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ybrid Chinese Poem

十年生死两茫茫，
不思量，
Forever young，
千里孤坟，
Everything's gone。


纵使相逢应不识，
尘满面，
Hair's long。 


昨夜幽梦忽还乡，
小轩窗，
Sing sad song，
相顾无言，
Only tears down。


料得年年断肠处，
明月夜，
Must hold on。

美国只有两样东西比中国贵 看完后很无语

余晓平

最近中国一直在热传美国的物价低于中国，特别是生活必需品方面，甚至换算成同一种货币都低于中国。从整体情况来看，美国人各项消费的支出所占收入的比例要远远低于中国人。有人提出来疑问说，那美国人收入那么高，消费那么低，钱都到哪里去了呢?我过去曾经介绍过，除了供房这种投资行为以外(只有租房是消费行为)，大部分钱流向保险费，实际上这更是一个奢侈的消费项目，保险买得多，生活的保障就多，对于穷人来讲，只有政府给予的低保，而富人每年有巨额的保险支出。关键在于美国保险项目的性价比要远远高于中国，因此说，对于一个普通百姓来说，在美国生存要比在中国舒服得多。

如果考虑到支出占收入的比例，同时考虑到性价比，那么据我观察，美国只有两样东西要比中国贵，一个是知识产权，一个是人工。对比两个国家的物价其实意义不大，因为那是别人的国家，没有道理让中国人自由地去居住，就像你们家的床不能让我睡一样。但分析别人为什么价格便宜很重要，这样有利于把自己的价格降下来。我觉得是资源配置问题，市场自由化促使价格能够精确迅速地把资源配置到最优的地方，这样整个社会就大幅减少浪费。我们选出来两项在美国比中国贵的地方来分析，西方发达国家如何来配置资源。

首先是知识产权。美国的生产效率为何高?内需为何那么大?国家为何那么富有?完全和这个民族的创造力有关系。这个创造力不但体现在物质生产上面，同时在精神文化，娱乐消遣等所有的方面都能够淋漓尽致地体现出来，那么这个社会就高效产出，同时又有强大的内需消耗，加上资源配置最优化，这是所有西方国家走向发达的关键。如果到现在为止还有很多人竟然觉得美国的发达是靠掠夺而来，那么你受穷显然是必然的，因为你没抓住关键问题。

那么如何使自己的国家充满创造力?唯一的办法就是需要保护所有创造出来的东西，那就是保护知识产权。这是一个连国家制度都在山寨西方的中国所不能想象和理解的，在美国一张新计算机游戏光碟要卖到四五十美元，《阿凡达》的光盘甚至不能在电影上映期间发售，过去中国盗版市场几乎与美国正版同步，只卖到5元人民币，现在更简单了，从网上下载是一分钱都不用花。

五十美元减去五元人民币(制作成本)几乎等于这东西的知识产权，试想你如果是一个研发团队里面的成员，辛辛苦苦干了一年，盗版就等于把你的劳动偷走了，你还干这种创造性工作吗?人家《阿凡达》拍了十年时间呢。这就像你种了一年的地，秋收的时候一夜之间被小偷给偷走了一样，那你还种地吗?关键是没人种地，粮食从何而来?没有人发明创造，人类怎么前进?所以美国人恨死中国的盗版，骂中国人是小偷，中国人还振振有词地反骂美国是强盗。你偷我的东西我该不该抢回来?不是我帮美国人说话，我是以偷东西为耻。

下面要说到人工费了，这是唯一一项对短期游客不利的地方，因为大部分能带走的有知识产权的东西在中国都有盗版，你不买就没有什么不利的地方，而人工费用高却体现在停留美国的任何时候。那么人工费为什么会高，其中的意义在哪里?这项费用其实主要是针对美国居民的，人工费用高会不会对生活在美国的居民造成生活上的影响。

其实人工费用高是一个双向的标准，因为你在享受别人的人工时，同时你也可以是一个人工劳力的出卖者，劳动力是一个除残障人士以外每个人都能拥有的东西。这是一种奖励人们勤奋，促使社会资源最优分配的方法。我们下面举例说明人工费高的结果如何降低社会的浪费。

假如你在超市买一个简陋的吊灯，价格可能也就是五十美元左右，同样是你自己不会安装的情况下，在中国你只要花20块人民币找个人来安装，而在美国上门安装费至少在30美元。那就会逼着你自己动手安装。在美国的这些上门安装的都是持牌电工，他们主要是应对电路改造，如果上门安装电灯这种事假如不动电路，属于极其简单的劳动，价格低了你就会滥用。那么我们就可以看出来这件小事促进了两个问题，一个是简单劳动尽量用最节俭的办法来解决，那就是自己看一下说明书，自己动手安装。还有一个就是中国人也在逐步与国际接轨的——行业标准问题。

为什么美国DIY那么盛行，表面上看是像安灯一样，找个节俭的办法，其实不仅如此，而是因为行业标准非常统一。所有的接口，所有的配件都由于行业标准而能够轻易地拼凑起来，这才是节约社会资源的一个重要环节。大部分人的眼光只停留在接口标准上，其实远不仅如此，很多标准在建房的时候就开始考虑了。大部分人家里的天花板上都有预留埋线，不用的时候会用塑料片盖上，接口以外的部分都是标准接线。自己能够安装是因为本来就有线埋在那里，这就牵扯到建筑行业标准问题。

人工费贵非常有利于穷人，更加促进一个没有本事的人变得有本事。比如说扫院子剪草，这个工作简单吧，人工费相对算是最低的，穷人院子自己扫，就没有这项支出。而富人院子特别大，只能让别人来剪。如果你什么都不会，这种门槛低的劳动由于人工费基点高，所以比在家闲着好，那么你就会找时间去干这种工作。干这种事的时候发现如果要是学会修剪树枝，可能会挣得更多一点，如果再深入学习园艺技术，那工资可就快和刚毕业的大学生媲美了。我一个朋友家里的一个院子不大，但是修剪得像苏州园林那样，园丁每周来一次维护，猜猜他要为此支付多少钱?每月一千多美元，你就可想这园丁每月挣多少钱吧。

因此劳动力市场的价格从简单劳动的高起价，到复杂劳动的价格升级，把一个原本没有什么能耐的人诱引得走入劳动市场。特别美国是一个高福利国家，如果劳力价格太低会导致人们宁愿在家里领救济金。那么有人说那我干脆到美国去当园丁，或是帮人安电灯。这又与市场有关系，由于人工费贵，人们都宁愿自己干，所以市场就变小。。。。。。就这样，价格给市场一个精确及时的信号，以利于资源迅速配置，这里资源的概念包括了人的劳力资源。在这个劳动力能够卖出好价钱的地方要是还挣不到钱，那可真的就是个人的问题了。

昔日维稳副市长为被奸女儿举家上访成“不稳定因素”

昔日维稳副市长为被奸女儿举家上访成“不稳定因素” 凤凰周刊 田万昌无论如何想不到，自己有一天会成为所谓的“不稳定因素”。 作为贵州省六盘水市前副市长、政协副主席，田主抓六盘水市公检法工作多年，维稳曾是其日常工作的重要内容。但是，由于两年前女儿田小龙被强奸一案迟迟得不到解决，田万昌最终不得不带妻女进京上访，成为六盘水维稳官员眼中的“不稳定因素”。 变故始自2009年1月8日。田万昌的女儿田小龙称，当天她在贵阳被人强奸，施暴人为贵州省政协常委、青利集团董事长周世立。在收集到足够充分的证据后，田小龙向当地警局报案，但立案后至今调查无果。 田万昌的妻子在地方国安系统工作多年。两年来，夫妇二人多次陪女儿进京上访。出于身份考虑，田万昌在上访时面戴口罩，尽量避免直接露面，只从“技术层面”指点女儿，并与女儿保持一定距离。 周世立掌舵的贵州青利集团成立于1999年，名下有煤矿、磷矿、物流等八家企业，拥有的矿石资源超过四亿吨。或许是由于对方的活动能力太强，田万昌的举家上访并没有取得预期结果。 2011年6月，田小龙接受《凤凰周刊》记者采访，她出具的录音文件显示，周曾多次向当地政要打牌行贿，涉及贵州多位在任或已落马高官。 当事人恐吓：如果报案就公开视频 田小龙与周世立的初次接触，可以追溯到2008年的圣诞夜，正在北京中戏预科班读书的田小龙与同学一起到工体的CK迪吧庆祝。晚上11时左右，田离开时第一次遇到周世立。周当时已有家室孩子，自称只有30多岁，是影视公司老板，并递上名片，以找女孩拍电影为名开始与田小龙交谈。事后回想，田认为这是预谋的开始。 周很快了解到，田父是贵州省六盘水市前副市长。田也第一次从周口中听到时任贵州政协主席黄瑶的名字，“周自称是黄瑶的干儿子。而黄瑶和我爸爸又是同班同学，所以我对他有了亲切感。”田小龙说。 那时候，黄瑶还是贵州省政协主席，但两年后，他即因收受财物954万元被判处死缓。周和田刚认识时，周还当着田小龙的面与六盘水市一位副市长通电话，而这位副市长也是田小龙从小就很熟悉的一位叔叔。由此，田很快建立起对周的信任。 随后，周多次要求田小龙能介绍认识其父母，欲借其帮助在六盘水市开矿，并允诺让田父在其六盘水分公司做名誉董事长。田小龙对此相当抵触，她被父母教导多年，不可与任何生意人接触，也不能帮人应允任何事。 周告诉田：“你只需告诉父母我特别照顾你，让我见你父母一面即可。” 2009年1月，田小龙回贵阳参加中戏贵州省联考，田母也从六盘水赶到贵阳陪考。1月6日晚，在见过周世立一面后，田母告诉田小龙：周绝不是自称的三十多岁，以后不能与其有任何联系，“一个电话也不能打。”田小龙从小被母亲“严密监控”，男女同学都不愿与田小龙交往，“搞得我从小到大没朋友。”遭到母亲的训斥后，仍显叛逆的田小龙反而觉得，周世立应该不是坏人。 田小龙随即将母亲的忠告转述给周世立。1月8日，结束考试的田小龙准备从贵阳返京，其母也于当天返回六盘水。据田小龙说，就在“那天上午，在贵阳铭都大酒店，周世立将我强奸”。 案发后，田小龙在房间里遭到周世立的打骂，周要求她到卫生间冲洗身体。田当时不知所措，她记得自己曾在《知音》杂志上看过：出这种事后绝对不能洗澡，以保留作案痕迹。田小龙多年看《知音》杂志，因为田母曾告诉她：《知音》杂志所写均为真事，多看看就不会在社会上吃亏。田小龙万万想不到，自己有一天会从《知音》杂志各种离奇故事中获取经验并保护自己。 被打骂多时后，田还是听从了周逼其冲洗身体的要求。但她小心保留了自己的衣物，并买下床单放入自己背包，“床单已被周洗过，不过痕迹没完全洗掉。”田小龙说，“周还恐吓说自己拍了视频，如果报案就将视频公开。” 恰在此时，田母打电话到酒店，问为何还没走，田说自己很快走。这时，被吓懵的田小龙已经从极度慌乱中逐渐恢复了理智，她告诫自己：一定要冷静，然后报仇。 “我买床单只是为了纪念，绝对不会告你。”为了让周放心，田不得不撒谎保平安。“不稳住他，什么事都可能发生。”田小龙对《凤凰周刊》记者说，“我不能把他逼急了。我在杂志上看到很多奸杀案都是把坏人逼急了，受害人才被杀掉。” 时隔五个月，报案后的田小龙将几近发霉的衣物和床单送交警方做DNA生物鉴定。在田家通过种种渠道的不断施压和敦促下，其鉴定结果在2009年年底终于出来：与周世立的DNA比对完全吻合。 本刊记者就此向周世立电话求证。周回答说，这些痕迹只说明我们有过性关系，但不说明我强奸了田。 周也承认，自己洗过酒店的床单。但对于其他案发细节，他不愿多谈。 省信访局坦言：最好的选择是私了 田小龙的父母很快知悉女儿受到了侮辱和性侵害，但是否报案，他们初期的分歧较大。田万昌坚持要告倒周世立；田母则认为此事很“丢人”，不愿张扬；田小龙则有自己的想法——先尽量多收集证据。 鉴于周世立的省政协常委身份及其广泛的人脉关系，为了避免打草惊蛇，田小龙有意绕过贵州妇联。她曾在云南居住多年，先打电话向云南省妇联求助。根据云南妇联的建议，田购买了录音笔，开始有意与周多次接触并录音。 田小龙录音显示，周与贵州地方多名高官关系颇深，他曾向多位在任高官打牌行贿，并当着田小龙的面对其中某官员破口大骂，斥其“狮子大张口”。在其中一段录音中，周世立称，自己和黄瑶、王某、李某等人打麻将都是在家里打，“输钱给李某，都是每次十几万。” 《凤凰周刊》记者电话向周世立求证其与黄瑶的关系时，周回应说，黄瑶已落马两年，该抓的人都被抓了，但自己却没事，“这足以证明我是清白的。” 由于连续五个月被威胁“要公开裸体视频”，田小龙忍无可忍。2009年6月13日，她觉得自己已拿到足够的证据，但此时的田母仍不愿意女儿将家丑公开。田小龙不得已找到在贵州省国安厅工作的一位阿姨，在她陪同下到贵阳中华北路派出所报案。 田小龙记得报案那天是周末，派出所只有一位值班警察。这位警察看完报案材料后，觉得“周世立太可恨”，甚至怀疑周是否真是政协常委。当天，田小龙控周世立强奸案被立案侦查。 但此后不久，这位值班警察就开始有意回避田家，案件侦查也进展缓慢。田小龙称：“他们对立案肯定后悔得不得了。”为防被恶意撤案，在六盘水市国安部门工作多年的田母称：“谁敢撤案，自己立刻穿警服去上访。”在田小龙父母的坚持下，案件在重重阻力下艰难进行。而田小龙的父母无疑面临巨大压力，贵州省和六盘水市多位官员都曾出面做工作，劝他们“不要影响贵州形象”。 报案后，田小龙身边的亲戚朋友开始受到威胁。她告诉记者，周曾冲到贵州省国安厅，找到陪田小龙报案的那位阿姨，劈头一顿臭骂，并质问：“你凭什么敢带她去报案？！” 多位与田见过面的初高中同学也被警告，甚至包括田多年没见过面的初中同学。一位帮田小龙发帖求助的同学称，他们“刚开始要求我统统删掉，并且说站在他们那边就给我多少多少钱。到后面就恐吓说，如果再发，就叫警察来抓”。田在北京中戏预科班的同学也证实，曾有一些人到学校砸教室门，“要找田小龙。” 此外，警方对此案的侦理并不积极。田曾将周世立威胁她的短信交给贵阳公安机关，但公安机关不愿接收，称“不知道怎么接”。在田后来多次赴京上访后，田被周威胁的这些短信以及她的同学受到威胁的证言，才作为涉案证据被公安机关接收。 2010年7月，已上访将近一年的田小龙精神极度疲惫，情绪激动的她多次声称要在北京自杀。“无奈之下”，六盘水市信访部门两位官员决定陪田与田母到贵州省委办公厅，希望能了解案件进展。 贵州省委一位负责信访的官员接待了他们。但他只收取了上访材料，并未接收周涉嫌行贿的录音。这位官员坦言，最好不要告周行贿之事，周能量很大，否则田可能会很危险，“最好的选择是跟周私了。” 田小龙称，这位官员在好心劝告时，并不知道受害者和她的母亲就站在面前。待知道这一细节后，他顿时瞠目结舌。 戴口罩上访，“不要影响贵州省形象” 看到案件侦查迟迟无果，田小龙在2009年夏天开始进京上访。为此，她错过了当年中戏预科班在北京的考试，学业陷于停滞。 这两年的上访经历，让田小龙开始真正接触社会，认识社会。她说：“之前我被父母保护得太好。以为只要一上访，问题立刻就会解决。” 第一次上访给田留下的印象深刻入骨。那天，她起床有点晚，9点多才来到国家信访局门口，看到前面人“乌泱泱”的一大片，顿时就傻眼了。一位好心的上访老大爷劝她：“姑娘，今天轮不上了，明天你得5点起床才行。” 第二天，田小龙7点多就赶到了国家信访局门口，排名第五。她以为接访人都是“像电视上演的那样”，会非常热情地接待自己，结果却是“冷冰冰的”。出生二十年来，这是田小龙生命中第一次遇到冷脸。 上访期间，田小龙还曾被贵州截访人带走，但接回贵州后并未被拘留或劳教。田小龙直接回家了。她猜测“这可能与我父母的身份有关系”。 与此同时，田的父母在贵州也没闲着，他们通过多方渠道反映情况。 田小龙的母亲在国安系统工作多年。贵州省国安厅相关负责人曾告诉田小龙，国安系统曾多次向省政府反映周世立问题，但省政府回复称“周不是共产党员，管不了。” 贵州省公安厅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工作人员透露，由于此前贵州还没出过官员子女上访的情况，贵州省委常委曾多次开会研究如何解决。而田小龙到国家信访局多次上访后，国家信访局也曾向贵州省信访局下了督办单。省信访局的答复是：只要涉及政协委员的案件均无法处理，可直接联系省政协。省政协则认为，此事应由省信访局处理。 皮球踢来踢去，案件解决无望。2010年1月，田万昌不得已走上前台，带着妻女一起进京上访。此前，六盘水市和贵州省官员曾一再劝阻，希望田万昌不要上访，“不要影响贵州省形象。” 出于身份考虑，上访期间，田万昌和妻子戴上口罩，在街上行走时也刻意与女儿保持距离。但他们多次上访，案情仍难见曙光。 知情人向本刊记者透露，此案已转至贵州省公安厅调查，谨慎考虑，所有相关证据将重新取验。田小龙对此不无担心：所做的DNA比对结果，是否会发生改变？ 在京上访期间，田小龙经常接到周世立的谩骂短信和来历不明的QQ威胁留言。与此同时，也有好心人通过网络发帖指引她如何保护自己并合法上访。一位山东的上访警察曾告诉田，出门不要带手机，“这样不容易被定位。” 田想过的最坏的打算，是父母一起摘掉口罩、公开身份并打出横幅上访，“这样问题可能会快点解决。” 事实上，由于田小龙的上访，田母的工作已受到影响。“全国的维稳工作，我妈妈现在不能参加。”田小龙说。田小龙的小姨供职六盘水市交通局，对于本刊记者的采访要求，她三缄其口不愿多谈。 与此同时，周世立仍在纠缠田小龙。他给田发短信说，自己也要到北京上访。这让田小龙觉得太荒谬，“他能告什么？难道告我强奸他？”周也曾多次打电话，称自己没有田想的那么坏，并要求田为其生孩子，称“处女生的孩子最好。而且你一旦跟别人在一起，就会把我的财运带走”。 “如果是一个好人，你为什么要强奸我？！”田小龙质问。 “你就会说这句话。”周世立说。 如今，与田小龙一起读中戏预科班的同学多已入学，田却一直不敢回学校，她很害怕周会到学校把她抓走。她的父亲田万昌去年做了换肾手术，恢复状况并不理想。为照顾他的健康，田小龙与母亲隐瞒了事件的后续进展，谎称案件已经解决，周世立已被绳之以法，女儿也正在大学顺利读书。 躺在病床上的田万昌以为“这件事算是结束了”。他不知道，女儿仍在北京上访，租住在不用登记身份证的二手出租屋里，每天提心吊担过日子，为了躲避骚扰和威胁，连生病都不敢挂号住院。(应被采访人要求，文中田小龙系化名)

美利坚！人类的希望！ - 4th July 2011

民主颂：献给美国独立纪念日

每年这一天，世界上每个善良而诚实的人都会感到喜悦和光荣；自从世界上诞生了这个新的国家之后，民主和科学才在自由的新世界里种下了根基。一百六十七年，每天每夜，从地球最黑暗的角落也可以望到自由神手里的火炬的光芒，──它使一切受难的人感到温暖，觉得这世界还有希望。

从年幼的时候起，我们就觉得美国是个特别可亲的国家。我们相信，这该不单因为她没有强占过中国的土地，她也没对中国发动过侵略性的战争；更基本地说，中国人对美国的好感，是发源于从美国国民性中发散出来的民主的风度，博大的心怀。

在中国，每个小学生都知道华盛顿的诚实，每个中学生都知道林肯的公正与怛恻，杰弗逊的博大与真诚。这些光辉的名字，在我们国土上已经是一切美德的象征。他们所代表的，也早已经不止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荣誉了。玛克吐温、惠特曼、爱玛生教育了我们这一代。是他们使年青的东方人知道了人的尊严，自由的宝贵；
也是他们，在我们没有民主传统的精神领域里，筑起了在今天使我们可以有效地抗拒了法西斯思想的长城。这一切以心传心的精神道德上的寄与，是不能用数字和价值来计算的。

中国人感谢著“美麦”，感谢著“庚款”，感谢抗战以来的一切一切的寄赠与援助；但是，在这一切之前，之上，美国在民主政治上对落后的中国做了一个示范的先驱，教育了中国人学习华盛顿、学习林肯，学习杰弗逊，使我们懂得了建立一个民主自由的中国需要大胆、公正、诚实。……我们相信，这才是使中美两大民族不论在战时，在战后，一定能够永远地亲密合作的最基本的成因。

我们离得很远。百十年来，我们之间接触著的也还不过是我们两大民族间的极少数极特殊的一部。但，我们坚信，太平洋是不会阻隔我们人民与人民间的交谊的。在患难中，我们的心向往著西方。而在不远的将来，当我们同心协力，消灭了法西斯蒂的暴力之后，为著要在战争上建立了一个现代化的中国，在科学的领域里更有待
于盟邦的援助。在过去，民主润泽了我们的心；在今后，科学将会增长我们的力。让民主与科学成为结合中美两大民族的纽带，光荣将永远属于公正、诚实的民族与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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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名字，全世界所有的僭主听到都会惊慌。有一个名字，一切热爱自由的人民听到都要赞扬。有一个名字，躲在 阴暗中谋杀百姓的歹徒对她咬牙切齿。有一个名字，阳光下渴望和平的人们对她寄予厚望。是她一次又一次的把世界从恶魔手中拯救，是她一次又一次的给予恐惧中的人类希望。

是谁挡住了纳粹的铁蹄？是谁支援了远东的战场？是谁把集中营解放？是谁迫 使日寇投降？是谁将那隔开同胞的高墙推倒？是谁击毙了伊阿独裁流氓？她高举着火炬，在黑暗中指引我们方向！她宣言的真理，时时回响在我们耳旁！虚伪者越是污蔑她虚伪，正直者越是坚定对她的信仰！她的伟大我们一刻不忘！你问 我她长的什么模样？她是炙热通红的火焰，她是宽广蔚蓝的大海，她是纯洁耀眼的白光！你问我她的名？正告你！

美利坚！人类的希望！ 

大吃一惊 原来万恶的旧社会这么好

——民国时期的工人生活水平位居世界前列
作者﹕驭剑长空啸九州
民国时期的工人工资比今天高多了

南昌起义前后，老百姓究竟苦到什么程度？刚好我手边有几本书，其中两本是中共早期革命家的回忆录，一位是张金保，另一位是包惠僧，通过他们的所见所闻，可看出当时的生活状况并不是我们所想像的那样水深火热。

武汉的纺织女工一月30多块大洋

这 两本回忆录对大革命时代的记述，主要是工人运动，那我们便沿着他们的记述往下看吧：张金保曾经担任过第六届中央委员、中央妇委书记。上世纪20年代中期， 她从鄂城乡下来汉口第一纱厂做工，一个月后，“领到半个月的工资——7块大洋，另外半个月的工资被厂里当作押金扣下了。我拿着钱心里高兴极了，因为这意味 着我每个月可以挣14块钱，可以勉强糊口养家。”第二年，张金保一人看管两台织布机，月薪30多块钱。“这样，我的生活好些了，开始有了点积蓄。”

或 许是不能淡化“万恶的旧社会”，否则怎么要起来闹革命呢？所以张金保才这样说“14块钱，可以勉强糊口养家”。而在《银元时代生活史》中，作者陈存仁则毫 无顾忌地说自己在上海当见习医生时，每月薪资虽只8元，但袋中常有铿锵的银元撞击声，使他气概为之一壮，外表飘飘然，“第一个月，吃过用过，口袋中还剩下 5块钱。”与此同时，新成立的上海市公安局，巡警月薪10至13元，巡长16至18元。有趣的是，这种连纺织女工都不如的工资水平，居然比北洋军阀时期的 淞沪警察厅还要高1至2元钱。《银元时代生活史》一书也披露：上海卫生局的一名科长，月薪也不过30元。

你相信吗？一个纺纱女工的工资， 竟然高过巡长和科长！而在当时，物价低廉：据《上海解放前后物价资料汇编》和《上海工人运动史》披露：1927年在上海，二号梗米1石14元，面粉1包 3.30元，切面1斤0.07元，猪肉1斤0.28元，棉花1斤0.48元，煤炭1担0.14元，煤油1斤0.06元，肥皂1块0.05元，香烟1盒 0.036元，茶叶1斤0.23元，活鸡1斤0.37元，鲜蛋1个0.027元，豆油1斤0.19元，食盐1斤0.043元，白糖1斤0.096元，细布 1尺0.107元。原文中的“石”，应为两百斤；1包面粉，应为44斤。

《银元时代生活史》也有类似记载：20年代的上海，大米1担3 到4 个银元，老刀牌烟1包3个铜板，剃头8个铜板，绍兴酒1斤1角钱，臭豆腐干1个铜板买两块。拿了1块钱稿酬，请6、7个同学去吃茶，茶资8个铜板，生煎馒 头、蟹壳黄等各种小吃也才花去20多个铜板。《文化人的经济生活》一书则提到：1929年，每块银元兑换两三百个铜板，一两个铜板可以换一只鸡蛋。

其 他城市，大抵如此。30年代的北平，1银元可买6斤好猪肉，40个猪肉饺子、两碗小米粥、外加一盘白糖，两毛二分钱。在重庆，1936年，大米1斤2分 5，100斤两块5角钱。甘肃农村，抗战前7年，百斤小麦5至3元。汉口方面，1930年，每百斤麻油和鸡蛋的价格约为20元，每斤棉花和猪肉约为3角 钱，1斤鲤鱼不到5分钱，1斤煤油的零售价则长期保持在0.10～0.15元之间。

再看金价——汉口的价格是：1920年，每两38 元，1927年65元；上海可能便宜些：1920年，每两21元，1927年37元。至于地价和住房，除租界和商业区以外都不算昂贵。1928年，上海近 郊的高行、陈行、江湾和杨行的每亩地售价分别为150-100、100-60、1000-70、100-300元。1933年，汉口第六区的最低地价为 84元1亩，第七区的最低地价为90元1亩。

房租价格：上海的石库门一层楼，有电灯、自来水，月租10块钱；住客栈，每一铺位3角5至6 角；纱厂宿舍，月租2到5元不等，两层楼可住10人，自来水由厂方提供，有的还供电，带家眷者，两家分租一层，费用不过1元多；最好的宿舍，为砖瓦结构， 铺地板，长宽500立方尺，容积5000立方尺，有厨房、路灯和下水道，月租6至9元；此外，工人也可租地，结庐而住，半亩地年租金200元，21户人家 分摊，平均下来每户每月8毛钱，当然，环境极差。

又如在北京：“四合院，房租每月仅20圆左右；一间20平米的单身宿舍，月租金4-5圆……鲁迅所购买的西三条胡同21号四合院有好几间房屋和一个小花园，售价国币1,000圆。”

从 20年代中期一直到30年代末，全国物价大体平稳，因粮食丰收，部分农产品还有所下降。工业品方面，由于欧、美、日展开商品竞争，棉布和石油等洋货还降价 促销。如在汉口市场上，1934和1935年，100斤麻油分别只有17.90和14.50元，1斤猪肉分别只有0.29和0.198元，鸡蛋跌幅最大， 几乎跌了一半，而100斤大米也从1926年的7.55元跌倒1933年的4.66元，100斤煤球的零售价，1936年也从过去的1块钱跌到8毛钱左 右。如此同时，地价也随之回落。抗战前，江苏镇海县亩产400斤的农田，售价从1928年的140元跌到70元，亩产300斤的农田则从100元跌到40 元。

包惠僧是湖北黄冈人，参与领导过二七大罢工。他在回忆录中写到：北洋军阀“用一套福利设施的办法笼络员司、麻痹工人，在交通部内设 有铁路员工福利委员会及职工教育委员会，在铁路上也组织了一个员工联谊会，福利机构遍布在各段各厂各站，大的车站，都设有扶轮学校，主办中小学教育，专收 员工子弟，一律免费，每年年终发双薪，季节发奖金，这些小恩小惠从局长员司到工匠为限，小工却沾不到边。”

“初提升的工匠，每月工资不过二十多元，工龄长、技术好的每月可得四、五十元……至于小工和临时工，那就苦极了，从八、九元到十一、二元不等，工作的时间除正规的十小时而外，还要给员司和师傅服役。”

“工匠的生活和工作时间与一般政府机关的中下级职员差不多，比人力车工人、码头工人、纺织工人高得多。小工的工作情况与生活情况就比较苦，他们的工作时间长，收入少，工作还没有保障。”

具体的福利制度，除免费的扶轮学校外，包惠僧没有多谈，但另一本《中国近代史通鉴》则透露了一些：在劳动组合书记部领导之下，京汉铁路的工人也取得一些胜利，如“每年有15天官假休息，一年有两身工作服，60岁退休，工资照发”。

综 合张金保和包惠僧的记述来看，大同小异，即20年代前期和中期，无论是铁路上还是纱厂，工资都不低；不同之处是，张金保没有谈到小工，包惠僧则多次提到。 然而，即使按小工最低工资8块钱，也完全吃得饱饭。在上海当见习医生的陈存仁，同样的月薪，吃了用了，还剩下5块钱呢。包惠僧自己也在书中提到，只要3个 银元，就可以在旅馆包吃包住1个月。

一个小工，年薪可以在汉口买1亩地！

再对比当时物价，你相信吗？一个“苦极了“的小工，年薪竟然可以在汉口买1亩地！至于那些“工作时间长”、“要给员司和师傅服役”的问题，自古皆有，这是小工、学徒入门后的传统陋习，如今仍未绝迹。

工 人的温饱生活，不是个别现象。20年代初期，开滦煤矿工人罢工，要求增加工资，最后劳资双方达成协议，日工资由原来的0.90元增至1.26元，即月薪从 27元涨到37元以上。即使是未涨工资前，矿工的薪水也大大超过警察。铁路工人、煤矿工人、纺织工人，都是人数较多、近代化程度较高的产业工人，他们的收 入状况，对于全国工人阶级而言应该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当然，张金宝是个例，尚不足以说明整个纺织行业。那么，我们再借鉴《青岛党史资料》 第二辑的两个数据：1925年，中国女工平均日工资0.45元；1928年，青岛纱厂女工日工资最高0.73元，最低0.18元，平均0.455元。这两 个数据完全吻合。而1929年，山东各省一等警察队巡长的工资是12元。另据1934年7月1日出版的《劳工月刊》载文指出：目前武汉一般工人的月工资平 均 15元。大多数是女工的第一、裕华、震寰三大纱厂，工人1.5万，工资平均20元。

我们再看看其他劳动阶层的收入水平：1926年 底，武汉国民政府在财政相当困难的情况下，筹措教育经费，将小学教师的月薪增至20个银元以上。1933年，湖北省立第一小学的月薪为39至56元；省立 第一、二、三中学的月薪多在60-80元之间，可买1两黄金。1935年，汉口的金价最高90元，最低76元，上海最高96元，最低77元。

说 完教师，再说店员。汉口过去有家悦昌新绸缎局，营业员工资最低10元，最高40元，一日三餐的伙食由店方提供，早上馒头、稀饭、油条，中午和晚上四菜一 汤，八人一桌，节假日加菜。每年还有两个月例假（学徒除外），下江籍的回家，报销车费。穿衣有津贴，每年多发一个月的本人工资。年终如有盈余，则按16股 分红，店东12股，经理1股，全体职工3股。

老武汉的叶开泰，待遇也不错：学徒三年期满后，月薪10个银元，第二年15个，第三年20 个，全体店员每月发“月费钱”，作为剃头、洗澡、洗衣的费用。每年带薪休假72天，如果没请假，则多发72天的薪水。端午、中秋有奖金，到年终再以各人薪 水为基数进行分红，一般年景，1元薪水可分红4到5毛钱。药店还有基金会，分期存入4个月薪水，切药老师傅吴硕卿告老回乡时，取回本息500多元。

如 果大家对这些资料心存疑虑，那么，就请看看毛泽东的名作《寻乌调查》：杂货店“学徒三年出师后，照规矩要帮老板做一年。他在这一年的开头，就把他在学徒时 期穿的那些破旧衣服不要了，通通换过新的，因为他现在有了些钱用……如果回家去讨老婆呢，那老板除送他十多块的盘费外(他家在远乡的)，还要送他十元以上 的礼物，像京果呀，海味呀等等，使他回家好做酒席。他不讨老婆而只是回家去看看父母呢，如果他是远乡人，就以“盘费”的名义送给他一些钱，盘费数目少也要 拿十多元，多的到二十四、五元。如果是近边人，那末径直送他十几块到二十几块钱。帮做一年之后，正式有了薪俸，头一年四、五十元，第二年五十多元至六十 元。……忠实可靠而又精明能干的先生，老板把生意完全交给他做……赚了钱分红利给先生，赚得多分三成，赚得少两成，再少也要分一成。”

当然，对于这种和谐的劳资关系，一向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毛泽东抨击道：“他们阶级关系原来是那样的模糊”。

寻 乌，太偏远了，位于闽粤赣边境的深山里，我们还是以大城市作例证吧。到1933年，上海工人的月工资一般为20元，双职工家庭年收入为400元以上。技术 工人、小学教师、医护人员等家庭的月收入超过50元，达到小康水平；中级职员、工程师、中学教员、医生、记者、作家、律师和一般演员的家庭，月收入一、二 百元以上，则进入中产阶层。

再想想当今大陆之现状……