警察。这位警察看完报案材料后，觉得“周世立太可恨”，甚至怀疑周是否真是政协常委。当天，田小龙控周世立强奸案被立案侦查。 但此后不久，这位值班警察就开始有意回避田家，案件侦查也进展缓慢。田小龙称：“他们对立案肯定后悔得不得了。”为防被恶意撤案，在六盘水市国安部门工作多年的田母称：“谁敢撤案，自己立刻穿警服去上访。”在田小龙父母的坚持下，案件在重重阻力下艰难进行。而田小龙的父母无疑面临巨大压力，贵州省和六盘水市多位官员都曾出面做工作，劝他们“不要影响贵州形象”。 报案后，田小龙身边的亲戚朋友开始受到威胁。她告诉记者，周曾冲到贵州省国安厅，找到陪田小龙报案的那位阿姨，劈头一顿臭骂，并质问：“你凭什么敢带她去报案？！” 多位与田见过面的初高中同学也被警告，甚至包括田多年没见过面的初中同学。一位帮田小龙发帖求助的同学称，他们“刚开始要求我统统删掉，并且说站在他们那边就给我多少多少钱。到后面就恐吓说，如果再发，就叫警察来抓”。田在北京中戏预科班的同学也证实，曾有一些人到学校砸教室门，“要找田小龙。” 此外，警方对此案的侦理并不积极。田曾将周世立威胁她的短信交给贵阳公安机关，但公安机关不愿接收，称“不知道怎么接”。在田后来多次赴京上访后，田被周威胁的这些短信以及她的同学受到威胁的证言，才作为涉案证据被公安机关接收。 2010年7月，已上访将近一年的田小龙精神极度疲惫，情绪激动的她多次声称要在北京自杀。“无奈之下”，六盘水市信访部门两位官员决定陪田与田母到贵州省委办公厅，希望能了解案件进展。 贵州省委一位负责信访的官员接待了他们。但他只收取了上访材料，并未接收周涉嫌行贿的录音。这位官员坦言，最好不要告周行贿之事，周能量很大，否则田可能会很危险，“最好的选择是跟周私了。” 田小龙称，这位官员在好心劝告时，并不知道受害者和她的母亲就站在面前。待知道这一细节后，他顿时瞠目结舌。 戴口罩上访，“不要影响贵州省形象” 看到案件侦查迟迟无果，田小龙在2009年夏天开始进京上访。为此，她错过了当年中戏预科班在北京的考试，学业陷于停滞。 这两年的上访经历，让田小龙开始真正接触社会，认识社会。她说：“之前我被父母保护得太好。以为只要一上访，问题立刻就会解决。” 第一次上访给田留下的印象深刻入骨。那天，她起床有点晚，9点多才来到国家信访局门口，看到前面人“乌泱泱”的一大片，顿时就傻眼了。一位好心的上访老大爷劝她：“姑娘，今天轮不上了，明天你得5点起床才行。” 第二天，田小龙7点多就赶到了国家信访局门口，排名第五。她以为接访人都是“像电视上演的那样”，会非常热情地接待自己，结果却是“冷冰冰的”。出生二十年来，这是田小龙生命中第一次遇到冷脸。 上访期间，田小龙还曾被贵州截访人带走，但接回贵州后并未被拘留或劳教。田小龙直接回家了。她猜测“这可能与我父母的身份有关系”。 与此同时，田的父母在贵州也没闲着，他们通过多方渠道反映情况。 田小龙的母亲在国安系统工作多年。贵州省国安厅相关负责人曾告诉田小龙，国安系统曾多次向省政府反映周世立问题，但省政府回复称“周不是共产党员，管不了。” 贵州省公安厅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工作人员透露，由于此前贵州还没出过官员子女上访的情况，贵州省委常委曾多次开会研究如何解决。而田小龙到国家信访局多次上访后，国家信访局也曾向贵州省信访局下了督办单。省信访局的答复是：只要涉及政协委员的案件均无法处理，可直接联系省政协。省政协则认为，此事应由省信访局处理。 皮球踢来踢去，案件解决无望。2010年1月，田万昌不得已走上前台，带着妻女一起进京上访。此前，六盘水市和贵州省官员曾一再劝阻，希望田万昌不要上访，“不要影响贵州省形象。” 出于身份考虑，上访期间，田万昌和妻子戴上口罩，在街上行走时也刻意与女儿保持距离。但他们多次上访，案情仍难见曙光。 知情人向本刊记者透露，此案已转至贵州省公安厅调查，谨慎考虑，所有相关证据将重新取验。田小龙对此不无担心：所做的DNA比对结果，是否会发生改变？ 在京上访期间，田小龙经常接到周世立的谩骂短信和来历不明的QQ威胁留言。与此同时，也有好心人通过网络发帖指引她如何保护自己并合法上访。一位山东的上访警察曾告诉田，出门不要带手机，“这样不容易被定位。” 田想过的最坏的打算，是父母一起摘掉口罩、公开身份并打出横幅上访，“这样问题可能会快点解决。” 事实上，由于田小龙的上访，田母的工作已受到影响。“全国的维稳工作，我妈妈现在不能参加。”田小龙说。田小龙的小姨供职六盘水市交通局，对于本刊记者的采访要求，她三缄其口不愿多谈。 与此同时，周世立仍在纠缠田小龙。他给田发短信说，自己也要到北京上访。这让田小龙觉得太荒谬，“他能告什么？难道告我强奸他？”周也曾多次打电话，称自己没有田想的那么坏，并要求田为其生孩子，称“处女生的孩子最好。而且你一旦跟别人在一起，就会把我的财运带走”。 “如果是一个好人，你为什么要强奸我？！”田小龙质问。 “你就会说这句话。”周世立说。 如今，与田小龙一起读中戏预科班的同学多已入学，田却一直不敢回学校，她很害怕周会到学校把她抓走。她的父亲田万昌去年做了换肾手术，恢复状况并不理想。为照顾他的健康，田小龙与母亲隐瞒了事件的后续进展，谎称案件已经解决，周世立已被绳之以法，女儿也正在大学顺利读书。 躺在病床上的田万昌以为“这件事算是结束了”。他不知道，女儿仍在北京上访，租住在不用登记身份证的二手出租屋里，每天提心吊担过日子，为了躲避骚扰和威胁，连生病都不敢挂号住院。(应被采访人要求，文中田小龙系化名) |
Sunday, July 03, 2011
美利坚！人类的希望！ - 4th July 2011
民主颂：献给美国独立纪念日
每年这一天，世界上每个善良而诚实的人都会感到喜悦和光荣；自从世界上诞生了这个新的国家之后，民主和科学才在自由的新世界里种下了根基。一百六十七年，每天每夜，从地球最黑暗的角落也可以望到自由神手里的火炬的光芒，──它使一切受难的人感到温暖，觉得这世界还有希望。
每年这一天，世界上每个善良而诚实的人都会感到喜悦和光荣；自从世界上诞生了这个新的国家之后，民主和科学才在自由的新世界里种下了根基。一百六十七年，每天每夜，从地球最黑暗的角落也可以望到自由神手里的火炬的光芒，──它使一切受难的人感到温暖，觉得这世界还有希望。
从年幼的时候起，我们就觉得美国是个特别可亲的国家。我们相信，这该不单因为她没有强占过中国的土地，她也没对中国发动过侵略性的战争；更基本地说，中国人对美国的好感，是发源于从美国国民性中发散出来的民主的风度，博大的心怀。
在中国，每个小学生都知道华盛顿的诚实，每个中学生都知道林肯的公正与怛恻，杰弗逊的博大与真诚。这些光辉的名字，在我们国土上已经是一切美德的象征。他们所代表的，也早已经不止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荣誉了。玛克吐温、惠特曼、爱玛生教育了我们这一代。是他们使年青的东方人知道了人的尊严，自由的宝贵；
也是他们，在我们没有民主传统的精神领域里，筑起了在今天使我们可以有效地抗拒了法西斯思想的长城。这一切以心传心的精神道德上的寄与，是不能用数字和价值来计算的。
在中国，每个小学生都知道华盛顿的诚实，每个中学生都知道林肯的公正与怛恻，杰弗逊的博大与真诚。这些光辉的名字，在我们国土上已经是一切美德的象征。他们所代表的，也早已经不止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荣誉了。玛克吐温、惠特曼、爱玛生教育了我们这一代。是他们使年青的东方人知道了人的尊严，自由的宝贵；
也是他们，在我们没有民主传统的精神领域里，筑起了在今天使我们可以有效地抗拒了法西斯思想的长城。这一切以心传心的精神道德上的寄与，是不能用数字和价值来计算的。
中国人感谢著“美麦”，感谢著“庚款”，感谢抗战以来的一切一切的寄赠与援助；但是，在这一切之前，之上，美国在民主政治上对落后的中国做了一个示范的先驱，教育了中国人学习华盛顿、学习林肯，学习杰弗逊，使我们懂得了建立一个民主自由的中国需要大胆、公正、诚实。……我们相信，这才是使中美两大民族不论在战时，在战后，一定能够永远地亲密合作的最基本的成因。
我们离得很远。百十年来，我们之间接触著的也还不过是我们两大民族间的极少数极特殊的一部。但，我们坚信，太平洋是不会阻隔我们人民与人民间的交谊的。在患难中，我们的心向往著西方。而在不远的将来，当我们同心协力，消灭了法西斯蒂的暴力之后，为著要在战争上建立了一个现代化的中国，在科学的领域里更有待
于盟邦的援助。在过去，民主润泽了我们的心；在今后，科学将会增长我们的力。让民主与科学成为结合中美两大民族的纽带，光荣将永远属于公正、诚实的民族与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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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名字，全世界所有的僭主听到都会惊慌。有一个名字，一切热爱自由的人民听到都要赞扬。有一个名字，躲在 阴暗中谋杀百姓的歹徒对她咬牙切齿。有一个名字，阳光下渴望和平的人们对她寄予厚望。是她一次又一次的把世界从恶魔手中拯救，是她一次又一次的给予恐惧中的人类希望。
是谁挡住了纳粹的铁蹄？是谁支援了远东的战场？是谁把集中营解放？是谁迫 使日寇投降？是谁将那隔开同胞的高墙推倒？是谁击毙了伊阿独裁流氓？她高举着火炬，在黑暗中指引我们方向！她宣言的真理，时时回响在我们耳旁！虚伪者越是污蔑她虚伪，正直者越是坚定对她的信仰！她的伟大我们一刻不忘！你问 我她长的什么模样？她是炙热通红的火焰，她是宽广蔚蓝的大海，她是纯洁耀眼的白光！你问我她的名？正告你！
美利坚！人类的希望！
Sunday, June 12, 2011
大吃一惊 原来万恶的旧社会这么好
——民国时期的工人生活水平位居世界前列
作者﹕驭剑长空啸九州
民国时期的工人工资比今天高多了
南昌起义前后，老百姓究竟苦到什么程度？刚好我手边有几本书，其中两本是中共早期革命家的回忆录，一位是张金保，另一位是包惠僧，通过他们的所见所闻，可看出当时的生活状况并不是我们所想像的那样水深火热。
武汉的纺织女工一月30多块大洋
这 两本回忆录对大革命时代的记述，主要是工人运动，那我们便沿着他们的记述往下看吧：张金保曾经担任过第六届中央委员、中央妇委书记。上世纪20年代中期， 她从鄂城乡下来汉口第一纱厂做工，一个月后，“领到半个月的工资——7块大洋，另外半个月的工资被厂里当作押金扣下了。我拿着钱心里高兴极了，因为这意味 着我每个月可以挣14块钱，可以勉强糊口养家。”第二年，张金保一人看管两台织布机，月薪30多块钱。“这样，我的生活好些了，开始有了点积蓄。”
或 许是不能淡化“万恶的旧社会”，否则怎么要起来闹革命呢？所以张金保才这样说“14块钱，可以勉强糊口养家”。而在《银元时代生活史》中，作者陈存仁则毫 无顾忌地说自己在上海当见习医生时，每月薪资虽只8元，但袋中常有铿锵的银元撞击声，使他气概为之一壮，外表飘飘然，“第一个月，吃过用过，口袋中还剩下 5块钱。”与此同时，新成立的上海市公安局，巡警月薪10至13元，巡长16至18元。有趣的是，这种连纺织女工都不如的工资水平，居然比北洋军阀时期的 淞沪警察厅还要高1至2元钱。《银元时代生活史》一书也披露：上海卫生局的一名科长，月薪也不过30元。
你相信吗？一个纺纱女工的工资， 竟然高过巡长和科长！而在当时，物价低廉：据《上海解放前后物价资料汇编》和《上海工人运动史》披露：1927年在上海，二号梗米1石14元，面粉1包 3.30元，切面1斤0.07元，猪肉1斤0.28元，棉花1斤0.48元，煤炭1担0.14元，煤油1斤0.06元，肥皂1块0.05元，香烟1盒 0.036元，茶叶1斤0.23元，活鸡1斤0.37元，鲜蛋1个0.027元，豆油1斤0.19元，食盐1斤0.043元，白糖1斤0.096元，细布 1尺0.107元。原文中的“石”，应为两百斤；1包面粉，应为44斤。
《银元时代生活史》也有类似记载：20年代的上海，大米1担3 到4 个银元，老刀牌烟1包3个铜板，剃头8个铜板，绍兴酒1斤1角钱，臭豆腐干1个铜板买两块。拿了1块钱稿酬，请6、7个同学去吃茶，茶资8个铜板，生煎馒 头、蟹壳黄等各种小吃也才花去20多个铜板。《文化人的经济生活》一书则提到：1929年，每块银元兑换两三百个铜板，一两个铜板可以换一只鸡蛋。
其 他城市，大抵如此。30年代的北平，1银元可买6斤好猪肉，40个猪肉饺子、两碗小米粥、外加一盘白糖，两毛二分钱。在重庆，1936年，大米1斤2分 5，100斤两块5角钱。甘肃农村，抗战前7年，百斤小麦5至3元。汉口方面，1930年，每百斤麻油和鸡蛋的价格约为20元，每斤棉花和猪肉约为3角 钱，1斤鲤鱼不到5分钱，1斤煤油的零售价则长期保持在0.10～0.15元之间。
再看金价——汉口的价格是：1920年，每两38 元，1927年65元；上海可能便宜些：1920年，每两21元，1927年37元。至于地价和住房，除租界和商业区以外都不算昂贵。1928年，上海近 郊的高行、陈行、江湾和杨行的每亩地售价分别为150-100、100-60、1000-70、100-300元。1933年，汉口第六区的最低地价为 84元1亩，第七区的最低地价为90元1亩。
房租价格：上海的石库门一层楼，有电灯、自来水，月租10块钱；住客栈，每一铺位3角5至6 角；纱厂宿舍，月租2到5元不等，两层楼可住10人，自来水由厂方提供，有的还供电，带家眷者，两家分租一层，费用不过1元多；最好的宿舍，为砖瓦结构， 铺地板，长宽500立方尺，容积5000立方尺，有厨房、路灯和下水道，月租6至9元；此外，工人也可租地，结庐而住，半亩地年租金200元，21户人家 分摊，平均下来每户每月8毛钱，当然，环境极差。
又如在北京：“四合院，房租每月仅20圆左右；一间20平米的单身宿舍，月租金4-5圆……鲁迅所购买的西三条胡同21号四合院有好几间房屋和一个小花园，售价国币1,000圆。”
从 20年代中期一直到30年代末，全国物价大体平稳，因粮食丰收，部分农产品还有所下降。工业品方面，由于欧、美、日展开商品竞争，棉布和石油等洋货还降价 促销。如在汉口市场上，1934和1935年，100斤麻油分别只有17.90和14.50元，1斤猪肉分别只有0.29和0.198元，鸡蛋跌幅最大， 几乎跌了一半，而100斤大米也从1926年的7.55元跌倒1933年的4.66元，100斤煤球的零售价，1936年也从过去的1块钱跌到8毛钱左 右。如此同时，地价也随之回落。抗战前，江苏镇海县亩产400斤的农田，售价从1928年的140元跌到70元，亩产300斤的农田则从100元跌到40 元。
包惠僧是湖北黄冈人，参与领导过二七大罢工。他在回忆录中写到：北洋军阀“用一套福利设施的办法笼络员司、麻痹工人，在交通部内设 有铁路员工福利委员会及职工教育委员会，在铁路上也组织了一个员工联谊会，福利机构遍布在各段各厂各站，大的车站，都设有扶轮学校，主办中小学教育，专收 员工子弟，一律免费，每年年终发双薪，季节发奖金，这些小恩小惠从局长员司到工匠为限，小工却沾不到边。”
“初提升的工匠，每月工资不过二十多元，工龄长、技术好的每月可得四、五十元……至于小工和临时工，那就苦极了，从八、九元到十一、二元不等，工作的时间除正规的十小时而外，还要给员司和师傅服役。”
“工匠的生活和工作时间与一般政府机关的中下级职员差不多，比人力车工人、码头工人、纺织工人高得多。小工的工作情况与生活情况就比较苦，他们的工作时间长，收入少，工作还没有保障。”
具体的福利制度，除免费的扶轮学校外，包惠僧没有多谈，但另一本《中国近代史通鉴》则透露了一些：在劳动组合书记部领导之下，京汉铁路的工人也取得一些胜利，如“每年有15天官假休息，一年有两身工作服，60岁退休，工资照发”。
综 合张金保和包惠僧的记述来看，大同小异，即20年代前期和中期，无论是铁路上还是纱厂，工资都不低；不同之处是，张金保没有谈到小工，包惠僧则多次提到。 然而，即使按小工最低工资8块钱，也完全吃得饱饭。在上海当见习医生的陈存仁，同样的月薪，吃了用了，还剩下5块钱呢。包惠僧自己也在书中提到，只要3个 银元，就可以在旅馆包吃包住1个月。
一个小工，年薪可以在汉口买1亩地！
再对比当时物价，你相信吗？一个“苦极了“的小工，年薪竟然可以在汉口买1亩地！至于那些“工作时间长”、“要给员司和师傅服役”的问题，自古皆有，这是小工、学徒入门后的传统陋习，如今仍未绝迹。
工 人的温饱生活，不是个别现象。20年代初期，开滦煤矿工人罢工，要求增加工资，最后劳资双方达成协议，日工资由原来的0.90元增至1.26元，即月薪从 27元涨到37元以上。即使是未涨工资前，矿工的薪水也大大超过警察。铁路工人、煤矿工人、纺织工人，都是人数较多、近代化程度较高的产业工人，他们的收 入状况，对于全国工人阶级而言应该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当然，张金宝是个例，尚不足以说明整个纺织行业。那么，我们再借鉴《青岛党史资料》 第二辑的两个数据：1925年，中国女工平均日工资0.45元；1928年，青岛纱厂女工日工资最高0.73元，最低0.18元，平均0.455元。这两 个数据完全吻合。而1929年，山东各省一等警察队巡长的工资是12元。另据1934年7月1日出版的《劳工月刊》载文指出：目前武汉一般工人的月工资平 均 15元。大多数是女工的第一、裕华、震寰三大纱厂，工人1.5万，工资平均20元。
我们再看看其他劳动阶层的收入水平：1926年 底，武汉国民政府在财政相当困难的情况下，筹措教育经费，将小学教师的月薪增至20个银元以上。1933年，湖北省立第一小学的月薪为39至56元；省立 第一、二、三中学的月薪多在60-80元之间，可买1两黄金。1935年，汉口的金价最高90元，最低76元，上海最高96元，最低77元。
说 完教师，再说店员。汉口过去有家悦昌新绸缎局，营业员工资最低10元，最高40元，一日三餐的伙食由店方提供，早上馒头、稀饭、油条，中午和晚上四菜一 汤，八人一桌，节假日加菜。每年还有两个月例假（学徒除外），下江籍的回家，报销车费。穿衣有津贴，每年多发一个月的本人工资。年终如有盈余，则按16股 分红，店东12股，经理1股，全体职工3股。
老武汉的叶开泰，待遇也不错：学徒三年期满后，月薪10个银元，第二年15个，第三年20 个，全体店员每月发“月费钱”，作为剃头、洗澡、洗衣的费用。每年带薪休假72天，如果没请假，则多发72天的薪水。端午、中秋有奖金，到年终再以各人薪 水为基数进行分红，一般年景，1元薪水可分红4到5毛钱。药店还有基金会，分期存入4个月薪水，切药老师傅吴硕卿告老回乡时，取回本息500多元。
如 果大家对这些资料心存疑虑，那么，就请看看毛泽东的名作《寻乌调查》：杂货店“学徒三年出师后，照规矩要帮老板做一年。他在这一年的开头，就把他在学徒时 期穿的那些破旧衣服不要了，通通换过新的，因为他现在有了些钱用……如果回家去讨老婆呢，那老板除送他十多块的盘费外(他家在远乡的)，还要送他十元以上 的礼物，像京果呀，海味呀等等，使他回家好做酒席。他不讨老婆而只是回家去看看父母呢，如果他是远乡人，就以“盘费”的名义送给他一些钱，盘费数目少也要 拿十多元，多的到二十四、五元。如果是近边人，那末径直送他十几块到二十几块钱。帮做一年之后，正式有了薪俸，头一年四、五十元，第二年五十多元至六十 元。……忠实可靠而又精明能干的先生，老板把生意完全交给他做……赚了钱分红利给先生，赚得多分三成，赚得少两成，再少也要分一成。”
当然，对于这种和谐的劳资关系，一向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毛泽东抨击道：“他们阶级关系原来是那样的模糊”。
寻 乌，太偏远了，位于闽粤赣边境的深山里，我们还是以大城市作例证吧。到1933年，上海工人的月工资一般为20元，双职工家庭年收入为400元以上。技术 工人、小学教师、医护人员等家庭的月收入超过50元，达到小康水平；中级职员、工程师、中学教员、医生、记者、作家、律师和一般演员的家庭，月收入一、二 百元以上，则进入中产阶层。
再想想当今大陆之现状……
作者﹕驭剑长空啸九州
民国时期的工人工资比今天高多了
南昌起义前后，老百姓究竟苦到什么程度？刚好我手边有几本书，其中两本是中共早期革命家的回忆录，一位是张金保，另一位是包惠僧，通过他们的所见所闻，可看出当时的生活状况并不是我们所想像的那样水深火热。
武汉的纺织女工一月30多块大洋
这 两本回忆录对大革命时代的记述，主要是工人运动，那我们便沿着他们的记述往下看吧：张金保曾经担任过第六届中央委员、中央妇委书记。上世纪20年代中期， 她从鄂城乡下来汉口第一纱厂做工，一个月后，“领到半个月的工资——7块大洋，另外半个月的工资被厂里当作押金扣下了。我拿着钱心里高兴极了，因为这意味 着我每个月可以挣14块钱，可以勉强糊口养家。”第二年，张金保一人看管两台织布机，月薪30多块钱。“这样，我的生活好些了，开始有了点积蓄。”
或 许是不能淡化“万恶的旧社会”，否则怎么要起来闹革命呢？所以张金保才这样说“14块钱，可以勉强糊口养家”。而在《银元时代生活史》中，作者陈存仁则毫 无顾忌地说自己在上海当见习医生时，每月薪资虽只8元，但袋中常有铿锵的银元撞击声，使他气概为之一壮，外表飘飘然，“第一个月，吃过用过，口袋中还剩下 5块钱。”与此同时，新成立的上海市公安局，巡警月薪10至13元，巡长16至18元。有趣的是，这种连纺织女工都不如的工资水平，居然比北洋军阀时期的 淞沪警察厅还要高1至2元钱。《银元时代生活史》一书也披露：上海卫生局的一名科长，月薪也不过30元。
你相信吗？一个纺纱女工的工资， 竟然高过巡长和科长！而在当时，物价低廉：据《上海解放前后物价资料汇编》和《上海工人运动史》披露：1927年在上海，二号梗米1石14元，面粉1包 3.30元，切面1斤0.07元，猪肉1斤0.28元，棉花1斤0.48元，煤炭1担0.14元，煤油1斤0.06元，肥皂1块0.05元，香烟1盒 0.036元，茶叶1斤0.23元，活鸡1斤0.37元，鲜蛋1个0.027元，豆油1斤0.19元，食盐1斤0.043元，白糖1斤0.096元，细布 1尺0.107元。原文中的“石”，应为两百斤；1包面粉，应为44斤。
《银元时代生活史》也有类似记载：20年代的上海，大米1担3 到4 个银元，老刀牌烟1包3个铜板，剃头8个铜板，绍兴酒1斤1角钱，臭豆腐干1个铜板买两块。拿了1块钱稿酬，请6、7个同学去吃茶，茶资8个铜板，生煎馒 头、蟹壳黄等各种小吃也才花去20多个铜板。《文化人的经济生活》一书则提到：1929年，每块银元兑换两三百个铜板，一两个铜板可以换一只鸡蛋。
其 他城市，大抵如此。30年代的北平，1银元可买6斤好猪肉，40个猪肉饺子、两碗小米粥、外加一盘白糖，两毛二分钱。在重庆，1936年，大米1斤2分 5，100斤两块5角钱。甘肃农村，抗战前7年，百斤小麦5至3元。汉口方面，1930年，每百斤麻油和鸡蛋的价格约为20元，每斤棉花和猪肉约为3角 钱，1斤鲤鱼不到5分钱，1斤煤油的零售价则长期保持在0.10～0.15元之间。
再看金价——汉口的价格是：1920年，每两38 元，1927年65元；上海可能便宜些：1920年，每两21元，1927年37元。至于地价和住房，除租界和商业区以外都不算昂贵。1928年，上海近 郊的高行、陈行、江湾和杨行的每亩地售价分别为150-100、100-60、1000-70、100-300元。1933年，汉口第六区的最低地价为 84元1亩，第七区的最低地价为90元1亩。
房租价格：上海的石库门一层楼，有电灯、自来水，月租10块钱；住客栈，每一铺位3角5至6 角；纱厂宿舍，月租2到5元不等，两层楼可住10人，自来水由厂方提供，有的还供电，带家眷者，两家分租一层，费用不过1元多；最好的宿舍，为砖瓦结构， 铺地板，长宽500立方尺，容积5000立方尺，有厨房、路灯和下水道，月租6至9元；此外，工人也可租地，结庐而住，半亩地年租金200元，21户人家 分摊，平均下来每户每月8毛钱，当然，环境极差。
又如在北京：“四合院，房租每月仅20圆左右；一间20平米的单身宿舍，月租金4-5圆……鲁迅所购买的西三条胡同21号四合院有好几间房屋和一个小花园，售价国币1,000圆。”
从 20年代中期一直到30年代末，全国物价大体平稳，因粮食丰收，部分农产品还有所下降。工业品方面，由于欧、美、日展开商品竞争，棉布和石油等洋货还降价 促销。如在汉口市场上，1934和1935年，100斤麻油分别只有17.90和14.50元，1斤猪肉分别只有0.29和0.198元，鸡蛋跌幅最大， 几乎跌了一半，而100斤大米也从1926年的7.55元跌倒1933年的4.66元，100斤煤球的零售价，1936年也从过去的1块钱跌到8毛钱左 右。如此同时，地价也随之回落。抗战前，江苏镇海县亩产400斤的农田，售价从1928年的140元跌到70元，亩产300斤的农田则从100元跌到40 元。
包惠僧是湖北黄冈人，参与领导过二七大罢工。他在回忆录中写到：北洋军阀“用一套福利设施的办法笼络员司、麻痹工人，在交通部内设 有铁路员工福利委员会及职工教育委员会，在铁路上也组织了一个员工联谊会，福利机构遍布在各段各厂各站，大的车站，都设有扶轮学校，主办中小学教育，专收 员工子弟，一律免费，每年年终发双薪，季节发奖金，这些小恩小惠从局长员司到工匠为限，小工却沾不到边。”
“初提升的工匠，每月工资不过二十多元，工龄长、技术好的每月可得四、五十元……至于小工和临时工，那就苦极了，从八、九元到十一、二元不等，工作的时间除正规的十小时而外，还要给员司和师傅服役。”
“工匠的生活和工作时间与一般政府机关的中下级职员差不多，比人力车工人、码头工人、纺织工人高得多。小工的工作情况与生活情况就比较苦，他们的工作时间长，收入少，工作还没有保障。”
具体的福利制度，除免费的扶轮学校外，包惠僧没有多谈，但另一本《中国近代史通鉴》则透露了一些：在劳动组合书记部领导之下，京汉铁路的工人也取得一些胜利，如“每年有15天官假休息，一年有两身工作服，60岁退休，工资照发”。
综 合张金保和包惠僧的记述来看，大同小异，即20年代前期和中期，无论是铁路上还是纱厂，工资都不低；不同之处是，张金保没有谈到小工，包惠僧则多次提到。 然而，即使按小工最低工资8块钱，也完全吃得饱饭。在上海当见习医生的陈存仁，同样的月薪，吃了用了，还剩下5块钱呢。包惠僧自己也在书中提到，只要3个 银元，就可以在旅馆包吃包住1个月。
一个小工，年薪可以在汉口买1亩地！
再对比当时物价，你相信吗？一个“苦极了“的小工，年薪竟然可以在汉口买1亩地！至于那些“工作时间长”、“要给员司和师傅服役”的问题，自古皆有，这是小工、学徒入门后的传统陋习，如今仍未绝迹。
工 人的温饱生活，不是个别现象。20年代初期，开滦煤矿工人罢工，要求增加工资，最后劳资双方达成协议，日工资由原来的0.90元增至1.26元，即月薪从 27元涨到37元以上。即使是未涨工资前，矿工的薪水也大大超过警察。铁路工人、煤矿工人、纺织工人，都是人数较多、近代化程度较高的产业工人，他们的收 入状况，对于全国工人阶级而言应该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当然，张金宝是个例，尚不足以说明整个纺织行业。那么，我们再借鉴《青岛党史资料》 第二辑的两个数据：1925年，中国女工平均日工资0.45元；1928年，青岛纱厂女工日工资最高0.73元，最低0.18元，平均0.455元。这两 个数据完全吻合。而1929年，山东各省一等警察队巡长的工资是12元。另据1934年7月1日出版的《劳工月刊》载文指出：目前武汉一般工人的月工资平 均 15元。大多数是女工的第一、裕华、震寰三大纱厂，工人1.5万，工资平均20元。
我们再看看其他劳动阶层的收入水平：1926年 底，武汉国民政府在财政相当困难的情况下，筹措教育经费，将小学教师的月薪增至20个银元以上。1933年，湖北省立第一小学的月薪为39至56元；省立 第一、二、三中学的月薪多在60-80元之间，可买1两黄金。1935年，汉口的金价最高90元，最低76元，上海最高96元，最低77元。
说 完教师，再说店员。汉口过去有家悦昌新绸缎局，营业员工资最低10元，最高40元，一日三餐的伙食由店方提供，早上馒头、稀饭、油条，中午和晚上四菜一 汤，八人一桌，节假日加菜。每年还有两个月例假（学徒除外），下江籍的回家，报销车费。穿衣有津贴，每年多发一个月的本人工资。年终如有盈余，则按16股 分红，店东12股，经理1股，全体职工3股。
老武汉的叶开泰，待遇也不错：学徒三年期满后，月薪10个银元，第二年15个，第三年20 个，全体店员每月发“月费钱”，作为剃头、洗澡、洗衣的费用。每年带薪休假72天，如果没请假，则多发72天的薪水。端午、中秋有奖金，到年终再以各人薪 水为基数进行分红，一般年景，1元薪水可分红4到5毛钱。药店还有基金会，分期存入4个月薪水，切药老师傅吴硕卿告老回乡时，取回本息500多元。
如 果大家对这些资料心存疑虑，那么，就请看看毛泽东的名作《寻乌调查》：杂货店“学徒三年出师后，照规矩要帮老板做一年。他在这一年的开头，就把他在学徒时 期穿的那些破旧衣服不要了，通通换过新的，因为他现在有了些钱用……如果回家去讨老婆呢，那老板除送他十多块的盘费外(他家在远乡的)，还要送他十元以上 的礼物，像京果呀，海味呀等等，使他回家好做酒席。他不讨老婆而只是回家去看看父母呢，如果他是远乡人，就以“盘费”的名义送给他一些钱，盘费数目少也要 拿十多元，多的到二十四、五元。如果是近边人，那末径直送他十几块到二十几块钱。帮做一年之后，正式有了薪俸，头一年四、五十元，第二年五十多元至六十 元。……忠实可靠而又精明能干的先生，老板把生意完全交给他做……赚了钱分红利给先生，赚得多分三成，赚得少两成，再少也要分一成。”
当然，对于这种和谐的劳资关系，一向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毛泽东抨击道：“他们阶级关系原来是那样的模糊”。
寻 乌，太偏远了，位于闽粤赣边境的深山里，我们还是以大城市作例证吧。到1933年，上海工人的月工资一般为20元，双职工家庭年收入为400元以上。技术 工人、小学教师、医护人员等家庭的月收入超过50元，达到小康水平；中级职员、工程师、中学教员、医生、记者、作家、律师和一般演员的家庭，月收入一、二 百元以上，则进入中产阶层。
再想想当今大陆之现状……
武汉“化学豆芽大师”是个文盲 奇迹中的奇迹
在全国严厉打击违法添加的高压势态下，武汉一些胆大的不法者仍在顶风上。日前，暗访员回头查看一家曾被曝光的豆芽作坊，违法添加毒害物依然十分严重。接《王浩峰聚焦》通报到现场查处的相关部门，被离奇的“化学豆芽作坊”震惊了：多瓶工业盐酸已用去了一大半，(老板说是用于化解ab粉的(ab粉除根增白剂))，并有大包装的工业漂白粉在开封使用中。
问老板上次使用无中文标识的白粉是什么粉。
老板回答，现在使用的白粉已有中文标识了，并将一大包使用过的白粉出示给大家看：竟然是对人体有毒害的连二亚硫酸钠(中文名：保险粉。不法者为何看好它?是因其价钱低漂白防腐效果明显)。现场目击者惊讶不已。
而此时，老板还理直气壮提高嗓门儿：“怎么的?这不仅可漂白，还可给豆芽杀毒”。是谁说的。老板回答：“师傅教的呀!看到别人都在这样用，我自己也跟着用”。令人目瞪口呆。
用过的“三无产品”增白剂/速长剂/除根剂/防腐剂等包装袋堆积如山，怪味刺鼻，豆芽作坊酷似一个“化学试验室”。
更让人惊叹的，在交锋过程中，老板对所有使用的白粉，几乎都说不上名字，原来这个“化学豆芽大师”竟是个不识字的文盲。
相关部门要查扣现场的药水豆芽及化学品，遭到老板的极力阻挠。老板说“亲眼看到别人都是这样泡种豆芽，为何只查我一家?”。
态度强硬的老板被移交给公安。老板被民警带走时，还自以为然，“喊冤叫屈”，好像自己是个名副其实的“化学豆芽大师”。
随后，现场约4000多斤药水豆芽被销毁。违法使用的化学物品查扣封存。
一个文盲，长期使用那么多对人体有威胁毒害的化学品泡种豆芽，“成长”为“化学豆芽大师”。从他的言行中，传递出他的“成材”，归功于师傅的“教导”。其实，他还要“感谢”给他环境/助他“发展”的关键人物-----深度昏迷难醒的监管部门的监管者们
Sunday, March 27, 2011
央视报道利比亚局势一味偏袒卡扎菲惹众怒
信源：法广中文网站
北京特约记者 周西
3月17号，联合国通过决议，在利比亚开辟禁飞区，当时中国并未使用否决权，而是投了弃权票。但自19号起，法英美开始空袭利 比亚军事目标，几天来给予卡扎菲重创之后，中国却突然改变态度，高调遣责联军的“军事行动”，要求停止攻击所谓的“平民”等等。对此，官方喉舌中央电视台 也跟着前后自相矛盾，大量报道种种虚假不实的战况新闻，引发中国网民的愤怒与不满。
在“猫眼看人”论坛，有网民揭露，CCTV又开始在公开造谣！同一场景的照片央视一会说是反对派鸣枪，一会又说是支持者鸣枪，几乎满篇都是颠倒是非，指鹿为马，主要目的就是要系统、全面地混淆国内民众的视听。
据 海外中文网站的综合报道，一方面，央视为了说明此次的联军轰炸造成平民伤亡，尤其是妇女和儿童伤亡，不惜采用移花接木的手段，把卡扎菲此前猛烈进攻班加西 造成的平民伤亡画面，硬说成是联军空袭的“战果”。为了避免穿帮，画面没有配音，但这段画面，其实是半岛电视台记者此前从班加西的某医院发出的。为了煽 情，其中小孩子的画面还反复出现了多次，这原本正好说明了卡扎菲的疯狂。
但可怜的国人，看了这段视频，还以为这都是联军造成的呢。
对 此，有网友跟帖说，除了利比亚国家电视台，至今还没有一家新闻机构找到过任何一名被联军空袭炸死的平民。为此，半岛电视台记者跑遍了的黎波里的医院都没有 能找到。而利比亚的网友也很聪明，他们看见国家电视台正在展示被联军炸死的平民时，便立即发推质疑说：“请告诉我们，为什么这些被炸死的人身上都是枪眼 呢？”
不过，央视派驻利比亚的前方记者邱永峥敢说真话的表现，还是让不少网友眼前一亮。当北京主持人水均益与其连线询问，联军轰炸是不是造 成了40几个平民的伤亡时，邱永峥答道，看到的都是些军用车被炸毁，还有几辆民用车，但情况比较复杂，政府军征用一些民用车并打扮成平民的样子。水均益又 问，老百姓是不是支持政府军？邱答道，采访到的平民都支持多国武装干预。也有主持人连线其他从利比亚回国的人员，问联军都轰炸了什么地方？答称，卡扎菲的 住地和军事基地。主持人又问，有没有伤到平民？答称，卡扎菲的住地周围全部是军营，只有很少的地方与民房挨着。如此实话实说，令北京央视演播室十分难堪， 主持人只好匆忙把电话挂断。对此，有网民点评说，这个战地记者，央视主持人怎么启发，都不会按照官方的旨意说，看样子是不想要饭碗了。
与此 同时，3月22号，中国外交部曾呼吁“要求各方停火”，似乎很关心利比亚平民的安危，但在此前卡扎菲从西部向东部反攻，一直打到起义军的大本营班加西时， 却未曾听到中方要求“立即停火”的任何声音。卡扎菲此前也曾宣布停火，但据路透社援引目击者报道，3月22日，政府军的坦克再次对米苏拉塔发动攻击，造成 不少平民的伤亡。此外，这座被反对派控制的城市，从一周前就被切断了生活必需品的供应，多少平民因此生存困难，可是却从未见到卡扎菲政府、或是中共表示过 些许关心。
那么，究竟如何评价此次多国联军的军事行动呢？网易甘肃省平凉市网友 “西北浪人”的留言说：几个彪形大汉殴打一个手无寸铁的小孩，美英法也做得出！民主不是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没有高度的集中，哪有为民的民主！对此，网易 山东省青岛市网友 “chenruizh669”则回应说：这个小孩欺负比自己更小的孩子，就需要彪形大汉来主持正义！而网民“深深的太平洋”也调侃称：CCTV的专家说， 美国打伊拉克，利比亚都是为了石油？按照这个理论，越战美国是为了香蕉，韩战美国是为了泡菜，封锁古巴是为了雪茄，而出兵阿富汗是为了抢山羊，打俄罗斯为 了伏特加，打德国是为了啤酒，打日本是为了饭团，要是有一天打中国，那一定是为了入党！
也有网友讲了一个小故事：一个老妇人在的黎波里的银行取钱，队列分男女两行，她排在男人的那一行，男人们说她应该排到另一行去。她问：为什么？男人说女性都应该排在那边，她大声回答说：“利比亚所有的男人现在都在班加西呢”！银行所有人都惊呆了，大家立刻沉默下来。
北京特约记者 周西
3月17号，联合国通过决议，在利比亚开辟禁飞区，当时中国并未使用否决权，而是投了弃权票。但自19号起，法英美开始空袭利 比亚军事目标，几天来给予卡扎菲重创之后，中国却突然改变态度，高调遣责联军的“军事行动”，要求停止攻击所谓的“平民”等等。对此，官方喉舌中央电视台 也跟着前后自相矛盾，大量报道种种虚假不实的战况新闻，引发中国网民的愤怒与不满。
在“猫眼看人”论坛，有网民揭露，CCTV又开始在公开造谣！同一场景的照片央视一会说是反对派鸣枪，一会又说是支持者鸣枪，几乎满篇都是颠倒是非，指鹿为马，主要目的就是要系统、全面地混淆国内民众的视听。
据 海外中文网站的综合报道，一方面，央视为了说明此次的联军轰炸造成平民伤亡，尤其是妇女和儿童伤亡，不惜采用移花接木的手段，把卡扎菲此前猛烈进攻班加西 造成的平民伤亡画面，硬说成是联军空袭的“战果”。为了避免穿帮，画面没有配音，但这段画面，其实是半岛电视台记者此前从班加西的某医院发出的。为了煽 情，其中小孩子的画面还反复出现了多次，这原本正好说明了卡扎菲的疯狂。
但可怜的国人，看了这段视频，还以为这都是联军造成的呢。
对 此，有网友跟帖说，除了利比亚国家电视台，至今还没有一家新闻机构找到过任何一名被联军空袭炸死的平民。为此，半岛电视台记者跑遍了的黎波里的医院都没有 能找到。而利比亚的网友也很聪明，他们看见国家电视台正在展示被联军炸死的平民时，便立即发推质疑说：“请告诉我们，为什么这些被炸死的人身上都是枪眼 呢？”
不过，央视派驻利比亚的前方记者邱永峥敢说真话的表现，还是让不少网友眼前一亮。当北京主持人水均益与其连线询问，联军轰炸是不是造 成了40几个平民的伤亡时，邱永峥答道，看到的都是些军用车被炸毁，还有几辆民用车，但情况比较复杂，政府军征用一些民用车并打扮成平民的样子。水均益又 问，老百姓是不是支持政府军？邱答道，采访到的平民都支持多国武装干预。也有主持人连线其他从利比亚回国的人员，问联军都轰炸了什么地方？答称，卡扎菲的 住地和军事基地。主持人又问，有没有伤到平民？答称，卡扎菲的住地周围全部是军营，只有很少的地方与民房挨着。如此实话实说，令北京央视演播室十分难堪， 主持人只好匆忙把电话挂断。对此，有网民点评说，这个战地记者，央视主持人怎么启发，都不会按照官方的旨意说，看样子是不想要饭碗了。
与此 同时，3月22号，中国外交部曾呼吁“要求各方停火”，似乎很关心利比亚平民的安危，但在此前卡扎菲从西部向东部反攻，一直打到起义军的大本营班加西时， 却未曾听到中方要求“立即停火”的任何声音。卡扎菲此前也曾宣布停火，但据路透社援引目击者报道，3月22日，政府军的坦克再次对米苏拉塔发动攻击，造成 不少平民的伤亡。此外，这座被反对派控制的城市，从一周前就被切断了生活必需品的供应，多少平民因此生存困难，可是却从未见到卡扎菲政府、或是中共表示过 些许关心。
那么，究竟如何评价此次多国联军的军事行动呢？网易甘肃省平凉市网友 “西北浪人”的留言说：几个彪形大汉殴打一个手无寸铁的小孩，美英法也做得出！民主不是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没有高度的集中，哪有为民的民主！对此，网易 山东省青岛市网友 “chenruizh669”则回应说：这个小孩欺负比自己更小的孩子，就需要彪形大汉来主持正义！而网民“深深的太平洋”也调侃称：CCTV的专家说， 美国打伊拉克，利比亚都是为了石油？按照这个理论，越战美国是为了香蕉，韩战美国是为了泡菜，封锁古巴是为了雪茄，而出兵阿富汗是为了抢山羊，打俄罗斯为 了伏特加，打德国是为了啤酒，打日本是为了饭团，要是有一天打中国，那一定是为了入党！
也有网友讲了一个小故事：一个老妇人在的黎波里的银行取钱，队列分男女两行，她排在男人的那一行，男人们说她应该排到另一行去。她问：为什么？男人说女性都应该排在那边，她大声回答说：“利比亚所有的男人现在都在班加西呢”！银行所有人都惊呆了，大家立刻沉默下来。
Wednesday, March 23, 2011
可真是一个全民忽悠的社会
我在建设银行工作，昨天中午银行储蓄大厅里没有顾客，我正坐在存取柜台的窗口内发
呆，这时一个女顾客走进大厅，来到我的窗口，她递给我一张纸条说是要取钱。我接过
纸条一看，上面写着：兹派 xx 同志前往贵银行提取人民币十万元。下面落款是**中央
办公厅。
看着这极不规范的手写纸条，我立马肯定这是个骗局，只是觉得这个骗局也太“小儿科
”了。我正在犹豫是否要报警，突然发现这位女子的脸上神情恍惚，穿着也很凌乱。我
意识到她可能是一个精神病患者，所以，我打消了报警的念头，把她交给了大堂的保安
。
大堂保安听我介绍完情况，就对那位女子说：你这张条子要提款，得先去街对面的派出
所，找所长给你盖个章。那女子听了保安的话，想都没想就奔街对面的派出所去了。看
到这一幕，我是打心眼里佩服这位保安，心里想：就冲他这聪明劲，没准哪天我就会嫁
给他呢。
过了午饭时间，大厅里开始忙起来，这时那女子又兴冲冲的走了进来，我和那个保安看
了直感到诧异，要知道如今这派出所可是好进不好出啊。我们俩人赶紧问这位女子是怎
么回事，那女子高兴的说，值班的警察告诉她，如今为了方便群众，办公手续简化了，
你这条子不用派出所盖章就可以取钱。听了这女子的话，我不得不佩服这位警察大哥，
谁说现在的警察素质差？你看这位警察大哥手法多纯熟，一个官腔就把这麻烦又给我们
忽悠回来了，唉，不服不行。
这下我和那位大堂保安都没辄了，只好把这位女子交给了大堂的主管，大堂主管弄清楚
了事情的来龙去迈后就问这女子：你取钱干啥？那女子说：买好吃的，好穿的。听了她
的话大堂主管说：我们这是建设银行，在这取的钱只能用来盖房子，吃的东西是粮食做
的，所以，买好吃的钱得去隔壁的农行去取，买衣服的钱要到对面的工商银行去取。听
了大堂主管的话，这位女子又兴冲冲的走了。看着她离去的背影，我把我们大堂主管佩
服的是五体投地。
又过了好一会，我们都快把这事给忘了，那女子又回来了。看着她，我和大堂保安还有
主管全傻眼了，这真神了！我们问这女子怎么回事，她说农行的人告诉她，只有农民才
能在农行取钱，她是城市户口，不能取。后来她又去了工商银行，在那人家告诉她，这
里是公行，你是母的不能取。最后人家还说，就你这"贱"人，只能去建行取钱。所以，
她又回来了。
额的神啊！如今这社会，可真是一个全民忽悠的社会，人人都是忽悠高手。
呆，这时一个女顾客走进大厅，来到我的窗口，她递给我一张纸条说是要取钱。我接过
纸条一看，上面写着：兹派 xx 同志前往贵银行提取人民币十万元。下面落款是**中央
办公厅。
看着这极不规范的手写纸条，我立马肯定这是个骗局，只是觉得这个骗局也太“小儿科
”了。我正在犹豫是否要报警，突然发现这位女子的脸上神情恍惚，穿着也很凌乱。我
意识到她可能是一个精神病患者，所以，我打消了报警的念头，把她交给了大堂的保安
。
大堂保安听我介绍完情况，就对那位女子说：你这张条子要提款，得先去街对面的派出
所，找所长给你盖个章。那女子听了保安的话，想都没想就奔街对面的派出所去了。看
到这一幕，我是打心眼里佩服这位保安，心里想：就冲他这聪明劲，没准哪天我就会嫁
给他呢。
过了午饭时间，大厅里开始忙起来，这时那女子又兴冲冲的走了进来，我和那个保安看
了直感到诧异，要知道如今这派出所可是好进不好出啊。我们俩人赶紧问这位女子是怎
么回事，那女子高兴的说，值班的警察告诉她，如今为了方便群众，办公手续简化了，
你这条子不用派出所盖章就可以取钱。听了这女子的话，我不得不佩服这位警察大哥，
谁说现在的警察素质差？你看这位警察大哥手法多纯熟，一个官腔就把这麻烦又给我们
忽悠回来了，唉，不服不行。
这下我和那位大堂保安都没辄了，只好把这位女子交给了大堂的主管，大堂主管弄清楚
了事情的来龙去迈后就问这女子：你取钱干啥？那女子说：买好吃的，好穿的。听了她
的话大堂主管说：我们这是建设银行，在这取的钱只能用来盖房子，吃的东西是粮食做
的，所以，买好吃的钱得去隔壁的农行去取，买衣服的钱要到对面的工商银行去取。听
了大堂主管的话，这位女子又兴冲冲的走了。看着她离去的背影，我把我们大堂主管佩
服的是五体投地。
又过了好一会，我们都快把这事给忘了，那女子又回来了。看着她，我和大堂保安还有
主管全傻眼了，这真神了！我们问这女子怎么回事，她说农行的人告诉她，只有农民才
能在农行取钱，她是城市户口，不能取。后来她又去了工商银行，在那人家告诉她，这
里是公行，你是母的不能取。最后人家还说，就你这"贱"人，只能去建行取钱。所以，
她又回来了。
额的神啊！如今这社会，可真是一个全民忽悠的社会，人人都是忽悠高手。
让我们向日本伸出温暖的手
中国青年报
作为日本《产经新闻》驻北京的记者，矢板明夫在翻阅当天的《环球时报》时，无意中发现了一篇来自中国学者的倡议书。
矢板明夫记得，看到这封信时，心里“一下子觉得蛮感动”。尤其令他意外的是，名单中的100位倡议者中，有不少都是他的“老熟人”----他们都曾在钓鱼岛问题上对日本发表过“强硬言论”和“激烈批评”。
“人道主义超越了政治立场与意识形态。”矢板明夫说，“在网络上对日情绪比较复杂的情况下，谢谢这些愿意站出来引导舆论、传递常识的中国知识分子们。”
当天上午，他便拨通了《环球时报》主管评论的编委王文的电话。“谢谢你们。”他说。
在日本国内，《环球时报》一直被认为是“一份民族主义立场”的报纸。而在中国，矢板明夫所供职的《产经新闻》被视为“拥有鲜明的民族主义立场”的右翼报纸。
“但这一次，两份报纸体现了相同的价值判断。”王文告诉记者，次日《产经新闻》便刊文报道此事，向日本民众传递了这份来自中国的善意，“在天灾面前，人类应该携起手来，不为别的，就因为我们都是人。”
申请加入的学者，已经足够组织第二个甚至第三个“百人签名”了 。
很少有人知道，这封引发海内外关注的倡议书曾险些胎死腹中。
地震发生次日，正是清华大学日本研究中心主办的“东亚地区合作发展的国际学术研讨会”开始的日子。由于地震，有两位日本学者未能到会。开会前，来自中国、美国、韩国等多个国家的参会者起立为逝者默哀。
会后，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李廷江教授找到同时参会的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王中忱，提出了联合媒体声援日本的想法，希望由王负责润色倡议书的文字表述。
1976年唐山大地震的时候，李廷江参与过救灾活动，在他宿地的陡河电站，就有4位援建的日本技术人员遇难。而王中忱则曾在日本留学3年，上学的地方就在此次灾情极为严重的岩手县。他的一个学生也正在横滨求学，地震发生后，校方主动为这个中国学生买好了回国的机票。
“天灾面前，超越国界的人道主义关怀应该是相互的。”王中忱觉得这是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
李廷江找到的第2位合作者就是王文。在过去数年中，这位《环球时报》国际评论及社论的主要参与者曾多次撰文“敲打”日本的对华外交政策。但这一次，王文给了李廷江一颗定心丸。在征得总编辑同意后，王文在电话里对李廷江说：“咱们分头组织，今晚上版，明天见报！”
14日下午，工作紧锣密鼓地展开。下午1点，李廷江的助手李佩给60多位学者群发了一条200多字的短信，结果有30多位学者在第一时间回复“愿意加入”。
14日晚上7点，倡议书初稿完成，晚上8点，征集到的参与学者接近70人，9点，报纸的小样儿已经上版校对。
而为了更好地表达“灾难面前无国界”的意识，倡议书的题目也由一开始的《中国的爱心，日本的坚持》改为《让我们向日本伸出温暖的手》。
然而，14日付印前最后两个小时的变动，却让李廷江和王文始料未及。李廷江告诉王文，学者们在一大段关于日本侵华历史的表述上出现了分歧，“有左有右”，有些学者希望多谈“中华民族以德报怨的姿态”，有些学者则认为“声援就是声援，应该少谈历史”。
当晚11点30分，报纸即将付印前的5分钟，李廷江致电王文，告诉他“无论如何稿子不能发了，分歧还在”。
李廷江并没有死心，他觉得“这件事值得再冲击一次”。第二天中午，他有意淡化了倡议书中的中日历史部分，并将再三修改后的文稿再次传给学者们过目。
这次的修改很快收到了正向的反馈。截至当晚8点，100名学者的联名倡议书终于上版等待付印，而更多的学者仍然不断通过电话、邮件等方式要求加入。
“如果我们在这个时候失语，某种程度上就是一种失责。”一位给李佩打电话要求加入的老教授说。
事实上，申请加入这一倡议团体的人数迄今为止仍在增加，王文告诉记者，已经足够再组织第二个甚至第三个“百人签名”了。
倡议信一经发出，便引发了日本社会的广泛关注，包括《读卖新闻》、《朝日新闻》以及NHK电视台在内的多家日本媒体都对此事进行了报道。日本驻华使馆的多名官员也分别致信名单中的学者，表示感谢。
灾难面前无利害，也无国界，只有最朴素的慈悲与人道
然而，并非所有的反馈都以积极的方式呈现。
一些网友认为，对日援助就是忘记国耻，并将这种情绪转嫁到提出倡议的百名学者身上。有人称他们为“亲日派”，更有甚者，将这些签名倡议的学者清单列在网上，称其为“汉奸百人团”。
对于这样的声音，中国政法大学的郭世佑教授表示，自己早就做好了“挨骂的准备”，并愿意通过媒体向社会发出这样一种声音：斗争哲学与仇恨教育之下的极端民族主义倾向不可取，灾难面前，人道主义应该是没有差异性的。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张颐武则认为，牢记历史的国家认同与灾难面前的人类关怀是平行关系而不是矛盾关系，“不是选了一个就一定要排斥另一个”。
李廷江注意到，就在倡议书发表当天，另一个富有意味的新闻画面出现在韩国的首尔。
这一天的下午，韩国慰安妇委员会在首尔钟路区日本驻韩大使馆前集结，举行第961次定期集会。
据悉，该委员会从1992年1月开始每周三都会在日本驻韩大使馆前聚集，举行敦促日本政府道歉和赔偿的集会。
然而，这一次的集会内容并非示威，而是哀悼。
在寒风中，委员会的代表----两位接近90岁的老奶奶，坐在轮椅上，戴着棉帽和围脖，腿上铺着毡布，默默地为日本进行了10分钟的哀悼。她们告诉在场的数十位记者：“罪行是可憎的，但不要憎恨人民。”
事实上，从1992年开始，“示威活动”已经坚持进行了19年，在这期间，另一次取消示威是在1995年，那一次正值日本阪神大地震发生。
“日本人请加油！”84岁的李玉善用力喊出了这样一句口号。而在她身边，同龄的齐源玉则一直在不停地说：“人间的力量没什么做不到的，我们对日本的加油能让日本挺过来就好了。”
对于发生在韩国的一切，李廷江在给中国青年报记者的邮件中评价道：“不忘历史，大爱无疆。这是韩国社会成熟的标志，也是我们中国应该学习的。中日之间有很多历史上和情感上的障碍需要克服，和解需要时间，更需要我们的努力。”
18日晚，曾有一个学者聚餐，多名参与倡议书签名的学者都参加了。在饭桌上，大家提起网络上“挨骂”的事情，神态轻松，还相互开起玩笑：“你是百人团吗？”
一位学者告诉记者：“灾难面前无利害，也无国界，只有最朴素的慈悲与人道，传递这样的常识本是我们分内的事情。”
而在人人网上，很多年轻的中国学生同样在用自己的努力传递这种共识。
一个叫熊浩的香港大学法学博士生在自己的日志中记录了这样的故事----
“有人说，同胞们，记请楚了，你今天捐出的每一毛钱，都为日本省下了造一枚子弹的费用，最后这一毛钱有可能回到你或者你亲人的身上。
“我回复他，托尔斯泰走在路边，看到一个衣衫褴褛的乞丐，托翁拿出钱，友人赶紧阻止，‘他们永远不会感恩，他们永远不会怜惜，他们永远不会回馈！’托翁挣脱友人的手，把钱递到乞丐手中，对这位友人说：‘我是捐给人道。’”
“一个在人道的考试中不能及格的社会将是没有温度的，这样的日子是不值得过的，即使它是发达的。”熊浩这样对记者说。
很多人在邮件中焦急地询问：“我能为日本做点什么？”
在倡议信发出后的第二天，环球网的主页上出现了一个号召社会援助日本灾区、参与倡议书的短讯息，留下的联系邮箱是谭福榕的。这位《环球时报》的评论编辑是个四川姑娘，她的父母和很多亲人都在3年前汶川特大地震中死里逃生，而她的好朋友则葬身在那场地震中。
“在灾难面前，人多渺小啊，这个时候你不团结还能怎样呢？”她说。
地震和海啸袭击日本的时候，谭福榕正在参加研讨会，会场可以收看NHK的电视画面。她至今仍清晰地记得，在播放海啸预警的时候，NHK不断用日语、汉语、英语、韩语和一些“听不懂的语言”循环预警，这让她觉得“很温暖”。
同样让她感动不已的是，短讯息发布后不到一天，她的邮箱便已挤满了50多封邮件。还有一位香港商人直接给《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发了一个短信，表示要捐100万元。
希望加入捐款队伍的还包括教授、企业家、律师、大学生、80后作家、高中生、外企职工、个体户等来自社会各个阶层的群体。
一封来自河南平顶山的邮件中写道：“虽然我不是学者，仅仅是一名打工者，但是我也衷心希望大家以各种方式去支援日本。”
还有一封邮件来自云南地震灾区，发信人并没有留下任何煽情的话语，只是朴实地表示“想为日本灾区尽一点微薄之力”。
郭世佑同样收到了一封邮件，发件者是一位比他年长20岁的日本学者。这位曾支持其夫人捐助过中国北方很多希望工程项目的历史学家，希望可以获得授权，将这封倡议书转发给日本国内的朋友，“好让他们看到中国民间释放出的巨大善意”。
地震发生至今，在中国颇受观众欢迎的时事评论员加藤嘉一共收到3万多封邮件，里面的大部分内容是“祝福与问候”。很多人在邮件中焦急地询问：“我能为日本做点什么？”一些年轻的高中生观众还告诉加藤，他们愿意向日本灾民捐出自己所有的压岁钱。
在 汶川和北川，援助日本地震灾区募捐活动的现场，来自医院、学校、社区、村镇、企业和机关的各界人士在寒风中为日本捐款。他们清楚地记得，汶川地震后，第一 支到达汶川的国际救援队就来自日本。一位曾接受过日本救援队援助的中学校长告诉记者：“他们曾对我们伸出过援手，我们理应怀有感恩之心。”
在北京和上海，一些高校师生积极展开对日本的募捐与祈福活动。其中，来自日本神户的神中康多是复旦大学的大三学生，地震后的第二天，这位日本留学生会的副会长便在学校的食堂门口组织起了对日的募捐。
这名日籍华裔用流利的中文为记者讲述了募捐一周来的种种温暖。
一个阿姨带着自己的小孩到现场捐款，孩子用稚嫩的声音祝福了这位大哥哥。
一个复旦大学的老校友驱车赶来捐了1万元，没有留下名字。
一些素不相识的中国大学生站在远处，用略显蹩脚的日语向他们大喊“日本加油”。
“我觉得自己更喜欢在中国上学了。”康多说。这个大男孩还笑称，自己在中国的时候就会抱怨交通不好，但如果在日本听到有人说中国交通不好的时候，自己就会很不高兴。
如今，他正准备联合北京和上海的多所高校，在同一天展开一场联合募捐。善款一半将捐给日本灾区，另一半则捐给云南灾区。
作为日本《产经新闻》驻北京的记者，矢板明夫在翻阅当天的《环球时报》时，无意中发现了一篇来自中国学者的倡议书。
矢板明夫记得，看到这封信时，心里“一下子觉得蛮感动”。尤其令他意外的是，名单中的100位倡议者中，有不少都是他的“老熟人”----他们都曾在钓鱼岛问题上对日本发表过“强硬言论”和“激烈批评”。
“人道主义超越了政治立场与意识形态。”矢板明夫说，“在网络上对日情绪比较复杂的情况下，谢谢这些愿意站出来引导舆论、传递常识的中国知识分子们。”
当天上午，他便拨通了《环球时报》主管评论的编委王文的电话。“谢谢你们。”他说。
在日本国内，《环球时报》一直被认为是“一份民族主义立场”的报纸。而在中国，矢板明夫所供职的《产经新闻》被视为“拥有鲜明的民族主义立场”的右翼报纸。
“但这一次，两份报纸体现了相同的价值判断。”王文告诉记者，次日《产经新闻》便刊文报道此事，向日本民众传递了这份来自中国的善意，“在天灾面前，人类应该携起手来，不为别的，就因为我们都是人。”
申请加入的学者，已经足够组织第二个甚至第三个“百人签名”了 。
很少有人知道，这封引发海内外关注的倡议书曾险些胎死腹中。
地震发生次日，正是清华大学日本研究中心主办的“东亚地区合作发展的国际学术研讨会”开始的日子。由于地震，有两位日本学者未能到会。开会前，来自中国、美国、韩国等多个国家的参会者起立为逝者默哀。
会后，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李廷江教授找到同时参会的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王中忱，提出了联合媒体声援日本的想法，希望由王负责润色倡议书的文字表述。
1976年唐山大地震的时候，李廷江参与过救灾活动，在他宿地的陡河电站，就有4位援建的日本技术人员遇难。而王中忱则曾在日本留学3年，上学的地方就在此次灾情极为严重的岩手县。他的一个学生也正在横滨求学，地震发生后，校方主动为这个中国学生买好了回国的机票。
“天灾面前，超越国界的人道主义关怀应该是相互的。”王中忱觉得这是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
李廷江找到的第2位合作者就是王文。在过去数年中，这位《环球时报》国际评论及社论的主要参与者曾多次撰文“敲打”日本的对华外交政策。但这一次，王文给了李廷江一颗定心丸。在征得总编辑同意后，王文在电话里对李廷江说：“咱们分头组织，今晚上版，明天见报！”
14日下午，工作紧锣密鼓地展开。下午1点，李廷江的助手李佩给60多位学者群发了一条200多字的短信，结果有30多位学者在第一时间回复“愿意加入”。
14日晚上7点，倡议书初稿完成，晚上8点，征集到的参与学者接近70人，9点，报纸的小样儿已经上版校对。
而为了更好地表达“灾难面前无国界”的意识，倡议书的题目也由一开始的《中国的爱心，日本的坚持》改为《让我们向日本伸出温暖的手》。
然而，14日付印前最后两个小时的变动，却让李廷江和王文始料未及。李廷江告诉王文，学者们在一大段关于日本侵华历史的表述上出现了分歧，“有左有右”，有些学者希望多谈“中华民族以德报怨的姿态”，有些学者则认为“声援就是声援，应该少谈历史”。
当晚11点30分，报纸即将付印前的5分钟，李廷江致电王文，告诉他“无论如何稿子不能发了，分歧还在”。
李廷江并没有死心，他觉得“这件事值得再冲击一次”。第二天中午，他有意淡化了倡议书中的中日历史部分，并将再三修改后的文稿再次传给学者们过目。
这次的修改很快收到了正向的反馈。截至当晚8点，100名学者的联名倡议书终于上版等待付印，而更多的学者仍然不断通过电话、邮件等方式要求加入。
“如果我们在这个时候失语，某种程度上就是一种失责。”一位给李佩打电话要求加入的老教授说。
事实上，申请加入这一倡议团体的人数迄今为止仍在增加，王文告诉记者，已经足够再组织第二个甚至第三个“百人签名”了。
倡议信一经发出，便引发了日本社会的广泛关注，包括《读卖新闻》、《朝日新闻》以及NHK电视台在内的多家日本媒体都对此事进行了报道。日本驻华使馆的多名官员也分别致信名单中的学者，表示感谢。
灾难面前无利害，也无国界，只有最朴素的慈悲与人道
然而，并非所有的反馈都以积极的方式呈现。
一些网友认为，对日援助就是忘记国耻，并将这种情绪转嫁到提出倡议的百名学者身上。有人称他们为“亲日派”，更有甚者，将这些签名倡议的学者清单列在网上，称其为“汉奸百人团”。
对于这样的声音，中国政法大学的郭世佑教授表示，自己早就做好了“挨骂的准备”，并愿意通过媒体向社会发出这样一种声音：斗争哲学与仇恨教育之下的极端民族主义倾向不可取，灾难面前，人道主义应该是没有差异性的。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张颐武则认为，牢记历史的国家认同与灾难面前的人类关怀是平行关系而不是矛盾关系，“不是选了一个就一定要排斥另一个”。
李廷江注意到，就在倡议书发表当天，另一个富有意味的新闻画面出现在韩国的首尔。
这一天的下午，韩国慰安妇委员会在首尔钟路区日本驻韩大使馆前集结，举行第961次定期集会。
据悉，该委员会从1992年1月开始每周三都会在日本驻韩大使馆前聚集，举行敦促日本政府道歉和赔偿的集会。
然而，这一次的集会内容并非示威，而是哀悼。
在寒风中，委员会的代表----两位接近90岁的老奶奶，坐在轮椅上，戴着棉帽和围脖，腿上铺着毡布，默默地为日本进行了10分钟的哀悼。她们告诉在场的数十位记者：“罪行是可憎的，但不要憎恨人民。”
事实上，从1992年开始，“示威活动”已经坚持进行了19年，在这期间，另一次取消示威是在1995年，那一次正值日本阪神大地震发生。
“日本人请加油！”84岁的李玉善用力喊出了这样一句口号。而在她身边，同龄的齐源玉则一直在不停地说：“人间的力量没什么做不到的，我们对日本的加油能让日本挺过来就好了。”
对于发生在韩国的一切，李廷江在给中国青年报记者的邮件中评价道：“不忘历史，大爱无疆。这是韩国社会成熟的标志，也是我们中国应该学习的。中日之间有很多历史上和情感上的障碍需要克服，和解需要时间，更需要我们的努力。”
18日晚，曾有一个学者聚餐，多名参与倡议书签名的学者都参加了。在饭桌上，大家提起网络上“挨骂”的事情，神态轻松，还相互开起玩笑：“你是百人团吗？”
一位学者告诉记者：“灾难面前无利害，也无国界，只有最朴素的慈悲与人道，传递这样的常识本是我们分内的事情。”
而在人人网上，很多年轻的中国学生同样在用自己的努力传递这种共识。
一个叫熊浩的香港大学法学博士生在自己的日志中记录了这样的故事----
“有人说，同胞们，记请楚了，你今天捐出的每一毛钱，都为日本省下了造一枚子弹的费用，最后这一毛钱有可能回到你或者你亲人的身上。
“我回复他，托尔斯泰走在路边，看到一个衣衫褴褛的乞丐，托翁拿出钱，友人赶紧阻止，‘他们永远不会感恩，他们永远不会怜惜，他们永远不会回馈！’托翁挣脱友人的手，把钱递到乞丐手中，对这位友人说：‘我是捐给人道。’”
“一个在人道的考试中不能及格的社会将是没有温度的，这样的日子是不值得过的，即使它是发达的。”熊浩这样对记者说。
很多人在邮件中焦急地询问：“我能为日本做点什么？”
在倡议信发出后的第二天，环球网的主页上出现了一个号召社会援助日本灾区、参与倡议书的短讯息，留下的联系邮箱是谭福榕的。这位《环球时报》的评论编辑是个四川姑娘，她的父母和很多亲人都在3年前汶川特大地震中死里逃生，而她的好朋友则葬身在那场地震中。
“在灾难面前，人多渺小啊，这个时候你不团结还能怎样呢？”她说。
地震和海啸袭击日本的时候，谭福榕正在参加研讨会，会场可以收看NHK的电视画面。她至今仍清晰地记得，在播放海啸预警的时候，NHK不断用日语、汉语、英语、韩语和一些“听不懂的语言”循环预警，这让她觉得“很温暖”。
同样让她感动不已的是，短讯息发布后不到一天，她的邮箱便已挤满了50多封邮件。还有一位香港商人直接给《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发了一个短信，表示要捐100万元。
希望加入捐款队伍的还包括教授、企业家、律师、大学生、80后作家、高中生、外企职工、个体户等来自社会各个阶层的群体。
一封来自河南平顶山的邮件中写道：“虽然我不是学者，仅仅是一名打工者，但是我也衷心希望大家以各种方式去支援日本。”
还有一封邮件来自云南地震灾区，发信人并没有留下任何煽情的话语，只是朴实地表示“想为日本灾区尽一点微薄之力”。
郭世佑同样收到了一封邮件，发件者是一位比他年长20岁的日本学者。这位曾支持其夫人捐助过中国北方很多希望工程项目的历史学家，希望可以获得授权，将这封倡议书转发给日本国内的朋友，“好让他们看到中国民间释放出的巨大善意”。
地震发生至今，在中国颇受观众欢迎的时事评论员加藤嘉一共收到3万多封邮件，里面的大部分内容是“祝福与问候”。很多人在邮件中焦急地询问：“我能为日本做点什么？”一些年轻的高中生观众还告诉加藤，他们愿意向日本灾民捐出自己所有的压岁钱。
在 汶川和北川，援助日本地震灾区募捐活动的现场，来自医院、学校、社区、村镇、企业和机关的各界人士在寒风中为日本捐款。他们清楚地记得，汶川地震后，第一 支到达汶川的国际救援队就来自日本。一位曾接受过日本救援队援助的中学校长告诉记者：“他们曾对我们伸出过援手，我们理应怀有感恩之心。”
在北京和上海，一些高校师生积极展开对日本的募捐与祈福活动。其中，来自日本神户的神中康多是复旦大学的大三学生，地震后的第二天，这位日本留学生会的副会长便在学校的食堂门口组织起了对日的募捐。
这名日籍华裔用流利的中文为记者讲述了募捐一周来的种种温暖。
一个阿姨带着自己的小孩到现场捐款，孩子用稚嫩的声音祝福了这位大哥哥。
一个复旦大学的老校友驱车赶来捐了1万元，没有留下名字。
一些素不相识的中国大学生站在远处，用略显蹩脚的日语向他们大喊“日本加油”。
“我觉得自己更喜欢在中国上学了。”康多说。这个大男孩还笑称，自己在中国的时候就会抱怨交通不好，但如果在日本听到有人说中国交通不好的时候，自己就会很不高兴。
如今，他正准备联合北京和上海的多所高校，在同一天展开一场联合募捐。善款一半将捐给日本灾区，另一半则捐给云南灾区。
Tuesday, March 22, 2011
美军战死伊拉克，我们却获得油田：为什么？
自由亚洲电台:
伊拉克石油部官员周四表示，伊拉克政府将与中国海洋石油有限公司牵头的一个财团签署最终协议，开发该国南部储量25亿桶的Missan油田。中国海洋石油是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旗下香港上市子公司。这位官员表示，该协议将在获得伊拉克内阁批准后得以签订。
据悉，去年6月在伊拉克首轮对外招标中，因价格产生歧义，中海油拒绝了伊拉克提出的经营条件。今年初，中海油和中化集团组成的财团接受了伊拉克石油部提出的酬金方案，双方重新启动谈判。中海油和中化国际最终竞得伊拉克Missan油田合同 ，并与伊拉克政府签署初步协议。
而在早前中石油联手英国BP石油公司开采伊拉克最大油田的协议于2009年11月3日落签，这是自从2003年伊拉克战争开打以来，伊拉克和中国石油公司签订的第二份石油开采协定，虽然条件不无苛刻，但还是有利可图的。在公平竞争下，中石油胜出……
中石油签订这个协定具有重要的意义，除了这单生意也是有利可图的之外，等于为中国的石油公司进军伊拉克吹响了号角，难怪，这两天西方的媒体酸溜溜的：我们西方在伊拉克流血流汗，中国人却第一个来这块流油的地方赚钱！
所 以我们就不要用帝国主义遏制中国之心不死之类的来回击了，否则，真是太不地道了，毕竟美国军人死在伊拉克的人数已经达到4358人。在美军入侵伊拉克这些 年里，中国的年轻人几乎从上到下无不指责美国人是为了石油而入侵伊拉克的。现在看来，除了找到萨达姆这个“大规模杀伤（民众）的武器”之外，美军确实是冲 石油而来的，只不过，据专家分析，从自由民主的伊拉克石油中得到最大好处的，今后很可能是中国的石油公司。
按照中国一些专家的观点，美国人在伊拉克绝对是“持剑经商”了，但却最终输在一直在对他们攻打伊拉克冷嘲热讽的中国公司手下。这件事让我佩服中国公司中石油的竞争力，也让我佩服美国人为世界公平（贸易）与平等作出的贡献！
一 位朋友告诉我，其实，目前最希望美军搞定伊拉克后再走的人是已经开始进入伊拉克的中国公司，一个按照民主、自由和公平的原则建立起来的伊拉克，对中国的公 司最有利----中国不可能对伊拉克的局势有什么影响，更不可能派兵保护自己的商业利益，所以，一旦伊拉克不稳定了，受影响的很可能是对中东石油依赖越来 越大的中国。而目前能够在伊拉克维护稳定的只有美军……
看起来，为了我们的国家利益，今后不能随波逐流，看到美国人要撤军，我们就高呼万岁。美国最好能够等伊拉克稳定了再撤退……
大 家也知道美国人虽然霸道，可他推广的民主制度其实对我们有利。从中国和世界各国打交道的经验和教训来看，我们不难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中国和独裁国家打交道 的时候，几乎都是靠送钱给人家，从而得到一点廉价的支持（例如北朝鲜），而更糟糕的是，建国后我们送钱最多的国家越南，后来恩将仇报地和我们打了一仗。
相比较北朝鲜，我们和民主、自由、保护私有制和人权的那些国家打交道要有利和顺利得多，例如南朝鲜。你想，如果这个世界上都是萨达姆的伊拉克，和一衣带水的北朝鲜，我们吃啥？
伊拉克石油部官员周四表示，伊拉克政府将与中国海洋石油有限公司牵头的一个财团签署最终协议，开发该国南部储量25亿桶的Missan油田。中国海洋石油是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旗下香港上市子公司。这位官员表示，该协议将在获得伊拉克内阁批准后得以签订。
据悉，去年6月在伊拉克首轮对外招标中，因价格产生歧义，中海油拒绝了伊拉克提出的经营条件。今年初，中海油和中化集团组成的财团接受了伊拉克石油部提出的酬金方案，双方重新启动谈判。中海油和中化国际最终竞得伊拉克Missan油田合同 ，并与伊拉克政府签署初步协议。
而在早前中石油联手英国BP石油公司开采伊拉克最大油田的协议于2009年11月3日落签，这是自从2003年伊拉克战争开打以来，伊拉克和中国石油公司签订的第二份石油开采协定，虽然条件不无苛刻，但还是有利可图的。在公平竞争下，中石油胜出……
中石油签订这个协定具有重要的意义，除了这单生意也是有利可图的之外，等于为中国的石油公司进军伊拉克吹响了号角，难怪，这两天西方的媒体酸溜溜的：我们西方在伊拉克流血流汗，中国人却第一个来这块流油的地方赚钱！
所 以我们就不要用帝国主义遏制中国之心不死之类的来回击了，否则，真是太不地道了，毕竟美国军人死在伊拉克的人数已经达到4358人。在美军入侵伊拉克这些 年里，中国的年轻人几乎从上到下无不指责美国人是为了石油而入侵伊拉克的。现在看来，除了找到萨达姆这个“大规模杀伤（民众）的武器”之外，美军确实是冲 石油而来的，只不过，据专家分析，从自由民主的伊拉克石油中得到最大好处的，今后很可能是中国的石油公司。
按照中国一些专家的观点，美国人在伊拉克绝对是“持剑经商”了，但却最终输在一直在对他们攻打伊拉克冷嘲热讽的中国公司手下。这件事让我佩服中国公司中石油的竞争力，也让我佩服美国人为世界公平（贸易）与平等作出的贡献！
一 位朋友告诉我，其实，目前最希望美军搞定伊拉克后再走的人是已经开始进入伊拉克的中国公司，一个按照民主、自由和公平的原则建立起来的伊拉克，对中国的公 司最有利----中国不可能对伊拉克的局势有什么影响，更不可能派兵保护自己的商业利益，所以，一旦伊拉克不稳定了，受影响的很可能是对中东石油依赖越来 越大的中国。而目前能够在伊拉克维护稳定的只有美军……
看起来，为了我们的国家利益，今后不能随波逐流，看到美国人要撤军，我们就高呼万岁。美国最好能够等伊拉克稳定了再撤退……
大 家也知道美国人虽然霸道，可他推广的民主制度其实对我们有利。从中国和世界各国打交道的经验和教训来看，我们不难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中国和独裁国家打交道 的时候，几乎都是靠送钱给人家，从而得到一点廉价的支持（例如北朝鲜），而更糟糕的是，建国后我们送钱最多的国家越南，后来恩将仇报地和我们打了一仗。
相比较北朝鲜，我们和民主、自由、保护私有制和人权的那些国家打交道要有利和顺利得多，例如南朝鲜。你想，如果这个世界上都是萨达姆的伊拉克，和一衣带水的北朝鲜，我们吃啥？
Thursday, March 17, 2011
日本没乱，中国反而乱了
在核辐射近距离直接威胁下的日本民众虽然忧心忡忡，虽然被深重的危机弄得心绪不灵，虽然久久看不到希望的曙光，但他们仍然保持冷静沉着，没有恐慌，没有自乱阵脚，没有被谣言煽动，没有出现人潮抢购那些无任何科学根据的抗辐射物资。在 距离核电厂过千公里的中国各大城市包括香港、澳门，在远离辐射尘直接威胁的中国城市，民众包括香港一些市民却阵脚大乱，自行制造危机。从昨天大清早开始， 大批民众就涌到超级市场、杂货店、街市扫货，把货架上的所有食盐买清光，后来的向隅者纷纷鼓譟投诉存货太少，要求超市补货。一时间，各大城市都出现长长的 买盐人龙，大家都惴惴不安，人心惶惶，彷彿出了甚麽大危机。不明就裡的人甚至可能以为发生核事故的不是日本，而是中国，而是中国的核电厂！
那中国各地民众包括部份香港市民为甚么会突然抢购食盐呢？据说主要有几个原因。第一个是有传言说盐含有碘之类的物质，吃进身体可以抗辐射；第二是说盐的生产可能受辐射污染，需要早作储备；第三是其他人都在抢购，不想执输便跟其他人一起排队抢购。
在 重大天灾人祸期间，在情况及前景不明朗的时候，人心虚怯是免不了的事，各种各样的假消息、假资料四处流散也不奇怪，特别是在网络、 facebook、手机年代，一条没有证据、根据的流言很容易在瞬间传遍不同地方，引发不理性的反应。只是，食盐可以抗辐射的说法不但没有任何科学根据， 跟一般常识、常理也不相符。单单因为这样无稽的说法就引来多个大城市民众恐慌抢购，这充份反映中国民众包括部份香港市民连基本的科学常识也欠奉，连基本的 防灾知识意识也缺乏，容易变成惊弓之鸟，被不法商人、居心叵测的人利用鱼肉！若果这样的素质不改善，真正有灾难临头时不管中国或香港都很容易自乱阵脚，令 灾情进一步恶化。
当然，防灾知识、意识不足不仅仅是市民个人的问题，也跟社会条件、政府政策不足有关。以内地为例，资讯长期受政府严格控制，民众往往无法从正式渠道了解事件的真相，必须依赖非正式途径或小道消息补充。久而久之，民众便容易听信流言，出现非理性反应。
另 一方面，防灾抗灾知识并不是与生俱来的，必须透过教育、训练、演习逐步培养。日本民众在地震、海啸中的冷静沉着表现就是月复月、年复年的教育、演习成果。 他们清楚知道事故前该作甚么准备，事故中该如何对应，事故后该如何逃生。中国、香港民众却欠缺这方面的教育及训练，出现事故包括核威胁时自然手忙脚乱。
自 八十年代末兴建大亚湾核电厂后，核电及核事故已成了近在眼前的事，已成了必须认真面对的事。可惜历年来电厂、港英政府及特区政府只是不断强调核电厂非常安 全，不大愿意讨论风险问题，也没有大力宣传应对核事故的方法，更不要说组织紧急应变演习活动。在这样的情况下，市民对核安全知识的了解相当零碎有限，如何 应对灾难更是茫无头绪。结果当有威胁临近时，市民便容易失去方寸，进退失据，甚至被无根据的流言骗倒。
我们认为，今次日本核辐射危机虽然未 必直接影响香港，但由于内地特别是广东省大力发展核电，核安全问题将会是个长期问题，挥之不去。要避免昨天那种自乱阵脚、「自己吓自己」的情况，最根本的 做法是培养抗灾知识及意识，包括加强核事故应对方法的宣传教育，让市民明白甚么该做甚么不该做，让市民有能力判断消息的可信性，从而提升市民、社会对谣言 的免疫力。
那中国各地民众包括部份香港市民为甚么会突然抢购食盐呢？据说主要有几个原因。第一个是有传言说盐含有碘之类的物质，吃进身体可以抗辐射；第二是说盐的生产可能受辐射污染，需要早作储备；第三是其他人都在抢购，不想执输便跟其他人一起排队抢购。
在 重大天灾人祸期间，在情况及前景不明朗的时候，人心虚怯是免不了的事，各种各样的假消息、假资料四处流散也不奇怪，特别是在网络、 facebook、手机年代，一条没有证据、根据的流言很容易在瞬间传遍不同地方，引发不理性的反应。只是，食盐可以抗辐射的说法不但没有任何科学根据， 跟一般常识、常理也不相符。单单因为这样无稽的说法就引来多个大城市民众恐慌抢购，这充份反映中国民众包括部份香港市民连基本的科学常识也欠奉，连基本的 防灾知识意识也缺乏，容易变成惊弓之鸟，被不法商人、居心叵测的人利用鱼肉！若果这样的素质不改善，真正有灾难临头时不管中国或香港都很容易自乱阵脚，令 灾情进一步恶化。
当然，防灾知识、意识不足不仅仅是市民个人的问题，也跟社会条件、政府政策不足有关。以内地为例，资讯长期受政府严格控制，民众往往无法从正式渠道了解事件的真相，必须依赖非正式途径或小道消息补充。久而久之，民众便容易听信流言，出现非理性反应。
另 一方面，防灾抗灾知识并不是与生俱来的，必须透过教育、训练、演习逐步培养。日本民众在地震、海啸中的冷静沉着表现就是月复月、年复年的教育、演习成果。 他们清楚知道事故前该作甚么准备，事故中该如何对应，事故后该如何逃生。中国、香港民众却欠缺这方面的教育及训练，出现事故包括核威胁时自然手忙脚乱。
自 八十年代末兴建大亚湾核电厂后，核电及核事故已成了近在眼前的事，已成了必须认真面对的事。可惜历年来电厂、港英政府及特区政府只是不断强调核电厂非常安 全，不大愿意讨论风险问题，也没有大力宣传应对核事故的方法，更不要说组织紧急应变演习活动。在这样的情况下，市民对核安全知识的了解相当零碎有限，如何 应对灾难更是茫无头绪。结果当有威胁临近时，市民便容易失去方寸，进退失据，甚至被无根据的流言骗倒。
我们认为，今次日本核辐射危机虽然未 必直接影响香港，但由于内地特别是广东省大力发展核电，核安全问题将会是个长期问题，挥之不去。要避免昨天那种自乱阵脚、「自己吓自己」的情况，最根本的 做法是培养抗灾知识及意识，包括加强核事故应对方法的宣传教育，让市民明白甚么该做甚么不该做，让市民有能力判断消息的可信性，从而提升市民、社会对谣言 的免疫力。
南方报系炮轰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姜瑜
北京王府井所谓“茉莉花革命”造成多名外国记者与警方冲突，针对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姜瑜扬言“不要拿法律当挡箭牌”“什么法律也保护不了他”，南方报系旗下《南方周末》指出 “法律应当是所有人的挡箭牌”，中国官员迷信强权蔑视法律，普法重点必须从百姓转向官员。社评“方舟评论”说，文化大革命中法治荡然无存，令整个国家陷入内乱，冤狱遍地，堂堂宪法甚至连共和国主席都保护不了。在今年两会中，个别官员公开宣称：“不要拿法律当挡箭牌”，跟中国人大委员长吴邦国关于法律体系基本建成的庄严宣告形成强烈对比，令人深感法治转型艰难。
“不要拿法律当挡箭牌”，也许是发言失误，但表现出来的官员潜意识令人担忧。这种说法给人的印象是中国法律只是一个口号。政府需要时，法律是百姓必须遵守的强制性规范；政府觉得碍手碍脚时，可以弃如敝履。
社 评说，两位重量级的法律专家会近日反复强调法律神圣。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委员、清华大学法学院副院长周光权呼吁：“要真正让官员认同、尊重、信仰法律规 范，而不是因为他执法或了解法律而去玩弄法律。”全国人大常委徐显明教授也呼吁：当通过法律达不到目的时，统治者便可抛弃法律，而改用其他手段，这是应该 抛弃的人治观念。
法律不是道具，政治家既要用法律治国，政治家更要受法律的约束。对法律神圣的信仰，应该成为官员素养中的第一素养，官员本能中的第一本能。这有这样，才可能从根子上杜绝选择性执法，法律才不会在人治过程中起到助纣为虐的反作用。
社 评说，法律必须神圣，还在于它公正而无所偏私地同等保护所有人，它是所有社会成员基本权利的挡箭牌，包括罪犯----罪犯的基本权利也受中国法律保护。只 要是符合法律的行为，即便行为人别有用心，也不能找借口处置他。处置任何人都必须依照最严格的法律程序，而不可以无法无天，再怎样貌似正义的理由都不能用 废止法律的办法，来进行法外施刑。
当下法律界有一种说法，叫法治倒退。是否真的倒退见仁见智，但今日中国某些官员法治意识倒退则是事实。除 了扬言“不要拿法律当挡箭牌”“什么法律也保护不了他”，其他雷人之语平时也冲口而出：“你是替党说话，还是替老百姓说话”“没有强拆就没有新中国”“与 政府作对就是恶”“拆迁自焚就是暴力抗法”。
这些雷人之语看似偶然，实则展现某些官员迷信强权而蔑视规则的潜意识。
社评最后说，中国法治现实严峻，当前首要和核心的任务，的确如如周光权委员所称，是以法治官，以法治权，让官员时时守住法律的界线。今后的普法重点，必须从百姓转向官员，对官员要以守法、用法当做重要的考核升迁指标。
中国警方3月2日约见十几名驻北京外国记者，强调外国记者在中国各地采访前需征得被采访人和单位同意。据称，这些外国记者2月27日都曾在试图采访第二波“茉莉花革命”通告引起的反应时遭到警察或便衣的粗暴对待。
3月3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姜瑜举行例行记者会被记者追问“违反了中国哪项法律的哪个条款”时表示，违反了去那个地方采访需申请的有关规定。“不要拿法律当挡箭牌。问题的实质是有人唯恐天下不乱，想在中国闹事。对于抱有这种动机的人，我想什么法律也保护不了他。”
“不要拿法律当挡箭牌”，也许是发言失误，但表现出来的官员潜意识令人担忧。这种说法给人的印象是中国法律只是一个口号。政府需要时，法律是百姓必须遵守的强制性规范；政府觉得碍手碍脚时，可以弃如敝履。
社 评说，两位重量级的法律专家会近日反复强调法律神圣。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委员、清华大学法学院副院长周光权呼吁：“要真正让官员认同、尊重、信仰法律规 范，而不是因为他执法或了解法律而去玩弄法律。”全国人大常委徐显明教授也呼吁：当通过法律达不到目的时，统治者便可抛弃法律，而改用其他手段，这是应该 抛弃的人治观念。
法律不是道具，政治家既要用法律治国，政治家更要受法律的约束。对法律神圣的信仰，应该成为官员素养中的第一素养，官员本能中的第一本能。这有这样，才可能从根子上杜绝选择性执法，法律才不会在人治过程中起到助纣为虐的反作用。
社 评说，法律必须神圣，还在于它公正而无所偏私地同等保护所有人，它是所有社会成员基本权利的挡箭牌，包括罪犯----罪犯的基本权利也受中国法律保护。只 要是符合法律的行为，即便行为人别有用心，也不能找借口处置他。处置任何人都必须依照最严格的法律程序，而不可以无法无天，再怎样貌似正义的理由都不能用 废止法律的办法，来进行法外施刑。
当下法律界有一种说法，叫法治倒退。是否真的倒退见仁见智，但今日中国某些官员法治意识倒退则是事实。除 了扬言“不要拿法律当挡箭牌”“什么法律也保护不了他”，其他雷人之语平时也冲口而出：“你是替党说话，还是替老百姓说话”“没有强拆就没有新中国”“与 政府作对就是恶”“拆迁自焚就是暴力抗法”。
这些雷人之语看似偶然，实则展现某些官员迷信强权而蔑视规则的潜意识。
社评最后说，中国法治现实严峻，当前首要和核心的任务，的确如如周光权委员所称，是以法治官，以法治权，让官员时时守住法律的界线。今后的普法重点，必须从百姓转向官员，对官员要以守法、用法当做重要的考核升迁指标。
中国警方3月2日约见十几名驻北京外国记者，强调外国记者在中国各地采访前需征得被采访人和单位同意。据称，这些外国记者2月27日都曾在试图采访第二波“茉莉花革命”通告引起的反应时遭到警察或便衣的粗暴对待。
3月3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姜瑜举行例行记者会被记者追问“违反了中国哪项法律的哪个条款”时表示，违反了去那个地方采访需申请的有关规定。“不要拿法律当挡箭牌。问题的实质是有人唯恐天下不乱，想在中国闹事。对于抱有这种动机的人，我想什么法律也保护不了他。”
Wednesday, March 16, 2011
日本员工帮助20名中国研修生避难后被海啸吞没
| 日本员工帮助20名中国研修生避难后被海啸吞没 新华网日本宫城县女川町3月16日电 大灾来时有大爱 宫城县女川町百名中国研修生受助生还 新华社记者马杰 刘华 “要不是这些当地人的帮助，我们早就没了！”来自中国大连的研修生衣亚男和同伴们在宫城县女川町含着泪水感激道。 女川町约一万人口，一半左右至今下落不明，记者在这里看到，城镇一片废墟，海岸边堆放着几具被海浪冲上来的遗体。一辆日本国营列车被海啸拆成两截，拍打在离海岸轨道几十米以外的山边。在这样一座受灾惨烈的小镇，近百名中国研修生无一遇难，而很多人能够逃生，是因为身边有给予帮助的当地人。 灾难发生时，地动山摇，佐藤水产株式会社的20名中国研修生逃到宿舍附近一处地势较高的地方，不一会儿，公司专务佐藤充跑过来，喊着“海啸来了”，随后带着她们跑到更高处的神社避难。安顿好研修生后，佐藤充又冲回宿舍楼，试图找寻妻女。但宿舍楼很快被海啸淹没，佐藤充再也没有跑出来。 “我们看到他被逼得无路，在房顶上左跑右跑，最后还是被卷到水里。一开始还扑腾了两下，很快人就不见了，”衣亚男哽咽着说。研修生张军燕用相机拍摄下了整个过程，视频里，女孩们尖叫着、哭喊着“快跑啊”，却只能看着救命恩人佐藤充被海啸无情吞噬。张军燕说，佐藤充的妻女到现在也下落不明。 灾难发生当晚，大雪严寒，研修生们无处可去。佐藤充的哥哥、佐藤水产社长佐藤仁不顾自己家被冲走的悲伤，一晚上都在找山上的朋友借房子，暂时将研修生们安置进去。平时负责佐藤水产研修生管理的杜华说：“灾害发生第二天，佐藤仁见到我的第一句话就是： 杜华，20个人一个都没少！ ” 冈青株式会社的社长和部长也没有忘记中国研修生，他们第一时间开车将5名研修生送到附近山上。“当晚，社长给我们找了一间山顶的温泉旅馆避难。那时，他们连自己的孩子都还没找到，”来自大连的曹晶说，等情况稳定后，她们又被转移到当地最大的避难所，和几十名中国同胞团聚。 在避难所，研修生们一日可以保证有两到三餐。随着受灾信息被外界更多人知道，赈灾车辆越来越多，补给也逐渐充足。“我实在不敢想象如果没有这些人的帮助我们会怎样，”曹晶说，在这场与时间赛跑的逃生中，这些当地人对每一个生命的同等尊重，将让得到救助的研修生感动一生。 |
Thursday, March 10, 2011
华裔女子陪亲威上访被抓 靠加拿大护照脱身
多年前从中国广州移民大温哥华的一个赵姓女子，日前在中国人大政协两会期间，陪亲戚自山东到北京上访，结果一同被关进久敬庄「黑监狱」，很快即获加拿大驻 华大使馆介入下获释。而她身在卑诗本拿比的安姓丈夫，除为妻子在华不幸遭遇感气愤外，更说自己也要立刻申请加国护照以保人身安全。该赵姓女子较早时使用加 国护照进入中国。
据居住本拿比的安先生表示，由于他在山东青岛的一对70多岁亲戚，牵涉一宗被认为判决不公的民事诉讼，才由返华探亲的妻子 陪同下，一起前往北京的中国国家信访局，递交投诉表格。但没想到北京时间周二上午11时，他们三人抵达目的地后，竟遭公安强行带走，随后更转送专关押访民 的久敬庄分流中心。
现年38岁的安先生说：「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今年1月才接见过上访群众，为政府改革带来希望。没想到连外国公民陪访民上访也遭强行扣押，这实在让人难以接受。」
在接获妻子遭关押消息后，安先生焦急万分，立刻致电加拿大驻北京大使馆求助，幸好一个会说普通话的王姓职员答应帮忙，指使馆方面会联络北京公安局，同时发函中国外交部。他说，随后他就打电话给妻子，想直接告诉她驻华使馆的电话，一直打不通，令他非常担心。
安先生表示，经过3个多小时才接获妻子自北京打来电话报平安，说已获释，但一对70多岁的安姓亲戚夫妇续遭拘留。
他说：「记得周二晚间，前后3个小时，自己就像热锅上的蚂蚁，简直急的快疯了。」
他认为，因为妻子持加拿大护照返华，才得以获释：「我目前还是持枫叶卡，看来还得马上申请加拿大护照，否则真不敢随便回去中国。」
安先生指妻子告诉他，久敬庄分流中心里面关了数百访民，日常生活用品都被执法人员拿走，只发给饭票。戒备森严的久敬庄，有好几道铁门，进去的人根本插翼难飞。听说还有一些不幸的上访者，被殴打或送到精神病院。
他强调说，中国信访制度原希望解决大量的冤假错案，结果公职人员却粗暴关押访民，这让人非常痛心：「我希望加国政府经过这次，能敦促中国重视访民基本人权，也释放我那对无辜的亲戚。」
要认真考虑人身安全
当初先来加拿大留学、如今拿到枫叶卡的安先生认为，虽然他一旦入籍加国、持有加国护照时，他原有的中国户籍将要取消；但认真考虑到自己返乡时的人身安全，看来还是拿加拿大护照管用。
中 国各级政府目前都成立信访办公室，但数以百万计上访者，却仍像封建时代遭冤屈的老百姓一样，前往各省省会和首都上访，投诉非法侵占土地、劳资纠纷以及被执 法官员粗暴对待等各类不平事，要求高级官员介入彻查。据称，每年约1,000万人次到信访办公室上访。有些人甚至辞去工作，年复一年地上访，往往没有结 果。
--星岛日报
据居住本拿比的安先生表示，由于他在山东青岛的一对70多岁亲戚，牵涉一宗被认为判决不公的民事诉讼，才由返华探亲的妻子 陪同下，一起前往北京的中国国家信访局，递交投诉表格。但没想到北京时间周二上午11时，他们三人抵达目的地后，竟遭公安强行带走，随后更转送专关押访民 的久敬庄分流中心。
现年38岁的安先生说：「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今年1月才接见过上访群众，为政府改革带来希望。没想到连外国公民陪访民上访也遭强行扣押，这实在让人难以接受。」
在接获妻子遭关押消息后，安先生焦急万分，立刻致电加拿大驻北京大使馆求助，幸好一个会说普通话的王姓职员答应帮忙，指使馆方面会联络北京公安局，同时发函中国外交部。他说，随后他就打电话给妻子，想直接告诉她驻华使馆的电话，一直打不通，令他非常担心。
安先生表示，经过3个多小时才接获妻子自北京打来电话报平安，说已获释，但一对70多岁的安姓亲戚夫妇续遭拘留。
他说：「记得周二晚间，前后3个小时，自己就像热锅上的蚂蚁，简直急的快疯了。」
他认为，因为妻子持加拿大护照返华，才得以获释：「我目前还是持枫叶卡，看来还得马上申请加拿大护照，否则真不敢随便回去中国。」
安先生指妻子告诉他，久敬庄分流中心里面关了数百访民，日常生活用品都被执法人员拿走，只发给饭票。戒备森严的久敬庄，有好几道铁门，进去的人根本插翼难飞。听说还有一些不幸的上访者，被殴打或送到精神病院。
他强调说，中国信访制度原希望解决大量的冤假错案，结果公职人员却粗暴关押访民，这让人非常痛心：「我希望加国政府经过这次，能敦促中国重视访民基本人权，也释放我那对无辜的亲戚。」
要认真考虑人身安全
当初先来加拿大留学、如今拿到枫叶卡的安先生认为，虽然他一旦入籍加国、持有加国护照时，他原有的中国户籍将要取消；但认真考虑到自己返乡时的人身安全，看来还是拿加拿大护照管用。
中 国各级政府目前都成立信访办公室，但数以百万计上访者，却仍像封建时代遭冤屈的老百姓一样，前往各省省会和首都上访，投诉非法侵占土地、劳资纠纷以及被执 法官员粗暴对待等各类不平事，要求高级官员介入彻查。据称，每年约1,000万人次到信访办公室上访。有些人甚至辞去工作，年复一年地上访，往往没有结 果。
--星岛日报
Thursday, March 03, 2011
曾经，我有一个最卑微的请求：
http://cnjasmine.blogspot.com/
曾经，我有一个最卑微的请求：
我是一个农民，你能不能让我的孩子不用再做农民？我有一份责任田，能不能我想种什么就种什么？即使让我们按自己的意愿种植，能不能让我们能从地里刨口饭 吃？即使你想征收我的责任田，能不能给我提供一个基本的法律依据？即使不能给出依据，能不能按照国家标准给我补偿？即使不能按国家标准补偿，能不能把补偿 款全数给到我手里？即使不能全数给到我手里，能不能等田里的庄稼成熟收成后再填平我汗水浇熟的田地？即使，无论如何我都不同意，我能不能不用死在车轮底 下？
我能够进城谋生，你能不能不叫我“农民工”？能不能让我的孩子不用上“农民工子弟小学”？即使要上“农民工子弟小学”，能不能不因为需要减少城市流动人口 而要拆掉我孩子的学校？即使我的孩子能上城里的学校，能不能和城里的孩子給一样多的学费？即使我要给更多的学费，能不能让我的孩子在居住地参加高考？
我是一个小摊贩，那怕锅里只是几根煮熟的苞米，你的城管能不能不随意来取缔我的小摊子？即使要来取缔我的小摊子，能不能不要随意掀掉我的摊子、踢飞我的铝 锅，没收我的板车？即使非要掀掉我的摊子，能不能不要把我按在地上痛打？我只图两餐温饱，给子女攒点学费。即使不给摆摊，一家人衣食无着我不得不带着孩子 出来乞讨，能否不强行拉我们去验DNA？如果我的孩子让人拐走了，能不能不要让人把孩子拐到黑砖窑做奴隶？即使他被人拐走做了奴隶，能不能帮我把我的孩子 找回来？
我是一个民办教师，你能不能不让官员的子女充斥学校而给我一个经过考试转正为公办教师的机会？当我面对村里的孩子叫我一声“老师”的时候，能不能让我不用 再低头慌张躲避？我是一个复退转军人，能不能按照当初的承诺，给我一份工作，那怕是单位里保洁、保安、开车等最低收入的工作？我是一个国有银行的下岗职 工，能不能不用低得可怜的数额买断我的工龄？我只是一个下岗工人，能不能让微薄的退休金增幅赶上通货膨胀的速度？
我是一个教徒，你能不能尊重我的信仰自由让我有一个公开颂主的机会？即使不能给我一个公开的机会，能不能让我能私下在家庭里聚会？即使不能让我在私下聚 会，能不能不隨意闯家里把我抓去拘留劳教？即使要把我抓去拘留劳教或监狱，能不能不虐待我？即使虐待我，能不能让我活着走出看守所、劳教所或监狱？
我是一个大学生，你能不能不要收那么高的学费？父母二三十年的积蓄，才勉强供我一个人上学。即使不能降低学费，能不能不把我扔到郊外的大学城自生自灭？即 使把我扔到大学城，能不能不要收那么高的住宿费用？即使要收那么高的住宿费用，能不能不要收那么高的电费水费？还有，即使要按比例抓人挂科，能不能不按学 分收费重修？即使这一切都不能如我所愿，能不能让我在每星期天下午自由走出校门？如果我毕业走出校门，能不能不要让我马上失业？即使我马上失业，能不能让 我能群租苟且偷生等待机会？即使我能找到一个工作，能不能让我们按年薪的合理比例购置我自己的房子而不是成为“房奴”？
我只想吃碗饱饭，你能不能让商家不要在我吃的东西里头加地沟油、加吊白块、加苏丹红、加甲醇、加毛发酱油？大人也就罢了，能不能让商家不在我孩子奶粉里加 三聚氰胺，能不能不在我孩子的奶粉里面加皮革蛋白粉？即使孩子被毒害而疾病缠身，能不能给我的孩子必要的补偿？即使不能给补偿，能不能让我能通过法院寻求 公正与赔偿？即使不让我去法院寻求公正，能不能不把我抓起来判刑？即使要把我抓起来判刑，能不能不要强迫我认罪撤诉？即使我被迫认罪撤诉，能不能不让我消 失于人世？
我已经有了一个孩子，你能不能不强制抓我去上环节育？如果我有一个孩子而又怀孕的话，能不能不拉我去强制堕胎？如果我生完两个孩子，能不能不强行拉我去结 扎？如果我逃避计划生育，能不能不拉我的家人去学习班？即使不拉我家人去学习班，能不能不拉我的牛、挑我的粮食、揭我家的瓦？即使这些事情你都做了，能不 能给我的孩子一个户口？
我想说两句话，你能不能不强加我造谣诽谤煽动颠覆国家的罪名？即使要强加我罪行，能不能按法律程序通知我家里人？即使我被控制了，能不能不去吓唬我家里的 老人小孩？即使不能通知我家里人，能不能让我请律师，让我的律师会见我？即使要强行开庭，能不能让我的家人参与旁听？即使不能让我家人旁听，能不能让我的 律师传唤证人出示证据充分答辩？即使你强行判决了，能不能让我的家人定期会见我？即使我能如期出狱，能不能不把我放到一个更大的监狱里？
可是，没有如果。经过这么多年，我已经绝望地发现，连我最卑微的请求，完全都不可能得到一丝一毫的满足。
以前，我会说，请你帮帮我；但是，从今天开始，我会告诉你，我不需要你的帮忙了。
以前，我毫无尊严地乞求最低限度的生存；现在，我清楚我需要的是有尊严的生活。只有两个字：尊严。
我的尊严，不再需要你的施舍，我的尊严，就在我的脚下，在每个星期天下午两点的街头。
你给或不给，诉求都在这里，不屈不挠。
我是一个农民，你能不能让我的孩子不用再做农民？我有一份责任田，能不能我想种什么就种什么？即使让我们按自己的意愿种植，能不能让我们能从地里刨口饭 吃？即使你想征收我的责任田，能不能给我提供一个基本的法律依据？即使不能给出依据，能不能按照国家标准给我补偿？即使不能按国家标准补偿，能不能把补偿 款全数给到我手里？即使不能全数给到我手里，能不能等田里的庄稼成熟收成后再填平我汗水浇熟的田地？即使，无论如何我都不同意，我能不能不用死在车轮底 下？
我能够进城谋生，你能不能不叫我“农民工”？能不能让我的孩子不用上“农民工子弟小学”？即使要上“农民工子弟小学”，能不能不因为需要减少城市流动人口 而要拆掉我孩子的学校？即使我的孩子能上城里的学校，能不能和城里的孩子給一样多的学费？即使我要给更多的学费，能不能让我的孩子在居住地参加高考？
我是一个小摊贩，那怕锅里只是几根煮熟的苞米，你的城管能不能不随意来取缔我的小摊子？即使要来取缔我的小摊子，能不能不要随意掀掉我的摊子、踢飞我的铝 锅，没收我的板车？即使非要掀掉我的摊子，能不能不要把我按在地上痛打？我只图两餐温饱，给子女攒点学费。即使不给摆摊，一家人衣食无着我不得不带着孩子 出来乞讨，能否不强行拉我们去验DNA？如果我的孩子让人拐走了，能不能不要让人把孩子拐到黑砖窑做奴隶？即使他被人拐走做了奴隶，能不能帮我把我的孩子 找回来？
我是一个民办教师，你能不能不让官员的子女充斥学校而给我一个经过考试转正为公办教师的机会？当我面对村里的孩子叫我一声“老师”的时候，能不能让我不用 再低头慌张躲避？我是一个复退转军人，能不能按照当初的承诺，给我一份工作，那怕是单位里保洁、保安、开车等最低收入的工作？我是一个国有银行的下岗职 工，能不能不用低得可怜的数额买断我的工龄？我只是一个下岗工人，能不能让微薄的退休金增幅赶上通货膨胀的速度？
我是一个教徒，你能不能尊重我的信仰自由让我有一个公开颂主的机会？即使不能给我一个公开的机会，能不能让我能私下在家庭里聚会？即使不能让我在私下聚 会，能不能不隨意闯家里把我抓去拘留劳教？即使要把我抓去拘留劳教或监狱，能不能不虐待我？即使虐待我，能不能让我活着走出看守所、劳教所或监狱？
我是一个大学生，你能不能不要收那么高的学费？父母二三十年的积蓄，才勉强供我一个人上学。即使不能降低学费，能不能不把我扔到郊外的大学城自生自灭？即 使把我扔到大学城，能不能不要收那么高的住宿费用？即使要收那么高的住宿费用，能不能不要收那么高的电费水费？还有，即使要按比例抓人挂科，能不能不按学 分收费重修？即使这一切都不能如我所愿，能不能让我在每星期天下午自由走出校门？如果我毕业走出校门，能不能不要让我马上失业？即使我马上失业，能不能让 我能群租苟且偷生等待机会？即使我能找到一个工作，能不能让我们按年薪的合理比例购置我自己的房子而不是成为“房奴”？
我只是一介布衣，你能不能不随便在路上把我截停来查我的身份证？即使要查我的身份证，万一我忘带 了，能不能不把我关到看守所？即使把我带到看守所，能不能不要叫我的家人带钱来赎人？即使不叫我家人赎人，能不能不要殴打我？即使要殴打我，能不能不把我 打死？即使把我打死了，能不能不说我是“躲猫猫死”“睡觉死”等原因而意外身亡？
我有一所祖传下来的房子、一所我辛苦赚钱买回来的房子、一所我一砖一瓦砌起来的房子， 即使你需要用我房子下面的土地，你能不能和我商量一下房子的价钱合理补偿后再拆我的房子？即使不能商量，能不能按照房子的市价购买我的房子？即使不能按市 价购买我的房子，能不能不趁我不在的时候扒掉我的房子？即使不能不扒我的房子，能不能不要找人来打死打伤我后再拆房子？即使当我不得不点燃自己身上的汽油 的时候，能不能不说我是暴力抗法？就如梁文道所说，“好，就算你不能保证老百姓的住所不被强拆，起码你也该留道气口，让他们去上访投诉吧。如果你连上访都 不准，可不可以不要强奸那个跑来上访的女孩呢？如果你的人非强奸她不可，能不能至少让那个女孩去报个案呢？就算做做样子也行吧？万一这女子太过害怕，找人 陪同壮胆，能不能不捉那个陪她的善心人，说他是‘聚众滋事’呢？如果你真得抓这个人，至少让他见见家人和律师好不好？”
我只想吃碗饱饭，你能不能让商家不要在我吃的东西里头加地沟油、加吊白块、加苏丹红、加甲醇、加毛发酱油？大人也就罢了，能不能让商家不在我孩子奶粉里加 三聚氰胺，能不能不在我孩子的奶粉里面加皮革蛋白粉？即使孩子被毒害而疾病缠身，能不能给我的孩子必要的补偿？即使不能给补偿，能不能让我能通过法院寻求 公正与赔偿？即使不让我去法院寻求公正，能不能不把我抓起来判刑？即使要把我抓起来判刑，能不能不要强迫我认罪撤诉？即使我被迫认罪撤诉，能不能不让我消 失于人世？
我已经有了一个孩子，你能不能不强制抓我去上环节育？如果我有一个孩子而又怀孕的话，能不能不拉我去强制堕胎？如果我生完两个孩子，能不能不强行拉我去结 扎？如果我逃避计划生育，能不能不拉我的家人去学习班？即使不拉我家人去学习班，能不能不拉我的牛、挑我的粮食、揭我家的瓦？即使这些事情你都做了，能不 能给我的孩子一个户口？
我想说两句话，你能不能不强加我造谣诽谤煽动颠覆国家的罪名？即使要强加我罪行，能不能按法律程序通知我家里人？即使我被控制了，能不能不去吓唬我家里的 老人小孩？即使不能通知我家里人，能不能让我请律师，让我的律师会见我？即使要强行开庭，能不能让我的家人参与旁听？即使不能让我家人旁听，能不能让我的 律师传唤证人出示证据充分答辩？即使你强行判决了，能不能让我的家人定期会见我？即使我能如期出狱，能不能不把我放到一个更大的监狱里？
可是，没有如果。经过这么多年，我已经绝望地发现，连我最卑微的请求，完全都不可能得到一丝一毫的满足。
以前，我会说，请你帮帮我；但是，从今天开始，我会告诉你，我不需要你的帮忙了。
以前，我毫无尊严地乞求最低限度的生存；现在，我清楚我需要的是有尊严的生活。只有两个字：尊严。
我的尊严，不再需要你的施舍，我的尊严，就在我的脚下，在每个星期天下午两点的街头。
你给或不给，诉求都在这里，不屈不挠。
Tuesday, March 01, 2011
利比亚驻联合国代表声泪俱下止住了中国代表“不干涉内政”
中国政府承认使用致命杀伤性武器镇压平民是反人类罪
2月26日，联合国安理会的15个理事国举行紧急会议，经过一整天的密集磋商之后，一致通过了制裁利比亚卡扎菲政府的第1970号决议。
制 裁内容包括4个方面：1、对利比亚实行武器禁运，2、禁止卡扎菲和家人以及16名亲信出国旅行，3、冻结相关人员的海外资产，4、以涉嫌“反人类罪”将利 比亚当局镇压平民的行动提交海牙国际刑事法庭进行处理。可以说，这一制裁案几乎动用了除开军事介入之外的所有制裁手段。
在会上辩论议案时，利比亚驻联合国代表发言，声泪俱下，恳求各国代表投票支持制裁，特别要求把卡扎菲政府送上国际刑事法庭。他的发言止住了中国代表所谓“不干涉内政”的论点，成为辩论的转折。
一个主权国家政府的代表，请求外国政府联合起来制裁惩处自己国家的政府，并且一见到各国同意制裁，立即流下感激的热泪。这在联合国历史上是没有先例的。
第1970号决议的伟大意义在于，正如美国驻联合国代表所说：“它史无前例地迅速和一致决定，将一个国家的人权问题提交到国际刑事法庭进行处理。”
不 消说，这一点正是中国政府最害怕的一点。本来在这次会议上，其他国家早就表示同意了，唯有中国代表迟迟不表态，因为中南海就半天拿不定主意。众所周知，现 在利比亚政府的所作所为，就是1989年中国政府的所作所为。这一点，卡扎菲自己就一再强调。卡扎菲两次电视讲话，都以中国政府在1989年出动军队坦克 镇压天安门民主运动为例，为自己镇压利比亚平民的行为作辩护。
这就使中国政府陷入极大的困境：如果它不投赞成票，那等于把自己和卡扎菲捆在一起推上被告席，成为国际社会的众矢之的；如果投赞成票，那等于从理论上承认了1989年天安门屠杀是反人类罪，应该被追究责任。
中国政府是最后一个投票的。出于无奈，它不得不投下赞成票。在表决之后，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李保东作解释性发言，说：“考虑到利比亚当前极为特殊的情况和阿拉伯及非洲国家的关切和主张，中国代表团对安理会刚刚通过的第1970号决议投了赞成票。”
2 月28日的英国《泰晤士报》发表署名文章（注）指出，阿拉伯人的觉醒可能会深刻地影响中国的政策。中国政府在它所参与的最重要的国际机构－－联合国－－和 大家一道，立下了一条明确的规矩，那就是，使用致命杀伤性武器镇压民众是犯罪行为，政府的领导人可能也应该被追究责任。
不错，中国政府投票 同意联合国第1970号决议，并不等于它已经承认了六四屠杀的罪行，也不等于今后它就不再会使用致命杀伤性武器镇压平民。我注意到，国内官方媒体在提到第 1970号决议时，只说了3项制裁，即，武器禁运，旅行禁令和资产冻结，有意隐瞒了以涉嫌“反人类罪”将利比亚当局提交国际刑事法庭这一项。可见，中国政 府还在欺骗中国人民。这表明它还无意改恶从善。但是那毕竟也说明了，中国政府自己也知道，在道义上，在法理上，它无法否认，它不得不承认，使用致命杀伤性 武器镇压本国平民是反人类罪。
－－－－－－
（注）Libyan tremors will be felt as far away as China;The Arab awakening could profoundly affect policy in Beijing and London, and herald a new dawn for the EU. by Bill Emmott, Times (London); Pg. 23; Feb,28,2011.
___ 自由亚洲电台 ___
2月26日，联合国安理会的15个理事国举行紧急会议，经过一整天的密集磋商之后，一致通过了制裁利比亚卡扎菲政府的第1970号决议。
制 裁内容包括4个方面：1、对利比亚实行武器禁运，2、禁止卡扎菲和家人以及16名亲信出国旅行，3、冻结相关人员的海外资产，4、以涉嫌“反人类罪”将利 比亚当局镇压平民的行动提交海牙国际刑事法庭进行处理。可以说，这一制裁案几乎动用了除开军事介入之外的所有制裁手段。
在会上辩论议案时，利比亚驻联合国代表发言，声泪俱下，恳求各国代表投票支持制裁，特别要求把卡扎菲政府送上国际刑事法庭。他的发言止住了中国代表所谓“不干涉内政”的论点，成为辩论的转折。
一个主权国家政府的代表，请求外国政府联合起来制裁惩处自己国家的政府，并且一见到各国同意制裁，立即流下感激的热泪。这在联合国历史上是没有先例的。
第1970号决议的伟大意义在于，正如美国驻联合国代表所说：“它史无前例地迅速和一致决定，将一个国家的人权问题提交到国际刑事法庭进行处理。”
不 消说，这一点正是中国政府最害怕的一点。本来在这次会议上，其他国家早就表示同意了，唯有中国代表迟迟不表态，因为中南海就半天拿不定主意。众所周知，现 在利比亚政府的所作所为，就是1989年中国政府的所作所为。这一点，卡扎菲自己就一再强调。卡扎菲两次电视讲话，都以中国政府在1989年出动军队坦克 镇压天安门民主运动为例，为自己镇压利比亚平民的行为作辩护。
这就使中国政府陷入极大的困境：如果它不投赞成票，那等于把自己和卡扎菲捆在一起推上被告席，成为国际社会的众矢之的；如果投赞成票，那等于从理论上承认了1989年天安门屠杀是反人类罪，应该被追究责任。
中国政府是最后一个投票的。出于无奈，它不得不投下赞成票。在表决之后，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李保东作解释性发言，说：“考虑到利比亚当前极为特殊的情况和阿拉伯及非洲国家的关切和主张，中国代表团对安理会刚刚通过的第1970号决议投了赞成票。”
2 月28日的英国《泰晤士报》发表署名文章（注）指出，阿拉伯人的觉醒可能会深刻地影响中国的政策。中国政府在它所参与的最重要的国际机构－－联合国－－和 大家一道，立下了一条明确的规矩，那就是，使用致命杀伤性武器镇压民众是犯罪行为，政府的领导人可能也应该被追究责任。
不错，中国政府投票 同意联合国第1970号决议，并不等于它已经承认了六四屠杀的罪行，也不等于今后它就不再会使用致命杀伤性武器镇压平民。我注意到，国内官方媒体在提到第 1970号决议时，只说了3项制裁，即，武器禁运，旅行禁令和资产冻结，有意隐瞒了以涉嫌“反人类罪”将利比亚当局提交国际刑事法庭这一项。可见，中国政 府还在欺骗中国人民。这表明它还无意改恶从善。但是那毕竟也说明了，中国政府自己也知道，在道义上，在法理上，它无法否认，它不得不承认，使用致命杀伤性 武器镇压本国平民是反人类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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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Libyan tremors will be felt as far away as China;The Arab awakening could profoundly affect policy in Beijing and London, and herald a new dawn for the EU. by Bill Emmott, Times (London); Pg. 23; Feb,28,2011.
___ 自由亚洲电台 ___
Sunday, February 20, 2011
流沙河：中国人在全世界唯一最好的朋友是美国人
本文摘自：人民网，作者：流沙河，原题：《流沙河：中国人在全世界唯一最好的朋友是美国人》
流沙河：各位朋友（热烈的掌声），我比在座各位朋友蠢长得多，我今年已经74岁了。我这个人谈不上什么“思想”；但是由于我的年龄比你们大，我曾经亲身经历的事比如抗日战争你们没有经历过，这就是我跟大家不同的地方。今天来，我只跟大家讲两件事情。
我的家乡在今天的青白江区城乡镇，在那时金堂县的县城里边，一条好深的巷子叫槐树街，出去有一个庙子叫“川祖庙”（音）。从我当小学生起，这个川祖庙就有一拨一拨的壮丁进来集训，两三个月后就开赴前线去了。这都是我这个小学生亲眼见到的。这些壮丁苦得很，他们穿得稀烂，我没有看见任何强迫，全部是招派，而且都是自愿的。
这些壮丁是怎样来的呢？当时的征兵政策，叫“三丁抽一，五丁抽二”――你有三弟兄必须要出一个去打仗，有五个要出两个。出了以后由国民政府（县政府）给“安家费”（用“黄谷”就是没有碾出来的米发放），所有壮丁的家属都领了的。这里面我所见到的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九是自己去的，“拉壮丁”的事有没有？有，我亲自看见过一次，而且这一次的情况是：有个保长，他完成了任务又乱打主意，想再拉一个木匠。那天木匠收了工从房子上下来，保长就把他拉了。
但是拉了以后第二天就放了，为什么呢？因为这样子做不合法。由于当时负担壮丁的人除了保长以外还有很多乡长，别人都是按照规定而他完成后又胡乱来，怎么行呢？所以后来就放了。这是我见到的唯一一次。我见过川祖庙里一批批来一批批走不下数千人，这些壮丁怎么可能都是强迫拉来的呢？拉来他不跑吗？很容易他就跑了，那个庙子几面都是空的。这些壮丁非常苦、非常惨，我们四川的三百万壮丁几乎都是农民。全部是这些最穷苦的老百姓。而且这中间我没有看见过逃兵。逃兵有没有？有。连正规的兵营都有逃兵，但怎么能拿这跟百分之九十九点九来比呢？
而且还跟你们不同，本人有幸接触过一大批这样的人。那是文革中我这个“右派”。这些就是我亲自看见过的抗日战争到前线打过仗的人。无论你们从“理论”出发、还是从你们的“主义”出发你们要采取什么做法，都难以抹杀四川三百万“壮丁”的善良勇敢，和他们在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中作出的贡献和牺牲――四川的壮丁牺牲在战场上有几十万。他们用的武器根本没法跟人比，但是他们去赴死了。这是我终身难以改变的印象。这就是我要讲给大家听的第一个故事。
第二个故事也是我亲身看见的。我要告诉大家：美国人是我们最好的朋友，中国人在全世界唯一最好的朋友是美国人。1900年八国联军进入北京，第二年的“庚子赔款”所有的八个列强，其中只有一个国家拿到这个钱没有动，就是美国。后来以各种方式退给我们了，其中一种方式叫“庚款留学生”，还有的拿来补贴我们的大学。我告诉你们，抗战时期山西有一个“铭贤学院”迁到我的家乡来。这个学校是和美国欧柏林学校挂了钩的，欧柏林大学有个“山西基金会”就是美国政府用庚子赔款设立的。“山西基金会”的钱就用来资助办铭贤学院，从30年代创办就是用的这个钱。
后来抗日战争了辗转数千里逃到我们家乡，我们家乡最大一个姓曾的地主，他主动把自己一个寨子腾空，全部免费借给这个学校。这个学院就这样一直办了下来。政权改制后它就变成了“山西农学院”和“山西工学院”，然后跟美国交恶后每年的这个钱就没有了。那头也没有作任何解释，我们这头说“我们革命国家，谁要你帝国主义的臭钱”，就这样从建国以后这个钱就断了数十年。
到了改革开放初期，欧柏林大学的“山西基金会”派了一个工作人员，一个27岁的小伙子到中国大陆来，找到中国政府。问他有什么事情，他说你们国家从前有个铭贤学院还在不在？哦，大家就告诉他说这个铭贤学院从建国后就迁回了山西，在它的基础上办了一个“山西工学院”和一个“山西农学院”。然后这个小伙子就去找，找到里面一些老的教师，果然证明这是事实。考察后他就走了，也没有说什么话。过了一段时间美国方面就正式派代表来，说是要接触你们原来铭贤学院、现今是“山西农学院”和“山西工学院”的人，要拨一大笔款给他们。你想我们这边的官员听说有“美圆”来，那个积极性之高啊（笑声），马上把工学院、农学院的党的领导，党委书记、院长每个单位派起代表团来。但是一接触没有发现一个真正是原来铭贤学院的人。人家“山西基金会”说你们来的都是官员，我们要见铭贤学院的人。怎么办，怎么办？最后才想起山西农学院有个右派分子是原来铭贤学院的，于是去把这个扫厕所的教授老头找来，说让你加入我们这个代表团，你走在前面。结果人家还认得到他，从此以后每年20万美圆就没有断过，10万给农学院，10万给工学院。这样大家才知道，原来尽管。夺取政权后这个钱就断了，但美国人一分钱都没有动，全部拿来存起连本带利增值了几十年，现在就能够每年拿出20万给这两个学校。这是我一个在铭贤学院读过书的朋友讲给我听的，我听了当时就哭起来了（掌声）。八国联军中没有一个国家这样做。
其中最恶劣的有两个，一个是日本，日本把我们赔的钱都拿去制造武器再来打我们；第二个就是俄国，极其无耻贪婪。而不久前我读一个清朝派到美国去的人写的笔记，当时的美国总统接见这名外交官时曾表示：有两个国家想要侵略你们，一个是日本，一个是俄国。贵国受列强欺负，我们美利坚合众国是同情你们的；我们希望你们要强大起来，一个强大的中国是符合美国的利益的。还有一个事情，就是八国联军走后，中国的赔款绝大部分不是给的银子，根本没有那么多现银。是通过什么方式给的呢？是从中国的海关收入里每年扣出。中国总署由八国推举的代表、一个叫赫德的美国人管理赔款帐目，赫德管理的帐目那是一清二楚。美国人在这方面的品行也为世所公认。
抗日战争爆发时我刚进小学，到我进初中的时候抗战已经进入最后阶段，也是最艰难的时期。我13岁那年曾经与其他同学一起去美军的军用机场，跟所有大人一样参加劳动。一样吃的是糙米饭，米汤是红颜色有气味的；一样是八个人一桌，只有一小碗不见油花的盐拌萝卜丝。就这样修了一个星期机场。我们这些娃儿是怎样想的呢？——再不出力国家就要亡了。因为从小我们的老师就跟我们讲：一定不能当亡国奴！当了亡国奴就要像朝鲜人那样，见到日本人来了就要立正鞠躬，日本人要骑马还要垫背让日本人踩着上马。这就是亡国奴！因此我们从小就知道要爱自己的国家。当时国民政府也好、老师也好，要我们爱国从来没有说过“爱国主义”这几个字。你要知道，“爱国”成了“主义”，就是一种“学说”，一种学说是不含任何情感的（掌声）。我们的老师说“要爱国”，余光中对我说“爱国是一种感情，不是一种主义”。我从小就是被这种感情所制约的。
——后来这个机场修起了，我当学生亲自看见这些美国飞行员从我家院子上空飞过，去轰炸东京，轰炸日本的钢铁城市八幡，有B-29、P-51（“野马式”战斗机）、还有一种叫“黑寡妇”的战斗机。往往是早上看见一架架B-29编队飞走，下午回来时都已经是打散的了。我亲自见过有些回来的轰炸机，四个螺旋桨有三个都不转了，就靠一个螺旋桨飞回来；还有的翅膀上被高射炮打穿的洞有桌子那么大，透过洞看得见蓝天。小时候看见这些飞行员只觉得他们很英勇，却不知道他们中还有很多人早已葬身太平洋鱼腹之中了。这些就是我们的朋友啊，死在这里啦！这些死让我无法释怀。
另外我还要讲讲美国人的善良。我们中国人，我们贫穷，我们没有自尊心，我们不争气——我们那么多中国人，去偷机场里面美军的军用品，美军从来没有来追查过。在我的家乡，每天黄昏后地下摆的摊子卖的全是军用品，贼货。偷来的美军皮靴、腰带、衣裳、罐头——连花生米罐头都偷，最后就是美军卫生用纸，一捆一捆的偷出来在那里卖。任何美军都没有来追查，换了其他国家是做不到的。美国人单纯天真，而且体谅穷人，晓得你们这个国家没有办法。搞到什么程度，连美国人的枪都要偷，流落出许多卡宾枪，美国空军战士用的那种短卡宾。是由于这些美国兵，他们自由散漫惯了，他们进食堂吃饭有个规定：不允许带武器进入。所有卡宾枪都在食堂外的墙边排成一排，结果吃了饭出来发现枪被偷了。偷了美国人还是就算了，说没关系他又去领。偷美国人皮靴的情况是，美国兵的营房晚上睡觉他们要空气流通不关门，第二天早上起来就哇啦哇啦闹鞋子没有了，于是再去领一双。
后来我在60年代文化大革命前所在的农场，靠近凤凰山飞机场。那里的农民对美军也很熟悉。当时有个姓黄的老大爷是“贫下中农协会”的主席，属于“无产阶级”，党很信任的那种人。他跟我摆起过去的事说：“美国人都是些瓜娃子！”我说：“咋个喃？”他说：“嗨呀，我们净整他们！”说是美国空军因为要有营养，就在天回镇那边买了许多鸡，委托他们去熬鸡汤。“我们只要炖的鸡汤一煮开，就把整鸡捞起来丢在潲水桶里，每天下午挑潲水走时美国人又不检查，结果挑了几十只鸡出来每天晚上在天回镇卖白斩鸡，嗬哟，吃的人还多得很！”（笑声、叹息声）“——美国人居然还不知道，不是瓜娃子吗？”
另外还有我亲自见到的一件事。在广汉机场那里有一个小娃儿——那个机场虽然是军用的，但小孩进去美国人根本不管，我就进去很近的看过飞机——有一个小娃儿突然就丢失了，于是那些农民就闹，说美国人把娃儿偷了。结果过了一个月那个美军休假回来把娃儿带了回来，给他换了一身新衣服，包包里还塞满了美圆，送他回家。这些我亲眼看见的事情，使我对美国人的单纯善良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不管在朝鲜战争开始后说美国人咋个咋个的坏。50年代初我们国家编了一套连环画，是中国那些最有名的画家集体创作的，叫《美帝百年侵华史》，拿来在全国宣传，连每个村庄都贴得有。那美国人简直是青面獠牙啊，美国人坏得不得了。后来在文化大革命前我在凤凰山机场挖地，因为那里过去是美军机场，有个“左派同志”就说：“不晓得他们在这里强奸了我们多少中国妇女！”我当时忍不住冒了一句“——还要调查了才晓得。”嗬，这下报告上去，说我是“坚持反动立场”（笑声）。所以这个是没有办法的：人的记忆无法抹杀。人们信仰的“主义”可以改变，记忆、事实却无法抹杀。
到了80年代我年纪很大了，也都可以出国了，这种记忆依然在起作用。我两次随中国作家代表团出访，一次作为团员、一次是团长。
作为团长那次是到菲律宾。去之前我就知道菲律宾马尼拉南郊有个美军墓园，在太平洋战争中美军牺牲的七万人，有二万五千零七百多人埋葬在这里。因为当年本人研究台湾诗，有四位台湾著名诗人都到过这个墓园并写过诗，其中写得最好的是罗门（大意）：“……太平洋的海底没有门，史密斯、威廉斯你们已经去不成了，就在太平洋的海底吧；哦，等待你们的烟花肯定要放过，等国丧节吧……”〔整理者注：原诗较长，相应部分为“……史密斯威廉斯烟花节光荣伸不出手来接你们回家……史密斯威廉斯当落日烧红满野芒果林于昏暮/神都将急急离去星也落尽/你们是那里也不去了/太平洋阴森的海底是没有门的”〕看了很难过。所以我就立下誓言：只要我到菲律宾就一定要去那里。结果到菲律宾后——我是团长，下面还有几位团员——那边一安排，参观的节目里没有这个，没有这个叫“麦金利堡”（FortMckinly）的二战美军墓园。一看我就很失望。我就琢磨要想个什么办法。
在那里一切都要服从大使馆，而到菲律宾的作家代表团我们已经是第三个了，以前两个都没有去美军墓园的安排。因为菲律宾政府的安排要跟中国大使馆商量，80年代中国大使馆绝对不会允许去参观。到后来第二天我们就要走了，每个人包包里都还揣得有几百个比索，那天下午我就说“今天下午放假，各位同志你们要采购什么的赶快去”。等大家走了，我就一个人找到当地一个写诗的华侨叫李云鹤（音），请他带我去。他说“可以，可以，但是你们中国作家从来没有哪个去的啊。”我说“台湾呢？”他说“台湾是每个作家非去那里不可！”我一下就明白了：人各有感情。我们这边是枪杆子造反打出来的江山，当然就把美国当成敌人；而台湾那边他们记得到，是他们曾经的战友。在我们这边的人里，我是第一个去的。
那个下午我真是感慨良多。我从来没有见过那么大的墓园，更让我惊奇的是下面的情况。
首先是所有的墓碑上一律只有四项内容：一、姓名；二、籍贯；三、部队番号；四、牺牲年、月、日。起先我很纳闷：这里埋葬的军人中既有将军，又有其下不同军衔的和普通士兵，怎么一点没有反映？后来一想才恍然大悟——别人认为将军也好、元帅也好、士兵也好，都是活着时候的一个身份；他死了在上帝面前就都是一个普通人了，就没有这些区别了。不像我们，死了很多年还叫毛“主席”（笑声、掌声）。这是鄙人受的第一个教育。
其次是不分军阶所有墓都修得一模一样，占的面积就那么一点——他们那个不能叫“坟”，中国式的坟是要鼓起来的，而它是平的，上面是一个十字架墓碑。别人的政府花的是什么钱？绝对是我们这些脑筋想象不出来的。80年代我的全部财产加起来还抵不上这个小小的十字架！为什么呢？那是从意大利西西里岛产的“雪花大理石”专门采下来，刻制好了再绕半个地球运到这里来——我连运费都出不起，而且每个都是一样的。这是我看见的：别人没有分任何等级。别人坟墓的排列次序是按ABCD的顺序区分的，你叫Adam你就排在前面，在A区；叫Zemota就在最后，查找起来很方便。别人不仅活着的时候要平等，死了都要平等（掌声）。
这样的事情是在中国我看不见的。还有在墓园前面刻了很多标语，都是黑色大理石填金，它的英文翻译出来就是：“主啊，在我们和强大敌人搏斗最艰难的时候，是祢鼓舞我们勇往直前”，——是“主”，你注意：不是“。党”、“共和党”（掌声）——“上帝啊，祢从太平洋海底把他们的灵魂带回去吧”，“主啊，原谅我们的软弱，多亏祢的支持我们才坚持到最后英勇牺牲”等等——里面没有一个字提到美国总统罗斯福，虽然罗斯福那么伟大；没有一个字提到“。党”、“共和党”。这是不是就是说他们迷信呢？不是的。因为在这里“主”是一个符号，意味着平等——“我们所有的人，死后在GOD面前大家都是一样的”。因此无论你对“主”，然后到了整个墓园的中心区，有一座灰色水泥方塔，三面都是光的，只有一面刻有浮雕，没有任何文字。
这浮雕也令当时的我十分惊诧。
因为按照我们的想法，它的内容应该是歌颂这些牺牲了的美国将士，如果要我来为我们的革命墓园设计的话，那就是一幅战士端枪冲锋、领袖在后面挥手之类的图景；但我一看却完全不是这样，很让我感到惊奇。
它刻的是一个半裸的小伙子双手持剑，这样握着，边上有一些树林——哦，我一下子明白了。这是圣乔治。所有欧洲人都知道的民间传说里斩恶龙、救爱人的圣乔治。这是用圣乔治这个形象代表全体牺牲的美国将士。而且圣乔治脸上没有一点胜利的喜悦，完全是面临大搏斗的紧张，两手紧握宝剑、双目凝视着远方正在扑来的恶龙。这形象一下打动了我。再一看，还有：圣乔治上面两边各有一个少女，穿着古希腊长裙——是自由女神（一个叫Freedom，一个叫Liberty），意思是说他这样英勇战斗是为了自由（掌声）。还没有完。在自由女神的更上面，还有一个妇女，半身像，我一看就懂了——她一手拿天平，一手持权杖，这个女子是Virgin，正义女神。哦，战斗是为了自由，自由又是为了什么呢？为了正义。她这个正义女神一手拿天平——要有平等，一手拿着权杖——要有民权、人权。正义女神上面还有没有？还有。还有就不是神啦，是一个普通美国妇女怀抱一个婴儿：那个美国妇女是“祖国”，那个婴儿就是“祖国的未来”。一个妇女护着婴儿就是整个立意，没有任何文字说明，但我却是深受教益：这就是别人社会、立国的基本价值取向，都在这里面了。
后来我又看见有个墓碑，上面既无姓名籍贯又无部队番号，只刻了一些英文分三行排列，翻译出来就是：“这里躺着一个武装的同志……OhGod——只有上帝才知道他是谁”——这是一个无名战士的墓。按照我们这边，任何革命墓园，都要审查历史。如果你连姓名都没有，就没有资格进革命陵园，因为万一你是叛徒呢？而别人就是没有姓名的也一样给他立了碑。再往下看，又看见一个墓使我心头非常快活。这个墓是一个华裔的，因为他姓名的写法是：N一个省略点；M一个省略点；后面K、I、N——他姓“金”。我在这个墓碑前照了一张相，为此感到些许欣慰。
我的菲律宾华侨朋友对我说：“有几个墓的墓碑不是十字架，我们搞不懂是什么东西，是不是你去给我们认一下？”于是我们就一起去找，找到了我一看，是一个六边形的墓碑，上面还是刻着姓名、籍贯、部队番号、牺牲年月日。我说：“他是犹太人。”凡是读过《旧约》“出埃及记”的都知道，摩西带着以色列人（犹太人）在沙漠里走了几十年都没能回到故乡，摩西死后由大卫王继续，每次迷了路天上都有颗星指引方向，这就是“大卫星”。
我说这表明别人尊重他的宗教信仰。然后他又说“还有个墓碑非常奇怪，不是大理石的。”在他的指引下我看见有个东西在夕阳的余辉里闪着金光，到了那块碑前上面刻的文字又一次使我震惊：“这里躺着我们十八个战友，由于他们身体的部位已难以互相区别，因此让他们在这里一起长眠”——这是那些身体被炸成碎块、难以区别这块是张三的、那块是李四的，只晓得是这十八个人。如果喊我来管，干脆刨18个坑，每个坑里弄一点进去不就了事了？结果别人不。就是说人死了都不要欺骗他，不能欺骗死者，要让他死后都能够真实（掌声）。这些都使我感动。离开时偌大一个墓园只有我和我的菲律宾朋友，在黄昏的夕照之下依依不舍。最后我去看它那个纪念窗、纪念图，比这个墙还高。其中有一张图，地图上画的是从中国内陆、从四川画了一个红色箭头，越过整个中国、越过黄海直插东京——这就是画的我修过的广汉机场，从那里500架B-29去轰炸日本东京的示意图！看到这张图我一下子泪洒衣襟，因为我修过它的跑道，这跟我有关！
所以在10年前，二战胜利50周年我就写了一篇文章，叫《二战我修飞机场》。这篇文章是台湾《中央日报》的约稿，后来占了一个整版。《中央日报》还加了个“编者按”，说是这篇文章让我们又回复到当时中国的艰难情景中，连小小13岁一个学童都要去修飞机场，可见国家、民族的危机之严重。文章发表后就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
有个名叫“林达”的美国女士，到成都后通过各种关系找我，最后由一个考古队的朋友带到我家里。她问我：“你是不是写过一篇文章《二战我修飞机场》？”
我说：“是的。”她说：“你这篇文章是不是发表在台湾《中央日报》某年某月？”我说：“是。”然后她出示一张照片，一言不发盯着我。我一看那是我最熟悉的SuperFortinAir〔SuperFlyingFortress？〕——“超级空中堡垒”B-29。我就告诉她“这是B-29，但是你们已经把它背上的炮塔拆掉了；它的腹部还有一个炮塔，像锅一样凸出来的也没有了。”
她说：“是的，是我们拆掉的。”我说：“还有最重要的它尾舵上有一根天线一直拉到头部，你们这架飞机没有了。”她说：“对，你说得完全正确！”于是她才告诉我，说“我来找你是因为，我的父亲曾经从广汉机场驾驶B-29去轰炸东京，他读了你的文章后要我采访你。”我连说那时我还是一个13岁的孩童，也只是修了一个星期的机场。她说你把当时关于美国飞行员的各种所见所闻都讲讲吧。我说好，我来讲讲。
于是我就把当时所见美国飞行员是什么样子给她描述了一下，还有他们指着几个在河边洗衣服的中国妇女说的一句话，虽然我学过一点英语，但他们的口语还是听不懂：Thereare“微敏”，Thereare“微敏”，这“微敏”是什么？结果原来是我读英语读成的那个“窝门”，W、O、M、E、N“窝门”，就是“女人”。然后我又告诉她有美国地勤人员被炸死。是怎么回事呢？被中国人炸死的。因为美军把炸弹堆放成金字塔样，有一面靠墙，没有任何防备什么人都可以进去。那些贼就要去偷炸弹——炸弹是没有用的，但炸弹里面有一样东西很有用，就是把撞针卸下来有一圈用最好的锡制作的保护圈，这些中国贼看中的正是它。
他们把撞针卸下撬走保护圈，然后再一切恢复原样，那炸弹一样可以炸。在这些中国人的观念里觉得没有什么关系。这就跟契诃夫小说里的农民是一样的，把铁轨的螺栓撬下来拿走了，法官问他“你知不知道这样做会造成火车出轨？”那个农民说“俺没有那么傻！俺晓得隔好远才取一根螺栓，怎么会出轨！”（笑声）结果有一次美军用吉普车运炸弹，有一颗炸弹爆炸就炸死四名美军。就是这样都没有说要把中国贼抓出来枪毙。后来都没有追查，美国人算了。这些事情她都一一记录下来。我又告诉她修机场是怎样铺石子，我们小孩怎样做、怎样补，美国军人又是怎样对我们竖大拇指“顶好，顶好”……所有这些她都记了下来。
林达回去一年后给我打来电话，说他们美国有一个“B-29协会”，美国全国还有400多个B-29飞行员在，他们要建立一个B-29纪念馆，美国政府给了他们一架飞机，相片上那架就是。这个纪念馆中心砌了一个台子安放这架B-29，周围砌墙用的每一块砖上都刻着一个名字，凡是跟B-29有关的人员——飞行员、地勤人员等等全都有份。她父亲说“那个13岁的年轻人为B-29修过跑道，我出钱！”她父亲出钱订了一块砖，上面用英文拼的是本人“流沙河”的名字（掌声）。
这件事使我深深感到美国人的认真。比较起来，有位志愿军战士对我说他们重新到朝鲜去，他战友的墓已经非常潦倒，有些早被朝鲜人挖了。这就是“亲兄弟”，“鲜血凝成的友谊”；而那个是“帝国主义”，别人还记得起太平洋这边一个13岁的娃娃，修过7天飞机场！
这就是我今天要说的两件事。一是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九的壮丁是自愿去的，是勇敢的；第二，美国人是我们的朋友。今天我要告诉在座各位的只有这两件事，其他的道理我讲不清。我讲得拖沓占了大家时间，对不起。（长时间热烈鼓掌）
流沙河：各位朋友（热烈的掌声），我比在座各位朋友蠢长得多，我今年已经74岁了。我这个人谈不上什么“思想”；但是由于我的年龄比你们大，我曾经亲身经历的事比如抗日战争你们没有经历过，这就是我跟大家不同的地方。今天来，我只跟大家讲两件事情。
我的家乡在今天的青白江区城乡镇，在那时金堂县的县城里边，一条好深的巷子叫槐树街，出去有一个庙子叫“川祖庙”（音）。从我当小学生起，这个川祖庙就有一拨一拨的壮丁进来集训，两三个月后就开赴前线去了。这都是我这个小学生亲眼见到的。这些壮丁苦得很，他们穿得稀烂，我没有看见任何强迫，全部是招派，而且都是自愿的。
这些壮丁是怎样来的呢？当时的征兵政策，叫“三丁抽一，五丁抽二”――你有三弟兄必须要出一个去打仗，有五个要出两个。出了以后由国民政府（县政府）给“安家费”（用“黄谷”就是没有碾出来的米发放），所有壮丁的家属都领了的。这里面我所见到的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九是自己去的，“拉壮丁”的事有没有？有，我亲自看见过一次，而且这一次的情况是：有个保长，他完成了任务又乱打主意，想再拉一个木匠。那天木匠收了工从房子上下来，保长就把他拉了。
但是拉了以后第二天就放了，为什么呢？因为这样子做不合法。由于当时负担壮丁的人除了保长以外还有很多乡长，别人都是按照规定而他完成后又胡乱来，怎么行呢？所以后来就放了。这是我见到的唯一一次。我见过川祖庙里一批批来一批批走不下数千人，这些壮丁怎么可能都是强迫拉来的呢？拉来他不跑吗？很容易他就跑了，那个庙子几面都是空的。这些壮丁非常苦、非常惨，我们四川的三百万壮丁几乎都是农民。全部是这些最穷苦的老百姓。而且这中间我没有看见过逃兵。逃兵有没有？有。连正规的兵营都有逃兵，但怎么能拿这跟百分之九十九点九来比呢？
而且还跟你们不同，本人有幸接触过一大批这样的人。那是文革中我这个“右派”。这些就是我亲自看见过的抗日战争到前线打过仗的人。无论你们从“理论”出发、还是从你们的“主义”出发你们要采取什么做法，都难以抹杀四川三百万“壮丁”的善良勇敢，和他们在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中作出的贡献和牺牲――四川的壮丁牺牲在战场上有几十万。他们用的武器根本没法跟人比，但是他们去赴死了。这是我终身难以改变的印象。这就是我要讲给大家听的第一个故事。
第二个故事也是我亲身看见的。我要告诉大家：美国人是我们最好的朋友，中国人在全世界唯一最好的朋友是美国人。1900年八国联军进入北京，第二年的“庚子赔款”所有的八个列强，其中只有一个国家拿到这个钱没有动，就是美国。后来以各种方式退给我们了，其中一种方式叫“庚款留学生”，还有的拿来补贴我们的大学。我告诉你们，抗战时期山西有一个“铭贤学院”迁到我的家乡来。这个学校是和美国欧柏林学校挂了钩的，欧柏林大学有个“山西基金会”就是美国政府用庚子赔款设立的。“山西基金会”的钱就用来资助办铭贤学院，从30年代创办就是用的这个钱。
后来抗日战争了辗转数千里逃到我们家乡，我们家乡最大一个姓曾的地主，他主动把自己一个寨子腾空，全部免费借给这个学校。这个学院就这样一直办了下来。政权改制后它就变成了“山西农学院”和“山西工学院”，然后跟美国交恶后每年的这个钱就没有了。那头也没有作任何解释，我们这头说“我们革命国家，谁要你帝国主义的臭钱”，就这样从建国以后这个钱就断了数十年。
到了改革开放初期，欧柏林大学的“山西基金会”派了一个工作人员，一个27岁的小伙子到中国大陆来，找到中国政府。问他有什么事情，他说你们国家从前有个铭贤学院还在不在？哦，大家就告诉他说这个铭贤学院从建国后就迁回了山西，在它的基础上办了一个“山西工学院”和一个“山西农学院”。然后这个小伙子就去找，找到里面一些老的教师，果然证明这是事实。考察后他就走了，也没有说什么话。过了一段时间美国方面就正式派代表来，说是要接触你们原来铭贤学院、现今是“山西农学院”和“山西工学院”的人，要拨一大笔款给他们。你想我们这边的官员听说有“美圆”来，那个积极性之高啊（笑声），马上把工学院、农学院的党的领导，党委书记、院长每个单位派起代表团来。但是一接触没有发现一个真正是原来铭贤学院的人。人家“山西基金会”说你们来的都是官员，我们要见铭贤学院的人。怎么办，怎么办？最后才想起山西农学院有个右派分子是原来铭贤学院的，于是去把这个扫厕所的教授老头找来，说让你加入我们这个代表团，你走在前面。结果人家还认得到他，从此以后每年20万美圆就没有断过，10万给农学院，10万给工学院。这样大家才知道，原来尽管。夺取政权后这个钱就断了，但美国人一分钱都没有动，全部拿来存起连本带利增值了几十年，现在就能够每年拿出20万给这两个学校。这是我一个在铭贤学院读过书的朋友讲给我听的，我听了当时就哭起来了（掌声）。八国联军中没有一个国家这样做。
其中最恶劣的有两个，一个是日本，日本把我们赔的钱都拿去制造武器再来打我们；第二个就是俄国，极其无耻贪婪。而不久前我读一个清朝派到美国去的人写的笔记，当时的美国总统接见这名外交官时曾表示：有两个国家想要侵略你们，一个是日本，一个是俄国。贵国受列强欺负，我们美利坚合众国是同情你们的；我们希望你们要强大起来，一个强大的中国是符合美国的利益的。还有一个事情，就是八国联军走后，中国的赔款绝大部分不是给的银子，根本没有那么多现银。是通过什么方式给的呢？是从中国的海关收入里每年扣出。中国总署由八国推举的代表、一个叫赫德的美国人管理赔款帐目，赫德管理的帐目那是一清二楚。美国人在这方面的品行也为世所公认。
抗日战争爆发时我刚进小学，到我进初中的时候抗战已经进入最后阶段，也是最艰难的时期。我13岁那年曾经与其他同学一起去美军的军用机场，跟所有大人一样参加劳动。一样吃的是糙米饭，米汤是红颜色有气味的；一样是八个人一桌，只有一小碗不见油花的盐拌萝卜丝。就这样修了一个星期机场。我们这些娃儿是怎样想的呢？——再不出力国家就要亡了。因为从小我们的老师就跟我们讲：一定不能当亡国奴！当了亡国奴就要像朝鲜人那样，见到日本人来了就要立正鞠躬，日本人要骑马还要垫背让日本人踩着上马。这就是亡国奴！因此我们从小就知道要爱自己的国家。当时国民政府也好、老师也好，要我们爱国从来没有说过“爱国主义”这几个字。你要知道，“爱国”成了“主义”，就是一种“学说”，一种学说是不含任何情感的（掌声）。我们的老师说“要爱国”，余光中对我说“爱国是一种感情，不是一种主义”。我从小就是被这种感情所制约的。
——后来这个机场修起了，我当学生亲自看见这些美国飞行员从我家院子上空飞过，去轰炸东京，轰炸日本的钢铁城市八幡，有B-29、P-51（“野马式”战斗机）、还有一种叫“黑寡妇”的战斗机。往往是早上看见一架架B-29编队飞走，下午回来时都已经是打散的了。我亲自见过有些回来的轰炸机，四个螺旋桨有三个都不转了，就靠一个螺旋桨飞回来；还有的翅膀上被高射炮打穿的洞有桌子那么大，透过洞看得见蓝天。小时候看见这些飞行员只觉得他们很英勇，却不知道他们中还有很多人早已葬身太平洋鱼腹之中了。这些就是我们的朋友啊，死在这里啦！这些死让我无法释怀。
另外我还要讲讲美国人的善良。我们中国人，我们贫穷，我们没有自尊心，我们不争气——我们那么多中国人，去偷机场里面美军的军用品，美军从来没有来追查过。在我的家乡，每天黄昏后地下摆的摊子卖的全是军用品，贼货。偷来的美军皮靴、腰带、衣裳、罐头——连花生米罐头都偷，最后就是美军卫生用纸，一捆一捆的偷出来在那里卖。任何美军都没有来追查，换了其他国家是做不到的。美国人单纯天真，而且体谅穷人，晓得你们这个国家没有办法。搞到什么程度，连美国人的枪都要偷，流落出许多卡宾枪，美国空军战士用的那种短卡宾。是由于这些美国兵，他们自由散漫惯了，他们进食堂吃饭有个规定：不允许带武器进入。所有卡宾枪都在食堂外的墙边排成一排，结果吃了饭出来发现枪被偷了。偷了美国人还是就算了，说没关系他又去领。偷美国人皮靴的情况是，美国兵的营房晚上睡觉他们要空气流通不关门，第二天早上起来就哇啦哇啦闹鞋子没有了，于是再去领一双。
后来我在60年代文化大革命前所在的农场，靠近凤凰山飞机场。那里的农民对美军也很熟悉。当时有个姓黄的老大爷是“贫下中农协会”的主席，属于“无产阶级”，党很信任的那种人。他跟我摆起过去的事说：“美国人都是些瓜娃子！”我说：“咋个喃？”他说：“嗨呀，我们净整他们！”说是美国空军因为要有营养，就在天回镇那边买了许多鸡，委托他们去熬鸡汤。“我们只要炖的鸡汤一煮开，就把整鸡捞起来丢在潲水桶里，每天下午挑潲水走时美国人又不检查，结果挑了几十只鸡出来每天晚上在天回镇卖白斩鸡，嗬哟，吃的人还多得很！”（笑声、叹息声）“——美国人居然还不知道，不是瓜娃子吗？”
另外还有我亲自见到的一件事。在广汉机场那里有一个小娃儿——那个机场虽然是军用的，但小孩进去美国人根本不管，我就进去很近的看过飞机——有一个小娃儿突然就丢失了，于是那些农民就闹，说美国人把娃儿偷了。结果过了一个月那个美军休假回来把娃儿带了回来，给他换了一身新衣服，包包里还塞满了美圆，送他回家。这些我亲眼看见的事情，使我对美国人的单纯善良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不管在朝鲜战争开始后说美国人咋个咋个的坏。50年代初我们国家编了一套连环画，是中国那些最有名的画家集体创作的，叫《美帝百年侵华史》，拿来在全国宣传，连每个村庄都贴得有。那美国人简直是青面獠牙啊，美国人坏得不得了。后来在文化大革命前我在凤凰山机场挖地，因为那里过去是美军机场，有个“左派同志”就说：“不晓得他们在这里强奸了我们多少中国妇女！”我当时忍不住冒了一句“——还要调查了才晓得。”嗬，这下报告上去，说我是“坚持反动立场”（笑声）。所以这个是没有办法的：人的记忆无法抹杀。人们信仰的“主义”可以改变，记忆、事实却无法抹杀。
到了80年代我年纪很大了，也都可以出国了，这种记忆依然在起作用。我两次随中国作家代表团出访，一次作为团员、一次是团长。
作为团长那次是到菲律宾。去之前我就知道菲律宾马尼拉南郊有个美军墓园，在太平洋战争中美军牺牲的七万人，有二万五千零七百多人埋葬在这里。因为当年本人研究台湾诗，有四位台湾著名诗人都到过这个墓园并写过诗，其中写得最好的是罗门（大意）：“……太平洋的海底没有门，史密斯、威廉斯你们已经去不成了，就在太平洋的海底吧；哦，等待你们的烟花肯定要放过，等国丧节吧……”〔整理者注：原诗较长，相应部分为“……史密斯威廉斯烟花节光荣伸不出手来接你们回家……史密斯威廉斯当落日烧红满野芒果林于昏暮/神都将急急离去星也落尽/你们是那里也不去了/太平洋阴森的海底是没有门的”〕看了很难过。所以我就立下誓言：只要我到菲律宾就一定要去那里。结果到菲律宾后——我是团长，下面还有几位团员——那边一安排，参观的节目里没有这个，没有这个叫“麦金利堡”（FortMckinly）的二战美军墓园。一看我就很失望。我就琢磨要想个什么办法。
在那里一切都要服从大使馆，而到菲律宾的作家代表团我们已经是第三个了，以前两个都没有去美军墓园的安排。因为菲律宾政府的安排要跟中国大使馆商量，80年代中国大使馆绝对不会允许去参观。到后来第二天我们就要走了，每个人包包里都还揣得有几百个比索，那天下午我就说“今天下午放假，各位同志你们要采购什么的赶快去”。等大家走了，我就一个人找到当地一个写诗的华侨叫李云鹤（音），请他带我去。他说“可以，可以，但是你们中国作家从来没有哪个去的啊。”我说“台湾呢？”他说“台湾是每个作家非去那里不可！”我一下就明白了：人各有感情。我们这边是枪杆子造反打出来的江山，当然就把美国当成敌人；而台湾那边他们记得到，是他们曾经的战友。在我们这边的人里，我是第一个去的。
那个下午我真是感慨良多。我从来没有见过那么大的墓园，更让我惊奇的是下面的情况。
首先是所有的墓碑上一律只有四项内容：一、姓名；二、籍贯；三、部队番号；四、牺牲年、月、日。起先我很纳闷：这里埋葬的军人中既有将军，又有其下不同军衔的和普通士兵，怎么一点没有反映？后来一想才恍然大悟——别人认为将军也好、元帅也好、士兵也好，都是活着时候的一个身份；他死了在上帝面前就都是一个普通人了，就没有这些区别了。不像我们，死了很多年还叫毛“主席”（笑声、掌声）。这是鄙人受的第一个教育。
其次是不分军阶所有墓都修得一模一样，占的面积就那么一点——他们那个不能叫“坟”，中国式的坟是要鼓起来的，而它是平的，上面是一个十字架墓碑。别人的政府花的是什么钱？绝对是我们这些脑筋想象不出来的。80年代我的全部财产加起来还抵不上这个小小的十字架！为什么呢？那是从意大利西西里岛产的“雪花大理石”专门采下来，刻制好了再绕半个地球运到这里来——我连运费都出不起，而且每个都是一样的。这是我看见的：别人没有分任何等级。别人坟墓的排列次序是按ABCD的顺序区分的，你叫Adam你就排在前面，在A区；叫Zemota就在最后，查找起来很方便。别人不仅活着的时候要平等，死了都要平等（掌声）。
这样的事情是在中国我看不见的。还有在墓园前面刻了很多标语，都是黑色大理石填金，它的英文翻译出来就是：“主啊，在我们和强大敌人搏斗最艰难的时候，是祢鼓舞我们勇往直前”，——是“主”，你注意：不是“。党”、“共和党”（掌声）——“上帝啊，祢从太平洋海底把他们的灵魂带回去吧”，“主啊，原谅我们的软弱，多亏祢的支持我们才坚持到最后英勇牺牲”等等——里面没有一个字提到美国总统罗斯福，虽然罗斯福那么伟大；没有一个字提到“。党”、“共和党”。这是不是就是说他们迷信呢？不是的。因为在这里“主”是一个符号，意味着平等——“我们所有的人，死后在GOD面前大家都是一样的”。因此无论你对“主”，然后到了整个墓园的中心区，有一座灰色水泥方塔，三面都是光的，只有一面刻有浮雕，没有任何文字。
这浮雕也令当时的我十分惊诧。
因为按照我们的想法，它的内容应该是歌颂这些牺牲了的美国将士，如果要我来为我们的革命墓园设计的话，那就是一幅战士端枪冲锋、领袖在后面挥手之类的图景；但我一看却完全不是这样，很让我感到惊奇。
它刻的是一个半裸的小伙子双手持剑，这样握着，边上有一些树林——哦，我一下子明白了。这是圣乔治。所有欧洲人都知道的民间传说里斩恶龙、救爱人的圣乔治。这是用圣乔治这个形象代表全体牺牲的美国将士。而且圣乔治脸上没有一点胜利的喜悦，完全是面临大搏斗的紧张，两手紧握宝剑、双目凝视着远方正在扑来的恶龙。这形象一下打动了我。再一看，还有：圣乔治上面两边各有一个少女，穿着古希腊长裙——是自由女神（一个叫Freedom，一个叫Liberty），意思是说他这样英勇战斗是为了自由（掌声）。还没有完。在自由女神的更上面，还有一个妇女，半身像，我一看就懂了——她一手拿天平，一手持权杖，这个女子是Virgin，正义女神。哦，战斗是为了自由，自由又是为了什么呢？为了正义。她这个正义女神一手拿天平——要有平等，一手拿着权杖——要有民权、人权。正义女神上面还有没有？还有。还有就不是神啦，是一个普通美国妇女怀抱一个婴儿：那个美国妇女是“祖国”，那个婴儿就是“祖国的未来”。一个妇女护着婴儿就是整个立意，没有任何文字说明，但我却是深受教益：这就是别人社会、立国的基本价值取向，都在这里面了。
后来我又看见有个墓碑，上面既无姓名籍贯又无部队番号，只刻了一些英文分三行排列，翻译出来就是：“这里躺着一个武装的同志……OhGod——只有上帝才知道他是谁”——这是一个无名战士的墓。按照我们这边，任何革命墓园，都要审查历史。如果你连姓名都没有，就没有资格进革命陵园，因为万一你是叛徒呢？而别人就是没有姓名的也一样给他立了碑。再往下看，又看见一个墓使我心头非常快活。这个墓是一个华裔的，因为他姓名的写法是：N一个省略点；M一个省略点；后面K、I、N——他姓“金”。我在这个墓碑前照了一张相，为此感到些许欣慰。
我的菲律宾华侨朋友对我说：“有几个墓的墓碑不是十字架，我们搞不懂是什么东西，是不是你去给我们认一下？”于是我们就一起去找，找到了我一看，是一个六边形的墓碑，上面还是刻着姓名、籍贯、部队番号、牺牲年月日。我说：“他是犹太人。”凡是读过《旧约》“出埃及记”的都知道，摩西带着以色列人（犹太人）在沙漠里走了几十年都没能回到故乡，摩西死后由大卫王继续，每次迷了路天上都有颗星指引方向，这就是“大卫星”。
我说这表明别人尊重他的宗教信仰。然后他又说“还有个墓碑非常奇怪，不是大理石的。”在他的指引下我看见有个东西在夕阳的余辉里闪着金光，到了那块碑前上面刻的文字又一次使我震惊：“这里躺着我们十八个战友，由于他们身体的部位已难以互相区别，因此让他们在这里一起长眠”——这是那些身体被炸成碎块、难以区别这块是张三的、那块是李四的，只晓得是这十八个人。如果喊我来管，干脆刨18个坑，每个坑里弄一点进去不就了事了？结果别人不。就是说人死了都不要欺骗他，不能欺骗死者，要让他死后都能够真实（掌声）。这些都使我感动。离开时偌大一个墓园只有我和我的菲律宾朋友，在黄昏的夕照之下依依不舍。最后我去看它那个纪念窗、纪念图，比这个墙还高。其中有一张图，地图上画的是从中国内陆、从四川画了一个红色箭头，越过整个中国、越过黄海直插东京——这就是画的我修过的广汉机场，从那里500架B-29去轰炸日本东京的示意图！看到这张图我一下子泪洒衣襟，因为我修过它的跑道，这跟我有关！
所以在10年前，二战胜利50周年我就写了一篇文章，叫《二战我修飞机场》。这篇文章是台湾《中央日报》的约稿，后来占了一个整版。《中央日报》还加了个“编者按”，说是这篇文章让我们又回复到当时中国的艰难情景中，连小小13岁一个学童都要去修飞机场，可见国家、民族的危机之严重。文章发表后就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
有个名叫“林达”的美国女士，到成都后通过各种关系找我，最后由一个考古队的朋友带到我家里。她问我：“你是不是写过一篇文章《二战我修飞机场》？”
我说：“是的。”她说：“你这篇文章是不是发表在台湾《中央日报》某年某月？”我说：“是。”然后她出示一张照片，一言不发盯着我。我一看那是我最熟悉的SuperFortinAir〔SuperFlyingFortress？〕——“超级空中堡垒”B-29。我就告诉她“这是B-29，但是你们已经把它背上的炮塔拆掉了；它的腹部还有一个炮塔，像锅一样凸出来的也没有了。”
她说：“是的，是我们拆掉的。”我说：“还有最重要的它尾舵上有一根天线一直拉到头部，你们这架飞机没有了。”她说：“对，你说得完全正确！”于是她才告诉我，说“我来找你是因为，我的父亲曾经从广汉机场驾驶B-29去轰炸东京，他读了你的文章后要我采访你。”我连说那时我还是一个13岁的孩童，也只是修了一个星期的机场。她说你把当时关于美国飞行员的各种所见所闻都讲讲吧。我说好，我来讲讲。
于是我就把当时所见美国飞行员是什么样子给她描述了一下，还有他们指着几个在河边洗衣服的中国妇女说的一句话，虽然我学过一点英语，但他们的口语还是听不懂：Thereare“微敏”，Thereare“微敏”，这“微敏”是什么？结果原来是我读英语读成的那个“窝门”，W、O、M、E、N“窝门”，就是“女人”。然后我又告诉她有美国地勤人员被炸死。是怎么回事呢？被中国人炸死的。因为美军把炸弹堆放成金字塔样，有一面靠墙，没有任何防备什么人都可以进去。那些贼就要去偷炸弹——炸弹是没有用的，但炸弹里面有一样东西很有用，就是把撞针卸下来有一圈用最好的锡制作的保护圈，这些中国贼看中的正是它。
他们把撞针卸下撬走保护圈，然后再一切恢复原样，那炸弹一样可以炸。在这些中国人的观念里觉得没有什么关系。这就跟契诃夫小说里的农民是一样的，把铁轨的螺栓撬下来拿走了，法官问他“你知不知道这样做会造成火车出轨？”那个农民说“俺没有那么傻！俺晓得隔好远才取一根螺栓，怎么会出轨！”（笑声）结果有一次美军用吉普车运炸弹，有一颗炸弹爆炸就炸死四名美军。就是这样都没有说要把中国贼抓出来枪毙。后来都没有追查，美国人算了。这些事情她都一一记录下来。我又告诉她修机场是怎样铺石子，我们小孩怎样做、怎样补，美国军人又是怎样对我们竖大拇指“顶好，顶好”……所有这些她都记了下来。
林达回去一年后给我打来电话，说他们美国有一个“B-29协会”，美国全国还有400多个B-29飞行员在，他们要建立一个B-29纪念馆，美国政府给了他们一架飞机，相片上那架就是。这个纪念馆中心砌了一个台子安放这架B-29，周围砌墙用的每一块砖上都刻着一个名字，凡是跟B-29有关的人员——飞行员、地勤人员等等全都有份。她父亲说“那个13岁的年轻人为B-29修过跑道，我出钱！”她父亲出钱订了一块砖，上面用英文拼的是本人“流沙河”的名字（掌声）。
这件事使我深深感到美国人的认真。比较起来，有位志愿军战士对我说他们重新到朝鲜去，他战友的墓已经非常潦倒，有些早被朝鲜人挖了。这就是“亲兄弟”，“鲜血凝成的友谊”；而那个是“帝国主义”，别人还记得起太平洋这边一个13岁的娃娃，修过7天飞机场！
这就是我今天要说的两件事。一是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九的壮丁是自愿去的，是勇敢的；第二，美国人是我们的朋友。今天我要告诉在座各位的只有这两件事，其他的道理我讲不清。我讲得拖沓占了大家时间，对不起。（长时间热烈鼓掌）
Tuesday, February 15, 2011
再爆毒奶丑闻 “皮革奶”致癌夺命
再爆毒奶丑闻 “皮革奶”致癌夺命
2011年02月15日19:48:00
毒奶」不止是三聚氰胺，中国农业部下发2011年度「生鲜」乳製品质量安全监测计划，其中除要检测三聚氰胺外，还要检测「皮革水解蛋白」和硷类物质。「皮 革水解蛋白」是以废旧皮革製品甚至动物毛髮予以「水解」之后，製成粉状混入牛奶，提高蛋白质含量，由于带有重铬酸钾和重铬酸钠等有毒物质，长期食用可能会 致癌。有专家指中国社会「趋利」之风严重，奸商损人利己，制度监管不力，导致社会信用崩溃。
内地奶粉製造商会到各地的奶站收购牛奶，「皮革奶」有可能最终变成「皮革奶粉」。有内地家长听闻农业部要严查「皮革奶」，表示会选购较著名品牌的奶粉，或是前来香港选购。
广州《21世纪经济报道》报道，农业部12日下达要求，对全部鲜牛奶样本都要检测是否含有三聚氰胺，再抽30%的样本检测皮革水解蛋白和硷类物质，此外还要检查铅和黄曲霉素，一旦发生不合格产品要立即上报并追溯源头。
报道引述农业部人士说，「这次监管计划更具体，要求更严格。」不法企业之前在牛奶中违规添加三聚氰胺，三聚氰胺成为严打对象后，他们又添加「皮革水解蛋白」，其中可能含有重铬酸钾和重铬酸钠等有毒物质，人体吸收后可致关节疏鬆、肿大，甚至造成儿童死亡。
中文大学生命科学院副教授陈竟明对本报说，重铬酸钾和重铬酸钠是令皮革软化的化工原料，其中的「六价铬」是致癌物质，欧盟禁用。「奶就是奶，不应有其他物质。」陈竟明说，奶中的乳酪蛋白有特别的氨基酸成分，能为人体提供足够营养，非法添加的物质不能代替。
内 地最早于2005年揭发山东奸商在牛奶中添加「皮革水解蛋白」，引发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吴仪的重视，曾经大力整顿；但在2009年3月，浙江省金华市「晨园 乳业」又被查出製造「皮革奶」，当场起出3包20公斤装的白色皮革水解蛋白粉末，以及1300箱受污染的牛奶产品，少数流入市面被回收，山东、山西、河北 也发现同类产品。但暂时未有消费者因食用此类产品产生不良影响的报告。
中 国广播网引述北京食品检验专家王晓峰表示，皮革水解蛋白的检测难度比三聚氰胺更大，因为它本来就是一种蛋白质。现时以农业部规定的检测方法，主要是检查牛 奶中是否含有「羟脯氨酸」，这是动物胶原蛋白中的特有成分，在乳酪蛋白中则没有，所以一旦验出，则可认为含有皮革水解蛋白。
奸 商往往在奶中搀水，但因为太稀、蛋白质不足而不能通过营养检测标准，故要加入冒充蛋白质的添加剂。《新民周刊》曾引述业内人士说，每吨水解蛋白价格为 1000元，按正规生产方法，1吨奶粉的成本算上鲜奶、人工、水电等等至少2万元，但是若搀入水解蛋白，每吨的成本不过4000至5000元，奸商正是在 暴利诱惑下「投毒」。曾任广东省奶牛乳品行业协会会长的王丁棉则说，国外也有用新鲜的牛皮、猪皮提炼水解蛋白用作食品添加剂的，但绝对不是用化工污染过的 皮革废料。他还说，「这种造假的技术都是专家提供的，没有专业人士的指引，农民养牛就算养100年也养不出三聚氰胺！」各地有人专门研製造假配方，然后卖 给其他人，最后蔓延到全行业。
「这是一个互相投毒的社会。」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郭于华对本报表示，现时中国整个社会生态恶化，不同行业各有损人利己做法，「这主要是制度的问题，是由上到下的堕落，培养出一些非常精明的人，造假成性，没有诚信，老实人反而吃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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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有 10 条留言：
jet777 于 2011-02-15 23:03:17 的留言：
这是一个互相投毒的社会。
人人毒你，你毒人人。
jet777 于 2011-02-15 23:02:57 的留言：
这是一个互相投毒的社会。
人人毒你，你毒人人。
story9988 于 2011-02-15 22:52:40 的留言：
关键还是太穷了，如果不加水也能赚钱，我觉得商人也没这么黑心，能这么黑心的基本
上很难称为人了。
PatekPhilip 于 2011-02-15 22:42:18 的留言：
what the fuck! fuck CCP
wonderment 于 2011-02-15 22:42:05 的留言：
楼下说的对. 中国还有死刑, 该枪毙的, 不能手软. 一旦查实, 责任者就该公审,押赴
刑场, 立即枪决.
OverCloud 于 2011-02-15 22:00:23 的留言：
美国企业的诚信都是巨额罚款罚出来的。 美国人路边停车乖乖投币，就是因为不投币
反而损失更大。 中国应该把造假企业罚到破产。 罚到别的企业认为作弊是赔本买卖。
商人的本性就是追逐利润，不会去做明明白白的赔本买卖的。
ucol 于 2011-02-15 21:53:08 的留言：
呃，真厉害，这东西都想得出来~
真的假的？
KevinsFather 于 2011-02-15 21:06:34 的留言：
这抓住后，应该按 戕害人类罪处理
realbug 于 2011-02-15 20:56:12 的留言：
诚信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诚信都是罚出来的，等什么时候作弊成本高于守法成本时弄虚
作假才会停止，古今中外无不如此。
story9988 于 2011-02-15 20:32:07 的留言：
怎么办，怎么办啊？
2011年02月15日19:48:00
毒奶」不止是三聚氰胺，中国农业部下发2011年度「生鲜」乳製品质量安全监测计划，其中除要检测三聚氰胺外，还要检测「皮革水解蛋白」和硷类物质。「皮 革水解蛋白」是以废旧皮革製品甚至动物毛髮予以「水解」之后，製成粉状混入牛奶，提高蛋白质含量，由于带有重铬酸钾和重铬酸钠等有毒物质，长期食用可能会 致癌。有专家指中国社会「趋利」之风严重，奸商损人利己，制度监管不力，导致社会信用崩溃。
内地奶粉製造商会到各地的奶站收购牛奶，「皮革奶」有可能最终变成「皮革奶粉」。有内地家长听闻农业部要严查「皮革奶」，表示会选购较著名品牌的奶粉，或是前来香港选购。
广州《21世纪经济报道》报道，农业部12日下达要求，对全部鲜牛奶样本都要检测是否含有三聚氰胺，再抽30%的样本检测皮革水解蛋白和硷类物质，此外还要检查铅和黄曲霉素，一旦发生不合格产品要立即上报并追溯源头。
报道引述农业部人士说，「这次监管计划更具体，要求更严格。」不法企业之前在牛奶中违规添加三聚氰胺，三聚氰胺成为严打对象后，他们又添加「皮革水解蛋白」，其中可能含有重铬酸钾和重铬酸钠等有毒物质，人体吸收后可致关节疏鬆、肿大，甚至造成儿童死亡。
中文大学生命科学院副教授陈竟明对本报说，重铬酸钾和重铬酸钠是令皮革软化的化工原料，其中的「六价铬」是致癌物质，欧盟禁用。「奶就是奶，不应有其他物质。」陈竟明说，奶中的乳酪蛋白有特别的氨基酸成分，能为人体提供足够营养，非法添加的物质不能代替。
内 地最早于2005年揭发山东奸商在牛奶中添加「皮革水解蛋白」，引发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吴仪的重视，曾经大力整顿；但在2009年3月，浙江省金华市「晨园 乳业」又被查出製造「皮革奶」，当场起出3包20公斤装的白色皮革水解蛋白粉末，以及1300箱受污染的牛奶产品，少数流入市面被回收，山东、山西、河北 也发现同类产品。但暂时未有消费者因食用此类产品产生不良影响的报告。
中 国广播网引述北京食品检验专家王晓峰表示，皮革水解蛋白的检测难度比三聚氰胺更大，因为它本来就是一种蛋白质。现时以农业部规定的检测方法，主要是检查牛 奶中是否含有「羟脯氨酸」，这是动物胶原蛋白中的特有成分，在乳酪蛋白中则没有，所以一旦验出，则可认为含有皮革水解蛋白。
奸 商往往在奶中搀水，但因为太稀、蛋白质不足而不能通过营养检测标准，故要加入冒充蛋白质的添加剂。《新民周刊》曾引述业内人士说，每吨水解蛋白价格为 1000元，按正规生产方法，1吨奶粉的成本算上鲜奶、人工、水电等等至少2万元，但是若搀入水解蛋白，每吨的成本不过4000至5000元，奸商正是在 暴利诱惑下「投毒」。曾任广东省奶牛乳品行业协会会长的王丁棉则说，国外也有用新鲜的牛皮、猪皮提炼水解蛋白用作食品添加剂的，但绝对不是用化工污染过的 皮革废料。他还说，「这种造假的技术都是专家提供的，没有专业人士的指引，农民养牛就算养100年也养不出三聚氰胺！」各地有人专门研製造假配方，然后卖 给其他人，最后蔓延到全行业。
「这是一个互相投毒的社会。」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郭于华对本报表示，现时中国整个社会生态恶化，不同行业各有损人利己做法，「这主要是制度的问题，是由上到下的堕落，培养出一些非常精明的人，造假成性，没有诚信，老实人反而吃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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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有 10 条留言：
jet777 于 2011-02-15 23:03:17 的留言：
这是一个互相投毒的社会。
人人毒你，你毒人人。
jet777 于 2011-02-15 23:02:57 的留言：
这是一个互相投毒的社会。
人人毒你，你毒人人。
story9988 于 2011-02-15 22:52:40 的留言：
关键还是太穷了，如果不加水也能赚钱，我觉得商人也没这么黑心，能这么黑心的基本
上很难称为人了。
PatekPhilip 于 2011-02-15 22:42:18 的留言：
what the fuck! fuck CCP
wonderment 于 2011-02-15 22:42:05 的留言：
楼下说的对. 中国还有死刑, 该枪毙的, 不能手软. 一旦查实, 责任者就该公审,押赴
刑场, 立即枪决.
OverCloud 于 2011-02-15 22:00:23 的留言：
美国企业的诚信都是巨额罚款罚出来的。 美国人路边停车乖乖投币，就是因为不投币
反而损失更大。 中国应该把造假企业罚到破产。 罚到别的企业认为作弊是赔本买卖。
商人的本性就是追逐利润，不会去做明明白白的赔本买卖的。
ucol 于 2011-02-15 21:53:08 的留言：
呃，真厉害，这东西都想得出来~
真的假的？
KevinsFather 于 2011-02-15 21:06:34 的留言：
这抓住后，应该按 戕害人类罪处理
realbug 于 2011-02-15 20:56:12 的留言：
诚信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诚信都是罚出来的，等什么时候作弊成本高于守法成本时弄虚
作假才会停止，古今中外无不如此。
story9988 于 2011-02-15 20:32:07 的留言：
怎么办，怎么办啊？
Friday, January 21, 2011
中国的“国家形象”
中国的“国家形象”是什么呢？是证据不足 就可以判你无期的“法官”；是上访维权三次入狱最终送命的村长钱云会；是记录着工作中吃喝玩乐的香艳日记；是甘肃几十套还没住进去就成危房的地震“救灾 房”；是想坐趟火车回家得腰缠棉被星夜排队的民工；是从血汗工厂坠下的那一条条曾经鲜活的年轻生命；是在地下劳作随时可能死的矿工；是灰头土脸地蜗居在光 鲜城市里的蚁族……Mitbbs.com
国家形象不是塑造出来的，而是全体国民的现实生活体验反馈到国际社会表现出来的。靠几部宣传片、几次盛会企图粉饰太平，糊弄国际社会，不但于事无补，恐怕还会适得其反。Mitbbs.com
那 么什么是真正的“国家形象”呢？是被困井下68天全部获救的智利矿工；是7.2级零死亡的新西兰地震；是获得96个国家和地区免签证的台湾护照；是年租金 近500年不变,不到1欧元的德国廉租房；是在首都只睡办公室沙发的美国议员；是让成田机场扩建一筹莫展的日本钉子户 ……Mitbbs.com
俄国作家索尔仁尼琴说：在我们国家，谎言已不仅属于道德问题，而是国家的支柱。是的，只有当谎言不再是一个国家的支柱时，中国才有可能和资格向外界展示中国的“国家形象”
中国模式不可持续
继前新华社记者杨继绳否定中国模式之后，《中国青年报》编辑童大焕认为，中国模式是在特定、畸形、不合理的社会历史条件下的特定发展特征，“可持续发展”都受到其内在缺陷的严峻挑战，更不可能成为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模式。由童大焕撰写的长文《孤本的中国模式》，全文近11,000字。文章通过分析中国模式的历史背景、基本特点和力量支撑以及中国模式的自我消散和瓦解，得出上述结论。
中国模式的四大历史背景
童 大焕表示，中国模式的发生有四大历史背景，每一个背景都不可复制：第一是新中国成立后的前30年，计划经济和阶级斗争为纲使国民经济陷入崩溃边缘。这种 “拨乱反正”带来的经济增速，想不高都很难。这在任何国家、任何社会、任何时代都一样，不见得是因为中国有什么独特的灵丹妙药。第二是人为阻止的城市化进 程，改革开放以后产生了快速的补课效应。第三是经济全球化给中国提供了广阔的国际市场。第四是习惯于计划经济时代低货币化生存的人们，刚开始进入市场经济 时能够接受低工资低福利。要求更高的工资回报、更高的土地和房屋价格、更高更公平的社会保障、更高的环境补偿和生命健康保护，都是中国模式发展到一定时期 的必然结果。这种必然，必将终结中国模式本身。
中国模式的基本特点和力量支撑
童大焕认为，中国模式的基本特点，就是政府成为 市场要素价格的主要制定者，为了国际和国内竞争的需要，将土地、资源、环境、利率、劳动力、社会保障、劳动保护等全方位的要素资源全面压低，形成“低要 素、低人权”的价格优势，换取一时的经济增长。它的基本力量支撑，就是政府，就是政府公司化，政府的一切目标，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政府成为投资主 体。到后期，必然形成政府和百姓、官与民之间不可调和的尖锐矛盾，乃至于不得不通过“维稳”保障“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顺利进行”。在政府公司化的背景 下，地方政府为了招商引资，不仅可以将土地价格变为负数，也可以压低当地的环境、劳动力、社会保障、劳动保护价格，形成“廉价环境、廉价劳动力优势”，形 成“以资为纲”的法律与政策环境，形成“政令出不了中南海，法律落不到大地上”的奇特发展格局。这样一种竞相牺牲环境、牺牲劳动力的发展模式，竭泽而渔， 势必形成自掘坟墓的最终效果：牺牲环境势必要由当代人和子孙后代长久埋单；牺牲劳动力势必牺牲内需市场，尤其是牺牲未来最宝贵的社会创新能力。
中国模式的自我消散和瓦解
童 大焕说，中国市场是被政府的力量强力渗透的市场，是一个诸侯割据的市场。市场主体发生扭曲、市场价格发生异化、市场机制已经部分或完全失灵，最后必然导致 某种程度上的“权力路径依赖”----权力造成的问题不可能通过市场手段来解决，而只能依赖更高一级的权力来解决。但是，市场的最终作用总是要发挥出来， 这只是一个迟早的问题。一旦产业链的高端（消费端）发生“崩盘”，谁也逃不出“一轰而上，一轰而散”、“其兴也勃焉、其亡也迅忽”的命运。
而最后为此收拾残局承担风险的，不是“市场主体”，而是全体国民和中央政府。
中 国模式的两大典型特征，一是各级政府自己挖坑自己填，大建楼堂馆所、大搞基础建设、大搞开发区和新城建设，而不管其实际是否需要。目的是小集团有利益而且 GDP非常好看。很多时候不是创造财富，而是转移财富。二是各地纷纷不惜降低土地、环境、劳动力、劳动保护、社会保障等要素资源招商引资，在这种“自我作 践型竞争”中，少数人享受发展成果，多数人承担改革成本，整体和长远的社会发展目标被忽略；地方官员的短期政绩凌驾于民众利益之上，经济发展以牺牲环境和 公民健康、福利为代价，以牺牲公平正义为代价，成为“悲惨式增长”的典型注脚。中国模式越发展到后期，越是掉入“悲惨式增长”的陷阱而不能自拔。
光 看物质产品生产、固定资产投资、金融资产积累，中国确实在高速发展，但其他方面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可能还没有缩小，生态环境、人力资本建设和创新能力培养等 方面更是严重透支。童大焕援引中国建设银行董事长郭树清表示，除制度安排，现代经济增长有六个决定性要素，其中，资本、劳动力和土地等因素对中国经济规模 扩展影响不大，但另外三个更具有决定性作用的要素：人力资本、知识积累和生态财富与发达国家的差距非常大。
结论：中国模式不可持续
童 大焕认为，中国模式是一种以经济增长为中心目标的、以一把手的威权体制为核心的、少数官员和权力资本阶层决策的经济增长模式。这种模式决策成本很低，决策 效率很高，一定时期内发展效率也很高。但是很快，它的执行成本和发展代价也越来越大，并最终背离经济发展的根本目的----为了人获得更大的自由和幸福、 为了人更好地发展；也会最终失去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根本依靠----自由而富有创造力的人，以及和谐美好的自然环境。不仅经济增长难以持续，而且连经济增长 的合法性、合理性都受到严峻挑战。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它的生命力是不会长久持续的。因此，对中国模式的拥护者也不必为此沾沾自喜，以为自己找到了人类发 展的光明大道；对中国模式的反对者也不必忧心忡忡，担心它真的会成为一种模式千秋万代并且向外推广。
至于中国模式的出路，童大焕说，民主说 到底也是一种利益选择，一种利益妥协，一种用最小代价换取全社会最大收益和福利的共赢机制。在非民主机制里，一些人和利益集团的利益最大化往往以损害多数 人的利益为前提和代价，这样的暴富往往来得特别快，去得也特别快。而在民主的机制里，任何人的利益都必须以不损害他人的利益为前提条件，这样就能最大限度 地保护每个人的自由、权利和利益，保护每个人的创造性和积极性，保证社会的长治久安平稳发展。
中国模式的四大历史背景
童 大焕表示，中国模式的发生有四大历史背景，每一个背景都不可复制：第一是新中国成立后的前30年，计划经济和阶级斗争为纲使国民经济陷入崩溃边缘。这种 “拨乱反正”带来的经济增速，想不高都很难。这在任何国家、任何社会、任何时代都一样，不见得是因为中国有什么独特的灵丹妙药。第二是人为阻止的城市化进 程，改革开放以后产生了快速的补课效应。第三是经济全球化给中国提供了广阔的国际市场。第四是习惯于计划经济时代低货币化生存的人们，刚开始进入市场经济 时能够接受低工资低福利。要求更高的工资回报、更高的土地和房屋价格、更高更公平的社会保障、更高的环境补偿和生命健康保护，都是中国模式发展到一定时期 的必然结果。这种必然，必将终结中国模式本身。
中国模式的基本特点和力量支撑
童大焕认为，中国模式的基本特点，就是政府成为 市场要素价格的主要制定者，为了国际和国内竞争的需要，将土地、资源、环境、利率、劳动力、社会保障、劳动保护等全方位的要素资源全面压低，形成“低要 素、低人权”的价格优势，换取一时的经济增长。它的基本力量支撑，就是政府，就是政府公司化，政府的一切目标，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政府成为投资主 体。到后期，必然形成政府和百姓、官与民之间不可调和的尖锐矛盾，乃至于不得不通过“维稳”保障“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顺利进行”。在政府公司化的背景 下，地方政府为了招商引资，不仅可以将土地价格变为负数，也可以压低当地的环境、劳动力、社会保障、劳动保护价格，形成“廉价环境、廉价劳动力优势”，形 成“以资为纲”的法律与政策环境，形成“政令出不了中南海，法律落不到大地上”的奇特发展格局。这样一种竞相牺牲环境、牺牲劳动力的发展模式，竭泽而渔， 势必形成自掘坟墓的最终效果：牺牲环境势必要由当代人和子孙后代长久埋单；牺牲劳动力势必牺牲内需市场，尤其是牺牲未来最宝贵的社会创新能力。
中国模式的自我消散和瓦解
童 大焕说，中国市场是被政府的力量强力渗透的市场，是一个诸侯割据的市场。市场主体发生扭曲、市场价格发生异化、市场机制已经部分或完全失灵，最后必然导致 某种程度上的“权力路径依赖”----权力造成的问题不可能通过市场手段来解决，而只能依赖更高一级的权力来解决。但是，市场的最终作用总是要发挥出来， 这只是一个迟早的问题。一旦产业链的高端（消费端）发生“崩盘”，谁也逃不出“一轰而上，一轰而散”、“其兴也勃焉、其亡也迅忽”的命运。
而最后为此收拾残局承担风险的，不是“市场主体”，而是全体国民和中央政府。
中 国模式的两大典型特征，一是各级政府自己挖坑自己填，大建楼堂馆所、大搞基础建设、大搞开发区和新城建设，而不管其实际是否需要。目的是小集团有利益而且 GDP非常好看。很多时候不是创造财富，而是转移财富。二是各地纷纷不惜降低土地、环境、劳动力、劳动保护、社会保障等要素资源招商引资，在这种“自我作 践型竞争”中，少数人享受发展成果，多数人承担改革成本，整体和长远的社会发展目标被忽略；地方官员的短期政绩凌驾于民众利益之上，经济发展以牺牲环境和 公民健康、福利为代价，以牺牲公平正义为代价，成为“悲惨式增长”的典型注脚。中国模式越发展到后期，越是掉入“悲惨式增长”的陷阱而不能自拔。
光 看物质产品生产、固定资产投资、金融资产积累，中国确实在高速发展，但其他方面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可能还没有缩小，生态环境、人力资本建设和创新能力培养等 方面更是严重透支。童大焕援引中国建设银行董事长郭树清表示，除制度安排，现代经济增长有六个决定性要素，其中，资本、劳动力和土地等因素对中国经济规模 扩展影响不大，但另外三个更具有决定性作用的要素：人力资本、知识积累和生态财富与发达国家的差距非常大。
结论：中国模式不可持续
童 大焕认为，中国模式是一种以经济增长为中心目标的、以一把手的威权体制为核心的、少数官员和权力资本阶层决策的经济增长模式。这种模式决策成本很低，决策 效率很高，一定时期内发展效率也很高。但是很快，它的执行成本和发展代价也越来越大，并最终背离经济发展的根本目的----为了人获得更大的自由和幸福、 为了人更好地发展；也会最终失去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根本依靠----自由而富有创造力的人，以及和谐美好的自然环境。不仅经济增长难以持续，而且连经济增长 的合法性、合理性都受到严峻挑战。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它的生命力是不会长久持续的。因此，对中国模式的拥护者也不必为此沾沾自喜，以为自己找到了人类发 展的光明大道；对中国模式的反对者也不必忧心忡忡，担心它真的会成为一种模式千秋万代并且向外推广。
至于中国模式的出路，童大焕说，民主说 到底也是一种利益选择，一种利益妥协，一种用最小代价换取全社会最大收益和福利的共赢机制。在非民主机制里，一些人和利益集团的利益最大化往往以损害多数 人的利益为前提和代价，这样的暴富往往来得特别快，去得也特别快。而在民主的机制里，任何人的利益都必须以不损害他人的利益为前提条件，这样就能最大限度 地保护每个人的自由、权利和利益，保护每个人的创造性和积极性，保证社会的长治久安平稳发展。
Monday, January 17, 2011
谁敢用普通话把这首诗读出来
谁敢用普通话把这首诗读出来，笑到肚子痛!
一位语文老师,为学生朗读了一首题为《卧春》的陆游的古诗,要求学生听写出来
|| 语文老师朗读如下 ||
／有位学生听写如下
／《卧春》／《我蠢》
／暗梅幽闻花,／俺没有文化
／卧枝伤恨底,／我智商很低,
／遥闻卧似水,／要问我是谁,
／易透达春绿。／一头大蠢驴。
／岸似绿,／俺是驴,
／岸似透绿,／俺是头驴,
／岸似透黛绿。／俺是头呆驴／
看完后，如果你笑了，（嘴角微微笑也算的，）就顶一个！
一位语文老师,为学生朗读了一首题为《卧春》的陆游的古诗,要求学生听写出来
|| 语文老师朗读如下 ||
／有位学生听写如下
／《卧春》／《我蠢》
／暗梅幽闻花,／俺没有文化
／卧枝伤恨底,／我智商很低,
／遥闻卧似水,／要问我是谁,
／易透达春绿。／一头大蠢驴。
／岸似绿,／俺是驴,
／岸似透绿,／俺是头驴,
／岸似透黛绿。／俺是头呆驴／
看完后，如果你笑了，（嘴角微微笑也算的，）就顶一个！
Thursday, January 06, 2011
一名大学毕业生的反思：轰动中国万言帖 最露骨大学生活
五年多以前，我进入了全国重点名牌大学：武汉大学读书。我抱着最理想的热情，以为从此走上了一条报效祖国，报效父母的人生坦途，以为我的人生即将要大展宏图！
三 年以前，抱着对“我的大学”最大的疑惑和不解，我辞去了分团委副书记的职务，开始认真地大量阅读和思考我的人生，我的大学，我的未来。试图找到对周围一切 我无法理解问题的解决方案。这一次的决定，也意味着我放弃了原来一直抱有的，通过“从政”来为国家民族做贡献的“远大理想”。
一年半以前， 我自以为已经看清了中国大学的本质，不愿意再继续自欺欺人地“学”下去，主动放弃了学校保研的名额，退出了用青春和热血换取一纸毫无真实内容和分量文凭的 游戏，退出了中国虚伪可笑的“精英学历社会”。决心进入企业，踏踏实实地从事“实业”，站到中国经济第一线，为国家和社会以及自己作真实的努力和贡献。因 为我不想用镀金的“文凭”和“文化”来糊弄我自己，也糊弄其他人。
今天，在毕业工作一年多后，在我的工作和能力已经得到老板和同事的肯定， 马上就要派我出国任职的时候，我却辞职了。我不想违心地接受这个光荣，我决心到远在大山中的一所规模很小的，志在探索中国新教育模式的私立学堂，试图通过 投身中国最缺乏，最需要的教育，来实现我人生最大的价值：为我热爱的中国，为中国的孩子和未来，也为我自己，做一点真正有意义的事情，而不是日复一日地在 无望的等待中浪费掉自己的生命。
因为，中国真正缺的不是钱，我缺的也不是钱。中国缺文化，缺教育。我也一样！
周围的人都认为 我疯了，鬼迷心窍阿了。放弃了中国人从小就灌输的，从小就追求的“最正宗”、“最正确”、“最理所当然”的道路的确令人不解。我也在认真地思考我这样做的 理由。在这里，把自己对家人和朋友质疑的回答写出来。你们也可以自己评析：到底是我疯了，还是这个社会疯了？
一、精神缺乏、游戏成风、学生忙着贴金、老师忙着项目
----你认识这样的大学么？
当 我从那古朴典雅的建筑旁走过，再深入到自己的学习环境和学校其他地方后，我发现这个地方与我之前在书中读到的宁静的大学校园不同，这里各色人等纷纷扰扰， 大小汽车进进出出，随处可见各式各样的商业海报或者广告，草坪上遛狗的大妈悠然自得。那种在中小学可以听到的琅琅书声在大学里却寥寥无几，大学怎么竟然不 如小学？这些大学生们都不读书么？我很困惑。
在正式开始上课之后，我更加见识了大学里很多人是怎么样上课的：早晨上课铃响了之后有很多人穿 着拖鞋边吃早点慢悠悠地晃进教室，吃完早点后看看上面的老师，讲得没意思，于是爬着再补一觉。有的学生干脆一睡不起，大学里有句话是这样流传的：“一觉醒 来一看表十点了，继续睡到十一点半，起来连早点、中饭一起吃了。”
晚上十一点后，应该是夜深人静、正值休息的时候，如果你此时走进大学里的男生寝室，你绝对可以看到他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打游戏、玩麻将或者是看武 侠小说，好不热闹。鲜见一起读书、共同讨论人生智慧的场景，相反可以看到很多的大学生去网吧包夜，或者在寝室联机打游戏，他们的日常交流沟通内容就是游 戏，以至于很多学生迫不得已，为了和同寝室的哥们“打成一片”而“学习”打游戏。游戏已经成为了大学里男生的主要“学习内容”，而且不少人发奋用功地学习 了四年。
当我第一次在高我一级的学长寝室楼里看到凌乱的宿舍，散发着异味，一抬头就会看到一个蓬松的脑袋和迷离的眼神，我的灵魂被震撼了！我的心中 真的不敢相信，这就是武汉大学的学生？空洞的眼神昭示着灵魂的无知和内心的空虚，在终日游戏的日子里打发自己的青春岁月！这是大学生么？这些人就是“为中 华之崛起”而努力学习的新一代？我的内心里有一个强烈的声音告诉我：我绝对不要成为这个样子！
我的一个同学，从大一到大四，四年的时间，除 了考试和教室见个面，其他时间全部在寝室打游戏或者看武侠，反正大学里也没有人管。后来因为挂科太多被学院劝退，家长过来求情延缓时间，但于事无补，游戏 照打不误，直到大四时无法毕业。另外一个同学，也是因为打游戏挂科太多被劝退，母亲来到学院跪在学院领导面前说：“我自己在家里吃剩的菜叶在供他读书，求 你们给他一次机会吧！”当时我听到学院领导讲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我的内心很受震撼。父母吃菜叶供孩子在城市里打游戏，混日子？还要求情“给机会”？给他 继续游戏的机会吗？
都说可怜父母心，我想起我辛勤劳作的父母，我想起那千百万把孩子送进大学的天下父母，他们都以为自己的子女在大学里“努 力学习”，辛苦地赚钱，无私地供养儿女“上学”，让他们解除“后顾之忧”，不用担心生活的问题。殊不知如今大学校园里，有多少人是在游戏人生。用我在西安 电子科技大学一位同学的话来说：“如果他的妈妈来在大学住一个星期，就一定会让他退学回去”。因为在中国“上大学”，可能是人生中一段最轻松愉快的时光 了。大家可以游戏，看电视，逃课，武侠小说，这是很多大学男生的全部生活。
女生呢？看韩剧，不少女大学生的主要学习内容就是看韩剧等各种连 续剧，感情剧，一部接着一部。你能想象这就是“我的大学”么？很不幸的，这一切都是真实的，而且就发生在武大这样的名牌重点大学里。这些人考上大学的时候 都是家里的骄傲、很多同学眼羡的对象，可是为什么他们在风华正茂的青春时代里，行为如此令人费解？当时的自己不得而知。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学生都这样混日 子，大学里还是有很多人依然比较用功地学习，但是他们也一样困惑：让他们努力学习的原因主要是“恐惧”和压力：怕找不到好工作，怕考不上研究生。
大 家都听说就业很困难，武大每年找不到工作的毕业生都很多，因此不敢“放纵”自己。但是很少有学生努力学习是因为追求智慧，追求真理，为国为民而学。这些用 功的学生虽然没有“游戏人生”，但是却生活在沉重的压抑心理状态下，思维往往呆滞，慢慢地走上一条被大学生们嘲笑的“越学越傻”的“傻博士”道路。实际 上，每年大学里自杀的大学生，往往不是“不用功”的“坏学生”，而是这种心理严重压抑，用功学习的“好学生”。他们一样，从一进大学开始就碰到很多无法解 决的困惑，同时被灌输着一些所谓“正确的发展方向”，他们只是愿意服从这些“权威结论”，以自我的压抑而不是以心灵的呼唤来“学习”，这难道就真的比“玩 游戏”“看影碟”更好吗？大学的学习到底是要达到什么目的？大学生们为何都迷失了自己的理想。
照本宣科的老师 一学期也见不到几次
首先是专业的学习让人迷惑：很多老师照本宣科，大学里面真正关注教学、关心学生，有上课水平的老师越来越少了，不知道老师都在忙些什么。
老 师的本职工作应该是传业授道解惑，可是有的老师一个学期学生也见不了几次，派他的研究生来上课。后来我才明白原来他们都在忙着自己的项目和课题。大一的时 候，我们通信工程专业有个博导带物理，学生的评价是这样：“还博导呢，都博成个啥了？讲得稀里糊涂，还经常不来上课。”。大学选用的教材令人费解，明明有 很好的全国通用教材，比如高等数学的同济五版，却偏偏要选用自己学校编的教材，艰难晦涩，连选用的习题都是历年研究生考试的数一类，可能是编排教材的老师 想提前让我们进行考研准备吧？
后来才知道学校选用这种“自编教材”的原因，是老师们因为要“评职称”。需要“科研成果”，就东拼西凑的乱编 一些“教材”来“完成任务”，这种放到书店里根本没有人会要的垃圾教材，他们就利用自己教学的权利，发给大学生们上课用。据说老师们也很可怜，每年都要完 成所谓的“科研成果”，要写论文，出书来完成任务，否则就可能降职。有些老师没办法就自己花钱在外面找刊物发表文章，这种可以不花钱出教材，让学生买单的 事情也很容易理解了。
大学里的学生生涯，除了要求学生的专业学习之外，鲜有启迪心灵的声音，更重要的是缺乏指导大学生人生发展与定位的课程，能够让大学生明白自己为什么学，为 什么活的课程。我自己学习的专业是电子信息科学类，和很多同学一样，我在必修的公选课如高等数学等认真学习，但是我在每天的专业学习之外内心十分彷徨，我 不知道这个专业适合不适合自己，不知道这个专业意味着什么？
不知道这个专业的社会发展方向和主流是什么？也不明白这个专业培养的目的是什么样的人才 要求？我不知道该怎样进行大学的学习，更不知道前面的路在那里。我该怎样去一步步实现自己的理想？我碰到过很多的大学生也是如此。他们对于自己所选择的专 业了解甚少。其实我觉得老师也根本不了解这些专业到底要做什么，后来知道大学里的管理人员，看专业叫什么名字容易吸引学生，就改个名字。看什么专业热门好 找工作，就赶快“上马”一个专业，拼凑一些“课程”出来糊弄人就完事了。
很多学生只是为了就业的方便而“选择专业”，但是当他们真正想去定位自己的时候，就反而陷入了“专业思维”而不能自拔。多数人只是为了一份工作而读一个热门的专业，却忘了去关注自己的兴趣、爱好，甚至综合能力的培养和理想的思考。
《大 学重建》让我开始了解大学的起源、存在的意义，那就是大学应该是一个社会的良知和思想发动器，大学应该为这个社会培养具有正义、勇气和智慧的学子，在他们 走上社会之后能够有能力去逐步改善这个社会中不好的东西，促进社会的发展，并不断致力于人类物质社会的改造，以及科学、艺术文学等精神文明的探索和提升。
我 听到了一些激动内心的声音，也似乎抓住了一些东西，但是我的内心依然彷徨，方向不明确，理想似乎越发遥远，而不知如何下手。同时，为什么我们的大学会是这 个样子？为什么这么多的学生缺乏精神思考而且没有老师指引？除了在一些讲座上偶尔能够听到一些激动内心的声音外，为什么大学里的老师讲完课就像是打工混日 子，无趣无内容，讲完就走人？为什么大学老师从来不与学生探讨人生智慧？为什么我们这么多的大学生对此熟视无睹？这些问题我不得而知，而我自己也在从事学 生干部工作的道路上，碰到了更多的困惑。
二、为什么要辞去团委副书记？
大一时我参加学生会新闻部，然后做部长，和一群志气相 投的朋友激扬文字，度过一段难忘的日子。在大二下的时候，成功竞选为分团委副书记兼学生会主席团成员。然而在半年后，我就毅然辞去了这个光鲜的职务，你可 能会很惊讶，我不是有“总理的梦想”么？为什么要辞去呢？这可是走上“官员之路”的正途呀？在我最开始做学生会一个小小的部委时候，我只是抱着开阔眼界、 锻炼自己的想法。到了后来做部长，在我的本职工作之外，我开始思考我做的事情作用在那里？到底能够做那些有价值的事情去服务同学？
大学里的 学生有很多的问题需要引导帮助，就像我自己内心就有很多的困惑需要解答，学生会做得这么多活动能够解决了么？没有。从我进学生会开始，我就抱着相机在各种 各样的活动跑着，班团会、运动会、文艺比赛等等，在开始我很兴奋，因为生活很充实，活动的确还比较丰富多彩。但是慢慢的，我的内心开始不明白，我发现这些 活动组织了、举办了、精彩了、笑过了，却没有更多的智慧启迪，似乎只是一个“政绩”的记录。那些游戏的大学生继续游戏，我内心对于理想的迷惘更没有在这些 活动中得到解答。
于是我开始不明白，为什么要花很大力气很多精力组织这一些形式上的活动，而不去关注学生真正的问题、做学生和大学里真正应 该做的工作？那个时候我还是学生会的新闻部部长，在面临换届的时候我想过退出，我的内心已经隐约地告诉我这个地方不适合自己。但内心那个朦胧的梦想让我思 考：如果我的“地位”更高一些，“权力”更大一些，如果自己可以领导团委和学生会，是不是就可以去做一些真正有意义有价值的事情了？自己也可以通过这个机 会锻炼自己，以明确自己的方向。有很多的学生干部就是这样一步步走上从政之路的。
于是我开始努力“提升自己”：凭借自己比较不错的实力和老 师的信赖，我成功地竞选为学院的分团委副书记，这可能是学生中地位最高的“官”了。我的内心鼓足了干劲，我要做出一些真正对学生有帮助的事情。可是当真正 到了这个位置时候，我才发现我是多么的天真：各种各样的活动，不是我们能够“安排”的，我们只是按照“上面老师”布置的既定程式和内容去走，想要改变其形 式上的作用几乎不可能；学院的老师有自己的安排，校团委的领导有自己的想法，一切都要达到一个目的：活动要精彩，形式要多样!可是没有一个人去思考这样的 活动带来的实际意义在那里。
我发现自己更加没有个人的“自主权”，必须要面对更多的无聊会议，要去组织很多无意义的活动，这些会议、这些活 动大多数对于服务学生或者实现自己的理想都根本没有什么作用，更没有办法去解决我所碰到的诸如沉迷网络游戏、缺乏精神风貌的现状，我甚至还失去了思考和学 习提高的时间和空间。
我的内心不明白：为什么我们不能针对性地去解决学生中切实存在的各种问题？为什么不在他们沉迷网络与游戏时加以规劝和 引导，甚至采取一些强硬的措施？难道非得等到他们挂课后给予处分、开除学籍么？更有甚者，与其他学院的一些学生干部打交道后，我发现大学学生会里面的学生 干部，有不少本人就是“游戏大学”的优等生，但是他们却因为和辅导员老师关系不错而成为学生干部，来帮助老师“管理学生”。这样的学生干部能够引领学生走 向哪里？同时，这些人似乎非常自信自己是一个“精英团体”，个个都感觉良好。
学生干部中开始有很多的饭局来“拉进”彼此的关系，喝酒甚至吸烟，所谓的“烟搭桥，酒开路”这样的话，我第一次就是从学生会主席的口里听到的，我很困惑，这是在读大学的有志青年学子么？这就是要引领国家未来的“精英集团”嘛？我们国家就缺这样的“人才”吗？
当 面对着这样的现状的时候，我的内心开始痛苦：我可以选择若无其事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做下去，反正都已经做到了这个地步，熬一两年就会有各种优秀的荣誉、保研 的机会，通过这个平台可以一步步走上从政之路。但是，我也开始明白了，无论我将来的“地位”有多高，“权力”有多大，我都无法实现自己的理想，我是一个人 在与一个庞大的，堕落的，只关心物质利益和为自己捞好处的集团体系作对。
我如果想当上“总理”或者其他能够有决策权的位置，就必须跟他们一 样混下去，否则早早就会被这个体制踢开。但我真的希望这样么？如果我把宝贵的时间都花在了一些根本不能起到实际作用的事情上，来收获一些所谓的荣誉和好 处，我内心的困惑将怎么办？我之后的道路该怎样继续？难道这就是我的理想？
在经历了深入的思考后，任职半年我就毅然申请辞去这一职务。当时 学院的老师很惊讶我的举动，在明确我执意要辞后，非常好心地建议我可以挂名不做事，这样在大四时候就可以获得保研的机会。我不愿意占这个便宜，告诉老师， 既然要走就走个彻底，不需要挂名，我的内心不喜欢这样的方式。
于是，我很高兴地脱离了很多无聊的“学生工作”，回到了没有会议，没有那么多 我看不懂活动的自由日子。自己读书、听讲座、听武大的“周末艺苑”，让自己的内心自由自在地成长。我努力去重新定位自己的理想，因为我发现从政似乎不适合 自己。剩下来的选择还有两个，一个就是大家都很热衷的，也是很传统的“实业救国”之路，我可以去帮助我们国家成为一个经济强国，也帮助自己成为一个“经济 英雄”，做“李百万” 另外一条就是冷板凳的“学术之路”：考研，攻博，成为一个学者。
我很敬佩经济学家林毅夫先生，当年作为热血青年，做 为一个台湾军官，由于反对蒋家王朝的政治腐败，他“叛逃”到大陆。他当然可以享受“义士”级的待遇，在我国的“党政军”系统里快速地升职。但是，他当时叛 逃台湾，绝对不是为了谋取物质利益，而是为了心中的热血理想。我想他后来离开政治圈子，走上学者之路，是不是跟我一样，发现在中国“从政”不能解决“为人 民服务”的理想，只好去研究学问，去当学者。否则如果他叛逃的目的，仅仅是想当一个学者的话，当时的台湾条件更好，所以一定有他的难言之隐。他现在已经成 为了世界经济学界最好的学者之一，还被提名诺贝尔经济学奖。
到底那条路更有意义和价值呢？我努力去大量阅读，努力去思考，去发现各种线索和事实来帮助我决定，去解决我内心所有的困惑。
三、读懂“大学”，我发现“做学问”在大学也是一条走不通的死路。
我 真的能够专专心心去做一个学者吗？像林毅夫那样？在不断地阅读和思考中，我对于大学的认识也越来越多，我也开始明白为什么这个曾经安静和充满追求智慧风气 的象牙塔越来越千奇百怪。商业中逐利的浮躁气息充斥着整个校园，学术与商业的挂钩和教师职称评定的畸形化，使得大学校园里越来越多的老师不重视教学而忙于 自己的项目，忙于发表论文。因为有了论文，有了项目，才会有职称和金钱，才会有房子、车子和各种名誉，这样的老师那里有时间去传业授道解惑呢？
但 是现在的大学校园里，基本上都是这样的老师。因为“理想型”的老师注定要被现实“淘汰”。别的学校不了解，但是全国有名的易中天，在武大的时候却因为个性 独特，不愿流俗而被排挤，出走厦门大学。后来是学生们敬仰的武大四大名嘴之一的哲学教授赵林也要离开武大，引起学生轰动。
后来据说校长看民 意沸腾，才执意挽留赵林老师，勉强留了下来。但是根子上的问题并没有解决，因为我最近又听说专注学问的知名哲学教授邓晓芒要去华工。一个文科教授，却要离 开以文科着名历史悠久的名牌大学，宁愿去一所工科大学任职，武大到底怎么了？珞珈山还是个做学问的地方吗？四大名嘴的尚重生教授也说：当年与他一起留校任 教的早期很多有才华的老师，都离开武汉大学了。而且很多离开了大学，离开了学界。难道在中国，学者之路也同“从政”之路一样，是一条不可行的“梦幻之 路”？中国之大，放得下一张安静的书桌吗？我很不安地探讨自己从事“学问之路”的可能性。越来越多地发现：所谓的“名牌大学”里，真正的学问根本没有地 位。
老师不关心学问和学习。在这样的大学里，缺乏真正传道授业解惑的老师。因为老师在大学里其实是“弱势群体”，他们被一群根本不懂教育的 教育官员们“管理”着，迫于生存压力，为了职称，为了提级，为了饭碗等等，不得不向畸形的评定机制屈服。能够独立思考和具有独立人格的老师，可能根本就不 见容于这个教育官僚体制。
连知名的教授如赵林，邓晓芒都不得不屈服于“体制”，连四大名嘴尚重生都不断地抱怨无法发挥所长，我一个小小的后 生，真的能在“学问”的路上实现理想吗？很多博士生导师会派自己的研究生替代自己给本科生上课，自己忙项目，当老板，追逐金钱和权力地位，这与“官场”和 “商场”又有什么不同呢？真正的不同，就是这里更虚伪，贴了一张“教育”的皮，所以更害人。
校长把老师当打工仔 谁也不关心学生
大学的领导不关心学问。他们不关心教师，仅仅是把教师当做打工仔。他们也不关心学生，不理会学生的愿望和要求。 很多管学生的“大学领导”在学生面前高高在上，一副“官员”的样子。他们也不关心自己的毕业生到底受不受社会的欢迎，不关心学科的设计是不是符合教育和社 会的要求。他们只关心“如何保住位置”，“如何捞取好处”，如何“买卖文凭”，如何与社会上的官员们“交易”。
学校的老师告诉我：武汉大学 授予了很多官员“特聘教授”的头衔拉拢他们，还送出大量的“博士学位”给各级官员，仅仅因为他们是有实权的“官员”，学校愿意“证明”他们“很有学问”， 让他们捞一笔“学问资本”。这些都是公开的秘密。大家都知道前几个月武汉大学的两个校领导被抓，其中一个还是享有“国家荣誉”的获奖“杰出领导”，这暴露 了大学一系列问题的冰山一角，据说出事以后，很多有实权的“大学领导”们都惶惶不安，生怕有一天查到自己头上来。我相信这不是武汉大学一家的事情，可能其 他大学更腐败。
可是，我关心的是：这说明了什么？这样的大学，难道真的有“大学精神”吗？真的是一个我要做学问的地方吗？
1.我缺钱么？我们的社会缺钱么？我的人生需要去做一件没人需要的事情吗？
现 在我们的国家里，大家都在努力创造着物质的财富，每一个城市里可以看到很多忙忙碌碌的人，每个人都在辛苦的追逐着。特别是我在深圳工作，这个节奏很快的城 市就是金钱驱动的城市。每一次，我坐公交车的时候，我都会留意下那些等车的和街上走过的人们，很多人的脸上都写着焦虑和疲惫。
大家都在追求 金钱以为会带来幸福，可是为什么都这么不快乐？望着车外的人们，我就问我自己：会不会有一天我也会变成跟他们一样？ 我问自己追求的幸福是什么？是更多的物质财富，不是，我想幸福于我而言，是一个健康的身体，一份开心有价值的工作并能保障物质生活，一个和睦的家庭。并能 把这个幸福的圈子尽自己最大的能力去推广，那么我实业的梦想能够带给自己幸福和更多的人幸福么？
再看看我们的国家，改革开放三十年了，中国 已经诞生了很多的企业，华为、联想、等等，人们已经创造积累了很多的物质财富，物质生活也越来越优越。而我们却越来越齐心协力地追求金钱，我们创造了很高 的GDP，但同时我们面临着越来越多的社会问题：工业的发展带来了很多的环境污染，大都市白领的生理和心理健康每况日下，都市女性白领越来越多的人不能走 进婚姻的殿堂，越来越多的高校毕业的大学生找不到工作，都市人在物质富足的表象里精神匮乏，借以酒吧、网络游戏、聚餐等打发时间，青少年儿童以及高校大学 生自杀比率升高，流行文化越来越庸俗甚至恶俗化，以及我在大学所碰到的种种困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问题？怎样去解决？靠追求金钱可以么？
而这些问题却很实在地关乎我们每一个人的幸福，我们这个社会的整体幸福。但这一切，靠钱都不能解决，是要靠文化，靠智慧。如果金钱可以解决，那我们可以用钱买来生理和心理健康，可以买来家庭的幸福和谐，可以买来优秀的文化，我当然应该多赚钱。可惜这一切都买不来。
2． 为什么说中国缺乏真正的教育？
靠文化，靠智慧，人才能够得到幸福，国家才会真正强大。为什么一定要去做教育？答案是只有教育才能从根本上改变一个国家的素质，而我们目前的中国缺乏真正的教育，为什么这么说？看看教育和社会的现状以及我们传统文化的断层现象我们就可以明白。
我 们的小学、中学乃至大学教育都在教学生不断地考试，关注考分，然而，做了那么多的试卷，考了那么多的试，拿了学士、硕士、博士文凭就能解决人生和幸福的问 题吗？看一看现在的大学生面貌，有多少人不过是在混一张文凭而已，还自欺欺人地以为：这张文凭会给自己带来一份不错的工作和钱途，可能么？那么多经过高考 的学生，走进大学为什么就失去了青年人本来应该有的朝气和活力？为什么他们沉迷网络游戏、在无聊中打发着自己最宝贵的年华？为什么那么多的人找不到工作呆 在家里成为“啃老一族？”还有工作之后很多成为“月光一族”？
我们最终都要走上社会，我们最终都要独立地去面对生活和生存，我们最终都要为 人父母，我们最终都要赡养自己的父母，真正关乎我们人生幸福的问题，诸如怎样去强身健体，怎样去规划人生方向，怎样去处理婚姻问题，怎样去教育孩子，我们 的教育有去关注或者启发我们去思考这些问题吗？难道我们的教育就是要在学校里培养一群考试的机器，然后出来成为一个工作的机器？老了成为一个等死的废物 吗？
那么什么是真正的教育？德国二百年前的教育宣言曾经如此说道：教育的目的，不是培养人们适应传统的世界，不是着眼于实用性的知识和技 能，而要去唤醒学生的力量，培养他们自我学习的主动性，抽象的归纳力和理解力，以便使他们在目前无法预料的种种未来局势中，自我做出有意义的选择。教育是 以人为最高的目的，接受教育是人的最高价值的体现。
问一问亲爱的朋友们，在中国目前的小学、中学和大学校园里，有这样的教育么？没有，中国太缺乏真正的教育、缺乏真正的大学了！同时我们回过头来看看中国传 统的知识分子是怎样做的，宋朝一代大儒张载曾如此说过：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从此以后，这句话成为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共 识，而现在，我们的社会中有多少这样的学者？我们的大学里有多少这样的教授和博导？我们可以看到为各种利益集团说话的所谓“专家”，可以看到为了金钱奔波 在官场和商场的教授和博导。
现在我们的社会很多人都在一味地追求金钱作为人生最高目标，从让我们痛恨的房地产商到现在的医院，从老师到卖奶粉的，很 多人都忘了自己本职工作的职业道德，一味地拜金。缺乏文化和责任的富人们给我们的社会带来了越来越高的交易成本和越来越多的危害。我们可曾知道美国的清洁 工人的工资可以达到年薪五六万，但是他们的房子只需要三十万左右的美金？而我们国内的老百姓却需要耗费两代甚至三代人的积蓄去买一套房子，就因为一些人昧 着良心攫取高额利润，而让多少大学生一毕业就要面临这个严峻的人生大事，房子真的值那么多钱么？孟子曾经告诉过我们：上下交征利，国危矣。三鹿奶粉、各地 不断的儿童血铅案例已经用血的事实不断地印证着这句话，而我们的社会还需要多少这样的例子来唤醒大家：如果仅为了钱而忘记了道德，昧了良知，我们的社会将 走向何方？
在这么一个逐利的社会里，究竟还有多少中国人会静下心来学习和传承我们博大精神的传统文化？《老子》、《论语》、《大学》、《金 刚经》、《资治通鉴》等等，这些经典的遗产我们继承了么？我们该怎样把这些东西交给我们的下一代，如果不能交给，如果不能完成五千年里中国文化的传承，我 们何以有颜面自称为中国人？
曾经有句话是这样说的，一个国家破亡而文化存在的民族，一定可以恢复国家（比如以色列），但一个文化破亡了的民族，无一例外地彻底从历史舞台上消失了，比如古巴比伦等。而正是由于这些精髓的传统文化丢失，我们的社会才变得越来越千奇百怪。
学校缺乏真正的教育导致了社会上很多人盲目逐利、精神空虚、各种社会问题曾出不穷，传统文化精髓遗失，后面两者又反过来影响着学校的教育，如此的恶性循环回把我们带向哪里？我们的后代将会生存在一个什么样的社会里？
究竟是这个社会在疯狂地走向一个危险的境地，还是我是一个疯子在危言耸听？
3．为中华之崛起做教育
考 虑到如此的地步，我对于自己做实业的想法又发生了深深的怀疑，我对于自己，对于这个社会的生存发展产生了深深地担忧。一百多年前，梁启超先生曾写下《少年 中国说》，一百多年后的今天，我们仍然面临着同样的问题，而且更加严重。只有从教育上去入手，培养优秀和有良知的公民及社会领袖，我们才有希望去改变我们 社会中丑恶的一面，才能传承我们的文化，我们的子孙后代才会健康、幸福地生存在这块土地上，才能自豪地说：我是一个中国人！
因此我决定走进 大山，去一个小小的私立学校做一名普通老师，学习中国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习武修身，传播智慧。为我热爱的这个国家，为中国的孩子和未来，也为自己，去做 一些真正有价值的事情！因为唯有文化方能立国，唯有真正的教育才能树人！唯有智慧方能让一个人拥有真正的幸福，让一个社会真正的和谐，让一个国家真正的强 大！
注：没有想到文章受到这么多人的关注，在此说明下----由于体制内教育的失败，我不可能加入任何一所官办的应试学校来实现自己做真正 教育的理想，而选择了在大山里的这所私立精英学堂（别误会，不是农村支教，那样我再努力也只是为体制培养几个低级打工仔），不提学堂名字的原因，是因为避 免有人说我是商业炒作（毕竟是私立的），玷污了这个神圣的教育理想。
同时，这所学堂目前因为超前的教育理念，虽然规模不大，但影响力已波及全国，她必将成为中国未来先进教育的一个范例，因此我也不想借名生辉，借学堂出名。我更愿意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通过自己踏实的努力来让学堂因我而更荣耀而非相反。希望大家理解。
另 外，我开始新的工作才两个月。在这里，我第一次尝到了“挫折”的感觉，相对于我一贯的“顺风顺水”，我在这里明显感到了自身能力的不足和思想的浅薄。相比 一起工作的，跟我同年毕业的同事和朋友，我感到了实实在在的差异，我需要有更多的努力来提高和完善自己。但是，这反而让我更加高兴，更加认定了自己选择的 正确：这是一个可以让我不断提高的地方，这是一个可以让我实现自己理想的地方，去实现自己的教育强国之梦----去不断提高自己和需要我帮助提高的人。
写这篇文章目的有两个：
1. 能够唤醒大学里沉睡的一部分人去思考自己的人生而非随波逐流、人云亦云，自助者天助之。
2. 引起更多的人对于教育的关注和反思，因为这关系着我们每一个人的幸福。我们不能因为老师、大学和社会对我们不负责任就放任自流，相反正因为学校和社会没有为我们负责，我们更要加倍地为自己负责，更要认真地思考和选择自己人生。如若能达到此两者，足矣，谢谢各位。
三 年以前，抱着对“我的大学”最大的疑惑和不解，我辞去了分团委副书记的职务，开始认真地大量阅读和思考我的人生，我的大学，我的未来。试图找到对周围一切 我无法理解问题的解决方案。这一次的决定，也意味着我放弃了原来一直抱有的，通过“从政”来为国家民族做贡献的“远大理想”。
一年半以前， 我自以为已经看清了中国大学的本质，不愿意再继续自欺欺人地“学”下去，主动放弃了学校保研的名额，退出了用青春和热血换取一纸毫无真实内容和分量文凭的 游戏，退出了中国虚伪可笑的“精英学历社会”。决心进入企业，踏踏实实地从事“实业”，站到中国经济第一线，为国家和社会以及自己作真实的努力和贡献。因 为我不想用镀金的“文凭”和“文化”来糊弄我自己，也糊弄其他人。
今天，在毕业工作一年多后，在我的工作和能力已经得到老板和同事的肯定， 马上就要派我出国任职的时候，我却辞职了。我不想违心地接受这个光荣，我决心到远在大山中的一所规模很小的，志在探索中国新教育模式的私立学堂，试图通过 投身中国最缺乏，最需要的教育，来实现我人生最大的价值：为我热爱的中国，为中国的孩子和未来，也为我自己，做一点真正有意义的事情，而不是日复一日地在 无望的等待中浪费掉自己的生命。
因为，中国真正缺的不是钱，我缺的也不是钱。中国缺文化，缺教育。我也一样！
周围的人都认为 我疯了，鬼迷心窍阿了。放弃了中国人从小就灌输的，从小就追求的“最正宗”、“最正确”、“最理所当然”的道路的确令人不解。我也在认真地思考我这样做的 理由。在这里，把自己对家人和朋友质疑的回答写出来。你们也可以自己评析：到底是我疯了，还是这个社会疯了？
一、精神缺乏、游戏成风、学生忙着贴金、老师忙着项目
----你认识这样的大学么？
当 我从那古朴典雅的建筑旁走过，再深入到自己的学习环境和学校其他地方后，我发现这个地方与我之前在书中读到的宁静的大学校园不同，这里各色人等纷纷扰扰， 大小汽车进进出出，随处可见各式各样的商业海报或者广告，草坪上遛狗的大妈悠然自得。那种在中小学可以听到的琅琅书声在大学里却寥寥无几，大学怎么竟然不 如小学？这些大学生们都不读书么？我很困惑。
在正式开始上课之后，我更加见识了大学里很多人是怎么样上课的：早晨上课铃响了之后有很多人穿 着拖鞋边吃早点慢悠悠地晃进教室，吃完早点后看看上面的老师，讲得没意思，于是爬着再补一觉。有的学生干脆一睡不起，大学里有句话是这样流传的：“一觉醒 来一看表十点了，继续睡到十一点半，起来连早点、中饭一起吃了。”
晚上十一点后，应该是夜深人静、正值休息的时候，如果你此时走进大学里的男生寝室，你绝对可以看到他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打游戏、玩麻将或者是看武 侠小说，好不热闹。鲜见一起读书、共同讨论人生智慧的场景，相反可以看到很多的大学生去网吧包夜，或者在寝室联机打游戏，他们的日常交流沟通内容就是游 戏，以至于很多学生迫不得已，为了和同寝室的哥们“打成一片”而“学习”打游戏。游戏已经成为了大学里男生的主要“学习内容”，而且不少人发奋用功地学习 了四年。
当我第一次在高我一级的学长寝室楼里看到凌乱的宿舍，散发着异味，一抬头就会看到一个蓬松的脑袋和迷离的眼神，我的灵魂被震撼了！我的心中 真的不敢相信，这就是武汉大学的学生？空洞的眼神昭示着灵魂的无知和内心的空虚，在终日游戏的日子里打发自己的青春岁月！这是大学生么？这些人就是“为中 华之崛起”而努力学习的新一代？我的内心里有一个强烈的声音告诉我：我绝对不要成为这个样子！
我的一个同学，从大一到大四，四年的时间，除 了考试和教室见个面，其他时间全部在寝室打游戏或者看武侠，反正大学里也没有人管。后来因为挂科太多被学院劝退，家长过来求情延缓时间，但于事无补，游戏 照打不误，直到大四时无法毕业。另外一个同学，也是因为打游戏挂科太多被劝退，母亲来到学院跪在学院领导面前说：“我自己在家里吃剩的菜叶在供他读书，求 你们给他一次机会吧！”当时我听到学院领导讲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我的内心很受震撼。父母吃菜叶供孩子在城市里打游戏，混日子？还要求情“给机会”？给他 继续游戏的机会吗？
都说可怜父母心，我想起我辛勤劳作的父母，我想起那千百万把孩子送进大学的天下父母，他们都以为自己的子女在大学里“努 力学习”，辛苦地赚钱，无私地供养儿女“上学”，让他们解除“后顾之忧”，不用担心生活的问题。殊不知如今大学校园里，有多少人是在游戏人生。用我在西安 电子科技大学一位同学的话来说：“如果他的妈妈来在大学住一个星期，就一定会让他退学回去”。因为在中国“上大学”，可能是人生中一段最轻松愉快的时光 了。大家可以游戏，看电视，逃课，武侠小说，这是很多大学男生的全部生活。
女生呢？看韩剧，不少女大学生的主要学习内容就是看韩剧等各种连 续剧，感情剧，一部接着一部。你能想象这就是“我的大学”么？很不幸的，这一切都是真实的，而且就发生在武大这样的名牌重点大学里。这些人考上大学的时候 都是家里的骄傲、很多同学眼羡的对象，可是为什么他们在风华正茂的青春时代里，行为如此令人费解？当时的自己不得而知。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学生都这样混日 子，大学里还是有很多人依然比较用功地学习，但是他们也一样困惑：让他们努力学习的原因主要是“恐惧”和压力：怕找不到好工作，怕考不上研究生。
大 家都听说就业很困难，武大每年找不到工作的毕业生都很多，因此不敢“放纵”自己。但是很少有学生努力学习是因为追求智慧，追求真理，为国为民而学。这些用 功的学生虽然没有“游戏人生”，但是却生活在沉重的压抑心理状态下，思维往往呆滞，慢慢地走上一条被大学生们嘲笑的“越学越傻”的“傻博士”道路。实际 上，每年大学里自杀的大学生，往往不是“不用功”的“坏学生”，而是这种心理严重压抑，用功学习的“好学生”。他们一样，从一进大学开始就碰到很多无法解 决的困惑，同时被灌输着一些所谓“正确的发展方向”，他们只是愿意服从这些“权威结论”，以自我的压抑而不是以心灵的呼唤来“学习”，这难道就真的比“玩 游戏”“看影碟”更好吗？大学的学习到底是要达到什么目的？大学生们为何都迷失了自己的理想。
照本宣科的老师 一学期也见不到几次
首先是专业的学习让人迷惑：很多老师照本宣科，大学里面真正关注教学、关心学生，有上课水平的老师越来越少了，不知道老师都在忙些什么。
老 师的本职工作应该是传业授道解惑，可是有的老师一个学期学生也见不了几次，派他的研究生来上课。后来我才明白原来他们都在忙着自己的项目和课题。大一的时 候，我们通信工程专业有个博导带物理，学生的评价是这样：“还博导呢，都博成个啥了？讲得稀里糊涂，还经常不来上课。”。大学选用的教材令人费解，明明有 很好的全国通用教材，比如高等数学的同济五版，却偏偏要选用自己学校编的教材，艰难晦涩，连选用的习题都是历年研究生考试的数一类，可能是编排教材的老师 想提前让我们进行考研准备吧？
后来才知道学校选用这种“自编教材”的原因，是老师们因为要“评职称”。需要“科研成果”，就东拼西凑的乱编 一些“教材”来“完成任务”，这种放到书店里根本没有人会要的垃圾教材，他们就利用自己教学的权利，发给大学生们上课用。据说老师们也很可怜，每年都要完 成所谓的“科研成果”，要写论文，出书来完成任务，否则就可能降职。有些老师没办法就自己花钱在外面找刊物发表文章，这种可以不花钱出教材，让学生买单的 事情也很容易理解了。
大学里的学生生涯，除了要求学生的专业学习之外，鲜有启迪心灵的声音，更重要的是缺乏指导大学生人生发展与定位的课程，能够让大学生明白自己为什么学，为 什么活的课程。我自己学习的专业是电子信息科学类，和很多同学一样，我在必修的公选课如高等数学等认真学习，但是我在每天的专业学习之外内心十分彷徨，我 不知道这个专业适合不适合自己，不知道这个专业意味着什么？
不知道这个专业的社会发展方向和主流是什么？也不明白这个专业培养的目的是什么样的人才 要求？我不知道该怎样进行大学的学习，更不知道前面的路在那里。我该怎样去一步步实现自己的理想？我碰到过很多的大学生也是如此。他们对于自己所选择的专 业了解甚少。其实我觉得老师也根本不了解这些专业到底要做什么，后来知道大学里的管理人员，看专业叫什么名字容易吸引学生，就改个名字。看什么专业热门好 找工作，就赶快“上马”一个专业，拼凑一些“课程”出来糊弄人就完事了。
很多学生只是为了就业的方便而“选择专业”，但是当他们真正想去定位自己的时候，就反而陷入了“专业思维”而不能自拔。多数人只是为了一份工作而读一个热门的专业，却忘了去关注自己的兴趣、爱好，甚至综合能力的培养和理想的思考。
《大 学重建》让我开始了解大学的起源、存在的意义，那就是大学应该是一个社会的良知和思想发动器，大学应该为这个社会培养具有正义、勇气和智慧的学子，在他们 走上社会之后能够有能力去逐步改善这个社会中不好的东西，促进社会的发展，并不断致力于人类物质社会的改造，以及科学、艺术文学等精神文明的探索和提升。
我 听到了一些激动内心的声音，也似乎抓住了一些东西，但是我的内心依然彷徨，方向不明确，理想似乎越发遥远，而不知如何下手。同时，为什么我们的大学会是这 个样子？为什么这么多的学生缺乏精神思考而且没有老师指引？除了在一些讲座上偶尔能够听到一些激动内心的声音外，为什么大学里的老师讲完课就像是打工混日 子，无趣无内容，讲完就走人？为什么大学老师从来不与学生探讨人生智慧？为什么我们这么多的大学生对此熟视无睹？这些问题我不得而知，而我自己也在从事学 生干部工作的道路上，碰到了更多的困惑。
二、为什么要辞去团委副书记？
大一时我参加学生会新闻部，然后做部长，和一群志气相 投的朋友激扬文字，度过一段难忘的日子。在大二下的时候，成功竞选为分团委副书记兼学生会主席团成员。然而在半年后，我就毅然辞去了这个光鲜的职务，你可 能会很惊讶，我不是有“总理的梦想”么？为什么要辞去呢？这可是走上“官员之路”的正途呀？在我最开始做学生会一个小小的部委时候，我只是抱着开阔眼界、 锻炼自己的想法。到了后来做部长，在我的本职工作之外，我开始思考我做的事情作用在那里？到底能够做那些有价值的事情去服务同学？
大学里的 学生有很多的问题需要引导帮助，就像我自己内心就有很多的困惑需要解答，学生会做得这么多活动能够解决了么？没有。从我进学生会开始，我就抱着相机在各种 各样的活动跑着，班团会、运动会、文艺比赛等等，在开始我很兴奋，因为生活很充实，活动的确还比较丰富多彩。但是慢慢的，我的内心开始不明白，我发现这些 活动组织了、举办了、精彩了、笑过了，却没有更多的智慧启迪，似乎只是一个“政绩”的记录。那些游戏的大学生继续游戏，我内心对于理想的迷惘更没有在这些 活动中得到解答。
于是我开始不明白，为什么要花很大力气很多精力组织这一些形式上的活动，而不去关注学生真正的问题、做学生和大学里真正应 该做的工作？那个时候我还是学生会的新闻部部长，在面临换届的时候我想过退出，我的内心已经隐约地告诉我这个地方不适合自己。但内心那个朦胧的梦想让我思 考：如果我的“地位”更高一些，“权力”更大一些，如果自己可以领导团委和学生会，是不是就可以去做一些真正有意义有价值的事情了？自己也可以通过这个机 会锻炼自己，以明确自己的方向。有很多的学生干部就是这样一步步走上从政之路的。
于是我开始努力“提升自己”：凭借自己比较不错的实力和老 师的信赖，我成功地竞选为学院的分团委副书记，这可能是学生中地位最高的“官”了。我的内心鼓足了干劲，我要做出一些真正对学生有帮助的事情。可是当真正 到了这个位置时候，我才发现我是多么的天真：各种各样的活动，不是我们能够“安排”的，我们只是按照“上面老师”布置的既定程式和内容去走，想要改变其形 式上的作用几乎不可能；学院的老师有自己的安排，校团委的领导有自己的想法，一切都要达到一个目的：活动要精彩，形式要多样!可是没有一个人去思考这样的 活动带来的实际意义在那里。
我发现自己更加没有个人的“自主权”，必须要面对更多的无聊会议，要去组织很多无意义的活动，这些会议、这些活 动大多数对于服务学生或者实现自己的理想都根本没有什么作用，更没有办法去解决我所碰到的诸如沉迷网络游戏、缺乏精神风貌的现状，我甚至还失去了思考和学 习提高的时间和空间。
我的内心不明白：为什么我们不能针对性地去解决学生中切实存在的各种问题？为什么不在他们沉迷网络与游戏时加以规劝和 引导，甚至采取一些强硬的措施？难道非得等到他们挂课后给予处分、开除学籍么？更有甚者，与其他学院的一些学生干部打交道后，我发现大学学生会里面的学生 干部，有不少本人就是“游戏大学”的优等生，但是他们却因为和辅导员老师关系不错而成为学生干部，来帮助老师“管理学生”。这样的学生干部能够引领学生走 向哪里？同时，这些人似乎非常自信自己是一个“精英团体”，个个都感觉良好。
学生干部中开始有很多的饭局来“拉进”彼此的关系，喝酒甚至吸烟，所谓的“烟搭桥，酒开路”这样的话，我第一次就是从学生会主席的口里听到的，我很困惑，这是在读大学的有志青年学子么？这就是要引领国家未来的“精英集团”嘛？我们国家就缺这样的“人才”吗？
当 面对着这样的现状的时候，我的内心开始痛苦：我可以选择若无其事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做下去，反正都已经做到了这个地步，熬一两年就会有各种优秀的荣誉、保研 的机会，通过这个平台可以一步步走上从政之路。但是，我也开始明白了，无论我将来的“地位”有多高，“权力”有多大，我都无法实现自己的理想，我是一个人 在与一个庞大的，堕落的，只关心物质利益和为自己捞好处的集团体系作对。
我如果想当上“总理”或者其他能够有决策权的位置，就必须跟他们一 样混下去，否则早早就会被这个体制踢开。但我真的希望这样么？如果我把宝贵的时间都花在了一些根本不能起到实际作用的事情上，来收获一些所谓的荣誉和好 处，我内心的困惑将怎么办？我之后的道路该怎样继续？难道这就是我的理想？
在经历了深入的思考后，任职半年我就毅然申请辞去这一职务。当时 学院的老师很惊讶我的举动，在明确我执意要辞后，非常好心地建议我可以挂名不做事，这样在大四时候就可以获得保研的机会。我不愿意占这个便宜，告诉老师， 既然要走就走个彻底，不需要挂名，我的内心不喜欢这样的方式。
于是，我很高兴地脱离了很多无聊的“学生工作”，回到了没有会议，没有那么多 我看不懂活动的自由日子。自己读书、听讲座、听武大的“周末艺苑”，让自己的内心自由自在地成长。我努力去重新定位自己的理想，因为我发现从政似乎不适合 自己。剩下来的选择还有两个，一个就是大家都很热衷的，也是很传统的“实业救国”之路，我可以去帮助我们国家成为一个经济强国，也帮助自己成为一个“经济 英雄”，做“李百万” 另外一条就是冷板凳的“学术之路”：考研，攻博，成为一个学者。
我很敬佩经济学家林毅夫先生，当年作为热血青年，做 为一个台湾军官，由于反对蒋家王朝的政治腐败，他“叛逃”到大陆。他当然可以享受“义士”级的待遇，在我国的“党政军”系统里快速地升职。但是，他当时叛 逃台湾，绝对不是为了谋取物质利益，而是为了心中的热血理想。我想他后来离开政治圈子，走上学者之路，是不是跟我一样，发现在中国“从政”不能解决“为人 民服务”的理想，只好去研究学问，去当学者。否则如果他叛逃的目的，仅仅是想当一个学者的话，当时的台湾条件更好，所以一定有他的难言之隐。他现在已经成 为了世界经济学界最好的学者之一，还被提名诺贝尔经济学奖。
到底那条路更有意义和价值呢？我努力去大量阅读，努力去思考，去发现各种线索和事实来帮助我决定，去解决我内心所有的困惑。
三、读懂“大学”，我发现“做学问”在大学也是一条走不通的死路。
我 真的能够专专心心去做一个学者吗？像林毅夫那样？在不断地阅读和思考中，我对于大学的认识也越来越多，我也开始明白为什么这个曾经安静和充满追求智慧风气 的象牙塔越来越千奇百怪。商业中逐利的浮躁气息充斥着整个校园，学术与商业的挂钩和教师职称评定的畸形化，使得大学校园里越来越多的老师不重视教学而忙于 自己的项目，忙于发表论文。因为有了论文，有了项目，才会有职称和金钱，才会有房子、车子和各种名誉，这样的老师那里有时间去传业授道解惑呢？
但 是现在的大学校园里，基本上都是这样的老师。因为“理想型”的老师注定要被现实“淘汰”。别的学校不了解，但是全国有名的易中天，在武大的时候却因为个性 独特，不愿流俗而被排挤，出走厦门大学。后来是学生们敬仰的武大四大名嘴之一的哲学教授赵林也要离开武大，引起学生轰动。
后来据说校长看民 意沸腾，才执意挽留赵林老师，勉强留了下来。但是根子上的问题并没有解决，因为我最近又听说专注学问的知名哲学教授邓晓芒要去华工。一个文科教授，却要离 开以文科着名历史悠久的名牌大学，宁愿去一所工科大学任职，武大到底怎么了？珞珈山还是个做学问的地方吗？四大名嘴的尚重生教授也说：当年与他一起留校任 教的早期很多有才华的老师，都离开武汉大学了。而且很多离开了大学，离开了学界。难道在中国，学者之路也同“从政”之路一样，是一条不可行的“梦幻之 路”？中国之大，放得下一张安静的书桌吗？我很不安地探讨自己从事“学问之路”的可能性。越来越多地发现：所谓的“名牌大学”里，真正的学问根本没有地 位。
老师不关心学问和学习。在这样的大学里，缺乏真正传道授业解惑的老师。因为老师在大学里其实是“弱势群体”，他们被一群根本不懂教育的 教育官员们“管理”着，迫于生存压力，为了职称，为了提级，为了饭碗等等，不得不向畸形的评定机制屈服。能够独立思考和具有独立人格的老师，可能根本就不 见容于这个教育官僚体制。
连知名的教授如赵林，邓晓芒都不得不屈服于“体制”，连四大名嘴尚重生都不断地抱怨无法发挥所长，我一个小小的后 生，真的能在“学问”的路上实现理想吗？很多博士生导师会派自己的研究生替代自己给本科生上课，自己忙项目，当老板，追逐金钱和权力地位，这与“官场”和 “商场”又有什么不同呢？真正的不同，就是这里更虚伪，贴了一张“教育”的皮，所以更害人。
校长把老师当打工仔 谁也不关心学生
大学的领导不关心学问。他们不关心教师，仅仅是把教师当做打工仔。他们也不关心学生，不理会学生的愿望和要求。 很多管学生的“大学领导”在学生面前高高在上，一副“官员”的样子。他们也不关心自己的毕业生到底受不受社会的欢迎，不关心学科的设计是不是符合教育和社 会的要求。他们只关心“如何保住位置”，“如何捞取好处”，如何“买卖文凭”，如何与社会上的官员们“交易”。
学校的老师告诉我：武汉大学 授予了很多官员“特聘教授”的头衔拉拢他们，还送出大量的“博士学位”给各级官员，仅仅因为他们是有实权的“官员”，学校愿意“证明”他们“很有学问”， 让他们捞一笔“学问资本”。这些都是公开的秘密。大家都知道前几个月武汉大学的两个校领导被抓，其中一个还是享有“国家荣誉”的获奖“杰出领导”，这暴露 了大学一系列问题的冰山一角，据说出事以后，很多有实权的“大学领导”们都惶惶不安，生怕有一天查到自己头上来。我相信这不是武汉大学一家的事情，可能其 他大学更腐败。
可是，我关心的是：这说明了什么？这样的大学，难道真的有“大学精神”吗？真的是一个我要做学问的地方吗？
1.我缺钱么？我们的社会缺钱么？我的人生需要去做一件没人需要的事情吗？
现 在我们的国家里，大家都在努力创造着物质的财富，每一个城市里可以看到很多忙忙碌碌的人，每个人都在辛苦的追逐着。特别是我在深圳工作，这个节奏很快的城 市就是金钱驱动的城市。每一次，我坐公交车的时候，我都会留意下那些等车的和街上走过的人们，很多人的脸上都写着焦虑和疲惫。
大家都在追求 金钱以为会带来幸福，可是为什么都这么不快乐？望着车外的人们，我就问我自己：会不会有一天我也会变成跟他们一样？ 我问自己追求的幸福是什么？是更多的物质财富，不是，我想幸福于我而言，是一个健康的身体，一份开心有价值的工作并能保障物质生活，一个和睦的家庭。并能 把这个幸福的圈子尽自己最大的能力去推广，那么我实业的梦想能够带给自己幸福和更多的人幸福么？
再看看我们的国家，改革开放三十年了，中国 已经诞生了很多的企业，华为、联想、等等，人们已经创造积累了很多的物质财富，物质生活也越来越优越。而我们却越来越齐心协力地追求金钱，我们创造了很高 的GDP，但同时我们面临着越来越多的社会问题：工业的发展带来了很多的环境污染，大都市白领的生理和心理健康每况日下，都市女性白领越来越多的人不能走 进婚姻的殿堂，越来越多的高校毕业的大学生找不到工作，都市人在物质富足的表象里精神匮乏，借以酒吧、网络游戏、聚餐等打发时间，青少年儿童以及高校大学 生自杀比率升高，流行文化越来越庸俗甚至恶俗化，以及我在大学所碰到的种种困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问题？怎样去解决？靠追求金钱可以么？
而这些问题却很实在地关乎我们每一个人的幸福，我们这个社会的整体幸福。但这一切，靠钱都不能解决，是要靠文化，靠智慧。如果金钱可以解决，那我们可以用钱买来生理和心理健康，可以买来家庭的幸福和谐，可以买来优秀的文化，我当然应该多赚钱。可惜这一切都买不来。
2． 为什么说中国缺乏真正的教育？
靠文化，靠智慧，人才能够得到幸福，国家才会真正强大。为什么一定要去做教育？答案是只有教育才能从根本上改变一个国家的素质，而我们目前的中国缺乏真正的教育，为什么这么说？看看教育和社会的现状以及我们传统文化的断层现象我们就可以明白。
我 们的小学、中学乃至大学教育都在教学生不断地考试，关注考分，然而，做了那么多的试卷，考了那么多的试，拿了学士、硕士、博士文凭就能解决人生和幸福的问 题吗？看一看现在的大学生面貌，有多少人不过是在混一张文凭而已，还自欺欺人地以为：这张文凭会给自己带来一份不错的工作和钱途，可能么？那么多经过高考 的学生，走进大学为什么就失去了青年人本来应该有的朝气和活力？为什么他们沉迷网络游戏、在无聊中打发着自己最宝贵的年华？为什么那么多的人找不到工作呆 在家里成为“啃老一族？”还有工作之后很多成为“月光一族”？
我们最终都要走上社会，我们最终都要独立地去面对生活和生存，我们最终都要为 人父母，我们最终都要赡养自己的父母，真正关乎我们人生幸福的问题，诸如怎样去强身健体，怎样去规划人生方向，怎样去处理婚姻问题，怎样去教育孩子，我们 的教育有去关注或者启发我们去思考这些问题吗？难道我们的教育就是要在学校里培养一群考试的机器，然后出来成为一个工作的机器？老了成为一个等死的废物 吗？
那么什么是真正的教育？德国二百年前的教育宣言曾经如此说道：教育的目的，不是培养人们适应传统的世界，不是着眼于实用性的知识和技 能，而要去唤醒学生的力量，培养他们自我学习的主动性，抽象的归纳力和理解力，以便使他们在目前无法预料的种种未来局势中，自我做出有意义的选择。教育是 以人为最高的目的，接受教育是人的最高价值的体现。
问一问亲爱的朋友们，在中国目前的小学、中学和大学校园里，有这样的教育么？没有，中国太缺乏真正的教育、缺乏真正的大学了！同时我们回过头来看看中国传 统的知识分子是怎样做的，宋朝一代大儒张载曾如此说过：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从此以后，这句话成为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共 识，而现在，我们的社会中有多少这样的学者？我们的大学里有多少这样的教授和博导？我们可以看到为各种利益集团说话的所谓“专家”，可以看到为了金钱奔波 在官场和商场的教授和博导。
现在我们的社会很多人都在一味地追求金钱作为人生最高目标，从让我们痛恨的房地产商到现在的医院，从老师到卖奶粉的，很 多人都忘了自己本职工作的职业道德，一味地拜金。缺乏文化和责任的富人们给我们的社会带来了越来越高的交易成本和越来越多的危害。我们可曾知道美国的清洁 工人的工资可以达到年薪五六万，但是他们的房子只需要三十万左右的美金？而我们国内的老百姓却需要耗费两代甚至三代人的积蓄去买一套房子，就因为一些人昧 着良心攫取高额利润，而让多少大学生一毕业就要面临这个严峻的人生大事，房子真的值那么多钱么？孟子曾经告诉过我们：上下交征利，国危矣。三鹿奶粉、各地 不断的儿童血铅案例已经用血的事实不断地印证着这句话，而我们的社会还需要多少这样的例子来唤醒大家：如果仅为了钱而忘记了道德，昧了良知，我们的社会将 走向何方？
在这么一个逐利的社会里，究竟还有多少中国人会静下心来学习和传承我们博大精神的传统文化？《老子》、《论语》、《大学》、《金 刚经》、《资治通鉴》等等，这些经典的遗产我们继承了么？我们该怎样把这些东西交给我们的下一代，如果不能交给，如果不能完成五千年里中国文化的传承，我 们何以有颜面自称为中国人？
曾经有句话是这样说的，一个国家破亡而文化存在的民族，一定可以恢复国家（比如以色列），但一个文化破亡了的民族，无一例外地彻底从历史舞台上消失了，比如古巴比伦等。而正是由于这些精髓的传统文化丢失，我们的社会才变得越来越千奇百怪。
学校缺乏真正的教育导致了社会上很多人盲目逐利、精神空虚、各种社会问题曾出不穷，传统文化精髓遗失，后面两者又反过来影响着学校的教育，如此的恶性循环回把我们带向哪里？我们的后代将会生存在一个什么样的社会里？
究竟是这个社会在疯狂地走向一个危险的境地，还是我是一个疯子在危言耸听？
3．为中华之崛起做教育
考 虑到如此的地步，我对于自己做实业的想法又发生了深深的怀疑，我对于自己，对于这个社会的生存发展产生了深深地担忧。一百多年前，梁启超先生曾写下《少年 中国说》，一百多年后的今天，我们仍然面临着同样的问题，而且更加严重。只有从教育上去入手，培养优秀和有良知的公民及社会领袖，我们才有希望去改变我们 社会中丑恶的一面，才能传承我们的文化，我们的子孙后代才会健康、幸福地生存在这块土地上，才能自豪地说：我是一个中国人！
因此我决定走进 大山，去一个小小的私立学校做一名普通老师，学习中国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习武修身，传播智慧。为我热爱的这个国家，为中国的孩子和未来，也为自己，去做 一些真正有价值的事情！因为唯有文化方能立国，唯有真正的教育才能树人！唯有智慧方能让一个人拥有真正的幸福，让一个社会真正的和谐，让一个国家真正的强 大！
注：没有想到文章受到这么多人的关注，在此说明下----由于体制内教育的失败，我不可能加入任何一所官办的应试学校来实现自己做真正 教育的理想，而选择了在大山里的这所私立精英学堂（别误会，不是农村支教，那样我再努力也只是为体制培养几个低级打工仔），不提学堂名字的原因，是因为避 免有人说我是商业炒作（毕竟是私立的），玷污了这个神圣的教育理想。
同时，这所学堂目前因为超前的教育理念，虽然规模不大，但影响力已波及全国，她必将成为中国未来先进教育的一个范例，因此我也不想借名生辉，借学堂出名。我更愿意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通过自己踏实的努力来让学堂因我而更荣耀而非相反。希望大家理解。
另 外，我开始新的工作才两个月。在这里，我第一次尝到了“挫折”的感觉，相对于我一贯的“顺风顺水”，我在这里明显感到了自身能力的不足和思想的浅薄。相比 一起工作的，跟我同年毕业的同事和朋友，我感到了实实在在的差异，我需要有更多的努力来提高和完善自己。但是，这反而让我更加高兴，更加认定了自己选择的 正确：这是一个可以让我不断提高的地方，这是一个可以让我实现自己理想的地方，去实现自己的教育强国之梦----去不断提高自己和需要我帮助提高的人。
写这篇文章目的有两个：
1. 能够唤醒大学里沉睡的一部分人去思考自己的人生而非随波逐流、人云亦云，自助者天助之。
2. 引起更多的人对于教育的关注和反思，因为这关系着我们每一个人的幸福。我们不能因为老师、大学和社会对我们不负责任就放任自流，相反正因为学校和社会没有为我们负责，我们更要加倍地为自己负责，更要认真地思考和选择自己人生。如若能达到此两者，足矣，谢谢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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