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源：法广中文网站
北京特约记者 周西
3月17号，联合国通过决议，在利比亚开辟禁飞区，当时中国并未使用否决权，而是投了弃权票。但自19号起，法英美开始空袭利 比亚军事目标，几天来给予卡扎菲重创之后，中国却突然改变态度，高调遣责联军的“军事行动”，要求停止攻击所谓的“平民”等等。对此，官方喉舌中央电视台 也跟着前后自相矛盾，大量报道种种虚假不实的战况新闻，引发中国网民的愤怒与不满。
在“猫眼看人”论坛，有网民揭露，CCTV又开始在公开造谣！同一场景的照片央视一会说是反对派鸣枪，一会又说是支持者鸣枪，几乎满篇都是颠倒是非，指鹿为马，主要目的就是要系统、全面地混淆国内民众的视听。
据 海外中文网站的综合报道，一方面，央视为了说明此次的联军轰炸造成平民伤亡，尤其是妇女和儿童伤亡，不惜采用移花接木的手段，把卡扎菲此前猛烈进攻班加西 造成的平民伤亡画面，硬说成是联军空袭的“战果”。为了避免穿帮，画面没有配音，但这段画面，其实是半岛电视台记者此前从班加西的某医院发出的。为了煽 情，其中小孩子的画面还反复出现了多次，这原本正好说明了卡扎菲的疯狂。
但可怜的国人，看了这段视频，还以为这都是联军造成的呢。
对 此，有网友跟帖说，除了利比亚国家电视台，至今还没有一家新闻机构找到过任何一名被联军空袭炸死的平民。为此，半岛电视台记者跑遍了的黎波里的医院都没有 能找到。而利比亚的网友也很聪明，他们看见国家电视台正在展示被联军炸死的平民时，便立即发推质疑说：“请告诉我们，为什么这些被炸死的人身上都是枪眼 呢？”
不过，央视派驻利比亚的前方记者邱永峥敢说真话的表现，还是让不少网友眼前一亮。当北京主持人水均益与其连线询问，联军轰炸是不是造 成了40几个平民的伤亡时，邱永峥答道，看到的都是些军用车被炸毁，还有几辆民用车，但情况比较复杂，政府军征用一些民用车并打扮成平民的样子。水均益又 问，老百姓是不是支持政府军？邱答道，采访到的平民都支持多国武装干预。也有主持人连线其他从利比亚回国的人员，问联军都轰炸了什么地方？答称，卡扎菲的 住地和军事基地。主持人又问，有没有伤到平民？答称，卡扎菲的住地周围全部是军营，只有很少的地方与民房挨着。如此实话实说，令北京央视演播室十分难堪， 主持人只好匆忙把电话挂断。对此，有网民点评说，这个战地记者，央视主持人怎么启发，都不会按照官方的旨意说，看样子是不想要饭碗了。
与此 同时，3月22号，中国外交部曾呼吁“要求各方停火”，似乎很关心利比亚平民的安危，但在此前卡扎菲从西部向东部反攻，一直打到起义军的大本营班加西时， 却未曾听到中方要求“立即停火”的任何声音。卡扎菲此前也曾宣布停火，但据路透社援引目击者报道，3月22日，政府军的坦克再次对米苏拉塔发动攻击，造成 不少平民的伤亡。此外，这座被反对派控制的城市，从一周前就被切断了生活必需品的供应，多少平民因此生存困难，可是却从未见到卡扎菲政府、或是中共表示过 些许关心。
那么，究竟如何评价此次多国联军的军事行动呢？网易甘肃省平凉市网友 “西北浪人”的留言说：几个彪形大汉殴打一个手无寸铁的小孩，美英法也做得出！民主不是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没有高度的集中，哪有为民的民主！对此，网易 山东省青岛市网友 “chenruizh669”则回应说：这个小孩欺负比自己更小的孩子，就需要彪形大汉来主持正义！而网民“深深的太平洋”也调侃称：CCTV的专家说， 美国打伊拉克，利比亚都是为了石油？按照这个理论，越战美国是为了香蕉，韩战美国是为了泡菜，封锁古巴是为了雪茄，而出兵阿富汗是为了抢山羊，打俄罗斯为 了伏特加，打德国是为了啤酒，打日本是为了饭团，要是有一天打中国，那一定是为了入党！
也有网友讲了一个小故事：一个老妇人在的黎波里的银行取钱，队列分男女两行，她排在男人的那一行，男人们说她应该排到另一行去。她问：为什么？男人说女性都应该排在那边，她大声回答说：“利比亚所有的男人现在都在班加西呢”！银行所有人都惊呆了，大家立刻沉默下来。
Sunday, March 27, 2011
Wednesday, March 23, 2011
可真是一个全民忽悠的社会
我在建设银行工作，昨天中午银行储蓄大厅里没有顾客，我正坐在存取柜台的窗口内发
呆，这时一个女顾客走进大厅，来到我的窗口，她递给我一张纸条说是要取钱。我接过
纸条一看，上面写着：兹派 xx 同志前往贵银行提取人民币十万元。下面落款是**中央
办公厅。
看着这极不规范的手写纸条，我立马肯定这是个骗局，只是觉得这个骗局也太“小儿科
”了。我正在犹豫是否要报警，突然发现这位女子的脸上神情恍惚，穿着也很凌乱。我
意识到她可能是一个精神病患者，所以，我打消了报警的念头，把她交给了大堂的保安
。
大堂保安听我介绍完情况，就对那位女子说：你这张条子要提款，得先去街对面的派出
所，找所长给你盖个章。那女子听了保安的话，想都没想就奔街对面的派出所去了。看
到这一幕，我是打心眼里佩服这位保安，心里想：就冲他这聪明劲，没准哪天我就会嫁
给他呢。
过了午饭时间，大厅里开始忙起来，这时那女子又兴冲冲的走了进来，我和那个保安看
了直感到诧异，要知道如今这派出所可是好进不好出啊。我们俩人赶紧问这位女子是怎
么回事，那女子高兴的说，值班的警察告诉她，如今为了方便群众，办公手续简化了，
你这条子不用派出所盖章就可以取钱。听了这女子的话，我不得不佩服这位警察大哥，
谁说现在的警察素质差？你看这位警察大哥手法多纯熟，一个官腔就把这麻烦又给我们
忽悠回来了，唉，不服不行。
这下我和那位大堂保安都没辄了，只好把这位女子交给了大堂的主管，大堂主管弄清楚
了事情的来龙去迈后就问这女子：你取钱干啥？那女子说：买好吃的，好穿的。听了她
的话大堂主管说：我们这是建设银行，在这取的钱只能用来盖房子，吃的东西是粮食做
的，所以，买好吃的钱得去隔壁的农行去取，买衣服的钱要到对面的工商银行去取。听
了大堂主管的话，这位女子又兴冲冲的走了。看着她离去的背影，我把我们大堂主管佩
服的是五体投地。
又过了好一会，我们都快把这事给忘了，那女子又回来了。看着她，我和大堂保安还有
主管全傻眼了，这真神了！我们问这女子怎么回事，她说农行的人告诉她，只有农民才
能在农行取钱，她是城市户口，不能取。后来她又去了工商银行，在那人家告诉她，这
里是公行，你是母的不能取。最后人家还说，就你这"贱"人，只能去建行取钱。所以，
她又回来了。
额的神啊！如今这社会，可真是一个全民忽悠的社会，人人都是忽悠高手。
呆，这时一个女顾客走进大厅，来到我的窗口，她递给我一张纸条说是要取钱。我接过
纸条一看，上面写着：兹派 xx 同志前往贵银行提取人民币十万元。下面落款是**中央
办公厅。
看着这极不规范的手写纸条，我立马肯定这是个骗局，只是觉得这个骗局也太“小儿科
”了。我正在犹豫是否要报警，突然发现这位女子的脸上神情恍惚，穿着也很凌乱。我
意识到她可能是一个精神病患者，所以，我打消了报警的念头，把她交给了大堂的保安
。
大堂保安听我介绍完情况，就对那位女子说：你这张条子要提款，得先去街对面的派出
所，找所长给你盖个章。那女子听了保安的话，想都没想就奔街对面的派出所去了。看
到这一幕，我是打心眼里佩服这位保安，心里想：就冲他这聪明劲，没准哪天我就会嫁
给他呢。
过了午饭时间，大厅里开始忙起来，这时那女子又兴冲冲的走了进来，我和那个保安看
了直感到诧异，要知道如今这派出所可是好进不好出啊。我们俩人赶紧问这位女子是怎
么回事，那女子高兴的说，值班的警察告诉她，如今为了方便群众，办公手续简化了，
你这条子不用派出所盖章就可以取钱。听了这女子的话，我不得不佩服这位警察大哥，
谁说现在的警察素质差？你看这位警察大哥手法多纯熟，一个官腔就把这麻烦又给我们
忽悠回来了，唉，不服不行。
这下我和那位大堂保安都没辄了，只好把这位女子交给了大堂的主管，大堂主管弄清楚
了事情的来龙去迈后就问这女子：你取钱干啥？那女子说：买好吃的，好穿的。听了她
的话大堂主管说：我们这是建设银行，在这取的钱只能用来盖房子，吃的东西是粮食做
的，所以，买好吃的钱得去隔壁的农行去取，买衣服的钱要到对面的工商银行去取。听
了大堂主管的话，这位女子又兴冲冲的走了。看着她离去的背影，我把我们大堂主管佩
服的是五体投地。
又过了好一会，我们都快把这事给忘了，那女子又回来了。看着她，我和大堂保安还有
主管全傻眼了，这真神了！我们问这女子怎么回事，她说农行的人告诉她，只有农民才
能在农行取钱，她是城市户口，不能取。后来她又去了工商银行，在那人家告诉她，这
里是公行，你是母的不能取。最后人家还说，就你这"贱"人，只能去建行取钱。所以，
她又回来了。
额的神啊！如今这社会，可真是一个全民忽悠的社会，人人都是忽悠高手。
让我们向日本伸出温暖的手
中国青年报
作为日本《产经新闻》驻北京的记者，矢板明夫在翻阅当天的《环球时报》时，无意中发现了一篇来自中国学者的倡议书。
矢板明夫记得，看到这封信时，心里“一下子觉得蛮感动”。尤其令他意外的是，名单中的100位倡议者中，有不少都是他的“老熟人”----他们都曾在钓鱼岛问题上对日本发表过“强硬言论”和“激烈批评”。
“人道主义超越了政治立场与意识形态。”矢板明夫说，“在网络上对日情绪比较复杂的情况下，谢谢这些愿意站出来引导舆论、传递常识的中国知识分子们。”
当天上午，他便拨通了《环球时报》主管评论的编委王文的电话。“谢谢你们。”他说。
在日本国内，《环球时报》一直被认为是“一份民族主义立场”的报纸。而在中国，矢板明夫所供职的《产经新闻》被视为“拥有鲜明的民族主义立场”的右翼报纸。
“但这一次，两份报纸体现了相同的价值判断。”王文告诉记者，次日《产经新闻》便刊文报道此事，向日本民众传递了这份来自中国的善意，“在天灾面前，人类应该携起手来，不为别的，就因为我们都是人。”
申请加入的学者，已经足够组织第二个甚至第三个“百人签名”了 。
很少有人知道，这封引发海内外关注的倡议书曾险些胎死腹中。
地震发生次日，正是清华大学日本研究中心主办的“东亚地区合作发展的国际学术研讨会”开始的日子。由于地震，有两位日本学者未能到会。开会前，来自中国、美国、韩国等多个国家的参会者起立为逝者默哀。
会后，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李廷江教授找到同时参会的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王中忱，提出了联合媒体声援日本的想法，希望由王负责润色倡议书的文字表述。
1976年唐山大地震的时候，李廷江参与过救灾活动，在他宿地的陡河电站，就有4位援建的日本技术人员遇难。而王中忱则曾在日本留学3年，上学的地方就在此次灾情极为严重的岩手县。他的一个学生也正在横滨求学，地震发生后，校方主动为这个中国学生买好了回国的机票。
“天灾面前，超越国界的人道主义关怀应该是相互的。”王中忱觉得这是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
李廷江找到的第2位合作者就是王文。在过去数年中，这位《环球时报》国际评论及社论的主要参与者曾多次撰文“敲打”日本的对华外交政策。但这一次，王文给了李廷江一颗定心丸。在征得总编辑同意后，王文在电话里对李廷江说：“咱们分头组织，今晚上版，明天见报！”
14日下午，工作紧锣密鼓地展开。下午1点，李廷江的助手李佩给60多位学者群发了一条200多字的短信，结果有30多位学者在第一时间回复“愿意加入”。
14日晚上7点，倡议书初稿完成，晚上8点，征集到的参与学者接近70人，9点，报纸的小样儿已经上版校对。
而为了更好地表达“灾难面前无国界”的意识，倡议书的题目也由一开始的《中国的爱心，日本的坚持》改为《让我们向日本伸出温暖的手》。
然而，14日付印前最后两个小时的变动，却让李廷江和王文始料未及。李廷江告诉王文，学者们在一大段关于日本侵华历史的表述上出现了分歧，“有左有右”，有些学者希望多谈“中华民族以德报怨的姿态”，有些学者则认为“声援就是声援，应该少谈历史”。
当晚11点30分，报纸即将付印前的5分钟，李廷江致电王文，告诉他“无论如何稿子不能发了，分歧还在”。
李廷江并没有死心，他觉得“这件事值得再冲击一次”。第二天中午，他有意淡化了倡议书中的中日历史部分，并将再三修改后的文稿再次传给学者们过目。
这次的修改很快收到了正向的反馈。截至当晚8点，100名学者的联名倡议书终于上版等待付印，而更多的学者仍然不断通过电话、邮件等方式要求加入。
“如果我们在这个时候失语，某种程度上就是一种失责。”一位给李佩打电话要求加入的老教授说。
事实上，申请加入这一倡议团体的人数迄今为止仍在增加，王文告诉记者，已经足够再组织第二个甚至第三个“百人签名”了。
倡议信一经发出，便引发了日本社会的广泛关注，包括《读卖新闻》、《朝日新闻》以及NHK电视台在内的多家日本媒体都对此事进行了报道。日本驻华使馆的多名官员也分别致信名单中的学者，表示感谢。
灾难面前无利害，也无国界，只有最朴素的慈悲与人道
然而，并非所有的反馈都以积极的方式呈现。
一些网友认为，对日援助就是忘记国耻，并将这种情绪转嫁到提出倡议的百名学者身上。有人称他们为“亲日派”，更有甚者，将这些签名倡议的学者清单列在网上，称其为“汉奸百人团”。
对于这样的声音，中国政法大学的郭世佑教授表示，自己早就做好了“挨骂的准备”，并愿意通过媒体向社会发出这样一种声音：斗争哲学与仇恨教育之下的极端民族主义倾向不可取，灾难面前，人道主义应该是没有差异性的。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张颐武则认为，牢记历史的国家认同与灾难面前的人类关怀是平行关系而不是矛盾关系，“不是选了一个就一定要排斥另一个”。
李廷江注意到，就在倡议书发表当天，另一个富有意味的新闻画面出现在韩国的首尔。
这一天的下午，韩国慰安妇委员会在首尔钟路区日本驻韩大使馆前集结，举行第961次定期集会。
据悉，该委员会从1992年1月开始每周三都会在日本驻韩大使馆前聚集，举行敦促日本政府道歉和赔偿的集会。
然而，这一次的集会内容并非示威，而是哀悼。
在寒风中，委员会的代表----两位接近90岁的老奶奶，坐在轮椅上，戴着棉帽和围脖，腿上铺着毡布，默默地为日本进行了10分钟的哀悼。她们告诉在场的数十位记者：“罪行是可憎的，但不要憎恨人民。”
事实上，从1992年开始，“示威活动”已经坚持进行了19年，在这期间，另一次取消示威是在1995年，那一次正值日本阪神大地震发生。
“日本人请加油！”84岁的李玉善用力喊出了这样一句口号。而在她身边，同龄的齐源玉则一直在不停地说：“人间的力量没什么做不到的，我们对日本的加油能让日本挺过来就好了。”
对于发生在韩国的一切，李廷江在给中国青年报记者的邮件中评价道：“不忘历史，大爱无疆。这是韩国社会成熟的标志，也是我们中国应该学习的。中日之间有很多历史上和情感上的障碍需要克服，和解需要时间，更需要我们的努力。”
18日晚，曾有一个学者聚餐，多名参与倡议书签名的学者都参加了。在饭桌上，大家提起网络上“挨骂”的事情，神态轻松，还相互开起玩笑：“你是百人团吗？”
一位学者告诉记者：“灾难面前无利害，也无国界，只有最朴素的慈悲与人道，传递这样的常识本是我们分内的事情。”
而在人人网上，很多年轻的中国学生同样在用自己的努力传递这种共识。
一个叫熊浩的香港大学法学博士生在自己的日志中记录了这样的故事----
“有人说，同胞们，记请楚了，你今天捐出的每一毛钱，都为日本省下了造一枚子弹的费用，最后这一毛钱有可能回到你或者你亲人的身上。
“我回复他，托尔斯泰走在路边，看到一个衣衫褴褛的乞丐，托翁拿出钱，友人赶紧阻止，‘他们永远不会感恩，他们永远不会怜惜，他们永远不会回馈！’托翁挣脱友人的手，把钱递到乞丐手中，对这位友人说：‘我是捐给人道。’”
“一个在人道的考试中不能及格的社会将是没有温度的，这样的日子是不值得过的，即使它是发达的。”熊浩这样对记者说。
很多人在邮件中焦急地询问：“我能为日本做点什么？”
在倡议信发出后的第二天，环球网的主页上出现了一个号召社会援助日本灾区、参与倡议书的短讯息，留下的联系邮箱是谭福榕的。这位《环球时报》的评论编辑是个四川姑娘，她的父母和很多亲人都在3年前汶川特大地震中死里逃生，而她的好朋友则葬身在那场地震中。
“在灾难面前，人多渺小啊，这个时候你不团结还能怎样呢？”她说。
地震和海啸袭击日本的时候，谭福榕正在参加研讨会，会场可以收看NHK的电视画面。她至今仍清晰地记得，在播放海啸预警的时候，NHK不断用日语、汉语、英语、韩语和一些“听不懂的语言”循环预警，这让她觉得“很温暖”。
同样让她感动不已的是，短讯息发布后不到一天，她的邮箱便已挤满了50多封邮件。还有一位香港商人直接给《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发了一个短信，表示要捐100万元。
希望加入捐款队伍的还包括教授、企业家、律师、大学生、80后作家、高中生、外企职工、个体户等来自社会各个阶层的群体。
一封来自河南平顶山的邮件中写道：“虽然我不是学者，仅仅是一名打工者，但是我也衷心希望大家以各种方式去支援日本。”
还有一封邮件来自云南地震灾区，发信人并没有留下任何煽情的话语，只是朴实地表示“想为日本灾区尽一点微薄之力”。
郭世佑同样收到了一封邮件，发件者是一位比他年长20岁的日本学者。这位曾支持其夫人捐助过中国北方很多希望工程项目的历史学家，希望可以获得授权，将这封倡议书转发给日本国内的朋友，“好让他们看到中国民间释放出的巨大善意”。
地震发生至今，在中国颇受观众欢迎的时事评论员加藤嘉一共收到3万多封邮件，里面的大部分内容是“祝福与问候”。很多人在邮件中焦急地询问：“我能为日本做点什么？”一些年轻的高中生观众还告诉加藤，他们愿意向日本灾民捐出自己所有的压岁钱。
在 汶川和北川，援助日本地震灾区募捐活动的现场，来自医院、学校、社区、村镇、企业和机关的各界人士在寒风中为日本捐款。他们清楚地记得，汶川地震后，第一 支到达汶川的国际救援队就来自日本。一位曾接受过日本救援队援助的中学校长告诉记者：“他们曾对我们伸出过援手，我们理应怀有感恩之心。”
在北京和上海，一些高校师生积极展开对日本的募捐与祈福活动。其中，来自日本神户的神中康多是复旦大学的大三学生，地震后的第二天，这位日本留学生会的副会长便在学校的食堂门口组织起了对日的募捐。
这名日籍华裔用流利的中文为记者讲述了募捐一周来的种种温暖。
一个阿姨带着自己的小孩到现场捐款，孩子用稚嫩的声音祝福了这位大哥哥。
一个复旦大学的老校友驱车赶来捐了1万元，没有留下名字。
一些素不相识的中国大学生站在远处，用略显蹩脚的日语向他们大喊“日本加油”。
“我觉得自己更喜欢在中国上学了。”康多说。这个大男孩还笑称，自己在中国的时候就会抱怨交通不好，但如果在日本听到有人说中国交通不好的时候，自己就会很不高兴。
如今，他正准备联合北京和上海的多所高校，在同一天展开一场联合募捐。善款一半将捐给日本灾区，另一半则捐给云南灾区。
作为日本《产经新闻》驻北京的记者，矢板明夫在翻阅当天的《环球时报》时，无意中发现了一篇来自中国学者的倡议书。
矢板明夫记得，看到这封信时，心里“一下子觉得蛮感动”。尤其令他意外的是，名单中的100位倡议者中，有不少都是他的“老熟人”----他们都曾在钓鱼岛问题上对日本发表过“强硬言论”和“激烈批评”。
“人道主义超越了政治立场与意识形态。”矢板明夫说，“在网络上对日情绪比较复杂的情况下，谢谢这些愿意站出来引导舆论、传递常识的中国知识分子们。”
当天上午，他便拨通了《环球时报》主管评论的编委王文的电话。“谢谢你们。”他说。
在日本国内，《环球时报》一直被认为是“一份民族主义立场”的报纸。而在中国，矢板明夫所供职的《产经新闻》被视为“拥有鲜明的民族主义立场”的右翼报纸。
“但这一次，两份报纸体现了相同的价值判断。”王文告诉记者，次日《产经新闻》便刊文报道此事，向日本民众传递了这份来自中国的善意，“在天灾面前，人类应该携起手来，不为别的，就因为我们都是人。”
申请加入的学者，已经足够组织第二个甚至第三个“百人签名”了 。
很少有人知道，这封引发海内外关注的倡议书曾险些胎死腹中。
地震发生次日，正是清华大学日本研究中心主办的“东亚地区合作发展的国际学术研讨会”开始的日子。由于地震，有两位日本学者未能到会。开会前，来自中国、美国、韩国等多个国家的参会者起立为逝者默哀。
会后，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李廷江教授找到同时参会的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王中忱，提出了联合媒体声援日本的想法，希望由王负责润色倡议书的文字表述。
1976年唐山大地震的时候，李廷江参与过救灾活动，在他宿地的陡河电站，就有4位援建的日本技术人员遇难。而王中忱则曾在日本留学3年，上学的地方就在此次灾情极为严重的岩手县。他的一个学生也正在横滨求学，地震发生后，校方主动为这个中国学生买好了回国的机票。
“天灾面前，超越国界的人道主义关怀应该是相互的。”王中忱觉得这是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
李廷江找到的第2位合作者就是王文。在过去数年中，这位《环球时报》国际评论及社论的主要参与者曾多次撰文“敲打”日本的对华外交政策。但这一次，王文给了李廷江一颗定心丸。在征得总编辑同意后，王文在电话里对李廷江说：“咱们分头组织，今晚上版，明天见报！”
14日下午，工作紧锣密鼓地展开。下午1点，李廷江的助手李佩给60多位学者群发了一条200多字的短信，结果有30多位学者在第一时间回复“愿意加入”。
14日晚上7点，倡议书初稿完成，晚上8点，征集到的参与学者接近70人，9点，报纸的小样儿已经上版校对。
而为了更好地表达“灾难面前无国界”的意识，倡议书的题目也由一开始的《中国的爱心，日本的坚持》改为《让我们向日本伸出温暖的手》。
然而，14日付印前最后两个小时的变动，却让李廷江和王文始料未及。李廷江告诉王文，学者们在一大段关于日本侵华历史的表述上出现了分歧，“有左有右”，有些学者希望多谈“中华民族以德报怨的姿态”，有些学者则认为“声援就是声援，应该少谈历史”。
当晚11点30分，报纸即将付印前的5分钟，李廷江致电王文，告诉他“无论如何稿子不能发了，分歧还在”。
李廷江并没有死心，他觉得“这件事值得再冲击一次”。第二天中午，他有意淡化了倡议书中的中日历史部分，并将再三修改后的文稿再次传给学者们过目。
这次的修改很快收到了正向的反馈。截至当晚8点，100名学者的联名倡议书终于上版等待付印，而更多的学者仍然不断通过电话、邮件等方式要求加入。
“如果我们在这个时候失语，某种程度上就是一种失责。”一位给李佩打电话要求加入的老教授说。
事实上，申请加入这一倡议团体的人数迄今为止仍在增加，王文告诉记者，已经足够再组织第二个甚至第三个“百人签名”了。
倡议信一经发出，便引发了日本社会的广泛关注，包括《读卖新闻》、《朝日新闻》以及NHK电视台在内的多家日本媒体都对此事进行了报道。日本驻华使馆的多名官员也分别致信名单中的学者，表示感谢。
灾难面前无利害，也无国界，只有最朴素的慈悲与人道
然而，并非所有的反馈都以积极的方式呈现。
一些网友认为，对日援助就是忘记国耻，并将这种情绪转嫁到提出倡议的百名学者身上。有人称他们为“亲日派”，更有甚者，将这些签名倡议的学者清单列在网上，称其为“汉奸百人团”。
对于这样的声音，中国政法大学的郭世佑教授表示，自己早就做好了“挨骂的准备”，并愿意通过媒体向社会发出这样一种声音：斗争哲学与仇恨教育之下的极端民族主义倾向不可取，灾难面前，人道主义应该是没有差异性的。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张颐武则认为，牢记历史的国家认同与灾难面前的人类关怀是平行关系而不是矛盾关系，“不是选了一个就一定要排斥另一个”。
李廷江注意到，就在倡议书发表当天，另一个富有意味的新闻画面出现在韩国的首尔。
这一天的下午，韩国慰安妇委员会在首尔钟路区日本驻韩大使馆前集结，举行第961次定期集会。
据悉，该委员会从1992年1月开始每周三都会在日本驻韩大使馆前聚集，举行敦促日本政府道歉和赔偿的集会。
然而，这一次的集会内容并非示威，而是哀悼。
在寒风中，委员会的代表----两位接近90岁的老奶奶，坐在轮椅上，戴着棉帽和围脖，腿上铺着毡布，默默地为日本进行了10分钟的哀悼。她们告诉在场的数十位记者：“罪行是可憎的，但不要憎恨人民。”
事实上，从1992年开始，“示威活动”已经坚持进行了19年，在这期间，另一次取消示威是在1995年，那一次正值日本阪神大地震发生。
“日本人请加油！”84岁的李玉善用力喊出了这样一句口号。而在她身边，同龄的齐源玉则一直在不停地说：“人间的力量没什么做不到的，我们对日本的加油能让日本挺过来就好了。”
对于发生在韩国的一切，李廷江在给中国青年报记者的邮件中评价道：“不忘历史，大爱无疆。这是韩国社会成熟的标志，也是我们中国应该学习的。中日之间有很多历史上和情感上的障碍需要克服，和解需要时间，更需要我们的努力。”
18日晚，曾有一个学者聚餐，多名参与倡议书签名的学者都参加了。在饭桌上，大家提起网络上“挨骂”的事情，神态轻松，还相互开起玩笑：“你是百人团吗？”
一位学者告诉记者：“灾难面前无利害，也无国界，只有最朴素的慈悲与人道，传递这样的常识本是我们分内的事情。”
而在人人网上，很多年轻的中国学生同样在用自己的努力传递这种共识。
一个叫熊浩的香港大学法学博士生在自己的日志中记录了这样的故事----
“有人说，同胞们，记请楚了，你今天捐出的每一毛钱，都为日本省下了造一枚子弹的费用，最后这一毛钱有可能回到你或者你亲人的身上。
“我回复他，托尔斯泰走在路边，看到一个衣衫褴褛的乞丐，托翁拿出钱，友人赶紧阻止，‘他们永远不会感恩，他们永远不会怜惜，他们永远不会回馈！’托翁挣脱友人的手，把钱递到乞丐手中，对这位友人说：‘我是捐给人道。’”
“一个在人道的考试中不能及格的社会将是没有温度的，这样的日子是不值得过的，即使它是发达的。”熊浩这样对记者说。
很多人在邮件中焦急地询问：“我能为日本做点什么？”
在倡议信发出后的第二天，环球网的主页上出现了一个号召社会援助日本灾区、参与倡议书的短讯息，留下的联系邮箱是谭福榕的。这位《环球时报》的评论编辑是个四川姑娘，她的父母和很多亲人都在3年前汶川特大地震中死里逃生，而她的好朋友则葬身在那场地震中。
“在灾难面前，人多渺小啊，这个时候你不团结还能怎样呢？”她说。
地震和海啸袭击日本的时候，谭福榕正在参加研讨会，会场可以收看NHK的电视画面。她至今仍清晰地记得，在播放海啸预警的时候，NHK不断用日语、汉语、英语、韩语和一些“听不懂的语言”循环预警，这让她觉得“很温暖”。
同样让她感动不已的是，短讯息发布后不到一天，她的邮箱便已挤满了50多封邮件。还有一位香港商人直接给《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发了一个短信，表示要捐100万元。
希望加入捐款队伍的还包括教授、企业家、律师、大学生、80后作家、高中生、外企职工、个体户等来自社会各个阶层的群体。
一封来自河南平顶山的邮件中写道：“虽然我不是学者，仅仅是一名打工者，但是我也衷心希望大家以各种方式去支援日本。”
还有一封邮件来自云南地震灾区，发信人并没有留下任何煽情的话语，只是朴实地表示“想为日本灾区尽一点微薄之力”。
郭世佑同样收到了一封邮件，发件者是一位比他年长20岁的日本学者。这位曾支持其夫人捐助过中国北方很多希望工程项目的历史学家，希望可以获得授权，将这封倡议书转发给日本国内的朋友，“好让他们看到中国民间释放出的巨大善意”。
地震发生至今，在中国颇受观众欢迎的时事评论员加藤嘉一共收到3万多封邮件，里面的大部分内容是“祝福与问候”。很多人在邮件中焦急地询问：“我能为日本做点什么？”一些年轻的高中生观众还告诉加藤，他们愿意向日本灾民捐出自己所有的压岁钱。
在 汶川和北川，援助日本地震灾区募捐活动的现场，来自医院、学校、社区、村镇、企业和机关的各界人士在寒风中为日本捐款。他们清楚地记得，汶川地震后，第一 支到达汶川的国际救援队就来自日本。一位曾接受过日本救援队援助的中学校长告诉记者：“他们曾对我们伸出过援手，我们理应怀有感恩之心。”
在北京和上海，一些高校师生积极展开对日本的募捐与祈福活动。其中，来自日本神户的神中康多是复旦大学的大三学生，地震后的第二天，这位日本留学生会的副会长便在学校的食堂门口组织起了对日的募捐。
这名日籍华裔用流利的中文为记者讲述了募捐一周来的种种温暖。
一个阿姨带着自己的小孩到现场捐款，孩子用稚嫩的声音祝福了这位大哥哥。
一个复旦大学的老校友驱车赶来捐了1万元，没有留下名字。
一些素不相识的中国大学生站在远处，用略显蹩脚的日语向他们大喊“日本加油”。
“我觉得自己更喜欢在中国上学了。”康多说。这个大男孩还笑称，自己在中国的时候就会抱怨交通不好，但如果在日本听到有人说中国交通不好的时候，自己就会很不高兴。
如今，他正准备联合北京和上海的多所高校，在同一天展开一场联合募捐。善款一半将捐给日本灾区，另一半则捐给云南灾区。
Tuesday, March 22, 2011
美军战死伊拉克，我们却获得油田：为什么？
自由亚洲电台:
伊拉克石油部官员周四表示，伊拉克政府将与中国海洋石油有限公司牵头的一个财团签署最终协议，开发该国南部储量25亿桶的Missan油田。中国海洋石油是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旗下香港上市子公司。这位官员表示，该协议将在获得伊拉克内阁批准后得以签订。
据悉，去年6月在伊拉克首轮对外招标中，因价格产生歧义，中海油拒绝了伊拉克提出的经营条件。今年初，中海油和中化集团组成的财团接受了伊拉克石油部提出的酬金方案，双方重新启动谈判。中海油和中化国际最终竞得伊拉克Missan油田合同 ，并与伊拉克政府签署初步协议。
而在早前中石油联手英国BP石油公司开采伊拉克最大油田的协议于2009年11月3日落签，这是自从2003年伊拉克战争开打以来，伊拉克和中国石油公司签订的第二份石油开采协定，虽然条件不无苛刻，但还是有利可图的。在公平竞争下，中石油胜出……
中石油签订这个协定具有重要的意义，除了这单生意也是有利可图的之外，等于为中国的石油公司进军伊拉克吹响了号角，难怪，这两天西方的媒体酸溜溜的：我们西方在伊拉克流血流汗，中国人却第一个来这块流油的地方赚钱！
所 以我们就不要用帝国主义遏制中国之心不死之类的来回击了，否则，真是太不地道了，毕竟美国军人死在伊拉克的人数已经达到4358人。在美军入侵伊拉克这些 年里，中国的年轻人几乎从上到下无不指责美国人是为了石油而入侵伊拉克的。现在看来，除了找到萨达姆这个“大规模杀伤（民众）的武器”之外，美军确实是冲 石油而来的，只不过，据专家分析，从自由民主的伊拉克石油中得到最大好处的，今后很可能是中国的石油公司。
按照中国一些专家的观点，美国人在伊拉克绝对是“持剑经商”了，但却最终输在一直在对他们攻打伊拉克冷嘲热讽的中国公司手下。这件事让我佩服中国公司中石油的竞争力，也让我佩服美国人为世界公平（贸易）与平等作出的贡献！
一 位朋友告诉我，其实，目前最希望美军搞定伊拉克后再走的人是已经开始进入伊拉克的中国公司，一个按照民主、自由和公平的原则建立起来的伊拉克，对中国的公 司最有利----中国不可能对伊拉克的局势有什么影响，更不可能派兵保护自己的商业利益，所以，一旦伊拉克不稳定了，受影响的很可能是对中东石油依赖越来 越大的中国。而目前能够在伊拉克维护稳定的只有美军……
看起来，为了我们的国家利益，今后不能随波逐流，看到美国人要撤军，我们就高呼万岁。美国最好能够等伊拉克稳定了再撤退……
大 家也知道美国人虽然霸道，可他推广的民主制度其实对我们有利。从中国和世界各国打交道的经验和教训来看，我们不难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中国和独裁国家打交道 的时候，几乎都是靠送钱给人家，从而得到一点廉价的支持（例如北朝鲜），而更糟糕的是，建国后我们送钱最多的国家越南，后来恩将仇报地和我们打了一仗。
相比较北朝鲜，我们和民主、自由、保护私有制和人权的那些国家打交道要有利和顺利得多，例如南朝鲜。你想，如果这个世界上都是萨达姆的伊拉克，和一衣带水的北朝鲜，我们吃啥？
伊拉克石油部官员周四表示，伊拉克政府将与中国海洋石油有限公司牵头的一个财团签署最终协议，开发该国南部储量25亿桶的Missan油田。中国海洋石油是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旗下香港上市子公司。这位官员表示，该协议将在获得伊拉克内阁批准后得以签订。
据悉，去年6月在伊拉克首轮对外招标中，因价格产生歧义，中海油拒绝了伊拉克提出的经营条件。今年初，中海油和中化集团组成的财团接受了伊拉克石油部提出的酬金方案，双方重新启动谈判。中海油和中化国际最终竞得伊拉克Missan油田合同 ，并与伊拉克政府签署初步协议。
而在早前中石油联手英国BP石油公司开采伊拉克最大油田的协议于2009年11月3日落签，这是自从2003年伊拉克战争开打以来，伊拉克和中国石油公司签订的第二份石油开采协定，虽然条件不无苛刻，但还是有利可图的。在公平竞争下，中石油胜出……
中石油签订这个协定具有重要的意义，除了这单生意也是有利可图的之外，等于为中国的石油公司进军伊拉克吹响了号角，难怪，这两天西方的媒体酸溜溜的：我们西方在伊拉克流血流汗，中国人却第一个来这块流油的地方赚钱！
所 以我们就不要用帝国主义遏制中国之心不死之类的来回击了，否则，真是太不地道了，毕竟美国军人死在伊拉克的人数已经达到4358人。在美军入侵伊拉克这些 年里，中国的年轻人几乎从上到下无不指责美国人是为了石油而入侵伊拉克的。现在看来，除了找到萨达姆这个“大规模杀伤（民众）的武器”之外，美军确实是冲 石油而来的，只不过，据专家分析，从自由民主的伊拉克石油中得到最大好处的，今后很可能是中国的石油公司。
按照中国一些专家的观点，美国人在伊拉克绝对是“持剑经商”了，但却最终输在一直在对他们攻打伊拉克冷嘲热讽的中国公司手下。这件事让我佩服中国公司中石油的竞争力，也让我佩服美国人为世界公平（贸易）与平等作出的贡献！
一 位朋友告诉我，其实，目前最希望美军搞定伊拉克后再走的人是已经开始进入伊拉克的中国公司，一个按照民主、自由和公平的原则建立起来的伊拉克，对中国的公 司最有利----中国不可能对伊拉克的局势有什么影响，更不可能派兵保护自己的商业利益，所以，一旦伊拉克不稳定了，受影响的很可能是对中东石油依赖越来 越大的中国。而目前能够在伊拉克维护稳定的只有美军……
看起来，为了我们的国家利益，今后不能随波逐流，看到美国人要撤军，我们就高呼万岁。美国最好能够等伊拉克稳定了再撤退……
大 家也知道美国人虽然霸道，可他推广的民主制度其实对我们有利。从中国和世界各国打交道的经验和教训来看，我们不难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中国和独裁国家打交道 的时候，几乎都是靠送钱给人家，从而得到一点廉价的支持（例如北朝鲜），而更糟糕的是，建国后我们送钱最多的国家越南，后来恩将仇报地和我们打了一仗。
相比较北朝鲜，我们和民主、自由、保护私有制和人权的那些国家打交道要有利和顺利得多，例如南朝鲜。你想，如果这个世界上都是萨达姆的伊拉克，和一衣带水的北朝鲜，我们吃啥？
Thursday, March 17, 2011
日本没乱，中国反而乱了
在核辐射近距离直接威胁下的日本民众虽然忧心忡忡，虽然被深重的危机弄得心绪不灵，虽然久久看不到希望的曙光，但他们仍然保持冷静沉着，没有恐慌，没有自乱阵脚，没有被谣言煽动，没有出现人潮抢购那些无任何科学根据的抗辐射物资。在 距离核电厂过千公里的中国各大城市包括香港、澳门，在远离辐射尘直接威胁的中国城市，民众包括香港一些市民却阵脚大乱，自行制造危机。从昨天大清早开始， 大批民众就涌到超级市场、杂货店、街市扫货，把货架上的所有食盐买清光，后来的向隅者纷纷鼓譟投诉存货太少，要求超市补货。一时间，各大城市都出现长长的 买盐人龙，大家都惴惴不安，人心惶惶，彷彿出了甚麽大危机。不明就裡的人甚至可能以为发生核事故的不是日本，而是中国，而是中国的核电厂！
那中国各地民众包括部份香港市民为甚么会突然抢购食盐呢？据说主要有几个原因。第一个是有传言说盐含有碘之类的物质，吃进身体可以抗辐射；第二是说盐的生产可能受辐射污染，需要早作储备；第三是其他人都在抢购，不想执输便跟其他人一起排队抢购。
在 重大天灾人祸期间，在情况及前景不明朗的时候，人心虚怯是免不了的事，各种各样的假消息、假资料四处流散也不奇怪，特别是在网络、 facebook、手机年代，一条没有证据、根据的流言很容易在瞬间传遍不同地方，引发不理性的反应。只是，食盐可以抗辐射的说法不但没有任何科学根据， 跟一般常识、常理也不相符。单单因为这样无稽的说法就引来多个大城市民众恐慌抢购，这充份反映中国民众包括部份香港市民连基本的科学常识也欠奉，连基本的 防灾知识意识也缺乏，容易变成惊弓之鸟，被不法商人、居心叵测的人利用鱼肉！若果这样的素质不改善，真正有灾难临头时不管中国或香港都很容易自乱阵脚，令 灾情进一步恶化。
当然，防灾知识、意识不足不仅仅是市民个人的问题，也跟社会条件、政府政策不足有关。以内地为例，资讯长期受政府严格控制，民众往往无法从正式渠道了解事件的真相，必须依赖非正式途径或小道消息补充。久而久之，民众便容易听信流言，出现非理性反应。
另 一方面，防灾抗灾知识并不是与生俱来的，必须透过教育、训练、演习逐步培养。日本民众在地震、海啸中的冷静沉着表现就是月复月、年复年的教育、演习成果。 他们清楚知道事故前该作甚么准备，事故中该如何对应，事故后该如何逃生。中国、香港民众却欠缺这方面的教育及训练，出现事故包括核威胁时自然手忙脚乱。
自 八十年代末兴建大亚湾核电厂后，核电及核事故已成了近在眼前的事，已成了必须认真面对的事。可惜历年来电厂、港英政府及特区政府只是不断强调核电厂非常安 全，不大愿意讨论风险问题，也没有大力宣传应对核事故的方法，更不要说组织紧急应变演习活动。在这样的情况下，市民对核安全知识的了解相当零碎有限，如何 应对灾难更是茫无头绪。结果当有威胁临近时，市民便容易失去方寸，进退失据，甚至被无根据的流言骗倒。
我们认为，今次日本核辐射危机虽然未 必直接影响香港，但由于内地特别是广东省大力发展核电，核安全问题将会是个长期问题，挥之不去。要避免昨天那种自乱阵脚、「自己吓自己」的情况，最根本的 做法是培养抗灾知识及意识，包括加强核事故应对方法的宣传教育，让市民明白甚么该做甚么不该做，让市民有能力判断消息的可信性，从而提升市民、社会对谣言 的免疫力。
那中国各地民众包括部份香港市民为甚么会突然抢购食盐呢？据说主要有几个原因。第一个是有传言说盐含有碘之类的物质，吃进身体可以抗辐射；第二是说盐的生产可能受辐射污染，需要早作储备；第三是其他人都在抢购，不想执输便跟其他人一起排队抢购。
在 重大天灾人祸期间，在情况及前景不明朗的时候，人心虚怯是免不了的事，各种各样的假消息、假资料四处流散也不奇怪，特别是在网络、 facebook、手机年代，一条没有证据、根据的流言很容易在瞬间传遍不同地方，引发不理性的反应。只是，食盐可以抗辐射的说法不但没有任何科学根据， 跟一般常识、常理也不相符。单单因为这样无稽的说法就引来多个大城市民众恐慌抢购，这充份反映中国民众包括部份香港市民连基本的科学常识也欠奉，连基本的 防灾知识意识也缺乏，容易变成惊弓之鸟，被不法商人、居心叵测的人利用鱼肉！若果这样的素质不改善，真正有灾难临头时不管中国或香港都很容易自乱阵脚，令 灾情进一步恶化。
当然，防灾知识、意识不足不仅仅是市民个人的问题，也跟社会条件、政府政策不足有关。以内地为例，资讯长期受政府严格控制，民众往往无法从正式渠道了解事件的真相，必须依赖非正式途径或小道消息补充。久而久之，民众便容易听信流言，出现非理性反应。
另 一方面，防灾抗灾知识并不是与生俱来的，必须透过教育、训练、演习逐步培养。日本民众在地震、海啸中的冷静沉着表现就是月复月、年复年的教育、演习成果。 他们清楚知道事故前该作甚么准备，事故中该如何对应，事故后该如何逃生。中国、香港民众却欠缺这方面的教育及训练，出现事故包括核威胁时自然手忙脚乱。
自 八十年代末兴建大亚湾核电厂后，核电及核事故已成了近在眼前的事，已成了必须认真面对的事。可惜历年来电厂、港英政府及特区政府只是不断强调核电厂非常安 全，不大愿意讨论风险问题，也没有大力宣传应对核事故的方法，更不要说组织紧急应变演习活动。在这样的情况下，市民对核安全知识的了解相当零碎有限，如何 应对灾难更是茫无头绪。结果当有威胁临近时，市民便容易失去方寸，进退失据，甚至被无根据的流言骗倒。
我们认为，今次日本核辐射危机虽然未 必直接影响香港，但由于内地特别是广东省大力发展核电，核安全问题将会是个长期问题，挥之不去。要避免昨天那种自乱阵脚、「自己吓自己」的情况，最根本的 做法是培养抗灾知识及意识，包括加强核事故应对方法的宣传教育，让市民明白甚么该做甚么不该做，让市民有能力判断消息的可信性，从而提升市民、社会对谣言 的免疫力。
南方报系炮轰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姜瑜
北京王府井所谓“茉莉花革命”造成多名外国记者与警方冲突，针对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姜瑜扬言“不要拿法律当挡箭牌”“什么法律也保护不了他”，南方报系旗下《南方周末》指出 “法律应当是所有人的挡箭牌”，中国官员迷信强权蔑视法律，普法重点必须从百姓转向官员。社评“方舟评论”说，文化大革命中法治荡然无存，令整个国家陷入内乱，冤狱遍地，堂堂宪法甚至连共和国主席都保护不了。在今年两会中，个别官员公开宣称：“不要拿法律当挡箭牌”，跟中国人大委员长吴邦国关于法律体系基本建成的庄严宣告形成强烈对比，令人深感法治转型艰难。
“不要拿法律当挡箭牌”，也许是发言失误，但表现出来的官员潜意识令人担忧。这种说法给人的印象是中国法律只是一个口号。政府需要时，法律是百姓必须遵守的强制性规范；政府觉得碍手碍脚时，可以弃如敝履。
社 评说，两位重量级的法律专家会近日反复强调法律神圣。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委员、清华大学法学院副院长周光权呼吁：“要真正让官员认同、尊重、信仰法律规 范，而不是因为他执法或了解法律而去玩弄法律。”全国人大常委徐显明教授也呼吁：当通过法律达不到目的时，统治者便可抛弃法律，而改用其他手段，这是应该 抛弃的人治观念。
法律不是道具，政治家既要用法律治国，政治家更要受法律的约束。对法律神圣的信仰，应该成为官员素养中的第一素养，官员本能中的第一本能。这有这样，才可能从根子上杜绝选择性执法，法律才不会在人治过程中起到助纣为虐的反作用。
社 评说，法律必须神圣，还在于它公正而无所偏私地同等保护所有人，它是所有社会成员基本权利的挡箭牌，包括罪犯----罪犯的基本权利也受中国法律保护。只 要是符合法律的行为，即便行为人别有用心，也不能找借口处置他。处置任何人都必须依照最严格的法律程序，而不可以无法无天，再怎样貌似正义的理由都不能用 废止法律的办法，来进行法外施刑。
当下法律界有一种说法，叫法治倒退。是否真的倒退见仁见智，但今日中国某些官员法治意识倒退则是事实。除 了扬言“不要拿法律当挡箭牌”“什么法律也保护不了他”，其他雷人之语平时也冲口而出：“你是替党说话，还是替老百姓说话”“没有强拆就没有新中国”“与 政府作对就是恶”“拆迁自焚就是暴力抗法”。
这些雷人之语看似偶然，实则展现某些官员迷信强权而蔑视规则的潜意识。
社评最后说，中国法治现实严峻，当前首要和核心的任务，的确如如周光权委员所称，是以法治官，以法治权，让官员时时守住法律的界线。今后的普法重点，必须从百姓转向官员，对官员要以守法、用法当做重要的考核升迁指标。
中国警方3月2日约见十几名驻北京外国记者，强调外国记者在中国各地采访前需征得被采访人和单位同意。据称，这些外国记者2月27日都曾在试图采访第二波“茉莉花革命”通告引起的反应时遭到警察或便衣的粗暴对待。
3月3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姜瑜举行例行记者会被记者追问“违反了中国哪项法律的哪个条款”时表示，违反了去那个地方采访需申请的有关规定。“不要拿法律当挡箭牌。问题的实质是有人唯恐天下不乱，想在中国闹事。对于抱有这种动机的人，我想什么法律也保护不了他。”
“不要拿法律当挡箭牌”，也许是发言失误，但表现出来的官员潜意识令人担忧。这种说法给人的印象是中国法律只是一个口号。政府需要时，法律是百姓必须遵守的强制性规范；政府觉得碍手碍脚时，可以弃如敝履。
社 评说，两位重量级的法律专家会近日反复强调法律神圣。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委员、清华大学法学院副院长周光权呼吁：“要真正让官员认同、尊重、信仰法律规 范，而不是因为他执法或了解法律而去玩弄法律。”全国人大常委徐显明教授也呼吁：当通过法律达不到目的时，统治者便可抛弃法律，而改用其他手段，这是应该 抛弃的人治观念。
法律不是道具，政治家既要用法律治国，政治家更要受法律的约束。对法律神圣的信仰，应该成为官员素养中的第一素养，官员本能中的第一本能。这有这样，才可能从根子上杜绝选择性执法，法律才不会在人治过程中起到助纣为虐的反作用。
社 评说，法律必须神圣，还在于它公正而无所偏私地同等保护所有人，它是所有社会成员基本权利的挡箭牌，包括罪犯----罪犯的基本权利也受中国法律保护。只 要是符合法律的行为，即便行为人别有用心，也不能找借口处置他。处置任何人都必须依照最严格的法律程序，而不可以无法无天，再怎样貌似正义的理由都不能用 废止法律的办法，来进行法外施刑。
当下法律界有一种说法，叫法治倒退。是否真的倒退见仁见智，但今日中国某些官员法治意识倒退则是事实。除 了扬言“不要拿法律当挡箭牌”“什么法律也保护不了他”，其他雷人之语平时也冲口而出：“你是替党说话，还是替老百姓说话”“没有强拆就没有新中国”“与 政府作对就是恶”“拆迁自焚就是暴力抗法”。
这些雷人之语看似偶然，实则展现某些官员迷信强权而蔑视规则的潜意识。
社评最后说，中国法治现实严峻，当前首要和核心的任务，的确如如周光权委员所称，是以法治官，以法治权，让官员时时守住法律的界线。今后的普法重点，必须从百姓转向官员，对官员要以守法、用法当做重要的考核升迁指标。
中国警方3月2日约见十几名驻北京外国记者，强调外国记者在中国各地采访前需征得被采访人和单位同意。据称，这些外国记者2月27日都曾在试图采访第二波“茉莉花革命”通告引起的反应时遭到警察或便衣的粗暴对待。
3月3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姜瑜举行例行记者会被记者追问“违反了中国哪项法律的哪个条款”时表示，违反了去那个地方采访需申请的有关规定。“不要拿法律当挡箭牌。问题的实质是有人唯恐天下不乱，想在中国闹事。对于抱有这种动机的人，我想什么法律也保护不了他。”
Wednesday, March 16, 2011
日本员工帮助20名中国研修生避难后被海啸吞没
| 日本员工帮助20名中国研修生避难后被海啸吞没 新华网日本宫城县女川町3月16日电 大灾来时有大爱 宫城县女川町百名中国研修生受助生还 新华社记者马杰 刘华 “要不是这些当地人的帮助，我们早就没了！”来自中国大连的研修生衣亚男和同伴们在宫城县女川町含着泪水感激道。 女川町约一万人口，一半左右至今下落不明，记者在这里看到，城镇一片废墟，海岸边堆放着几具被海浪冲上来的遗体。一辆日本国营列车被海啸拆成两截，拍打在离海岸轨道几十米以外的山边。在这样一座受灾惨烈的小镇，近百名中国研修生无一遇难，而很多人能够逃生，是因为身边有给予帮助的当地人。 灾难发生时，地动山摇，佐藤水产株式会社的20名中国研修生逃到宿舍附近一处地势较高的地方，不一会儿，公司专务佐藤充跑过来，喊着“海啸来了”，随后带着她们跑到更高处的神社避难。安顿好研修生后，佐藤充又冲回宿舍楼，试图找寻妻女。但宿舍楼很快被海啸淹没，佐藤充再也没有跑出来。 “我们看到他被逼得无路，在房顶上左跑右跑，最后还是被卷到水里。一开始还扑腾了两下，很快人就不见了，”衣亚男哽咽着说。研修生张军燕用相机拍摄下了整个过程，视频里，女孩们尖叫着、哭喊着“快跑啊”，却只能看着救命恩人佐藤充被海啸无情吞噬。张军燕说，佐藤充的妻女到现在也下落不明。 灾难发生当晚，大雪严寒，研修生们无处可去。佐藤充的哥哥、佐藤水产社长佐藤仁不顾自己家被冲走的悲伤，一晚上都在找山上的朋友借房子，暂时将研修生们安置进去。平时负责佐藤水产研修生管理的杜华说：“灾害发生第二天，佐藤仁见到我的第一句话就是： 杜华，20个人一个都没少！ ” 冈青株式会社的社长和部长也没有忘记中国研修生，他们第一时间开车将5名研修生送到附近山上。“当晚，社长给我们找了一间山顶的温泉旅馆避难。那时，他们连自己的孩子都还没找到，”来自大连的曹晶说，等情况稳定后，她们又被转移到当地最大的避难所，和几十名中国同胞团聚。 在避难所，研修生们一日可以保证有两到三餐。随着受灾信息被外界更多人知道，赈灾车辆越来越多，补给也逐渐充足。“我实在不敢想象如果没有这些人的帮助我们会怎样，”曹晶说，在这场与时间赛跑的逃生中，这些当地人对每一个生命的同等尊重，将让得到救助的研修生感动一生。 |
Thursday, March 10, 2011
华裔女子陪亲威上访被抓 靠加拿大护照脱身
多年前从中国广州移民大温哥华的一个赵姓女子，日前在中国人大政协两会期间，陪亲戚自山东到北京上访，结果一同被关进久敬庄「黑监狱」，很快即获加拿大驻 华大使馆介入下获释。而她身在卑诗本拿比的安姓丈夫，除为妻子在华不幸遭遇感气愤外，更说自己也要立刻申请加国护照以保人身安全。该赵姓女子较早时使用加 国护照进入中国。
据居住本拿比的安先生表示，由于他在山东青岛的一对70多岁亲戚，牵涉一宗被认为判决不公的民事诉讼，才由返华探亲的妻子 陪同下，一起前往北京的中国国家信访局，递交投诉表格。但没想到北京时间周二上午11时，他们三人抵达目的地后，竟遭公安强行带走，随后更转送专关押访民 的久敬庄分流中心。
现年38岁的安先生说：「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今年1月才接见过上访群众，为政府改革带来希望。没想到连外国公民陪访民上访也遭强行扣押，这实在让人难以接受。」
在接获妻子遭关押消息后，安先生焦急万分，立刻致电加拿大驻北京大使馆求助，幸好一个会说普通话的王姓职员答应帮忙，指使馆方面会联络北京公安局，同时发函中国外交部。他说，随后他就打电话给妻子，想直接告诉她驻华使馆的电话，一直打不通，令他非常担心。
安先生表示，经过3个多小时才接获妻子自北京打来电话报平安，说已获释，但一对70多岁的安姓亲戚夫妇续遭拘留。
他说：「记得周二晚间，前后3个小时，自己就像热锅上的蚂蚁，简直急的快疯了。」
他认为，因为妻子持加拿大护照返华，才得以获释：「我目前还是持枫叶卡，看来还得马上申请加拿大护照，否则真不敢随便回去中国。」
安先生指妻子告诉他，久敬庄分流中心里面关了数百访民，日常生活用品都被执法人员拿走，只发给饭票。戒备森严的久敬庄，有好几道铁门，进去的人根本插翼难飞。听说还有一些不幸的上访者，被殴打或送到精神病院。
他强调说，中国信访制度原希望解决大量的冤假错案，结果公职人员却粗暴关押访民，这让人非常痛心：「我希望加国政府经过这次，能敦促中国重视访民基本人权，也释放我那对无辜的亲戚。」
要认真考虑人身安全
当初先来加拿大留学、如今拿到枫叶卡的安先生认为，虽然他一旦入籍加国、持有加国护照时，他原有的中国户籍将要取消；但认真考虑到自己返乡时的人身安全，看来还是拿加拿大护照管用。
中 国各级政府目前都成立信访办公室，但数以百万计上访者，却仍像封建时代遭冤屈的老百姓一样，前往各省省会和首都上访，投诉非法侵占土地、劳资纠纷以及被执 法官员粗暴对待等各类不平事，要求高级官员介入彻查。据称，每年约1,000万人次到信访办公室上访。有些人甚至辞去工作，年复一年地上访，往往没有结 果。
--星岛日报
据居住本拿比的安先生表示，由于他在山东青岛的一对70多岁亲戚，牵涉一宗被认为判决不公的民事诉讼，才由返华探亲的妻子 陪同下，一起前往北京的中国国家信访局，递交投诉表格。但没想到北京时间周二上午11时，他们三人抵达目的地后，竟遭公安强行带走，随后更转送专关押访民 的久敬庄分流中心。
现年38岁的安先生说：「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今年1月才接见过上访群众，为政府改革带来希望。没想到连外国公民陪访民上访也遭强行扣押，这实在让人难以接受。」
在接获妻子遭关押消息后，安先生焦急万分，立刻致电加拿大驻北京大使馆求助，幸好一个会说普通话的王姓职员答应帮忙，指使馆方面会联络北京公安局，同时发函中国外交部。他说，随后他就打电话给妻子，想直接告诉她驻华使馆的电话，一直打不通，令他非常担心。
安先生表示，经过3个多小时才接获妻子自北京打来电话报平安，说已获释，但一对70多岁的安姓亲戚夫妇续遭拘留。
他说：「记得周二晚间，前后3个小时，自己就像热锅上的蚂蚁，简直急的快疯了。」
他认为，因为妻子持加拿大护照返华，才得以获释：「我目前还是持枫叶卡，看来还得马上申请加拿大护照，否则真不敢随便回去中国。」
安先生指妻子告诉他，久敬庄分流中心里面关了数百访民，日常生活用品都被执法人员拿走，只发给饭票。戒备森严的久敬庄，有好几道铁门，进去的人根本插翼难飞。听说还有一些不幸的上访者，被殴打或送到精神病院。
他强调说，中国信访制度原希望解决大量的冤假错案，结果公职人员却粗暴关押访民，这让人非常痛心：「我希望加国政府经过这次，能敦促中国重视访民基本人权，也释放我那对无辜的亲戚。」
要认真考虑人身安全
当初先来加拿大留学、如今拿到枫叶卡的安先生认为，虽然他一旦入籍加国、持有加国护照时，他原有的中国户籍将要取消；但认真考虑到自己返乡时的人身安全，看来还是拿加拿大护照管用。
中 国各级政府目前都成立信访办公室，但数以百万计上访者，却仍像封建时代遭冤屈的老百姓一样，前往各省省会和首都上访，投诉非法侵占土地、劳资纠纷以及被执 法官员粗暴对待等各类不平事，要求高级官员介入彻查。据称，每年约1,000万人次到信访办公室上访。有些人甚至辞去工作，年复一年地上访，往往没有结 果。
--星岛日报
Thursday, March 03, 2011
曾经，我有一个最卑微的请求：
http://cnjasmine.blogspot.com/
曾经，我有一个最卑微的请求：
我是一个农民，你能不能让我的孩子不用再做农民？我有一份责任田，能不能我想种什么就种什么？即使让我们按自己的意愿种植，能不能让我们能从地里刨口饭 吃？即使你想征收我的责任田，能不能给我提供一个基本的法律依据？即使不能给出依据，能不能按照国家标准给我补偿？即使不能按国家标准补偿，能不能把补偿 款全数给到我手里？即使不能全数给到我手里，能不能等田里的庄稼成熟收成后再填平我汗水浇熟的田地？即使，无论如何我都不同意，我能不能不用死在车轮底 下？
我能够进城谋生，你能不能不叫我“农民工”？能不能让我的孩子不用上“农民工子弟小学”？即使要上“农民工子弟小学”，能不能不因为需要减少城市流动人口 而要拆掉我孩子的学校？即使我的孩子能上城里的学校，能不能和城里的孩子給一样多的学费？即使我要给更多的学费，能不能让我的孩子在居住地参加高考？
我是一个小摊贩，那怕锅里只是几根煮熟的苞米，你的城管能不能不随意来取缔我的小摊子？即使要来取缔我的小摊子，能不能不要随意掀掉我的摊子、踢飞我的铝 锅，没收我的板车？即使非要掀掉我的摊子，能不能不要把我按在地上痛打？我只图两餐温饱，给子女攒点学费。即使不给摆摊，一家人衣食无着我不得不带着孩子 出来乞讨，能否不强行拉我们去验DNA？如果我的孩子让人拐走了，能不能不要让人把孩子拐到黑砖窑做奴隶？即使他被人拐走做了奴隶，能不能帮我把我的孩子 找回来？
我是一个民办教师，你能不能不让官员的子女充斥学校而给我一个经过考试转正为公办教师的机会？当我面对村里的孩子叫我一声“老师”的时候，能不能让我不用 再低头慌张躲避？我是一个复退转军人，能不能按照当初的承诺，给我一份工作，那怕是单位里保洁、保安、开车等最低收入的工作？我是一个国有银行的下岗职 工，能不能不用低得可怜的数额买断我的工龄？我只是一个下岗工人，能不能让微薄的退休金增幅赶上通货膨胀的速度？
我是一个教徒，你能不能尊重我的信仰自由让我有一个公开颂主的机会？即使不能给我一个公开的机会，能不能让我能私下在家庭里聚会？即使不能让我在私下聚 会，能不能不隨意闯家里把我抓去拘留劳教？即使要把我抓去拘留劳教或监狱，能不能不虐待我？即使虐待我，能不能让我活着走出看守所、劳教所或监狱？
我是一个大学生，你能不能不要收那么高的学费？父母二三十年的积蓄，才勉强供我一个人上学。即使不能降低学费，能不能不把我扔到郊外的大学城自生自灭？即 使把我扔到大学城，能不能不要收那么高的住宿费用？即使要收那么高的住宿费用，能不能不要收那么高的电费水费？还有，即使要按比例抓人挂科，能不能不按学 分收费重修？即使这一切都不能如我所愿，能不能让我在每星期天下午自由走出校门？如果我毕业走出校门，能不能不要让我马上失业？即使我马上失业，能不能让 我能群租苟且偷生等待机会？即使我能找到一个工作，能不能让我们按年薪的合理比例购置我自己的房子而不是成为“房奴”？
我只想吃碗饱饭，你能不能让商家不要在我吃的东西里头加地沟油、加吊白块、加苏丹红、加甲醇、加毛发酱油？大人也就罢了，能不能让商家不在我孩子奶粉里加 三聚氰胺，能不能不在我孩子的奶粉里面加皮革蛋白粉？即使孩子被毒害而疾病缠身，能不能给我的孩子必要的补偿？即使不能给补偿，能不能让我能通过法院寻求 公正与赔偿？即使不让我去法院寻求公正，能不能不把我抓起来判刑？即使要把我抓起来判刑，能不能不要强迫我认罪撤诉？即使我被迫认罪撤诉，能不能不让我消 失于人世？
我已经有了一个孩子，你能不能不强制抓我去上环节育？如果我有一个孩子而又怀孕的话，能不能不拉我去强制堕胎？如果我生完两个孩子，能不能不强行拉我去结 扎？如果我逃避计划生育，能不能不拉我的家人去学习班？即使不拉我家人去学习班，能不能不拉我的牛、挑我的粮食、揭我家的瓦？即使这些事情你都做了，能不 能给我的孩子一个户口？
我想说两句话，你能不能不强加我造谣诽谤煽动颠覆国家的罪名？即使要强加我罪行，能不能按法律程序通知我家里人？即使我被控制了，能不能不去吓唬我家里的 老人小孩？即使不能通知我家里人，能不能让我请律师，让我的律师会见我？即使要强行开庭，能不能让我的家人参与旁听？即使不能让我家人旁听，能不能让我的 律师传唤证人出示证据充分答辩？即使你强行判决了，能不能让我的家人定期会见我？即使我能如期出狱，能不能不把我放到一个更大的监狱里？
可是，没有如果。经过这么多年，我已经绝望地发现，连我最卑微的请求，完全都不可能得到一丝一毫的满足。
以前，我会说，请你帮帮我；但是，从今天开始，我会告诉你，我不需要你的帮忙了。
以前，我毫无尊严地乞求最低限度的生存；现在，我清楚我需要的是有尊严的生活。只有两个字：尊严。
我的尊严，不再需要你的施舍，我的尊严，就在我的脚下，在每个星期天下午两点的街头。
你给或不给，诉求都在这里，不屈不挠。
我是一个农民，你能不能让我的孩子不用再做农民？我有一份责任田，能不能我想种什么就种什么？即使让我们按自己的意愿种植，能不能让我们能从地里刨口饭 吃？即使你想征收我的责任田，能不能给我提供一个基本的法律依据？即使不能给出依据，能不能按照国家标准给我补偿？即使不能按国家标准补偿，能不能把补偿 款全数给到我手里？即使不能全数给到我手里，能不能等田里的庄稼成熟收成后再填平我汗水浇熟的田地？即使，无论如何我都不同意，我能不能不用死在车轮底 下？
我能够进城谋生，你能不能不叫我“农民工”？能不能让我的孩子不用上“农民工子弟小学”？即使要上“农民工子弟小学”，能不能不因为需要减少城市流动人口 而要拆掉我孩子的学校？即使我的孩子能上城里的学校，能不能和城里的孩子給一样多的学费？即使我要给更多的学费，能不能让我的孩子在居住地参加高考？
我是一个小摊贩，那怕锅里只是几根煮熟的苞米，你的城管能不能不随意来取缔我的小摊子？即使要来取缔我的小摊子，能不能不要随意掀掉我的摊子、踢飞我的铝 锅，没收我的板车？即使非要掀掉我的摊子，能不能不要把我按在地上痛打？我只图两餐温饱，给子女攒点学费。即使不给摆摊，一家人衣食无着我不得不带着孩子 出来乞讨，能否不强行拉我们去验DNA？如果我的孩子让人拐走了，能不能不要让人把孩子拐到黑砖窑做奴隶？即使他被人拐走做了奴隶，能不能帮我把我的孩子 找回来？
我是一个民办教师，你能不能不让官员的子女充斥学校而给我一个经过考试转正为公办教师的机会？当我面对村里的孩子叫我一声“老师”的时候，能不能让我不用 再低头慌张躲避？我是一个复退转军人，能不能按照当初的承诺，给我一份工作，那怕是单位里保洁、保安、开车等最低收入的工作？我是一个国有银行的下岗职 工，能不能不用低得可怜的数额买断我的工龄？我只是一个下岗工人，能不能让微薄的退休金增幅赶上通货膨胀的速度？
我是一个教徒，你能不能尊重我的信仰自由让我有一个公开颂主的机会？即使不能给我一个公开的机会，能不能让我能私下在家庭里聚会？即使不能让我在私下聚 会，能不能不隨意闯家里把我抓去拘留劳教？即使要把我抓去拘留劳教或监狱，能不能不虐待我？即使虐待我，能不能让我活着走出看守所、劳教所或监狱？
我是一个大学生，你能不能不要收那么高的学费？父母二三十年的积蓄，才勉强供我一个人上学。即使不能降低学费，能不能不把我扔到郊外的大学城自生自灭？即 使把我扔到大学城，能不能不要收那么高的住宿费用？即使要收那么高的住宿费用，能不能不要收那么高的电费水费？还有，即使要按比例抓人挂科，能不能不按学 分收费重修？即使这一切都不能如我所愿，能不能让我在每星期天下午自由走出校门？如果我毕业走出校门，能不能不要让我马上失业？即使我马上失业，能不能让 我能群租苟且偷生等待机会？即使我能找到一个工作，能不能让我们按年薪的合理比例购置我自己的房子而不是成为“房奴”？
我只是一介布衣，你能不能不随便在路上把我截停来查我的身份证？即使要查我的身份证，万一我忘带 了，能不能不把我关到看守所？即使把我带到看守所，能不能不要叫我的家人带钱来赎人？即使不叫我家人赎人，能不能不要殴打我？即使要殴打我，能不能不把我 打死？即使把我打死了，能不能不说我是“躲猫猫死”“睡觉死”等原因而意外身亡？
我有一所祖传下来的房子、一所我辛苦赚钱买回来的房子、一所我一砖一瓦砌起来的房子， 即使你需要用我房子下面的土地，你能不能和我商量一下房子的价钱合理补偿后再拆我的房子？即使不能商量，能不能按照房子的市价购买我的房子？即使不能按市 价购买我的房子，能不能不趁我不在的时候扒掉我的房子？即使不能不扒我的房子，能不能不要找人来打死打伤我后再拆房子？即使当我不得不点燃自己身上的汽油 的时候，能不能不说我是暴力抗法？就如梁文道所说，“好，就算你不能保证老百姓的住所不被强拆，起码你也该留道气口，让他们去上访投诉吧。如果你连上访都 不准，可不可以不要强奸那个跑来上访的女孩呢？如果你的人非强奸她不可，能不能至少让那个女孩去报个案呢？就算做做样子也行吧？万一这女子太过害怕，找人 陪同壮胆，能不能不捉那个陪她的善心人，说他是‘聚众滋事’呢？如果你真得抓这个人，至少让他见见家人和律师好不好？”
我只想吃碗饱饭，你能不能让商家不要在我吃的东西里头加地沟油、加吊白块、加苏丹红、加甲醇、加毛发酱油？大人也就罢了，能不能让商家不在我孩子奶粉里加 三聚氰胺，能不能不在我孩子的奶粉里面加皮革蛋白粉？即使孩子被毒害而疾病缠身，能不能给我的孩子必要的补偿？即使不能给补偿，能不能让我能通过法院寻求 公正与赔偿？即使不让我去法院寻求公正，能不能不把我抓起来判刑？即使要把我抓起来判刑，能不能不要强迫我认罪撤诉？即使我被迫认罪撤诉，能不能不让我消 失于人世？
我已经有了一个孩子，你能不能不强制抓我去上环节育？如果我有一个孩子而又怀孕的话，能不能不拉我去强制堕胎？如果我生完两个孩子，能不能不强行拉我去结 扎？如果我逃避计划生育，能不能不拉我的家人去学习班？即使不拉我家人去学习班，能不能不拉我的牛、挑我的粮食、揭我家的瓦？即使这些事情你都做了，能不 能给我的孩子一个户口？
我想说两句话，你能不能不强加我造谣诽谤煽动颠覆国家的罪名？即使要强加我罪行，能不能按法律程序通知我家里人？即使我被控制了，能不能不去吓唬我家里的 老人小孩？即使不能通知我家里人，能不能让我请律师，让我的律师会见我？即使要强行开庭，能不能让我的家人参与旁听？即使不能让我家人旁听，能不能让我的 律师传唤证人出示证据充分答辩？即使你强行判决了，能不能让我的家人定期会见我？即使我能如期出狱，能不能不把我放到一个更大的监狱里？
可是，没有如果。经过这么多年，我已经绝望地发现，连我最卑微的请求，完全都不可能得到一丝一毫的满足。
以前，我会说，请你帮帮我；但是，从今天开始，我会告诉你，我不需要你的帮忙了。
以前，我毫无尊严地乞求最低限度的生存；现在，我清楚我需要的是有尊严的生活。只有两个字：尊严。
我的尊严，不再需要你的施舍，我的尊严，就在我的脚下，在每个星期天下午两点的街头。
你给或不给，诉求都在这里，不屈不挠。
Tuesday, March 01, 2011
利比亚驻联合国代表声泪俱下止住了中国代表“不干涉内政”
中国政府承认使用致命杀伤性武器镇压平民是反人类罪
2月26日，联合国安理会的15个理事国举行紧急会议，经过一整天的密集磋商之后，一致通过了制裁利比亚卡扎菲政府的第1970号决议。
制 裁内容包括4个方面：1、对利比亚实行武器禁运，2、禁止卡扎菲和家人以及16名亲信出国旅行，3、冻结相关人员的海外资产，4、以涉嫌“反人类罪”将利 比亚当局镇压平民的行动提交海牙国际刑事法庭进行处理。可以说，这一制裁案几乎动用了除开军事介入之外的所有制裁手段。
在会上辩论议案时，利比亚驻联合国代表发言，声泪俱下，恳求各国代表投票支持制裁，特别要求把卡扎菲政府送上国际刑事法庭。他的发言止住了中国代表所谓“不干涉内政”的论点，成为辩论的转折。
一个主权国家政府的代表，请求外国政府联合起来制裁惩处自己国家的政府，并且一见到各国同意制裁，立即流下感激的热泪。这在联合国历史上是没有先例的。
第1970号决议的伟大意义在于，正如美国驻联合国代表所说：“它史无前例地迅速和一致决定，将一个国家的人权问题提交到国际刑事法庭进行处理。”
不 消说，这一点正是中国政府最害怕的一点。本来在这次会议上，其他国家早就表示同意了，唯有中国代表迟迟不表态，因为中南海就半天拿不定主意。众所周知，现 在利比亚政府的所作所为，就是1989年中国政府的所作所为。这一点，卡扎菲自己就一再强调。卡扎菲两次电视讲话，都以中国政府在1989年出动军队坦克 镇压天安门民主运动为例，为自己镇压利比亚平民的行为作辩护。
这就使中国政府陷入极大的困境：如果它不投赞成票，那等于把自己和卡扎菲捆在一起推上被告席，成为国际社会的众矢之的；如果投赞成票，那等于从理论上承认了1989年天安门屠杀是反人类罪，应该被追究责任。
中国政府是最后一个投票的。出于无奈，它不得不投下赞成票。在表决之后，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李保东作解释性发言，说：“考虑到利比亚当前极为特殊的情况和阿拉伯及非洲国家的关切和主张，中国代表团对安理会刚刚通过的第1970号决议投了赞成票。”
2 月28日的英国《泰晤士报》发表署名文章（注）指出，阿拉伯人的觉醒可能会深刻地影响中国的政策。中国政府在它所参与的最重要的国际机构－－联合国－－和 大家一道，立下了一条明确的规矩，那就是，使用致命杀伤性武器镇压民众是犯罪行为，政府的领导人可能也应该被追究责任。
不错，中国政府投票 同意联合国第1970号决议，并不等于它已经承认了六四屠杀的罪行，也不等于今后它就不再会使用致命杀伤性武器镇压平民。我注意到，国内官方媒体在提到第 1970号决议时，只说了3项制裁，即，武器禁运，旅行禁令和资产冻结，有意隐瞒了以涉嫌“反人类罪”将利比亚当局提交国际刑事法庭这一项。可见，中国政 府还在欺骗中国人民。这表明它还无意改恶从善。但是那毕竟也说明了，中国政府自己也知道，在道义上，在法理上，它无法否认，它不得不承认，使用致命杀伤性 武器镇压本国平民是反人类罪。
－－－－－－
（注）Libyan tremors will be felt as far away as China;The Arab awakening could profoundly affect policy in Beijing and London, and herald a new dawn for the EU. by Bill Emmott, Times (London); Pg. 23; Feb,28,2011.
___ 自由亚洲电台 ___
2月26日，联合国安理会的15个理事国举行紧急会议，经过一整天的密集磋商之后，一致通过了制裁利比亚卡扎菲政府的第1970号决议。
制 裁内容包括4个方面：1、对利比亚实行武器禁运，2、禁止卡扎菲和家人以及16名亲信出国旅行，3、冻结相关人员的海外资产，4、以涉嫌“反人类罪”将利 比亚当局镇压平民的行动提交海牙国际刑事法庭进行处理。可以说，这一制裁案几乎动用了除开军事介入之外的所有制裁手段。
在会上辩论议案时，利比亚驻联合国代表发言，声泪俱下，恳求各国代表投票支持制裁，特别要求把卡扎菲政府送上国际刑事法庭。他的发言止住了中国代表所谓“不干涉内政”的论点，成为辩论的转折。
一个主权国家政府的代表，请求外国政府联合起来制裁惩处自己国家的政府，并且一见到各国同意制裁，立即流下感激的热泪。这在联合国历史上是没有先例的。
第1970号决议的伟大意义在于，正如美国驻联合国代表所说：“它史无前例地迅速和一致决定，将一个国家的人权问题提交到国际刑事法庭进行处理。”
不 消说，这一点正是中国政府最害怕的一点。本来在这次会议上，其他国家早就表示同意了，唯有中国代表迟迟不表态，因为中南海就半天拿不定主意。众所周知，现 在利比亚政府的所作所为，就是1989年中国政府的所作所为。这一点，卡扎菲自己就一再强调。卡扎菲两次电视讲话，都以中国政府在1989年出动军队坦克 镇压天安门民主运动为例，为自己镇压利比亚平民的行为作辩护。
这就使中国政府陷入极大的困境：如果它不投赞成票，那等于把自己和卡扎菲捆在一起推上被告席，成为国际社会的众矢之的；如果投赞成票，那等于从理论上承认了1989年天安门屠杀是反人类罪，应该被追究责任。
中国政府是最后一个投票的。出于无奈，它不得不投下赞成票。在表决之后，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李保东作解释性发言，说：“考虑到利比亚当前极为特殊的情况和阿拉伯及非洲国家的关切和主张，中国代表团对安理会刚刚通过的第1970号决议投了赞成票。”
2 月28日的英国《泰晤士报》发表署名文章（注）指出，阿拉伯人的觉醒可能会深刻地影响中国的政策。中国政府在它所参与的最重要的国际机构－－联合国－－和 大家一道，立下了一条明确的规矩，那就是，使用致命杀伤性武器镇压民众是犯罪行为，政府的领导人可能也应该被追究责任。
不错，中国政府投票 同意联合国第1970号决议，并不等于它已经承认了六四屠杀的罪行，也不等于今后它就不再会使用致命杀伤性武器镇压平民。我注意到，国内官方媒体在提到第 1970号决议时，只说了3项制裁，即，武器禁运，旅行禁令和资产冻结，有意隐瞒了以涉嫌“反人类罪”将利比亚当局提交国际刑事法庭这一项。可见，中国政 府还在欺骗中国人民。这表明它还无意改恶从善。但是那毕竟也说明了，中国政府自己也知道，在道义上，在法理上，它无法否认，它不得不承认，使用致命杀伤性 武器镇压本国平民是反人类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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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Libyan tremors will be felt as far away as China;The Arab awakening could profoundly affect policy in Beijing and London, and herald a new dawn for the EU. by Bill Emmott, Times (London); Pg. 23; Feb,28,2011.
___ 自由亚洲电台 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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